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农民养老的实际收入 -- HAL

应该让年轻人进城打工，还是让他们留在农村种田修水利？

哪个公社不是热烈欢迎招工？

团结、联合两渠共开挖土石方428.68万立方米。浆砌条石95.4万立方，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1.34万立方米，用工日2447.75万个，投资3150万元，其中国家投资850万元，县投资 127.13万元，社队自筹 85 万元，投劳折资 2087．87 万元。

两渠的修建均系民办公助，因资金不足、材料紧缺、设备简陋，施工多用土法。

从团结渠灌区与地形、土壤等条件相同的非灌区——东联乡粮食亩产比较，1980 年灌区比非灌区每亩多产粮食 126 斤，增产 14．08 % 。

（2022年4月）当前正值春耕春播的大好时节，记者在大安区采访看到。。。开启闸门，通过威远县境内50公里长的团结渠向大安灌区输水，长沙坝和葫芦口两水库的湖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大安灌区，滋润着境内5.1万亩的农田。

“前段时间天干，团结渠为我们灌区放水及时。”4月13日，团结镇高坎村8组村民徐树明在刚刚灌满的水田里，忙着用助耕机为家里的4亩包产地犁田、耙田，准备插秧，他告诉记者，今年自己家这几块田可以实现满栽满插。

你的意思是让公社办厂？这样农民既可以在公社打工，又可以留在农村种田修水利？

一个人同时打两份工？这样打工跟种田就不矛盾了？

你是不是对农民狠了一点？

但能被招工的只是少数，多数人还是留下来，所以农闲时要修水利。

水库建设年代表（1949—1976）

　　建 设 大型水库 中型水库 小型水库 合计

　　年 代 （座） （座） （座） （座）

　　1949年前 6 17 1200 1223

　　1949－1957年 19 60 1000 1079

　　1958－1965年 210 1200 44000 45410

　　1966－1976年 73 850 37000 37923

　　总 计 308 2127 83200 85635

　　(1)人民公社与包产到户的粮食产量对比。

人民公社1984年解体。

如果以人民公社为界限，粮食总产量的对比就应当以1983年为分界限。

198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3.8728亿吨，为1949年粮食总产量1.132亿吨的3.48倍，年均增长3.68%；为1962年1.6亿吨（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也称《农村六十条》正式颁布，人民公社体制正式确立）的2.42倍，年均增长4.29%。

可见，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尽管缺化肥、少良种（无袁隆平等育种专家的杂交水稻）等，粮食生产仍快速发展。

200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5.015亿吨，为1983年3.8728亿吨的1.294倍，年均增长1.08%（1985年—1995年11年年均递增仅1.2%。1979年—2000年年均递增1.91%。）

另外，1984年—2007年粮食产量的波动大于1962年—1983年。

　　1985到1988年（即取消公社的第二年）出现了改革后第一次粮食大幅度减产，1985年粮食产量回落到3.79108亿吨水平（低于1983年水平），比上年减产6.9%。

1985年到1988年，四年粮食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为—0.29%。

1991—1994年这四年粮食产量在4.3亿吨到4.4525亿吨之间徘徊，年均粮食增长率为0.04%。

1997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2.05%。

1999年粮食增长率为—0.76%，从2000年到2003年粮食出现了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减产，从1998年的最高位5.12295亿吨降到了2003年最低时的4.3065亿吨，一下退回到十年前水平。

　　人民公社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约5400多亿元的资金，年均210多亿元。如果从建国前40年计算，农业则为工业化累积了近一万亿元的资金，占同期国民收入全部累积额的22.4%，平均每年高达近250亿元。

按每个农业劳力平均计算，人民公社时期每位劳力年均向国家提供的剩余多达80余元。农业合作社尤其是人民公社，正是在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必须从农业提取建设资金这个历史阶段上，出色地完成了从高度分散、剩余极少的千万个小农家庭吸收工业化所需资金的农村社会制度。

　　机耕面积：

1984年3492.2万公顷，比1957年的263.6扩大了13.25倍；

灌溉面积：

1984年4445.3万公顷，比1957年2733.9扩大1.63倍；

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比重1984年56.4%；

农村小型水电站：

1984年，60062个，发电能力361.5万千瓦，比1957年544个，发电能力2.0万千瓦分别扩大110.4倍、180.75；

农村用电量：

1984年464.0亿千瓦小时，比1957年1.4扩大331.43倍（《中国统计年鉴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年9月第一版p183）。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仅已明显高于印度、巴西等原先与中国处于同一程度的发展中大国，而且在某些指标上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

另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80年中国单位耕地的化肥施用量，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9.3倍、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4.3倍、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2.8倍，是市场经济工业国家的1.2倍和前苏东国家的1.5倍。

　　农业的各项指标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如粮食单位面积产量：1984年每亩产量241公斤，比1957年每亩产量98公斤提高143公斤；

棉花（公斤/亩）：1984年61，比1957年19提高42；

猪牛羊肉产量：1984年1540.6万吨，比1957年398.5扩大3.87倍；

粮食产量：1984年40731万吨，比1957年19505扩大2.09倍，年均增长4.0%（《中国统计年鉴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年9月第一版p198、205、213）。

同期，林牧副渔业及其他非农产业增长更快，呈现了在总量增加的同时农村产业结构的逐步改善（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

1951～1980年中国农业年递增3.2%，苏联3.1%、印度2.6%、法国2.5%、英国2.3%、西德1.9 %、日本1.7 %、美国1.6%。

郭熙保先生指出，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绿色革命，对中国的农业和粮食生产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研究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在许多方面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1966年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开发出半矮秆水稻品种，标志着绿色革命的开始，但中国在1964年就试验成功了这一高产品种。由于中国农业研究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前面，因而，中国的粮食产量一直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印度和巴基斯担1970年的稻谷单位面积产量比中国低得多。如，印度1970年单位面积产量是1685公斤/公顷，巴基斯坦是2196公斤/公顷，而中国为3399公斤/公顷（郭熙保、周军《发展经济学》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7年6月第一版p130）。

　　政府通过不分地域、不分条件的措施把城市以外的几乎所有地区、行业和人等都纳入了包括了5.4万个公社、71.8万个大队和600.4万个生产队的行政组织之中。

　　1958年，全国农村享受“五保护”的有413万户，519万人，办敬老院15万所，收养300万老人。

　　人民公社极大地推动了医疗卫生网络向农村的延伸，形成了以“赤脚医生”为骨干的新型医疗队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全国生产大队举办合作医疗的比重，1958年为10%，1960年为32%，1962年上升到46%。

1960年3月毛泽东《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推广“大家集资，看病免费”的山西稷山县经验，1960年底全国兴办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达32%。

1963年9月28日新华社报道：全国2000多个县和自治区建立起以县医院为中心、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保健站为辅助的农村医疗保健组织网络。1965年4月全国先后派出1500支医疗队2万人到农村。1965年底达15万人。

1965年底，全国已经有山西、湖北、江西、江苏、福建、广东、新疆等10多个省区的部分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1968年12月5日，经毛泽东亲自批示，《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推动合作医疗建设进入高潮。

1973年9月26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发展，“赤脚医生”发展到100多万人，1975年全国“赤脚医生”150多万人，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达390多万名（曹普《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9年12月），至1976年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达90%。

人民公社的卫生保健制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制度健全，由卫生站、卫生院和县医院构成的乡村卫生网站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的乡村。

第二，人民公社卫生保健集中高效的制度特征，大大降低了农村卫生保健制度的运行成本。据世界银行的调查，仅设置“赤脚医生”一项，就将中国的医护人员比率提高了一倍；人民公社晚期每个农村居民享受到的医疗护理水平，在其他国家约需数百美元才能达到，而实际上，公社社员的医疗开支人均只有7美元（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

　　（7）为科技改造传统农业提供了低成本的制度和快速通道。

农业技术推广站：1957年13669个、1979年17622个、1984年14035个；

牲畜配种站：1957年821个、1979年1174个、1984年721个；

畜牧兽医站：1957年2930个、1979年8495个、1984年7386个；

种子站（种子公司）：1957年1390个、1979年2369个、1984年2545个；

国营良种（原种）：场1957年1899个、1979年2418个、1984年2414个；

气象台（站）：1957年1647个、1984年2568个。

化肥施用量（万吨）：

1957年37.3，1962年63.0， 1984年1739.8；

良种播种面积；

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

农业机械总动力（亿瓦特），1957年12.1，1962年75.7， 1984年1949.7；

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混合台），1957年14674，1962年54938， 1984年853914；

农用小型及手扶拖拉机（台）：

1962年919， 1984年275000；

大中型机引农具（万部）：

1962年19.2，1984年123.5；

农用排灌动力机械：

1957年4.1亿瓦特，1962年36.7万台、45.2亿瓦特，1984年615.0万台、577.7亿瓦特；

联合收割机（台），1957年1789，1962年5904，1984年35861；

农用载重汽车（辆）：1957年4084，1962年8239，1984年349261；

渔业机动船：

1957年1485艘、0.8亿瓦特，1962年5657艘、3.3亿瓦特，1984年143430艘、33.5亿瓦特。

（《中国统计年鉴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9年9月第一版p175、229）。

1979年，全国已建立县和县以上农业机械制造厂2327个，农业机械修造厂2386个，从而基本上建成了农业机械制造、维修、配件生产大致适应，门类比较齐全的农业机械工业体系，在农业机械制造和修造厂工作的职工达到117万人。

　　（8）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将使单纯的农业转型为集合了农业、工业、商业等的新型产业。

毛认为，农村要实现繁荣和共同富裕仅靠农业是不行的，必须还要靠公社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工厂化。

他指出“不完成两极化（公社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商品不能丰富，不可直接交换”。

1976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已发展到111.5万个，社队工业产值由1965年的5.3亿增长到123.9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

据美国学者——佩内洛普·B·普赖姆的调查，到文革结束时，

全国县属的农业机械厂约4300家，公社和大队所属的约495，000家。

公社、大队所有的中小型化肥厂约2350家，其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约50%以上。

公社、大队所属的水泥厂约3000家，其产量约为全国水泥产量的60%。

到1979年县、公社所属的小水电站的总容量已达6，330，000千瓦。这些水电站通常位于偏远地区，为解决中国偏远地区的电力供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78年乡镇企业产值385亿元，占全国工业总值4237亿元的9.1%。

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统计：1984年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占63.5%，农村工业总产值占22.9%，农村建筑业总产值占7.3%，农村运输业总产值占2.6，农村商业饮食业总产值占3.7%。

后来，社队企业整体改名为乡镇企业，1992年乡镇工业产值达到13193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36802亿元的35.8%，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

在此期间，全国工业产值以年平均递增16.7%的速度发展，其中国营工业和其他所有制工业年递增13.8%，乡镇工业以年递增28.7%的高速发展。至2000年中国农村社会总产值的6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的近27%以上、工业增加值的50%和农民收入的30%都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吸纳了1.2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参见王骏《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p208-210）。

　　据统计，1958年完成土石方580亿立方米（《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p4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一版）；

③公社工业化过程的社队企业和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大发展，1958年下半年共建小煤窑59000多个，小电站4000多个，小水泥厂9000多个，农具修造厂8万多个，以及大批土化肥厂、粮食加工厂、榨油厂、制糖厂、缝纫厂等（《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p4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一版）；

④在交通运输上，1958年全国新建的15万里公路中，人民公社修建的占67%，京广、津浦沿线人民公社先后投入150多万人参加铁路复线修建，完成2700多公里（《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p4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一版）。

⑤同期，中国种子的研究与改良一直处于世界前列，这与人民公社的积极参与不可分离。

　　（9）为农村普及了教育。

1958年10月1日，农村中的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34.9万所，有2000余万人。

1954年-1965年，全国扫盲9570万人（《光明日报》）。

　　②公社办学校。

“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的乡，都应当办起来，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应当管这件事。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6]一文按语）

　　人民公社成了与文化、科技结合的载体。

公社、大队、甚至生产队都办了各种文化科技阵地，并且与城市各种支农单位及农科所（站）、大学对接，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科技知识，开展科技种田，同时，也协助科研。

1958年10月1日农村中的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已达34.9万所，有2000余万人。1954年-1965年全国扫盲9570万人。

1965年全国农业中学（职业中学）61626所，教师19.7万人，在校学生443.3万人（1988年在校学生279.4万人）。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在公社的帮助下进行，1975年冬，湖南上万人的育种队伍到海南，制种3.3万多亩。

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以《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为题，发表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宣传“朝阳经验”。

这所学院原名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

设有农学、水利、牧医、果林4个系，几年来先后举办了50多期短训班，为社、队培养了近万名各种农业技术人员。

经验是：

1，学生实行“社来社去”，即学生由社、队选送，毕业后仍回到原来社队当农民，为社、队培养农业科学技术骨干——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

2，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组织教学，建立了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以科研促教学。根据农业生产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若干课题组，围绕科研课题组织教学；

3，办学方式，实行“几上几下”，每年分期组织学生回到自己社队，参加当地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从而使教育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走向了社会。“上”就是在校学习，“下”就是回队实践。

　　③普及义务教育。

1964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甲辰谈话，对建国以来当时的农村教育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提出批评。

农村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升学率分别从1962年的56.1%上升到1976年的97.1%，后者则由42.6%升至94.2%。

（1995年农村小学校16万所，学生763.7万人，中学3821所，学生40.7万人，2005年分别为6.1万所，307.5万人，2582所，36.5万人）。

　　④缩短大学学制。

将来农民都要大学毕业，所有的人都要大学毕业，（《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

　　⑥通过农业机械化使农民接受科技知识。

农业机械化运动对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启蒙作用不容低估。

最初搞农业机械化时，许多干部连农业机械化的概念都不清楚，成千上万的农民更是从未见过拖拉机。

农民科技意识淡薄，接受新事物缓慢，使用的仍是千余年前祖先使用的铁锹、镰刀、锄头之类传统手工农具。

通过农业机械化运动，大批农民被培养成了农机技术人员。

到1978年底，全国仅人民公社系统就有农业机械管理操作人员790多万，其中拖拉机手330万。

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懂得现代生产技术的农民，对现代科学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和运用起了很大作用（王磊 1995）。

　　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制订的农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任务，就把培育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等作为农业科技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1960年，人民公社已经建立起了五千四百多万亩种子基地。

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关科研部门培养的优良小麦、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梁等就开始逐渐在生产中推广。

1966年，全国召开了第三次农作物育种工作会议，推荐了72个新育成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优良品种。

70年代初，科研部门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新技术应用于农作物育种，培养成水稻、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几十个新品种，不仅使农作物产量提高、生长期缩短，而且具有抗病虫害等特点。

从这时起，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等方面的成就逐渐领先世界，各级政府、各人民公社对农作物改良和育种工作都十分重视，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选育和推广良种的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南方种植水稻的地区，在1971年良种种植面积占其总面积的80%；杂交高粱播种面积在全国达到20%；杂交玉米约占三分之一；小麦抗锈、抗倒伏、高产品种更是普遍推广。

七十年代初，我国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20-30%。就水稻品种的研究和改良来说，全国就有十几个省的科研部门以及人民公社、生产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优良成果获普遍推广的先后也有十几种，亩产都达千斤以上。

吉林省海龙县河洼公社社员李贞生（朝鲜族农民）于1967年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是新中国最早培育出杂交水稻的人。

袁隆平小组被抽调研究籼型杂交水稻是从1964年开始的。

1972年杂交稻研究被农业部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即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1973年袁隆平小组的杂交新品种实验成功，1976年即被批准大面积推广种植，结果使水稻产量增产20%以上，亩产达600多公斤。

同期培育水稻新品种的并不只有袁隆平小组一个，全国约有十六七个科研单位的上百研究人员、上万个农村公社生产队的农民参与。他们都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成果。小麦、玉米、大豆、谷类作物品种的改良中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成就都是很突出的。

例如著名农业科学家李振声研究杂交小麦，反复试验十多年，取得了成功，新品种使小麦亩产增长25%、在七十年代就达700多斤。还有以李登海为代表的玉米品种改良，在1975年就达到亩产1024斤，如今已经更新升级了数十个品种。在种子研究领域，1964年，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故事。

1971年10月26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农村培育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获得显著成效。杂交高粱比普通高粱能增产30—40%，1971年全国已种植杂交高粱2280万亩。

杂交玉米一般可增产25——30%，1971年全国已种植6720多万亩，占全国玉米面积的三分之一。1974年7月17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各小麦产区大力推广优质品种。

　　1959年4月，毛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论断。

并要求“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

还指示“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

1962年，在毛亲自主持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确定“我们党发展农业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

新中国建立以后，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包括动力机械、耕作机械、运输机械、收获机械、水力机械、林业机械、饲料机械、场上作业机械、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和农机零配件制造等行业的农机工业体系，能够生产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农用运输车、水泵等各种农机产品。

创建了洛阳，天津，佳木斯等大型农机制造企业。

我国农村普遍存在人多地少，多山区丘陵，不适用大型农机作业的情况。

因此，在国家的支持下，又开发了大量新式畜力农具，如步犁、耘锄、播种机、收割机和水车等。

我国农机推广体系是从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

1951年，为促进农具改革，建立了新式农具推广系统，到1959年底共推广了各种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五亿二千多万件。

自60年代起，国家确立了因地制宜、典型示范、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的农业技术推广原则，形成了以国家农机推广机构为主导的事业型推广网络。

到1976年，全国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达到85.4万台；

小型拖拉机达到 329.8万台；

农业用汽车35万辆；

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达到615万台；

农用水泵达到515.7万台；

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机具达到 123.5万部；

小型拖拉机配套农机具达到 291.8万部；

谷物联合收获机达到35861台；

饲料粉碎机达到113.9万台；

磨面机、碾米机、轧花机和榨油机共 388.1万台。

1984年，机耕面积5.24亿亩，占耕地面积的39%。

机电灌溉面积达3.76亿亩，占灌溉面积的56.4%。

1962年3月1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提出兴办农业机械化的原则：

以地方为主；因地制宜，不能一哄而起；

多产农林牧副鱼等品类；

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国家积累不要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

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于1966年7月17日提出《关于农业机械化规划的几个问题》的文件：

今后15年，即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总设想分为三个阶段：

①以5年至7年为期，机耕面积由1965年的2.3亿亩达到4亿亩以上，灌溉面积由5亿亩达到8亿亩左右，基本做到农产品加工的机械化和运输的半机械化，化肥每亩耕地施用量由13.5斤达到30斤左右；

②以10年为期，到1975年，机耕面积达到8亿亩，灌溉面积达到9亿至10亿亩，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运输的机械化水平，化肥的平均每亩施用量达到50斤左右；

③以15年为期，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一方面新中国起步于“一穷二白”的落后的经济遗产和西方的封锁，一方面新中国又选择了需大量资金投入的工业化道路，这样，积累与分配的矛盾就异常突出，全国不得不进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时期。

在这种情形下，对于分配，毛十分注意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提出了“三兼顾”的概念。

他形象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在与农民的分配上切忌不要犯错误。

毛认为处理好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也是调整生产关系，调动生产力积极性的重要环节。

“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

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

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

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在这里，三兼顾原则被解释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

　　毛采取一组关联的办法使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生活获得政策的支持。

(1)比较轻农业税；

(2)工农业品的交换，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

(3)按照正常的价格统购农产品，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

(4)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

(5)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

(6)在合作社的收入中，规定适当的国家，合作社，农民分配的比例，即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应该归社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合作社和国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积金、生产费、管理费和各种杂费，包括国家的公粮和公粮附加。

合作社和国家顶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让农民多分一点。这中间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调剂的；

(7)合作社收入部分，都要直接为农民服务。生产费，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

(8)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9)合理的奖售政策。

　　在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中下列情形是不允许的：

(1)“分光吃尽”；

(2)集体增产了，社员不增收；

(3)超支户多，分配不能兑现；

(4)批判了“工分挂帅”，却搞平均主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中发[1971]82号 ）。

国家还要求商业部门运用价格手段促进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人民公社处于国家工业化积累时期，似乎是农民的本身应得的收入的大部分贡献给了国家。

人民公社期间，每位劳动力年均无偿为国家提供的剩余价值为80余元（辛逸），这确实是个极大的数目，相当于今天多少钱呢？

这说明，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具有小农无法比拟的优势，也正是公社制度极大调动起农民的主人公责任意识，否则，这20余年年均多达80元的贡献是无法解释的。

据有人研究，“1958—1978年的20年间，农民纯收入由87.6元增加到133.6元，年平均增长不到3元，而且几乎全面来自于集体分配收入。”

但是，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这个时期农民的收入应包括国家的暗补。

如，农村合作医疗基本免费的看病，义务教育基本免费的上学，五保户制度、扶贫制度等社会保障，使农民看的起病，上得起学，老有所养。

这种暗补资金是相当大的，在今天，这几项开支占了农民收入的绝大部分，把这些除去，农民的收入又有多少？

　《199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小学 71.30万所；

　　《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小学 21.35万所；

　　...

　　1992—2013年，全国小学从 71.3 万所减至 21.35 万所，减幅70％。

一个人同时打两份工？这样打工跟种田就不矛盾了？

不光要种田，打工，还要搞贸易，搞科研，搞工程，搞行政，搞贸易，写代码，做机械，搞化工，搞航天，搞运输，搞芯片。。。，起码同时打几十万份工吧。

前人有前人的功绩，后人也有后人的责任，完全不需要贬低一方来抬举另一方

应该让年轻人进城打工，还是让他们留在农村种田修水利？

那个年代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

一个人同时打两份工？

红旗渠总干渠通水50周年之际，王岐山赴河南林州调研。

　　鲜为人知的是，历时十年、投资近亿元的红旗渠工程，未发生一起贪污或挪用修渠物资事件，没有一个干部失职渎职，连账单都有整有零、清晰可查。

　　账单有整有零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去过红旗渠纪念馆的，很难不对一口黑色木箱子印象深刻。那是上世纪60年代修渠时的炸药箱，外观平淡无奇，盖子内壁却贴着一张字条，泛黄斑驳的纸页上，“收据”两个字隐约可辨。

　　“我怕以后说不清楚。”时任红旗渠工程指挥部组织股股长彭士俊回忆，民工可以数月轮换，指挥部的干部常年驻守工地，衣物无处存放。后来由财务部门作价，买了个废弃的炸药箱。彭士俊怕影响不好，干脆把收据贴在盖子上。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一种束缚，更是保护。”红旗渠精神研究者申伏生认为，半个世纪前的小小收据，透露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机制的信号，“干部对制度心存敬畏，才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这张收据条，只是红旗渠账目明晰、制度严密的一个缩影。自1960年2月至1969年7月，红旗渠工程建设总投资6865.64万元，累计消耗钢材123.5吨，水泥6705吨，炸药2740吨，单从这组有整有零的数字，足以想象背后是多么缜密的管理系统。

　　“爆破石头的炸药量都是有数的，工具无故超损要赔偿。”67岁的红旗渠特等劳模张买江在修渠中负责爆破，他记得很清楚，根据石头密度不同，规定的炸药使用量从2两到6两不等，鼓励节约、超用不补。

　　红旗渠纪念馆的展柜里，至今保留着几张票据，可以一窥当年的工程面貌。一张开具于1963年4月29日的发货票证显示，当时购买了总价375元的125根钢钎;某集体伙房账目记载，“天1561.5，粮2342.25，款624.50元”，今天若有心查询对照，可轻易算出人均消耗多少。

　　“修渠物资分类管理，出入有手续，调拨有凭据，月月清点。”曾任红旗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的王文全介绍，粮食、资金补助的发放程序也很严格，根据记工表、伙食表、工伤条等单据对照执行，几乎不可能虚报冒领。

　　靠制度管理权、物、钱的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了腐败。研究者指出，把纪律作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早在半个世纪前的红旗渠建设中就得到了生动贯彻。

　　干部弊绝风清

　　“任何情况下都以人民利益为重”

　　当人们为悬挂在太行绝壁的红旗渠心折称叹时，很少会想到，在经济困难的上世纪60年代，投入30万人力修建这样艰巨的工程，当地干部群体要承担多大的风险。

　　“林县再缺水能渴到县委书记吗？”电影纪录片《红旗渠》摄影师赵化言词直白，他认为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敢不敢为人民负责，“杨贵完全可以当几年太平官，他冒险修渠是出于共产党员的责任心，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老百姓反对怎么办？上级给处分怎么办？工程失败怎么交代？这些尖锐的问题摆在林县县委面前。红旗渠总设计师、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在回忆录中谈到，修渠是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面对争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

　　缺水长期是林州最深、最痛的记忆，从清朝后期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县志上频现“大旱、连旱、凶旱、亢旱”等字眼，甚至有人因打翻水桶自责上吊。林县县委成员多番走访，确定修渠引水是老百姓的衷心期盼。

　　此后，红旗渠工程遭受数次考验。修建初期，有人举报“林县不顾群众死活，大搞工程建设”;总干渠修至一半，有关方面下达百日休整文件，要求建设中的大型工程停工;因为动用县里退赔款修建红旗渠，上级派来了调查组。

　　“要干好一件事，应该无私无畏、忍辱负重，任何情况下都以人民的利益为重。”红旗渠通水后彻底改写了林州缺水的历史，成为造福一方的“幸福渠”。时隔多年回顾，杨贵总结，“如果碰到风险就退缩，再好的事情也办不成。”

　　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太淼认为，红旗渠蕴含着对党的优良传统、共产党人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是正确的群众观、利益观、政绩观和荣誉观的体现。

　　88岁的红旗渠建设劳模李天德回忆，在红旗渠工地上，看不出谁是干部谁是民工。总指挥长、副县长马有金是抡大锤的好手，抡开12磅大锤，一口气能打一百多下。由于长期风吹日晒，他脸膛黝黑，人称“黑老马”，“县长”倒很少被提起。

　　干部和民工的区别，在领给养补助时最明显。当时除自带口粮外，工地上根据物资供应情况，给予一定补助。1960年2月至8月，民工补2市斤，干部补1.5市斤;1961年至1966年，民工补1.8市斤，干部补1.2市斤……干部的标准始终低于群众。

　　一碗小米干饭的故事至今仍为健在的修渠者津津乐道。有一天，炊事员看杨贵干活太累，偷偷给他蒸了一碗小米干饭。杨贵很生气：“群众吃啥我吃啥，这米饭谁蒸的谁吃!”最后，这碗干饭倒进大锅里煮成粥，30个人分着喝了。

　　“我最佩服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那时干部跟我们一起吃糠咽野菜。”在张买江的讲述中，干部和民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各级指挥部都是住山洞或搭席棚，没用修渠的钱盖过一间房。最困难的时候，总指挥部的办公经费连点煤油灯的开支都不够。

　　“党员干部能够领导人民办大事，前提是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否则将举步维艰。”申伏生指出，参与修渠的大小干部上千名，他们用行动彰显了党的纯洁信念和优良作风。

　　干群齐心筑梦

　　“干部能流一滴汗，群众汗水流成河”

　　林州流传一句话，“干部能搬石头，群众就能搬山头;干部能流一滴汗，群众的汗水流成河”。这是红旗渠建设时代留下的，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领会其中的深情厚谊。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时刻豁得出来，党员干部凭借工作能力和人格魅力，成为修渠群众的贴心人、主心骨。”申伏生研究发现，基层党组织在密切干群关系、调动群众参与意识方面作用显著。

　　红旗渠景区资深讲解员李蕾的曾祖母在105岁高龄去世，她曾说，红旗渠工程在别的时代是不敢想象的。修渠前，公社和村民小组的干部做思想动员，让老百姓明白是为谁修。

　　“修这条渠等于在自家院里打井呢，你不出力谁出力?现在不出力将来根本没脸吃渠里的水。”李蕾转述曾祖母的话。据统计，开工第一天，就有三万七千人报名。6000多万元的红旗渠建设总投资，国家拨款仅占15%，85%都是群众自筹。

　　“干部冲锋在前、与群众同甘共苦，形成了一种无声无形却强大有效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群众的修渠热情空前高涨。”林州市纪委撰文称，干部作风关乎民心向背，这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红旗渠开挖没多久，张买江的父亲就牺牲在了渠上。母亲把13岁的他往外推，“你上渠，渠里不来水，你别回家!”按照规定，18岁至60岁之间的青壮年负责修渠，不到或超出的往往瞒报年龄。当时林州有50万人口，其中30万人参与了红旗渠建设。

　　“修建红旗渠是我们党抓住了群众的根本需求，从群众身上汲取不可思议能量的一次伟大实践，也是党领导人民筑梦圆梦的伟大创造。”林州市委书记郑中华认为，红旗渠是践行群众路线、汇聚群众力量的典型范例，党员干部以此为镜，可以直观对照出自身的不足。

　　回顾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

　　到七十年代末，新中国治水工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水利建设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

　　所谓的改革开放后，由于实行土地承包制，各自为战，许多毛泽东时代的水利设施失修或遭到破坏，靠天吃饭又回到农村。据报道，全国每年由于水灾、旱灾都有农作物绝收的现象发生。

　　回顾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

　　建国初的农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江河水患肆虐。全国大大小小上千条河流，每年都会发生多场洪水泛滥，河堤决口，洪水淹没和冲毁良田，村庄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祸患。其次是干旱，北方广大地区缺少雨水，土地不能灌溉，旱情严重时甚至颗粒无收。正常年景下亩产只有二、三百斤。当时农业完全处于靠天吃饭、受大自然摆布的状况。因此，治理江河水患成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亟待解决的最大民生问题。建国初，中央政府召开最多的会议是水利工作会议，每年都要召开几次全国性会议，研究解决治水的问题。

　　1950年的6—7月，淮河流域又发生水患，中、上游支流先后漫决。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还有豫东部分县均受淹。广大地区里的村庄被淹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而死，或在树上被毒蛇咬死。有的因船小浪大、翻船而死，共约计489人。豫皖两省受灾面积4000余万亩，受灾人口共1300余万。当时毛泽东看到灾情报告后，脸上浮现出沉重的表情，难过地落了眼泪。面对洪水灾害，毛泽东一方面指令大力组织人力、物力防救，同时下决心把根治水患提到国家的重要日程。围绕治淮工作，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治淮会议8月底在北京举行，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对淮河水情、治淮方针、方案、应办工程等作了反复研讨。之后又集中各地的意见，对治淮计划进行了修改、充实，组织专家进行反复论证，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蓄泄兼筹”，以达根治的方针，当时主要工程是加固和修筑堤防、疏导泄洪河道，并修建水库和拦河大坝，以增强蓄洪和灌溉能力。当年11月成立治淮委员会。接着，苏、豫、皖数十万民工先后开赴各治淮工地。治淮工程就这样开始了。刚刚经过土改、翻身分得土地的广大农民，像当年支援淮海战役一样，如今又勇跃地奔赴治淮工地。淮河两岸红旗招展，夯声不断，场面热火朝天。民工们使用最简陋的工具：铣、锹、条筐、独轮车、夯，完全靠肩挑手推，奋战在各个工地上。

　　以治淮工程为标志，新中国由此开始了一场向大自然宣战、治理江河洪水、兴修水利的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

　　治理江河水患，是几千年人类历史上的头号难题。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像大禹治水、李冰夫子修筑都江堰那样的个别英雄事迹，但却从未有人对整个水患根治过。为什么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毛泽东就首先选上了这一重大难题，迫不及待地把根治水患的重任背在肩上。尤其是在当时，朝鲜战争、台湾海峡战事正在紧张，国内物质条件十分缺乏，百废待兴。可以说形势是外患内忧。但在那种困难情况下，毛泽东和共产党竟然又敢于向大自然宣战!这是一种什么气魄，一种什么自信!如果不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的政党，如果没有真正关心人民疾苦、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信念，这是可能的吗?如果当时就想着“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或有“没有钱什么事也不能干”的庸俗观念，能发动那种战天斗地的状举吗?

　　新中国的治水大业是一场持久不懈、宏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回顾近三十年的奋斗历程，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1、建国初期的治水工程

　　这个时期，以治理淮河为中心任务，解决当时江河水患最突出的问题。1951年5月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大大推动了当时的水利建设。

　　由于淮河支流特别多，分布地区广，工程量大，涉及豫、皖、苏、鲁数省，又加上当时物质、施工条件落后，因此治淮任务的困难和艰巨程度不可想象。但是在各级党和政府正确领导和组织部署下，各方面同心协力、大力支援，广大群众意志奋发、奋勇参战。终于战胜了一切困难，使整个工程进展顺利。

　　1951年的春、冬，苏北运河整修工程和苏北灌溉总渠先后完工。建成了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7月淮河上游的石漫潍水库完工，该水库是淮河上游完成的第一个水库。可蓄洪水4700万立方米，灌溉农田9万亩。11月高良涧进水闸和淮安支东分水闸先后开工。1952年淮河支流颖河上游的白沙水库和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开工兴建。冬来暑往，治淮工程一个接一个。1953年新沂河嶂山切岭、苏北导沂整沭、淮安杨庙穿运、三河闸、刘老涧节制闸等陆续开工或完成。安徽省以修筑淮北大堤为主，实施了淮河干流和主要支流的堤防工程建设。在正阳关以下淮北大堤上修建涵闸防洪排涝工程;疏浚了西淝河、濉河等重要支流;完成了西淝河、茨河、北淝河等支流的水系调整和截源改道工程。1954年佛子岭水库完工，该水库可蓄洪水5亿立方米，灌溉农田70多万亩，并可减轻淮河的洪水威胁等。1954年淮河再次发生特大洪水，但由于这些水利设施发挥作用，洪水东注黄海，南入长江，顺畅下泄，没有发生水患。

　　1956年淮河中游史河上游的梅山水库拦河大坝建成。大坝全长558米，坝高84米，大大增强了水库的蓄水能力。

　　此外，全国各地的治水工作也都全面展开。1950年河北省渤海区灌溉工程的四大重点之一的蓟运河灌溉工程开工;长江最大支流之一的汉水治理工程开始;湖南大通湖蓄洪垦殖工程开工。(该工程建成后可蓄洪水22亿立方米，将大大减少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沿岸的水灾。)1951年河北省独流减河工程开工，1953年完工。该工程包括开挖独流减河、南运河改道等主要部分。这一工程的完工，完全解除了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洪水威胁。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从此根治黄河的工程提到日程。1953年河南省境内的引黄济卫(卫河)工程全部修建完工，共修筑渠道4945公里，可灌溉农田72万亩。

　　长江干流上兴建的第一个最大的防洪工程—— 荆江分洪工程，于1952年始建，1953年完成。该工程包括修筑黄天湖大堤、修建进洪闸(太平口)和节制闸(黄山头)，加固堤防，整理分洪区渠道等，分洪区总面积921平方公里，围堤周长208公里，建成后分洪区蓄水量可达54亿立方米。

　　1954年我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 北京市郊区永定河官厅水库竣工。该工程于1951年开工，建成后蓄洪水22亿多立方米，大大减少了水患威胁。

　　1954年夏，长江、淮河中下游由于雨量特别集中，均超过历史最高水位，长江岸边的大城市武汉告急。但由于几年来治水工程的成效，以及当地党政、民众奋力抗洪，终于使洪水没有酿成灭害，确保了武汉的安全。事后毛泽东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

　　1955年7月国务院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综合规划的报告。1956年3月新华社报道，全国兴修农田水利的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经过五年的努力，不仅大大减少了水患，而且实现了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达800万公顷，比原计划480万公顷超额约40% 。这标志着治水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治淮工程持续到六十年代初。1958年起兴建了从洪泽湖到新沂河的淮沭河工程。河长100公里，宽1.04公里，并建造了二河闸、淮阴闸、沭阳闸等控制工程，跨淮河和沂沭河两流域调水，达到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和淮沂互济的综合治理目标，增强了调度排洪的能力。到六十年代，共建成了佛子岭、梅山等10座大型水库和官沟、响水坝等一大批中型水库以及几百座小型水库;先后开建了城西湖、城东湖、蒙洼和瓦埠湖4个蓄洪工程;沿淮开辟了18个行洪区;举世闻名的淠史杭沟通综合利用工程和新灌区也开工兴建。至此治淮工程的预定目标基本完成，初步形成了蓄泄兼筹的中游干流防洪工程体系。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淮河两岸人民，在从建国初治淮以后到七十年代末虽然发生过多次大洪水，但却再没有酿成重大水患。

　　2、大跃进中的水利建设

　　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实质上是以加快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生产建设运动。它反映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之后，迫切要有一个生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经过“三大改造”运动，生产关系虽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就生产力和物质基础来说仍是历史的、落后和贫穷的。农业生产基本上仍是靠人力和畜力，抵御自然灾害和抗风险的能力薄弱，水、旱、虫灾频发，农业产量低而且不稳定。可想而知，在当时国际形势下，经济生产“大干、快上”、加快发展的要求远比现在迫切得多。

　　从农业上来说，大跃进是以贯彻党中央1957年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发端的。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用十二年时间粮食亩产要分别达到“四、五、八”的目标，即：黄河以北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以南800斤。当时在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下，全国农村首先掀起了一个大搞水利建设的高潮。

　　由于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使大型水利工程能够进行统一规划、部署，不再受原来县、乡区划的局限;同时大大增强了劳动力和资源的统一调配、开展大协作和八方支援的能力，因此使水利建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就大大促进了全国的水利化建设。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有许多治水的大工程、大建设是在三年大跃进时期实施的。

　　在大跃进中，各地兴起了修建水库的热潮。至今遍布全国的水库，其中有半数以上始建于大跃进时期。如著名的北京十三陵水库就是在1958年修建的，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曾到工地上参加过义务劳动。还有其他一些大型水库，如北京密云水库、浙江新安江大水库、辽宁省汤河水库、河南省鸭河口水库、广东省新丰江水库、海南省松涛水库等，都是在大跃进中施工或建成的。这些大型水库都具有蓄水、防洪、灌溉、抗旱、养殖、发电等综合性功能，对当地的环境、生态和经济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治水的规模大、力度强，是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一个特证。由过去的筑堤、导流发展到对大江大河的拦河、截流、改道等，气壮山河。这在历史上是不敢想象的。其中包括对海河、黄河、长江支流等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如：1958年实施和竣工的海河拦河大坝合拢工程，把华北五条内河入海河道切断，使淡水不再流入大海，海水不再上溯内河;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于1957年开始，1958年截流成功，是根治和综合开发黄河的主体工程。截流后，可造成647亿立方米的库容，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黄河从此再无发生过水患。同时具有防洪、发电、灌溉等综合功能，可灌溉农田4000万亩;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是根治和综合开发汉水的主体工程，1958年胜利截流、第一期工程完成;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完成截流，大坝截流后，可形成蓄水49亿立方米的水库，可灌溉农田1500万亩;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拦河坝合龙截流。该工程是一个发电、灌溉、调节黄河水量等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可控制宁夏、内蒙古等地区的黄河凌汛，并形成宁夏地区一个面积1000万亩的灌溉网。

　　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更不计其数，气势豪迈。在仅仅三年的时间内就兴建了那么多的大型工程，可谓功绩卓著。如果不是在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这样的状举是不可能有的。

　　3、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的全面胜利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其主要特点是由过去的偏重防洪向综合开发利用的目标发展，贯彻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主要解决农业用水和抗旱问题。为此还开掘了许多新河道，修建了大量的水利枢纽工程，治水规模和投入进一步扩大。仅1975年一年的投资就有45.3亿元。从建国初到1979年中央政府用于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达到760多亿元。(据万里在1980年10月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上的讲活) 到了七十年代末，就总体上实现了对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不仅基本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达到了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显著效果。

　　这时期的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如：

　　震惊中外的河南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该渠于1960年动工，1969年全部竣工。在当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林县人民硬是在巍巍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险滩峡谷中开凿出一条河道。在施工过程中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共开凿悬崖绝壁50余处，斩断山崖264座，凿通隧洞211个，跨越沟涧274条，架设了152座渡槽，共动用土石方2229万立方米。创造出了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全渠由总干渠及3条干渠、数百条支渠组成。总干渠长70.6公里，引水量20立方米/秒。支渠配套工程建砌石渠道595米，总长约1500公里。建成后灌溉面积扩大了60万亩。大大缓解了当地的农业干旱缺水问题。湖北省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等等。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竣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南、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相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上游和支流共修建水库220座，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1100多万亩。

　　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控、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修建大中型水库80多座(总库容达130多亿立方米)。其中有岳城、岗南、黄壁庄、密云等18座大型水库和60多座中型水库。建蓄滞洪区20多处。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在流域内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海河完全被治理。

红旗渠总干渠通水50周年之际，王岐山赴河南林州调研

　　横跨皖豫两省的淠史杭水利工程，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发电、航运、水产养殖等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该工程始建于1958年，七十年代初竣功。建成了包括龙门口水库等五大水库在内的新灌溉区，使安徽西北部10个县的耕地得到灌溉，可灌溉农田900万亩。被称为可与都江堰齐名的伟大状举，使安徽人民世代受益。

　　对黄河的治理，1974年完成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改建工程，以及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等水库和水电站的建设。同时完成了对黄河下游的治理，共修建和加固堤防3000多公里，沿岸建成涵闸60多座、引水虹吸等灌溉工程80多处。扩大灌溉面积800多万亩。由此黄河完全被人所征服，变水害为水利。

　　长江流域的丹江口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于1958年动工，1973年竣工。该工程是由我国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的一座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它由拦河大坝、水力发电厂、升船机及湖北、河南两座灌溉引水渠等四个部分组成。拦河大坝长近5里，坝高162米，最大蓄水量209亿立方米。建成后使汉江防洪能力提高到可抵御20年一遇洪水。历史上汉江中下游洪涝灾害频繁，堤防三年两溃，所谓"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状况从此结束。— 发电厂装机总容量9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40万千瓦时。升船机可提升裁重150吨的驳船。鄂豫两条引丹灌渠，年均引水9亿立方米，常年灌溉耕地360多万亩，灌溉效益共5亿余元，使鄂西北、豫西南成为商品粮基地。长江流域的碧口、柘溪、凤滩、石泉等大型水库工程，这期间也先后竣工。长江干流上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于1970年开始建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电站，装机总容量270万千瓦，到七十年代末接近尾声。到这时，对长江水患的治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80年夏秋之际，长江发生了25年来最大的洪水，但由于新建的水利工程的作用和广大军民的协力抗洪，千里干堤无一处溃口，确保了两岸人民的安全。

　　其他大型水利工程，如：1970年横贯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 — 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的工程竣工;河北省治理大清河中下游工程竣工，该工程可使天津、保定、沧州等地区14个县免受洪涝灾害，并确保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1971年四川省都江堰灌溉渠系改造工程完成;海河水系工程之一的永定新河和北京排污河工程完工。1976年内蒙古自治区哈素海灌区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建成，可灌溉农田29万亩。1979年河北省潘家口水库关闸截流。该工程于1975年开工，规模仅次于湖北的丹江口水电站和葛洲坝工程。水库蓄水量可达29亿立方米。1977年巴彦淖尔盟河套灌区总排水干渠扬水站建成，每年排水4.5亿立方米，可担负灌区400多万亩农田的排水任务。1978年江苏谏壁大型电力抽水站主体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行，可灌溉农田200多万亩，排涝农田400多万亩。(以上材料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97-221页。)

　　迄今遍布全国的大中小水库，除了建于大跃进时期的外，绝大部务是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修建的。七十年代竣工的大型水库工程，如：1972年福建晋江山美水库竣工，建成后可蓄水3.95亿立方米，灌溉农田60多万亩。1976年湖北省黄龙滩水利枢纽工程竣工，水库库容12.28亿立方米，水电站年发电量7.59亿千瓦时。还有湖南省的欧阳海水库、双牌水库等等。据统计，止于1979年，全国各地共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的)八万六千多座。同时，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新建万亩以上的灌溉区五千多处。灌溉面积达到八亿亩，是1949年的三倍。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用水的问题。

　　到七十年代末，新中国治水工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水利建设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由此江河洪水基本形成由人控制、服从人的设计和摆布的格局。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上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这些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实施和完成的，历时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