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白登之围略考 -- 张四维

我目前的考虑是：

如《韩信卢绾列传》所说，刘邦、夏侯婴、陈平、灌婴等人的确首先率骑兵和车兵为主先锋部队“出白登”，见敌军骑兵三面涌来，立即察觉中计.

此时，由于汉军的运动速度偏慢，想要安然退回平城已不可能。他们于是在附近找了一个制高点，即白登山，先退到那里，与部分步兵会合固守。

匈奴可能一时攻不下，如果攻的话，即便获胜，自身损失也大，就转为围困。冒顿考虑自己当时新造之国，东胡初破，月氏未平，强敌环伺，经受不起大的损失，于是双方谈判，条件无非是割地赔款与和亲。

刘邦当时完全是被吓坏了，匈奴刚让出一条通路，他就“欲驰”，幸好夏侯婴拦住，才没有露出破绽。否则，说不定匈奴看他软弱胆小，就会重新围上来。可见，刘邦没有把握守住白登山，对外围的援军没有信心。

关于这次所谓刘敬首先提出和亲的问题：

《资治通鉴·汉纪·太祖高皇帝下九年》

臣光曰：建信侯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义之人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顿哉！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且冒顿视其父如禽兽而猎之，奚有于妇翁！建信侯之术，固已疏矣；况鲁元已为赵后，又可夺乎！

也就是说，刘敬所谓“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这些话不合时代背景与逻辑。长公主当时已经嫁给赵王敖为妻，无可能再嫁冒顿，送去冒顿也不会喜欢。冒顿既有杀父、杀妻之前科，又能对刘邦这个老丈人怎么样呢？

既然这一说法不合逻辑，刘敬怎么会愚蠢到向刘邦提这个建议（他至少也该提个其他未出嫁的皇室女孩吧，比如刘邦的侄女和孙女，又不是没有），刘邦怎么会同意要派自己已经出嫁的女儿去匈奴和亲呢？冒顿又怎么会要呢？要了之后又能有什么效果呢？此事前后拖拉了一年多，为什么朝廷里竟然没有反对的意见，只听到吕后的求情？

司马光的眼光是非常犀利的，他认为，《史记》对这一段历史的解读大有问题。因为没有其它的记载，所以这段并未被放到《资治通鉴考异》里阐述。不过，司马光已经在此提出合情合理的“疑”，我以为足以否定《史记》这段记载的真实性。所谓刘敬首先进说和亲之词，我是绝不相信的。

有趣的是，汉高九年初(即所谓冬季“十月岁首”)，刘敬带伪“长公主”去匈奴，再回来几个月之后，赵王敖部下谋刺刘邦案东窗事发，赵王敖进了监狱。但是，《史记》并没有说他是否与长公主离婚，只说吕后因为他的女婿身份，努力为他求情，最终得以免死，降为侯爵。这两件事情之间，可能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也无法说明长公主与赵王敖之间的婚姻是否曾经破裂过。相反，吕后因为他的女婿身份为他求情，足以说明当他入狱时还是长公主的合法丈夫，而他们结婚则至少是在白登之围的两年，也就是赵王敖父亲张耳去世前后不久。

其实，那个假公主去匈奴之后便失踪了，双边关系也没有明显改善。冒顿继续唆使河北诸侯谋反，而且连刘邦过去最亲近的陈豨和卢绾都造反了。所谓陈豨是被淮阴侯韩信唆使的说法，一直广受争议，这里不涉及。他的造反无疑受了匈奴的影响。

老实讲，我感觉，这些事件全都证明了刘邦的无能与卑鄙，反衬出冒顿的智慧与魅力，一如崇祯与皇太极。当然，刘邦比崇祯更有经验，而冒顿当时事务繁多，不像皇太极那样，已经搞定了蒙古与朝鲜，可以一心南下。

汗，想到这些，实在让人上火。

《资治通鉴考异》通常是说有几种说法，才会考异，否则无“异”可考；

这里，《史记》里有的不是“异”，而是“疑”。

从字面上，当然是您的理解合适；但是既然这一说法不合逻辑，刘敬怎么会愚蠢到向刘邦提这个建议（他至少也该提个其他未出嫁的皇室女孩吧，比如刘邦的侄女和孙女，又不是没有），刘邦怎么会同意要派自己已经出嫁的女儿去匈奴和亲呢？冒顿又怎么会要呢？要了之后又能有什么效果呢？此事前后拖拉了一年多，为什么朝廷里竟然没有反对的意见，只听到吕后的求情？

所以，司马光在此提出合情合理的“疑”，我以为已经足以否定《史记》这段记载的问题。

有趣的是，刘敬带伪“长公主”去匈奴，再回来几个月之后，赵王敖部下谋刺刘邦案东窗事发，赵王敖进了监狱。但是，《史记》并没有说他是否与长公主离婚，只说吕后为他求情，最终免死，降为侯爵。这两件事情之间，可能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也无法说明长公主与赵王敖之间的婚姻是否曾经破裂过。相反，吕后为他求情，足以说明当时他入狱时还是长公主的合法丈夫，而他们结婚则至少是在白登之围的两年。

咳！跟这上帖的话尾说的。值得争议的是陈平献策的内容，我要说的张兄已经说了，实际上也有学者对此做过考证，再简单补充几句：

1、陈平所提的“好丽美女”可能是有的，但以冒顿个性，身边又不缺美女，一般小家碧玉身份不够，又怎能达到和亲的目的，且匈奴阏氏又何曾有过吃汉公主“醋”的记载和可能，当然阏氏的“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的考虑应该也是危机草草结束的考虑之一。

2、如果陈平没有此建议，那么在白登之围，刘邦生命受到直接威胁的紧要关头，未曾想将女儿许配冒顿，偏偏要在解围之后，看似并不十分危急又接收刘敬建议，是不是有点不合理？

3、汉匈明明订以秦故地为界，为何转眼间匈奴又“数苦北边”，是匈奴背信弃义，还是刘邦言而无信呢？

4、如是匈奴言而无信，为何一旦和亲，数苦北边就暂告停止了呢？难道匈奴犯边是直接针对和亲而为吗？

看看去～

割地、纳贡，外带送女儿，八国联军都没这么风光过，老刘当然要遮遮掩掩了，桓谭捕风捉影，又说“此策乃反薄陋拙恶，故隐而不泄”。

前段时间在小隐上确实跟过一贴，难得张兄记得

〈资治通鉴考异〉这本书，你理解作“有几种说法，才会考异，否则无“异”可考”，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的，这个你看看原书就明白了。它可以说就是司马光对自己在〈资治通鉴〉中的所有处理的解释，比如三国志说曹操正写信时，听说刘备得荆州，心中震动，落笔于地，司马光将此删落，理由是他认为曹操不至于如此。再比如某件事无从系年，司马光照顾叙述方便把他系到某一年后，在〈考异〉加以说明，自己把他写在这完全是叙述方便，并不是有所依据而系于此年。

我想冒顿不会那么蠢的把草料留给西汉的骑兵的吧，更何况刘邦的出兵是在冬季，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就地补给的，主要是依赖后勤的补给，但是以当时的西汉的经济现状是不足以长期维持这种补给的，这估计也就是刘邦企图速决战的原因。后来西汉一直到武帝时期才能够开始对匈奴的反击，这不仅仅是因为当时国内基本稳定了，也是因为经济实力可以打这样的大仗了。

我也只看到了这一句。

但小弟认为：陈平在白登一定是出了奇谋的。当然具体内容可能不是世俗传言的那样。关键点在于，为什么冒顿要接受任何内容的和议，而不是选择抓住刘邦，抓了刘邦他想要什么没有？何必把希望寄托在汉方的信用上？况且当年刘邦背盟袭杀项羽，这么大的事件作为一个战略家冒顿不可能不知道，退一步说冒顿不了解中原人，但此人杀父登基雄忍立霸不是一个善茬，不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符合他的作风。综上以为，陈平必有奇谋，使冒顿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得不接受汉方的条件（对汉朝当然是屈辱的），放刘邦离开。

哪有一个“臣光曰”是来考据的……

西汉一朝，汉武帝以后的哪个帝王敢说自己的才能超过了高祖？可是对匈奴横多了。究其原因，还不是卫青霍去病把匈奴打服了，以后说话当然“方便”多了。刘邦对匈奴和崇祯对后金根本无法比拟。西汉初年不过是一时衰落，一旦强盛起来就可以打得匈奴哀叹“使我六畜不繁衍，使我妇女无颜色”，打得一部分匈奴投降姓刘，明朝哪有这个能力。

没办法，原书没有电子版，书我又买不起

大致的印象来自于《四库总目提要》：

资治通鉴考异

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司马光撰。此书於元丰七年随《通鉴》同奏上。高似孙《纬略》载：“光编集《通鉴》，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文献通考》载：“司马康所述有司马彪、荀悦、袁宏、崔鸿、萧方等，李延寿及《太清记》、《唐历》之类。”洪迈《容斋随笔》所摘，有《河洛记》、《魏郑公谏录》、《李司空论事》、《张中丞传》、《凉公平蔡录》、《邺侯家传》、《两朝献替记》、《後史补金銮密记》、《彭门纪乱》、《平剡录》、《广陵妖乱志》之类。不过偶举其数端，不止是也。其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景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其後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沿其义。虽散附各条之下，为例小殊，而考订得失则一也。至陈桱、王宗沐、薛应旂等欲追续光书，而不能纲罗旧籍，仅据本史编排，参以他书，往往互相牴牾，不能遽定其是非。则考异之法不讲，致留遗议於本书，滋疑窦於後来者矣。其中如唐关播平章事拜罢，专引《旧唐书》，而不及引《新唐书》纪传年表以证其误者，小小渗漏，亦所不免。然卷帙既繁，所谓牴牾不敢保者，光固已自言之，要不足为全体累也。其书原与《通鉴》别行。胡三省作《音注》，始散入各文之下。然亦颇有漏略。此乃明初所刊单本，犹光原书卷第，故录之以存其旧焉。

所以得出这种印象，曹兄莫笑，呵呵

冒顿抓住刘邦当然得分更多，关键是当时形势不一定那么容易，搞不好鱼死网破，什么也得不到。

尤其是古代，别说有效的物流管理，合格的路面，运输工具等硬件措施都没有，上万人马离统治中心一远后勤都吃紧，很难想象上十万人在人烟稀少地区的远征。

仁兄就不要窝火了

看楼主说到 韩王信，突然想到了一个容易混淆的名称： 韩信。 不知道为什么 身为 西汉初年最优秀的军事将领，没有参加这次军事行动。如果韩信参加这次行动，至少不会存在被包围的尴尬局面，韩信有骑兵的使用经验，对这种军事力量是熟悉的。 我认为在整体人数上，汉军占优势，也就是大概有二，三十万汉军，但是汉军主要为步兵，而且多为防护不足的轻步兵，在平原上是抵挡不住轻骑兵的冲击的，况且匈奴的人数不容小视，而且马背上的民族，训练水平是汉族农民士兵不能比拟的，而且 汉军移动速度缓慢，也就是 处在 战不行，逃亦不行的尴尬局面，只能让敌人停顿下来，据险死守，但是粮草接济明显是个问题。这次作战未开始，其实就已经出于对汉很不利的局面了，农耕民族的步兵很难对抗游牧民族的骑兵，除非在技术上得到较大的支持，刘邦的前朝-秦，已经很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要不惜人力在险要处修建长城，来得到预警时间的提前，利用时间的优势，尽量集中较大力量进行防守。说到底，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技术停留在冷兵器之前，一直是出于防守的一方，及时武帝那种大规模的进攻，也只是暂时的。在白登之围中，作为最高指挥将领，刘邦和单于相比，明显处于劣势。 刘邦的作战经验停留在 楚汉相争， 步兵集团的 基础上，对骑兵这种新型军事力量明显认识不足，而且 刘邦本人的随机应变的军事能力实在无法让人钦佩，在遭到打击后，惊慌失措。而反观 单于，即使在处于很大优势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清楚地判断形势，实在是更高明的领导者，切实地意识到 军事为政治服务，在可以获得较大的政治利益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