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朱槠基为什么在当代难受欢迎 -- 风雨声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绝后

一定会出现新的革命,政治上划全国多一半人作打击面,经济上作会叫全民破产的事,这要不革命才见了鬼.如果谁灵机一动想翻天,那不叫革命,不成叫闹事,成了那一定是政变.

西汉被王莽所灭,但不是革命,而是政变,东汉之亡始于大天灾,国家无力救灾,所以灾民聚而造反,连索产生军阀问题.唐乱于地方军政长官权力过大引发的兵变,最后也是政变玩完的,宋亡于外敌入侵,明亡于天灾引发的不断叛乱(努实际是明的土司,实际还是明臣,他叛乱七大恨就是个借口,就拿杀父姐来说,他和直接杀的李家关系都不错,跃过李家恨的着大明朝么.),清是碰到个整个农进工的大时代,跟不上,反复刮内部补外侵的漏洞,最后内部民众受不了反了.

问题各有不同,但综合起来就三样,一个外竞争,一个内部生产,一个内部管理体系.

你说的制度问题是一个,但只是三者之一.而且这个内部管理体系问题,主要对应的是兵变和政变,和革命的关系反不大.

有五个两百多年的朝,和本朝多少年没多大关系,这就好象陈布雷说,国民党再不灵一百年江山还是有的一样.以目前的国力来说,直接发生革命的可能极小,但象西汉那样,先出新莽政变,现引发革命的可能,还是存在的.

我们老百姓自然是想过太平日子,就算要打仗,也想打有点意义的仗,说好听了叫正义战争,说不好听了是又有好处,又不招骂的仗.

但有些人不这么想,就拿那帮公知和他们后面,胡德平之类的权贵来说,翻过来倒过去的闹,来回来去耍,就光是革命这个词,就玩了多少遍了,今个说革命无理无用,要去革命,根一直挖到反清,然后得出个结论,革命的都有罪,但也不能把大清请回来,所以勉为其难的看,这国家除我们,好象没什么人适合执政了,而且既然革命有罪,那我们上台后,也就不应该有人再革我们的命了,不管干什么,我们都要千秋万代了.

明个又说革命好,所以么,你们现在革个命,叫我们上台巴,后又说不革命了改革或是改良巴,改的方向就是我们上台.

翻过来调过去转半天,说到底都是政变,政变也就算了,政变完您打算怎么执政,自古老百姓最恨的政府和官员的两个毛病,一个公权力变现一个行政不作为,他们打算把这两样合法化了,我勒个去.

为什么说民国是历史上的秦、随?我看更像历史上的五代.

说第三代里,最坏的就是朱.中国目前所有的问题,根子都在他的身上,

骂了一路.

至少486,直接忽视,连骂都觉得多余

,从而让上亿农民工与几千万工人竞争中低技术工作机会,从而压低中国人的工资水平,吸引港台资本,建立血汗工厂.

然后利用分税制,把地方血汗工厂的红利,大部分收归国库,

然后推铁公基,肥了相关利益部门,然后再从血汗工厂吸金.

利用教育,医疗,住房三个刚需,把在血汗工厂挣钱的上亿农民工的血汗钱,再次回收到相关利益部门

从而形成了上层几大家族,上中层数百家族,中中层官僚阶层,中下层商人,学者,专家,下层农民工,下岗工人的分配格局.

一些网友在河里对历史人物的议论，往往要预设立场，再来摆一些能证明这些立场的事件，其结果往往就是鸡同鸭讲，谁也说服不了谁。至于朱这个人到底如何，最好把他干的事情前前后后讲清楚，再来评论就好了。

正好，我这里有一些疑问，列出来希望大家指明

1.朱当总理时，对下岗工人基本就是一脚踢，当时国库里确实拿不出钱来，但是那时候能不能靠用发行国债的办法筹措这笔钱呢？那时候也发行国库券，但是都是用在了基建上。

2.国企改革的问题，朱的做法就是私有化，他用的办法说来也简单，过去吃大锅饭没积极性，现在变成个人的了，对自己家的东西当然要爱护许多了，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做法，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法子了么？

比如说对国企有没有相对缓和一些的办法，既能让企业经营者有积极性，同时又能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

3.朱的前任在位的时候，给农民的粮食收购价格是比较高的，但是猪上台以后，搞什么统购统销，大幅度降低农民的粮食收购价格，这个是啥意思？是当时国家财政拿不出那么多钱，还是老朱从这里面挤出一部分钱去干别的了？

后来被人诟病的三农问题，进入90年代就有了吧，我不是农村的不好评价，实际情况怎么样？总不可能原来啥问题都没有，老朱一上任问题就都出来了！

4.老朱上任以后，就把国内的粮食购销系统彻底改了，最后好像是弄出了什么中粮集团，我对这块不甚了解，有人就说这么改就对了，因为以前那个系统内部贪污太厉害，是不是真的这样？

5.现在有人对他任期内的教改和医改批评尖锐，教改就是大学扩招吧，这个我觉得没啥错啊；至于当时的医改，内容都是啥啊我记不清了，实际上98年以前，国内医疗系统就够乱的了，最大问题就是政府让医院自负盈亏，这不是扯淡是什么，但是这个早就存在了，不是朱时代开始的吧！

6.至于被人诟病的加入WTO卖国一说，指的就是在满足加入世贸的所有条件以后，美国给中国单独开出了7条，最后答应了前三项，这才过关了。我记得94年底，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改组为世贸组织，那时候如果中国争取的话，就混进去了，是因为科长反对才功亏一篑，是这个样子吧？

实际上这种东西就是越早混进去越好，去得越晚代价就越大。

别的不好说,第一个问题可以算是经典的思维惯性的例子。在国企脱困的4年前，也就是1994年，中国刚刚经历了年率20%的通货膨胀——朱的上台也和此事有关系。在“给自己贴金”的《讲话实录》里，至迟到2001年，朱还在中央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提到出于对通货膨胀的忌惮不能够过多发行国债，而且对现有债务的利息积累也表达了担忧——即便在几个月之后，他又在另一个会议上提出中国政府的负债率是低于国际上认可的“健康”值的。

所以，考虑到上述情况和下岗人员数量在绝对数字意义上的庞大，当时采用新发国债提供财政支持的可能性不大。（中国政府国债数目的激增开始于2002年：一方面是换人了，另一方面是老百姓和官员开始忘却通货膨胀了）

吞这家国企是为了国企这块土地。然后忽然在厂里发现了一块翡翠，很值钱，可以挽救这家国营厂的危机，避免被卖掉。于是港商雇佣飞天大盗来偷这块翡翠，于是一系列搞笑的故事开始了。

除非规定集体土地不能流转，必须转化为国有土地才能入市。

下岗工人确实很惨,这也是朱被现在很多人诟病的最大一点,国企搞不好受罪的是工人确实在道义上说不过去.那么,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国企的问题呢?

解决问题我想通常意义上来说需要二点:一是资源,二是方法.资源就是钱.方法就是要能让国企脱困.朱不是没给过国企钱,最早时是以解决三角债的名义,他从银行弄了好像是5000个亿,当时的5000亿可以是一笔了不得的钱.然而这笔钱在解决了一部分三角债后,像水流进沙子一样,不见了,而三角债非但没减少,到后面又是越来越多.那么如果这笔钱或者再弄一笔钱给下岗工人是否可行?老话说得好,授人于鱼不如授人于渔.下岗工人多拿一点下岗钱根本无助于他们的境遇,只有把资源用在发展上,才能给社会产生最大的效益.从社会整体利益来看,搞基建肯定比给下岗工人好.

国企的经营,在世界各国都是个难题,大家都认为肯定能把国企搞好,但在上世纪90年代,谁能拍着胸口说,国企能搞好?当时的国企亏损面超过50%,也就是说本该成为国家财政助力的国企,变成吸国家财政血的蛀虫,就像现在日本的家电巨头,亏损了怎么办?一直维持亏损部门等好转?

有些人总把事情想得很容易,以为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他推动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不容易的,都是要过方方面面的关的.不但要取得上层其他人的支持,就是下面具体干事的人如果没有相关利益的好处,谁会给你卖命?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分税制.如果不实行分税制,你看税能不能收到中央,我一直说的上海没搞国地税分家,中央照样能收到税,为什么啊?因为上海是江朱的大本营,听他们的话啊.其他地方就不行,非得用分税制把属于中央的财政收入分出来.

把国企卖了,下面的人是积极的,是能推行的政策.而在当时想经营好国企,没有下面千千万万具体工作的人配合,谈何容易.一句话,队伍人心散了,不好带了.

其实我们评价朱,可以用穿越法.想像一下如果自己穿越到他的位置上,能够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当初的国企下岗问题?

大家都裹夹在历史的洪流中，朱不做，别人也会做这些事。清末以来，中国就在摸索工业化的道路，到朱这个时候，有些事情就必须做，一刀下去，干干脆脆，工业化，国际化的要求，谁也躲不掉。

现在又到了要一刀下去，干干脆脆的时候了！

比如上面有人提到的“私有证券”，如果是想学92年俄罗斯把国企分光，我很难相信，朱再怎么不堪，也不至于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