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五月卅五 -- 本嘉明
89年那个事情，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大概比有些河友了解得更多一些。事情本身，我以前说过一些，就不多说了。本来我的想法，今年关于这个日子，啥都不说了。但是有些傻逼又来骚扰我，那我的原则是一贯的：你来骚扰我，我就随手一张二向箔，去调戏你的领导。调戏到你们领导酸爽得受不了，再施恩给你减减薪、加加刑，三国四方就都满意了。你们诸位求锤得锤，莫要怪我；你们闭嘴，我肯定乐得安静，明白了？
那个事件中，有几个要点，其他文字一般讲述中会忽略，我要提一下。
第一个是4月18日。4月15日前总书记胡病逝，18日北大率先向政府提出7点要求。当时，不论是外国驻北京的外交官员圈子，和国外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普遍认为学生的行为将是无力的：凑不起游行队伍，或者游行很快被武警的人墙冲散。后来的情况出乎意料：学校师生坚决、市民高度支持、当地强力部门普遍躺平。
第二，在4月--6月初期间，北京新闻界（纸媒、电视台等等），进入空前绝后的自治状态，甚至超越北洋时代。
第三，整个事件期间，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都卷入了，而尤以香港普通市民阶层的反应最为广泛、热烈、执着、令人感动。
今天我只代表我自己，要感恩一批人，就是89年，到内地报道事件的香港记者群。不管后来他们是如何说服了自己或者拒绝说服自己，去自洽于一个“废纸一张”的故乡，作为一群普通的受薪打工人，他们在那个夏季领了任务，奔波在祖国各地，返回香江后又有自发自费的诚实，这代表了他们每个人的体面和对历史的道义。这是一种逼格。
当时香港报章，除了少数英文报纸的派头大，专雇摄影记者外，华文报纸多数是文字记者兼摄影，省钱么。
这群人中，有不少人在今天已经不愿意再重提旧事，我们完全理解。在这里，只是记录他们当时在祖国的行程，与各人当时的表现、以及日后的政治站位，均无关联，特此说明。
（一）
大公报
《大公报》一直是左翼报纸，解放前以“派员深入报道”见长，比如二战期间，在欧洲战场派驻萧乾，在太平洋战场派朱启平随军。事件期间，该报赴京三人：
1，陈杰文：才子，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后出任“大公网”总编。
2，翁惠玲：后转入香港有限新闻（i-CABLE News Limited）任首席编辑。
3，陈木南：摄影记者，当夜在北京饭店被便衣人员打趴，没收相机和胶卷。
（二）
文汇报
1，陈建平：曾任文汇报驻京办主任，与港澳办交情尤深。97回归后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办公室高级特别助理，服务于董伯伯起的4任特首。
2，陈玉华：当时比较资浅，后又在文汇报内部工作了很长时间。
3，黄勤带：文字记者兼摄影记者，时年32岁，已是资深“突发报道记者”。他4月来北京报道体育活动，发现学潮酝酿，遂按报社计划返港后以休假方式，自行回到北京，全程参与。
上图：黄老师尤擅长黑白摄影
4，叶英杰（Bobby Yip）：专职摄影记者，也曾任职路透社摄影记者。
5，刘锐绍：时任文汇报驻京办主任，时年35岁，外号“夫子”，后长期在香港任时事评论员。
（三）
明报
1，李念慈：明报女记者，88年到当地报道了海南建省全过程，随后赴京。
2，林翠芬：至今活跃在香港文化界。
3，陈天权：现专注于香港古旧建筑和民俗整理
4，黄汉军：83年入行，任大公报记者，88年转任明报中国组资深记者。当夜与很多外籍记者被堵在北京饭店无法外出，次日探访了协和医院太平间。
5，曾伟珍：不详
（四）
亚洲电视
1，徐佩莹（Trinni Choy Pui Ying）：时任亚洲电视新闻部采访主任。后来为捍卫新闻自由而形成的“亚视六君子”之一。
2，梁宙然：后转入“无线电视新闻部”和“港铁（公众关系总监）”任职
3，陈润芝：时任亚视记者，当夜在北京饭店客房的阳台拍摄长安街，被便衣闯入阻止。
4，谢志峰：时任亚视采访记者，时年34岁，据说是“当夜最后撤出广场的香港记者”。后成为知名电视主持人，主持特首候选人的辩论。
（待续）
在油管上看的。 好像邓丽君一件白背心就上去了。周华健也去了。但当时他还不出名，说了句：大家不用管我是谁，我的心情就在歌里了（大概是这么一句话）。
一帮歌手唱“血染的风采”。 这首歌好像后来就喜提禁唱的待遇，可怜。
侯德健在广场最后一晚上即兴创作“爱自由的中国人”，确实时间太紧，词不押韵，调子也比较简单。但吉他弹出了似古筝般的悲凉之意。
80年代的人，两岸三地，还都是有点理想的。
以前香港人每年六四晚上都在那乜鬼广场搞活动，年年都有十来个人要送去玛嘉烈急诊。
原以为是有人挑衅香港爱国青年啦，结果某年路过时被人拉进去一看，叼，原来他们一堆堆人的在玩滴蜡，烧伤了又叫白车来，真是浪费社会资源。
很感谢大家，此楼无草。
政治是块孬地，无论你播了几茬龙种，能破土的都是跳蚤。我们不否认，假如那次事成了，中国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大号的菲律宾。
对于历史，我们不做臧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那些年轻生命的强行定格，实际效果是把他/她们封神。人性必有弱点，他们还没来得及展示出随着青春折旧而掩饰不住的疲态-----怯懦、贪婪、背叛、猥琐、拜金等等----就已经凝固了。作为加速发动机的总设计师，邓公把他们推上了中国人文历史上仅有的“完人”天台，跟卫国壮士们比肩。
于是尴尬的是我们这些活久见的人。不论你是在呼和浩特中路举起二向箔的后一代，还是处心积虑要踩烂这些稚嫩二向箔的专政打工崽，比起35年前的完人，比起35年前的大时代，一切还是差得太远。
（五）
《英文虎报》（The Standard，Hongkong Standard），香港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
1，邱诚武：除了虎报，先后就职于香港电台、经济日报。2010年代任特区“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
2，范卓云：前后担任“政治记者”七年，后转入金融界工作30年至今，在投行声名响亮。
3，马妙华：后担任香港教育学院教务工作，其丈夫为《星岛日报》某编辑。
4，梁美芬：读书时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学生会会长，毕业后进虎报社任记者。2010年代曾任立法会议员。
5，梁锦雄：2010年代于《都市日报（Metropolis Daily）》任高层。
6，张永翔：87年中文大学毕业，1992--1998在伦敦BBC工作。
7，杨慧敏：不详
8，郑伟鸣：后任《虎报》执行总编辑、《香港慈济世界》总编辑，出尘念佛。
9，谭卫儿：2010年代就任《南华早报》首位女性总编辑至今。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其实就是总编俱乐部）主席。
（六）
星岛报业
1，老冠祥：2010年代活跃于香港基督教媒体，出尘念阿门。
2，冼伟强：当时“坦克人”六个照片版本之一，出自他手。现任加拿大《星岛新闻网》负责人。
3，梁慧珉：1992年涉入“十四大报告提前泄密案”在北京被捕。其丈夫是司徒元（见下，89年《新晚报》记者），司徒元父亲司徒强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外事部副部长，司徒强的哥哥即司徒华。
4，蔡淑芳：号称“最后一位撤出广场的香港记者”（号称“最后撤出”的，有几个不同版本），回港后受心理创伤后遗症的长期困扰。
（七）
南华早报
1，何安达：普通工人家庭出身，靠读书好出头。2006年年初加入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办公室任新闻统筹专员。
2，李婉贞：不详
3，林和立：时年37岁，现为香港活跃时评人士，反动派。
4，杨健兴：2010年代下半期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现活跃于油管自媒体，反动派。
（八）
无线电视TVB
1，何展鹏：直至疫情期间仍在《明报》任职。
2，徐忠明：1980年加入无线电视新闻部任实习记者，89期间担任中文主播及记者。
3，陈慧儿：现为独立制作人。
4，张志刚：由梁振英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已任满）。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社会誉之为：“又红又左”。
5，杨明龙：1981---2002在无线新闻部，最后做到助理总编，后回到报社和社区大学教书。逍遥派。
6，谢彩云：不详
7，苏凌峰（未赴京）:当时已是TVB重量级主播，1990年移民加拿大，在多伦多OMNI电视台接着当粤语主播。他离开香港3年后，民调仍是最受欢迎主播TOP3。
（九）
经济日报
1，黄慧日：现为《经济日报》副总编辑，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司库（财务长）
2，罗绮萍：后发展为香港著名财经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
（十）
新晚报：为大公报旗下的收费晚报。
1，司徒元：后执掌《有线新闻中国工作组》，因坚持报道自由，全班人马辞职转入《众新闻》，任中国组总编，2022年1月《众新闻》停刊。因为父亲司徒强和三伯父司徒华都跟共产党走，他6岁被送回广州，直读到大学毕业才回港。反动派。
2，陈少强：不详
3，梁家权：当时在木樨地。
（十一）
天天日报（Tin Tin Daily News）：曾是香港首份彩印报纸，已经停刊20余年。
1，梁淑英：不详
2，崔丽容：当时与严家其往来密切，大事件后参与协助“落跑人士”。后一直在新闻界，反动派。
（十二）
快报
1，林静洁：现为香港大专院校高级讲师，主讲新闻及传播。
2，梁耀荣：不详
3，蔡秀霞：此后因工作关系辗转内地与香港，每年此日，在北京则去广场散步，在香港则参加晚会。
4，颜婷：不详
（十三）
东方日报
1，黎锡勋：不详
2，罗国威：不详
3，林社炳：人称“炳哥”，81年开始当前线记者，当了37年才退休，是真爱这行。89年5月进京采访，后按报社安排回港，错过。
（十四）
新报
1，麦燕庭（女）：1984年加入新报当记者，2007--2008任“香港记者协会”总干事，反动派。
2，张炳玲：当晚在木樨地。后成为仅有的“香港三大战地女记者（张翠容、闾丘露薇）”之一。2000年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反动派。
（十五）
百姓半月刊
1，张结凤：83年新亚书院毕业。当夜在现场，本人于天安门城楼外中弹。现专注香港的艺术发展。
2，冯伟光：当时同步在香港采访，未赴京。97年起以笔名“卢峰”在苹果日报写社评，2021年6月在机场被“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以涉嫌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逮捕。
（十六）
成报
1，廖美香：后来曾任《南华早报》中文网副总编，《信报月刊》副总编。
（十七）
亚洲周刊
1，潘洁（Kitty Poon Kit）：64年出生于杭州，幼年移居香港，在《明报》、《亚洲周刊》当了7年记者。在特区第一届政府的环境局任副局长。
（十八）
信报
1，卢永雄：现为《巴士的报》社长。
（十九）
香港时报
1，蔡詠梅：后来担任《开放》杂志编辑，现为活跃的自由撰稿人。
（二十）
华侨日报：二战后香港最大的三份报纸是华侨日报、工商日报、星岛日报，均反共亲蒋。97回归前，华侨日报、工商日报因经营不善而结束。
1，彭士雄：不详
（二十一）
香港电台
1，邓祥儿：93年赴美，在《美国之音》当编辑，业余修成美国大学的硕士学位。她是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卫炳江的夫人。
2，马文敬：5月在京，5月31日返港休息充电，错过历史时刻。
（二十二）
无挂靠单位
1，陈宝珣（也可说挂靠于《信报》）。87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89年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顺便兼任《信报》驻京特派记者。1990年底发表了小说《发给每个闭塞头脑几颗理性子弹》影射大事件。2015年发表小说《没岛恋曲》影射香港占中运动。
2，黎佩儿：伦敦大学传播学博士毕业，97年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此后于澳门地区和日本的大学任教，2009年出版专著，记录香港1967--2005年的传媒界发展历史。
（二十三）
路透社
1，曾显华：时任路透社摄影记者，长驻曼谷。“坦克人”的照片有6个版本，其中一个是曾显华的，一个是星岛冼伟强的，但最出名是最早见于报道的美联社版。6月3日他上街拍照时，因为与洋记者同行被发现是外国人，被示威群众打伤，同行的外籍记者表示“我不是为了到你的国家捐躯（而来的）”就先跑了。受伤的曾显华返回北京饭店后被公安人员堵着无法再外出，就在阳台上拍了一些照片。
（二十四）：（对上一个帖子的补漏）
亚洲电视
1，劳家辉：时任亚洲电视摄影记者，在场。
2，叶绍麟：资浅摄影师，当夜在广场，所拍胶片藏在饼干盒里带回香港。
明报
1，李以庄（未赴京）：后追访到自某戒烟部队退役后出国定居的尉级军官。
（二十五）
这里专门开一节，说说司徒元这厮。
司徒元是“港生红二代”，他父亲加入新华社后，1960年代香港暴动，1969年他6岁，回广州从小学读起，直到大约85年暨南大学毕业，才回香港进入左派报社工作。事件那年他26岁，可能是大事件期间到北京采访学运时，留下了不良记录，1997年报道回归，他随同有线新闻的报道团队到天安门广场现场报道，其他记者都被准许进入广场，只有他被“拒签”了。这批“港生红二代”，大概有20来人，在两边都是挺有优越感的，在广州他们是有背景的港崽留学生，在香港他们又是有阿爷背景的新新人类。被拒后，他反正“上边有人”，就找港澳办的“阿叔”去疏通。阿叔把他留在外间，在里屋很不避嫌地拍了桌子：“你说他不可信？他是自小被送回内地当人质的！”
司徒元这一下就破防了，原以为自己是两边通吃的贵公子，却只是恩来腾资安排下的人质！他在2021年5月接受一次采访时回忆到此处，脱口来了句金句："我猛然醒悟！Ｘ！我个身分原來係返去做人质！"
这个X呢，应该就是汉水东流兄笔下的“叼”了，但是粤语古风盎然，言出必绕梁而走，九转大肠，带有一种恍然大悟之韵律美，所以正确的读法应该是很长的长音：滴-噫-呃-嗷，假如你此时胸臆还剩点余气，不妨再带出四字“....雷个XX”。
这个司徒家族的人，上半场爱党，下半场反党，属于家族遗传病。
（二十六）
1990年前后，香港是个生机勃勃的社会，报业发展迅猛，对记者的需求大，待遇也很不错，基本是9000港币/月，有报销，有能力的还会在不同报社兼职（因为自有的消息渠道、人脉），能超过市民收入的中位数。银纸不少还能装理想主义的逼，算是名利通吃。
那年，因为还没有数码技术，照相得用胶卷。5月起怎么样把胶卷送出境外，是个很大的难题。有些人是用传真机，多数香港记者则是到北京机场，堵回港的香港人，托他们冒险带回报社；西方大报社据说是走私人关系的外交包裹（倒不一定是美领馆的）。
大事件之大，就是有这么多侠之大者，默默无偿地做一点，再做一点，结果一看，叼~~~~~~~！
64就是上层斗法。
上层忽悠一群蠢货能改变世界，蠢货们因此而自信心突然爆炸，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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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64最大的感慨，就是这些人都考上大学了，为啥还被人利用而不自知。
64前，赵紫阳从大官倒赵公子的父亲和保护伞，到民主领袖的180°大转弯，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产生了“可笑世人多愚昧”的心态。
话题变了。
他也外访躲了一下，冷静期去了
这么多年过去，似乎只能从槲寄生的书里，梳理一下时间线了
猜想，某些人乐得那些激进不知深浅的领袖们跳出来吧
挺可怕
也许从更大的历史维度来看，还不是，但又如何呢？
老本其实认识很清楚啊：假如那次事成了，中国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大号的菲律宾。对于中国这种体量的国家，还有比这更坏的吗？难道还要把100年前的悲剧再重演一遍？
理工领域也好、政治也罢，最优解大多数情况都是得不到的，次优一般就是最优。最优解可以努力追求，可不能一味责备执行者为啥没有拿到最优解。
这里有一个链接，有位海外博主，提到了一本当年的画册。我留在这里，作为一个资料收集。国内的河友如果打不开链接也无所谓，看不看到没什么差别。
这本画册里，有一幅照片，是大事件时，航天部一院的横幅，正好最近一院有次运载火箭试验失败，我就在这里一并说说。
天龙火箭（仿猎鹰-9）的子一级（第一级）的9个液体燃料发动机，捆绑热试车-----就是把整个带了9个推进器的第一级箭体，固定在试验中心的发射台上，进行静态点火试验。结果点火很顺利，共产生820吨的推力，没想到的是这货一下子挣脱了与试验台之间的连接，擅自升空。
这次失败，网友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重大疏失，试验队伍负有责任。二，科研中难免有失败，今后改善就是了。
上图：天兵公司的声明
上图：在天兵公司声明下，网友的两种看法
几年前，猎鹰-9在进行同样的热试车时，会先做一个“钢笔帽”，把第一级箭体套上，再用粗钢索把“钢笔帽”系留在地面，然后试车。而天龙火箭，没有抄“钢笔帽”这个作业。
上图：这是2016年7月的一次试车
“钢笔帽”有两个作用，第一就是在热点火后“摁住”箭体，不让它起飞；第二是防止箭体在起竖后（未点火、点火后）向任一方向倾倒。
既然没有用“钢笔帽”，把天龙火箭固定在试验台上的“箭体与试验台连接处结构”，显然就是一组“钩子”，环绕一圈，至少有6个以上的“钩子”（甚至数十个都是可能的）。这样既系留了箭体，也保证了起竖后/点火前,即便遇到任何方向的强风，也不会被刮倒。
如果热试车时，某一个或少数几个“钩子”，发生意料之外的断裂（比如铸造件内部有气泡没有被发现，削弱了抗拉伸强度），而其他“钩子”仍有效，那会产生什么后果呢？箭体会以仍然有效的某个“钩子”为支点，像一根雪茄一样，啪地拍在地面上，剧烈爆炸----想升空也升不成，会被绊倒。
就是说，这次箭体能升空，证明全部的“钩子”（不管一共有多少个），全部“失效”------所有的保险，都出人意料地打开了，都放行了。这不可能是某几个“钩子”被强行拉断能达到的效果。
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是一次低级错误，有人为疏失。
刀再快，削不了自己的把。导弹能不能瞄得准腐败还不好说，导弹自己被腐蚀了----倒是有这个危险。希望航天人吸取教训，再创佳绩！
有慧根的人经历过一两件事就能迅速领悟，没慧根的人一辈子可能都无法领悟，跟学识高低关系不大
北京时间9月2日下午，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网站发布了美国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List of American Anti-Japanese Aviation Martyrs》。
这次发布，在互联网上引起一些反响，某些键政解读为中国有意改善中美关系。
我们平头百姓，不懂这些字缝里的幽深。我们从“还原历史”的角度，为这些抗日英烈得到一个正式的纪念，感到安慰，都是勇敢、有正义感的好孩子。
管理局在整理资料时，90人为一组，按英文字母排列。当阅读第一组时我就纳闷：万一26个字母不够用呢？
果然，网上各处报道，都说最后共有2590名美国籍牺牲者。等编到Y组，编撰人员发现尴尬了，于是Y组只有37人；Z组扩编为Z1到Z5共5组，其中首4组仍是90人，最后一组44人。另外有些组其中有跳号。
遇到这种情况，我个人建议在文史资料整理工作结束后，推倒重来，更改分组规则，改为每组100人，一次过彻底解决问题；如果因为资料细节的分类，有些组必须不满90人，那就放弃用英文字母来命名各组，改用阿拉伯数字分组，这样顶层设计，即便将来名单再怎么拉长，都能照顾好。表格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在我看来，干工作马虎潦草了，反正假如我是终审领导的话，肯定退回去要求重做。
几分钟里就可以改到完美的一个小细节，没有任何一级领导抬抬眼皮，就推出来面对公众了，我觉得这工作干得，说儿戏是过了，属于不怎么上心吧------还不能肯定是平躺，至少是个斜躺。
我只能道声：牛屄！
由政府最高人在广场下跪求和解。
民国的学生是人上人，共和国改革几十年后的学生是韭菜。
不在台湾争取自由，到大陆来帮大陆人争取自由，是够理想的。
＂我还是认为共产党反对的318民国政府处理的好＂，你这个318民园政府处理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