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某央企,某些事 -- 方平
1996年,张璐考入外交学院国际法系,是1996级学生,2000年毕业后在英国伦敦一所大学学习外交学专业,并且获得硕士学位。
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副处长张璐。外交学院国际法系96级学生。现任外交部高翻室英文处副处长,高级翻译,胡主席、温总理的首席翻译。据传,这位很有气质的女副处长还拥有1/4的日本血统。
消失的前外长:
秦刚于1984年进入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学习,1988年毕业
毕业同年,秦刚被分配到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担任中文秘书。1992年,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历任西欧司随员、三秘,驻英国大使馆三秘、二秘,西欧司二秘、副处长、处长,驻英国大使馆参赞。
2005年1月,接替章启月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并在4月5日下午,首次主持例行记者会。
两电是垄断行业的企业,人情网小道消息出口 又多又杂。
事实上jw办案很少是单一线索的。比如说举报,很多人以为实名写封信给jw,然后就必须查了,实际上不是如此。各级jw每年收到无数的举报,如果都要一一去查,人力上根本解决不了,更何况里面真伪混杂,还有很多诬告的。所以一般都是把握几个优先原则的,即上级交办的优先,被举报人涉及调整提拔使用退休的优先,手头正在办理案件的线索优先,被多人多次举报的优先,敏感问题的优先。最终某人被立案其实是多条线索交集的结果。上文说的张被举报也只是一个线索。另一条线索则是网通财务造假。网通与联通合并成为新联通前,网通公告半年净利逾58亿元,而联通接手后却发现,网通实际亏损达200亿元。联通向上反映无果,最后安排人举报。而通过调查之前网通的情况,又发现了公司上市时的利益输送问题、贱卖宽带业务这个唯一优良资产问题。与此同时,宋的问题也牵扯到了张,则成为了压倒张的最后一根稻草。神州泰岳上市前,宋想方设法入股,结果引起证监会的注意并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宋的资金有问题,涉及到与张、张情妇王晖的资金往来。随后19年底宋被河北有关部门带走,12月11日张向zjw写了书面材料,提及了有可能涉嫌违纪违规的问题。这个书面材料,也是后来律师作为张自首的证据,但因为里面写的都是避重就轻的事,最后没被法院采信。而张的一审庭审只进行了20分钟。12月26日,张被带走接受组织调查。
胆大心不细、妄为无禁区、个人私谊至于国法之上,张出事是个必然,很多熟悉他的人都评价他为官为商都不合适,用东北人讲话就是“虎”。而围绕在他身边的,也有样学样,最终从张开始移动开始了全国地震,一批贪官被抓被判。这里额外说说,股票上市是利益输送最多的,但也是国企高管最容易被查证的。包括北京银行的小股东事件,都是上市出年报才暴露的。又想起来10年前的这个时间,某同学评为北京某公募基金的优秀经理,吃饭时提了一句现在炒新股正当时,但需要配备一定数量股票才有额度,于是整个十一假期我研究了几天股票,假期后第一天买入了中国一重、中国北车跟陕西神华,都是低于5元的,当天一重就涨停了,另外两只也走势不错。结果过了一周,一个长辈来电话,问是否买过南北车的股票,告知无论多少赔赚三天内必须卖出,态度极其严肃。当时问了也没说原因,就是一句话必须卖。没办法2元多卖了北车,结果10月27日公告合并停牌。这时候问长辈才知道作为董监高,他们要求所以亲戚都不得持有南北车股票,以免被怀疑。12月31日后复牌后连续多个一字板,后来涨到了11元多,也就是那时候开板有了一个跌停,我是那天才又买了回来。最终合并后的中车在6月份涨到了30多。从15倍的利润变成了3倍,而我其实从来不了解南北车合并的事,更没有跟长辈打听过这些,其实不过就是一个避嫌的因素。5元的陕西神华,15年时涨到了30多,2元的一重则最高涨到21元。
可以说当年移动的每一个项目,都会牵扯到各种贪腐。举一个小事,98年吉林移动数据部的一个小员工分管彩铃业务,仅这个小项目,就收受深圳、广东两家科技公司的好处费100万,至于高层会有多少,而移动的其他业务比如移动梦网等增值业务涉及到了无数sp公司,那都可以想象了。其实三大运营商都是如此,只不过移动经过大整改,有所收敛,目前内部相比其他2个还是好些的。至少明面上的违规要少了。而其他两家细说起来问题太多了,单是涉及到用户的各种欺诈就数不胜数,比如私扣话费、私开增值业务、冒用身份信息等等。我自己就碰到了电信翼支付被冒名开通、联通私自开通视频点播业务,有点长达一年多,好在最后都赔偿了双倍损失。试想全国没被发现的这类扣款会有多少?
至于说基层县局的一个普通员工都能通过所谓的关系人找到最高系统的领导,其实完全是一种皇帝拿金锄头的心理,可以说完全没接触过那些高层的领导。话说县级哪怕市级的一个普通员工能涉及到的事,在国家部委层面领导眼里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更不可能因此事而打什么招呼,无他,丢不起这个人。再谈个自己经历的事,某厅级单位副处想调职,一直交好的找到了某副国的亲侄子,侄子觉得这事没法跟老爷子直接开口,于是给秘书打了个电话,因为开着免提,在座的我们都听的清清楚楚,秘书说:哥呀,这个事太小了,你说要是提个厅级我可以打个招呼,一个副处丢人啊。侄子说就说是咱家亲戚,秘书回咱家亲戚人家能不知道吗?连家谱人家都能搞清楚的。联系无果后,侄子又找了熟悉的刚调离的前省里一把手,结果人家又是说,这个人老爷子一起没提过呀,也是不了了之。
这种事情,就跟曹瞒许田打围一样,越礼是有点,真是什么大事也说不上。而且无法预先堵死,只要你敢做,就能成。
当时是原朝王羊皆不入常,团派只剩有克光杆,这种局面下,应该说有克没啥好春风得意的。挥手可以展现姿态,可惜没人靠过来。
药监局的注册司、监管司、审评中心都是重灾区,包括郑的秘书都是安排到这种重要岗位。而当年药监局周边,不少代理公司,都是这些人的亲戚开的,正常报批可能时间长又可能批不下来,但找了这些公司花几百万,很快就下来了。而郑当年搞的省标升国标,则给了各省药监局一个权力寻租的机会。那时候的各地药监局甚至连临时工都能拿到药企的原始股。某知名上市公司的业务经理,当年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陪省局的领导处长打麻将,每打必输,输了现金就是拿原始股抵账,而这些药监局的拿了原始股,为了企业尽快上市切股票获利,自然积极推动企业药品的审批。可以说那个年代,各个行业都是如此。所以xi上来后的强力反腐,这些人自然恨之入骨。单此一条,x的功绩就足矣。否则再来个不折腾10年,恐怕比40年代的国民党还要腐败,那才是万劫不复了。
就该株连受益的亲友。
话说当年周永康案发,其长子沾光了,也是跟着被株连,但是次子厌恶周永康的行为,没沾他的好处,案发也就没事,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事情就该如此处理。
退一万步 ---- 就算他本人加戏,党报央媒还配合发大幅照片,这是他一个人加戏,还是一群人加戏啊
再退一万步 ---- 大会同时挥手是加戏,那么会后高调宣传几年、满屏的“克强经济学”,如果没有那么中外吹鼓手+轿夫,他一个人加戏能做得到嘛
你怎么知道当时没有人靠过来?没人靠过来,他就算想加戏,加得成嘛。
还是讲一点历史辩证法:后来靠过来抬轿子的人被他自己弄散伙了,并不等于当初没人靠过来
我在美国一家旧时邻居,两家关系很好。小夫妻俩都是复旦毕业,来美国读博士,然后进大药厂。聊起xi,不是讽,就是骂。
我当时就奇怪:xi怎么你们了?他们一是骂药品集中采购政策;二是习反腐之后,抓的一个从他那个省升上去的原国家食药监局副局长(判了16年的那位),大概与他家比较熟悉,一个系统的。
后来,男的父母过来,跟我也熟了。有一次,老先生无意说了一句:“我在国内开的车,比儿子在美国开的(奥迪Q5)好”。意思是,儿子在美国过的并不如意。
我当时挺纳闷:这小夫妻博士毕业,到大药厂工作,工资不低但也谈不上离谱,一毕业就能买下比我家还大还贵的房子 ---- 我们夫妻刚工作时,手头哪有这么富裕,攒首付都得好些年呢。
后来听对方老人说才知道:买房首付都是老人从国内倒贴的。
全家都不喜欢xi,尤其是老太太,特别喜欢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经常散步时高谈阔论,搞得她丈夫经常提醒她小声(老俩口当时都还没退休,还拿着国内的工资)
又过了一些时,老太太说起惦记国内院子里的花草。你想啊,省会城市,能有单独的院子。老太太来美国探亲期间,在国内照样一个月2万多(体制内)。老先生是医药系统的。难怪负担得起。
最为讽刺的是:那么不喜欢xi,小夫妻却携带全家回国(男的疫情前就回上海去导师开的药物公司了。女的则是美国疫情高峰期间辞职,带老人及孩子回国 ---- 还是我给送上的飞机)
当然了,美国国籍还是保留了,所以经常回我这里坐坐。房子也在,一个月出租费,足够付上海一个月三万块钱的租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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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找人,都不知道该敲哪扇门”。
走关系,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
第一得知道该敲哪些门,第二得敲得开那些门 --- 人家不了解不信任你,凭什么给你开门?稀罕你手中那点物什?给自己找那个麻烦干啥。
所以托人走关系的结果往往如此:人没少找,门没少敲,礼没少送,钱没少花 ---- 绕了一大圈,结果正事还没开谈,就结束了。
上当受骗的更是不少。
当然了,这不止是底层老百姓的烦恼,也是一些身在高位乃至正部级干部的烦恼嘛。譬如傅政华,老公安出身罢,最后被官宣时还被专门写了一句:“迷信政治骗子”。
你对一个以挑拨离间河友为乐事,又缺乏起码工程应用常识的ID,用得着这么大声这么粗暴嘛。 吓坏了国际殖人,多不礼貌嘛。
对牛弹琴,是牛不对,还是你不对?
莫上人家两边挑拨的当,把该国际殖人当个P放过就完了。
初衷就是12年工信部引入国家电网、广电及移动拿到固网牌照实现全业务运营。电力宽带建设在国内也进行了大规模使用,比如在北京是莲香园小区、海淀区阜成路95号最先试用。中电飞华则在北京100多小区开通了宽带业务投入了1万台电力猫。国家能源局还出台了行业标准。
试点最多的时候国内电力宽带用户有30万户。只不过大多数地区工信部不发宽带牌照,国家电网根本无法完全进入市场。
可能还是有啥缺点
还是讲一点历史辩证法:后来靠过来抬轿子的人被他自己弄散伙了,并不等于当初没人靠过来
政策被骂了前李就给一尊背锅就说他能迅速拉起一支队伍反对一尊,他被一尊夺权架空的时候就自己把自己抬轿子的队伍弄散伙了。
有错有过的时候就是一尊面对强大阻力,有点成绩的时候就是一尊得人心会掺沙子。
河里就没人发现自从前李死了以后背锅对象已经换成了“强势”的现李并且做到无断位衔接不觉得奇怪么?
哪有领导人只要功劳不要过错的?稻都知道说自己头脑也发过热。
前李的确无能,而且无能了很多年,但他既然都无能了还哪来的能力去给一尊增加阻力?
可能是我搜索方法不对,没有找到原文,只找到一些一看就不可信的自媒体
一直到现在还是个屎盆子。
13年跟食安办合并的时候,一位老哥是原国务院食安办的,最早在国办工作,谈起了食药监总局,一句好话就没说过,他接触了所有的委办厅局,唯有原食药监局是最烂的,里面的人有利益的时候抢着上打的头破血流,有困难的时候都推三阻四,都争着抢着去业务司,其实都是为了利益,他根本看不起这些人。按他的原话:从来没见过作风这么差的单位。只不过当时的局长是张勇,原国务院副秘书长,经过整顿还算有点好作风了。而后来毕姥爷接任,则一改前规,把工作重心从监管放到了审批上,大力推广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自然得到了一众药企的追捧,但其实也是增加了利益寻租的空间,你说的那个吴也是在他任总局局长后落马的。而毕则在长生事件后被免职,业内一片为他叫屈的。而长生的问题根本就是国家总局自己搞出来的问题,不过是拉一打一,最终把一个在国内生物制药领域的大企业,狂犬病疫苗占三分之一市场的上市企业给消灭了。因为国内的生物制品实行的是批签发制度,即企业生产一批国家检测一批,合格了发合格证出厂销售。长生的疫苗既然能够在市场销售,自然是国家局检测合格的产品。但毕则安排人在山东抽检百白破疫苗,说有不合格产品,其实这只能是运输保管链条的问题,不可能是生产的问题,这完全是属于左手打右手了,左手检测合格放行的,右手却在市场上抽检不合格,即使有问题也是国家局的问题,但最终板子却拍到了企业头上。而同样的问题,武汉生物也有,却不了了之。这种针对性就太强了。当然了,最终毕也自食其果,作为长生事件调查组组长,调查报告送达国常会,第一件事是自己被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