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个人关于近现代中印边界史的笔记提纲 -- GourdWang

（一）中印边界在哪里？边境地区包括哪些地方？

（二）中印边境地区的地理情况

（三）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

（四）西段与中段的早期划界尝试

（五）锡金段与东段的早期划界尝试

（六）英国势力在20世纪初的推进

（七）第二次侵藏战争后的西藏

（八）清朝持续加强对藏的掌控力

（九）清末的西藏局势

（十）20世纪初英国对藏、疆政策的演变

（十一）辛亥革命后中国在藏势力的全面消退

（十二）英国开始向部落地区扩张

（十三）西姆拉会议的历史背景

（十四）西姆拉会议的筹备

（十五）贝利的活动

（十六）西姆拉会议（上）

（十七）西姆拉会议（下）

（十八）麦克马洪线

（十九）民国初年中国方面的治边举措

（二十）民国初年的西藏

（二十一）此时的英俄

（二十二）第二次康藏冲突的爆发

（二十三）台克满的活动

（二十四）川边地区秩序的恶化

（二十五）中英尝试重启涉藏谈判

（二十六）青海参与涉藏事务

（二十七）英国对藏新方针与贝尔入藏

（二十八）1920~1921年的四川

（二十九）华盛顿会议后的中英交涉

（三十）20年代前半的西藏

（三十一）贝利任职期间的活动

（三十二）1922~1924年的四川

（三十三）20年代后半的西藏

（三十四）刘成勋时期的西康与四川

（三十五）北伐战争前的中国

（三十六）北伐战争的进程

（三十七）20年代的甘肃

（三十八）中央和西藏的新接触

（三十九）尼藏矛盾与威尔入藏

（四十）第三次康藏冲突

（四十一）第三次康藏冲突的后续影响

（四十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

（四十三）过渡体制的建立及与内地的交流

（四十四）九世班禅筹备返藏

（四十五）英印政府再次明确政策

（四十六）英国人双管齐下应对班禅问题

（四十七）红军在西康、川西北

（四十八）红军在陕甘宁青

（四十九）杨增新、金树仁时期的新疆

（五十）盛世才在混战中崛起

（五十一）内战中的俄属中亚

（五十二）巴斯马奇运动

（五十三）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传播

（五十四）1933年南疆大乱

（五十五）新疆的经济发展

（五十六）1937年南疆叛乱

（五十七）辛亥至抗战的南疆边界

（五十八）班禅的最后行程

（五十九）古德第一次入藏

（六十）抗战前西藏的对外交往

（六十一）华金栋事件的背景

（六十二）伪书计

（六十三）莱特福特特遣队

（六十四）达赖转世灵童的寻访

（六十五）吴忠信入藏，小活佛坐床

（六十六）抗战中的西藏精英

（六十七）甘孜事件

（六十八）西康建省始末

（六十九）中央系接管四川

（七十）达扎活佛的崛起

（七十一）卡罗的“畿”与“甸”

（七十二）驻藏办事处成立后的对藏工作

（七十三）盛世才的“小清洗”

（七十四）盛世才与共产党决裂

（七十五）中美英涉藏外交的部分背景

（七十六）中美英涉藏外交

（七十七）沈宗濂到任前的涉藏事务

（七十八）沈宗濂与古德的交锋

后面已经确定要写但是还没有整理好的内容包括：

三区革命的爆发与盛世才倒台

民族军席卷三区

新疆的短暂平静与全国内战的爆发

全面内战中的新疆

走向和平解放的新疆

30年代东迁的新疆哈萨克族

热振事件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与西藏的接触

噶厦派出的“贸易使团”

1949年的“驱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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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是做到1962年底撤军

尽量每周一篇

我最初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看了90年代的一套纪录片——《共和国战争》，其中提到了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和中苏边界冲突。后来在21世纪又接触到了60年代曾任《泰晤士报》驻印度记者的内维尔·麦克斯维尔所写的《印度对华战争》（他是一个澳大利亚人）。本来以为中印边界问题虽然长期悬而未决，不过两国基本能够保持克制态度，维持边境地区的和平和安宁。但2017年的洞朗事件和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事件再次使得中印边界问题成为了中印两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焦点。

在关注事态发展的时候，我开始搜索更多的相关材料。然而同时也发现，很多国人对于中印边界问题要么漠不关心、要么信口开河，掌握正确可靠信息的人其实很少。长期流传于中文互联网上的说法五花八门，比如说解放军逼近新德里、印度考虑迁都等等。从这一角度讲，某些网民的逻辑水平和鉴别能力和喜马拉雅山对面的印度网民颇有共通之处。我也希望各位听众能够通过我的这一系列讲座对中印边界问题有比较符合实际的初步认识。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除了《共和国战争》和《印度对华战争》以外，还有一系列研究著作值得一读，比如阿拉斯泰尔·兰姆所著的《中印边境》和《中印涉藏关系史》等、古普塔著的《中印边界秘史》、达尔维著的《喜马拉雅山的失策》（中文选译本标题为《克节朗之战》）、普拉萨德所著的《达旺的陷落》（中文译本标题为《一个侵华将军的自白》）、军事科学出版社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等等。以上书籍和资料除了《战史》以外均有实体中文版，不过其中《克节朗之战》的翻译水平一言难尽。

此外还有很多原始资料，这里不多论及。但必须特别说明，《喜马拉雅的雪》之类八九十年代颇为流行的伪纪实文学作品与事实差距很大，请务必不要当真。

中方立场

要讲中印边界问题，就要提中印边界和边境地区的位置。一般来说，中印边界全长约1900公里。这条漫长的边境可以被分为四个主要部分，即西段、中段、锡金段和东段。

其中西段长约600公里，北起新疆和田地区的喀喇昆仑山口，南到西藏阿里地区的盖亚山，基本为南北走向。

中段长约450公里，西北起盖亚山，东南至里普列克山口附近的中、印、尼泊尔三国交界处，基本为西北-东南走向。

锡金段长约200公里，西北起中、印、尼泊尔三国交界处的无名雪山，东南至吉姆马珍雪山的中、印、不丹三国交界处，先从西向东、后从北向南。

东段长约650公里，西起位于不丹王国Jomotsangkha以东的中、印、不丹三国交界处，东到西藏察隅县库阳山口以西的中、印、缅三国交界处。

其中，锡金段边界是由于印度70年代吞并锡金后出现的，所以此前的中文材料将其称为中锡边界。

印方立场与双方争议地带

上面所说的是中国方面对于边界位置的立场，而对于印度方面而言，双方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地区：

首先，由于印度对整个查谟、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都宣称主权，所以印度认为中巴的边界条约是无效的，中印边界的西端起点应该是中、阿富汗、印度（克什米尔）的三方交界处，也就是中阿边界的南端。而从该端点到喀喇昆仑山口一段的具体走向，印度方面认为乔戈里峰（世界第二高峰）北坡一带的克勒青河谷（印方称沙克斯干河谷）属于印度领土，这是印度视角中中印边界从西端开始的第一片争议领土，面积约5300平方公里，目前全部由中国控制。

其次，对于喀喇昆仑山口以东的中印边界走向，中国方面提出的传统习惯线基本沿着喀喇昆仑山脉主脉以东的一条山脊线向南行，而印度方面所提出的主张线在喀喇昆仑山口东侧继续向东，沿昆仑山脉继续向东一百多公里后才转而向南，到喀喇昆仑山脉位于新藏边界的余脉。中方西段传统习惯线、印方西段主张线、新藏边界线之间所围成的地区，一般称为阿克赛钦地区，这是中印边界的第二片争议领土，面积约2.66万平方公里，目前绝大多数地区由中国控制，印度巡逻队时不时会在争议区巡逻，但基本没有长期固定据点。

第三，在班公湖南北两岸，印方主张线从喀喇昆仑山脉的余脉向南，穿过拉那克山口继续到札嘎尔山再转回向西，沿长川河到库尔纳克堡的班公湖北岸，穿过班公湖后先向南再向西，到班公洛/曼冬错北岸后转向南，在热钦拉山口以南与山脊主脉汇合，也和中方的传统习惯线汇合。班公湖南北两岸地区是中印边界的第三片争议领土，面积约3900平方公里，目前绝大多数地区由中国控制，2020年前后班公湖南北两岸的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曾发生对峙。大多数说法将阿克赛钦地区和班公湖南北两岸都算作阿克赛钦地区，得出总面积超过3万平方公里的数字。但实际上，阿克赛钦地区是被周边山地包围的几处高原，而班公湖南北两岸争议地区基本上是山区，少有大片平地，地形地貌是有一定差别的。

第四，印方主张线沿着山脊主脉向东南，经过羌山口、觉拉山口、巴扎拉山口，到典角村东南5公里处越过印度河，再沿着典角村东南山脊至恰尔丁山口，而中方传统习惯线则在都木契列附近向南离开山脊主脉，随后沿印度河至埔克齐附近向南，经乌木隆山口后继续向南。双方在这一区域的主张线所围成的争议地带称为巴里加斯地区，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其中中方控制了印度河以北全部和典角曲以东全部，共约950平方公里，印方控制了印度河以南、典角曲以西地区，面积约530平方公里。

第五，双方主张线在恰尔丁山口以西处汇合，继续向西经伊米斯山口后转而向北，直到斯诺乌山。但可能由于当时测绘和标图的问题，中方提出的传统习惯线在斯诺乌山存在一定问题，如按中方的画线原则，边界应在斯诺乌山以南的一道山梁转而向西。在边界穿过帕里曲/扎贡沃普达河的位置上，双方存在一定争议，这里称为提布列争议区，面积约21平方公里，目前双方交叉巡逻。

以上五处是中印边界西段的争议地区。

在中段，双方首先对巨哇曲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归属存在争议。这一地区面积约350平方公里，均为印控。

其次，双方对于什布奇山口以西地区的归属也存在争议，这一地区面积约60平方公里，均为印控。

第三，双方对甲扎岗噶河流域的归属存在争议，这一地区也称为桑、葱莎、波林三多地区，这一地区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均为印控。

第四，双方对然冲曲、乌热曲、香扎曲流域的归属存在争议，这一地区分别称为然冲、乌热、香扎和拉布底地区，面积约820平方公里，均为印控，但据说中方近年来加强了实控线附近的巡逻。

以上四处是中印边界中段的争议地区。

锡金段边界由于中国和英国曾签订条约规定了划界原则，因此争议不大，仅在开鲁山口以北的所谓“手指地带”存在一定争议，面积并不大。

至于东段边界，中方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从中、不丹、印度三国交界处沿喜马拉雅山麓一直向东偏北而行，在巴昔卡附近穿过雅鲁藏布江，在尼扎木哈特附近穿过丹巴河，随后转而向东南进入山区，沿山脊至察隅河，沿察隅河向东到金谷底附近离开察隅河转向东南的嘎仑河，最后向南到库阳山口以西的中、印、缅交界处。而印度主张线基本为麦克马洪线，西起夏拉山口以南，随后向东穿过娘母江曲，经棒山口后基本沿喜马拉雅山主山脊向东，到墨脱西让村附近穿过雅鲁藏布江后继续向东、东南，至察隅县沙马附近穿过察隅河，随后继续向东南至底富山口。这两条线之间的区域，中方称为藏南（然而实际上藏南所指的地理范围要比中印东段争议区要大得多），在印度则构成了其设立的伪阿鲁纳恰尔邦的主体，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除克节朗河北岸、旺东-无名湖地带、形琼普张等少数地区以外，基本均被印度控制。

总的来说，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位于阿克赛钦地区（包括班公湖两岸和巴里加斯）和藏南地区，这里也是1962年双方短促战争的主要战场。

边境地区

中印西段边界涉及的边境地区是中方一侧新疆和田地区的皮山县、和田县，西藏阿里地区的日土县、噶尔县、札达县，印方一侧的查谟与克什米尔邦、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如果考虑印度对整个克什米尔的宣称的话，边境地区还要包括新疆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县和叶城县。

中印中段边界涉及的边境地区是中方一侧西藏阿里地区的札达县和普兰县，印方一侧的喜马偕尔邦和北阿坎德邦（原属北方邦）。

中印锡金段边界涉及的边境地区是中方一侧西藏日喀则市的岗巴县和亚东县，印方一侧的锡金邦。

中印东段边界涉及的边境地区是中方一侧西藏山南市的错那县（已改市）、隆子县，林芝市的米林县、墨脱县、察隅县，印方一侧的伪阿鲁纳恰尔邦和阿萨姆邦。

最后要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印度方面喜欢将中印边界说成是“印藏边界/边境”，如“印藏边境警察部队”等等。这个提法一方面有将印度和西藏对等，从而视后者为主权国家的嫌疑；另一方面试图混淆中印边界同时还涉及新疆的事实，从而方便印度方面用英属印度和西藏方面的几个非法条约来“证明”所谓“印藏边界”的走向。

多发一条

西段

这里所说的西段边境地区主要说的是印度控制下的拉达克与中国控制下的阿克赛钦地区和阿里地区西北部（日土县、噶尔县）。

拉达克、阿克赛钦、阿里地区都属于高寒高海拔地区，其生态承载力十分薄弱，植被稀少、氧气稀薄。阿克赛钦地区的自然环境相比拉达克更加恶劣，该地区基本无永久性居民。拉达克地区的山间河谷中有永久居民居住，但在什约克河大拐弯以东、班公湖以北，靠近争议区的地带则没有永久居民点。不过阿克赛钦地区的几块平原相对而言比较开阔，尽管可以展开较大规模部队，但不利于部队的隐蔽，各平原之间的横向交通也要绕行纵深地带。

然而与此相对，班公湖以南的印度河谷通道（中方称狮泉河、即藏语森格藏布的意译）地形平坦，有一定的居民分布，沿印度河上溯进入西藏后，沿岸（包括支流噶尔藏布）有扎西岗乡、噶尔县（狮泉河镇）、昆莎乡、噶大克（原英印贸易站驻地）等居民点。噶尔县的几乎全部人口都居住在河流两岸。印度军方认为，这里可能是西段最适合装甲突击的通道。

对于印度一侧而言，从拉达克地区的首府列城向中印边界前沿的道路基本可以看成一个“目”字，换言之从列城只有少数几条通道可以越过拉达克山脉通往前沿，从北向南分别是：从列城向北越过哈尔东山口（Khardung）到迪斯基特（Diskit）以南的努布拉河谷；从卡鲁（Karu）向北越过瓦里山口（Wari）到努布拉河谷上游的阿加姆（Agham）；从卡鲁向东北越过羌山口（注意和巴里加斯那个不同）到多尔布克（Durbuk）、什约克（Shyok）和塘子（Tangtse），再从什约克向北通往阿克赛钦，或从塘子向东通往错格斯察鲁、羌臣摩河谷，或从塘子向东南通往楚舒勒；从Mahe向东北越过卡卡桑山口（Kakasang）到楚舒勒；从Mahe向东经过Nyoma、Loma，直到东堤（Dungti）和典角（Demchok）。而列城、卡鲁、Mahe构成了“目”字左面的一竖，迪斯基特、阿加姆、什约克、塘子、楚舒勒、东堤又构成了“目”字右边的一竖。不过在60年代，能通行汽车的公路才刚刚从斯利那加修到列城。

此外，拉达克地区的人口基本均为藏传佛教徒，所说的语言也属于藏缅语系的一支。双方在文化和历史上均十分接近。

中段

这里所说的中段边境地区主要说的是印度喜马偕尔邦、北阿坎德邦与中国西藏阿里地区的西部，主要是札达县和普兰县。

在喜马偕尔邦、北阿坎德邦的边境地带，虽然仍然山高谷深、落差较大，但其人口要比拉达克稠密得多，印度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更高。目前印度方面的国道已经直接修到争议区门口。此外，北阿坎德邦也有大量说藏缅语系、信藏传佛教的小民族。

在阿里地区的札达县和普兰县，其情况与西段的日土县和噶尔县类似，居民基本居住在狭窄的河谷地带中，以山间坡地为牧场。在部分地区，藏民会越过分水岭主山脊放牧，从而形成了桑、葱莎、波林三多和乌热、然冲、香扎、拉布底两块争议区。另外，还有数条跨境河流形成的边境通道，如什布奇山口和巨哇。但这一侧普遍地形狭窄，不便于大部队行动。

锡金段

这里所说的锡金段边境地区主要说的是印度锡金邦与中国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岗巴县和亚东县。其中，岗巴县主要和锡金邦的北锡金县相对，亚东县与东锡金县相对。

岗巴县地貌以高原为主，东西向移动需穿过大量河流切割出来的峡谷，总体起伏较小，县境南界（也是国界）与北锡金以纵深很浅的山脉相隔，从县城向边境地区没有地理意义上的重大阻隔。

与其相对，北锡金县的地貌以山地和山间河谷（提斯塔河）为主，交通只能依赖提斯塔河各支流河谷中的公路开展，有明显的关键节点，最近的居民点到边境地带的距离也比北坡要远。

从岗巴县穿过查果拉后可以到达亚东县，亚东县同时与印度锡金邦和不丹王国相邻，与锡金相邻的西部、南部以山地和山间河谷为主，与不丹相邻的东部（堆纳、帕里）则有大块平地，相比此前提到的边境地区，亚东县南部降水更多、植被更茂盛、海拔也更低一些。亚东与锡金之间以一条连绵不断的山脊相隔，其中有数个重要山口，包括乃堆拉、卓拉、姐普拉等，曾经是英属印度与西藏的贸易通道。1904年荣赫鹏也是通过这条道路入侵西藏，此后清政府曾在亚东设立海关，由英国人控制并有驻军警卫。亚东县东部、南部与不丹的边界也存在较大争议，这里不展开讨论。

东锡金县仍以山地和山间河谷为主，但锡金首府冈托克位于该县，人口较为密集，山间公路交通相对发达。

由于1890年中英条约规定以分水岭为界，锡金段中印边界没有跨境河流。

东段

这里所说的东段边境地区主要说的是印度伪阿鲁纳恰尔邦、阿萨姆邦与中国西藏山南市、林芝市的南部，包括错那县（已改市）、隆子县、墨脱县和察隅县。

总的来说，实控线两侧（即中国实际控制地区与藏南被占地区）均为山地与山间河谷地貌，中方实控区基本位于主山脊以北，海拔较高、降水与植被较少，而印方实控区基本位于主山脊以南，海拔相对较低、降水与植被较多。

错那勒布沟和克节朗河（印称南卡曲）地区是1962年第一阶段战役的主战场。这里植被茂密、水源丰沛，处于高寒高海拔地区向亚热带山间森林地带的过渡地区。而东面的棒山口一带由于海拔更高，植被稀疏、降水也很少。由错那经棒山口到达旺，再翻越西山口（或绕行不丹塔希岗宗）以至德让宗、邦迪拉一带，曾经是西藏本部与门隅地区乃至阿萨姆地区交通的另一条主要道路。

达旺、德让宗、邦迪拉、鲁帕、开拉克塘、色岗等地的居民以门巴人为主，宗教、生活习惯上都受到西藏的影响，旧西藏噶厦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力度较强，行政治理机器比较完善。

英属印度的渗透路径也是由阿萨姆的乌达古里、米萨马里、巴里帕拉出发，首先向北经过登嘎河流域的开拉克塘、鲁帕、色岗等地，然后经邦迪拉、登班、德让宗，最后翻过西山口抵达达旺。到1962年时，从阿萨姆到邦迪拉可以通卡车，到达旺可以通吉普车。

在这一段的实际控制线（基本为麦克马洪线）范围内，存在娘母江曲和错那曲两条跨界（实控线）河流，而错那曲在下游与达旺曲干流汇合，再与娘母江曲汇合后又注入不丹。错那曲跨过实控线（麦线）的通道即东章通道，而在达旺曲流域最东端还有一条土伦山口通道。

从达旺地区向德让宗、邦迪拉地区则有西山口大路和贝利小道等道路相连。

从达旺地区向东，实控线经过康格多山附近的高海拔山区，两侧居民稀少，交通不便，直到隆子县境内。

麦线在隆子县一段最主要的问题是西巴霞曲（印称苏班西里河）的跨界问题。麦线在该段未结合地标做明确的分割，这使得这一带的具体实控线走向自50年代起就存在争议。总的来说，麦线在这一段将北侧的四条河流（分别经过加玉、三安曲林、玉麦和扎日——后者即朗久和马及墩）截断，使它们在麦线南侧汇合成西巴霞曲。

按中方主张的传统习惯线，米林县不属于边境地区。但由于印度方面根据麦克马洪线越过了传统习惯线，形成了以麦线为基础的实控线，这使得位于隆子县以东的米林县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边境地区。米林县西部与印控藏南之间也由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山脊相隔，两侧可以通过山脊上的多个山口连通。

无论按中方的传统习惯线还是印方的麦线划界，雅鲁藏布江都是国际河流。雅江大拐弯后从东西向转为南北向，造成了一条沿河谷直通大拐弯的水汽通道。这使墨脱县的中国实控区和印度实控区水资源都十分丰富。因此墨脱县长期是中国唯一一个未通公路的县城。由于地质条件恶劣，墨脱的主要通道无法如西藏其他地区一样借道河谷，而必须从隔山相望的林芝市派镇或波密县翻山而来（近年修通了隧道）。而印度方面地质条件相对稳定，可以直接从阿萨姆腹地经河谷进至前沿。另外米林县方面可以经过若干山口翻越喜马拉雅主山脊，直抵印控区的雅江干流。

在中印边境最东端的察隅县方向，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地理单元：最靠西北方的是察隅县上察隅镇北部和印控丹巴曲流域地区，双方隔贡日嘎布曲右岸的高山相对；继续向东南则是察隅县上察隅镇南部、下察隅镇西部和印控Delei河流域地区，双方同样隔山相对，但这里的山脉通行状况略好；最后是察隅县下察隅镇南部与瓦弄地区，察隅河在这里穿过麦线，形成了一条河谷通道。

从门巴族聚居的邦迪拉、德让宗开始，至雅江干流河谷为止，居住的基本是形形色色的部落民，他们没有正规的统治机器、与西藏和阿萨姆均有贸易往来、部分部落在宗教和文化上受到西藏的影响，西藏方面对这一带的控制力度较为薄弱，而阿萨姆各政权更是毫无控制力度可言。

至于伪阿邦的纵深地带，由于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各条支流的切割，使印控区各地理单元的横向沟通十分困难，基本必须绕行纵深地带的第13号国道，该道路的主要地点包括：邦迪拉、德让宗（面向达旺、错那方向）、Seppa（面向卡达乡康格多山方向）、济罗（面向加玉乡南翼）、达波里约（面向哥里西娘、塔克新、隆子县方向）、Along（面向梅楚卡、米林县西部方向）、Yingkiong（面向都登、更仁、墨脱县方向）、亚尼尼（面向丹巴曲流域、上察隅镇北部方向）、缇祖与前门里（面向瓦弄、上察隅南部、下察隅方向）。它们都是印度方面向麦克马洪线前沿调兵遣将的中转站。

在上述重要中转站一线纵深，阿萨姆地区的一批大中城镇可以充当印方的纵深基地，包括乌达古里、米萨马里、提斯普尔（历史上是第4军军部驻地）、北拉金普尔、焦尔哈特、迪布鲁加、丁苏吉亚（其东有印度东部最大的油田和炼油设施所在地迪格博伊）和萨迪亚，这些城镇在1962年时基本都已经通了铁路。

能发几张图？

概念准备

在介绍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几组常常被滥用的概念及其区别。第一组是边界、边境和边疆，英文分别对应的是boundary、border和frontier。所谓边界，指的更多的是边界线，是一条相关国家一致同意、经过合法的国际法流程确立的、不仅在地图和文件上明确规定、更要在实地立界碑表示出来的国境线。而边境，指的更多的是边界附近的区域；而边疆则更强调边境地区的动态变化。

第二组是划界定界、勘界标界和立标树碑。其中划界定界指的是相关国家通过条约、换文等方式在地图上对各方之间边界的走向做出原则性的规定；而勘界标界是指在划定边界后，由各方的联合工作组通过航空测量、实地勘察等方式，将地图上的划界方案落实到具体地标地物上的过程；各方在完成划定、勘定之后，再通过立标树碑的方式将边界最后确定。此外，各方还会建立工作机制，开展联合巡逻和检查，定期对边界地物的变化进行测量，保证界标界碑的位置不变、形态完整。

第三组是边界条约与协定、勘界议定书和边界管理制度条约协定。分别对应第二组概念的三个划界阶段。经过了这一系列流程，签署了相应的法律文件后，我们才能说完成了国界的划定和勘定工作，形成了一条有法律意义的国界线。

英国在印度的扩张与大博弈（Big Game）——为英属印度划界的历史背景

介绍了上述概念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形成国际法意义上的国界。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国接触国际法体系实际上是19世纪才开始的。不幸的是，中国接触国际法的过程与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节奏是一致的，中国在周边建立符合国际法原则的边界的过程，实际上是旧式的封建王朝不断丢失边疆，形成法定边界的过程。从某种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也就是丧权辱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早形成的法律文件就是1842年签订的、割让香港九龙地区的中英《南京条约》。但在此以前，英国在印度的扩张就已经将化边疆为边界的问题笼罩在中国的屋檐上。

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在时间上要早于《南京条约》，该条约的签订也是封建王朝的边疆向国际法文件规定的边界转变的过程。但与《南京条约》等近代史上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一样有国际法效力）不同的是，《尼布楚条约》基本可以算是一种平等条约。

从17世纪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沿海设立一系列贸易站，包括马德拉斯、孟买、加尔各答等。当然，同时在印度设立贸易站的还有法国、荷兰、葡萄牙势力。到17世纪后半叶，英国政府向东印度公司授予了铸币、殖民、军事、外交等一系列大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贸易机构成为了彻底的殖民机构。18世纪早期，莫卧儿帝国逐渐衰落，此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莫卧儿帝国留下的力量真空中不断扩张。

1757年（即七年战争时期），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在普拉西战役中击败了法国所支持的孟加拉王公，确立了对孟加拉地区的统治。到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的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比哈尔、德里、卡纳塔克、斯里兰卡等地。至1858年英国直接对英属印度行使统治权的时候，其直接控制范围又包括了阿萨姆、旁遮普、信德、古吉拉特等地，印度这个地理范畴内的剩余土邦基本也都臣服于英国，成为其附庸国、保护国。1886年，英属缅甸被纳入英属印度，成为后者的一个省。

英属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明珠和财源，印度皇帝是英国国王最显赫的头衔之一。为了保护印度的安全，英国殖民机构在边境政策问题上分化成了两种代表性的立场和态度，分别是前进派和温和派。前进派认为应当尽量将印度的边境向前推进，将其他势力、尤其是俄国势力挡在印度之外、越远越好；而温和派认为在过于遥远的边疆长期经营过于昂贵，风险也太大，他们更喜欢在英属印度和俄属中亚之间建立一个或多个缓冲势力，比如说阿富汗、坎巨提、乃至中国。

可以看出，无论哪一派得势，其核心诉求都是将俄国挡在印度之外。所以当俄国曾经试图通过私人和宗教（蒙古喇嘛）的关系对西藏施加影响时，英国人就表现得尤为紧张。而要达成拒俄于印度之外的目标，首先要确定法律意义上的、确定的边界。对于当时亚洲的前现代国家而言，这种边界是它们很少接触的一种概念。尤其要注意到，中印边境地区要么干脆是无人区、要么居住着基本未受过国家统治、编户齐民的部落民，因此过往的各古国在这一区域基本都没有明确的划界行为。相比英属印度而言，其西北方的各土邦王公力量较为薄弱，因此英国殖民机构在前进派的推动下，将统治范围一步步从印度河推进到了开伯尔山口。而著名的寇松勋爵以阿富汗是印度城墙以外的斜坡为由，试图兼并阿富汗。在帝国坟场吃了两次硬钉子、碰得头破血流之后，英俄达成了默契，将阿富汗作为双方的缓冲国，并分别与阿富汗划定了边界，其中英印与阿富汗的边界称为杜兰线。这里要提到的是，1893年，英印政府派杜兰代表团与阿富汗谈判边界问题，使团中的一名成员日后名声大噪，他叫亨利·麦克马洪。

十八世纪东印度公司对喜马拉雅山脉方向和西藏的探索

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控制了孟加拉地区。此时廓尔喀人、不丹都在向低地地区扩张势力。1765年，得到不丹人支持的一个（苦修僧侣）武装团体卷入了库奇比哈尔土邦的继承权问题。1766年，东印度公司应库奇比哈尔人的邀请派出一支以莫里森中尉（Morrison）率领的军队加入了该土邦与不丹人和苦修僧团的战斗。1767年，尼泊尔的帕坦部请求东印度公司派兵支持他们抵抗廓尔喀人的扩张，金洛奇上尉（Kinloch）率领一支部队深入尼泊尔去助战，但这支部队由于不适应当地气候而严重减员，最终未能抵达目的地，也未能阻止廓尔喀人次年征服帕坦。不过，在当地站稳脚跟后，随着英国人对孟加拉周边地理的了解日益加深，他们开始畅想通过尼泊尔、甚至绕开尼泊尔直接与西藏、中国西部各地通商的未来（这样就可以绕开广州十三行的中间商了）。

1768年2月，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致函孟加拉总督，要求其探索通往西藏的商路。1767—1768年冬，孟加拉测绘局长伦内尔（James Rennell）带领一个连的兵力穿越库奇比哈尔，抵达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和不丹山区，到喜马拉雅山麓后被不丹方面拦阻。1769年底，东印度公司一个名叫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的医生自告奋勇，希望公司能够资助他去尼泊尔探险，最终目标是打通经过尼泊尔通往西藏和中国西部其他省份的商路。1770年6月，洛根率队出发，但由于廓尔喀人已经彻底控制了尼泊尔地区，这次尝试也未能成功。

廓尔喀王国在西面的成功阻断了东印度公司通过尼泊尔与西藏通商的道路。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1771年以后将注意力转移到了阿萨姆和不丹方向。1772年，不丹与库奇比哈尔再次就后者的继承为发生争议（不丹认为自己作为宗主，可以插手库奇比哈尔的王位继承问题），库奇比哈尔遂再次向东印度公司求援。孟加拉总督华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派出琼斯上尉（Jones）率领的一个连兵力前往库奇比哈尔。东印度公司军队在1773年多次击败不丹人，迫使廓尔喀王国（他们认为不丹是自己的势力范围）联系后藏的班禅出面斡旋。1774年3月，六世班禅的信函送抵加尔各答。

黑斯廷斯认为这是与西藏往来的天赐良机，于是于1774年5月派遣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为首的使团入藏。黑斯廷斯给波格尔四方面的任务，分别是与西藏签订友好通商条约，研究西藏的市场与可以贸易的资源，调查西藏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为东印度公司开辟新的对华商路做准备），收集与西藏相关的政治文化宗教民俗各方面资料。1774年底，波格尔抵达扎什伦布寺，至1775年中返回印度。

波格尔此行并没有就西藏通商问题取得任何进展、也没有得到机会到拉萨去，而东印度公司在不丹附近兰普尔（Rangpur）开办的市场也没有人买账。不过在波格尔一行的基础上，加尔各答与扎什伦布寺开始频繁书信往来。1778年，东印度公司将孟加拉的一块土地赠送给了班禅喇嘛，供后者在这里修建庙宇。

1779年，黑斯廷斯派出波格尔尝试第二次入藏（此时六世班禅已经主持了七世达赖的受戒仪式，而英国人认为对自己颇有敌意的摄政也去世了）。黑斯廷斯的意图自然是加深与西藏的联系，并希望通过西藏方面的介绍绕开广州直接和北京朝廷建立联系。但由于六世班禅奉命觐见清朝皇帝，波格尔不得不推迟其行程。1780年，六世班禅因天花去世，1781年，波格尔也去世了，他的第二次入藏计划自然无果而终。

不过六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坐床典礼成了黑斯廷斯派出使团入藏的理由。1783年，黑斯廷斯派出萨缪尔·特纳（Samul Turner）入藏致贺并于次年返回。1784年，黑斯廷斯在孟加拉开始组织商队，计划1785年2月过境不丹通往西藏，开展商路的试运行工作。据说此次商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东印度公司创造了不少收入（以弥补他们因为对华贸易产生的逆差）。

1788年，廓尔喀王国入侵后藏时，扎什伦布寺向东印度公司求援，时任印度总督康华利决定袖手旁观，他说，除非清朝皇帝允许他这样做，不然东印度公司不会干涉与清朝属国相关的事务。1791年，廓尔喀军队再次入侵西藏，洗劫了扎什伦布寺。1792年初，清军入藏击败了廓尔喀人，迫使其向清朝朝贡。在这次冲突中，东印度公司同时收到了廓尔喀王国和拉萨寄来的信函，廓尔喀人的目的是向东印度公司求援，而拉萨方面则要求英国人保持中立。东印度公司借机诱骗廓尔喀王国（尼泊尔）与东印度公司签订贸易协定，规定贸易税率最高为2.5%，但在签约后并没有向廓尔喀人提供武器或援军，而只是出面调停（但康华利派出的调停代表在抵达尼泊尔时，战争已经结束，廓尔喀成了清朝的朝贡国）。这不仅让廓尔喀人感到不满，而且也让西藏上层认为英国人是站在廓尔喀一边，与西藏和清朝为敌的。连马戛尔尼在热河的行宫都听说了英国人在支持尼泊尔的对藏战争，他直接将自己出使清朝的失败归咎于尼泊尔问题上东印度公司的拙劣表现。直到1795年英王向乾隆皇帝致信解释，清政府才确信英国并没有直接卷入尼泊尔与西藏的战争。

英印政府在英印北段（即现中印西段、中段）边界的早期政策背景

在英属印度与阿富汗的边界以东，是现在分属印巴两国的广义的克什米尔地区与中国的新疆和西藏两个自治区之间的边界。这一段边界的划定问题由于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争议而更加敏感。这里所说的广义的克什米尔地区包括西部山谷地带的查谟、克什米尔，北部山区的巴尔蒂斯坦和东部山区的拉达克。广义的克什米尔地区作为印度次大陆的北部边缘，到19世纪40年代才被英国纳入统治，还是间接的统治。1846年，英印政府在赢得了第一次锡克战争后，通过《阿姆利则条约》将查谟-克什米尔地区从锡克帝国分割出来，由原来效忠锡克帝国的多格拉人古拉伯·辛格统治，英印政府对查谟-克什米尔享有宗主权。然而，查谟-克什米尔邦与西藏在此前几年已经爆发过边境冲突。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拉达克要么是西藏的一部分或属国，要么是与西藏主体享有共同文化、语言、宗教传统的独立小国。1834年，仍然效忠锡克人的古拉伯·辛格率兵征服了拉达克。1841年，古拉伯·辛格在吞并了现属巴控克什米尔的巴尔蒂斯坦后继续派佐拉瓦尔·辛格向西藏西部进军，兵锋直抵现属普兰县的玛法木错湖一带，基本控制了现阿里地区的全境。根据内维尔·麦克斯维尔的说法，贸然留在西藏过冬葬送了佐拉瓦尔·辛格的军队。1842年，反攻的藏军西进列城，被锡克帝国派来的援军击败。两军将领在1842年10月签订了和约，规定双方尊重“古老的、久已存在的疆界”，但和约未对边界做出任何明确的描述。后来，印度政府用这一措辞作为理由，声称拉达克和西藏之间早已完成划界。但实际上这一措辞所体现出来的是，双方都明白各自控制区之间被宽广的无人区分隔开，因此无需精确划定边界。

在1846年以后，英印政府的宗主权延伸到古拉伯·辛格头上之后，英国人担心查谟-克什米尔邦和西藏再次开战，从而将中英两国卷入直接冲突。因此，英国人在《阿姆利则条约》中禁止查谟-克什米尔邦在未经英印政府批准下开疆拓土，同时《条约》还规定要标定西藏和拉达克的边界。关于这部分划界的问题，下面再另行讲述。

英印政府在英印东北段（即现中印东段）边界的早期政策背景

第一次英缅战争与阿霍姆王国的衰亡

长期以来，印度都是一个宗教或地理上的范畴，而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现在属于印度东北部的几个邦——阿萨姆、梅加拉亚、特里普拉、米佐拉姆、曼尼普尔、那加兰、伪阿鲁纳恰尔，它们在历史、语言、民族上都与印度其他地区关系薄弱。其中，来自现在云南地区的一支傣族人在13世纪迁入了阿萨姆地区，建立了阿霍姆王国（后来也称阿萨姆王国）。到14世纪末，傣族上层逐渐印度化，接受了印度式的头衔和姓名，这使得阿萨姆开始被印度的王公视为同一文化圈的势力范围。莫卧儿苏丹就曾经多次对阿萨姆发动征讨，双方大战约一百年。由于国力上的差距，以及阿萨姆北方藏南地区的土著居民不断下山劫掠（阿霍姆王国为此长期向部落民支付称为“波萨”的岁贡），阿霍姆王国败多胜少，但仍然维持了在布拉马普特拉河谷东部的有效统治和基本盘。后来，莫卧儿帝国的衰落使得阿霍姆王国得到了一定喘息之机，但18世纪80年代，阿霍姆王国不同印度教教派之间的宗教矛盾引起了新的一轮冲突和内战，使该国再次陷入衰弱。1792年，阿霍姆王国向已经控制了孟加拉和比哈尔的英国人求救，英军出兵帮助阿霍姆平叛，从此开始正式插足阿萨姆地区。

因政争失败而逃亡的阿霍姆大臣巴丹旃陀罗出奔到了雍笈牙王朝统治的缅甸。此时的缅甸已经逐渐从清朝的讨伐中恢复了元气，缅王孟云1785年刚刚吞并了阿拉干地区（即现缅甸若开邦），后来又控制了曼尼普尔地区。1817年，缅甸出兵攻打阿霍姆王国，于1819年攻破其首都（焦尔哈特）、俘虏了国王普兰达尔·辛格。不过由于孟云在当年晚些时候去世，缅军被赶出了阿萨姆。缅军在新王继位后卷土重来，再次击败了阿霍姆王国，这次阿霍姆王逃亡英属印度。缅甸将阿霍姆纳为属国，并立傀儡约郭什瓦尔·辛格为国王。

19世纪初，英国人逐渐发现了阿萨姆地区的野生茶树，这表示该地区可以发展茶树种植园，减轻英国对中国出口茶叶的依赖，缩小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于是，在英国探险家发现野生茶树种群的同年（1823年），英国人以孟加拉吉大港地区与缅甸阿拉干地区之间发生了边民冲突为由，出兵占领了两地区界河中的争议岛屿。该年9月，缅军登岛驱逐英国殖民军队后撤走，但殖民军很快又回到岛上。1824年1月，缅军再次上岛驱逐英军，2月英国以此为借口对缅甸宣战，史称第一次英缅战争。

此时缅军已经使用了西式的武器装备，并有陆军的数量优势；而英印殖民军数量和质量均没有优势，但控制了制海权。战争开始时，缅军将领班都拉率军进入孟加拉，到5月份占领了边境孟加拉一侧的拉特纳帕兰和拉木，击溃了当地的英军守备队。然而与此同时，英国海军的60余艘战舰、1万余官兵从安达曼群岛启航，登陆并很快占领仰光（此时缅甸王国的首都在曼德勒附近的阿瓦古城）。随后，英军沿海岸发展战果，攻占了勃固、毛淡棉、土瓦等城镇。但由于雨季交通不便，英军未深入内陆作战。

受此影响，班都拉奉命回援，于11月翻越阿拉干山脉，抵达伊洛瓦底江下游。12月，缅军主力进攻仰光，被得到了援军加强的英军击败，缅军退保德努漂（Denubyu）。1825年3月，英军进逼德努漂，初战未取得战果。4月，英军进一步加强兵力后再次发动进攻，缅军失利、班都拉战死，英军乘势进占卑谬。9月，缅王派代表与英军谈判，英军要求割让阿拉干、德林达依地区并赔偿200万英镑，谈判最后破裂。10月，缅军再次集结主力反攻卑谬，被英军击败。英军继续沿伊洛瓦底江北上。于1826年1月占领敏巫和仁安羌、2月占领蒲甘，进抵距离首都阿瓦（曼德勒西南）不远的杨达波（Yandabo）。2月24日，缅王在杨达波签了城下之盟《杨达波条约》，主要内容包括五条：一、缅甸势力撤出阿萨姆和比哈尔的库奇地区，曼尼普尔复国；二、阿拉干、兰里岛、实兑割让给英属印度；三、赔款赎买英军从卑谬、仰光、下缅甸、德林达依和各沿海岛屿撤军；四、英国使节常驻阿瓦，并驻卫队保护；五、缅甸全国港口对英国船只开放，免征关税。

战争结束后，阿萨姆末代国王普兰达尔·辛格从英属印度的直辖地区回国，但该国已经成为了英国人的傀儡政权。1836年，英国人罢黜了普兰达尔，并于1838年建立了阿萨姆省。

英印政府的阿萨姆省与西藏噶厦政府、藏南各部落之间的关系

与大吉岭地区（原属锡金、后被英印政府强买，划入孟加拉省）类似，英印政府在阿萨姆的统治重心主要是发展对藏贸易和种植茶叶。西藏和阿萨姆通过达旺到乌达古里的商路开展贸易，其规模相当可观，每年交易额可以达到数十万卢比。英印政府通过乌达古里的贸易市场才了解到，达旺并非不丹领土，而是受到拉萨噶厦政府的直辖（当时不丹也是西藏地方政府的藩属）。1844年，英国人以每年5000卢比的价码，交换驻达旺的西藏官员同意放弃在乌达古里附近的吉惹巴惹地区收税。有人认为，这种收税权代表了西藏噶厦政府对该地区的统治，不过这种贡金（也称为“波萨”）更类似于一种防止劫掠的岁贡。

1852年，这笔英国人代缴的岁贡引出了麻烦。西藏方面一个名为格隆的官员卷钱跑路，逃到了英国人统治的达兰加。西藏政府出兵威吓英国人，要后者交人，英国人针锋相对地派出了400名步兵和2门六磅炮。藏军于是退让，要求英国人出文件证明格隆已经死了，方便他们拿回去销案交差。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英国人又掏了5000卢比让藏军回师。格隆后来在1861年又回到了达旺，但不久再次出奔。1864年，他被西藏方面派人暗杀。

据说1853年双方的一份协议规定英藏双方在乌达古里地区进行联合标界（注意不是定界）。阿拉斯泰尔·兰姆转引的一份材料说，1872年有四名西藏方面的僧官前来监督英国人的标界工作，我个人怀疑这次标界是1866年英国人和不丹政府所签订《辛楚拉条约》的后续流程。总之，英印政府此时很清楚，达旺、申隔宗、德让宗、邦迪拉、鲁帕、色岗等地都是西藏噶厦政府的有效行政管辖范围。不过这一达旺走廊以东，是喜马拉雅山区各土著部落民的控制范围，包括阿卡、达夫拉、米里、阿波尔、密闪密等部族，我国将其称为珞巴族和僜人。

这些部落民一方面同南面的阿萨姆和北面的藏区贸易（主要是食盐），一方面经常劫掠（包括下山劫掠阿萨姆平原地区的居民和打劫到南迦巴瓦峰等地转山朝圣的藏民）。阿霍姆王国就长期向他们缴纳“波萨”。英国人来了以后，为了保护茶园的安全，也沿用了给部落民付波萨的做法，不过英国人也会不时派出考察队、探险队沿藏南各河流上溯，对部落民地区进行测绘和渗透。对于跳得太欢的部落，英国人会扣发他们的波萨，再进一步则会禁止该部落人员到阿萨姆的市场买卖货物（尤其是盐）。如果这种封锁仍然起不到效果，英国人就会派出小部队搞一次讨伐行动，烧几栋屋子、杀一波人立威。但为了节约开支，实际上很少搞讨伐行动。英属印度法案也对印度财政的军事用途做了很大的限制。总的来说，与阿富汗和克什米尔、拉达克方向不同，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英印政府在阿萨姆北部边境地区的政策是相当克制的。

在英印政府看来，国际边界只能在两国主权国家之间划定，而部落民的组织谈不上主权国家，而西藏政府也没有在这一地区露面，因此英印政府就很自然地将这一地区视为没有多大价值（只有一群蛮子）的无主之地，当然不急于划界。

穆尔克拉夫特对拉达克与中国边界的描述

1846年的《阿姆利则条约》使得英印政府成了查谟-克什米尔邦的保护人。此时英国人对于该地区的具体边界并不清楚。此前仅有少数旅行家对拉达克地区的边界（尤其是羌臣摩河以南的那部分）做了描述，其中贡献最大的是1820-1822年曾在列城居住的威廉·穆尔克拉夫特。

穆尔克拉夫特访问列城时，拉达克还没有被古拉伯·辛格征服，他去的目的是促成拉达克王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联合起来，打通从印度到新疆的商路，用英国人的商业势力挤掉俄国人的影响力。他的最终目的地是叶尔羌（现莎车），但被中国政府拒绝入境。他的旅行产生了大量的通信材料以供后人查考，包括部分对拉达克和中国边界位置的描述。

根据穆尔克拉夫特的说法，中国的边界位于喀喇昆仑山口并由此向东，喀拉喀什河的源头位于中国境内。由于中国当局对于走喀喇昆仑山口以东进入新疆的人均予以严惩（为了保证所有人员往来都经过山口关卡的检查），他在喀喇昆仑山口到班公湖一带并没有指出任何明确的边界位置。在班公湖以南，他说西藏和拉达克的边界位于楚舒勒和一个叫做蓬约尔的地方之间，而根据他的记载推测，蓬约尔就是斯潘古尔湖西端的斯潘古尔村。而对于印度河谷通道，穆尔克拉夫特说典角属于西藏的噶大克治下，边界位于典角以西。这些立场均与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线吻合。

1846-1847年边界委员会

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人担心征服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又和西藏开战的古拉伯·辛格（他所效忠的锡克帝国当时还是英国人的盟友）的军事冒险激怒中国中央政府，并使大清认识到可以通过促使尼泊尔（大清藩属）出兵的方式围印救清。不过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战争很快结束，使得英国人暂时放下了心。

然而1846年古拉伯·辛格获得了在英国保护下的独立地位后，英国人再次意识到了这一风险。于是他们在《阿姆利则条约》中规定，禁止古拉伯·辛格在未经英国人批准的前提下扩大领土，同时还规定要设立一个边界委员会给古拉伯·辛格的克什米尔邦标定边界。该委员会1846年正式组建，委员是两个英国人，史称1846年边界委员会。

英国人最初设想中，这个边界委员会应该包括中国、克什米尔和英国三方面的代表。为此，英印总督哈定勋爵通过英国驻香港总督致信清政府，邀请清政府自己参加，或允许西藏政府代表参加。但清政府和西藏政府都没有派员，香港总督德庇时（John Davies）将信函转给了两广总督后一直未收到回复，在多次催促后，两广总督说西藏与拉达克的边界“业已充分清楚地确定，故恪守此项古时安排最为适当，毋庸再行勘定”。实际上这封英国人的信很可能被两广总督截留，压根没送到北京。

1847年，委员会的委员增加为三人，仍然都是英国人。1846-1847年的两届边界委员会划定了克什米尔邦和司丕提地区（当时为英属印度的直辖领地）的边界，以及拉达克方向从司丕提到羌臣摩河谷一段的边界。英印政府给委员会的指示说，“我们要的不是多一点或少一点或贫瘠或肥沃的土地，而是要在这大概不会太受人观察到的地区得到一条明确规定的边界。”规定明确边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防止清军或藏军进犯英属印度，而是要防止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势力范围向东扩张，包抄到英属印度的东北面。重点来了，因此这条边界必须向东，划到明显超出克什米尔的君主所影响的领土，必须明白通知查谟和西藏两个当局，任何一方都不允许以任何借口侵犯这条边界。换句话说，这条边界为了防止古拉伯·辛格玩大的，把他根本无法统治的大片土地（虽然西藏政府对这些土地也未必有多大控制力）预先划给了查谟和克什米尔邦。

1846年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大体划定了司丕提和拉达克（属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边界，二是在划界过程中确立了所谓分水岭原则。按委员会成员克宁汉的说法，分水岭原则就是在多山地区划定边界时，为了方便和防止争端出现，建议采取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山脉脊线为边界。当时西藏边缘的边界与其说是连续的一条线，还不如说是一系列的点，这些点通常位于交通道路上的山口或跨境河道的渡口、交叉点、居民点上。所以为了将这些已经为人默认的点（如喀喇昆仑山口和典角）连成线，采用分水岭原则可能的确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办法。后来，印度政府试图将这一种用来填补边界上公认点位之间空白地带的原则为自己将西藏明确建立行政管辖的地区占为己有的行为辩护，就是另一回事了。

1847年的委员会在前一年工作的基础上，在从司丕提-西藏边界到班公湖一线确立了若干边界点位。边界委员会委员亨利·斯特拉彻1847年10月访问了典角，他说这里是一个“有几个小屋和帐篷的村落，没有永久居民，被一条从印度河左岸流入印度河的小溪分开（即典角曲），这条河构成了阿里和拉达克在这里的边界。”西藏方面的哨兵禁止斯特拉彻越过典角曲继续沿印度河上溯。这一主张接近于当前的实际控制线，介于中印双方主张线之间。在典角以北的斯潘古尔湖地带，委员会认为斯潘古尔湖完全属于西藏，这与后来中方的主张一致。再往北到班公湖南岸，委员会将边界画在库尔纳克堡，这又符合印度方面后来的主张线。

而对于班公湖以北的边界，委员会并未得到稳妥的结论。另一个委员汤姆逊从列城去了喀喇昆仑山口，他说在班公湖以北“每一部分都必须认为是未知领域，所以在东北这个方向，西藏的边界是不能正确规定的，但是由于这片土地完全无人居住，所以这样也没多大关系。”他也提到了穆尔克拉夫特所说的，从喀喇昆仑山口以东有小路通往新疆和田，但这条路被中国政府严加看守，不得擅入。也就是说，中国方面在阿克赛钦是存在定期巡逻和军事力量的。

另外，在古拉伯·辛格与藏军1842年的停战协定中，规定古拉伯·辛格有权参与西藏方面的羊毛制品出口。印度总督哈定勋爵认为，这损害了英属印度的商业利益，因此他在之前提到的致清政府的照会中提出单方面取消这些条款。当然，这封照会后来没有得到正式回应，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份照会是否真的送到了北京。

而边界委员会委员斯特拉彻1847年提出，1842年的协定并非清政府和锡克帝国之间的正式条约，而只是古拉伯·辛格的代表和藏军代表之间的私下安排，双方代表既没有签署条约的授权证书，该条约文本也没有经过本国政府的批准和换文确认。条约内容中只有恪守旧边界一项得以遵守，而这一情况的出现也不是因为条约的约束，而是出于历史的惯性；至于古拉伯·辛格的羊毛出口生意实际上由于阿里的西藏官员对走私听之任之，条约规定已经名存实亡了。同时，拉萨政府和清朝的驻藏大臣并不承认古拉伯·辛格在拉达克的统治权，仍然视原来的拉达克王室为正统。而拉达克仍然与驻噶尔的噶厦政府官员互派熬茶使节，一直到印度独立。所以这项所谓条约既不具备真正的法律效力，实际上也没有得到执行。

克什米尔勘测

19世纪60年代，英国人在克什米尔搞了一次勘测活动，其结果发表在1868年版的克什米尔地图集里。与边界委员会不同，这次勘测的结果并不代表英印政府官方对边界的立场，因此这份地图集对边界的立场与委员会的立场有所出入。比如说：地图集的边界穿过印度河的位置画在典角下游（以西）二十多公里处，更加接近中方主张线；地图集的边界穿过斯潘古尔湖，更加接近印方主张线；地图集的边界将库尔纳克堡放在西藏境内，符合中方主张。

参加勘测的亨利·戈德温·奥斯腾上尉（西方世界对乔戈里峰的名字即戈德温·奥斯腾峰）在1863年勘测过班公湖北岸地区后说：库尔纳克平地的归属存在争议，班公湖地方的人（即班公湖西岸的居民）说这里是他们的，但从这个古老堡垒被建筑在平地西北边一座低岩山上来推断，它无疑是属于拉萨政府多年以前所造的。（他这么说明显是因为，库尔纳克堡的建筑位置卡住了从西面进入该平地的通道，而留出了东面的通道，方便后方的部队增援。）但奥斯腾又说，近年来列城当局的势力已经抵达了这里，所以如果从实际控制的角度来讲，这里又可以说是克什米尔土王的领土。

新疆危机与进击的克什米尔土邦

到19世纪60年代，并没有多少西方探险家和殖民者来到从喀喇昆仑山口到班公湖之间的边境地带。最早亲身到达这里的欧洲人可能是1847年边界委员会委员汤姆逊，1856-1857年施拉京特魏特（Schlagintweit）三兄弟对喀喇昆仑山口附近做了勘探，其中的阿道夫·施拉京特魏特还冒险越界到了喀什噶尔并死在那里。他们在记载中将阿克赛钦归为土耳其斯坦/突厥斯坦境内（即“回疆”）。但事情很快起了变化。

按国家民委的说法，1864年在新疆各地（当时还没有建省，新疆南部称为天山南路，也叫回疆，行政首脑是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驻喀什噶尔；当时新疆还有乌鲁木齐都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犁参赞大臣；这四人统归伊犁将军管辖）爆发了少数民族的反清起义，但部分起义上层很快就借用宗教旗号，引浩罕汗国阿古柏部入疆。1865年初，阿古柏部进入喀什噶尔，反将柯尔克孜族起义领袖思的克驱逐。4月，阿古柏扶植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为汗，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

继古拉伯·辛格后担任克什米尔土王的兰比尔·辛格认为这是浑水摸鱼、扩大他在印度与新疆贸易份额的好机会，于是他在1865年也派出一支小部队，越过喀喇昆仑山口，到北边喀拉喀什河旁的赛图拉建筑了堡垒，驻军规模为25名正兵和50个当地招募的柯尔克孜族牧民辅兵。当时打得旗号是保护叶尔羌到列城的商队不受坎巨提部族的劫掠。但1867年，赛图拉堡被克什米尔邦弃守。

这一行动明显违反了《阿姆利则条约》里英国人给克什米尔土王画的不得擅开领土的红线，但由于英国人自己对于新疆局势的立场也十分暧昧，所以当时英国人未做干涉。但1885年克什米尔土王想要再次提出对赛图拉堡的主张时，英印政府在1888年、1892年两次明确告诫克什米尔邦，赛图拉属于中国领土。

从鸦片战争开始，英国人就试图直接和清朝中央政府打交道，要后者放开国门，迎接英国商品、资本和殖民者，这一范围自然也包括了新疆和西藏。对于西藏来说，1904年的荣赫鹏入侵就是英国殖民路线的最高潮。而对于新疆来说，英国人想要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实现的遣使常驻权，撬动清政府放开对新疆的贸易和旅行禁令。但英国人还没取得成果，新疆就爆发了反清起义，这使得英国人看到了和阿古柏勾勾搭搭从而插足新疆局势的机会。

在英国人看来，克什米尔王公对于过境的一切商品都征收重税，这使得新疆到英属印度的贸易无利可图。地理上，绕过克什米尔抵达南疆又困难重重，这就严重打击了英国商人的企图。于是英印政府在1864年要求克什米尔邦修改了税则，又在1867年派英国贸易专员常驻在列城保护其商业利益。驻扎列城的英国代表后来在喀喇昆仑山口以东又发现了一些新的可能商路，但是由于行程更长，基本都没有投入使用。

1870年，英属印度让克什米尔土王也承担起了发展到南疆商路的工作。后来在1870年、1873年，派出了两个“使团”出访阿古柏控制的喀什噶尔，并在1874年签订了贸易协定，获得了贸易权和关税优惠。不过让英国人十分震惊的是，俄国人已经先一步于1872年获得了这些权利，甚至在1871年还强占了伊犁。

由于阿古柏的内政不得人心，他没有额外精力去考虑控制区的边界问题。于是印度测量局的英国人W·H·约翰逊就根据他1864年在喀喇昆仑山口附近的勘测和1865年穿过阿克赛钦到和田的行程炮制出了约翰逊线。

约翰逊线

约翰逊抵达和田时，控制和田的是哈吉·哈比布拉汗。当时他对阿克赛钦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将这一地区视为和田在南方的战略出路，不过他首先派人勘探了更靠东的通道（完全不在印度的主张范围内），但是被藏北的牧民赶了回来。于是他转而向阿克赛钦地区探索，在该地区建立了两个石砌的营地，称为“栏杆（Langar）”。其中一个叫哈吉栏杆，而另一个叫奇台栏杆，哈吉栏杆正好位于印度主张线（也就是约翰逊线）上，而奇台栏杆位于印度主张区内。不过1867年他就被阿古柏杀掉了。

约翰逊所提出的约翰逊线与1865年克什米尔邦占领赛图拉后提出的边界线十分接近，这两者是否存在关联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约翰逊到和田的行程并未经过英印政府批准，这为他招来了严厉的批评，他后来不得不辞职。1872年，克什米尔邦聘请约翰逊担任拉达克的维齐尔。这也许不一定是因为他们1865年就勾结到了一起，但他们在推进克什米尔土邦的北部边界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而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劳伦斯英印政府对边界问题采取的是保守态度。

为此作证的是同时期的大批英国旅行者，包括亨德森、罗伯特·肖、G·W·海华德、道格拉斯·佛昔斯。他们在旅行记录中都说，克什米尔的土王只是在1865年才派出一小队人马越过其传统界线（喀喇昆仑山口）到赛图拉筑城的，实际上赛图拉一线的河谷是柯尔克孜族牧民的传统牧区（而非新疆和拉达克牧民的交叉放牧区），而这些柯尔克孜族牧民是受叶尔羌的新疆地方政府管辖的。

英国在印度的最后扩张与英俄的缓冲地带

1876年，以李顿勋爵（后来李顿调查团里那个李顿之父）为首建立了新一届英印政府。当时英俄在中亚、南亚的势力范围之间有两层缓冲。第一层是中国新疆省和阿富汗，第二层是克什米尔土邦及臣服于克什米尔的许多小国和部族，如洪扎（坎巨提）、那噶尔、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

如前面我所说过的那样，英属印度和阿富汗的边界是1893年划定的，此时阿富汗的边界尚未确定，而阿富汗和许多印度西北小邦与部落的关系十分暧昧复杂；同时，新疆的南部边界也没有划定。这使得英印政府产生了某种紧张感，一些人担心如果俄国继续快速推进，就会在英国人之前控制从喀喇昆仑到帕米尔和兴都库什诸山脉的各个关键山口，然后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如洪水下山一般席卷印度。即使是认为这种军事行动纯属天方夜谭的稳健派，也认为放纵俄国扩张而无所作为会带来国内的政治攻击，他们认为至少也要做出加强印度军事安排的姿态，来换取俄国的让步，同时在英俄之间建立缓冲国体系，维持英俄的中亚均势。

于是英印政府不断利用克什米尔土邦作为白手套，将英属印度的管辖范围推进到吉尔吉特（1888年）、洪扎、那噶尔（1892年）和奇特拉尔（1895年）一带。除了控制本地的居民和部族，英属印度还派出探险家到无人区去勘测探险。1889年，为沙俄服务的波兰军官康穆采夫斯基和荣赫鹏在星峡山口附近的一条叶尔羌河支流遭遇；1890年，这两人又在帕米尔的瓦罕地区相遇，结果俄军指挥官约诺夫把荣赫鹏（和另一个在苏满塔什探险的英国军官）抓了起来，这引发了英俄之间的外交风波，标志着英俄势力在中亚的直接相遇。

英国政府试图分隔英属印度和俄属中亚的第一个尝试是征服阿富汗，在失败后他们与阿富汗划定了杜兰线。俄国与阿富汗也标定了边界，并通过1895年的英俄《关于帕米尔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将瓦罕走廊划给阿富汗。这就使阿富汗从西面彻底将英俄两国领土分开了（尽管这一间隔在某些区域十分狭窄）。

沙俄的扩张、新疆作为英俄缓冲地带、洪扎边界问题

1876年，在李顿勋爵上台的同时，左宗棠主力移营肃州，准备经哈密西进。8月，清军收复乌鲁木齐，11月收复玛纳斯，北疆除伊犁被俄占外全部收复。从1877年4月起，刘锦棠连续攻克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9-10月又一鼓作气攻克南疆东四城，到1877年12月和1878年1月，刘锦棠分三路收复西四城，至此南疆各城全部收复。

由于清政府靠军事手段平定了阿古柏叛乱，并在1881年通过外交途径收回了俄占伊犁，英国人或多或少认同了清政府控制下的新疆具有充当英俄缓冲区的价值。新疆地方政府表示，中国在新疆的主权最西端应当包括帕米尔，至少要达到乾隆皇帝曾经立过碑的苏满塔什。

此时，新疆与俄国的边界经过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及附属的三个勘界议定书已经大致确定，后来沙俄又借1881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交还伊犁的时机，与清政府签订了1882年《伊犁界约》、1882年《喀什噶尔界约》、1883年《科塔界约》、1883年《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最终确定了乌孜别里山口以北、以东的全线边界，但乌孜别里山口以南仍存在未定区域。

在《北京条约》的时代，沙俄就试图以设立喀什噶尔领事馆的方式渗透南疆，但由于阿古柏之变，设馆计划被推迟。到1881年，沙俄借《伊犁条约》条款再次重申了设立喀什噶尔领事馆的规定，1882年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就任。与此相对，英国也在1890年派遣外交代表驻扎喀什噶尔，当时称游历官，负责管辖通商和旅行人员。后来在1908年经清政府批准，游历官改为总领事。英国第一任驻喀什噶尔游历官是荣赫鹏，1891-1918年一直由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担任。英国驻喀什噶尔代表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南疆渗透，同时挤出沙俄的影响力。

起初，英国人在南疆的意图是鼓励驻疆清军在乌孜别里山口以南地区向西部署军队（同时，清军还从赛图拉出发向南到苏盖提达坂设立了一个哨所，苏盖提达坂位于赛图拉到喀喇昆仑山口的路上），将阿富汗边界以东的帕米尔地区彻底遮蔽起来，完成英属印度缓冲区的闭环。但在沙俄的军事威胁和外交恐吓之下，清军在1892年前后撤出了乌孜别里山口西南的驻军，清朝控制区缩回到了萨雷阔勒岭以东。沙俄政府随即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订立新约的方式，明确《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中的待议区域全部归属沙俄，清政府驻俄公使许景澄、驻法参赞庆常等虽然坚持立场，但未能彻底打消俄方的念头，只能通过拖延维持局面。

但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让英俄两国都意识到清政府洋务运动的脸皮已经被彻底撕掉。英国人不再认为清政府有能力在帕米尔西部地区与沙俄形成一条有利于清朝的边界线，从而有效地遮蔽克什米尔北部各小邦；沙俄在吃掉了帕米尔西部地区后也希望和英国达成协议确认双方的势力范围。于是两国1895年签订了协议，瓜分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并明确将瓦罕走廊划归阿富汗作为缓冲区。

1892年，英属印度通过克什米尔土邦的所谓宗主权，以调解洪扎（坎巨提）和那噶尔之间争端为借口，出兵洪扎并强行替换了洪扎的统治者。新疆当局对英国人的举动表示了抗议，英国人为了安抚新疆方面继续和俄国人斗争，决定维持洪扎表面上的朝贡地位，允许洪扎统治者继续每年向新疆进贡一两五钱砂金，并请中国官员参加洪扎新统治者的就任典礼。

英国人控制洪扎后，就继承了洪扎与新疆之间的边界问题。洪扎曾经在印度河水系和塔里木内流区分水岭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获得了一些历史权利，包括在塔墩巴什帕米尔部分区域（现塔什库尔干自治县）的放牧权和在热斯喀木河上游（现热斯喀木村）的耕作权。不过前者的体现在于，中国方面将对游牧民征收的税收转交洪扎的统治者，而非由后者直接行使统治权。英俄不断向塔墩巴什帕米尔渗透还表现为在蒲犁（今塔什库尔干自治县县城）设立邮局并驻扎卫队。1897年，英国在蒲犁设置驿站；1901年，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也在蒲犁设置驿站并配属20名卫队；1916年，英军数十人也进驻驿站加以“保护”。

维克多·布鲁斯·额尔金伯爵（烧圆明园的第八代詹姆士·布鲁斯·额尔金伯爵的儿子）的英印政府在1895年说，当时的报告强调色勒库尔（即塔墩巴什帕米尔）和热斯喀木在不远的未来可能落入俄国人之手……我们衷心请求使俄国向穆斯塔和喀喇昆仑山脉的领土扩张做出明确的限度（如果俄国继中国之后占领这些地方的话）。

英国政府和英印政府内部很快就对上面所说的“限度”，换句话说就是英属印度在喀喇昆仑山口以西的北部边界开展了讨论。这次再次出现了激进派和温和派。

马继业-窦讷乐线

温和派的旗号是英印政府的额尔金伯爵，但其核心人物是英国当时驻喀什噶尔的游历官马继业。马继业出身于当年出使清朝的马戛尔尼家族，他的父亲被中国驻伦敦公使馆聘为外籍顾问、母亲是中国人，他是中英混血，出生于南京，所以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熟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1889年开始为英印政府服务，1890年随荣赫鹏抵达新疆，后来接替后者担任英国驻喀什噶尔的游历官，这个职位并没有正式外交身份、也没有警卫，直到1908年才改为领事。

针对克什米尔土邦向喀喇昆仑山口以北地区提出的领土要求，马继业认为这是十分荒谬的。他认为应当把这一主张和坎巨提的米尔对热斯喀木、塔墩巴什的主张一样，当做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而非谈判的底线。他要交换的是在中国和英属印度（以及克什米尔和坎巨提两个土邦）之间建立一条确定的边界线，同时要清政府放弃在坎巨提的一切（即使已经只是名义上的）权利。

在这一过程中，马继业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阿克赛钦归属问题，也就是喀喇昆仑山口到班公湖一线的划界问题。在交换了几版地图后，马继业和英印政府意识到，新疆当局的意图是将阿克赛钦地区划入中国境内。

1895年年末或1896年年初，马继业奉命向喀什噶尔道提交了一版《印度地图集》，该图集中包括了1比322万的旁遮普和克什米尔全图，而克什米尔的边界完全就是当年的约翰逊线。这位道台在向俄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炫耀的时候，俄国人向他指出，英国人的地图把阿克赛钦的中国领土画成了英国属地。于是道署向马继业指出了这一问题。马继业认为阿克赛钦属于荒漠无人区，因此在划界时应该中英各得一半。于是他以广义的阿克赛钦地区中间的拉宗山脉为界，提议将北部划给中国，而将南部（也称林济塘）划给英属印度。1898年，额尔金的英印政府认可了这一建议，并要求致函清政府，要求后者与英国共同以书面形式确认这一划界方案。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可以提出放弃坎巨提对塔墩巴什和热斯喀木地区的权利作为筹码，同时中国需要放弃对坎巨提“有名无实”的羁縻。

1899年，这一建议由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窦讷乐递交给了北京总理衙门，窦讷乐同时指出，由于涉及地区均为无人地带，双方无需进行实地标界。北京方面将此事移文新疆省，后来英国公使馆通过非官方渠道得知，新疆并不反对这条边界线的走向，也不反对划界而不标界的方式。但由于英方的政治问题（额尔金伯爵下台），他们改变了自己对马继业-窦讷乐线的态度，因此没有真正试图得到外交文书形式的正式回复。这样，这条马继业-窦讷乐线的提案就无疾而终了。

阿尔达再次提出约翰逊线

随着新疆和沙俄局势的不断变化，前进派逐渐占到了上风。大多数前进派主张以约翰逊线为克什米尔和新疆之间的边界，但他们的理由不再是通商，而是与沙俄在中亚和新疆的扩张采取更加对抗的态度。前进派的代表人物就是约翰·阿尔达，他在1896-1897年任英国陆军情报处主任。他认为，由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而沙俄的扩张又是骨子里的本性，喀什噶尔地区一定会被沙俄吞并，那么沙俄在吞并喀什噶尔之后必然还会继续南下，直到碰到印度的边界。

因此，保卫印度的最好方式就是尽可能向北推进边界。尽管从行政管辖的角度来看，分水岭线是很合理的边界。但他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分水岭线存在不足之处。从北面的塔墩巴什、莎车、和田等地越过分水岭，要比从南边的坎巨提、列城等地北越分水岭简单得多。所以如果只是以分水岭一线分界，英国所受到的压力就比沙俄大得多。阿尔达认为应该把昆仑山脉的主山脊划在英属印度边界以内，把叶尔羌河上游和喀拉喀什河都划为英国领土。

1897年，额尔金伯爵的英印政府并没有接受阿尔达方案。但1899年，寇松接任了印度总督。沙俄在蒲犁设置驿站并驻扎小规模卫队的事件与清政府把坎巨提的臣民从塔墩巴什和热斯喀木驱逐出去结合在一起，这刺激了寇松的英印政府。他对英国政府印度事务大臣汉密尔顿说，必须支持洪扎，和他们站在一边，否则就会让人觉得俄国人一诉诸威胁就能占到上风，这会损害英国人的威望，而帝国在边界的权力多半取决于这种威望。

寇松于是转而采用了约翰逊-阿尔达线，但并没有向清政府提出明确边界划分的要求。从上文可以看到，实际上英印政府采取激进立场的前提是沙俄吞并喀什噶尔地区。而新疆建省后的局势相对比较稳定，直到辛亥革命的风波传到新疆。

新疆建省后清朝的行动

1884年，清朝正式在新疆建省，以刘锦棠为首任“甘肃新疆”巡抚。新疆省在南疆地区设有阿克苏巡道、喀什噶尔兵备道和于阗、莎车、和田、叶城等州县。1885年，刘锦棠决定在塔墩巴什（即塔什库尔干）设防。1889年，莎车州和叶城县两级呈文，请求在赛图拉筑垒设防。同年，护理新疆巡抚的魏光焘命令管带布鲁特旗官、都司张鸿畴在苏满塔什设卡，由当地牧民部落负责驻守。张鸿畴此次出巡过程中还发现了乾隆年间（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的记功碑。1890年，清军在苏盖提设防（前文已经提过）。

1890年，荣赫鹏勘察西藏西部和新疆时，在莎车询问莎车知州潘震，中国与印度的边界是否在克里阳山口。潘震的回复是，边界在喀喇昆仑山口（卡拉胡鲁木达坂）。

在新疆平定但尚未建省的1882年，为开展中俄划界，沙克都林札布（满洲正白旗、巴里坤领队大臣、分界大臣）和沙俄官员梅津斯基共同在阿克苏、喀什噶尔勘察中俄边界地带。不过由于此次勘察的主要目的是为中俄划界提供依据，他考察之旅的最南端为伊尔克什坦（现中吉边界）。

由于英俄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如英国1892年干涉了洪扎和那噶尔事务，沙俄军官也带队在帕米尔一带频繁考察），清政府1891年命令张鸿畴率清军士兵入防苏满塔什。沙俄军队当年7月越界犯境，步兵也逼近苏满塔什，还劫走了乾隆时期的石碑。沙俄政府还在边界地带粘贴告示，宣布当地柯尔克孜族牧民都是沙俄臣民。现场的张鸿畴和后方的魏光焘就此都对俄方提出抗议和质询，由于清军设卡事实十分清楚，沙俄方面只得于9月撤兵。但10月，阿富汗人一部占领了苏满塔什（清军可能已返回后方过冬）。

1892年2月，张鸿畴率清军重新返回阿尔楚尔帕米尔，在苏满塔什重建卡伦，与阿富汗人对峙。俄军一支侦察队2月也进入帕米尔地区，至3月21日在朗库里附近与张鸿畴部的巡逻队遭遇，俄军随即撤退。4月，阿富汗小股援军抵达苏满塔什，宣布苏满塔什和穆尔加布河流域均属于阿富汗。不久后，清军奉命撤出苏满塔什，后退到朗库里。

5月，关于《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中待议区域的谈判破裂。6月13日，大股俄军在扬诺夫率领下从奥什出发，进军帕米尔。俄军首先佯攻色勒库尔山，迫使帕米尔清军后撤。同时，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增兵沿萨雷阔勒岭布防。7月12日，俄军在苏满塔什与阿富汗军队发生冲突，阿军不敌。至10月，所谓待议区域被沙俄全部侵吞。

与张鸿畴同时接到任务的，是喀什噶尔道经历官海英和候补主簿李源鈵。1891年9月，海英、李源鈵率领测绘、向导、信使等随员勘察了帕米尔地区，至1892年3月返回疏附县。1892年4月起，两名官员分头行动，海英率队从疏附出发勘察了伊尔克什坦（即沙克都林札布勘察的南端）以南至瓦罕走廊一带的边界；李源鈵从英吉沙出发，勘察了喀喇昆仑山北坡和昆仑山西段的喀喇昆仑山口、叶尔羌河、麻扎达拉、喀拉喀什河、苏盖提达坂、空喀山口、色勒库尔（现塔什库尔干）、明铁盖达坂、红其拉甫达坂、星峡达坂等地，并在喀喇昆仑山口树立界牌，至1893年7月返回英吉沙。

前文提到，1891~92年英属印度把坎巨提纳入势力范围，这迫使坎巨提人无法继续从事其传统的劫掠活动，至少不能对其西、东、南三面的英属印度所辖其他土邦下手。于是坎巨提的埃米尔就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了塔墩巴什和热斯喀木，一开始向塔墩巴什一带的柯尔克孜和塔吉克牧民“征税”，其实就是强收保护费。但在清政府联系英方后，坎巨提被迫结束了越界“征税”。1897年春，坎巨提的埃米尔又派人进入热斯喀木“垦荒”，秋后撤走时留了两名留守人员，后被巡视的莎车州官员逮捕，并行文坎巨提埃米尔，严禁其越界。当年11月，坎巨提埃米尔为此遣使至喀什噶尔，向道员黄光达解释，并希望在热斯喀木移民垦荒。黄光达得知莎车州方面强烈反对的意见后上报了巡抚饶应祺（1896-1902年在任），饶回复：如坎巨提愿意纳税，那么可以允许他们在热斯喀木定居。1898年，坎巨提埃米尔再次遣使到喀什噶尔，与黄光达商谈租地问题。这一动向引起了英俄双方的注意。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就威胁黄光达，说如果把热斯喀木给了坎巨提，那么俄国就将要索取新疆的其他地区作为补偿。

但1899年，黄光达决定将热斯喀木全部交给坎巨提人租种，每年租金为象征性的12两白银。俄国驻京公使就此威胁清政府，要占领塔什库尔干和伊尔克什坦的某个村庄作为报复，并开始向伊尔克什坦运送武器和补给。受此刺激，饶应祺向喀什噶尔增兵，并要求清军靠前布防。同时为了缓和局势，饶应祺收回了部分租给坎巨提的土地，后来又奉命将土地全部收回，并把坎巨提人驱逐出境。

英国驻喀什噶尔官员马继业和驻华公使窦讷乐先后于1896、1899年分别向喀什噶尔道和总理衙门提出中方放弃对坎巨提的羁縻、英国代表坎巨提放弃对热斯喀木和塔墩巴什的权益，双方按马继业-窦讷乐线平分阿克赛钦一事。就此，新疆巡抚饶应祺命喀什噶尔道黄光达进行调查，黄光达给出的意见是，关于边界问题应当十分谨慎，同时应基于李源鈵的勘察结果确定传统习惯线的具体走向。喀什噶尔提督张杰也提出，应当禁止英国人在阿克赛钦游历，并以此前勘察为基础进行边界谈判。

1901年1月，受义和团运动影响，喀什噶尔俄国领事馆被群众围攻，彼得罗夫斯基借机寻衅，要求更换清朝地方官员并允许俄军进驻塔什库尔干。2月，俄军以监督邮驿的名义进驻塔什库尔干。为缓和沙俄对新疆西南部的渗透，英国方面的活动开始放缓。而沙俄也由于日俄战争和国内问题，放缓了对新疆的渗透。英俄双方对喀什噶尔地区的活动由此转而以通商为主。

英属印度与新疆的贸易主要通过列城——喀喇昆仑山口——叶尔羌——喀什噶尔一路，有数据表示在新疆的英印商人超过3000人，年均进出口额大约300万卢比（英国略有出超），但这一数据比阿古柏覆灭的1876年并无明显上升，而到1895年双方贸易额突破600万卢比，英国主要对新疆出口棉毛纺织品、染料、药品、文具、丝织品等工业品和炼乳、水果等，新疆对英属印度出口主要是生羊毛、羊毛线、马匹、绵羊、绿松石、生丝、金银等初级产品和地毯等手工特产品；而沙俄与喀什噶尔的贸易主要是安集延商人在从事贸易，喀什噶尔俄商约有1300人（1911年前），对俄进出口总额900万卢布（1913年数据），俄国主要对新疆出口各类棉织品、呢绒、铁器、瓷器、白糖、熟皮、火柴、煤油等工业品，进口牲畜、皮毛、棉花等农牧业初级产品。

《中英烟台条约》《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加尔各答条约）、第一次侵藏战争

在对华扩张影响力的过程中，英国不断试图开辟长江和沿海地区以外的通道。1874年，英国派出探险家从缅甸出发，试图打通从缅甸到云南的陆路通道。1875年，英国探险队在云南芒允一带与少数民族发生冲突，英国公使馆翻译马嘉理等人被打死。英国时任公使威妥玛向清政府提出，允许英属印度政府自行派探险队再赴云南。

1876年，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其专条规定，英国可以派员从京师出发，勘察甘肃、青海、由川入藏，直抵印度。而英国官员也可以从印藏交界处派员进藏，中国方面要行文驻藏大臣妥为照料、还要由总理衙门发给护照。

为准备从锡金方向进藏，1873年英属印度用补助金换取锡金同意在境内筑路，终点是西藏境内的春丕河谷，这条公路1879年修到了锡金和西藏边界。1881年，西里古里到大吉岭的窄轨铁路通车（现在仍在运行）。1884年，孟加拉省财政秘书科尔曼·马克雷（Colman Macaulay）奉命筹办入藏考察通商，他从印度事务大臣伦道夫·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他爹）那里得到了许可，老丘吉尔向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递交了文件，提出派员入藏考察通商。1885年，马克雷赴北京办理护照，总理衙门提出不与西藏地方政府私自缔约、不以任何形式向西藏传教为前提，向马克雷颁发护照，并要求他回印度等西藏地方政府批准后入藏。

马克雷回印度后组织了大批随行人员和数百名武装卫队，远超此前报告的16名卫队、58名民夫规模。1886年，考察团在大吉岭集结，计划4月入春后进藏。马克雷还扬言，如果被西藏地方政府阻拦，将率人马武装闯关。西藏地方政府充分吸取了英属印度在各邻邦的扩张教训，指出通商只是开端，其根本目的是割地和兼并，因此坚决拒绝考察团进藏。

1886年，英国在第三次英缅战争中灭亡雍笈牙王朝。为了换取中国承认英国彻底兼并缅甸，英国方面提出可以停止马克雷入藏。1886年7月，《缅甸专条》签字，1887年8月以换文方式正式批准生效。《缅甸专条》规定，“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难行，英国也不催问。”但英印政府很快撕毁了上述承诺。

为防止马克雷武装独走，1886年7月，西藏地方政府命令藏军在隆吐山设卡筑垒并通知了当时住在春丕谷躲避英国人的锡金国王（哲孟雄部长）。按驻藏大臣文硕的记载，锡金国王明确表示绝不脱离中国和西藏的荫庇。

在《缅甸专条》生效后，英国方面不再担心中国出兵缅甸。英属印度政府和英国驻华公使开始用武力威胁清政府撤回隆吐山的藏军。总理衙门和英方协商后，将撤军期限定为1888年3月15日。西藏地方政府指出隆吐山属于西藏属地，位于哲孟雄（锡金）、布鲁克巴（不丹）域外，英属印度毫无立场要求西藏撤军。驻藏大臣文硕也因为替西藏地方政府申辩而被撤职，另委任长庚为驻藏大臣，到任前由帮办大臣升泰代理。但西藏地方政府顶住了清政府的压力，坚持驻兵。

1888年初，英属印度以托马斯·格拉汉姆准将为指挥官，调兵2000余人集结于边境一线。3月20日，英印军炮击隆吐山哨卡。数日后，隆吐山失守。4月，英军占领隆吐山后又进驻纳塘。藏军在则里拉山口以南的捻纳山、都纳山据守，并多次发动反击，试图收复隆吐山。9月，英军进至捻纳、都纳山并发动总攻，连克则里拉、亚东等地。此时，已经就任的升泰要求藏军后撤到帕里，并将各地民兵纷纷遣散，同时令江孜守备肖占先率部插入英藏两军之间的仁青冈，阻隔双方交战。

12月，升泰到纳塘和英国代表开始谈判，第一次侵藏战争结束。1890年3月17日，双方在加尔各答签署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规定西藏和哲孟雄（锡金）的边界为提斯塔河和莫竹河的分水岭、哲孟雄由英国独自保护、关于西藏的通商游历和官员交涉问题待议。

《中英会议藏印条款》（大吉岭条约）与1895年藏哲勘界

1891年，英印政府催促清政府讨论所谓容后再议的问题，于是升泰派出两名代表和翻译赫政（总税务司赫德的弟弟）到大吉岭与英国驻锡金政务官保罗谈判。英方提出印度和西藏互免关税、开帕里为自由市场、允许英国商民往来于莫竹河上、保护在西藏的英国商民生命和财产、英印政府派官员常驻帕里、英国商民有权在帕里购地建房等，实际上是将西藏开辟为英国的倾销市场。升泰的反提议是，双方政府有权自行决定贸易范围，开亚东为市场，但不许英国方面租赁和购买土地、建设房屋，英国商民不得向北越过亚东。

1892年9月，升泰死于仁青冈。1893年11月，清政府令新任驻藏大臣奎焕赴大吉岭谈判。同年12月双方签订了《中英藏印续约》（《中英会议藏印条款》），规定亚东为通商口岸，英国商民可以自由贸易，五年内免征进出口税，允许英国商人在亚东租赁房屋和货栈，两国商民的诉讼由双方共同办理。

不过，西藏地方政府对于相关条约并不买账，在帕里继续对货物征收关税，并按照乾隆时期设立的鄂博位置，在分水岭以南继续驻军。英国方面对此提出抗议，这引起了1895年的藏哲勘界。

1895年2月，英印政府派驻锡金的政务官惠德到亚东准备谈判。但奎焕的代表、勘界委员独锡勋收到噶厦的阻挠未能成行。4月，英国驻亚东海关税务司戴乐尔（Taylor）对亚东的噶厦政府官员说，如果还坚持旧鄂博边界，必然会“激怒邻邦“。5月1日，惠德带队离开冈托克开始勘界。5月9日，戴乐尔才和独锡勋见面，后者表示噶厦政府拒绝向驻藏大臣和勘界委员提供乌拉（藏民的劳役）。5月14日，奎焕致信惠德，请求暂缓设碑。18日，独锡勋在则里拉和惠德见面，确定了则里拉界碑的位置，并提出推迟勘界，被惠德拒绝。惠德的说法是，自1890年条约签署以来，清政府有五年时间可以和西藏方面协商，但都没有成功。他要求中方人员6月1日到多卡拉山口会谈，如果再不来人的话，英方将自行设立界碑。

然而5月19日，则里拉新界碑即被藏民拆毁。21日，亚东海关税务司戴乐尔致电奎焕，要求敦促西藏噶厦配合勘界。22日，奎焕遭到了噶厦政府的拒绝。他回函戴乐尔，请他居中调处。同时，奎焕还承诺6月1日到多卡拉山口来见面。但西藏噶厦政府一直拒绝为奎焕一行提供乌拉劳役，这使得他对噶厦政府毫无控制力的境况被英国人看穿。印度总督额尔金伯爵认为奎焕已经尽力协调噶厦政府，所以不准备将英国单方面树立的界碑被毁的责任归于清政府。

这段时间，英方的勘界队伍一直在边境前沿驻扎，孟加拉省督7月对英印政府说，锡金无法继续承担由于勘界延误而产生的费用，但一旦回到冈托克，就意味着勘界失败了。他提出三策：第一是放弃勘界，撤回人员；第二是单方面勘界并树立界桩；第三是武装讨伐西藏噶厦政府。

农历8月8日，十三世达赖亲政，结果与奎焕形成了尖锐对立。1896年，奎焕卸任回京，勘界不了了之。到1904年的第二次侵藏战争后，英国在江孜和亚东均派驻了代表、设立驿站并驻军，西藏噶厦政府无力再抵制分水岭划线。1890年协议线就此成为了边界线。

达旺地带

如前文所说，1872年有四名西藏方面的僧官前来监督英国人的标界工作。而这次标界的方案明显是将山麓一线划为边界。英印军参谋部1912年的一份文件说：“现在边界是在达旺以南，沿乌达古里附近的山麓向西行到不丹南部边境。”显然，直到此时，英印政府清楚达旺地带的印藏边界在山麓一线。

部落地带

前文提过，英国人将阿萨姆改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后，对藏南地区的部落民长期维持一手波萨贡金、一手武装讨伐的政策，对部落民地带不多加干涉。英国人在19世纪对部落地带搞过几次探险，但都不是很深入。

1873年，英属印度建立了“内线”制度，规定印度居民没有特别许可证不得越线向北。这条线的直接目的是防止印度居民在割树胶、扩大茶园、打猎的时候与部落民发生摩擦，从而减少讨伐的强度、控制军费开支、降低统治成本。同时，英印政府对线北地区不收税。不过内线完全是一条行政边界，它并不是国界，国界是所谓的“外线”。

英印政府在1875-1876年为阿萨姆省的达让县和拉金普尔县规定了内线的位置并予以公布，内线始于不丹边境，随后沿山麓一直到丹巴河下游的尼扎木哈特为止。英印政府在尼扎木哈特以东没有划定内线。同时英印政府还单方面标定了一部分外线，但并未对外公开，外线的起始点是从不丹边境到东经93°20′左右的布来河，布来河以东没有明确标定外线，不过英印政府做出了口头规定，说外线沿山麓地带一条可以辨认的线，直到尼扎木哈特，在此与内线相连。从不丹边境到尼扎木哈特的内外线距离基本不超过15公里。

英属印度对这一段边界的立场可以参考190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二卷的《东孟加拉及阿萨姆省地图》，其中在不丹到布来河一线标为国际边界，从布来河到尼扎木哈特换了一种符号标示，而在尼扎木哈特以东又换了一种符号。

西方探险家在部落区域基本都发现，哪怕藏南地区最南端的部落也会使用藏刀、中国内地或西藏生产的佛珠和饰品，但这些南方部落并没有人曾经翻过雪山。这带来了一种推论：藏南各部落出现了某种东西向的分层排列，不同层的部落之间只有商品贸易而没有大规模人员流动，更不要说跨层的人员长途往来，一般认为这种分层是出于垄断贸易的需要。兰姆认为这种分层排列就同时戳破了中印双方关于曾经在整个部落地带实施有效行政管辖的断言。因为西藏噶厦政府和波密的半独立势力最多不过和北侧的几层部落往来，而英属印度的阿萨姆省最多也是和南侧的一两层部落接触罢了。

察隅地带

西藏噶厦政府在藏南除了达旺之外，在察隅方向的控制力也明显较强。英属印度的政府和商人在阿萨姆东部的集市上同察隅方向的密闪密人交流时得知，经过密闪密人区域以后就可以到达西藏噶厦政府的控制区。所以对于某些热衷于开发新商路的“商业先驱”看来，从察隅河（印度称洛希特河）一线探险是有盈利前景的。于是许多探险家从19世纪初英属印度兼并阿萨姆开始就不断试图沿察隅河上溯。到1885年左右，尼达姆等人（尼达姆1882年起担任萨迪亚的助理政务官，负责处理当地边境事务）已经走到了察隅（日马）以南不远处。这些冒险家基本都认为西藏噶厦政府的控制区最远抵达瓦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