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果没有156项工程，建立独立工业体系有可能比真实历史更快。 -- 乾道学派

苏联专家撤了之后的一二十年就是对它们进行消化吸收复制粘贴嘛，鞍钢粘贴到攀钢。其他的不会就是不会

1951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1954年9月，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撤销。），周恩来兼任主任，聂荣臻、李富春为副主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军委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军委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军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等9人为委员，雷英夫为秘书长。

成立改变了此前兵器工业由各大行政区分散管理的状况。［2］（p.405）

1951年4月，政务院第80次会议决定在重工业部下成立兵工总局（其前身为兵工办公室），统一管理全国兵器工业，并受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领导，刘鼎兼任局长。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负责确定兵工建设的方针与原则，兵工总局则负责组织军队武器装备的生产。

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宣布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聂荣臻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马文等为委员。

4月1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并财委发出通知，决定成立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统一负责所有飞机的修理工作，段子俊任局长。4月29日，周恩来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文件，正式批准航空工业局在沈阳成立。7月，政务院任命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兼航空工业局局长，负责航空工业的组建工作。［5］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第1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定》，决定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任命赵尔陆为部长，张霖之、万毅、刘鼎为副部长，统一管理国防工业。

二机部初建时下辖三个局，二局主管枪炮弹药生产，局长由刘鼎兼任，后由张连奎接任；四局主管航空工业，局长由赵尔陆兼任；六局主管坦克装甲车辆工业，局长为刘雪初。［6］船舶工业局则划归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一机部）领导，改名为船舶工业管理局。（船舶工业管理局于1954年4月由上海迁往北京，陈扬任局长。参见《当代中国的船舶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750页。）9月1日，赵尔陆就二机部初建等情况向中央呈送报告。报告说：“原隶属重工业部的航空、兵工、坦克三个工业局的领导机构与所辖工厂已正式拨交二机部领导。目前工作重心拟定为建立、健全与调整机构，调配干部，充实工厂，熟悉情况，并为迎接新的生产建设任务准备条件。”

毛泽东批示：此件已阅，很好。［7］

军委通信部部长王诤与副部长刘寅商议后认为，电信工业归属到二机部才有可能被列入重点建设的行业。

主持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薄一波打电话到通信部询问此事。

财政经济委员会重工业处发出书面通知，拟将电信工业局所辖的5个企业划归一机部电器工业局接管。刘寅立即发电报向正在出国访问的王诤请示，王诤回电同意电信工业局归属二机部领导。随即他们派人找二机部部长赵尔陆洽谈。赵尔陆提出两点要求：第一，请军委通信部派一位懂行的人来当局长，最好是由王诤任二机部副部长兼电信工业局局长；第二，目前没有一分钱投资，连一平方米房子也没有。［8］王诤回国后与赵尔陆商量达成了一致意见。1952年11月20日，刘寅起草了《关于电信工业统一领导隶属确定问题》的报告，上报聂荣臻转呈周恩来。1953年4月，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电信工业局改属二机部建制，改称二机部第十局，刘寅任局长。［9］

　　1953年9月，二机部调整兵器工业管理机构，二局分为三个管理局：一局主管枪炮和枪弹行业；二局主管炮弹、火工品行业；三局主管火炸药行业。同时撤销西南分局、东北办事处和山西办事处。（1956年1月31日，二机部二局和三局合并为二局，主管炮弹、火化工行业。参见《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78、580页。）至此，国防工业实现了集中统一管理，并开始具体组织国防工业的大规模建设工作。

　中共八大之后，中央决定每一个中央委员要联系一个部和一个省，朱德负责联系一机部和四川省。［13］（p.1563）经过调研，朱德更加主张将一机部和二机部合并，搞军民结合。1957年1月2日，朱德指示工作人员转告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军队的干部要大力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战争时期，要全国总动员支持战争；和平时期，要动员全国支持经济建设，原军工厂要转为和平生产。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要共同拟定出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协作生产的计划。如果把第二机械工业部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投资转为民用生产，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将是最有利的。”［13］（p.1575）

1月5日，朱德和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讨论了军工生产转为和平生产的问题。朱德说：“我看短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此，相当数量的军工厂可以改为民用工厂，军队也可以大大裁减。军工厂不改为和平生产是要犯错误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应合并。”［13］（p.1576）3月，朱德对重庆市的工厂企业进行了视察，认为重庆市各军工厂的生产任务不足，人员、设备浪费很大，需要很好地解决，否则，将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3月19日，朱德向中共中央报告在重庆市的视察情况：“军工厂转民用生产或军工厂生产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是迟早非解决不可的，要转还是早转好，早转少损失些，越转得晚，损失越大。应充分发挥和利用军工设备等的有利条件，为国家生产建设服务”。［13］（p.1594）

8月14日，朱德在和李先念讨论机构改革问题时再次明确表示：一机部、二机部和电机工业部三个部应该合并起来，重新给他们分配任务。［13］（p.1621）

　　为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国防工业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学会两套本领”［1］（p.54）的方针，1958年2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决定，一机部、二机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组成新的一机部，赵尔陆任部长。新的一机部按专业组成生产管理局，原二机部主管兵器工业的一局、二局和六局合并，组成第五生产管理局。坦克局先与机车车辆局合并，组成七局，后又从七局分出，合并到五局。［1］（pp.55,581）航空工业局由原二机部四局改为一机部四局。［5］（p.673）船舶工业管理局改名为第九工业管理局。［3］（p.754）同时，大部分国防工业企业的领导权下放到所在省，实行中央主管，工业部与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

新中国成立初期，承担科技事业领导职责的机构，主要是中科院、国家技术委员会和科学规划委员会；另外，国家计委也负责一些与科技计划相关的管理工作。

新中国尚未建立中科院就已经筹划设立，这充分说明新政府对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但是中科院从设想、筹划到在新政协上提出设立报告，前后只有几个月时间，其后在新政协会议期间进行的调整也比较仓促。

政务院设立了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和人民监察委员会。

中科院是文化教育委员会所属几个部门中的一个。在这种行政架构中，中科院与文化教育委员会所属的各个部门仅仅是平行关系，和其他委员会所属部门的联系更是需要通过上级进行协调，很难冲破条块分割的体制，因此，所谓的“行政领导”就只能停留在协助和配合上，政务院所授予的科技管理权力在实际中并没有得到充分运用。

中科院曾提出设立一个地位超脱于各部委之上，由政务院各有关部门的领导、管理干部和有代表性的科学家组成的决策机构——“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设想，用以领导全国的科学工作，但是有下文。［1］（pp.13～14）

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对中科院党组的报告作了批示，确定“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并且指出中科院“除了应以主要力量组织本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外，还必须密切联系全国科学工作者，协助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9］（p.166）

　1954年底，国家机构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中科院不再作为国务院下属的行政部门，但是国家计委却没有承担起科技管理的职责。按理说，中科院不再是政府机构之后，理应有另一个部门取代它，行使主管国家科学事业的行政职能，但是在新的国务院机构组成中，“对此却暂时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空白”［1］（p.3）。

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曾于1955年4月建议在计委下设立“科学研究工作计划局”，作为经常性管理科学计划的专业机构，遭到拒绝。 ②

当时的计委主任李富春认为，领导科学技术工作和搞科学技术规划，靠国家计委这样的行政部门是很难办好的，必须组织全国科学家共同进行，而国家计委难以完成任务。［10］由此看来，计委对于是否接手科技管理工作还是颇感踌躇的。

1954～1958年间没有对科技进行全面管理的部门。在这期间，有两个科技管理机构先后成立，一个是负责技术方面的国家技术委员会，另一个是负责《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十二年规划）的科学规划委员会。两个委员会并立，出现了科学规划与技术分别管理的局面，薛攀皋认为，这种方式“并不有利于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1］（p.7）

　1956年5月，在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增设国家技术委员会。

由黄敬任主任，韩光、刘西尧、张有萱任副主任。

主要负责掌管技术的鉴定、采用和推广；

组织新产品的试制；

统一管理技术标准和审批新工厂的工艺规程；

开展国际间的技术交流和技术合作，并且通过各项技术改造工作，将我国的工业技术水平较快地提高起来。［11］

国家技术委员会大多数时间只起到了咨询的作用；另外，由于偏重与技术相关的方面，该委员会管理的主要是与工业、交通等有关的技术工作，其职权范围大都被后来设立的科学规划委员会所覆盖。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首任党组书记恽子强，副书记丁瓒，任期至１９５２年底。

初期院党组成员先后有恽子强，丁瓒，汪志华，严希纯，孙桐，吴征镒，李亚农，范文澜，关肇直，曹日昌，刘大年，张克明，秦力生”。①

其中前五位是１９４９年的党组成员，李亚农、范文澜、关肇直和曹日昌是１９５０年加入的党组成员，刘大年和张克明是１９５１年加入的，秦力生是１９５２年加入的。

相比于中央给科学院配置的行政领导而言（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办公厅主任严济慈），党组成员的综合影响力远不及行政领导集体。

早期的中国科学院，是政务院下辖的一个部门，院长内定为郭沫若，党组书记为恽子强。郭沫若是中共秘密党员，建国后被委以重任，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及文教委员会主任。由他来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央自有深意。

恽子强有丰富的革命经历、较丰富的科学管理经验和一定的科研素养，但称不上是科学家。他早年在苏北新四军军部工作，创办过医学院，筹办过制药厂。由于工作需要于１９４３年１月启程赴延安，“１９４４年６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改由原军工局长李强任院长，恽子强任副院长”。③

在延安，像恽子强这样受过系统科学训练的干部很少。

后根据组织安排，调到华北大学工学院，担任副院长。从他的经历来看，恽子强是一位党性修养很高的科学战线上的领导干部，每一次都坚决服从党的安排。除了担任党组书记，恽子强还兼任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编译局副局长等职。建院之初，虽然他是党组书记，但是其在科学界没有深厚的影响，“兼任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的角色意味着他和副院长之间差距较大，领导科学家对其来说也是不可及的。

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４日，中央任命张稼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稼夫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领导干部，有较丰富的革命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西北局常委等职。③ 张稼夫刚到中国科学院不久，就参加了访苏科学代表团的组建工作。他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参加代表团，并担任代表团党支部书记，回国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忙于以党组名义向中央递交《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不同于恽子强，张稼夫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是中科学院副院长，因此重大场合，他能代表领导班子出现，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党组领导的加强。

１９５６年，“大约在当年三四月间，张稼夫因病住院”，①经诊断为“疲劳症候群”，并患有“进行性的大脑动脉硬化”，医生建议其疗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决定调离张稼夫。

从１９５２年下半年到１９５３年上半年，秦力生、张稼夫和郁文先后来到中国科学院，院党组力量得到了一定的充实。从１９５３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隐蔽的党组进入了公众视野。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４日，当张稼夫尚在出访苏联期间，中国科学院召开了首届党支部大会，据竺可桢日记记载：“主席团有关肇直、李明哲、周志成、彭庆昭、沈云、恽子强、王荣俊、胡雨人、范文澜、张克明、郁文、秦力生、张庆林等十三人。秦力生做主席报告。１９５０年党员五人。ｌ９５１年成立支部，党员十三人。去年七月党员５６人，现有１６７人”。②

1949年11月1日，在对所接收的原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共22个单位进行改组与整顿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指示》具体阐述了中国科学院的三项基本任务：

（一）确立科学研究的方向。提出科学研究必须为人民服务，要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结合；要跟踪世界科技发展形势，吸收国外科学进步的成果，赶上国际学术水平。

（二）培养与合理的分配科学研究人才。

（三）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4](p285)

在1953年2月至6月，钱三强率领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建立了两国科技界之间的对口联系，加强了两国科技领域内的合作。

1954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苏双方在互相提供科技资料、互相聘请技术专家、互相接受实习生与留学生和互相接待技术专家考察专家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

中国还先后同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签订了类似的科技合作协定。

1950年2月14日，周总理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④

由于当时科技合作包含在经济合作之中，而且科学还常常同文化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条约也就成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第一块基石。

重大事项更是由中财委会签外交部后直接请示周总理决定。1953年5月，周总理批示成立政务院技术合作事务室，负责组织中央各部委及各省市统一对外联系，这是我国第一个主管国际科技合作事务的职能机构。

1953年8月，周总理指示在国家计委编内成立技术合作事务局，1955年3月该机构划归外贸部。⑤

1956年3月和1955年6月政务院先后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1958年12月两者合并组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1959年3 月技术合作局划归国家科委建制，设立国际合作局。从此国家科委成为在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的归口部门。

1954年10月11日，双方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规定两国政府通过交流国

民经济各部门的经验，实现科学技术合作，互相供应技术资料、科研器材、派遣专家、留学生，以及技术援助和介绍两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

根据协定设立“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专门组织协调两国科技合作事务。

创建于1954年，撤销于1966年。

1953年12月28日，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参加会议的苏方代表分别是地矿部副部长西卢亚诺夫（Н.М.Силуянов）、建设部部务委员奥夫相金（В.И.Овсянкин）、国家计委机械制造局副局长亚历山德罗夫（Н.П.Александров）、食品工业部技术委员会主任马尔琴科（А.Л.Малченко）、日用工业品部技术管理局局长特列季亚科夫（П.Г.Третьяков）、农业部部务委员阿斯科琴斯基（А.Н.Аскоченский）和对外贸易部科技合作事务管理局局长拉夫里谢夫（А.Н.Лаврисев）。

西卢亚诺夫担任苏方委员会主席，戈卢布科夫（А.В.Голубков）担任苏方委员会科学秘书。

中方委员会主席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薛暮桥，

其他代表为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李昌以及关豪陶、张方、王忠义、唐南平等，

孙大山任科学秘书。

此次会议在苏联召开，因而主席由苏方的西卢亚诺夫担任。

第一次会议确定了合作委员会的章程，审议了1955年中苏两国科技信息交流和人员互派的相关问题，进一步明确了苏方专家在中国的工资待遇问题，等等。［5］（pp.191~192）。

1954年10月11日，中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以下简称《科技合作协定》），规定两国将在科技领域进行合作，相互提供技术文件资料、进行信息交流及互派专家，等等。《科技合作协定》还决定成立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由苏联和中国各派7人组成，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会址分别设在北京和莫斯科。［5］

合作委员会主导的科技合作是在1954年的《科技合作协定》和1958年的《重大科研协定》的框架内进行的，而在这一框架之外，两国在这一时期还有其他的科技交流合作项目。

1952年中国代表团访苏，当时郭沫若也随同前往，他负责准备一件代表中华文明的国礼。

1953年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苏联科学院举行招待会，主席台左起钱三强团长、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为中国吊唁斯大林代表团成员赴苏），前排左起第一人武衡。]

代表团由钱三强同志任团长，张稼夫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临时支部书记，武衡任秘书长。团员中有我国各个学科的科学家，他们是：

华罗庚、汪志华（数学）；张钰哲（天文学）；赵九章（地球物理学）；

宋应、张文佑（地质学）；马溶之（土壤学）；刘咸一、彭少逸（化学）；

吴征镒（植物学）；朱洗（动物学）；贝时璋（生物物理学）；

冯德培（生理学）；梁思成（建筑学）；曹言行（土木工程学）；

于道文（机械工程学）；陈荫壳（电机工程学）；刘大年（历史学）；

吕叔湘（语言学）。

再加上翻译和工作人员，共26人。

11月2日，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团长兼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启程赴苏（翌年1月20日回国）。

部分团员和顾问已于10月中赴苏做准备工作。

国家代表团成员15人中，有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副秘书长杜润生，代表团顾问组由科学家60人组成，其中有科学院的科学家17人，他们同时是中国科学院代表团的顾问。

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副团长为竺可桢，团员有杜润生、钱三强、吴学周、冯德培、刘导生、于光远。

12月11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合作议定书》及《中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关于1958年度科学合作协议》。

《议定书》和《协议》对共同进行研究、考察、培养干部和工作人员来往以及科学器材供应等方面均有规定。

在合作项目方面，规定了两国科学院1958-1962年间的92个项目，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有70项（在两国政府协议中，还另有由科学院负责或有关的项目）。

　　1949年7月16日，中苏友好协会发起大会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来自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方面民主人士的代表689人，选出了包括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在内的81人共同组成中苏友好协会筹委会，并推举了钱俊瑞等18人组成干事会，为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做准备工作。[1]

此后，筹委会组成了临时工作机构，进入北平御河桥2号（今正义路2号）开始办公。就这样，“宣传苏联、学习苏联”的机器运转起来了。

从这时起到1953年初，中苏友好协会经历了从初创到发展壮大的黄金时期。

第一届“领导核心”由成立大会选出，刘少奇为会长，宋庆龄、吴玉章、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张澜、黄炎培7人为副会长，丁西林等197人为理事，同时指定总干事为钱俊瑞。

另外，按照中苏友好协会筹委会的安排，总会机关设立了秘书处、组织部、联络部、研究出版部、服务部及图书资料室等内部机构。

秘书处主任宦乡、副主任赖亚力，负责总务、财务、文书、人事；

组织部主任由钱俊瑞兼任，副主任为王昆仑、辛志超，负责发展会员、指导各地分会；

联络部主任萧三，副主任丁瓒、陈家康、陆璀、戈宝权，负责联络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招待来宾、组织参观；

研究出版部主任张仲实，副主任曹靖华、沈志远、樊弘，负责研究、编辑、翻译及出版；

服务部主任阎宝航，副主任曹禺、李德全，负责组织展览会、演出、放电影、办俄文夜校等工作。

图书资料室主任王之相，负责管理所有与苏联有关的图书、音像资料。[3]

消化吸收比引进重要

自主创新比消化吸收重要。

光靠引进更不行。

之前的美国输送苏联，由于历史问题，项目不够多，技术力量也不是很多，有重点性。

之后的美国输送日本，项目也是不够多，同时，日本基础好，只能算锦上添花。

你对历史的认知存在很大问题。

赫鲁晓夫上台之后中苏关系深入发展，57年下半年到58年上半年更是进入了蜜月期，58年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核工业设备。

156项工程百分之四十五的投资是57年之后完成的。

历史上自主建厂的花费明显小于苏联援建。

这也与历史不符。

你引用的材料也没有说如果不搞156就不能工业化。

学习和仿制是科技后发国家走向自行研制的必经阶段，而自行研制是建立独立科技工业体系的唯一路径。“1059”起步之时，正值“大跃进”运动高潮阶段，有些人头脑发热，认为与其仿制落后型号不如直接设计先进型号，甚至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这时，聂荣臻告诫大家：“要学会走路，然后再学跑步，像爬楼梯一样，爬完了第一层，才能爬第二层。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独创”。这席话让大家清醒下来。五院据此确定了“以仿制为主，带动全院一切工作”的方针，从仿制入手，掌握基本技术，为自行设计打下良好基础。

“1059”仿制取得重要突破以后，聂荣臻要求五院将工作重点转向自行设计，而不是开展大规模生产。为何要立即转向自行设计呢？聂荣臻解释说：“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也越强，别人即使给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唯一的出路只有尽可能吸取国外先进成果，走自己研制的道路。”“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这一点不但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

实践证明，在获得外部援助的有利前提下，先进行仿制，再在仿制的基础上开展自行设计，是中国迅速建立具有自主研制能力的导弹科技工业体系的成功之道。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主要就是在一五期间，也就是53-57年。之前主要是谈判以及抗美援朝，之后又因为赫鲁晓夫上台关系急转直下。

更令人吃惊的是，俄罗斯军事博物馆现存资料显示，整个20世纪20年代，德国派遣了60名一战期间的王牌飞行员到苏联利佩茨克基地，专门协助训练全由日尔曼人组成的苏联空军飞行大队。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纳粹空军元帅的戈林，他在利佩茨克待了一年半的光阴，并与一位苏联姑娘产生深厚的感情。与戈林的浪漫经历不同，德国“空降兵之父”斯图登特在20世纪20年代经常在德苏之间往返，帮助苏联人在梁赞建立了伞兵基地，与苏军共同探讨利用滑翔机实施空降作战的可能性，他为此还在一次滑翔机训练中把头骨撞裂。除此之外，1926~1927年有德国装甲兵之父之称的古德里安将伪装成“农用拖拉机”的德国第一代坦克运到苏联喀山，进行了各种环境下的机械化行军及遭遇战演习，他的闪电战理论在苏联得到完整示范，并最终发展成型。1926年苏联红军在第聂伯河举行代号为“西方”的大规模合成演习，古德里安居然被邀请参与编写演习大纲，这中间就包含了他对闪电战战术的设想。

以此为契机，1933年8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政府向德国订购武器的动议。1936年，苏联制订了一个宏伟的海军建设计划，这个计划实现的首要前提就是德国提供帮助。苏联造船人民委员捷沃相回忆，他每次向德国提出订货的论证和清单都要先交斯大林审定，可见其手重视的程度。这一时期，苏联驻德大使馆商务代表康杰亿马克的贷款时，提出要用贷款的一半订购德国的军工产品，特别是军舰、潜艇和飞机，谈判差点获得成功，只因希特勒被苏联人的庞大胃口吓坏了，所以才叫停。

1938年底，希特勒开始具体计划发动大战，为避免德国重蹈两线作战的覆辙，德国突然率先提出加强苏德军事合作问题，提出用苏联原料换德国武器的方案。斯大林求之不得。1939年1月，他命令所有与军事工业相关的人民委员15天内提出A、B两份向德国订货的清单。据统计，从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到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受德国全面进攻，苏方提供了石油、棉花、磷酸盐、铁矿石、鉻矿石、锰矿石、有色金属等价值4.7亿马克的战略物资，德方提供了未建成的“吕措”号重型巡洋舰及建造该舰所需的设备、舰炮、水雷、鱼雷、潜望镜、最新型号的飞机样品、火炮样品、坦克、通讯设备、300多种机床和机械样品，发动机、气轮机等。为了保证德国供货的质量和期限，苏联政府令捷沃相率一个委员会常驻德国，该委员会及其麾下专家在1941年上半年竟达700人之多。捷沃相对德国官员说：“我们的任务是从德国得到最新最完善的军工设备样品。我们不购买老式军品……只要我们不那准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同意这样的订货。”

从执行协议的态度看，双方是守信义的。1941年上半年，即德国陈兵400万于苏联西部边界直至进攻苏联的前一天，德国一直按照协议供给苏联货物，其数量超过了1940年的总供货量。苏联一直按协议忠实供给德国货物，直到1941年6月22日的前一天，整列整烈火车的货物仍停在边境，待发西送的。

其实，希特勒只想把红火的苏德军事合作当作战略欺骗的工具。希特勒在1941年初指示与苏联有关的军事订货必须绝对地履行，德国企业都得到按时完成苏联订货的指令，甚至在需要时不惜损害本国军队的订货。为了欺骗苏联，德国抓紧向苏联供货，临近战争的4-6月，德国的供货量甚至超过了苏联同期的供货量。这一切使斯大林不相信希特勒的进攻就在眼前，待到1941年6月22日德军开始炮击边境时，斯大林恼怒地骂了一句“这个混蛋！”从这一天开始，苏德长达20余年的军事合作被硝烟和鲜血所埋葬。

德国的怎么说啊，一些高技术不够吧，二战时期，苏联没有表现出这些啊。只是血条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