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天天搁这满嘴跑火车，历史事实可以否认，甚至连河友的发言他都可以随意编造，然后在那一脸正义状地编。这种人在河里就是一粒老鼠屎，连诚实这种人的基本品质他都不具备，说的话有一句可信性吗？

不光撒谎成性，还脸皮厚。自己编的谎言被人揭穿了还能脸不红地在那继续硬杠。

不光是撒谎成性，脸皮厚，还心思恶毒。比如编造我大骂方平的谎言，还故意说方平是讨好我，结果被我大骂后还得忍着。就这么一句话，一石二鸟，我们两个人在他笔下成为了两个小人：一个恩将仇报对讨好自己的人破口大骂，另一个奴颜婢膝拍马碰到一鼻子灰。但他这说的是事实吗？不是完全都是他自己在那编出来的吗？

这种小人怎么好意思在这里待呢？

寄河友从未骂过我。

下河聊个天，在某些事上观点不合，言语冲突有时候难以避免。

寄河友的文风，比较坦直，言必有据。您对文革的态度或者说情感，我完全理解。

我非常不希望您与寄河友，因为由我引发的误会，彼此冲突升级。

希望老河友能够理解，能够体谅。感谢！

真的是书缝里看出门道。

义务兵，如果提干，一般得送到军校学习一年至少半年。而杨当年并没有，而是义务兵三年服役期满三个月后，直接进了军转班，出来就是干部。只能说明他在服役期间至少立过两次三等功（或者等同于三等功的奖励），甚至一个二等功 ---- 这是提干的标准。

考虑到他当年服役的地区是在新疆，当时疆独势力猖獗，这就更可以理解了。

以上纯属个人猜测。

当时江朱李三党角力，神仙打架，各个马仔遭殃。庄、赖当时身份特别复杂凌乱，抹黑洗白各种唱调都有。当时互联网初兴，看到有关赖的一些小道报道，我都不敢继续点击读下去。

回到过去？你怎么不问他们愿不愿意回到大唐盛汉呢？

生产力进步了，不等于社会更公平，分配更合理；不等于会自动产生促使生产力发展更有后劲的生产关系。人们怀念和主张的是毛时代的公平合理和主人翁地位——这个，是无论任何时代，过去现在和将来，只要有人类的存在，就必然产生的政治诉求。

顺便说一句，阁下的唯生产力论在主席时代是需要帮助进步的对象。

也建议阁下再次重读，再对比一下当下社会现状，也许下结论会更负责一点。

还是小集团的利益。

主席把利益让渡给人民，教导这大多数人争取自身利益，于是成就了旷古绝今的伟大事业。

谁更懂权力？

如果是服役期满，因立功义务兵提干，不可能提干就转业，这不符合规定。提干当年不允许转业是死规定。

除此之外，就是部队编制调整，整体转业，这个很正常。但看他服役部队，解放军36107部队战士，番号不说了，不涉及这个问题。另一种可能就是因伤病不适合留营，直接转业地方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1949年到1976年，新中国比沙俄不知道好多少了，如果按照苏联的发展规律和方式，新中国再等十年1986年，能发展成啥样子啊。

没有经过战争啊，那效果岂不是很好啊？

当然，用华国锋模式、苏联模式也会发展进步，但是能不能过苏联解体也不好说。

按理说，也是有可能渡过的吧，毕竟苏联中国国情不同。

至于物质问题，呵呵呵，他们有一个虚假的设定嘛，就是中国经济始终不增长啊，这怎么可能呢？

还有1980年、1990年两个点开始中国经济是下降的啊。缓了一段时间才增长的啊。

所以怕什么呢？没想通罢了。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好说，可以说服他们，反正烂命一条，干就是了。

到了太平时代，就不能召集追随者了。权力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教员能给底层更多的权利，而其他路线不行，因此教员的权力是理论上稳定的，但他的直接支持者不足。因此到了文革时代，教员只能用个人崇拜，绕过官僚体系，号召底层起来支持自己。很明显，中上层支持不足。

稻公懂权力，真不是瞎说的。出山第一刀，砍向高考；第二刀，平反一风吹； 第三刀，砍向教员的民族政策；第四刀，砍向中下层干部，把他们变成三种人，镇压；第五刀，砍向人民公社，分田到户； 第六刀，砍向国企， 肥了官僚子弟。

有这六刀，他就自称中国人民的儿子了。中国人民是天，他就是自称天子了。。。。。。

如果说稻公不懂权力，上下五千年，比他更懂的，不超过5个人。

什么东西！

我是真的新进，以前总是听说，但是就是从“真历啊”，才开始进河的。

至于某些人，呵呵。

什么叫初步？能明确否认不？别心虚。

没有你陈王的今天。

因不是认证用户，不能宝推，但恨不能万推二位上面的几个帖子。

其实心中思量过杨将来可能的去处，军队出身，擅长维稳，还曾主政一方。

并非和您抬杠，只是想写一下自己的想法，言语之间如有冒犯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1.

您的这个说法让我想起了温铁军对土改和大下岗的见解。既然你您提到了苏联的情况，那我想提一句文革之前的中苏论战并不是只为了“打口水战”，它也从理论上开始了对修正主义的批驳，时间在文革之前，操刀者除了康生还有邓天尊。

至于轻重工业的发展比例问题，其实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就指出“过去安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并说“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重工业要为轻、农服务”。邓天尊在1963年在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也明确说“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从长远看会发展得好一些、快一些”。

2.

毛主席、张春桥等人都从来没有想过“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都知道毛主席说过的“七八年来一次”可见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所谓“一劳永逸”，原因就是阶级斗争从来都是无比尖锐的、非常复杂的，张春桥曾说：“有些本来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思想却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没有精神准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缺乏认识，对于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会一步步地抵触甚至反对。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要限制他们所喜欢的那个资产阶级法权，同他们留恋的那些孔孟之道、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博爱之类的旧传统观念决裂，使他们很反感。他们总是喜欢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按照地主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他们十分害怕社会主义革命到他们的头上，打碎他们的那一套坛坛罐罐，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失掉什么。正因为他们背着这这么多沉重的包袱，因此，在革命中总是摇摇摆摆，容易接受修正主义，不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就脱离了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现在有些刚刚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迫不及待地要算文革的帐，翻文革的案，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走资派形成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一句自由主义者的“人性论”就能概括的。所以才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则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保护资产阶级的土壤，为最终消灭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要搞这样的革命，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样的论断。

至于群众监督，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复杂国情的国家来说当然不可能100%的解决所有问题，但群众监督是当时国情下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最佳办法了，试想不靠群众监督难道要靠官僚监督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应该否定群众监督而是应该在群众监督的基础上去探索在群众路线中更好的解决方式。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要走的必然是群众路线而不是官僚路线。

3.

可能在一些人眼中我属于“赞赏文革”的人，但我认为文革不是二维码不需要去费心赢得谁的赞赏，我们后来人需要做的不是对它评头论足是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包括对改开也是应该有更多历史性的思考而非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而经济基础是不能等同于物质基础的，它的定义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包括了所有制形式、交换形式、分配形式）的总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有互相关系的，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独立存在更不可能隔空补位缝合。

至于邓天尊“顺应时代发展生产力确实是大势所趋”的问题，恕我直言这种叙事方式不免落入了毛主席批判的“唯生产力论”的窠臼，更何况生产力一旦真正发展起来落后的生产关系也是要得到改变的。

若是要我回答是否“真的愿意回去吗”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愿意，而且是非常愿意。

我之前在河里简单说过自己的情况，可能在一些人看来现在我也算个所谓的“成功人士”，从事着自己还算喜欢的工作，生活也算安稳自在。我在这栋楼里谈过我的母亲——一个在大下岗中被抛弃了的优秀工人，所以如果身在一共不出意外的话我可能也会成为像她一样“能顶半边天”的普通女工，和一个工人或农民或战士组建家庭，那样的话我的生活会比现在要“单调平淡”（是的，我是一个女儿身）。如果我不知道一共时期的工农曾经做过中华大地的主人，那我也许只会是“叶公好龙”的一员，但在我了解一共这个共和国的光辉时代再对比二共之后的工农现状之后，我就发自内心地对一共致以崇敬之情。

但我不会沉迷在一味怀旧的低迷情绪中，我会带着对一共的这份情感继续前行，因为我相信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一定能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去亲手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时代，比一共还要美好的时代。也许，我、我们看不到这一天的到来，但我对这一天的到来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哪怕是丝毫的怀疑都没有。我想，只要能为这一天的到来能够尽自己那微不足道的一小份力也就无愧我心了。

寒星的意思也不是反对文革，只是认为文革是失败的，而所谓的“群众监督”，在有史以来的群众权力最大的文革中也证明了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

文革的矛盾性在于，群众如果是从上至下发动起来的话，群众的自我性就很小。这个时候就不光是看领袖的了，还要看组织的引导性；而要群众彻底性发挥动能，只能是自发性的从下至上，但那样一来，就变成“政治大革命”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