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 -- 王外马甲
在30—40年代的中国,骑兵还是很厉害的!
的骑兵,苏联红军大量编制机枪班机枪连直至机枪师的建制,再加上波兰骑兵对德国坦克的最后冲锋,可见骑兵在抗战期间上佳表现还是有他的必然性
所以,骑兵还能辉煌!但也是日落西山了。
发生类似去年法国大骚乱的恶性事件时候可不可以不集中一个连规模的骑警冲击一下那些暴徒?起码在心理上很有威慑力吧?
移民问题好敏感的
现在学生罢课问题也够呛
关键是步兵的自动连发武器的普及和机械化部队的运用,造成骑兵伤亡也大,其作用也逐渐被取代了
在19世纪初,最迟到中期,组织严密的步炮混合方队已经可以有效抵御骑兵的冲击,通州六里桥之战僧格尼沁的失败就是例证。我觉得如果把骑兵单纯理解成骑马冲锋,挥舞马刀砍杀比较片面。到20世纪上半期,战马的价值在于为士兵提供快速机动的手段,特别是在地形复杂的环境里,马的机动能力甚至超过汽车。其实乘马移动,下马作战成了主要的作战方式,只有在个别条件下才会进行集团的马上冲击,比如追击逃敌,或对付战斗力低下的土匪。二战期间不说苏联,连德国党卫军都有骑兵师,主要任务是追剿游击队。当然,马相比于汽车,作为载具有自身的优势也有缺点,基本没有防护、后勤保障复杂、对士兵训练要求高等,所以逐渐被摩托化取代是必然。
黎城整军
39年3月,得胜回朝的刘大爷他们刚到驻地,就听说部队马上要开拔。
那位王永元大队长本来是留在团里养伤的。现在,职务免了,抬上,跟团一起走!不仅如此,师部还通知原“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到莘县集合,交先遣纵队进行改编,哎呀!连他们的招牌都给撤了。
129师骑兵团跟着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往太行山区走,一路上,干部们的情绪明显地有些个紧张,可是,刘大爷他们这些当小兵的反正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就无所谓。“痞”一点家伙照样逗科讲怪话,骑在马上东一嗓子西一嗓子地吼秦腔,惹得大家瞎起哄。
行军途中,师部机关的几个人从骑兵队列旁边经过。有个战士就故意高声问“同志们啊,咱们抗日,应该向东边走,去济南府打鬼子啊。如今怎么向西,开到山里头去了?”另一个战士就接着唱“叫声老哥你不懂,这是现在的新招数,日落西山回马枪,高明高明真高明啊……”。大伙嘻嘻哈哈地哄笑,师部机关的人一句话没说,加快速度走远了。过了一会,连长煞白着脸跑过来骂“我的祖宗呦,你们真是不让人活了。知道刚才过去的是谁么?那是邓小平政委呀……”。
39年4月,骑兵团到达山西黎城县,刘师长、邓政委亲自主持召开全团大会,下令就地驻营整军。刘师长表扬了部队一年多来的英勇表现,称赞骑兵团不愧是红军主力团队。接下来,邓政委讲话,先说明整军的必要性,然后宣布任免命令:团长梁俊亭调回师部、政委王振祥改任团长(3个多月后也调回师部)、新任政委、新任副团长、新任参谋长、新任政治部主任、新任政治部副主任……邓政委指出,在整军中,要着重反对流氓习气、反对军阀残余、反对本位主义,号召大家坚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把作风整顿好。
整军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开展政治教育,要求大家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强调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支部是连队的战斗堡垒,战士中党员的比例保持在30%以上(后来实际为40%);三是交流、总结战斗经验,提高战术水平。
整军刚开始,后勤就跟不上(地方上准备不足),一些战士和战马生病了。于是,整军又再增加一个内容——整顿供给、卫生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大家磨豆腐、种菜,帮助老百姓搞生产。马甲我找到了当时的一段宣传动员文字,转抄如下:
学习生产真紧张,下了课堂上操场,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大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人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
整顿的第一课是思想教育,每天开会学习,这让大家很不习惯。大会开完开小会,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班长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刘金魁(42年4月牺牲)发言,他坐在门槛上捉摸了半天,这才说道:“首长说得真好,一清二楚,咱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的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说得好……”。他发言结束,大家一起鼓掌,可接着想一想,不对啊,刚才这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啊。
上课的时候,领导讲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可战士们听不明白,也不耐烦。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的名堂太多,活遭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廖冠贤),活象个降妖道士,捏诀念咒的,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政治部主任况玉纯有办法(况玉纯原任129师宣传科教育股长,1940年4月升任骑兵团政委),他编了些山歌快板,比如“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之类,这才让许多人把一些名词记住了、弄明白了。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了。确实,骑兵在前一阶段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1、吹牛皮、讲怪话、唱“野山歌”;2、战士之间认老乡、拜把兄弟,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3、阶级观念弱化、党员说话没有“大哥”管用,在干部中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战士中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私自帮独立大队打陈玉怀也属于“流氓习气”)。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干部开小灶,请吃请喝,缴获交公不彻底,设立小金库(这都属于贪污腐化);另一方面,个别干部打骂士兵(这主要是指几个四方面军来的老红军。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还踢人屁股、骂粗话)。“军阀作风”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牛羊与部队战马抢草料吃,战士就把牛羊赶走了,不让人民群众的牲口回家,弄得房东大娘很生气。
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骑兵配合步兵部队打仗,担任追击任务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在那里打了半天,好不容易冲进鬼子据点,敌人溃败开跑了,步兵又追不上。可是这边,骑兵团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都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留着,淘汰不要的玩意才送给步兵。步兵发牢骚,骑兵还嘲笑别人“要不是我们骑兵团,敌人早跑了,你们连这破枪也得不到”。你说,这不是“骄傲自满、自私自利”是什么。
说骑兵团“本位主义”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服从命令,对此,刘大爷有保留意见。他说,别人只知道骑兵跑得快跑得远,不知道马也是会累的。有好多次连续转战,出现了战马累死的情况,战士们心疼自己“不说话的战友”,就不愿意执行命令了。其实,即使是大家没意见,军马也跑不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步兵紧,骑兵松”。之所以说骑兵松松垮垮,是指骑兵出早操不象步兵那么认真。在战斗比较频繁的时期,如果一大清早就把战马弄得太兴奋,等真打仗的时候,马匹也许就不那么活跃了。但是,在整军期间,邓政委明确要求骑兵按照步兵操典来进行训练,“培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作风”,四个月下来,部队的组织纪律有了明显地增强。
129师骑兵团是红军底子的主力团队,各级干部也大都是具有战功的老红军战士,刘、邓首长很爱护这支队伍。但是,发现部队中出现了政治管理、组织纪律上的偏差,仍然立刻大刀阔斧予以整顿,该撤的就撤、该换的就换,毫不手软。“要游击、不要游侠”,对八路军而言,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这里先说段题外话:如果与《亮剑》里面的李云龙独立团相比较,同在129师系列,骑兵团各方面的资历比独立团强得多了。可是,梁俊亭团长2月份保护师首长立下汗马功劳,3月份立马就给换了,还弄得个全团整顿。而李云龙独立团呢,骑兵团的毛病他们不仅全有,并且还严重得多,居然还能够安然无事、“功过抵消”,这岂不是太不把咱们邓小平政委放在眼里了。
尤其是李云龙一再宣扬的的“部队主官决定论”以及“主官性格决定论”,简直是太开玩笑了。在抗日游击战中,咱们的政委、政治部之所以重要,就是防着有谁想搞这一套,李云龙如果敢这么瞎咧咧地“亮剑”,早就被拉下来扯领章了。没有党组织的支持,别说打县城,就是带走几杆枪都困难。邓政委打仗的水平咱们且不论,可他老人家可是搞兵运的老资格了,眼睛里能容得下这沙子么。
书归正传。经过近四个月整军,骑兵团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是政治素质提高了。刘大爷不久后就入了党,他懂得了八路军既是民族战士、也是阶级战士的道理。作为民族战士,就要作战勇敢,而作为阶级战士,就要一切听党的指挥。“党叫咋走就咋走,俺是党的一条狗;党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说明:这个段子可不是马甲自己编的啊)。
其次是部队战术水平提高了,整军后期,团里调来了一些干部骨干,结合以往战斗经验和教训,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训练。同时,团队按战马的毛色重新编制,一连黑马、二连红马、三连白马,其余的马归四连(“花马连”)。这样,人马经过重新组合,不仅部队形象好看了,原来的班组里面的哥们弟兄、老乡死党也就各自散伙了。
39年8月,129师骑兵团在新领导班子(团长黄家景、政委廖冠贤、参谋长徐国夫)的带领下,准备再次出征。刘伯承师长、李达参谋长特意前来送行,在大会上,刘师长宣布:骑兵团下一阶段的新任务是,协助先遣纵队,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于是,大家呼口号、表决心,坚决完成任务。接着,部队穿越平汉路,向山东聊城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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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浪漫就散漫。就没有战斗力,就贪生怕死了。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战!送花,并学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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