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孔子生平百衲 -- 桥上

成王伐商蓋，殺飛廉，西遷商蓋之民于朱圉，以御奴虘之戎，是秦之先

似乎鲁国也有以秦为“氏”的。

《孔子世家》：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郰人輓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礼记·檀弓上第三》：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

钱穆《孔子传》：

孔子母死，亦不知其年。或云：孔子二十四岁母卒，不可信。《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母卒在孔子十七岁前，当是。

桥：

孔子母亲去世时也就三十出头。

《论语》记孔子之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此当与其母去世有关。其母去世后，孔子脱离颜氏族回到其兄孟皮为家长的自家家族。虽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但郑重其事“志于学”当就在此公元前537年（鲁昭公五年）前后。

孔子料理其母丧事，又将母亲与父合葬，必然会与其兄孟皮打交道，其后也难以再居住于颜氏族中，这也是孔子之后回归族中依兄而居的契机与理由吧。

《礼记·檀弓上第三》：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

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

钱穆《孔子传》：

父母之丧满一年为小祥，满两年为大祥，皆有祭。此当指母卒大祥之祭。时孔子尚在少年，然已礼乐斯须不去身。此见孔子十五志学后精神。

“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

“吾闻之：古不修墓。”

这两句似乎有点矛盾，古时候到底修不修墓？还是前一个墓其实是动词，埋葬的意思，后一句里的墓是名词，是说古时候埋葬了但不修坟头？

这句是说孔子后悔给父母葬处封土了是吗？还是要说孔子很孝，很久之后有了门人后还惦记着自己父母坟墓的事情？

“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

是说孔子遵守礼法，5天的时候即使弹琴也不奏出声音；10天的时候才恢复，接着奏乐接着舞？

不会是说孔子学古琴演奏学得快，5天还没学明白呢，10天已经大成了吧？

有空帮解下惑，见笑见笑🤔

我理解，墓而不坟是说不突出于地面，坟是鼓起来的意思。

古不修墓我理解是不会进一步修墓，所以老先生落泪了。

门人似不是学生，就是他们家，他父亲那边的家臣。

弹琴不成声我理解试探背上了，还没缓过来，所以钱先生说礼乐斯须不离身，即使悲痛仍要捡起来，我的理解。

问完查了一下，敢情檀弓全文都是讲葬礼相关的，那我的后一问就多余了

你这么解释门人我就理解了，我原以为是子路他们呢

《孔子世家》：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注：索隐有本作“委吏”。按：赵岐曰“委吏，主委积仓库之吏”。）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闲，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桥：《论语》中云：“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也。”，孔子大概在母亲死后第三年、十七岁时成为季氏家臣，《孔子世家》“孔子年十七”云云，或即指此事。钱穆先生亦认为孔子作过季家家臣。于是孔夫子自云“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第九》）。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国学导航：

孔子先见景公，自不必为家臣以求通，《史》说矛盾固矣。然梁氏既疑鲁昭二十年景公未尝入鲁，又引此以驳孔子为家臣，则亦进退失据。崔述亦疑孔子无为家臣事。然孔子弟子为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禁，则孔子不耻为家臣也。且委吏乘田，独非家臣乎？此等俱难详考，不得輙以‘孔子而如是乎’之说为定。

桥：孔子是由于哥哥还在，无法成为公臣，只好去作季氏家臣。而孔子之“志于学”，让他在所从事的工作中都能脱颖而出，却无法改变他卑微的身份，这也是他后来决心要自立以授徒为生的动因之一吧。孔子这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啊。

桥：孔子夫人为并官氏，或有称为幵官氏、亓官氏、乃至上官氏者，应都是讹误。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摘钞卷三·孔氏祖庭广记》读秀学术搜索：

予尝据汉、宋、元诸石刻，证圣妃（孔子夫人）当为并官氏，今检《东家杂记》及此书，并官氏屡见，无有作“幵”字者，乃知宋、元刻本之可宝。自明人刻《家语》，妄改为“幵”，沿讹三百余载，良可喟也！

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04,第103页：

直按：丌官氏当为并官氏之误字。漢韓勑修孔廟禮器碑，及“并官武”印（見小滄浪筆談），皆作并官氏可证。

下面是《礼器碑》碑阳拓片，图片出自中国智慧工程研究院书法教育工作委员会《汉隶名碑《礼器碑》简介及高清图片》：

下面是《礼器碑》拓片局部，图片出自《礼器碑》》读秀学术搜索：

桥：依《孔子家语》，孔子娶并官氏在公元前533年（鲁昭公九年）。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珍藏本）》的原文摘录豆瓣读书-全年犯困：

旧说定孔子始仕年二十者，由《索隐》引《家语》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一岁而生伯鱼。

桥：又《路史》云“（并官氏）宋微子之后”，这说明孔子与夫人并官氏出自同一个祖先，当然也同属“子”这个“姓”族，也就是说，孔子的婚姻违背了当时“同姓不婚”的习俗。不过对于孔子所属“子”这个“姓”族而言，他们早先并没有这个习俗，但后来占统治地位的“姬”那个“姓”族大力提倡这个习俗，于是成为中原地区大家都得遵守的规则。《论语》中就有孔老先生忽略了“同姓不婚”规则的记载：

《论语·述而第七》：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昭九年经》：冬，筑郎囿。（10090005）

《昭九年传》：

冬，筑郎囿(yòu)。书，时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孙昭子曰：“《诗》曰：‘经始勿亟(jí)，庶民子来。’焉用速成，其以剿(jiǎo)民也？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10090701）

桥：以上《春秋经》和《左传》记录的此年“筑郎囿”，孔子作为“民”可能也参加了，应在婚后。

《孔子家语》：

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鱼年五十，先孔子卒。

桥：

亦依《孔子家语》，孔子夫人并官氏生孔鲤在公元前532年（鲁昭公十年）。

又据杨朝明先生《孔子“出妻”说及相关问题》齐鲁学刊2009（02），p 010指出：

考察前人关于孔子“出妻”之说的叙述，其实都是根据《礼记·檀弓上》的记载。其中说：

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对此，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的解释是：“时伯鱼母出，父在，为出母亦应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犹哭，则是祥后。祥外无哭，于时伯鱼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此是从伯鱼为母亲服丧的时间，确定伯鱼母被出，即肯定孔子曾经休妻。

孔颖达这里所谓“伯鱼母出”应该就是孔子“出妻”的最早出处了。期，是古代丧服名称，指一年时间。这里的“期而犹哭”，是说伯鱼在为母亲服丧一年之后还没有除去丧服。

但是，孔颖达所说是有严重问题的。《仪礼·丧服》中说：“……期者，父在为母，妻，出妻之子为母。”这里说的是“期”的三种情况：第一，母死，父在，为母期；第二，妻子死，丈夫为妻子期；第三，出妻之子为母期。《礼记·檀弓上》说“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显然是违背了第一种情况的丧制规定：母死，父在，为母期，过期则当除服。出母，期可无哭。伯鱼丧母，期而犹哭，忘却其父孔子仍然健在。故孔子责之，伯鱼遂及时改正。孔颖达显然是由此就联想到了“出妻之子为母期”，而忽略了“父在为母”的第一种情况。

那么，为什么不是第三种情况？为什么不是伯鱼以“出妻之子”的身份为母亲服丧？因为《仪礼·丧服》在上述引文之后，接着还有“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的记载。所谓“出妻”，即被休之妻；所谓“出母”，乃是生身之母。如果被休的妻子去世，他们共同的儿子如果是丈夫的继承人，即使生身母亲去世，儿子也不能为之服丧一年。孔子只有伯鱼这一个儿子，伯鱼是孔子的继承人，他作为孔子之“后”没有任何问题。按照《仪礼·丧服》的规定，如果伯鱼母亲被“出”，伯鱼之母去世时，他是不能为母亲服丧的。这就是说，《仪礼·丧服》的规定证明，伯鱼在母亲死后“期而犹哭”的事实，不仅不能说明伯鱼之母曾经被“出”，反而应当是孔子未曾“出妻”的强有力证据。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珍藏本）》的原文摘录豆瓣读书-全年犯困：

伯鱼之生，鲁昭公以鲤鱼赐。始仕通贽，君赐及之，故疑在是年。若以非此则不能自通于国君为说，而赐鱼之说非虚，则崔意与旧说，其可信之程度正相类耳。《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时孔子年二十七。孔子仕定在此前，则似可信。

桥：鲁昭之赐或是赐与孔子之家族甚至是遍赐各家的“民”，不必为孔子，亦不必仅为一家。

《论语·阳货第十七》：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昭十年经》：秋七月，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帅师伐莒。（10100003）

《昭十年传》：

秋七月，平子伐莒(jǔ)，取郠(gěng)。献俘，始用人于亳(bó)社。臧(zāng)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饗鲁祭乎！周公饗义，鲁无义。·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tiāo)。’佻之谓甚矣，而壹用之，将谁福哉？”（10100301）

《昭十一年经》：大蒐于比蒲。（10110006）

《昭十一年传》：

五月，齊归薨，大蒐于比蒲，非礼也。（10110301）

桥：以上《春秋经》和《左传》记录的“伐莒”及“大蒐于比蒲”，孔子也许就在军中。

《昭十二年经》：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齐。（10120008）

《昭十二年传》：

季平子立，而不礼于南蒯。南蒯谓子仲：“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子仲许之。南蒯语叔仲穆子，且告之故。（10121001）

季悼子之卒也，叔孙昭子以再命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谓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礼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孙氏有家祸，杀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祸以毙之，则闻命矣。若不废君命，则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将与季氏讼，书辞无颇。”季孙惧，而归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谋季氏。慭告公，而遂从公如晋。南蒯惧不克，以费叛如齐。子仲还，及卫，闻乱，逃介而先。及郊，闻费叛，遂奔齐。（10121002）

南蒯之将叛也，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浅谋，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000000）之《比》（000010）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彊(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10121003）

下面是《坤》之《比》示意图：

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qǐ)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yǐ)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10121004）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闻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谓小待政于朝，曰：“吾不为怨府。”（10121005）

《昭十三年经》：十有三年春，叔弓帅师围费。（10130001）

《昭十三年传》：

十三年春，叔弓围费，弗克，败焉。平子怒，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冶区夫曰：“非也。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民将叛之，谁与居邑？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民疾而叛，为之聚也。若诸侯皆然，费人无归，不亲南氏，将焉入矣？”平子从之，费人叛南氏。（10130101）

《昭十四年传》：

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使请于南蒯曰：“臣愿受盟而疾兴。若以君灵不死，请待间而盟。”许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请朝众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听命矣。子若弗图，费人不忍其君，将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请送子。”请期五日。遂奔齐。侍饮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对曰：“臣欲张公室也。”子韩-皙曰：“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虑癸来归费，齐侯使鲍文子致之。（10140201）

桥：如上面《春秋经》和《左传》所载，鲁国这两年发生了南蒯的叛乱（之前鲁昭公、公子慭曾与南蒯共同密谋政变，公子慭地位且高于南蒯，但他早早就逃走，至叛乱时实际指挥者是南蒯。），这是家臣对家主的反叛，却有维护公室的背景。但孔子经过思考还是赞成了“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的观点，选择要维护旧有家族政治的框架。

《昭十四年传》：

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叔鱼摄理。韩宣子命断旧狱，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宣子问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赂以买直；鲋也鬻狱；邢侯专杀，其罪一也。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与叔鱼于市。（10140701）

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归鲁-季孙，称其诈也，以宽鲁国，晋不为虐。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刑书，晋不为颇。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犹义也夫！”（10140702）

桥：上面最后两条《左传》说的就是本年的事，而其中孔子的话很有点教师的味儿，不知是不是此时说的。

《论语·八佾第三》：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钱穆《孔子传》：

此事不知在何年？然亦必已出仕，故得入太庙充助祭之役。见称曰“鄹人之子”者，其时尚年少，当必在三十前。然其时孔子已以知礼知名，故或人讥之。“是礼也”,应为反问辞。孔子听或人之言，反问说：“即此便是礼吗？（桥：似应译为“这就是礼啊”，杨伯峻先生即是这样译的。）”盖其时鲁太庙中多种种不合礼之礼。如三家之以雍彻，孔子曰：“雍之歌，何取于三家之堂？”（三）此乃明斥其非礼。但在孔子初入太庙时，年尚少，位尚卑，明知太庙中种种非礼，不便明斥，遂只装像不知一般，问此陈何器？此歌何诗？其意欲人因此反省，知此器不宜在此陈列，此诗不宜在此歌颂。特其辞若缓；而其意则峻。若仅是知得许多器物歌诗，习得许多礼乐仪式，徒以供当时贵族奢僭失礼之役使，此乃孔子所谓仅志于谷之小人儒。必当明得礼意，求能矫正当时贵族之种种奢僭非礼者，乃始得为君子儒。孔子十五志学，至其始出仕，已能有此情意，达此境界，此远与当时一般人所想像之所谓知礼不同，则宜乎招来或人之讥矣。

《论语·公冶长第五》：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家语·三恕》：

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夫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对曰：“此盖为宥坐之器。”

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故常置之于坐侧。”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曰：“呜呼！夫物恶有满而不覆哉？”

下面是欹器示意图，出自影cec429《欹器的最早记载》百度知道：

桥：由于孔子这种“每事问”、“好学”的态度，使他在三十岁前就初步有了博学的名声。

钱穆《孔子传》：

《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昭子问少皞氏官名云云，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是岁孔子年二十七，其时必已出仕，故能见异国之君。故知孔子出仕当在此前。

《昭十七年传》：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適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10170301）

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10170302）

下面是战国《人物龙凤图》摹本，出自阿山的诗和远方《动态知识接力赛第二期##十一月周周记》上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p 0：

下面是大汶口文化大口尊，2018泰安市宁阳县于庄东南遗址出土。口径 32、高 62 厘米。一侧口沿下部有组合式刻划符号（或称为“图像文字”），与安徽蒙城尉迟寺尊上的刻划符号一般无二。这组符号由三部分组成：上边是一轮“太阳”，下边是一座高“山”，中间为一展翅翱翔、奔向太阳的飞鸟，将其认定为“日鸟山”文字合体。图片及解释文字出自杨阳-郭俊峰《文物中的东夷文化符号—济南市考古研究所藏鸟形纹饰欣赏》收藏家杂志：

桥：愚以为孔子见郯子学古官事应是因其有了博学的名声、使郯子愿与其交流、而以私人身份进行的，不必仕于鲁公。此时大国之君的排场亦仅为“二执戈者前”（《昭元年传》（10010103）），郯子小国之君，不必不与“民”有交道。且从《左传》的叙述看，郯子同样是对相关学问感兴趣的人，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孔子这博学的名声，也是他两年后就能开办私学的前提吧。

桥：此年孔子独子伯鱼（孔鲤）八岁。

《论语》：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第十六》）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第十七》）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第十七》）

《孔子家语》：

孔子谓伯鱼曰：“鲤乎，吾闻可以与人终日不倦者，其唯学焉。其容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终而有大名，以显闻四方，流声后裔者，岂非学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学。其容不可以不饬，不饬无类，无类失亲，失亲不忠，不忠失礼，礼以忠信为本失礼不立。非礼则无以立夫远而有光者，饬也；近而愈明者，学也。譬之污池，水潦注焉，萑苇生焉，虽或以观之，孰知其源乎。”

桥：

孔鲤自身没什么建树，但他生了个好儿子，也是独子，叫孔伋，字子思。儒家经典《中庸》就出自子思。

下面是书法家孙晓云所书《中庸》之第一页，图片出自《著名书法家孙晓云书国学经典《中庸》》书法品品：

另外，《诗》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有相当大的文化意义与实用意义，孔子非常重视，可见下面几条《论语》：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第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第三》）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第八》）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第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