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上海这个厅官,也太狠了点 -- 漂浮游
我提出:没有清明吏治,反腐不可能成功。我还说:一尊高压反腐根本就是骑虎难下,他知道一旦没了高压,就他搞的这个吏治,腐败必将以排山倒海之势反扑。
反腐的目标就是吏治清明,反腐是手段,吏治清明是目标,你却不停用没有实现目标来否定手段的正确,这不是蠢是什么?
就如你跟一个小学生说,你不考上重点大学,你学习不可能好一样,这种反逻辑的话不被人鄙视才怪了。
而腐败跟反腐从来都是永远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反腐力度弱了,腐败行为就猖獗,反腐力度强了,腐败行为就被压制,只有零容忍地高压反腐才能让腐败行为不敢冒头。到你这喷无可喷了,却把高压反腐也要喷一下。除了体现你是个无脑喷子,没其他的效果了。
硕果仅存的亮了
上面有位兄台说王眼里没有多少人民,说实话感觉确实不多!早年间有演员,有主持人的大案就是他和西木的对手盘!某潭医院的一把被抓也是和他个人关系极深
吏治清明讲的是任用贤能、能者上位、做事正确且高效
不是任人唯亲、让马屁虫当国家权力最大的7人之一
大智,你连这都分不清吗?嗯?大智?
你开车跑错路,应该向西走的,你向东走了30公里,调头回去12公里,你觉得就能到达原定目的地了?
腐败30多年,曾经的贪腐明目张胆,12年时间已经没有明面上的腐败了,这还不叫成绩,什么叫?
你这智商是不是欠费太多了?
就这种弱智,成天吹嘘自己多聪明,你是演王婆卖瓜的小品来博河友一乐吗?还把一个吏治清明后才能反腐的反智车轱辘话一天说几遍,自己以为很有趣,大家看你不过就是个小丑。
最可笑的是每次都要硬喷点东西出来,拿无知当个性。真要肚子里有点货也行,结果每次都跟便秘一样硬憋,脸憋的通红就憋出点屁来
就算你是民主党的AI,不在国内生活,你起码会查文档看新闻啊,原来现在已经没有明面上的腐败了吗?
你不光是大智儿,眼神也不错,还是个大眼儿呀
原来你是基于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才一直在吹一尊、吹反腐的吗?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有问过一尊的意见吗?
公车私用、公款大吃大喝、公款旅游、公款购买消费品、公款私发补贴,这些都是明面上的腐败,相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用人腐败这些隐形的腐败,说全部不存在有些绝对,但如十几年前那样明目张胆的行为,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这是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敢承认,说明在你眼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实。
首先,你能把公车私用放到第一条,就是没有好好学习我给方平老师普及国内情况的帖子
具体说,就是,以前老百姓没车,公家不仅有车,还是奥迪,那公车私用很难看;现在大家都有车,公车也都支持国产,大部分不是什么豪华车,所以没人在乎这种事情了,明白吗?
不想写了,总给外国友人普及国内常识,我是导游吗?有钱拿吗?
大规模知青下乡主要是从老三届开始的高中毕业生和一些初中毕业生,李讷、李实、豆豆、老虎那时候都是大学毕业了,有了干部身份,要下乡就是去干校参加劳动了,比如李讷。
以大学毕业生为借口反驳镭射比梨花那个把知青上山下乡强拗成干部去干校高明太多了。附带说一句,果果没能大学毕业。他1964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文化大革命时辍学。1967年3月参加空军,所谓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五年见阎王。
但是的但是,镭射已经预判了你的反驳。虽然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是文革开始后,但知青上山下乡早在文革前的五十年代就开始了: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以杨华为首的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关东的北大荒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在黑龙江省萝北县(现今黑龙江农垦共青农场)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
镭射列出了当时几位上山下乡知青的代表人物,并与没上山下乡的那几位作了比对,实际是质疑为什么他/她们中学毕业时为嘛选择了上大学而不是如那几位知青代表人物般上山下乡。
李讷(和邢燕子同龄)没有去,毛远新(只比董家耕小一岁)没有去,林立衡(只比侯隽小一岁)没有去,林立果更没有去。
纪委收到线索经研判处置方式一般为:予以了结(无实质性内容),初核(线索较为具体,具备可查性),暂存待查(线索较为具体,具备可查性,但暂不具备核查条件。比如涉及别的案子,先等别的案子有结论了才好启动该线索核查),谈话函询(反映的内容不具备可查性,但应当对干部予以提醒,让干部自己说明情况)。谈话函询又分为谈话和函询。
纪委找人谈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启动初核后找被核查对象谈话,一般在专门的谈话室;第二种是未启动核查程序的谈话(谈话函询中的谈话),该种谈话一般在普通办公室、休息室、会议室开展。如果纪委使用谈话函询中的谈话,也就是第二种谈话方式,形成的是谈话记录,不会有这张函询表。
如果纪委使用函询方式,那就说明纪委认为该问题,面对面对该干部进行谈话都不合适,为了不要对干部工作积极性造成影响,采用不见面的函询方式较为妥当。函询这种方式,恰恰是纪委对干部的一种保护。
到县委书记这个职务的干部,不会不知道纪委函询的用意。因为他作为县党组织一把手,县纪委对本县科级干部的谈话函询,或者启动核查程序都是要向他进行汇报的。如果该函询表不是伪造的,真的是陈发到网上的,那么就是他知道纪委函询他的用意的情况下把函询表发到网上,以证明自己被排挤。那我严重怀疑陈的人品。
高压反腐或者说用官方语言叫“自我革命”,是目前最不坏的方式,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抑制腐败。主席天纵英才在全面发动群众后,也不能控制文革的走向,那么习的高压反腐,是他在现有社会和经济条件下,现有政治生态下,能采取的最好方法了。也许是我个人愚笨,如果有河友能想到更好的方法,不妨说一说。当然如果泛泛说什么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之类的话,那还是别讨论了。如主席都失败了或者说表面上失败了,我对其他所有政治人物能够依靠群众力量完全不报希望,完全。
另,越反腐,我信心越足,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自我换血。换血虽然痛,虽然看起来血流一地不体面,但是他治病啊。
镭射列出了当时几位上山下乡知青的代表人物,并与没上山下乡的那几位作了比对,实际是质疑为什么他/她们中学毕业时为嘛选择了上大学而不是如那几位知青代表人物般上山下乡。
那个镭射就是有意模糊这些人背后的不同情况,故意挑出一个是否上山下乡的问题来挑事。就跟之前我回答过的有人说抗美援朝为什么只有毛岸英一个领袖子女上朝鲜一样,都是有意在挑起话题。
上山下乡确实是从50年代就开始了。所以划分知青一般是分成50年代的早期知青、60年代的“老三届”(1966-1968年),“新五届”(1969-1973年),以及“后五届”(1974-1978年)知青。但早期跟后期是有不同的历史背景的跟范围的,而且所有的知青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以外的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所以他们才叫知识青年,而大学生则被称为知识分子,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你们却都不敢提。
五十年代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换,1957年,我国新增加的城市总劳动人口已达到了1300万,而落后的重工业只能提供不足百万的岗位,城市中约有1200万劳动力大军正处于“家中待业”。知青下乡上山也就是在这个背景提出来的。
中央在1957 年10 月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在中央有关文件和报刊中最初使用的是“下乡上山”这一提法。
1957 年6 月26 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以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
好好看清楚,当时的要求就是除了升学、就业的以外,而不是普遍要求知青都下乡。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转变,更需要大批的高等教育毕业生。
所以,1957 年9 月5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座谈会上指出:目前有关劳动工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是许多规定刺激人口增长,不是鼓励人们上山下乡,而是鼓励人们进城。
在当时人民的认知中,并非被你们所曲解的,知青下乡跟考大学、工作是对立的,是个人选择跟国家需要的统一,所以董家耕宁愿放弃上北大,也要回乡务农被表彰,但并未大张旗鼓地号召。因为当时的国家更需要有文化的高等教育毕业生。
至于邢燕子跟李讷的对比,邢是58年17岁初中毕业下乡的,而李讷则是19岁59年时考上了北大,两人没啥可对比的。因为中央发布文件提上山下乡时,邢是初三,所以第二年初中毕业就响应号召了;而李是高二,不涉及下乡的选择,高三毕业后考大学升学,也是响应国家号召。李实也是跟李讷类似,57年秋上高中,10月中央文件发布时高一了,高三毕业后以高分考入清华,次年转学入哈军工。
不要线性机械看问题。
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其实“高压反腐”本质上就是“治标不治本”。
腐败的本质,是“权钱交易”的“黑市”,“高压反腐”就等于“抓现行”,而实际问题,在于背后那个“黑市”的供求有没有改变。
一尊的反腐,是“集权式”反腐,集权,就让“权钱交易”里的筹码更贵了,显然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想大家都认同:如果此刻一尊放松了“高压”,腐败就会以排山倒海之势卷土重来——为什么?
所以一尊反腐12年,就连你这样支持他的人,也会认为现在的腐败还是不少。
而“集权式反腐”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创造了勋贵、门阀。
历史上,国家因为一些个体的腐败而崩溃的例子,并不多,但因为门阀勋贵而衰落的例子,那就是历史常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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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的上策,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削弱某些“生硬”的集权、但让政府的调节手段更高明;制造公务员体系积极健康的“企业文化”,满足大家的事业需求,从心理上不想贪。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一张A4纸把教培干死、把网游公司股价干崩,这就是极大的权力,应该遏制,否则大家做啥事,都要过来看你面子,试图“打点”你的人。
而如果你不想让教培行业壮大,你就出政策改革选拔体制,让选拔保证公平的同时,更加多元化,以降低教培的必要性和溢价。
这一轮A4纸搞死教培,再到现在的180度翻大饼,实际上除了让教培价格更贵、大学生更难找工作之外,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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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的中策,是制衡。即使存在一些小的腐败,也不至于给体制制造系统性风险。这里的优点在于,如果有合理的竞争关系,那体制内的活力依然存在,执政能力依然还在。
一尊现在搞的这种体制,制造“躺平式干部”、不敢担责、人事问题糟糕,这都是广泛反映的现象。且不说现在反腐效果本就一般,就算这样反腐搞好了,执政的都是一帮饭桶,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我们本着务实主义的态度看,有本事凭空给国家制造一个高铁产业的人,贪几千万,就算道德上难看、难以接受,实际上对老百姓和国家依然是利远远大于弊。
搞一堆“看似不腐败”的饭桶,给我们整一个恒大2万亿,这两天据说万科也要出问题,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雷,把经济再搞坏,有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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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的下策——上中策都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轮到你说的“高压反腐”。
病根子没解决,“权钱交易黑市”更有诱惑力了,反腐形式本身还制造了一大堆吏治上的消极态度,治标不治本。
腐败就像肉体上的一道伤,“高压反腐”就像是往上倒酒精消毒——它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而不是解决方案本身。
你不包扎了让它往好里长,一天到晚不停往伤口上倒酒精,就为了体现你在“治伤员”,不就是形式主义吗?
秦灭东周是在公元前249年。东周的灭亡是在韩国灭亡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