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位奉军老将经历的“九一八” -- northeast
郭松龄倒戈失败后，奉军再次入关，“老爷子”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京畿卫戍司令。“老爷子”在此期间经历了两件事：确切的说是“躲”过了一件事，办理了一件事。
奉军再次入关后，干了一件与中国共产党结仇的大事：杀害李大钊。说实话，张作霖这件事干得实在有点“下三烂”，为了进苏联大使馆抓李大钊，竟然伪造苏联文件进行栽赃，这些伪造的俄文文件是旧俄文的语法，明白俄文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与“十月革命”后的新俄文不一样（就好比现在中国政府的文件肯定不会用文言文写是一个道理）。抓李大钊的时候，“老爷子”这个京畿卫戍司令本来应该参与，因为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其实就算“老爷子”参与此事了，也说明不了“老爷子”的责任，因为抓李大钊是奉系的“一把手工程”，张作霖主抓的事。但是如果“老爷子”真参与此事了，那可就成了“裤裆里抹黄泥，不是屎也是屎”了，“抓捕、杀害李大钊”的名声可不好。但是，偏偏在抓捕、杀害李大钊的时候，“老爷子”这个京畿卫戍司令不在北京，根本没参与此事，我父亲讲这件事解放后有关方面进行过调查，也找“老爷子”核查过。“老爷子”当军阀不假，但和共产党还真没什么仇。
另外一件事就得从张作霖为什么让“老爷子”当这个卫戍司令说起。当时奉军的军纪很差，“妈了吧子是车票”的名声不说名扬全国，也是北方驰名，张作霖虽然是土匪出身，可这时也确实想整顿一下军纪，尤其是别在北京这个地方太不象话了。而“老爷子”于珍为人耿直，办事认真，被人称之为"老蒙古"。他在担任奉军省警务处长兼全省保甲总公所总办时，曾因黑龙省督军吴俊升部下的汽车撞死了其部下的警察不管一事状告到张作霖处，要求与吴俊升当堂对质。吴俊升素知于珍的秉性，只好为被撞死的警察家属拿出抚恤金1万元了案。（这段蓝字是我从网上查到的信息）可以说，凭“老爷子”的性格，以京畿卫戍司令的身份整顿北京城内奉军的军纪的最合适的了。一次，一伙奉军在北京某戏院看戏不买票，最后发展到“砸场子”，正好赶上“老爷子”率军巡逻给看见了，“老爷子”当场下令：把奉军为首闹事的那个人脑袋砍了！脑袋挂戏院门口示众三天！这件事情一时轰动北京。前几年，我父亲去北京看望一个表弟（和我父亲一样，都是“老爷子”的外孙），他对我父亲说“我从单位图书馆的旧报纸中发现了当年刊登咱们姥爷杀人的报纸了，我还给复印了一份”。我父亲看了那份复印的报纸，“老爷子”穿大礼服的照片被刊登在上面，报纸上的话都是“当代包青天”之类的赞美之词。
解放后，那个被砍了脑袋的奉军的后代居然到北京米粮库胡同找到了“老爷子”，希望“老爷子”给点补偿（就是要钱），否则就要去人民政府去揭发“老爷子”的“罪行”。“老爷子”这个气呀，心想假如我要是杀害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者那算“罪行”，我当时作为奉军的京畿卫戍司令杀一个违纪的部下算哪门子“罪行”？为了稳妥，“老爷子”向有关部门咨询了一下，有关部门说这根本不是什么“罪行”，那人要是再骚扰您我们就联系公安部门来收拾他。结果那个被砍了脑袋的奉军的后代就被轰走了。现在想一想，那个被砍了脑袋的奉军有什么冤呢？有冤恐怕也是因为奉军普遍军纪不好，就他被抓了典型（与现在很多被抓的贪官的想法类似吧）。
作为高级将领，看来有时得杀人立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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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爸爸就是于珍的大儿子。
谢谢并献花。
关于蒋光头是否是陆士出身的文章中提到的那两本书才行。
既是团圆的佳节,也是近代中国的耻辱纪念日.
过上安定的日子,千万牢记历史,提高警惕,才能享受和平.
我父亲的大舅（于珍的长子）的经历也很有意思，不过我事先声明一点，关于我父亲的大舅的信息我全是听我父亲说的，其中的准确性我无法核实。“老爷子”于珍的故事我曾经与一些书上、网上的信息作了对比，有些不太有把握的信息我就没写，但是关于我父亲的大舅的事情我就没有这个条件了（因为我父亲的大舅与“老爷子”相比肯定是知名度差多了）。我父亲年纪也老了，有的事情记得也不一定准（比如说我父亲就记不清他大舅具体是哪年去世的了），我父亲说他大舅的一些事情我都感觉过于离奇，如果我以下所写有什么不准确的就请大家原谅。
我父亲的大舅年轻的时候似乎没什么突出的地方，到日本留学过一次（学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好象也没取得什么成就。1937年“七七”事变后，“老爷子”迁居到北平米粮库胡同，我父亲的大舅也到了北平。到北平之后，我父亲的大舅在政府（其实就是伪政权）得到一个差事，大概类似于现在的工商局或税务局，而且我父亲的大舅表面上还与日本人交往密切，经常在北京各大饭店与日本人大吃二喝（当然要么是“公款”吃喝，要么是北京各大饭店不敢要钱任其白吃白喝）。周围很多人对此都有议论，虽然说在伪政权当差不一定就是当汉奸，但是“老爷子”是个英雄，儿子却与日本人大吃二喝，这反差也太大了点吧？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要调查当年在伪政权里当差的人，我父亲的大舅就失踪了，周围的人普遍认为他肯定是躲在外地去了。也许是确实找不到，也许是看在“老爷子”的面子上，这件事情就没有继续追查下去。
我父亲的大舅后来回到了北平，什么时候回来的？北平和平解放后从“解放区”回来的，夹杂在入城的解放军队伍中回来的。周围的人这才知道，原来我父亲的大舅是个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党”，当年进入伪政权、与日本人打交道都是为了套取情报。我父亲的大舅不但自己成了“地下党”，还把自己的弟弟（也就是我父亲的小舅）也发展成为“地下党”，也就是说，抗战期间“老爷子”的两个儿子都在为共产党工作。
接下来说的事情我感觉就很“离奇”了，历史是否真的如此，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一件事是据我父亲讲，我父亲的大舅虽然是“地下党”，但一辈子没入党（也就是说没成为共产党员）。当然，当年的“地下党”不一定都是党员，但是解放后这么多年，而且我父亲的大舅还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怎么会没有入党？是什么原因？后来我还听说有这么一种党员：秘密党员，据说秘密党员身份不公开，只有党内有关负责人知道秘密党员的身份，秘密党员在党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也挺有道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话别人不就知道你的党员身份了吗？），莫非我父亲的大舅是秘密党员？可这秘密党员似乎也用不着保留到“文革”后还不公开吧？不过我父亲的小舅可很早就是党员了（他还是我父亲的大舅引进革命队伍的），只可惜他去世的早。
还有一件事，我听了更感“离奇”了，如果此事为真那简直是我国反间谍领域的一个成功案例：我父亲的大舅当年在农业部下属的某单位的工作，而那个单位的“一把手”是由农业部的一个副部长兼任。“文革”前夕，这个“副部长”出事了：原来“副部长”在党内受到批评，他竟然与苏联大使馆联系叛国事宜，商量在某地接头，苏联大使馆的轿车开到那里，他立即进入轿车，按照有关国际条约，进了苏联大使馆轿车中方就无法干涉了。哪知道“副部长”的这一切行动早在中方的掌控之中，就在“副部长”刚打开轿车车门的一瞬间，“副部长”被几只大手牢牢抓住了……“副部长”被捕后，其单位的大部分干部（当然包括我父亲的大舅）也受到了审查，基本都处于“靠边站”的境地，审查一通后，没有发现这些干部（包括我父亲的大舅）有参与此事的。紧接着，“文革”就开始了，我父亲的大舅从单位的角度倒没受到什么冲击（社会方面的冲击还是有的），因为他“文革”前就已经“靠边站”了。这件事说实话我都不相信所有的细节，现在网络上被透漏出来的秘密很多，但“农业部副部长叛国未遂”还真没听说过，也许是这件事的传言有误吧。但是我感觉我父亲的大舅当年单位的“一把手”（也许不是农业部副部长）“叛国未遂”很可能是真的。
“文革”开始了，我父亲的大舅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下一篇我计划写写“老爷子”在米粮库胡同那处房子的历史，顺便会提到我父亲的大舅在“文革”期间的经历，本次就不再提及了。
有一点希望和先生以及诸位高人探讨----这只是我的个人理解：
祖父的父母称曾祖父母；
祖母的父母可称曾外祖父母，一如于珍老爷子与楼主；
外祖父的父母可称外曾祖父母；
外祖母的父母----我就不知道了，这已经是父系姓氏传承的顺位第四姓，两重的外，请教诸位了。
谢谢
1925年10月奉军首编六个方面军团，其中第三方面军团张学良下辖第8（张自兼）、9（韩）、10（郭）三个军，第四方面军团姜登选主要是南下的几个军。郭叛平后，才是重建的张、韩第三、四联合方面军团。
这句话用在你们家老爷子和那个戏院闹事的家伙身上最合适不过。
最近，我在收拾家的时候，无意中找到了一本书：
《张学良将军轶事》
惠德安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统一书号：11090•156
定价：0.97元
作者惠德安在前言中写道：本册所辑，是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在北平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武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西安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当了六年参谋所了解的。
其中有一章《两将军陷敌不辱》，先说的是“老爷子”于珍的事，我不再重复了（与我前面写的基本一致），然后文章又写到：（引号内的内容为原文，引号外的内容为我的概括）
“一九四六年春，我就任秦葫港口副司令，路过北平，拜访于珍。”于珍对惠德安说起了那次与蒋介石的交谈，于珍对蒋介石说：原来东北的“士官派人物：熙洽、臧士毅、邢士廉、张焕相、于国翰、丁超，都投敌变节。”而没有与日本人合作的除了“老爷子”于珍本人之外，另一位不与日本人合作的将军是汲金纯。
惠德安文中提到“汲金纯，字海峰，曾当过热河都统和东北第十五军军长。”“汲金纯早年就结识了后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的小矶国昭（当时小矶国昭还只是个中尉）。伪满时期，小矶国昭登门拜访，请汲金纯出山。汲金纯以衰朽残年不胜繁剧，且说离实际政治已久，无可贡献，设词婉拒。” 蒋介石听过之后，告诉侍从秘书记录下来，说“有机会准备会会他”。
惠德安在文中对汲金纯的评价：汲金纯“在东北历任高级军政首长，在武功和政绩上，并无何等显著成就。其毕生最本质的东西，是民族意识占主导地位。他没作过任何伪官职，没有任何倾向敌伪的言行，没有干过任何危害民族的事情，昭昭大节，为东北人民共闻共见。”
惠德安在文中还顺便提了一下张作相，原文是：“张作相，虽然没有投敌当傀儡，但他也曾认伪满为故国去访问过，并请大汉奸熙洽运动发还财产，清议对之，严格讲也是有微词的。”（惠德安对张作相的评价是否恰当，我不了解情况，不敢多说，只引用惠德安的原文供大家参考）
惠德安在文中提到了汲金纯的儿子汲绍纲，大体内容是：汲绍纲在“西安”事变前任东北军120师（？）（师长赵毅）656团少将（？）团长。一九三八年后，汲绍纲决心率领656团和另一个团的两个营脱离国民党阵营，加入八路军，结果被师长赵毅发现，汲绍纲只身逃到陕北，后因病到天津休养，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在锦州养病，一九四八年病逝。
我又在网上搜了搜有关汲金纯（及其后人）的信息，最全的内容竟然在西西河，内容如下：
（一）
汲金纯[阿康] 2003-07-03 16:25:23
汲金纯，字海峰、号殿一，1887年生于海志城牛庄一个穷苦人家。年青时与好友张海鹏闯下人命案，一同投奔冯德麟麾下为匪。冯德麟被清廷招安时，冯德麟任左路巡防营统领，汲金为管带。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巡防营改这陆军，冯德麟任28师师长，下辖55旅、56旅，汲金纯升任56旅旅长。1916，张作霖在驱逐段芝贵的过程中，与冯德麟一唱一合，最终由汲金纯扮演黑脸吓走段芝贵。“送走”段芝贵后，张作霖升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冯德麟为奉天军务帮办，这一任命引起冯德麟的强烈不满，张作霖与冯德麟的矛盾日趋激烈。但汲金纯确并未与张作霖作对，而是暗中与张作霖交好。适逢张勋复辞，冯德麟积极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德麟在北京被拘押，陷入绝境，28师各军官公推汲金纯旅长恳请张作霖将军电保冯德麟的生命。张作霖以德报怨，接受所请，电保冯德麟，段祺瑞未予惩办。1918年秋，汲金纯经多方周折，当上28师师长。从此，28师也在张作霖的控制之下，汲金纯成为张作霖手下的一员干将。[cｃhｅｒｅ.com 西西河 阿康]
1921年10月，张作霖为控制热河特别行政区，逼迫北京政府任命汲金纯为热河都统。汲金纯为热河都统时，他的实力有所增加。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汲金纯因军事行动缓慢，不得不退出热河，所率第28师溃散，汲金纯以“非故意”而得解脱，罪状轻于张景惠，暂时失去军权，成为张作霖的军事顾问。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编成6个军，汲金纯任第4军副军长，军长张作相。后奉军改编，汲金纯任第9师师长。在郭松龄反奉事件中，汲金纯紧跟张作霖，平叛郭松龄军队，受到张作霖的信任。1927年，当奉军占领察哈尔、绥远等重要据点后，张作霖任命汲金纯为绥远特别行政区都统。随着张作霖于1928年6月败回关外，汲金纯也率率奉军撤回东北。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东北军改为旅建制，将原来的军长一律改任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汲金纯也享受到这一优厚待遇。“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拨银元20万元给汲金纯，在天津租界购得房舍安家，过寓公生活。伪满州国成立后，汲金纯通过张景惠、张海鹏的活动，发还了在东北的70%的财产，但从未出任何伪职。1948年汲金纯病逝于北京，终年71岁
（二）
汲金纯的后人 [独狼]2005-04-18 18:43:11
北京市公安局有一位祖师爷级的预审员汲潮是汲金纯的侄子，毕业于日本军校，抗战时期在青岛做过伪警察，因看不惯日本人气压中国老百姓，打死了一个日本军官后携枪跑到山东解放区投八路参加抗日，结果政治部们看他的出身和经历太复杂，没敢留他，只把它的枪留下了。没办法汲潮又跑到北京投靠他的一个叔叔，当时他的叔叔是北京伪警察局长，也是个汉奸---嘿，瞧这一家子。抗日战争胜利后，汲潮加入了国民党的北平市警察局，49年北京和平解放，他又被留用在共产党的北京市公安局，成了预审处预审员，这经历也真够传奇性的了。从50年代到文革前，汲潮参与破获了许多重要案件，包括李安东炮击天安门案件，美国传教士特务案，段鹏飞特务案等，受到周恩来的表扬，其中有许多成为预审工作的经典案例。上世纪80年代曾出版过一本记录他的这些经典预审案例的公安内部读物《预审员札记》，至今仍是预审工作必读书籍之一。
（三）
错了 [雪山下]2005-04-20 21:21:22
老兄有些细节上错了.兄弟的老婆是汲潮的孙女,所以略知一二.汲潮是汲金纯的长孙,而不是侄子.汲金纯自隐退后住在锦州,汲潮则因为打了中学日本教师而不得不逃到北京投奔他父亲.为了身份,汲潮在一个伪军军校呆了两年,被分配到山东当副官,结果又因为看不惯司令的厨子贪污把他打了,只好再次逃跑.这次,他父亲的朋友是唐山伪警察局长,帮他安排了一个中队队长职务.他生来就跟日本人对不过,最后领着一中队的警察把日本宪兵对暴打一顿,然后逃跑到冀中根据地投了八路.
我家有一本写他的书,书名"京都预审官".老爷子的一生真是丰富多彩.惭愧的是,兄弟到结婚后才知道老爷子的大名,才了解原来老婆还有这般家世.惭愧....
如此看来，汲金纯及其儿孙也算得上“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爷子”于珍在北平的房子是米粮库胡同2号（我父亲多次说过这个地址，我感觉门牌号应该不会有误）。“老爷子”于珍在世的时候，这房子可住过很多人，除了“老爷子”夫妇，还有7个子女。再后来，“老爷子”的女儿陆续出嫁了，但是很多亲戚家的小孩都来住过，比如我的伯父、姑姑都曾经长期住在米粮库胡同2号（甚至在那里上过一段学），我父亲没在米粮库胡同长期住过，但是短期去玩是经常的。为什么这么多亲戚家的小孩都在米粮库胡同2号住过？主要是因为“老爷子”太喜欢小孩了，大概人到老年的一个普遍现象吧，当然，“老爷子”经济条件也完全供得起很多小孩同时居住。
米粮库胡同2号的小孩子多的时候男孩子可以组织足球队与外面的小孩子比赛（“老爷子”有时在“赞助”球衣球鞋什么的）。这群小孩子当中有一位后来在体校打过乒乓球，比庄则栋早几届，当然没有庄则栋后来那么出息，据说这位庄则栋的“前辈”回忆庄则栋那时年龄尚小，从技术上还看不出后来能有什么远大前程，但是其刻苦的精神给人的印象很深刻（说庄则栋小时候连续练习几个小时发球还斗志昂扬，别的小孩早就感到枯燥了。）米粮库胡同2号的这群小孩子当中还有一位后来成为北京游泳队的运动员（当然不是什么著名运动员），我父亲后来问他当游泳队运动员的经历，他竟然说当运动员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事是经常看见贺龙（没错，就是那位元帅、军委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去他们那里游泳健身。
1959年，“老爷子”于珍去世了。后来，于珍的夫人（也就是我父亲的姥姥）在“文革”前也去世了。而“老爷子”于珍的小儿子（我父亲的小舅）在“老爷子”之前就去世了。加之“老爷子”的女儿们（包括我奶奶）陆续出嫁了，在米粮库胡同2号的小孩子们一个一个回自己的家了，米粮库胡同2号的人越来越少了。在“文革”前，米粮库胡同2号只剩下两大家子人了：“老爷子”于珍的长子（我父亲的大舅）夫妇，“老爷子”于珍的一个女儿（我奶奶的妹妹，我父亲的姨）夫妇，以及这两对夫妇的子女们，这比当初的人少多了，米粮库胡同2号显得安静多了。
“文革”开始了，“红卫兵”（注意，不是“造反派”）对“老爷子”这种家庭是不会放过的，家被抄了，据说家里的东西被拉到某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学院？）展览，展览就叫“反动军阀于珍腐朽生活展览”。
“老爷子”早就不在人世了，“红卫兵”再折腾也不会去影响死人了，倒霉的是活着的人，我父亲的大舅夫妇、我父亲的姨夫妇共四位老人被赶出了米粮库胡同2号，赶到哪里？没出胡同，就是米粮库胡同的一间小屋子。那间小屋子原来的主人呢？已经被“红卫兵”打死了，连尸体都是这四位老人抬出去的。据说那间小屋子原来的主人是个地主恶霸，当年在乡下有血债。这四位老人一想，可能我们还算幸运的，“老爷子”于珍是大军阀不假，可没有什么直接的仇人，更没杀害过共产党员或革命者，否则……。这四位老人的子女们在接下来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也都成了“知青”，离开了北京。我父亲在此期间，也去米粮库胡同看过几位老人，我父亲的大舅对我父亲说：“想想我这辈子也不亏，也没少享福，就连当年从日本人那里套情况的时候顺便都把北京好吃的吃遍了，现在就算吃亏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我父亲心想：“大舅的心可真宽……”
至于米粮库胡同2号，很快被军队的人给占了，军队的人从哪里来的？据说就是中央警备部队（8341部队），出动了部分人员对地方进行“三军两支”。米粮库胡同2号这时候进进出出的都是军人，那四位老人更不敢回去了。
可有一天，米粮库胡同2号的军人忽然都撤走了，临走时给门上了锁，然后很长一段时间米粮库胡同2号就处于无人居住的状态。据说是中央的命令，把这支“三军两支”的队伍给调回去了。那房子怎么办？似乎没人管。那四位老人胆小，不敢轻举妄动，但是这四位老人的子女们可并不胆小……估计有人会问，这四位老人的子女们不都“上山下乡”了吗？“上山下乡”不假，但是“知青”也可以请探亲假呀。有一次，这四位老人的好几个子女正好都在北京休探亲假，感觉住在这四位老人居住的那间小屋子实在憋屈，操起家伙，把米粮库胡同2号的锁给撬了，强行把家搬回去了，结果呢？一切顺利，没有任何人管，米粮库胡同2号又回到老于家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起中俄边境的黑瞎子岛，很多资料上都说“中东路事件”后苏联事实上就控制了黑瞎子岛，但是萨苏说过萨爹的老同事在解放初还经常在黑瞎子岛上上下下，如果那时中方对黑瞎子岛形成“事实控制”，恐怕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争议了。我这里不是说当初中方有什么不对，当时谁也不能预知未来，而且当时边境上人烟稀少（萨爹的老同事也说抚远县城才有2000人），我这只不过是联想一下而已。顺便说一下，我爷爷就有亲戚在“文革”中也遇到了与米粮库胡同2号类似的情况，结果被别人形成“事实控制”，后来“文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房子要回来。相比只下，我奶奶娘家的这群晚辈干得真痛快，有股子北京知青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米粮库胡同2号似乎又回到了“文革”前：房子还在；四位老人还在；家产被抄了一些，那也没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四位老人的儿女在外地当知青，也没什么，可以经常请假回家看看，而且其中有的人在“文革”结束前就以招工等名义回到了北京。
接下来，我本人就要出场了……
1974年，我的父母带我来到北京玩，就住在米粮库胡同2号。这次去北京，我由于当时年纪太小，一点印象也没有了，留下可以作为“物证”的是一张我母亲抱着我在天安门前的照片（我发现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这样一张照片）。关于我这次住在米粮库胡同2号，我的父母和其他亲戚说过（不只一次）这么两件事：一是一次我母亲外出买东西，很长时间不回来，我一定要去大门口等妈妈，结果在大门口一直等到妈妈回来；二是一位亲戚（我奶奶的一个外甥）会拉二胡，经常坐在院子了拉二胡，我常常就坐在他旁边，非常认真地听……
时光到了1975年，一天，几个军人突然来到米粮库胡同2号，胡同里住的这四位老人一开始挺紧张，不知道什么事，后来等人家一开口，原来国家想收购米粮库胡同2号，他们是来征询住户的要求的。
这四位老人考虑了很久，搬是不搬？如果搬走提什么要求？最后大家商量决定可以搬走，主要考虑的是儿女们逐步都要返回北京了，这么一大家子人住在一个大院不太方便，还是分开住比较好。国家有关方面同意解决这四位老人及其子女离开米粮库胡同2号的住房问题后，大家就开始搬家了。
开始大家并不知道国家想收购米粮库胡同2号的用途，后来才知道是邓小平要返京了，有关部门在给邓小平安排新住处，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就看上了米粮库胡同2号。当然，由于1976年“天安门事变”的影响，邓小平实际是1978年才入住的。在搬家期间，我父亲、我姑姑等很多老于家的亲属都来北京帮忙（我个人感觉，他们也许是想最后看一看老宅子吧）。我父亲讲，后来的“邓小平故居”不仅仅包括原来的“于宅”，还有扩充：旁边的一个幼儿园的地方包括进去了（幼儿园也搬走了）；旁边原来还有一幢小楼房，是个小工厂，开始小楼房面向“邓小平故居”的窗户都被封死了，后来干脆把小工厂也搬迁了，小楼房好象成了警卫人员的驻地。
在搬家期间，我父亲亲眼看见一群解放军先行进驻了，他们来干什么？大家想一想，你要是搬家要先对新房子干什么？对了，是装修。这些解放军就是专业的工程兵，但是他们的工作可不仅仅是简单的“装修”，否则也太大材小用了。
那么这些工程兵主要来干什么？时间长了，我父亲他们才发现他们是来挖防空洞的，想想也正常，那个年代，为邓小平这么重要的人物挖防空洞应该是很正常的事。若干年前，我在与一位同学唠起此事，他居然说：“恐怕不仅仅是挖防空洞吧……”我吃了一惊……先介绍一下我这位同学的爷爷，他爷爷是1937年“七七事变”前几天参加的红军（所以在军队中一会儿算老红军、一会儿算老八路），1955年（军衔开始实施时）的中校，1965年（军衔第一次被废止时）的大校，后来继续高升（要不是军衔制被废止，肯定是将军了），九十年代去世时《解放军报》登的讣告，所以我这位同学算是比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多了解一些“内幕”。我这位同学对我说：“据我了解，当时北京有完善的地下通道，可以保证国家主要领导人可以在危机时刻利用这些地下通道转移到北京西部的山区，然后再继续转移，邓小平这个级别的领导应该在其住所有这样的地下通道，你家里人看见的那些工兵恐怕就是干这个去了。”
又到了1997年，我和父亲有事到了北京，正赶上邓小平去世。（很凑巧，1976年毛主席去世时我父亲也在北京。1997年又赶上邓小平去世。）一天，我父亲说：“我带去米粮库胡同看看吧，这么多年没去了，邓小平在世的时候去的话别让门口的警卫误会了，现在应该没什么了吧。” 我和父亲到了米粮库胡同，父亲给我指点着：“围墙加高了……你看，那幢楼就是我说过的那个小工厂……”我看了看，果然那幢楼面向庭院的窗户都被封死了。最后，我的目光落在门口：一个警卫笔挺地站着，门上方的国旗降着“半旗”，我想：“这就是我当年等妈妈的地方？”……一晃又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才想到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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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当年要去奉军第三方面军任副军团长，同时另一个“士官派”人物韩麟春要去第三方面军任第九军军长。郭松龄大怒，找张学良说：“士官派”的人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来任职？结果“老爷子”和韩麟春无法去上任，两派的仇结得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