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艰不拆讲笑话之八 2025年新楼 -- 骨头龙
梅德韦杰夫总结的西方分离手段，不但可以激化民族问题，而且还能把主体民族给割开，凭空造出来新民族。
首先，从语言和习俗入手，把地区差异上升到族群差异。
第二步，构建民族叙事，重新发明历史，挖掘历史上被迫害的事件，包装出受害。
第三步，讨论现实议题，特别是地区之间谁养活谁的问题，针对中央集权和统一市场进行批判。
第四步，领袖和组织化。塑造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和完美受害者，进而塑造圣徒，同时构建组织。
第五步，把组织分为执行街头运动的和寄生行政系统的两派，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分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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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哈，这个不就是极端女权那一套吗？教科书级别的
带着吸盘鱼的鲨鱼
带着吸盘鱼的魟鱼
回归之前，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新加坡是要仰视的。但是十八大以来，新加坡已经完全反超香港。
香港已经连续两年赤字超千亿，财政储备不到12个月了，是回归以来最紧张的时刻。看人均GDP曲线，2005年之前，可以说香港和新加坡交替领先，不分输赢。十八大之后，香港已经没有任何机会追赶新加坡。同样都是城市经济，香港面积更大，背靠人口更多，经济更庞大的中国作为腹地，为什么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经济的崩溃拖累了香港，而香港没有政府一把手亲自主抓的统计局遮羞。
新加坡NB体现在哪里？答案是国资委。新加坡公开的国资委叫淡马锡，
按年报数据，淡马锡投资组合净值3890亿新元，折合2.2万亿港元。和香港财政储备顶峰时期比，也是近两倍。
除此外，还有一个更神秘的隐形国资委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它有多少钱，没人知道，这家公司控制着新加坡主权基金。基金的资产总额、主要投资对象，都严格保密，外界只能根据各个具体项目的交易去估算，可能有7000-8000亿美元。这个规模相当于中投公司的60%，或者说中国社保基金的2倍。全世界主权基金排名，可以排在前5位，平均每个新加坡人近20万美元。如果新加坡被一阵台风变成平地，只要新加坡人还在，新加坡政府可以凭借主权基金的储备直接重建城邦国家，还是一个水平不错的工业城邦。
新加坡财政去年动用了折合1350亿港元的投资收益，但这仅仅是收益的一部分，本金还在积累增加。而香港动用了750亿港元，已经开挖本金了。香港近些年的财政困境，一个理由就是卖地收入不行了，和新加坡这样的靠工业和投资的不同，香港相当程度依赖卖地，是内地城市经营模式的始作俑者。所以香港的困局，只是中国大面积败坏的城市们的一个缩影。
【1965年9月，當時就讀首爾大學四年級的金重泰因首爾大學「民族主義比較研究會事件」被拘留，中央情报部部长金炯旭與檢察官韓沃申一起到金重泰被審問的房間，斥責道：「你也是慶尚道人，為什麼要反對同為慶尚道的總統（朴正熙）？」金重泰反擊道：「您是北方人，應該在那裡支持金日成，那又為什麼南下？」話說完即遭金炯旭拳腳相向，最後金重泰被判以下犯上的「可惡罪」，兩年後才出獄。】
金炯旭于1969年被解职，1973年流亡美国，在美国揭露朴正熙的独裁腐败，也是以下犯上。1979年他在巴黎被韩国特工秘密处决。韩国电影《南山的部长们》（2020）描绘了这个场面。
接盘高价二手货一定要慎之又慎，不管房车还是其它，尤其要警惕事故载体，可能死过人的——
略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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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大家以后买卖二手车被坑，跟大家分享一个二手车商收车的行业潜规则，流程如下：
1.所有人卖二手车的时候，都想卖一个好价钱，然后大概率要多问几家收车的。收车的看到这个人没来过，肯定会对比该型号、配置的车的普遍收车价，然后再以普遍收车价的基础上再高出不少的金额来报价，然后会让卖家再去问问。
2.卖家走后立即给几个同行打电话勾兑，让他们压低价格，以此来吸引卖家回来让自己收这个车，这种行为叫塞价。
3.最后卖家一比较还是觉得第一家的报价更吸引人然后就回到第一个车贩子那边准备卖车，但是，这时候车贩子就开始各种找原因压低价格，但是最终的价格仍然会比其他几家车贩子的报价稍高一些，于是卖家这会儿就会决定干脆卖给这个车贩子。
于是乎本人对买卖双方的发生的商业行为总结如下：
1.纵使其自认为自己的车没有出大事故，车况精品，纵使车贩子这种行为不地道，但是有些车主根本就不懂，车只要开出4s店就开始贬值，某些豪华品牌的车贬值率更高，每多过一次户价格就会低一些，哪怕是公里数并不长。
2.至于哪种车的贬值率比较低，车主的预期比较低？一是新车价格就很低，而且配置也不高的；二是多次过户，本来就是拿给新手练手的廉价车；三是具有工具属性的，不得不用于谋生用的廉价面包车、三轮摩托等；四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事故车精修，骗凯子卖高价的也有）。
3.当然，卖二手车最喜欢的还是那种遇到什么都不懂，买了就后悔但是钱都花出去了，也没钱重新买一辆 车的凯子。
对于工作内容，香港人很敬业，包括小摊老板，对大陆游客也很礼貌，因为要挣你的钱，所以哪怕心里鄙视也不会表现出来。但是生活中，没有利害关系的，才会表现出来。以97移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香港人为甚。
其实香港跪舔中共得力的人，比如李嘉诚，97后才是真正发大财的机会。共产党反动派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给香港资本，竟然如此大胆和没有底线，是他们始料未及的。错失吸血良机后的羡慕嫉妒恨，五味杂陈。
然后插队过安检，不然下一个航班全飞机人都要等你。这个跟你说什么话，是否歧视没关系，纯粹是航空公司必须要避免的麻烦。
另外，好一点的服务应该是开摆渡车接送，只派个人陪着你拉行李一路小跑属于怠慢了。
新加坡强于香港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一个淡马锡。
1）英文水平
同为英国的前殖民地，说着一口Singlish的新加坡人其实瞧不起香港人的英文水平。因为新加坡人的英文教育比香港更加普及，平均英文水平，尤其是中下层的英文水平高过香港中下层。
2）住房水平
由于“组屋”政策的存在，新加坡人的住房水平远超香港。平均80-100平米的组屋，对比香港的平均700尺（实用400尺）豪宅，新加坡人这方面的底气非常足。
3）人均GDP
除了98亚洲金融风暴，香港依靠大陆幸免遇难后的一段时间，新加坡与香港一直不相上下。2005年以后更是一骑绝尘甩开香港。近年新加坡的人均GDP更是超越香港几乎一倍。
4）市政管理
中国政府向香港和新加坡同时学习城市治理，从香港学来了土地财政，从新加坡学来了工业园区。新加坡人一直觉得香港有大陆兜底，而新加坡只能靠自己。
高端服务业，金融保险医疗等等，确实如您所说，不管心理歧视不歧视，表面是彬彬有礼的。
低端服务业，零售餐饮交通等等，那个态度啊，完全不能称之为服务态度。
打车因为不懂行李需要单独付费被出租车司机骂；吃饭因为被要求拼桌被服务员吼；买东西问了价格之后没直接买下被售货员翻白眼。这才在香港旅游时的日常”服务“。
他们对香港人的服务态度也一视同仁。
新加坡还是英国的单独的战区吧，香港不行。
香港富裕是从1949年新中国解放开始，到了90年代才腾飞的。新加披确实要早很多。
今天很多人的印象就是90年代的香港的繁荣，其实90年代之前香港的经济很一般。完全是是靠了大陆后改革（前期80年代改革失败了，深圳建设缓慢）的风头。
新加坡在60、70年代依靠美军驻扎已经开始发力了。
已经有了一些工业，香港还在工业探索中，等待深圳二次发展，香港借力转移才有的发达，也包括大陆的资金出口转内销。
所谓李嘉诚的工业其实啥也不是，李嘉诚就是靠地产发达起来的，跟工业没个毛关系。
其实香港在解放后是努力远远不够的，大陆的那么多中间派带去的资金，五亿美金吧，效果不大。
就是曾宪梓、霍英东等走私也没给香港带来太多的发展。
当然了，一个小城市，怎么富裕地区也容易看到，也还算可以，毕竟转口贸易商人获利巨大。
抗战胜利后，大批江南富商为何去了香港？背后隐藏四个惊人真相
是谁白了少年头
2024-12-30 20:19
江西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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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你速读文章内容
天还没亮，我就被楼下的嘈杂声惊醒。透过窗帘的缝隙，我看到街道上挤满了行色匆匆的人群。他们拖着大包小包，神色慌张地往码头的方向走去。
这是1945年的上海，抗战刚刚结束不久。作为一名小报记者，我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寻常的气氛。我急忙穿上外套，抓起相机冲出家门，跟随着人流来到了外滩。
码头上挤满了人，他们大多衣着光鲜，手里提着精致的皮箱。我认出其中几位是本地颇有名气的富商。他们焦急地等待着登船，仿佛身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追赶。
“这是怎么回事？”我拦住一位看起来比较和善的老者问道。
老人叹了口气，低声说：“ 小伙子，乱世将至啊。聪明人都知道该往哪里走。 ”
他的话让我一头雾水。抗战刚刚胜利，百废待兴，怎么会是乱世呢？而且这些富商为何如此匆忙地离开？带着满腹疑问，我开始了深入调查。
经过几个月的走访和资料搜集，我逐渐理清了其中的脉络。 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富商出逃潮”，背后其实隐藏着四个惊人的真相。
一、政局动荡，内战将起
表面上看，抗战胜利给中国带来了和平。但内行人都知道，国共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新的较量即将开始。
我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民党高层。他神色凝重地告诉我： “胜利的喜悦还未散去，战争的阴云就已经在集聚。蒋委员长和毛主席之间的争斗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问题。”
这个消息如同一记重锤，让我瞬间明白了富商们的焦虑。他们都是聪明人，嗅到了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财富会成为最大的累赘。
一位刚刚抵达香港的丝绸商人在信中写道： “我们不愿再经历一次战乱。这次撤离，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财产。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是逃兵，但我宁愿被人唾弃，也不想成为炮灰。”
他的话虽然有些偏激，但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生存才是第一要务 。
二、经济崩溃，通货膨胀
抗战结束后，中国的经济形势并未好转，反而急转直下。我查阅了大量的经济数据，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从1945年到1949年，短短四年间， 法币贬值了惊人的1830万倍 。
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早上去买早点，馒头的价格还是20元一个。等我傍晚再去买时，价格已经涨到了50元。第二天一早，价格直接翻了一倍，变成了100元。
这种疯狂的通货膨胀，让普通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而对于那些拥有大量现金资产的富商们来说， 他们的财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水 。
一位从上海逃到香港的银行家向我解释道： “留在大陆，我们的钱很快就会变成一堆废纸。但如果把资产转移到香港，至少能保住一部分财富。这不是贪婪，而是求生本能。”
他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在那个年代， 财富的流动似乎比人口的流动更快 。
三、政策收紧，民营经济萎缩
随着国共之争的白热化，国民政府开始收紧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我翻阅了当时的政府公报，发现了一系列限制私营企业的法令。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47年颁布的《战时经济管制条例》。这个条例赋予了政府干预私营企业的巨大权力，包括限制生产、管制物价、征用财产等。
一位纺织厂老板痛心地对我说： “我们辛辛苦苦打拼了大半辈子，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血被政府收走。这哪里还有我们的立足之地？”
政府的这些政策，无疑给了民营企业家当头一棒。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意识到，留在大陆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了。
相比之下，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 奉行自由市场政策，对商人们极具吸引力 。
一位刚刚在香港开设分公司的企业家兴奋地告诉我： _“这里的营商环境简直是天堂！
没有繁琐的审批，没有莫名其妙的限制，只要你有本事，就能做大做强。”_
四、文化氛围，自由vs管控
除了经济因素，文化氛围的差异也是促使富商们选择香港的重要原因。
我有幸结识了一位知名的文化人，他刚刚在香港创办了一家出版社。
他感慨道： _“在大陆，我们的创作自由越来越受限。
但在香港，我可以畅所欲言，出版任何我想出版的书籍。
这种自由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比金钱更加珍贵。”_
他的话让我意识到，对于那些精英阶层来说，迁移到香港不仅仅是为了保全财富，更是为了追求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
我还注意到，许多富商的子女也纷纷选择去香港留学。一位企业家的公子告诉我： “在香港，我们可以接触到最新的西方思想和科技。这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这种文化上的开放与包容，无疑为香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结语
回顾这段历史，我不禁感慨万千。那些选择离开的富商们，或许曾被人误解为逃兵。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
他们不仅保全了自己的财富，更为香港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的香港之所以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与这批江南富商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
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选择留下的人。他们中有人失去了一切，但也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新生。 历史从不会给我们标准答案，每个人的选择都值得尊重。
其实这篇文章不那么客观，实际上绝大部分商人是在1949年走的，当然大家确实很多人有观望那个的意图。可以说因为共产党他们才不回大陆也是事实。
1949年，上海的商业巨头们纷纷出走香港。在这个特殊时期，刚上任的上海市长陈毅的首要任务就是向这些大亨发出邀请，希望他们能够重返上海。他所邀请的五位大亨分别是杜月笙、陈光甫、李馥生、宋汉章和钱新之。但这些电报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 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市长决定派杜月笙的亲信徐采丞前往香港尝试做思想工作。出乎意料的是，徐采丞抵达香港后，不但没有说服大亨们回归，反而黄鹤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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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上海战役前夕，杜月笙知道，上海是守不住了。他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带着家人和一箱美元逃往香港。到了香港，他才发现自己并不是想象中的“强龙”。
1949年，国民党败退大陆，一些大员没有直接去台湾，而是先去香港观望一下，也因此留下了不少的故事。
1、熊式辉与假护照
熊式辉在解放战争初期和杜聿明搭档，在东北把林彪赶过了松花江，是新华社发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里的第18名。
国民党逃到广州的时候，内部一片混乱，官员们都在给自己找出路。时局混乱，有权力的机关就趁着权还在手大捞一把。而没有油水的机关，也用尽心机变现。
外交部官员想出了卖护照的生意。开始时每本护照500美元，后来跌到每本100美元。
一开始的交易地点在澳门，后来在香港也有。
1950年2月，被程潜派去香港与卫立煌开办新生公司的徐毅，要派一个人到日本办分公司。当时去日本可以用游览团的名义，但如果有正式护照就更方便。
介绍人向徐毅推销，只要10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张国民政府的护照。先钱后货，附交一张照片，不必碰面，一切交介绍人办理，只需另付20美元介绍费就行了。
果然不到两天，护照拿来了，确实是正式护照，照片盖上了“中华民国外交部”的钢印，其他空白处由自己填写。
后来，新生公司派往日本的代表徐子轸，就是用这张护照在日本注册公司的。
有真护照生意，就有假护照生意。
香港有护照可买，传开后想买护照的人就多了。不久护照买不到了，造假护照的就应运而出。
而熊式辉就是买了假护照的人之一。
熊式辉到香港后，一开始深居简出，观望风色，后来看到大陆全部解放，台湾仍在慌乱之中，香港也不是安居之所，就想率家逃往南美。
1950年5月间，熊式辉花500美元买了几本护照，去香港移民局办理签证。
结果，移民局的英国帮办认定这几本护照是假的，就把熊式辉在临时拘留室留了下来。英国人告诉熊式辉，按照香港政府的法律，假造文书罪是很严重的。
熊式辉慌了，他家里的人也慌了，经过3天的多方设法，请了香港著名律师罗文锦，才免了假造文书罪，只承担使用假文书罪。
结果，熊式辉被罚款3000港币，由新生公司担保才保释了出来。
事后，熊式辉说，我想不到虎落平阳被犬欺，真倒霉。熊式辉叫大家不要外传，这与面子有关。
此事后不久，张群从台湾写信来，要熊式辉去，于是熊式辉就跑到台湾归队去了。
2、马步青与钻石
马步青是马步芳的大哥，曾在青海独霸40年。
1949年底，重庆解放前夕，马步青率全家从重庆逃到香港。
当时重庆已陷入恐慌，根本包不到飞机，因此马步青从重庆运到香港的黄金并不多，只占其财产的10%。
据他的亲信参谋长袁献之说，自己帮老板抢运到香港的财产，还不及从青海运到重庆的黄金的十分之一。
其中，由新生公司合伙人袁德泉经手，帮马步青抢运的黄金有3000两，美金20万元现钞。
这笔钱由陈纳德民航队运输。当时陈纳德的收费方式，不是按重量计算，也不是按人头计算，而是按所运物品的货值计算的。运费高达按货值的30%到50%，而且先交钱后承运。
陈纳德单单给马步青的这架航班，就赚了上千两黄金。
袁德泉是个生意奇才，他三次从香港乘飞机到重庆，用在香港低价收买的银圆券，到重庆兑成银圆，再换黄金美钞带回香港。同时还做了马家这笔生意，自己也赚了千两黄金。
更重要的是，袁德泉还结识了马步青。后来就因这个关系，马步青在新生公司入股了四万美元。
袁德泉后面还坑了卫立煌。
马步青在香港的花园道盖了豪华公寓，买了两辆漂亮汽车，大玩香港的跑马赌博，每星期一次跑马，马步青从不脱班。
马照跑，舞照跳。
马步青的另一大爱好是收买钻石。
他的参谋长袁献之说，统治西北时期，钻石最贵。一克拉的钻石，在青海可抵十两黄金。
这时，香港的钻石并不稀贵，一克拉只要五两黄金，最好的不过十多两黄金。一个五克拉重的钻石，也不过四五十两黄金。
这在马步青看来，真是便宜之至，所以收买了大量的钻石。
1952年5月，台湾号召“忠贞人士归队”，马步青又带着他的财产到台湾去了。
3、上官云相与大烟
上官云相，皖南事变的主要执行者，大陆解放前逃到香港的。
上官云相早就在九龙金巴仑道7号，购置了一座讲究的花园洋房。平日深居简出，很少露面，因此知道他的人不多。
但他那些逃到香港的老部下，经常找他麻烦，敲门借钱叫骂的事时有所闻。上官云相常打电话叫警察前来保护，但仍感到恐慌害怕。
主要是上官云相是个瘾君子，抽大烟的劲头相当大。
香港在法律上是禁烟的，但花钱可以买到抽烟牌照。
不过，在香港犯禁抽烟而被拘留的人要登报公示，上官云相怕香港的流氓来一手，导致自己丢人现眼。
而且大陆解放之初，香港动荡不安，台湾风雨飘摇，上官云相心怀恐惧，害怕人民政府找他清算。上官云相总是居而不安，时刻担心自己的性命安全。
出于以上种种考虑，上官云相感到在香港的日子不好过，想另择安全之地。
1951年，卫立煌组织的新生公司，准备在北婆罗洲设立分公司，怂恿逃到香港的官员投资，到那里开办橡胶园，正式移民。
上官云相知道后，特来商谈很想参加，准备逃往北婆罗洲。
可不久，蒋介石复位，搜罗在香港的国大代表去充实人数，于是上官云相也被搜罗到台湾去了。
4、余程万与劫匪
乱世人命如草芥，贵为国民党军长的余程万也逃不过，他在香港遇劫丧命。
1949年底，卢汉宣布云南起义，国民党第26军军长余程万被扣押。被释放后，余程万又当了几天云南绥靖主任，跑到台湾见蒋介石，因为不能回云南了，就逃到了香港。
余程万是广东人，很早就把家安在了香港。
余程万是准备在香港长住的，他家在九龙元朗。他当军长搜刮了很多钱，又很会做生意，在香港做米店和杂货店生意，还合伙开了一个当铺。
于是，就有了贼惦记，劫匪摸清了余程万的行动规律。
1955年7月的一个晚上，余程万外出归来时，三个盗匪趁机进门，一个在门外把风，两个持枪入内。劫匪把余程万家人赶到一间房里关着，逼余程万交出保险柜的钥匙。
余程万的厨师看见劫匪进门，从后门爬出，跑到2里路外的警署报警。
随即开来大批警察将房屋包围，警匪枪战。劫匪把余程万押在前面，作为挡枪的靶子。一阵乱枪中，余程万被打死了。
事后，警方公布说，余程万是被劫匪打死的。但余程万究竟是被劫匪打死，还是被警察打死，无人敢追究。
5、潘裕昆与投资
辽沈战役中逃出来的国民党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先是跑回了长沙。
1949年5月，潘裕昆率全家逃到香港。潘裕昆家在九龙青山道一层楼房，表面很朴素。他所带的黄金美钞，都存在香港汇丰银行的保险箱里。
潘裕昆在香港与卫立煌来往很密。
1951年，卫立煌参加香港新生公司时，承担公司股份50%，要交50万美金。卫立煌本人没这么多钱，这50万美金的一半是潘裕昆出的。
潘裕昆本人不愿露面，却极力为卫立煌撑腰，并为卫立煌参赞一切。
前文所提的袁德泉以每月十分之一的利益，代卫立煌、潘裕昆经营，取得他们的信任。卫立煌与潘裕昆一次先交20万元美金。
潘裕昆这批美金拿出来时，都是压得很紧的百元大钞，点数时都不容易揭开，可见保存的时间很久了。
这笔钱作为复兴银行的存款，加上袁德泉为他们结算的利息，共为144万港币，折美金25万元，就作为新生公司的股款。
可是在未交拨新生公司以前，复兴银行就倒闭了，当然这笔钱也就化为了乌有。
一举损失本金20万美元，别说当时了，搁现在也是一笔巨款。
潘裕昆因此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住的地方靠近荔枝角，经常独自一人在荔枝角踽踽徘徊，灰心失意。
不过由此可见，当时国民党的嫡系军长们是有多有钱啊！
二战中日军针对马来和新加坡华人进行的屠杀，大屠杀确切伤亡人数不详，其估计值上下限差距巨大，新加坡可能有2,000－60,000人，而马来半岛则可能有数千人至50,000人死于本次事件。可以确定的是被屠杀的华人基本上都是亲中国的华人。
该如何做个负责任的大国？
要维护世界和平，运用军事力量打击那些试图破坏和平的国家。
要维护自由贸易，通过政府法令制裁那些试图政治干预经济的国家。
要防止武器扩散，把武器卖给某些国家预防军事力量不平衡。
要杜绝操作汇率，利用金融手段打击那些汇率不反映市场规律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