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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教授驳“大饥荒饿死三千万”：虚报漏报导致人口异常减少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12-06 08:49

来源：澎湃新闻

∙ 舆论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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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师范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孙经先。

【编者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1959年至1961年）饿死多少人，一直以来在学术界和舆论界存在交锋。

        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杨继绳因写了《墓碑》一书而名扬海外，该书得出结论：三年期间饿死3600万人。

        2014年7月5日到7日，华中科技大学举行国际研讨会，江苏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孙经先与杨继绳就“饿死三千万”问题直接对话。孙经先指出，由于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变化，导致1960年到1964年间户籍统计人口减少了2644万。这些减少仅仅是统计数据的减少，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更不是由于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孙经先提出，三年中饥饿死亡人数应在366万人以下。

        事后，杨继绳在公开声明中称：“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睬。”

        杨继绳退出辩论以后，历史学者洪振快在《炎黄春秋》今年第11期发表了《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支持“饿死三千万”的观点。

        12月5日，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刊文驳斥该观点，称1960年到1964年我国人口大量异常减少，一个基本原因是1959年前存在多报、虚报户籍现象；另一个基本原因是这一期间产生了大量迁移漏报人口。以下为孙经先的全文：

        我们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成果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我们和杨继绳之间在报纸、刊物、网络和学术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辩论。在辩论中杨继绳理穷词尽，被迫高挂免战牌，宣布“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睬”，以一种“阿Q方式”退出了和我们的辩论。杨继绳退出辩论以后，他的同事洪振快又在《炎黄春秋》今年第11期发表了《有关大饥荒的新谬说》，继续为“饿死三千万”进行徒劳的辩解。

        1960年到1964年我国人口大量异常减少，一个基本原因是1959年前存在多报、虚报户籍现象；另一个基本原因是这一期间产生了大量迁移漏报人口。

        我们在研究中对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做出了完整、系统的合理解释，击中了“饿死三千万”的要害。洪振快在他的文章中声称对我们的这一研究要“揭示其论证逻辑的荒谬”。但是他实在找不出我们研究中的破绽，只好勉勉强强地拼凑了三条实在不成样子的所谓“理由”。

        他的第一条理由是：“以不可靠的数据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可信。”“在不可靠的数据上推演，无论你数学能力多么强，都得不到符合实际的结论。”

        洪振快所说的“不可靠的数据”指的是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这是一个复杂的数据系统）中的许多数据之间存在着重大矛盾，存在着与实际人口状况不符的现象。现代数学已经提供了许多强有力的思想、方法和工具用于处理各种复杂的（包括“不可靠的”）数据系统。就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而言，数学家完全可以利用各种数学思维方法加以研究，分析这一数据系统产生重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修正这一数据系统中的那些“不可靠的数据”。在这个意义上讲，数学家的主要研究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和处理那些“不可靠”的数据系统，从中得到可靠的结论。如果像洪振快所说的那样，数学家要等着别人把数据“弄准确”了再来研究，那还要数学家干什么？洪振快根本不了解数学家的研究任务，不了解现代数学思维方法的强大作用，武断地认为数学家不能研究和处理那些“不可靠”的数据系统，并把这一点作为否定我们研究的所谓理由，只能说明他在数学上的极端无知。

        洪振快的第二个理由是：孙经先“所称的‘人口异常变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是孙的‘新发现’，而是公安部早就注意到并试图解决的问题”。

        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异常变化是人们早就知道的事实，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是我们的“新发现”。洪振快莫须有地把这一说法强加到我们身上，然后煞有介事地大做文章，这只能说明他已经理穷词尽，实在找不着别的理由反驳我们，只好采用这种手段来拼凑所谓的理由了。

        洪振快的第三条理由是：“‘人口异常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多报出生、少报死亡，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我们在研究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完整地论证了：对户籍统计数据而言，人口的出生、死亡及其户籍登记活动对人口异常变化不产生影响（详见我们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4期的文章）。这一结论推翻了流行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死亡漏报论”（即人口异常变化是由死亡漏报引起的）。洪振快把已经被我们驳倒了的“死亡漏报论”（他又加了一个“多报出生论”）拿出来当理由。但是他根本没有对他的论点做过任何论证，也没有对我们的论证过程做出任何反驳。

        洪振快在文章中大量引述1963年11月公安部给中央、国务院报告中的内容，试图以此说明他的观点。但是恰恰是这个报告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正确观点，否定了洪振快的错误观点。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1960年到1964年我国人口之所以大量异常减少，一个基本原因是我国在1959年以前存在着严重的多报、虚报户籍现象，这些多报、虚报人口在1960—1964年被清查出来并注销户籍；另一个基本原因是我国在这一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产生了大量迁移漏报人口。而洪振快的基本观点是：我国这一期间人口大量异常减少是由“瞒报死亡人口所致”。

        我们再来看一下洪振快所引述的公安部1963年的报告。该报告说“根据上半年统计，全国自然增加的人口为1204万，但是，总人口只增加825万，少了379万”。这一现象正好可以用我们所说的两条基本原因解释。公安部的报告在谈到造成这一减少的原因时说“主要是一些基层单位过去多报了人口”。这正好与我们所说的第一条基本原因一致。

        公安部报告中列举了一些实例，其中有黄陂县的例子：“湖北省黄陂县，1953年人口普查时，实有719000人，县长示意报为819000人，多报10万，至1960年才查出纠正”（洪振快在文章中也引用了这个例子）。黄陂县1960年清理出10万虚假人口，造成该县人口统计数据一次性异常减少10万人。但是造成这一异常减少的原因根本不是洪振快所说的“瞒报死亡人口所致”，而是1953年该县多报了10万人，这恰恰属于我们所说的第一条基本原因。这一实例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很好的证据，有力地驳斥了洪振快的错误观点。我们在阅读洪振快文章的这一部分内容时感觉到他不是在反驳我们，而是在帮助我们反驳他自己。

        洪振快认为我国这一期间人口大量异常减少的基本原因是由“瞒报死亡人口所致”，但是公安部的报告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洪振快本人在文章中也不得不哀叹说：“公安部报告中没有提及”他所说的原因。

        我们认为从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后到1958年期间，我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死亡漏报现象，死亡漏报人口合计约750万人。洪振快说我们的这一研究成果“完全没有依据”。

        我们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4期）的文章中已经明确说明：我国在1953年和1957年先后进行了两次抽样调查，根据这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1953年和1957年的死亡漏报率分别为17.65%和16.34%。我们正是以此为依据估算我国这一期间死亡漏报人口数量的。

        我们在撰写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上的文章时，由于没有查证到上述这两次抽样调查的数据，就利用其他方法对这一期间的死亡漏报率进行了谨慎的估计：“我们把1954—1958年期间死亡漏报率暂定为12%，这是保守的估计……如果我们把这一期间死亡漏报率由12%继续向上调整（我们倾向于这样做），则1959—1961年期间的死亡率就要继续下调。”洪振快抓住这一句话中的“死亡漏报率暂定为12%”就说这一数据“完全没有依据”。事实上，上述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我国这一期间的死亡漏报率为16%—18%，充分说明了“我们把1954—1958年期间死亡漏报率暂定为12%，这是保守的估计”这一说法是谨慎的、留有余地的，也是无可非议的。洪振快的指责毫无道理。

        四川省各个县（市、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数据，严重夸大了这些地区人口死亡的真实情况。

        洪振快的文章讨论了四川省的人口变动。关于四川省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情况存在着两组差异巨大的统计数据，见表1。

四川省1958-1962年的两组人口死亡数据(表1)。

        表中第一组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第二组数据取自《中国人口（四川分册）》。这两组数据都是官方数据，但是死亡人数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其差额在1959年竟然达到187.3万。要想研究四川省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就应当对上表中的这两组数据中究竟哪一组比较接近实际做出判断。

        洪振快认为第二组数据可靠，我们认为他的这一判断是错误的。

        第二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四川分册）》。该书明确指出：四川省1950—1956年“全省缺乏健全的死亡登记制度”，“死亡漏报较多”，“所以实际的死亡率可能高于统计数”。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方志馆查阅了该馆所收藏的四川省全部地、市、县的地方志，对其中近百个县(市)从1949年到1982年的人口死亡数据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最终确认了四川省在1950年到1957年期间存在着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出现了数量巨大的死亡漏报人口，这说明了《中国人口(四川分册)》的上述观点是正确的。洪振快引用了这部书，但是他完全忽视了这部书中的这一关键性观点。

        1958年我国颁布了《户口登记条例》，在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四川进行了人口普查和户籍整顿。在这种情况下，1958年以前死亡漏报人口的户籍就要在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得到全面清理而注销。这就是说，在四川省1958年到1961年的统计人口死亡数据(即洪振快认为可靠的那些数据)中，包括了数量巨大的在1958年之前就已经死亡，没有进行死亡登记，而在1958—1961年期间被以死亡注销了户籍的人数。由此可知四川省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数据应当进行调整。

        事实上，在国家统计局和公安部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已经对四川省1954年到1962年的人口死亡数据进行了调整(这中间包括上表中的第一组数据)，这一调整是正确的。

        虽然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已经调整了四川省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数据，但是四川省各个县(市、地区)在编写地方志的过程中，并没有对这一期间本地的人口死亡数据进行相应的调整。这就是说，四川省各个县(市、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数据中包含着数量很大的在1958年以前已经死亡、漏报死亡登记，而在1958年以后被注销了户籍的人数。所以这样的数据(即洪振快所引用的那些数据)严重夸大了这些地区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的真实情况。洪振快以这样的数据为依据，显然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如果还要坚持“饿死三千万”这个大谎言，那么他们就必须论证“杨继绳公式”的正确性。但这个公式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洪振快在他的文章中利用“杨继绳公式”炮制出了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七八百万人”的谎言，并以此指责我们的正确研究。

        我们在已经发表的文章(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9日、《红旗文稿》2014年第2期等)中明确指出，“杨继绳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非常荒谬的。我们下面再以一个典型实例说明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洪振快认为四川省达县专区是全国18个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专区之一，大竹县隶属达县专区。据《大竹县志》第671—672页记载：该县1959年下半年开始出现水肿病，“1960年1月，县委统一抽调1337名干部，520名医务人员组成220个防治小组，投入以抢治肿干病为主治疗‘三病’（肿干病、子宫脱垂、小儿营养不良）工作。在61个公社、218个大队建立临时肿干病院，先后对52451名肿干病人进行免费治疗。”《大竹县志》在作出以上记载的同时给出了统计表，见表2。

大竹县1959-1962年水肿病治疗统计表(表2)。

        由此可以知道大竹县这一期间因水肿病死亡的人数为3130人，占1958年年均人口数(64.67万)的0.48%，即四年合计计算每207人中有1人死于水肿病。这一实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川省三年困难时期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情况。

        但是如果按照“杨继绳公式”计算，大竹县1959年就要饿死3.06万，是实际水肿病死亡人数(692人)的44.2倍；按照“杨继绳公式”，该县1958年到1962年合计就要饿死4.17万，是实际水肿病死亡人数(3130人)的13.3倍。“杨继绳公式”计算得到的饿死人数比实际情况扩大了十几倍(在1959年扩大了40多倍)！由此人们就可以看到“杨继绳公式”是多么的荒谬！

        我们在查证全国各个地区地方志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地方志都记载了当地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死亡人数，我们用“杨继绳公式”进行了对比，发现“杨继绳公式”计算得到的数字比地方志记载的数字通常要大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洪振快就是用如此荒谬的公式炮制出了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七八百万人”的谎言的。另外，他在《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发表的《地方志中的大饥荒死亡数字》中的那些耸人听闻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也都是这样炮制的。

        洪振快、杨继绳、曹树基、金辉等人利用极为荒谬的“杨继绳公式”编造出了全国以及各个地区许多惊人的“饿死”（非正常死亡）人数，这些数字以各种形式在全社会广泛流传，严重误导了社会舆论和亿万不明真相的人们。现在摆在洪振快、杨继绳、曹树基等人面前的一个非常尴尬的而又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就是：如果他们还要坚持“饿死三千万”的谎言，那么他们就必须向全社会论证“杨继绳公式”的正确性。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所谓的“数学公式”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孙经先再驳杨继绳——对《杨继绳三驳孙经先》的评论

作者：孙经先 来源：乌有之乡 日期：2014-09-05 点击： 1484

 杨基本上没有回应孙在《一驳杨继绳》中对他以及《墓碑》的学术批评(只是在个别问题做了回应，但也不成立)。而且杨还公开发表声明宣布对孙的学术批评“不回应”、“不理睬”，实在一件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在我们批驳“饿死三千万”的文章发表以后，杨继绳先生先后在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和《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对我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质疑，并为我们所指出的《墓碑》中的一系列错误进行了辩护。

　　2014年1月我们在《红旗文稿》发表了《“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对杨继绳两篇文章的答复》(以下简称《一驳杨继绳》，该文全文见http://www.qstheory.cn/hqwgdq/201401/t20140124_316214.htm )，对杨先生两篇文章中的学术观点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反驳，强调指出他为《墓碑》所做的所有辩护都是不能成立的。

　　最近我们和杨先生都接受了有关方面的邀请，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杨先生在这次会议上做了发言，他发言的内容已经由他本人以《杨继绳三驳孙经先》(改定稿)为题在网络上公布。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杨先生的这篇文章，对我们《一驳杨继绳》中的主要观点，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基本上没有回应我们对他以及《墓碑》的学术批评(只是在个别问题做了回应，但也是不成立的，见本文后面所述)，仅仅是重复已经被我们批驳了的观点。

　　下面是我们对《杨继绳三驳孙经先》的反驳和评论。以下【】内的文字是杨先生文章的内容，【】之外的部分是我们的评论。

　　§1.对杨继绳文章第一部分的评论

　　【杨继绳先生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人口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是精确的，那就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小学生也会计算。”杨先生在给出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后，列出了一个公式：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某年平均人口

　　然后他说“其中，‘某年死亡率’和‘某年平均人口’是国家公布了的。‘正常死亡率’可采用1957年的死亡率，也可采用1955-1957年三年平均死亡率，我是将大饥荒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死亡率和大饥荒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死亡率，再加以平均。计算结果是：正常死亡率为10.47‰。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9-1961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为1619.92万人。但是，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因为国家公布的上述数据有问题。”】

　　孙经先的评论：杨继绳先生在这次武汉会议的发言中强调：“饿死三千万”是一个学术问题，学术“研究中要遵守学术规范。”对杨先生的这一态度我们表示极为赞赏。既然是学术研究，那么在研究中所使用的每一个学术术语都要“遵守学术规范”。

　　在研究人口死亡问题时，确实有一些人口学家提出过一个公式。取某一时期之前和之后的某几年人口死亡率的平均值作为基准，这一基准在学术上被称为是“基准死亡率”，然后按照公式

　　“某年超线性死亡人数=(某年死亡率-基准死亡率)×某年平均人口”

　　可以计算出这一时期某年的“超线性死亡人数”。

　　不能偷换概念，是学术研究必须遵守的基本“学术规范”。在学术意义上讲，上述公式中每一项、每一个概念都有着准确的学术含义。但是，杨先生在这里将“基准死亡率”偷换为“正常死亡率”，将这一公式所计算出来的“超线性死亡人数”偷换为“非正常死亡人数”(在《墓碑》中他说这是“饿死人数”)。这里杨先生在学术上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严重违反了学术研究必须遵守的基本“学术规范”。

　　在学术上，“基准死亡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无论如何也不表示“正常死亡率”，“超线性死亡人数”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更不可能表示“非正常死亡人数”。

　　杨继绳说：“正常死亡率”可采用1957年的死亡率(10.80‰)，也可采用1955—1957年三年平均死亡率(数值为11.49‰)，也可以采取1955-1957年和1964-1966年这六年的平均死亡率(数值为10.47‰)。杨先生自己就说了三个数值，如果一个学者愿意取1950年到1957年死亡率的平均值(14.31‰)作为“正常死亡率”(实际上是“基准死亡率”)，杨先生也不能说不行。按照上述几个“正常死亡率”计算，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像一个橡皮筋的长度一样，可以任意的改变。按照杨先生的10.47‰计算，1959—1961三年我国饿死了1527万(顺便说一句，杨先生文章中所说的1619.92万人，多算了大约93万)，其他学者也完全可以以14.31‰为基准计算，得到的数字就是761.7万。这两个数差了整整一半，究竟哪个对?!这就说明把“超线性死亡人数”（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偷换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多么的荒谬。

　　我们在《一驳杨继绳》中指出：稍微懂得一些数理统计学知识的读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个计算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公式，就应当以随机方式取得我国若干地区与死亡人数有关的数据,其中至少要有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正常死亡、由于各种疾病死亡、饥饿死亡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数据，然后按照数理统计学的原则和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这样就有可能获得一些统计规律，这些规律一般可以用回归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这种公式一般来说是非线性的。用这样的方法建立的统计学公式还必须用其他方法进行修正。稍微了解一些数理统计学知识的读者都会知道，这样的用数理统计学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公式，不可能是杨先生所提出的这样的“公式”。

　　事实上杨先生也只是提出了他的“公式”，但是他并没有从学术的角度对他的“公式”的正确性做过任何论证，更没有用实际统计数据对他“公式”进行过哪怕一次的验证。我们在这次武汉会议中提交的书面文章中，用许多地区的实际统计数据说明了杨继绳公式计算的结果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对于我们的这一重要质疑，杨先生始终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我们希望杨先生能够认真的从学术的角度回答这一重要问题。不要随随便便就说“小学生都知道”。仅仅依靠“小学生都知道”的知识，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是绝对不行的。

　　§2.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基本内容

　　杨继绳先生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一文中本来是否认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的。经过我们的批驳后，他改变了观点，承认了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并且在武汉会议上开始引用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相关文件了。对此我们表示赞赏。

　　杨先生在他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始终认为我国当年岁末人口总数数据和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据是“两组独立采集的数据”，是不能“互相换算”的。这是杨先生的一个带有本质性的错误观点。为了说明他这一观点的错误，在这一节里需要介绍一下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基本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55年6月22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58年1月9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是我国户籍管理工作方面的两个重要的法规性文件。这两个文件对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数据的采集和汇总过程做了明确的法规上的规定，其基本内容如下。

　　一. 户籍登记机关：“城市和设有公安派出所的镇，以公安派出所管辖区为户口管辖区;乡和不设公安派出所的镇，以乡、镇管辖区为户口管辖区。乡、镇人民委员会和公安派出所为户口登记机关。”(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为农村地区的户籍登记机关)。公民在发生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事项时应当到户籍登记机关进行户籍登记。

　　二.在农村地区(城市地区的基本原则是一样的)，“乡和未设公安派出所的集镇，乡、镇人民委员会应当建立乡、镇户口簿和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登记册。”

　　1. “乡、镇户口簿登记全乡、镇的常住人口，并且根据人口变动，随时填入或者注销，以掌握全乡实有人口的情况。”这就是说，该乡、镇人口总数的确定是以乡、镇户口簿所登记的内容为依据的，这就是该乡、镇户籍人口总数的来源。

　　2. “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四种登记册，随时登记变动人口，以掌握人口变动情况。”这就是说，该乡、镇的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字的确定是以“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登记册”所登记的内容为依据的，这就是该乡、镇户籍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人口数字的来源。

　　3.“乡、镇户口簿登记全乡、镇的常住人口，并且根据人口变动，随时填入或者注销”。这就是说，该乡、镇的户籍人口总数，是随着人口变动的登记情况而随时变动的。

　　三.户口登记的统计时间“每年一次”，“乡、镇等地区应当在每年的2月将上年全年的户口变动数字统计报县，县在每年的3月汇总报省，省在每年的4月汇总报内务部。”(“汇总报内务部”1956年以后改为汇总报公安部)。

　　上述这些内容对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数据的采集、统计和汇总过程，做了明确的法规上的规定。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户籍人口统计数据的采集过程具有以下基本特点：对于一个乡、镇来说，只要有了上一年的岁末人口数和当年的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字，则该乡、镇当年的岁末人口数就可以很容易的由公式(下一公式中的数字都是户籍统计数字，我们称这一公式为人口平衡公式)

　　“当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当年出生人数―当年死亡人数)

　　+(当年迁入人数―当年迁出人数)”

　　计算出来。这就是说，该乡、镇的“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的形成过程与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据的采集过程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该乡、镇的“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根本不需要另行独立采集。这是户籍统计数据的基本特点，也是人口统计学中的基本常识。

　　这就说明杨先生的观点(当年岁末人口总数数据和人口变动数据是“两组独立采集的数据”，是不能“互相换算”)是错误的，这两组数据可以用人口平衡公式换算。杨先生的观点实质上否定了上述“人口平衡公式”的正确性。

　　§3.对杨继绳文章第二、三部分的评论

　　杨先生文章的第二部分介绍了国际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矛盾，没有其他内容，无需评论。

　　【杨先生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中提供了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然后说：“请注意，这个表只有‘年末总人口’和‘当年人口变动’两大项。当年总人口比上一年总人口增长多少没有显示，在这张表上也无法算出。这样，各地填写这张表时，当年总人口的增长和人口自然变动就无法核对。上级单位将大量的这种表汇总时，也很难一一核对。我想，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

　　孙经先的评论：我们在《一驳杨继绳》已经指出：杨先生在这里犯了非常初等的错误，他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我国的户籍统计工作是每年都要进行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是每年都要填写上报的，并且在本单位和上一级户籍管理部门都要存档的。某个乡、镇(人民公社)上一年的岁末人口总数在该乡、镇(人民公社)上一年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上是明明白白记载着的，这样“当年总人口比上一年总人口增长多少”，虽然在当年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上没有直接显示，但只要把它和上一年的统计表一对照，立即就可以计算出来，而绝对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无法算出”、“无法核对”。所以杨先生所说的“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是错误的。

　　在这个问题上，杨先生在武汉会议中只是重复了已经被我们批驳了观点，而对我们的上述批驳，他并没有做出回应。

　　§4.对杨继绳文章第四、五部分的评论

　　杨继绳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他在武汉会议上“发言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用孙先生的数学公式和孙先生的假设条件，用中国人口数据形成的实践，经过简单的演算，推翻了他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与死亡漏报无关，只剩下户籍迁移的影响’的结论。”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他的这一部分内容。

　　【杨继绳先生在他的文章第四部分中说：孙先生是怎样“用严格数学方法”得出“人口非正常变化与死亡漏报无关”这一结论呢?下面我抄录他的《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中有关数学推导的一段：”

　　“证明：设某一年年初户籍人口数(即上一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人，当年出生b人，死亡c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为d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和死亡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并且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则当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b-c+d，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d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户籍迁移情况不变，同时有m个人已经死亡，但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年初户籍人口数仍为a人，当年户籍出生人口仍为b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 迁移型虚拟人口仍为d人，但户籍死亡人数因为有m人死亡漏报而变成c-m人，】

　　孙经先的评论：杨先生对我们的以上证明没有提出异议，他提出质疑的是下面用下划线标出的这一句话：

　　【杨先生继续说：“年底户籍人口数变成[a+b-(c-m)+d],所以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

　　[a+b-(c-m)+d]-a-[b-(c-m)]

　　即仍为d人。这表明虽然当年有m人漏报了死亡，但这一事实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数没有任何影响。”】

　　孙经先评论：以上是我在一篇没有发表的手稿中的内容。这一证明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杨先生却从里面找出“错误”来了。下面我们看一下他是怎样找出错误的。

　　【杨先生继续说：“还是上述孙先生设定的条件设：当年没有出生漏报和补报，没有死亡补报。本年底人口数为A，】

　　孙经先的评论：这里杨先生引进了一个新的字母A。如果杨先生能够了解一下我国由法规规定的户籍登记的方法，初中代数推导能力再稍微强一点(或者他虚心向中学代数老师请教一下)，他就可以利用本文§2中已经叙述过的“人口平衡公式”推导出A=[a+b-（c-m）+d]。但是他推导不出来，反而继续说：

　　【上年底人口数为a，当年出生人口为b，当年死亡人口为c，死亡漏报数为m，迁移型虚拟人口还是d

　　则：总人口增长为(A-a)，人口自然增长数为b-(c-m)，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m)]+d=A-a-b+c-m+d，

　　人口死亡漏报m没有被消除。】

　　孙经先评论：这上面这个式子中，杨先生多写了两个d,这个式子中的两个d都应该删掉，看来杨先生的初中代数推导能力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杨先生接着说：孙先生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与出生和死亡漏报行为无关”的说法不成立。孙先生的问题在哪里?本来，“当年年末总人口”是生产队逐级上报的“总人口”的汇总(即上式中的A)，不是“上年底总人口加当年出生人口减当年死亡人口加迁移人口”(即孙先生说的[a+b-(c-m)+d])。“当年岁末总人口-上年岁 末总人口”取统计局公布的两个年度总人口之差(A-a)就行了，他偏要说成[a+b-(c-m)+d]-a，无端引入了不应有m，为消除自然人口增长中的 m预设了条件。】

　　孙经先的评论：既然利用“人口平衡公式”可以推导出A=[a+b-(c-m)+d]，那么把A换成[a+b-(c-m)+d]立刻可以得到我们的结论。杨先生推导不出A=[a+b-(c-m)+d]，在这里说了一堆没有任何意义的话。

　　【杨继绳说：他其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把人口统计实践中两组独立采集的数据当成了可以互相换算的数据。】

　　孙经先的评论：杨先生这里的“两组独立采集的数据”指的是他认为人口总数数据和人口变动数据是“两组独立采集的数据”他的这一观点的错误性，我们在§2中已经做了评论，此处不再重复了。所以杨先生文章中的这一部分内容都是错误的。

　　§5.对杨继绳文章第六部分的评论（1）

　　我们在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得到了如下的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我国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4年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截止到1964年年底为止)为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

　　杨先生在他的几篇文章中对我们质疑的重点就是，在上面这一结论中所提到的人口迁移过程中1482万人迁移漏报户籍是不可能发生的问题。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他在武汉会议上“发言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二是“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

数学上无知 人格上无赖--评杨继绳在“饿死三千万”问题上的系列表现

首发华夏网http://www.hxw.org.cn/html/article/info1090.html

　　所谓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传言或许很多人都不陌生，在中国的一些自由派学者的大力推动下，该观点在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流传甚广。这个问题之所以是重大历史是非问题，源于宣传此历史观的人欲借此否定毛泽东以及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合法性，并进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多年来，学术界和舆论界一直存在交锋，但近两年，“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数学家孙经先经过扎扎实实的研究证明所谓“饿死三千万”只是谣言，在学术界和舆论界引发强烈反响。就连重要的历史见证人、93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也为孙经先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

　　今年7月5日—7日，华中科技大学举办了“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我国和若干西方学者与会。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教训”，因此所谓“饿死三千万”这一重大历史是非问题难以回避，会议特别邀请了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曹树基等人就该话题进行讨论，曹树基先生没有接受邀请(原因不明)，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先生接受邀请到会。由此，孙经先教授得以与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直接进行对话。

　　会后，参与讨论的“宪天”发表题为“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被当场戳穿!”文章叙述了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先生就该问题的情形，澄清了一些杨继绳先生在会上单方面的不实信息(后杨继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确有此事)，文章认为，杨继绳对孙经先的发言提不出实质性的质疑意见，对孙经先指出的《墓碑》中的一系列重大错误也没有做出回应，因此可认为所谓“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已告破产。

　　之后，杨继绳也发表声明[附1]，声称【会上没有倾向性的结论】，【孙经先和巩献田的报道完全是虚构】，【孙经先多次发表文章对我进行诽谤，我曾经两次著文驳斥，这次在武汉会议上的发言是第三次驳斥】。然而，杨继绳的声明未就宪天文中提出的要害问题和真相作任何回应，全文“避实就虚”。

　　事实上，从杨继绳与会发言稿中(见文后参考)可看到，杨继绳所谈观点全部是孙经先用详实证据批驳的内容，他本人并未提出新观点，只是简单重复了此前观点。杨继绳一再声称孙经先“诽谤”，称孙经先“丧失了学者必须具备的学术风范、学术品格”，但事实上，对于孙经先的有力质疑，杨继绳未能以学术态度回应，而是摆出“我就是没错”的姿态，声明最后更以【没有必要再回应】，【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采】竖起免战牌，拒绝学术对话。

　　我们且看孙经先和杨继绳的交锋。

一、杨继绳和孙经先谁在秉承学术态度？

（1）“数据全错了，也不能由此否定饿死3600万”

　　孙教授是数学家，严谨求实是其恪守的基本准则，为澄清这一历史重大问题，他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呆了一两个月，仔细阅读和查证全国各地的县志和其他人口资料，并辗转于各地调研。孙教授对杨继绳的批驳中，处处引用原文，并以数学家的逻辑加以分析。整个过程中孙完全出于对国家对历史的责任感，就此一点来说孙经先的研究值得认真对待。

　　杨继绳在会议上说【我一再声明，我不是人口学家】，并称【饿死3600万”的结论“是采用中外人口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理解他们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取一个中数。】他说，【孙先生企图从否定我书中某些地方的某些数据入手，从而断定饿死3600万是重大谣言，这是文不对题。即使我在写12个省中的数字全错了，也不能由此否定饿死3600万。】

　　首先，“我不是人口学家”实际上是杨继绳为自己推卸责任的说辞，意思是我不是人口学家，因此有错在所难免，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直气壮自以为正确的资格，更不能厚着脸皮谈“学术问题”。其次，如果证明3600万的数据纯属谬误，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否形同无赖?再者，杨先生“在别人成果的基础上取一个中数”，就得出权威结论，实在是“高深莫测”。

　　面对孙经先严谨的指证，杨继绳不得不承认，有些地区的数字问题有错误，但不认为自己是“伪造”、“篡改”，“只是疏忽”。在数据问题上，杨继绳也曾发文自辩，但十分苍白。此处仅举一例，孙经先指出【《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杨继绳则反驳的理由是，【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数据已经摆在那里，具体的计算方法也不妨讨论，怎能断言无此记载?】很显然，孙经先的说法是严谨的，事实就是没有记载。但杨继绳把自己用一套方法计算（且数学能力让人生疑）的数据来源直接写成地方史志所载，为自己增添“权威性”，若没有孙经先这样查阅资料的读者，岂不就蒙混过关。此外，杨继绳更把一处报告中的“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写为“全县死绝8404户”。这让人不解为何不能叫做“伪造”“篡改”是什么。因为作为如此重大的历史问题，无论哪一个有基本学术原则的人都会严谨求实，至少会写“根据《常熟市志》数据计算而来”，更负责任的应该还要写上自己的计算方法，更何况在孙经先的仔细求证下，杨继绳的很多计算方法根本是在发挥文学联想。

　　孙经先在“《墓碑》是怎样捏造数据的”一文中说【《墓碑》说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死了350万人”，我们经过查证1953年和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后，指出《墓碑》的这一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一个专区级别的行政单位也就只有几百万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专区居然饿死了350万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在读到《墓碑》的这段话时马上就断定这一定是错误的，查证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只不过是为了用实际数字说明我们的判断。】

　　而【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谣言》一文在对一些枝节问题进行了无理纠缠后不得不承认，“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

　　无怪乎孙经先会说：【在涉及高达35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当时全国一年总死亡人数的一半)这样巨大的数字上，杨先生连核对一下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都不做，就把这一极为荒谬的数字写进了《墓碑》，成为“全国饿死3600万”、“四川省饿死1000万”的重要依据，让人很难相信他在其他数据上能够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遗憾的是，杨继绳的数据错误不止一两处，孙经先认真查阅指出了数十处重大错误，而这些数据都是关键性的“饿死人”证据。

　　但即便如此，杨继绳还在驳孙经先文章中如此写道【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是一个浩繁的工程，仅凭我一人之力难免出错。看到有人对我的书“反复阅读”、“逐一查证”，指出其中错误，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如果能指出错误，我一定改正而且表示感谢。孙先生虽然没有指出什么真正可称为错误的地方，如果他出于学者的严谨态度，对他的质疑我也表示赞赏。】

　　短短几句，杨继绳“大度”“胸怀”跃然纸上，自己“没有什么真正可称为错误的地方”，可笑可叹。

（２）谁在将问题政治化？

　　杨继绳说【学术问题就是学术问题，不要扯到政治上去。谩骂和恐吓不是战斗。】但观察孙经先的文章，他恰恰很想跟杨继绳就学术来辩论，作为数学家，其使用辞藻的能力与杨继绳相比实在是相距生远，孙经先断然写不出肆意发挥、洋洋洒洒的《墓碑》。我们且看杨继绳是如何“学术”的。

　　杨继绳在武汉会议讲话稿中先给孙经先来了个“文革式”批判，说【投靠、借助政权的力量打击不同学术观点的行为，历来为学界所不耻。】【人们从他的文章中会看到，孙先生完全丧失了学者必须具备的学术风范、学术品格。】这让人联想起“恶人先告状”，自己在谩骂和恐吓，却先把对方扣上谩骂和恐吓的帽子，

　　杨继绳说【孙先生大概也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发表声明，要求公安部门保护他的安全。这是因为孙先生的文章激起了广大读者的愤慨。我奉劝广大读者对孙先生宽容，千万不要做出过头的事。】这不知算不算恐吓，但有理解能力的读者应该能读出其中深意。其实，孙经先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巨大反响，著名学者杨松林为此出了《总要有人说出真相》一书，各类学术会议也不断，网友支持如潮，杨继绳自己也说“多家官方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墓碑》的文章”，不但如此，孙经先还在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重要的历史见证人、９３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为该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杨继绳说，孙经先引起“广大读者的愤慨”，在他的“善意奉劝”下这些读者才“宽容”，才“不做出过头的事”，杨继绳所说的支持自己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实际上，杨继绳自己不断在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万一险遭不测，这本书也算是我自己的墓碑。为这本书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诽谤？！】，以“视死如归”来“力证气节”，但杨继绳会遭遇什么样的不测？有什么政治风险？似乎都没有。反而，按他自己的话说【孙经先对我的大量诽谤对我毫发无损，还帮了我的大忙。】，【孙经先的批判文章发表以后，支持我的人越来越多了】，既然如此，杨继绳非但有什么风险，反而是名利双收。因此杨继绳的所做作为只能说是在用言政治和言死博取同情、掩盖学术谬误。倒是在孙经先教授还需要杨继绳先生高抬贵手，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宽容，千万不要做出过头的事”。可惜，孙经先是数学家，舞文弄墨确不及杨继绳，对于众多杨继绳支持者的谩骂、攻击、人身威胁，孙经先只能发表《严正声明》【对于“追随共和”和其他人侵犯我的名誉权的行为，我保留提起诉讼的权利。】

　　杨继绳说：【经孙先生等大张旗鼓的批判，现在大家都知道有这本书，还千方百计地找这本书。】这心态不禁让人想起前不久被网友赐名“谣翻中国”的秦火火。在面临质疑时，用耍无赖的方式“我自岿然不动”，此种“学术风范”无人能及。

二、杨继绳和孙经先谁的历史研究基于历史和逻辑？

　　这里仅讨论杨继绳武汉会议上所谈的两个关键问题。

（1）杨继绳推翻“孙经先公式”？很明显，杨继绳的数学水平不如小学生。

　　人口非正常变化计算公式是双方争论的关键点，因此，杨继绳在武汉会议上着重谈及。他在华中科技大学会议上发言稿第4、5部分进行了主要阐述。他列出了孙经先公式：

　　【证明：设某一年年初户籍人口数(即上一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人，当年出生b人，死亡c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为d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和死亡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并且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则当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b-c+d，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d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户籍迁移情况不变，同时有m个人已经死亡，但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年初户籍人口数仍为a人，当年户籍出生人口仍为b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仍为d人，但户籍死亡人数因为有m人死亡漏报而变成c-m人，年底户籍人口数变成[a+b-(c-m)+d],所以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a+b-(c-m)+d]-a-[b-(c-m)]

　　即仍为d人。这表明虽然当年有m人漏报了死亡，但这一事实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数没有任何影响。】

　　孙经先的公式虽然是简单的加减法，但揭示的问题很重要，即死亡漏报m不会对统计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产生巨大影响，因为m除了影响人口增长数的统计数值，同样会影响年末人口的统计数值，如果为理想状况，统计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由d引起。这是问题的核心。

　　孙经先曾在文章中指出，所有“饿死三千万”说法的依据都来源于统计局的户籍人口统计：“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60年我国人口(实质上是户籍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万。”

　　但是孙经先发现了“国家统计局户籍人口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矛盾”，他指出：“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当年岁末人口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应当等于当年出生人口数减去当年死亡人口数。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把这一差异称为某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这个数在本文的研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即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当年户籍出生人数-当年户籍死亡人数)。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大于0表示非正常增加，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小于0表示非正常减少(按照统计局的人口户籍统计数据，1959年人口非正常增加534万，1960年非正常减少695万)。”

　　孙经先认为，对于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纠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及其补报)行为无关。”

　　所谓迁徙漏报、重报、虚报，是指如下这些状况：“假定王×1963年从某市迁出并注销户口，返回农村原籍;他没有立即办理户口迁入手续，而是直到1970年才办理这一手续。这种情况称为迁移漏报。容易知道，这一事件导致我国户籍人口1963年底非正常减少1人，1970年底非正常增加1人。……假定张×在原籍有户籍，1957年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在原籍没有注销户口的情况下又在迁移后的地方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即他在两个地方同时都有户籍)。到1960年，这两个户籍之一被注销。这种情况称为迁移重报。容易知道，这一事件导致我国户籍人口1957年底非正常增加1人，1960年底非正常减少1人。……”

　　孙经先指出，“通过计算可知，这一年(1960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695万人，这一部分数字是由户籍迁移登记中的原因产生的，另一部分(-305万人)则是由户籍的出生和死亡登记产生的。”

　　由此，孙经先彻底粉碎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

　　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孙经先的逻辑是这样的：

　　【证明：设某一年年初户籍人口数(即上一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人，本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本年底实际人口数为a1，当年实际出生人口数为b，当年户籍统计出生人口数为B，当年实际死亡人口数为c，当年户籍统计死亡人口数为C，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为d人。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即(A-a)-(B-C)，即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当年户籍出生人数-当年户籍死亡人数)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户籍迁移情况不变，同时有m个人已经死亡，但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年初户籍人口数仍为a人(假定上一年无漏报迁徙等情况则为实际人口)，当年户籍出生人口B等于b，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仍为d人，但户籍死亡人数C因为有m人死亡漏报而变成c-m人，则年末户籍人口数A等于a1+m+d，即实际人口数加上死亡漏报加上虚拟人口迁徙。很显然，不管统计方式如何，死亡漏报m即会影响死亡人口户籍数，也会影响年末户籍人口数，但迁徙虚拟人口d只会影响年末户籍人口数。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A-a)-(B-C)=a1+m+d-a-b+c-m=a1-a-b+c+d即死亡漏报m不影响人口非正常变化数。

　　很明显，年初实际人口a加上本年实际出生人口b减去本年实际死亡人口c应该等于年末实际人口a1，即a1=a+b-c，即a1-a-b+c=0因此，A-a-[B-C]=d】

　　这就是孙经先的核心逻辑。无论户口统计方式如何，都是这个结果。

　　为“推翻”孙经先上述关键公式，虽然不是数学家，杨继绳还是按照孙经先的思路也写了个公式：

　　【人口非正常变化=(当年岁末总人口-上年岁末总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

　　还是上述孙先生设定的条件设：当年没有出生漏报和补报，没有死亡补报。本年底人口数为A，上年底人口数为a，当年出生人口为b，当年死亡人口为c，死亡漏报数为m，迁移型虚拟人口还是d

　　则：总人口增长为(A-a)，人口自然增长数为b-(c-m)，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m)]+d=A-a-b+c-m+d

　　人口死亡漏报m没有被消除。孙先生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与出生和死亡漏报行为无关”的说法不成立。】

　　写出这个公式后，杨继绳洋洋自得称【以上我从数学上(如果这么简单的运算也能算作“数学”的话)推翻了孙先生的“死亡漏报不会对人口非正常变化产生影响”的论断。】

　　首先，杨继绳最后的人口非正常变化公式有错误。按照杨继绳的公式，人口非正常变化=总人口增长-人口自然增长数=【(A-a)-[b-(c-m)]】，但杨继绳却加了一个d。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是杨继绳没有明白d的含义，实际上d本身会影响A，因此计算人口非正常变化不用再加。

　　我们再从基本的数学角度来看杨继绳的公式。杨继绳定义的A是【当年年末总人口”是生产队逐级上报的“总人口”的汇总】。亦即户籍年末总人口为A。杨继绳否认A与a、b、c、m、d存在换算关系，认为A是年末生产队上报统计独立获得。

　　首先，我们需明确公式中参数的含义。公式中，b，c应为实际人口，为考察人口变化受那些因素影响，孙经先引入了死亡漏报人数m和迁移型虚拟人口还是d。我们知道，户籍出生人数为B，户籍死亡人数为C。在没有出生漏报和补报的前提下，B=b+0=b，C=c-m。同理，年末实际人口数a1。那么，A=a1+m+d。B和C都应是统计所得。

　　若无m和d的影响，很容易可得，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

　　按杨继绳所说，A不能和m换算，那么同理，C也不能和m换算，这样，不论是引入m、和d，都不会影响改变人口非正常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死亡漏报m不在公式中体现。但是，这样的公式并未说明什么问题，既不能说明死亡漏报m会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有何影响，也未证明d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有何影响。换言之，坚持都不换算，杨继绳的公式毫无意义。

　　那么杨继绳的公式中为什么多出来个m?核心问题在于杨继绳允许C换算，却不允许A换算，在这种情况下还让两者在同一个公式中相加减，犯了很低级的数学错误。

　　正确的算法应该是，引入m，d后，我们应将实际人口数按统一逻辑规则换算成户籍人口数，这样才能相加减。

　　亦即，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a1+m+d-a)-[(b+0)-(c-m)]=a1-a-b+c+d

　　从算式中可清晰看出，m不在算式中出现。如果稍动脑筋，不难看出，年末实际人口a1与实际人口a、b、c是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即均以实际人口计算人口非正常变化为0，

　　亦即：0=(a1-a)-(b-c)，也就是a1=a+(b-c)=a+b-c

　　也就是说，从数学角度，哪怕杨继绳所认为的A的统计方法是正确的，其若能按照正确的方法计算，得出的结果应该是

　　人口非正常变化=a1-a-b+c+d=a+b-c-a-b+c+d=d

　　只剩下d，这个结论完全跟孙经先的结论相吻合。

　　为什么杨继绳最后的公式出现了A，又出现了m，根本原因是杨继绳压根没有看懂孙经先公式中各字母的所指，也压根没搞明白户籍人口数和实际人口数在公式中的对应关系。他一方面“别出心裁”说“A与其他字母不存在换算关系”，一方面又将C和(c-m)进行换算，从而“不明不白”在算式中多出了m，并由此推翻孙经先的结论，其实他自己可能都未必知道m是如何产生的，因为这只是小学数学未学懂而产生的错误而已。

　　从数学书证明了杨继绳武汉会议证据的谬误后，我们再来看历史实践。杨继绳说A是【当年年末总人口”是生产队逐级上报的“总人口”的汇总】，并称【孙经先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历史事实是不是这样?

　　孙经先指出【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究竟是不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我们认为是，杨先生认为不是。这是我们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1983年前后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先生最有发言权。李成瑞先生明确指出：“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请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这段话明确告诉人们，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

　　【在户籍人口统计数据中，“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的形成过程与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据的采集过程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根本不需要独立采集。这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的“中国实际”。杨先生却说基层上报数据时，人口总数数据和人口变动数据“这两组在理论上应当互相对应的数据在统计实践中没有数量上的对应关系”，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那么，作为学术问题，谁更符合中国实际并不能以个人好恶、随意推断或者是某些人的“印象”来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杨继绳显然没有给出证据，只是再一次单方面“自我肯定”，并自我宣布胜利，无异于掩耳盗铃。

　　退一步说，若杨继绳真心出于学术态度，应对孙经先的研究十分重视，并且知错就改（何况杨继绳自己声称并非人口学家，数学水平更是有限，连小学生水平都不如，就是这样的人在反对数学家孙经先，硬是认定饿死三千万），这样他本人也能得到进步。但固执地坚守由自己不严谨而得出的结论，且大力宣传，这就超出了学术问题的范围，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是在宣传某种“政治谣言”。杨继绳应当反思自己是否有对读者负责，是否有对自己的人格负责。

（2）研究历史应基于历史事实

　　在孙经先公式和杨继绳公式见分晓后，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几千万人口的两次迁移会不会造成不报或漏报户口。孙经先认为，这恰是当时的国家背景下发生的事实，这样才能解释人口统计误差。而杨继绳反驳的理由是【几千万人口在两次迁移中可以不报或漏报户口吗?】

　　为此，杨继绳列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认为“执行户口登记的公安系统是强力部门，这个部门有足够的权威、完善的网络和充足的人力。所以，户口登记条例是能严格执行的。户口登记条例证明，孙经先假定的上千万人不报或漏报户口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显然杨继绳只是设想了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即户口登记无缝可钻，以证明漏报不存在。然而，严谨的学者应实事求是，将其与当时的历史事实相互印证，遗憾的是，杨继绳并未做此项工作。

　　孙经先指出【1955年6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文件说“争取在几年之内，将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来。】【1958年1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的形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才在法律意义上建立起来。1958年的文件，到1959年下半年以后才实施，即1959年下半年以前用的还是1955年的文件。也就是说，你在迁入户口的时候，可以不缴验迁移证。】

　　此外，孙经先还列举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罗平汉《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中记叙的历史对户籍漏报的结论予以证实。

　　如果要解释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变化，就必须考察当时的历史条件。杨继绳断言“上千万人不报或漏报户口是不可能的。”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杨继绳又说，【退一步，即使孙先生的不报或漏报户口的假设成立，那么，这些没有户口的人吃什么?】【我怀疑他当年是生活在中国。】，【这是六十岁以上的农民和从农村出来的人都知道的事实。】很可惜，杨继绳未能给出历史证明，似乎只是一些刻板印象。

　　当然，如果谈论学术问题，我们应提倡少一些杨继绳先生这样的辩论语言，正确尚好，但若谬误，就贻笑大方了。若让人信服，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是不好的，这不是自信的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读者自会辨别。

　　那么历史究竟如何?

　　孙经先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吃饭”问题分为两种情况。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粮食凭票证供应，户口关系是粮食关系的前提。没有户口关系，市镇居民就没有粮食关系，也就买不到粮食，当然是难以生存的。但是，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他们自己就生产粮食，是不需要购买粮食的，更谈不上需要“凭票证供应”粮食的问题。当时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农村居民只要在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会按照一定的“人劳比例”从生产小队中分得粮食。只要有了粮食，他们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孙经先说【我在北京做过好几次报告，一些来听讲的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都是70多岁、80多岁的老人。他们说当时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况，因为他们经历过那个年代。”“用后来70年代的事情去解释50年代、60年代的现象，这是不行的，是违反历史的。】

　　孙经先说，我国当时户籍管理的重点是在市镇，是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市镇，而在农村地区户籍对人们的影响则远远小于市镇。对于这一时期出现的这些漏报户籍的农村人口，并不存在没有户籍就无法生存的问题的。这个说法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证实。

　　孙经先指出【漏报户籍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精简城市人口是暂时的，一旦经济情况好转他们就有可能又回到城市，所以宁可把户口装在自己口袋里也不愿在农村落户口。当时有一个说法，人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口袋户口”。这些人害怕以后再回到城市落户口时遇到麻烦;二是他们户籍登记的观念薄弱。】

　　对历史的研究必须秉承历史事实，而不是靠臆想和猜测，靠“春秋笔法”，从杨继绳和孙经先的对话来看，孙经先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实践上，均为研究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的非正常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而杨继绳却是在历史真实之外，用不严谨的公式和数据得出了“饿死三千万”的结论。

(3)杨继绳的“独创”：饿死人公式

　　孙经先说【杨继绳先生提出了一个“饿死人数”计算公式，这一公式按照《墓碑》的叙述可以表述如下：取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和之后的某几年死亡率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杨先生把这一基准错误称为“正常死亡率”)，然后利用公式：某年饿死人数=该年年均人口数×(该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计算某一地区“饿死人数”的数字。下面为了叙述方便，把它称为“杨继绳公式”。】

　　孙经先指出【稍微了解一些数理统计学知识的读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个计算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公式，就必须以随机方式取得我国若干地区与死亡人数有关的详细数据，其中至少要有这些地区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正常死亡、由于各种疾病死亡、饥饿原因死亡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数据，然后严格按照数理统计学的原则和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些统计规律，这些规律一般可以用回归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这种公式一般来说是非线性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数学公式是不是正确，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孙经先用杨继绳的“独创公式”计算了一些地区的饿死人数【湖南省常德地区1960年年均人口为404.6万，死亡率为45.4‰，按照“杨继绳公式”计算，常德地区1960年“饿死”人数为14.6万。但是据《常德地区志·卫生志》记载,1959冬到1960年，常德地区浮肿病“死亡近6000人”。(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市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常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地区志·卫生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页)利用“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数字是实际水肿病死亡人数的24.3倍。上一节中常熟县的实例也说明了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按照《常熟市志》的记载，常熟县浮肿病死亡人数约在数百人左右，而这一公式却计算出常熟县“饿死11000多人”，把人数扩大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左右。】

　　孙经先就很多地区的情况都对“杨继绳公式”进行了验证，验证的结果表明【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来的“饿死人数”，比实际统计数字通常要大几倍、十几倍、几十百，甚至几百倍。杨先生《谣言》一文中说：“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计算出来的。”可恰恰就是他自己，利用他提出的这一荒谬的公式，“坐在书斋里”“计算”出了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和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孙经先称，就在我们已经指出这一公式的极端荒谬性之后，他在《谣言》一文中还继续使用了这一错误公式。

三、历史研究应谢绝杨继绳式“纪实”

（1）用片面事实演绎“悲情”

　　杨继绳在武汉会议上情绪激动地说【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红旗文稿》、《党建》多家官方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墓碑》的文章是“对我的诽谤，是对我人格的侮辱。用中共中央宣传部旗下和社会科学院旗下的权威刊物，广为传播对一个公民的诽谤，是法律所不容的。”“对《墓碑》的批判是缺席审判。《中国社会科学报》、《党建》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有一点学术公正吗?】

　　如果属实，这给人的印象确实是“缺席审判”，能在学术观点之外迅速博取公众的同情与支持。

　　然而，杨继绳与孙经先这次是当面交锋，因此使杨继绳的片面事实得以揭穿。孙经先对杨继绳的言论予以了澄清【杨先生说他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被粗暴的拒绝发表，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事实是这样的。杨先生去年10月投稿给《中国社会科学报》，该报编辑部随后给我发来电子邮件，邮件中表达了以下意见：1.他们决定发表杨继绳先生的文章;(2)对等的，他们也同时发表我的文章;3.由于版面所限，两篇文章文字均为3000字左右;4.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上。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同意。他们把上述意见也通知了杨继绳先生，让杨继绳先生将文章压缩到三千字左右，但杨继绳先生始终没有回音。所以杨先生的这个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会上，对孙经先教授的上述澄清，杨先生不得不承认确有此事。那么，杨继绳为何片面公布事实博取公众同情？这只能解释为打“悲情牌”，在自己所谓学术争论之外营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这也从另外的侧面证明了所谓“饿死三千万”的脆弱。

　　这也说明，杨继绳所谓的“纪实”，是怎样一种纪实。现实中不说，杨继绳以“纪实”之名写出了墓碑，为“论证”“饿死三千万”，他的关键论据多次运用杨继绳式“纪实”，让人惊呼，历史原来还可以这样造！

（2）自编自导历史当事人的对话

　　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关于这次调查的情况，他在《走向谬误》中说：“1961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件事，杨先生在这段话的注解中特别注明，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这件事。杨先生的这一说法有着重要影响，是他确认“饿死3600万”的关键性依据之一。

　　孙经先说【让我们看一下周伯萍先生的儿子周轩进先

复 你倒是像个男人一样说说啊，新中国建国十年为何就必然不能导致

2024-07-07 07:32:15

淡淡忧伤 正五品下💠10

🙂真离称新中国成立10年后就该饿死人，反革命无疑。

复 就靠玩这套？新中国很不幸，确实有人饿死，所以你反对，是么？

2024-07-07 00:48:59

淡淡忧伤 正五品下🐳10

🙂真离称新中国成立10年后不能做到人民不再饿死，反革命无疑。

复 应该和能做到是一回事吗？你这是反对新中国了？谁说不应该避免了

2024-07-06 23:14:25

淡淡忧伤 正五品下💠10

🙂真离称新中国不能做到人民不再饿死，反革命无疑。

复 新中国成立就该避免人民不再饿死吗？你确认一解放共产党管理

2024-07-06 20:44:32

淡淡忧伤 正五品下🐥10

🙂新中国成立就该避免人民不再饿死。真离质疑这个，反革命无疑。

新中国成立的正当性之一就是避免人民不再饿死，多少解放军战士、阶级教育后的解放战士，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赴汤蹈火、视死如归，才能在三年内打倒蒋家王朝。

别说新中国，旧社会，乃至封建王朝也把避免人民不饿死作为目标，评判好坏标准。

真离质疑这个，不但是反革命，而且反人类——这货全无良心。

新中国成立就该避免人民不再饿死吗？——就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