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海雯娜在微博上支持大麻像极了三年前某些人支持共存的样子 -- 亮子

1966年6月16日，是毛主席继1959年以后第二次回故乡。

此次毛主席回乡是“绝对保密的”，就连刘少奇等也只是知道毛主席到了湖南，却不知道他住在何处，甚至连江青也摸不清方向。但是可以看出毛主席是有心事的，他在思考着一些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以外，就是思考问题。

毛泽东这次来到滴水洞，带的东西除了换洗衣服外，其余都是书。

虽然有些毛主席的信件来往，以及批阅的文件我们都无从得知，但是毛主席在滴水洞的一些趣事可以分享给大家。

6月28日早晨，毛泽东准备离开滴水洞。那天，湖南省委同志70多人前来送行。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询问毛泽东，“主席，这次你在这里住了这么久，是否让报纸、电台向外界发个消息。”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回来时都没有跟乡亲们打招呼，他们都不知道我回来了，现在还发什么消息？”说完，毛泽东跟大家一一握手道别。廖时雨当时是滴水洞管理员，毛泽东跟他握手时说：“你要把房子管好啊，我还要回来的。”

“我还要回来的”，这句话饱含了毛泽东对故乡的真实情感。汽车发动了，大家都在等待毛泽东上车。突然，毛泽东说：“你们都走啊，我还要进去休息一下。”

说完，毛泽东独自走进一号楼前厅，在椅子上默默坐下来。工作人员知道毛泽东可能舍不得这里的一草一木，大家给他泡了一杯茶，还摘了几个桃子洗后放在他面前桌子上。毛泽东不想吃，这时有人说：“主席，这是从您居住房子旁那颗桃树上摘下来的，味道很好，下次可能就难吃到了。”

毛泽东一听，一连吃了好几个，还让工作人员摘一些带到长沙去。休息了一会，毛泽东站起来，绕着一号楼走了一圈，仔细看了一遍，依依不舍地上了车。汽车从滴水洞开出来后，速度很慢，不久停在了毛氏宗祠门口。

毛泽东没有下车，只见他拉开车帘，向着祠堂深深凝视。39年前，毛泽东回韶山考察农民运动时，就在毛氏宗祠里慷慨陈词，“各位，30年后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各位父老乡亲们！”

不一会儿，汽车开动了，离开了韶山冲。在汽车驶出韶山冲的那一刻，毛泽东喃喃自语，“还是走吧，我也身不由己呐！”毛泽东没想到，这句话成为他跟家乡的诀别之语，而这一别就是一生。

当天晚上，毛泽东到了武汉，住进东湖宾馆一号楼。用毛泽东话来说，就是：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7月16日，毛泽东横渡长江。当天武汉大学学生也在横渡长江，当大家看到毛泽东来了，顿时现场一片欢腾。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畅游长江，时长1小时5分钟。

上岸后，毛泽东对身边人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7月18日，毛泽东结束视察回到北京。

在武汉期间，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含蓄地提到了在滴水洞的隐居生活，“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即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即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太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毛泽东对会议的议题、文件作了具体指示和安排。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外地，刘少奇主持会议，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76人，其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组”（即会后正式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江青、张春桥等8人。会议有两大主要议题。主要议题之一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二，是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并亲自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6日，会议通过这一通知（这一文件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后，从全局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此正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美共的“红孩儿们”

时间：2022-12-18 12:50:03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原创文章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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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看过一个录像片，片名叫做《左派的孩子们》，内容是美国共产党老一辈领导人和著名活动家的孩子回忆他们的童年生活。在美共近乎销声匿迹的今天，看看这些左派的孩子们有过什么样的童年，这种童年在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又留下了什么样的影响，很有发人深省之处。

这些人的父母亲是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活跃在美国左派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如美共总书记尤金·丹尼斯，美共在南加州、波士顿和芝加哥的领导人琼·海雷、萨哈罗夫、霍罗维兹等。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他们的家庭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气氛，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了在家中举行的党的会议、堆到天花板的党的文件、络绎不绝的来客和一夜响到天亮的打字机键盘的声音。

1936年6月24日，美国共产党在曼哈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场景。

最让他们觉得兴奋的是跟着大人出席那些党的大会，当父母在前台演说和辩论时，孩子们有的半懂不懂地听，有的在后台玩耍，吃东西，在人堆中打打闹闹，很像社区教会举办活动时的情形。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难怪要被称为“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了。

党组织就是社区

这些“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他们生活的环境与众不同，党组织就是他们的社区，父母以外的党员干部都叫叔叔阿姨。美共的成员常常在同一块地方买房子或租房子，在这块地方用党的语言和组织方式创造出一个和外面不同的环境。对于那些和左派格格不入的邻居，他们称自己为“进步人士”，决不暴露自己的美共身份。

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他们把这块地方称作“社区中的社区”。他们相信自己的父母和那些叔叔阿姨们都是世界上最好最善良的人，他们在为穷人谋幸福。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说要有远大的志向，知道世界的未来是属于自己的。

美共芝加哥分部领导人霍罗维兹的儿子回忆说：“我很小就知道将来要把世界改造成我们的家园，把世界变得更好，我们的文化也要占领一切地方”。他跟父亲散步時，父亲指着路牌对他说，这些路名都是开发这里的地产商的名字，革命后他们要重新给马路起名。于是父亲就让他为每条马路将来应该叫什么而出主意，这成了他们经常的游戏和消遣。

这种“将来的天下是我们的，是党的”的意识在每个“裹红色尿布”的孩子心中都是扎了根的。美共总书记丹尼斯的儿子小丹尼斯回忆说，当年他跟父亲一起参加“五一”节的群众大会，骄傲站在父亲身边，听他那激动人心的演说，看他挥动有力的双臂，再看下面成百上千的群众在跟着欢呼，这时他虽然还小，也不懂父亲究竟在说什么，但只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很多孩子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参加了政治活动：挨家挨户分发宣传品、敲门为政治活动收集签名。

美共南加州领导人琼·海雷（Dorothy Healey）是个有名的女共产党活动家，聪明、美貌，有很多崇拜者。她儿子回忆说，小时候每次跟妈妈出去，同志们都会开玩笑地说他将来也一定会是个出色的共产党领导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孩子们自然而然地培养起一种“我们”意识。“我们”虽然住在某一块地方，但却另有自己的社区；“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有远大的未来；“我们”甚至自有一套说话的方式和特别的术语。从小就生活在强烈的政治气氛中，懂事起就有鲜明的“我们”身份认同和“得天下”的群体意识，参加那些热热闹闹的政治活动，这些都让这些孩子觉得与众不同、兴奋和骄傲。

在美亲苏带来的尴尬

当年密切监视美共活动的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埃德加·胡佛曾经说：“共产党不是一个政党。共产党是一种生活方式。共产党人是在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的父母都想训练他们的子女成为狂热的共产党人。”他指的就是这些“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们。

但是﹐这种“裹红色尿布”的生活也常常充满了困惑和苦恼﹐这一点他们也从小就已经感觉到了。例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党内的派别斗争错综复杂﹐美共既是共产国际的分部﹐又受苏联直接控制﹐美共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常常面临“站队”和“跟风”的问题，即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要搞清楚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究竟谁当家。是跟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还是服从斯大林﹐弄得不巧就会身败名裂﹐被自己过去的同志视为死敌。

另一个麻烦是必须时刻和苏联摇来摆去的政策保持一致。例如﹐从1933年到1939年8月﹐反法西斯是政治正确的﹐因为苏联当时的外交政策是反法西斯。从1939年9月到1941年5月﹐不反法西斯是政治正确的﹐因为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斯大林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把酒言欢。从1941年6月开始﹐反法西斯又变成政治正确的了﹐因为德国进攻了苏联﹐反法西斯是为了保卫苏联。一切为了苏联，一切听从苏联，一切以苏联的名义，美共似乎完全成了国中之国，是美利坚的苏维埃。每一次这样的脑筋急转弯﹐在美共内部都引起不解和混乱﹐“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们也分享了他们父母的惶恐不安和无所适从。

美共的黄金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当时苏联是美国的盟友﹐保卫苏联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一致﹐很多美共成员觉得可以扬眉吐气地宣传共产主义了。在那个时期美共成员发展到了将近7万人，然而好景不长﹐二次大战结束后﹐冷战开始了﹐美苏成了敌人﹐美共的日子开始变得越来越难过了。到了50年代初﹐美国参议员麦卡锡搞反共扩大化﹐美共党员成为主要对象。大批美共党员除了少数入狱外﹐或是被迫去法庭作证﹐或是宣布退党﹐或者起码丢掉了工作﹐失去了中产阶级的地位﹐只好卖掉房产﹐到低收入家庭居住区去租房子﹐去餐馆打工维持生计。

“裹红色尿布”长大的孩子们也受父母的影响。他们看着自己父母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看着电视转播他们在法庭上的作证﹐听着那些说美共为苏联利益服务的指控﹐感觉到周围那些充满敌意的眼睛﹐不由得心惊肉跳。很多人回忆说当时正是自己开始交异性朋友的时候﹐而对方常常在父母的反对下和自己断绝来往。最凄惨的是坐火车去监狱探望被关押的父母亲﹐那是他们终身难忘的经历。

许多“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们把他们父母的遭遇看成是在冷战气氛和麦卡锡反苏反共狂热下受的迫害。但是，麦卡锡反共扩大化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在冷战和两大阵营的对立下，可以公开活动的美共确实成了苏联利益的工具﹐是苏联利用美共从事渗透或刺探情报的组织。美共在美国可以公开活动（虽然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它的公开纲领就是拥护苏联，要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实现苏联号召的共产主义，所以它本身就是冷战的一部分。美共的这个性质其实从一开始在共产国际策划下成立时就明确的，不过到了冷战时期更引人注目罢了。

1951年6月20日，美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和领导人在纽约被警察带走，当时美共因涉嫌间谍案，大量被调查质询。

重要的是﹐反蘇在美国也决不是美国一小撮右派政客的阴谋或煽动。例如40年代末当美共在纽约举行五一游行时﹐纽约工人举行10万人反游行﹐在数量和气势上远远压倒了美共的游行。一些“裹红色尿布”的孩子回忆说﹕比自己的父母亲被审判和投入监狱更让他们震惊和伤心的是﹐在那些高举反共标语牌的游行队伍中﹐在那些被警察强行隔在大街另一边朝美共的游行集会大声叫骂的人群中﹐绝大多数是蓝领阶层。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校园中他们才听到一些让他们安慰的声音。

“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们对此十分不解﹐因为他们一直被教育说美共是代表了无产阶级利益的﹐而知识分子是中小资产阶级。但在美国的社会现实中﹐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却是反美共的主力军。其实不光是美国工人，美共在美国被认为是最受压迫的黑人中也毫无影响。美共曾经在30年代大危机中企图在黑人中发展成员，黑人激进分子可能对美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感兴趣，但一当美共言归正传，要他们加入组织推翻这个制度建立另一个制度时，他们往往就摇头摆手：伙计，这活儿我们不干，你们好自为之。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黑人主流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从未发展到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全面否定并让他们加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地步；相反，他们基本是宪制派。马丁·路德·金的美国梦不是一个随他解释的乌托邦，而是要真正实现美国宪法对所有美国人的许诺。

放弃与坚持

在遭受了50年代早期的严重挫折后﹐50年代中期美共又受到两次致命的打击。第一次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20年前的“大清洗”﹐这使得很多美共党员丧失了对苏联的信仰；第二次是同一年苏联集团出兵匈牙利，镇压那里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运动。

经过这两次事件后﹐苏联和美共在美国声名扫地﹐很多在麦卡锡“白色恐怖”下坚持下来的美共党员退了党﹐包括一些“裹红色尿布”孩子的父母﹐他们曾经是美共的领导和中坚，追随美共二十多年。他们不但退了党﹐而且换了工作﹐搬了家﹐和原来的朋友及社会关系断绝交往﹐从头开始新生活。

因此﹐对美共和美国左派最大的打击﹐并不是麦卡锡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

上面提到的那个女革命家琼·海雷的人生历程就说明了这一点。海雷的家庭背景是匈牙利的犹太裔，1910年代来到美国。对美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会知道，世纪之交来自东欧的犹太裔移民是美国左派和美共的主要人力资源，很多著名的活动家都有这个背景。一次大战中他们反战，一次大战后他们拥护苏俄。这个族群的意识形态特征是如此突出，以至美国政府在1919年时将一大批这样的移民（有的来自东欧但不一定是犹太裔）装上轮船送到他们心目中的祖国苏俄。

海雷在政治气氛浓厚的东欧犹太人社区成长，少女时期就辍学参加革命，高中都没念完，可以说是从少先队干起。30年代时，美共在南加州洛杉矶地区的组织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其活动由她组织。1951年在麦卡锡主义时期她被法庭以企图颠覆美国制度的罪名判5年，罚款一万美元。她不服上诉，说自己只是遵照美国宪法中保证的言论自由，从未有任何暴力行动和计划。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她的案件作了裁决，推翻地方法庭的判决。

但1956年的两件事加在一起，使得海雷改变了对苏共和美共的看法（海雷的匈牙利背景，沙俄在19世纪的欧洲充当专制主义的宪兵的历史，这些对海雷有一定影响）。此后，虽然她从未声明放弃共产主义立场，但已和美共从貌合神离到分道扬镳，她要做一个独立的党外共产主义者。后来她在60年代兴起的女权运动中重新为自己的政治热情找到了献身对象。

当然﹐也有很多美共干部没有随波逐流。美共总书记丹尼斯在麦卡锡时期被判刑，蹲了五年班房后被释放。他的儿子小丹尼斯回忆说﹐父亲恢复自由后立刻找到党﹐接上了组织关系。但面对面目全非的世界和分崩离析的党组织﹐他再也找不回当年振臂一呼、万众欢腾的感觉﹐整天眉头紧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后来被送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小丹尼斯——那时他已长大成人——看着父亲整天从这面墙踱步到那一面墙。终于有一天，他停下脚步，严肃地要儿子答应他一件事﹕将来一定要做一个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