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孔子生平百衲 -- 桥上
钱穆《孔子传》: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亦有云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者。其间有一年之差。两千年来学人各从一说,未有定论。今政府规定孔子生年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并推定阳历九月二十八日为孔子之诞辰,今从之。
不过,据曹景年《孔子诞辰诸说源流考》一早读书:
关于孔子诞辰的观点虽多,但所依据的原始材料是相同的,只是各家对材料的看法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首先要对原始材料进行追根溯源、考辨其真伪。所谓原始材料,指汉代及以前的材料,因为汉代之后的一系列说法都是由这些原始材料衍生出来的。原始材料主要有四项,一、《公羊传》、《谷梁传》;二、《史记》;三、汉代其他相关记载;四、《世本》。
《公羊传》与《谷梁传》关于孔子生日的记载其实是一致的,都是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只是今本公羊传误衍了“十有一月”四个字。
二传都在《史记》之前,应该比《史记》更为可靠。
综上所述,孔子诞辰的材料应以《公羊传》、《谷梁传》所载最为准确,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换算成今天通行的农历,即八月二十一日。不过要换算成公历,就遇到一个小小的麻烦,因为公历有儒略历和格里历之分,儒略历是公元前46年开始实施,在1582年10月4日之前,西方用的都是儒略历,但由于此历法不够精确,过400年约误差一天,于是自1582年10月5日起改用新的历法,即格里历,并将这一天改为10月15日。而孔子出生时,既没有儒略历,也没有格里历,应该用哪个历法推算呢?江晓原先生主张用儒略历,推算结果就是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徐文新先生主张用格里历,推算结果就是公元前552年10月3日。那么,到底用儒略历合理,还是格里历合理呢?有些人以为格里历更精确,所有的历史年代都应用格里历表述。江晓原先生认为,应以1582年格里历的实施为分界线,此后应该用格里历,公元前46年到1582这段时间应该用儒略历,因为格里历还不存在。而公元前46年之前国际历史学界和天文学界的不成文约定是用儒略历,“因为公元前46年之后开始使用儒略历,那么将这一历法向公元前46年之前的年代延伸,是很自然的;如果使用格里历来向公元前46年之前的年代延伸,就要跳过一千六百多年,这显然不合常理。”江先生的解释显然更为合理。
而毕宝魁《孔子生年生日详考》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9(02),p 34云:
目前通行的孔子诞辰9月28日是缺乏依据的,子夏传授《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都有孔子生日的明确记载,两传所记实质也吻合,参照其他文献,再参照天文学相关记载,可以确定孔子生年生日为公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其他说法应该摒弃。
刘奉光《孔子生辰新考》天津师大学报1999(2),p 33亦云:因《公羊传》与《谷梁传》均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庚子日,又与该年《春秋经》所载“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干支纪日可以相合,且经现代天文学推算当日在鲁国确实发生了可见的日食。因此孔子更可能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
江晓原《孔子诞辰: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历史月刊1999(08)则云:
非常幸运的是,《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在孔子出生这一年中都记载了日食,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天文学依据。日食是非常罕见的天象,同时又是可以精确回推计算的天象。《春秋》242年中,共记录日食37次,用现代天体力学方法回推验证,其中大部分皆真实无误。经推算,公元前552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这年中,在曲阜确实可以见到一次食分达到0.77的大食分日偏食,而且出现此次日食的这一天,纪日干支恰为庚戌,这就与“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记载完全吻合。而在次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没有任何日食。
为了确定这次庚戌日食的日期,我们采用不考虑月份的记时坐标,即天文学上常用的“儒略日”,这是一种以“日”为单位,单向积累的记时系统——中国古代连续不断的纪日干支系统实际上与“儒略日”异曲同工。公元前552年发生曲阜可见日食的那个庚戌日,对应的儒略日为1520037。而儒略日与公历的对应是早已明确解决了的,与1520037对应的是公元前552年8月20日。
所以结论是:
孔子于公元前552年(鲁襄公二十一年)10月9日诞生……。
异姓封国,如:齐国是姜姓,秦国是赢姓,楚国是芈姓。
贵族中女子称姓,男子称氏。
单独从名字看孟姜女应该是齐国贵族。
《毛传》:“孟姜,齐之长女。”
陈奂传疏:“孟姜,世族之妻。”
《襄二十三年传》:
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门于且于,伤股而退。明日,将复战,期于寿舒。杞殖、华还载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赂之,使无死,曰:“请有盟。”华周对曰:“贪货弃命,亦君所恶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莒人行成。(09230701)
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09230702)
据认为杞梁之妻就是孟姜,我怀疑此女是齐侯的远方堂姐妹。
初有姓,以氏用之族群分散迁徙认宗。从上古 人们已认识到基因作用的表现,也因当时人员流动区域较小,固 定下同姓不可结婚的习俗。
门、宗、派、教、郡望堂号,后世的宗谱上均有记载,这些都是“氏”的变化,如京兆郡。行不更名 坐不改姓是为人,怎会没名没姓?
流传至今的习俗是 人有名有姓辅记籍贯,以流传 认宗 光宗耀祖,他人尊称别人字、号为礼貌。
例如:微子 子启,子姓,宋氏,名启。后世称微子、微子启、宋微子、殷微子。
商帝辛在位时,封子启于微 建立诸侯国微国,爵位为子爵,故称微子;周朝时被封于商丘为宋国开国国君,代殷后奉祀 爵位公。
古代贵族女子的姓比名重要。
1.对于待嫁女子来说,要在姓前面加上排行
比如孟(伯)、仲、叔、季
例如:孟姜、伯姬……
2.如果嫁给别国的国君,则要在姓前面加上丈夫的国名
例如:秦姬、芮姜
3,如果嫁给别国的卿大夫,则要加上丈夫的氏或者封邑名
例如:赵姬(赵衰妻)、棠姜(棠公妻、棠是邑名)
所以说,孟姜出嫁前可以叫孟姜,嫁给国君或者卿大夫之后,就不能再叫孟姜了。
有人认为孟姜女的故事来自《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中的齐国武将杞梁的妻子,无名无姓,称为杞梁妻。“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齐侯吊诸其室。”即杞梁之妻要求齐侯在宗室正式吊唁杞梁。其中既没有“哭”,也没有长城或者城墙、更无“城崩”、“投水”等情节。
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应该是经过多次改编和创作的结果。
我前面曾陆续写了些帖子,有详细些的讨论,我觉得是说清楚了:
结合自由河友你跟 @桥上 老师的教导,是不是有可能事实是这样的:孔子老爹带人围猎了颜氏女,然后颜氏女肚子大了,刚好孔老头心心念想要个男娃,就向颜家索要了人家小姑娘,撞个大运,反正也不亏。刚好真的是个男娃?赚大发了。
我就说别人打了一枪嘛。
父系社会时,男子当然有姓 用氏称呼只是避讳略去众所周知的姓,不然女子的姓怎么来的?当然跟随父姓。五姓七望 世家不是一天形成的。
礼制上避讳有很多讲究。
“公子”周时称国储。后来有王侯“世子”。
一帮文人拿汉化砖图搞事,自然有意图,社会问题要有社会调查,要看到阶级 事关政治。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曾经的王公特权土地资源到现在的垄断资本能源。
什么是自由、民主,看西方。假借自由搞了一百多个性别来愚民,让底部阶层的人价值观崩溃思想错乱,这时才有权贵一族的狂欢。萝莉岛、上海红楼都是,而且特权不分性别。墓葬里的梦想如电视里的帝王将相幻影。
传宗接代不会乱认,是在家族监管下的,孔家应该将人抬进门的。别被人拐到野外那是文人滥用。
再讲生理学上老来子成立,况且现在有六七十岁妇女生产。
姓族与后来的姓氏不是一回事,避讳不会避讳到姓上,不称是因为没必要称。
家族怎么监管?一群人在围观监督?还不是当事人说了算。现代都屡屡有不知真假的报导说养大了才偶然发现是人家的。
至于 @桥上 老师说的野炮,从《聊斋》看,春天踏清其中一个目的是择偶,这是清朝的文学作品。我国一些小数民族地区,建国后甚至现在传说还有类似于集会相亲钻帐篷的传统。可见桥上老师说的组团作业并不能被排除。汉如此,更论周?
综上,自由河友你无法有效否决我上贴的学习总结出来的结果。
好在中国文化没断,从神话传说来分析。女娲造人讲的是母系社会,女娲风姓。
女娲不是固定的某一个人而是集体形象。原始社会上万年,女娲的称号代表为某一部落首领,也是其他各个母系部落代表的统称。所以女娲又称凤、女、云姓,这里可能有同一部落的分支。
女娲伏羲同为风姓,俩人为夫妻的传说 代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此时伏羲仍是传说中的集体形象。这个时期生产力水平已提高 部落组织更多人也更多。用氏来便于区分,女娲又称为有蟜氏、女希氏、风里希,可见女娲一族与其他族群分合的传承即母系社会发展中部落的分分合合。
工具的使用生产力发展到以男子力量为中心,到有巢氏(为风姓),男子已从母系氏族脱离 父系部落与母系部落并存,代表着父系社会的开始。
社会逐渐以男者为尊 传说中的女性社会地位下降。之后有巢氏后人称帝尊先祖为大巢氏。这个时期女娲传说由人文始祖变成有巢氏后代,伏羲逐渐变成某一族群的首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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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孔子世家》: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
《孔子家语》:
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葬于防。
钱穆《孔子传》:
孔子生,其父叔梁纥即死,但不知其的岁。或云:孔子年三岁。
张秉楠《孔子传》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12,p 008:
在礼教未严的古代,不经媒聘而自由择偶同居是允许的。古有“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习俗,可见至少在这样的时候是不受限制的。此种习俗为远古自由婚姻之孑遗。它不仅通行于未婚男女,也适于已婚男子。所谓“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有条件的男子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取妾。古代男女仲春合会时,往往要祭祀高禖和“祓禊”。高禖是管理人间生育的女神,“祓禊”是到河里洗濯以除不祥,其目的是为了求子得福。因此,当时男女欢会往往在河边和便于幽会的山间。其情景,《诗经》里不少诗篇都有描述。如《郑风·溱洧》写大群男女在夏历三月汛期合会于溱、洧二水之滨,互赠互戏,狂欢极乐。此种自由结合,也难免带来男女关系时即时离的随意性。在妇女地位低下的社会条件下,这种随意性又会给她们造成不幸。在一些有地位的家庭中,不经媒聘而为人妾者,也往往受到歧视。如鲁大夫声伯的母亲未行媒聘之礼,生下声伯后就被赶出丈夫家,改嫁到齐国。这样的悲剧也落到颜征在的头上。她生下孔子不久,便同孔家关系破裂,带着尚在襁褓的儿子离开。二三年后,叔梁纥去世。造成这场悲剧的具体情况虽不得其详,但可以推想,叔梁纥负有重要责任。这一点深深伤害了征在的感情,以致孔子长大时,她也不愿向自己的儿子提到叔梁纥和他的墓地。《史记·孔子世家》说孔母讳其墓,《礼记·檀弓》说“孔子少孤,不知其墓”,从这些记载中,不难体会到这位刚强女子的一颗受损害的心。离开孔家后,她立志不再同往事发生任何关系,坚意携子谋生,走自己的路。
桥:
因此,叔梁-纥卒年或为前550年(鲁襄公二十三年),孔子两岁,出生以来已经过三个年头。
由于孔子是“野合”而生,且叔梁-纥之目的首先是要生儿子,故颜徵在当时应未与叔梁-纥同住。近代少数民族中就有保留类似风俗的:女子在生子后才前往夫家。颜徵在也应是生了孔子后才入住叔梁-纥家。而在叔梁-纥去世后,有种种不便,颜徵在携孔子回了娘家。
因此,孔子少时是生活在颜氏族中的。这里的佐证就是《礼记·檀弓》有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盖叔梁-纥死后母子二人未与孔子之兄孟皮同住,而与颜氏族人住到一起,孔子不知叔梁-纥葬处才合情理。
所谓五父之衢,据孔佾主编,曲阜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五父之衢考》曲阜市地名志,p 580第八编:古地名考-第二章:
《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正义》云:“五父之衢在兖州曲阜县西南二里鲁城内衢道也。”《太平寰宇记》载:“五父之衢在县东南二里。”因不同时代,县治的位置不同,故后人对此位置一直不可确定。据《鲁国故城》考及发掘所推,此地当在3号干道东端,距建春门不远处。3号干道西起西南门(指鲁故城门),经斗鸡台、北关、周公庙和颜子店南侧,直通东中门(建春门)。故编者判定五父之衢当在此,即今颜林的位置。孔子之母颜征在,死后殡此,其颜氏后人字墓而旁居,视以荣孝,便形成了颜子店;其后世葬此,形成颜林。
桥:
这里五父之衢位置(估计为:东经117.01,北纬35.60)应无疑,但我不很赞成“颜氏后人字墓而旁居”形成颜林的说法。颜林应意为颜氏一族墓地,不必此后“字(颜徵在)墓而旁居”才形成。且当时人居处与葬处或相距不远,推测那一带本就有颜氏族人聚居之处,该族墓地亦应在附近,所以孔子才会将其母殡于此五父之衢。
下图为鲁国故城环城道路(图中最外环道路)示意。图右侧用红色方框框住的即建春门之名称;建春门左方可见颜林居住址。图片出自杨昌鸣-李旋-李湘桔《直接展现与间接再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城墙遗址展示模式的比较》中国园林2013(05),p 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