主题：这次经济会议，先立后破， -- lanlong

我在别处看到过很多空谈误国的人，总是在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发表一些类似“发泄”的观点。

我当然是支持毛主席的，但我认为他老人家的务实主义和他的理想主义同样重要，而网上那些人从来避谈务实的东西。

本来对这些人我也没啥意见，但这种行为和我键政的方向突然发生了冲突。

比如像我这样的人，估计在社会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不认同尊尊但不想推墙的，既不认同他能力也不认同他道德。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国家能换上“德才配位”的人来领导，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然后在现有基础上搞真正的优化（不是被本届用成贬义词的“优化”）。

然而另外一批人，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总是要宣传一种把体系整个推倒的神奇理论，细节什么都说不出来，还要拉毛主席当挡箭牌，绑架毛主席。

有这种人在，社会上要么就是“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人，要么就是恶毒诅咒毛主席的推墙党。就导致正常的、现实的、不激进的声音根本发不出来，然后国家继续滑向精神分裂的深渊。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假设一尊真的走的是你说的路，还走得特别顺利，那最终的愿景是怎样的？我们和不和外国人通商？允不允许私营企业？大学生想创业是向发改委打报告申请资金还是干脆不允许？允不允许老百姓去街上卖白菜萝卜？

国有企业赚的钱怎么分？全部上缴国库还是分给老百姓？是用股份制分红来分，还是让一尊安排的人来分？这份巨大的利益和巨大的权力谁来监督？

发一千在“建议发钱河友方阵”队伍里面属于后三排的，大家一般都是建议发1-10万的。发一千还是消费券，我当然没啥好反对的，这个金额甚至不必特设一个会计科目，手紧一紧就出来了。广东省正在发，各省政府也是贫富不均的，实操起来还要讨论。那还是聊聊发一万的吧，总金额14万亿的话，这个钱是要入账的，或许叫做特别国债。

第一，咱不能学美国，他是末日狂奔，咱们是乳虎啸谷，他是已经彻底不去想债怎么还了。

第二，不管怎么粉饰，借债消费本质上就是寅吃卯粮。现在是什么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刻”了吗？寅吃卯粮必要性在哪里？现在虽然是信用货币，但是也有要么寅时省着吃要么卯时省着吃二选一的。

实际1941年，延安边区经济困难的时候。有老农骂教员的时候，延安边区和教员是怎么处理的？把敢骂的老农抓起来？ 西西河里的伪左，基本就是教员举的反面例子的集合。

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

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

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

我们翻开毛泽东选集，皖南事变后，除了教员对皖南事变态度，对国民党态度和对苏联，国际局势一类的文章外。1941年根据地经济困难后的文章是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 整顿党的作风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反对党八股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五月）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精兵简政） （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⑶，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改造我们的学习

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有成绩的，是得到全国人民赞成的。但是也有缺点。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整顿党的作风

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

反对党八股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⑺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⑹。

中央政府作为最终购买者必须购买多余的供给，以维持经济平衡。

解读一下这句话：

资产阶级操纵的中央政府向全部居民（主要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可以逃税）强制征税，利用税收所得向资产阶级控制的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本质上是强买强卖，强迫无产阶级被二次剥削。

谈党项就不能只谈李继迁。

党项作为一个被吐蕃赶跑的部族，没有唐王朝的安置，早就身死族灭了。身处汉族环绕的黄土高原，内部没点儿凝聚力，也早就身死族灭了。

所以唐末乱世，拓跋思恭就能举族勤王。以功劳获得唐王朝的节度使任命，并且得到唐王朝的赐国姓李。甚至可以宣称自己是唐王朝宗室。

有中央政府的政治背书，是为天时。

有数百年黄土高原统治及经营的经验，是为地利。

有农牧杂处的生产环境，有作为大唐正规军的装备和作战经验，有继承自唐王朝的武器制造积累，是为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每一项都是数百年的积累。

并且论法统，定难军节度使本来就跟宋州节度使是平级，大汴政权作为大唐篡逆者的继承人，本身法统就不足。别说大汴，五代十国除了后唐可以在宣称上压党项一头，别的都不如。

所以党项不存在“反”大汴，因为大汴就是一个托名大一统政权的割据政权，只不过比什么吴蜀地盘大一些而已。

回到李摘瓜这件事儿上，他哪儿配跟拓拨思恭家族相提并论？

他有中央政权的背书？封过他一个乡岗节度使的任命？

不管这个任命是中国的还是带英的，他拿得出来？

翻译官和土皇帝节度使之间，还隔着踏马的十万八千里呢。

他有一个统治了几百年的部落，整个部落都把他当头人/酋长/可汗？

还是说他手里有一支效忠于他的武装力量？手里有军火工业？

稻友的绝望，河友们都看在眼里，稻家的势力，那是江河日下，稻友们的哀嚎，那是荒腔走板。

这个时候稻友就跟历史上无数冢中枯骨一样，总希望能拉拢几个街头泼皮，来实现自己翻身的希望。

没有用的，李摘瓜连泼皮都不如，属于泼皮都能绑架儿子的肥猪，属于被带英卸磨杀驴，流放到安南的丧家犬。

稻友指望舔一下丧家犬李摘瓜的沟子，就能变天，病急乱投医哦。

李摘瓜家族有李思恭家族万分之一的实力，带英也得给它一条世袭的狗爵位啊。

黑白分明的事，不是你想让它灰就能灰。

发消费券不是寅吃卯粮，因为多发的消费券，刺激了闲置产能，把本来在紧缩的经济状态下被浪费的产能利用了起来，等于把因为政策紧缩浪费的产能变成了物质财富，然后这个物质财富被老百姓享用，这是用消费券增加了全民福利，不是寅吃卯粮，你应该学习一下我上个帖子里转帖的主席的文章：没有经济，就没有财政。

鼓吹发钱河友方队中， @独立寒秋 河友是最早提出的一批。

金额标的小？钓鱼工程没听过吧？

货币这些只不过是经济的外在反应。重要的是西方的那一套规则罢了，如果你武力足够强，直接把他们那个台子拆了，他们原来的那一套就是一堆破烂，啥都不算。

那么重要的是啥，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才和生产能力。这个是我们的优势，是我们发行货币的底气。

其实美西方他们自己心里很清楚，现在不是金银本位时代，是科技生产力本位时代，论这个我们目前是数倍于外国，美西方有那么一点点，他们之所以看着还是那个样子，只不过是原来他们搞的那一套秩序在维护着他们，如果我们把这套秩序给废了，他们马上就得回归到真实的状态。我原来有个基本的模型：以英国为例，英国的经济规模只有中国的26分之一，以此来计算美西方整体的GDP，大致上英、美、日、德、法是：1+7.5+2+1.8+1.5=13.8。按照这个来评估各国的GDP，那么他们的日子马上显示出应该有的水平。

所以我说，美西方已经没有了本钱，本钱都在我们这，他们只有一个糊弄全世界的秩序和早已维持不了这个秩序的虚幻武力。即使现在美国把1万枚核弹都打出来，他们依然会全部被消灭。没有别的，因为这天下本来就是我们的，看看湖北到四川，云贵高原、四川到西藏那些公路高速挖了多少洞，里面能存放多少机动式的洲际导弹，就能知道即使美国1万枚核弹打来，我们即使等着美国把核弹打完，一样能把美国彻底消灭个干干净净的，一点都不耽误中国人全世界追杀干净美国人。

不要被美西方这个表面上豪华的台子迷惑了，他们没有那个实力维持了，戏他们也没有了剧本，下面看戏的秩序也维持不了，是时候退出了，美西方现在就是缺乏一场巨大的军事冲突，我们需要这场冲突来让美西方体面地收场下台退出。这是对全人类最好的解决方法。

最后你说的那些金融啊，经济啊，都不是个事，现在需要的挑战，就是要把美国为首的西方那摇摇欲坠的台子给踢了，把他们所谓的以实力为基础秩序的大企业拿下来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踩在脚下。

跪久了，膝盖生根了，再也站不起来了。。。。。

日本随后采取了坚壁清野的三光政策，陕甘宁边区财政空前困难，确实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非常时期用非常之举，与我的观点相符。

今天的情形显然不适合套用1942年的做法，莫非你觉得今天就是国将不国的“非常时期”？

最后，你建议发消费券，并没有人反对这么做，政府也正在发，我也刚刚领取了，这有什么好讨论的？

尊尊可以说是毛主席说到的反面教材的集合，把国家搞得官僚主义、媚上主义横行，无能之辈当道。这么个人还没事干老蹭毛主席，下面再鼓捣一些鹰犬在那里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说些极端的话。

这根本就是对毛主席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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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有个电影叫《1921》，说是要用年轻人的视角来代入那个时代。

我想想的确是这个道理，当年的年轻人一定是带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去加入共产党的，在那个政局黑暗、前途渺茫的时代，那么多人还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加入共产党，足以说明社会从来不缺少积极的力量。

长者都多大的人了，在华莱士采访里唱《毕业歌》，这就是当年的理想主义在一个人心中留下的烙印。

长者说他本来打算去大学教书，后来收到任命，念了两句诗，还是去了。我认为是可信的，像他这样的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者，真的未必喜欢官僚体系，真的未必不向往在学校里做学问。

所以这样的长者，从来不怕老百姓，敢于直接走到学生们中间和大家高谈阔论，又敢于“以长者的身份”对香港记者讲两句。

而尊尊呢？基本可以说是官僚体制糟粕的集大成者。我们看看国外、看看古代，官僚主义不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吗？

宦官奸佞当道、有能力的人都被排挤、堂而皇之搞一言堂，以及最最重要的：能力极为糟糕。

如果这都不算官僚主义，那世界上还有官僚主义吗？

这些都是毛主席这样的革命者最反对的东西，也是所有理想主义者最反对的东西。如果毛主席看到尊尊，估计能把尊尊骂得无地自容。

到了反右的时候，就全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