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 斯特拉斯堡

欧盟27国2023年新生儿数量为366.5万人，较2022年下降5.5%，是自1961年首次收集可比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

2023年美国的新生儿数量为359万；2024年上半年，美国新生儿人口数量仅有178万左右。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全国在经济建设中开展的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主要特征的群众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一生中永远记取的教训。从1958年冬发现“大跃进”的弊端，一直到晚年，他在不同场合不下50次谈论这场运动的错误和教训。毛泽东的反思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等等。这些反思，突出反映了他不贰过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也说明了他的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绝不在同一类事情上两次犯错。

从目前看到的材料，可以判断毛泽东是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就“大跃进”运动的错误进行自我责备和明确承担责任的人。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稿中，毛泽东就有自我批评的话，并就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但是在与会者的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再次提起：“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负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是没搞清楚，有责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4页。）此后，他不断地讲：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115页。）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共产风”比1958年刮得还厉害。（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11页。）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67页。）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这些话应该在三级干部会上讲。（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97—598页。）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对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页。）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仅在1962年以前，毛泽东主动提出要承担责任将近十次。

承担责任，是为了汲取教训。不是说对“大跃进”只有毛泽东才有责任，才需要汲取教训。邓小平1980年明确讲，“‘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毛泽东也曾从上到下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作了划分，意思是“大跃进”走的弯路，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之后是地委、县委。他说：大家头脑热，上上下下一起热。这个教训大啦，公社教训，粮食教训，农业教训，工业教训。（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75页。）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认真汲取教训是改正错误的前提。在中央领导层中，毛泽东谈论“大跃进”教训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他希望：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想想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81页。）直到1970年，他还感慨：管经济很不容易。我们早先不会搞。少不要紧，但搞得太急了，会吃亏的。能办的就办，办不到的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讲老实话，说实在办不到，将来有希望。（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页。）由此可见，“大跃进”带给他的余痛和余悸，比其他人都深。

1956年的冒进与反冒进

罗平汉

2014年11月03日08:2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对反冒进不满意

1956年5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确定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时，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在北京。《人民日报》那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他只批了“不看了”三字，这说明他对于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主张的反冒进，是有所保留的，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赞成反冒进者占多数，他不便对反冒进公开反对。此后一段时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共八大的筹备上，亲自审改了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其中也包括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和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些报告都贯彻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对此他“服从了政治局的大多数，服从了中央已定的决议，赞成这样写，并对这些报告作了较高的评价”，对这个方针没有提出异议。

因此八大之后至1957年初，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国际形势的观察和社会主义阵营事务的处理上，没有更多地顾及国内的反冒进问题。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于反冒进一事始终有着自己的看法。

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11月10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其中提出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的问题。他说：“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比如，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3000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八大的建议已经把这个要求改变了。我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定在2000万到2500万吨上，将来如果执行得好，有可能超过，但是现在不能定到3000万吨。因为定到3000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更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报告中，周恩来还提出八大关于二五计划数字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两个文件的修改问题。他指出：八大建议的数字只是个建议，有某些达不到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觉得是可以的。过去说计划就是法律，这实际上行不通。当然，计划成为废纸也不对。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建议中有些数字当时觉得是恰当的，现在发现还有矛盾需要解决，那就应该解决，我想这是许可的。

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问题，周恩来说，（纲要）草案现在执行快一年了，事实证明有些是需要重新研究的，这些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比如扩大耕地面积，要求12年内开垦1.4亿亩显然是有困难的。如果每年开垦1000万亩，就要投资5亿元。这5亿元的投资，明年度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挤出来的。周恩来接着说：“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周总理是要一定降低指标，感到失败，说降低实际又没做到，导致波动，进而跃进不进行了。实际上当然是毛主席要求的纪要跃进，又要控制指标，部分的不同于吴芝圃曾希圣吹牛的降低的指标在以后的多次会议上毛主席都有所论述，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等，这是58年下半年Σ9年上半年的事情）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1953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冒了的，就要收缩一下，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不然就站不稳，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价、劳动工资等各方面。应该认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事件”，几万人或者几十万人站在街上请愿，那问题就大了。

五天后，毛泽东在会上也作了讲话，并且一开始就讲“上马”与“下马”的辩证法问题。他说：“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我们走路，不是两个脚同时走，总是参差不齐的。第一步，这个脚向前，那个脚在后；第二步，那个脚又向前，这个脚在后。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表面看，毛泽东在谈哲学问题，其实用意并不在此。（下马是没办法，也不必垂头丧气）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

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如何评价，毛泽东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他还讲到保护干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提出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要在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条件下，批评他们的缺点，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一股劲了。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没有直接批评反冒进，但他与周恩来在冒进与反冒进问题上的态度显然有差异。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1956年1月至11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我讲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其实是指高指标）

1957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1月18日，陈云在会上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当》的发言，他着重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像我们这样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他还说，1956年安排基本建设的时候，只和当年财力物力勉强平衡，既没有瞻前也没有顾后，结果造成基本建设投资猛长，在1957年不得不减下来。这是1956年计划执行的重要教训之一。

同一天，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发言，直接对1956年的反冒进作了批评。他说，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像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话语之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反冒进是不满意的。这种不满意，到1957年秋反右派运动后，毛泽东明显表达出来。从这年9月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他就不断对反冒进进行批评。“大跃进”运动就是在不断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

寒冷的北风呼啸着，一个穿着单衣的小女孩蜷缩在屋子的角落里。“妈妈，天气这么冷，你为什么不生起火炉呢？”小女孩在瑟瑟发抖。妈妈叹了口气，说：“因为我们家里没有煤。你爸爸失业了，我们没有钱买煤。”“妈妈，爸爸为什么失业呢？”“因为煤太多了。

淄博市，60周岁165元/月，65-74周岁170元/月，75周岁以上的175元/月，数据来源网址

http://m.zb.bendibao.com/live/19172.shtm

东营市，195元，2021年数据

http://dylss.dongying.gov.cn/art/2021/9/26/art_39515_10290056.html。

聊城市没有直接找到具体数据，但是可以根据发布的运行数据进行计算，以2023年11月为例，支出217060000/领取人数1054423，约等于200元左右。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也都是按最低数交的。

‌2024年12月，上海市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595元‌。此外，对于最低保障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以及在校接受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的学生，救助标准为每人每月2075元。‌

历史变化趋势

‌2023年7月1日‌：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每人每月1420元调整为1510元，增加了90元。

‌2024年7月1日‌：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再次调整为每人每月1595元，增加了8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