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也来说说“彭帅.庐山.为民请命”。 -- 十八亩段
在市区不断堵车，深感即便对比去年此时，交通状况恶化了很多，心中不禁感叹，怎么办？看来路是已经修得够宽了，不大可能再拓，但北京的车一定要更多的，将来这北京可不好出门了。
想想北京的市政府真是不像话，纽约，东京，新加坡，哪个现代化的大城市能主要依靠私家车和的士解决交通问题？要搞公共交通才是正理阿。
骂完忽然有些灰溜溜。
因为发现北京其实到处都是老鼠洞一样的工地，猛然醒悟地铁和轻轨的施工已经开始好几年了，几年之内，大批工程都将竣工。
北京市出了陈希同王宝森，但这样一个出了陈希同王宝森的市政府还是明白早几年开始修修地铁和轻轨的，如果如老萨这样今天堵在车里才琢磨出来，那再修什么也完了，一条地铁总要五六年的工程量吧。
而五九年开始的饥荒，是不需要多少这样远的目光，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八月，如果还不能预料年底的饥荒，那就令人觉得可笑了。或者说，即便从五九年八月开始，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饥荒的危险，让整个国家机器开动起来，他们进行救灾的余地也已经极为有限，那时候又不可能向国际寻求援助的。这恐怕不需要神仙一般的预知能力，当时发现情况不对的远远不止一个彭德怀吧，只不过如彭德怀这样有勇气的，再无第二人。
饥荒不是一下发生的，人祸不是一天造成的，并不是五九年夏天中国人都丰衣足食，钱袋鼓鼓而到了冬天突然一下就变出了三年灾荒。灾难早已在慢慢浸润着中国。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彭德怀只不过是看到了灾难即将发生，而力图用自己的努力使它得以改变。
既然承认三年的灾难是人祸为主，彭德怀试图纠正人祸的努力就是对症之药。过速的公社化，大炼钢铁，其实一场经济危机已经迫在眉睫。经济危机其实不论对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一样会发生的，如果执行社会主义的机构没有如资本论的说法那样科学地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而中国在1959年，恰恰是一个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在摸索中，错误不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相反，当时僵化的体制令社会比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更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
非社会主义情况下，在类似灾难面前，人类有自救的本能，并且能够尽量的趋利避害，而1959年的中国，这种本能已经被束缚，人民相信政府会带领自己走出灾难，并且顽强的跟随着政府的脚步。如果这时候政府的决策是错误的，灾难将无法自行消失而只会南辕北辙的扩大。只有上面改变了，下面才能够开始行动，这也是困难时期延续三年之久的重要原因。权力的集中，伴随的也是责任的集中。
彭德怀的做法，就是试图改变上层的一次拼争。假如为了他自己，他大可以等到灾难发生以后，再来上书，那时他的说服力，乃至于推翻上边的可能性更大些吧。
一个飞行员依靠娴熟的技术将客机安全迫降成功，我们说他挽救了飞机上人们的生命，大约没有人会指责这种说法。总不会说飞机上的人本来就没有受伤，根本没有挽救的必要，你要他们都摔伤了，再一一救护治好才算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吧。
既然如此，在五九年夏天彭德怀的上书难道不能称为为民请命，一定要等到遍地饿孚再上书才叫为民请命么？古来为逆君乱命而强项的为民请命者不计其数，难道一定要君之乱命把国家糟蹋了以后再请命不成？
至于三年困难时期是否真的那样灾难深重，回去问问那个时代的老人就可以知道。
作为小民，大约是灾难到来之前很难觉察的，至少是认为上面有办法的。流沙河回忆五九年秋天看到农民进城疯狂抢购糕点，还振奋的写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也来吃点心了。流沙河先生自嘲自己终究是一个书生，对于灾难的敏感，是不如最早发现饥饿的农民了。那时，距彭帅上书过了几天？
三年自然灾害到什么程度，那个时代的人的纪录太多了，我已不忍枚举，我想每家人都有自己记忆中的“三年自然灾害”。 这不是一部统计数字所能描述的，也无论那数字是多少，也掩盖不住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的祖父过世时，父亲曾经回忆，在三年困难时期，祖母不放心在西山农场劳动的祖父，让父亲带些食物去看他。父亲骑车直到西山，虽然是篮球队出身的身体，也全身虚汗，因为只吃一点增量法的主食，很快就饿了，但不可能有别的食物。祖父看到父亲到来，让他把吃的原封带回去，并打开一个饼干筒，里面拿出些点心给他吃。父亲看完放心就回家了。然而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时祖父已经断炊多日，浮肿，那几块饼干是他保留下来仅有的食物，他不要父亲带来的食物，是想把活下去的希望留给几个孩子。
祖父没有死，因为他们一起劳动的一个人藏有一袋黄豆，每天分给他十几粒来吃，就活了下来。白天还要劳动，那人的潜力真是让人想不到。
几十年后，父亲回想起来，还为自己当时根本没有领悟祖父无望的心情而伤心。
这样的历史，是不用参看表格中的数字了吧。
彭帅的七万言书，是一九六二年上的吧。
可能，还是不符合您为民请命的要求，那时候，恢复的希望已经出现了。要做到您要求的为民请命，可真不容易啊。
该文写得很专业,我没有细读,就其结论来看,非正常死亡上千万应该是有的,而且原因主要是人为的.
另外,我看彭上书(写信),就是他认为当时的政策在某些方面,(不是所有方面),将要或已经给国家的经济建设以及百姓的生活带来麻烦, 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而这些影响没有被中央的决策层充分认识.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把问题摆出来.他根据自己的调查和思考,认为有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不仅仅是粮食产量的问题,还有炼钢等.
他的这种想法,不仅体现在他的信中,也在他的笔记,上山之前的谈话,以及后来的八万言书中反映出来.
例如,他在上山之前的会议上的八条意见:
1.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就好了。
2.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
3.“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 13000 多个，现在怎么办？
4.每个协作区、省要搞个工业系统，这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能办到的事情。
5.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6.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 至11 月）发生的，而影响则不止3 个月。
7.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认识）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
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8.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
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他还在一次常委会上当面对毛郑重说：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东欧人民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得多，还出了匈牙利事件.
总之,他当时的心态我认为就是提出问题,希望引起重视.不知道这算不算"为民请命",这要看你究竟如何定义这个词.但他当时已经发现了实践中的不少问题,尽管有些还没有完全暴露,这是无庸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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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的行为并不是,也不需要是未卜先知,而是在调查的基础上有勇气说出他与毛不同的观点,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当时错误的政策带来的损失.
说句题外话,我认为过热的不是电力,而是电解铝等高耗能的工业,由此导致了煤电油运的紧张.
没算在全民大炼钢铁的情况下收了多少斤，问问家里的老人，让他们说一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低标准时代自己、亲人及大家的遭遇吧！！没有人为破坏，何来如此“天灾“？
农民出身的彭德怀能够站出来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是怀着什么样的私心？难道那些浮夸成性的、在庐山会议上拒不认错的、趋炎附势的、落井下石的才是大公无私？！
当然，中庸最好，可以明哲保身，可以闷声升官发大财，但我以为中庸误国深矣。
“信阳事件”中对死人负有责任的有关人员到了文革时，大部分都被打倒。到了文革时，河南掌权的是刘建勋。
刘建勋并不是文革坐火箭窜上去的造反派，是ＧＣＤ的功臣。但刘不幸站错了队，批邓时太积极。所以文革结束后，刘建勋被邓拿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刘被邓拿下，本来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过“拨乱反正”，拿下刘后，在河南重新启用的正是在“灾难的文革”中遭“迫害”下台的，在“大跃进”“信阳事件”中对饿死人负有责任的那批人。是耶？非耶？老萨能分得清吗？
再来看彭，彭为民请命是不假，问题是他的做法是否可取？有一个大前提，毛作为一代核心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就如邓作为二代核心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一样。要想解决问题，就必需在核心能够容忍的范围内想办法。
在“庐山会议”老毛愿意承认有错的情况下，彭一定要将事情推到老毛不能容忍的程度，使“庐山会议”转了方向继续反右。彭的作法与历史上那些与国事无补的清流有什么分别？
可拿彭与周作对比。周的作法与彭相反，委曲求全，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在毛能够容忍的范围内尽力补救。彭与周的做法，必然有一个是不对头的，是谁呢？
这个model里面去，不同的model， 出来的数据也会有高低， 所以才有不同的说法， 有说死3000万的， 也有说死5000万的。
蒋公蒋公,
您是人类的救星,
反攻必胜......
这个问题深究不得。下面蓝营的弟兄开始混水摸鱼了。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能把毛完全否了。苏联否了斯大林还有列宁。毛既是中国的斯大林，也是中国的列宁。否了毛，就把ＧＣＤ的根刨了。
前一个朝代的历史是由后来或再后来的政权来撰写的
彭德怀与周恩来，一个慷慨赴义身背十字架走向深渊，一个忍辱负重一片赤诚可对天。
或者指责彭德怀不识时务，或者指责周恩来不够锋锐，事后诸葛亮总是好当些。
怎么说两个一定有一个不对，莫非世界上只有一条路正确，不走这一条就肯定是错误？
幸好世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吧。
谈到信阳事件，首先说我对这个事件并不很了解，您提出这个话题来，或许因为您熟悉，而我对此不熟悉，所以我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和您讨论，就像如果我举一个例子和您谈，您也未必能够反驳我，因为您也许也不熟悉我所说的事件吧。
至于您所说的干部问题，我想这是可能发生的，而且也有我自己的理解。吴化文还可以是打进南京总统府的英雄，这是一解，马可将军被俘逃回后奥地利帝国下一次还是让他做指挥官和拿破仑交战，结果再次被俘，难道奥地利帝国的上层都是傻子？这又是一解。
然而，这都不是我心中的答案，我的答案并不适宜在这里讨论，这也是我比较反对讨论现代话题的地方，这个话题还好，如果谈论八九年的风波，双方都可以轻易的找出点儿什么来给对方将军，而且一下“将死”，不再给对方讨论的余地，很多现代话题也是如此吧。老萨还没热情到拿回答一个问题给自己找麻烦的地步。
我管这种讨论叫做“上纲上线”，不谈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