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向守卫人民政权牺牲的解放军致敬！共和国卫士永垂不朽！ -- 桌球
最大的官倒或者说最大的官倒之一是紫阳之子吧？反官倒是怎么被移花接木成争民主为自由的？可最后他却想让学生们去流血，为了什么目的？
苏东坡的颜色革命都是内外勾结的卖国行为，结果基本上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被出卖，满足了极少数利益集团的人。
确实很好。很多回复写的我都提不起兴趣了。
我想这就涉及一个关于文革的判断了，群众可不可以自发运动，群众运动需要不需要中央来领导。看起来你的答案就是自发运动属于掷骰子，50%对50%。 那么看来是需要中央来领导的，否则就属于放任自流了。
但是中央本来就是大权在握了。换句话说，他们不再需要群众运动赋予他们什么合法性了。 他们应该劝群众不要运动：我们一切尽在掌控，你们有这个时间搞生产去吧。
所以结论就是群众不要运动，运动也没有好结果。即使你最初的想法是好的，只能在某个时刻被某些集团拿去兑现。 平方就算是成了，也反不了任何人。反而走向更坏的深渊。
所以结论就是：文革不可取，群众运动无用。
我说了，搞乱有力。
当时北京市负责人（可能是陈希同）已经组织了首钢工人纠察队，只待中央下决定，就可以驱散人群，维护秩序。
当时大佬们最终还是没有下这个决定。
可能是怕把工人们放出来，更不可控了。
现在看来还有点这么个味道
成立一个意识形态委员会，在最高领袖的领导下掌握最终释经权。这样一定程度可以缓和矛盾。
但是中国也不太好搞。因为根据毛泽东思想，不能宣布毛泽东的著作就是终极真理，不能变动一个字。那辩经和释经的难度都大大增加了。
共产党就是革命起家的，一回头却变成了反革命，连罢工都不允许了。
特别是89，你在内网上别说讨论了，连字都打不出来。
文革中群众运动不是群众定义的，甚至不是中央定义的，而是中央文革小组定义的。常见的情景是两派相争，不相上下，然后中央文革小组一纸令下，甚至一个电话，获得支持的一方立刻席卷，另一方毫无还手之力。
这里所说的文革
文革的意义就是群众运动用不着你中央去定性。群众自己定性。
不是历史上的文革。
@达雅 与@Swell 讨论别的事情都挺明白的，但到了文革的话题上居然糊涂了。文革唯一的逻辑就是无限忠于，还怎么辩经？辩谁更无限？无限+1>无限？🙁
往后有和平演变，再往后颜色革命，这都是美国想搞崩中国的反革命手段的升级版进化版。
是你说的意识形态委员会，会必然选出较为杰出的方案，大家一起执行。在这些方案中有高水平的高出毛主席思路的想法。
比如，王洪文的崇明岛特区，就是个很高明的方案，因为抓住了当时西方要求出清的状态。
然后王洪文再造香港（当然要净化版本）。这就是很有想法的，而在八十年代就来不及了。
只是因为王洪文而被邓小平夭折了这个想法，相比较而言，我个人觉得崇明岛方案比张春桥的浦东方案合理。
这个历史证明了浦东特区比广东的出口转内销靠谱。
广东是耽误了时间。
问题是中央并不一致。不要说毛时代整天嚷嚷十大路线斗争，哪怕是本世纪以来，一团和气的表象下面，也是斗争得厉害。
中央的矛盾激烈程度，对于群众运动是有很大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中央几派有共识，有矛盾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不放虎下山，那么群众运动有点苗头，就会被压下去。而如果斗争你死我活，摆不平，那么群众可能被放出来，围棋当中叫胜负手，甚至是无理手。12 年的不厚有点这个意思。
这其实也是中国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制（不是我原创，本河某网友有过阐述），如果上级意见一致，那么下级的意见无关紧要。如果上级不一致，可以通过下级，包括投票，来决出胜负。
例证包括春夏之交学生寄希望于人大召开特别回忆，而万里返沪后立刻由江做工作争取。最后结果是万里没有反对邓。可见邓心里也是怕的。如果万里的工作做不通，必然就是软禁，因为邓不能让他开动人大来反对。
应该说，这是个比较精巧的制度设计，跟西方不同，但是也确实是一种民主的制度。
如果你超过50岁，没有见过64群众死伤的 照片，你也太out了。
正反怀疑、调查——再正反怀疑、调查——如是循环，理性的不二法门。
不仅仅是对殖人，对左右都一样。
“六四”开枪，军民伤亡知多少
--兼答海外众多有疑问者的疑问
高 新
陈希同说的数字肯定不准确
去年五月，我和侯德健、周舵三人拟好一份《给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策划在
三十一号下午召开记者招待会，呼吁中共释放刘晓波等政治犯。事先，我已预感到
可能会出事，所以，五月下旬的几天我干脆日夜住在侯德健家里。同时，特地委托
了一个可靠的朋友，告诉此人，只要有一天没有接到我的电话，就马上通知美国华
盛顿邮报和香港报刊的驻京记者，讲他们不要因顾及我的安危而不敢发表我已经交
给他们的文章《民心最公正，历史最客观--“六四”一周年反思》。
结果，三十一号晚上我们三人果然出事了，一直到六月二十二号，侯德健被遣送
台湾后我才被重新释放回北京。
但是，因为我事先已经打了招呼，所以，美国华盛顿邮报特选纪念“六四”一周
年的最佳日期六月三号刊登了我那篇文章的翻译稿(节选)。不久，汉语稿也辗转送
到了香港《镜报》徐四民总编辑手里，全文发表在该刊一九九零年八月号上。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到“六四”镇压过程中军、民伤亡的总人数有近万人。为此
，北京师范大学校方趁我同他们交涉我的工作问题时向我发难，说我在海外发文造
谣生事，无限夸大“六四”伤亡人数。我当即拿出了中共官方编选出版的《学潮、
动乱、反革命暴乱真相资料选编》一书，请那几位发难者过目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
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那几位自认为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却不认认真真地去学
习中共文件，这下一个个全都没了话说。
陈希同在报告中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
负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
六名大学生。”
按照中共的这一宣传口径，我说“军、民双方伤亡总人数有近万人”确实是一点
也没有夸张。
那么，中共方面的宣传对伤亡人数是否有夸张呢?海外的宣传中大都强调中共方面
对大学生和民众方面的伤亡人数大大压缩，但却没有注意到他们还夸张了军人方面
的伤亡人数。
军人方面的死亡人数
一九八九年六月六号，袁木在国内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军人方面“有四百多名官兵
失踪，生死不明”，给外界造成了军人方面死亡人数比大学生和民众方面还多的印
象。因为他同时还说大学生死亡二十三名，民众方面二百多名。
袁木坏就坏在只说军人方面失踪多少人，而不说大学生方面失踪多少人。因为他
心里十分清楚，开枪后，大学生纷纷逃亡，在北京绝大部分高校中搞了一场“空校
”运动。所以，当时如果要是统计大学生方面失踪的人数的话，几万人也不止。
而二十多天以后，陈希同则声称军人方面死亡几十人。但我出狱后查找了中共方
面大量的宣传“平暴”伟大胜利的资料，证明军人方面只死了十二个人。其中戒严
部队十人，武警两人。他们是：
戒严部队某部四连一排少尉排长刘国庚，六月四日凌晨五时左右，被群众打死在
长安街电报大楼对面，尸体被焚烧;某旅五营营部无线电班班长王其富、二连一班士
兵李强、二连三班士兵杜怀庆、二连四班副班长李栋国、二连四班士兵王小兵、三
连有线班班长徐如军，六月四日凌晨二时左右，被烧死在翠微路一带;某团榴弹炮二
连士兵崔国政，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许，被打死在崇文门过街天桥上，尸体被焚烧;某
部六连代理排长马国选，六月四日凌晨一时许，重伤于菜市口附近，送往武警医院
抢救无效死亡;某团后勤处战勤参谋王锦伟，六月四日凌晨被冷枪打死在南新华街一
带;武警北京总队二支队一大队通信班士兵李国瑞，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许，被打死在
阜成门立交桥上;武警北京总队一支队一中队士兵刘艳坡，六月四日凌晨二时许，被
打死在北京人民医院门口。
“六四”以后，中共陆续由邓小平签署命令，追认这十二人为“共和国卫士”。
另外还有十个被加封这一称号的，但都是活人。
问题很简单，如果除了这十二个人，还有在“平暴”中被打死或烧死的军人，中
共方面是不可能不公布他们的名单并加封“共和国卫士”称号的。
这十二个人被追认为“共和国卫士”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个都十分勇敢，如陈希同
所说，“忍辱负重，从容赴死”，仅仅是为了要用他们的死来证明“平暴”过程中
开枪杀人真是所谓“忍无可忍，自卫还击”。
我入狱后同一些被认为是罪行严重的“暴徒”关在一起，所以，从他们嘴里得知
了不少当时解放军士兵被打甚至被杀的情况，可以证明中共宣传的这十二个人中的
十一个(王锦伟的情况我没了解到)确实是死在愤怒的北京市民手上。但是，中共方
面的宣传部门配合得非常不默契，在宣传这十二个人的“光荣业绩”时，逐一证明
了他们被打死或烧死的具体时间。我看完这些宣传材料后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就
是这十二个人的死亡时间没有一个是在六月三日午夜十一点(大规模开枪杀人的开始
时间)以前，而都是在六月四日凌晨。那么，到底是开枪镇压在前，还是大学生和市
民群众反抗在前，事情不是很清楚了吗?
“六四”后，北京群众中多有传说那在车里一次被烧死的六个军人都是因为军车
为躲避群众石头、石块的袭击，左冲又撞地自己翻倒后油箱自动起火而丧命的。对
此，我至今没找到确切证据，不能轻信。（——这才是客观态度——注）
也有人讲，那个中共宣传被冷枪打死的某团战勤参谋王锦伟实际上是被他们自己
人的流弹击中的。对此，我也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但就算这一切都是谣言，陈希
同的军人方面死了几十人的话也绝对是公开撒谎!
我搞不明白为什么海外民运方面也有人夸大被打死的军人数字。比如“保卫天安
门广场总指挥（柴玲——注）”八九年六月八号接受访问的录音中有这样的内容：我们经过六部口撤离时，指挥部的所有全体成员站在第一排，从西单往北到西城区¨¨路上我们看到四具军警的尸体，是市民们把他们打死的，暴尸街头¨¨¨(见吴牟人等编《八九民运纪实》下册七七二页)
实际上，如果“六四”早上途经西长安街时要仔细观察的话，确实可以看到被打
死的军人暴尸街头的景象，但只有一个(前文提到的少尉排长刘国庚)，而不是四个
。连中共方面自己的宣传都说西长安街一带只死了一个军人。而且，我“六四”早
上出天安门后同柴玲走的是一条路线，确实也只是看到了一具军人的尸体。
军民双方的受伤人数
至于陈希同说的军人方面共负伤六千多人也可能是真的。因为反抗最激烈的地方
，砖头、石块竟如雨点一样飞向军人，被砸伤的人数之多可以想象。而且，自三十
八军和空降旅开枪杀人后，暴怒的群众也失去了理智，以至于凡是没有开枪的部队
都被打得比较惨。我在国内调查时所找到的抵抗现场的参与者目击者大都觉得这个
数字并不夸张。甚至认为如果只要擦破点皮，流出点血就算受伤的话，陈希同就是
讲出军人方面受伤者上万也不奇怪。
但是，陈希同忘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军人方面的受伤统计数字是有一个算一个
，而群众和大学生方面首先是不可能统计精确。其次是被军人打伤后，只要没有生
命危险，大都不敢去医院治疗。甚至有一些因枪伤被送进医院后，家属又趁夜深人
静把他们再偷出来，以免担上“暴徒”的罪名。所以，群众和大学生方面因血腥镇
压而受伤的人数虽然已经永远也无法统计精确，但毫无疑问，肯定是比陈希同所讲
的三千多人的数字要大很多。
当然，正如陈希同所说：民众和大学生方面也有被“暴徒”打伤的，当时我就亲
眼看到过一起大学生为了要保护受伤的士兵而被一些失去理智的市民打伤。但是陈
希同却没有说军人方面更是有被他们自己人打伤甚至自伤的。五月二十一号在八角
村一带的第一批欲开进北京城内的戒严部队就有一个自己从军车上失足掉下来摔成
重伤的连长。出事故后，是在场的老百姓把这名伤员送进医院抢救的。
北京地区所属高校的大学生死亡三十九人
陈希同所说的大学生死亡三十六人一事，我出狱后找到了关键的证人，即“六四
”后被委派负责统计、处理死亡大学生事宜的政府工作人员之一。此人“六四”当
夜在开枪现场冒着子弹救助过被士兵子弹击中，生命垂危的伤员，对中共的镇压暴
行义愤填膺。所以，我相信他在大学生死亡数字的问题上决不会帮助陈希同撒谎的
。他告诉我：陈希同讲的数字确实是他们当时逐个高校统计后报上去的。他还陆续
接待了从外地来京为死难学生收尸的家属。但后来在三十六人以外又查找出了三名
死亡的北京地区的大学生，中共却再没有声张。
在这个问题上，陈希同玩了一个花招，就是只谈到北京地区的大学生死亡的数字
，而对当时进京声援惨死北京街头的外地数十所高校的大学生死亡数字只字未提。（袁３６——袁木没撒谎——注）
民众方面死亡数字的不精确统计
袁木在六月六号声称军队和地方加起来的死亡数字只有近三百人，但没有说明双
方各占多少。陈希同说非军人有二百多人死亡，却又不说出具体是比二百个多多少
。
事后，中共方面解释死亡的数字是根据火葬场收尸的情况统计的。既然如此，完
全可以统计出一个精确数字来。哪怕就是统计出个二百九十九的数字来，对当时海
外死了几万人的讲法也绝对是一个有力的的驳斥，何乐而不为?所以，这个所谓“二
百多人”的统计数字如同军人方面死了“几十人”的统计数字一样地不准确。只是
前者说少了，后者说多了。前者说少了才能掩饰刽子手的暴行同时才利于中共宣传
“人民子弟兵爱人民”，后者说多了才能利于中共宣传自己“平暴”决策的正确无
比和“反革命暴乱”的严重程度。
那么，民众方面加上大学生死亡的数字究竟是多少?我自九零年七月上旬开始，直
接或辗转找了“六四”时收治伤员的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同仁医院、邮电医院、
二龙路医院、复兴医院、人民医院、天坛医院、宣武医院等地方医院。得到的非军
人的死亡统计数字，相加起来不超过四百人。 有一个问题是，象解放军三零一医院等军队医院我虽然也找到了知情人，但没有
敢如实提供数字的。不过冷静地分析一下，这几所医院虽然也收治了伤员，但它们
距主要开枪杀人现场都比上面提到的多数地方医院要远，所以，送进这些医院里的
死亡人员不可能比其他地方医院多。再者，因为是军队医院，市民和大学生们也不
愿意把自己受伤或已经死去的同胞往那里送。虽然那里的军医中的大多数也还是同
情甚至支持那场群众抗议运动的，但戒严部队开枪后，很多市民的情绪已经激化到
见了穿军服的就怒目相向、恶语相加，甚至暴力攻击的程度。
我能找到的所有杀人现场目击者都对我说，因为当时天黑加上紧张又没有救护常
识，所以奋勇救护伤员的民众和大学生都是见了中弹倒地的，无论死活都赶紧送往
医院，途中即使发现中弹者已经断了气也绝不会弃之不管的。
善良的北京人根本就没有想过用把自己人暴尸街头的方法以声讨对方的暴行--象
戒严部队收复天安门失地以后没有人去为自己的战友收尸一样。西长安街上刘国庚
的尸体一直到六号才被收走。而且还要专门等到电视记者来现场后再收。
据中共自家的电视报道，有一个暴徒六号凌晨一点多钟把刘国庚的尸体剖腹挖肠
。对于残害尸体的反人道行为，我是坚决谴责的。但是，这种事情本来是完全可以
避免的。“六四”后，中共开动其所有的宣传机器，拼命宣染“反革命暴徒”的惨
无人道。但是，他们为了宣传的需要，对自己人中的死难者都不讲一点人道。
位于西单地区二龙路内的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宿舍里的许多青年演员当时都投入了
抢救伤员的工作。一个本人就往邮电医院背了七个中弹者的小伙子对我说：“我根
本就不相信那种大兵一边杀人一边把尸体装上汽车运走的宣传（这是海外民运的宣传，现在封从德的６４档案上还有——注）。当时的情况是，开
枪杀人的大兵自己也胆虚，大多数根本就不敢下他们的汽车。再说，他们好象唯一
的目的就是抢着冲进天安门广场立功，所以，只要谁的行动阻挡了他们去争功的道
路他们就开枪，发展到后来就是谁骂他们一句就开枪。开完枪后他们对被打倒的人
连看都不看一眼。” 这个小伙子在参加抢救过程中，背出的前两个人是冒着不断飞来的子弹爬近伤员
，然后把伤员一点一点地拖到子弹打不着的地方才敢直起腰来行走。他说：“我原
来当过三年兵，只打了三回靶，没有机会体会什么叫‘枪林弹雨’，没想到这回赶
着了。”
我在狱中同号的一个“暴徒”对我说：“高老师，您别看我从十一岁就偷东西，
这辈子已经不知道干了多少让您这样的人看不起的事情，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也还是
有好心肠的。在木樨地和南城抢救伤员的时候我比你们的大学生勇敢多了。被我送
进医院的伤员里说不定还有什么时候被我掏过钱包的呢。”
他的话我信。因为他的“暴乱”罪行十分严重，人之将死，其鸣也哀。他也分析
说，看当时的情况，被打死的老百姓的尸体肯定都是被自己人送进医院了。
这些调查结果说明，根据医院里尸体的数字判断“六四”中共开枪杀人知多少，
起码是接近事实的。
六月四号白天，北京市几乎各个高校的领导都亲自或组织专人去了所有收治伤病
员的医院，在查找本校学生死难者的同时，也大致统计了所能见到的被枪击致死的
尸体。我后来知道的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民族学院、北京师范学
院、北京经济学院等院校的人从医院回校后稍稍算出来的数字，都不一样，从三百
到六百不等，但没有一所学校统计过千人以上的数字。
来美国前我回甘肃父母身边探亲，在火车上巧遇一个北京市民政局的干部，因为
我知道所有殡葬单位都归民政系统管理，所以向他打听“六四”时北京各火葬场的
情况。他很肯定地说：“当时被子弹打死的人几百人总是有的，但是不可能上千。
” 我问他是否真有戒严部队派士兵接管火化工作的事情（也是宣传之一——注），他笑着回答：“火化工作
也不是不用学就能干的，士兵不会操作，怎么可能亲自下手?”他还告诉我，士兵不
但没有亲自下手干火化工作，而且连送去火化的他们的自己人都不愿意帮忙给穿穿
衣服什么的。到是很多殡葬工人因为同情被打死的市民和大学生，主动加班给尸体
整容以安慰死者家属。
在北京也有很多人传说有些被子弹打死的市民的家属因为怕担“暴徒”的罪名而
悄悄把死者送到郊外掩埋。我想，根据当时北京城里的形势，家属们不大有可能轻
易就把一具尸运出城去。
除了根据对医院和火葬场提供的数字进行分析外，我所找到的几个主要开枪杀人
现场的目击者也都分析说，只要天安门广场里真的没有发生大屠杀，那么整个“六
四”事件中就不太有可能死了千人以上。那么，问题就又回到海外已经争论了两年
的“天安门广场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焦点上。对此问题，我已经陆续有数篇文章
详细叙述过，再不赘述。仅要说明一点，就是中共收复天安门广场后，广场内确实
是很快就浓烟滚滚。当时，我和程真及香港中文大学的沙涛刚刚走到前门西大街，
远远还能看到广场内的景象。所以，中共的宣传中强调广场内起火冒烟不是焚烧尸
体而是在焚烧士兵们收集起的帐篷等杂物我是相信的。不要说如海外有些宣传中说
的，广场上焚烧了几千具尸体，就是烧上几具，那种强烈的气味我在前门西大街上
不可能闻不到，因为当时广场上的浓烟是由北向南飘的。
至于许多人宁可相信或想象天安门广场内发生了大屠杀而不愿相信事实的原因很
好分析，一支惨无人道的军队从长安街一路开枪，打死了那么多人，最终目的就是
为了收复天安门广场。那么，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肯定是不
可避免的。由于中共军队“六四”期间的令人发指的暴行而使许多因为当时不在场
，所以对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情仅凭道听途说的人只愿相信夸张的宣传，这无疑是中
共自己的悲哀。
来美国后，不断有人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你讲的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和别人讲的
不一样?”我因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就一遍又一遍地给几乎所有关心这个问题的人
讲了我在监狱里的一段经历。
八九年十月左右，我所在的一号监室新进来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小伙子。他告诉我
们这些先他入狱的“老号”们，他是因为六月四号在阜成门立交桥打了武警士兵李
国栋进来的。
“你们知道天安门的事吗?可惨了!不知道死了多少人。那个从台湾来的侯德健最
先死的。他们四个知识分子在纪念碑上绝食来着，大兵们用冲锋枪把他们四个人一
个一个全都给撂那儿了。完了!”他长长叹了口气，十分同情地感叹：“程琳和那三
个人的老婆一下全成了寡妇了。惨呵!”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哭笑不得地问了一句，引得全号的人哄堂大笑。
无独有偶，另一位已被判了“死缓”等待送往其原藉服刑的犯人从别的监室临时
调到我的号里，混熟了以后听我讲完我入狱的原因如同见了活鬼。原来，六月十四
号，就是我入狱的那一天，他听一个烧军车的“暴徒”(六月十七号被枪毙)在监室
里讲同样一个四位绝食的知识分子都已经在纪念碑上被打死的故事。
出狱后，同一位个体户谈起天安门广场的事情，他忿忿不平地说：“天安门广场
打死了四千多人，可是那些大学生头儿们却一个也没死，全都跑到外国去了。我当
初给他们捐的那好几千块钱算是打了水漂了。”
“谁告诉你天安门广场死了四千多人?”我问他。
“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头儿柴玲自己说的。我邻居是个大学老师，天天听外电
广播。他告诉我，柴玲跟记者说话的时候好象还哭来着。”
听完这位个体户的牢骚，我没敢自报山门，我担心他知道了我是在天安门广场绝
食的，一定会质问：广场上死了四千多人你怎么就活着出来了?
当然，海外也不是没有尊重客观事实的报道，比如八九年六月四号美联社播发的
消息对死难人数的报道就比较接近事实。但是，中共方面聪明就聪明在干脆不向国
内转发接近事实的海外报道，而偏偏向国内转发夸张事实夸张得最极端的海外报道
。比如，海外一家报纸报道的仅天津南开大学就死了四百多大学生的报道，北京大
学一校就死了二百多大学生的报道，只需在这两所学校的范围内“帮助”这家报纸
宣传一下，就达到了让相当多的人不再轻信海外宣传的目的了。
再比如，中共方面不但没有设法防止柴玲八九年六月八日被海外记者采访的录音
在国内流传，反而还广泛地帮助柴玲宣传她的录音。当然也不是把她录音的全部内
容都编发传达，只是引用一点诸如“这班刽子手他们真杀呀，他们对着长安街两旁
的居民区发射火箭炮”之类的话向学生、教师及机关干部传达传达。
刚出狱时，我去家住复兴门外大街十一楼(中共著名高干楼二十二楼对面)的都在
北京市委机关工作的一对夫妇家里作客，正赶上他们夫妻双方刚在单位听完了对柴
玲接受采访的那个录音的传达。男的反映是：柴玲不会说什么“发射火箭炮”之类
的话吧?女方的反映是：共产党开枪已经够我们老百姓受的了，干吗还教给它朝我们
开炮呀?这不是恨我们不死吗!
我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客观事实进行一些技术上的修改和加工大概是每一
个政治集团和每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对客观事实进行一些技术上的修改和夹攻大概
是每一个政治集团和每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都“不得以而为之”的策略之一。但是
，我通过在国内收集到的对“六四”事件及海外民运的各种反应感觉到，这种策略
一定要运用得恰到好处才行。否则，不利于个人形象事小，因此使国内老百姓“中
了共军的奸计”而影响海外民运前途事大。
提供如此谏言，不知是否算得上为海外民运的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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