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也聊林彪(1) -- 老拙

老蒋兵是多，但要占的地方大，一摊下去就没多少机动兵力了。

而且从四平撤出的时候很混乱，大批的逃亡和叛变。这个对军队伤害比四平战役中的伤害还要大。

　　外面调去的损失不是很大。

看高岗叛党后面的毛泽东 2006-08-27 09:05:39

透过解密的苏共档案有关点滴

看高岗叛党后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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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是毛泽东政权下的扫帚星: 来得快，陨落的也快。但他的短促一现却将中国老百姓引进了灾难。高岗在受政治审查中自杀，按中共党内的规矩，这是以死抗拒党的审察，罪属叛党。可毛泽东得到他自杀消息时不是咒诅他‘自绝于党’，而是惋惜情深的对亲随说：可惜他的性情太刚烈, 我本来还想让他做些工作。这真叫人意外。其实高岗追随毛泽东的时间并不长，在毛泽东渡过草地带投奔陕北以后。当时高岗只是陕甘边区排为第五，一个军的政委。可是到1945年毛泽东整风左斗王明，右批周恩来的时候，他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班子里已经十分看好，越过了所有他原来的边区领导，紧列于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真之后。林彪进军东北时, 他经毛泽东指定为序列第五的政委。等到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大区,原来率兵进东北的头头都已先后调走，于是他就又顺理成章的成了这个大区的第一任书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位既少军功，更无政绩和理论的新星却突出于五大区书记之上受命为国家副主席。当时被描绘为‘五马进军，一马当先’。可见其众人瞩目。升得快，陨落得也快。当他自以为日将中天之际。紧跟斯大林的暴死，他就以违纪活动被陈云、邓小平出面告发，将他和饶漱石捆绑在一起揪了出来。审查中他坚持要毛泽东在场才交代全部实情。但是遭毛泽东拒绝。结果凶死狱中，公报说是经两次自杀身亡的。公布的罪名是两人伙同阴谋取代刘少奇。近年俄罗斯解密的档案和期间知情人的回忆却说明，高岗的反党活动远不止此，比这严重得多。1949年7月高岗遵毛泽东之命随刘少奇出使苏共。在一次苏共政治局的会议上，他竟公然企图以个人身份带了整个东北大区投靠斯大林。作为团长的刘少奇当时无疑为这位团员的当面叛卖祖国陷于绝境。奇怪的是结果却是两人都安然归来，而且东北未见易帜。高岗反而更得中共中央拔擢。到年底毛泽东去莫斯科向斯大林祝寿时，斯大林又当面将高岗向苏共的密报中共内部情况的材料亲自交给了毛泽东。在场的苏共中央头面人物都以为高岗这下完了。不想毛泽东接到高岗出卖党的罪证后却对他更加倚重；而且从此和他联手压制原来自己的左右手刘少奇。从高岗专案定论后直到今天，中国老百姓，也包括绝大多数中共党员，对他的卖国罪行仍一无所知，始终被瞒在桶里。而且这事至少毛泽东、刘少奇也可能还有周恩来都参与了担当是的处理。然而这样重大的罪行，对全党全国隐瞒的滴水不漏。令人不禁要问：这是为什麽。将现在读到的材料串起来，我对事情的认识是这样的：我先读到的是国内有多种摘译的苏联历史学家冈察洛夫访问科瓦廖夫的谈话纪要（原文刊载于俄罗斯(英文版)杂志‘远东问题’的1991年11、12月合刊号）。科瓦廖夫是苏联在日本战败后派驻我国东北，从日军手里接管东北铁路系统的总代表。他很早就与时任东北大区书记的高岗成了密友，不久又被斯大林指派为与毛泽东联系的线人。后来又成了苏联派到中国的高级经济顾问，协助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高岗工作，控制中国的长远规划。冈察洛夫的这次访问，就是请科瓦廖夫介绍他在中国任职时与高岗其人的活动情况。谋求尽量补充因斯大林的猝死而迷失的史料。后来我又从作家文摘509期读到温格罗夫文章的译文（刊在作家文摘509期上，标题是‘毛泽东谈高岗事件’，原译载‘百年潮’2001年12期）。温格罗夫从苏联外交部档案中读到赫鲁晓夫打听高岗在苏共、中共间活动内情的经过。他的结论是中国没有如实全面记述高岗活动。文中复述了赫鲁晓夫派尤金来向毛泽东摸高岗事件内幕的遭遇。赫鲁晓夫的目的当然是想继承斯大林在这事件里利用政治阴谋诡计窃得的政治权益。高岗无疑是里通外国的。中共在公开的高岗罪行结论里回避这个主要罪行的核心原因不是为高岗，而是因为深层内容涉及中共的毛、刘、周三巨头，尤其被中共奉若神明毛泽东。下面我想分成下面三个小节来说说出自己在细读它们后的体会： 1．高岗随同刘少奇訪苏时为何在会场上公然叛国 2。斯大林亲自向毛泽东回荐高岗 3。斯大林突然死了，贝利亚突然死了，于是轮到了高岗灭亡。1. 高岗随同刘少奇訪苏时为何在会场上公然叛国。科瓦廖夫说，1949年4月毛泽东向他表示希望亲访斯大林。于是他即时向斯大林汇报了毛泽东的愿望。但他同时感到毛泽东在企盼会晤的同时心中忐忑。幸好斯大林回复认为中国南方战局正紧，新政府尚未成立，毛泽东不宜赴苏。于是改由刘少奇为首还有王稼祥、高岗的代表团，以受毛泽东委托的名义赴苏商讨建国大计，并请苏共支持中共进兵台湾。团内还有工作人员邓立群、师哲等。刘少奇一行于7月2日成行。行前毛泽东专门召开会议正式交代此行任务。7月7日这个代表团到达了莫斯科。10日，斯大林以接待兄弟党领袖的热情接待了刘少奇。对中共的胜利和未来说了许多恭维话。但是在科瓦廖夫自称逐字记录的斯大林谈话里，没有见他提到过毛泽东的名字，他对中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赞誉里是用的 ‘中国马克斯主义者的胜利’而不说是中共党的胜利。还十分傲慢地说‘我们苏联人民可能在马克思主义方面比较精通，但你们在实用方面获得了很多经验，我们必须向你们学习其中一、二 ’。接着他又对刘少奇送去的中共中央的报告批评说，文里的‘中共将服从苏共的决定’为‘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奇怪的说法’。最后他又建议中共中央早日建国，以免国际夜长梦多。画龙点睛的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共加入情报局。理由是虽然和东欧国家一样可定名为新民主主义国家，但因为中国属于工农民主专政与东欧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质完全不同。

斯大林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深感是一块烫手大山芋。因此一再以军事紧张状态之际主帅不宜远离，婉拒他亲自以党魁名义过访，只派人来听取汇报。对此毛泽东心中有数,斯大林死后，他告诉斯诺说,斯大林在关键时刻曾试图阻止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但这时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的形势逼人。毛泽东耐住脾气，尽力通过米高扬的来访进行工作，研究会晤的种种方案以求为自己打开局面。甚至衡量到最不利情况的对策：问自己的亲随叶子龙,如果到俄罗斯海滩上去过几个月的晒太阳悠闲日子又将如何。但斯大林始终无意接待这位他视为异数的党魁。亲疏之分如此分明，现摆着铁托的例子,怎不叫毛泽东为立国后自己的处境心寒。直到最后为商量建国大计和解放台湾必须中共首脑去商谈时，斯大林也还是建议由刘少奇代毛泽东去。回头一算：斯大林唆使中共进军东北是趁毛泽东自己不在时派人到延安找的刘少奇，全盘破坏了毛的和谈部署；自己从此苦心孤诣努力争取改善关系，可是到今天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在望，斯大林仍只认定刘少奇而不和自己见面。亲疏如此分明，怎能不叫毛泽东猜疑。决定刘少奇这次出使是应斯大林的建议，但不料高岗却会在这样场所公然发难，一下子就将刘少奇卡得进退维谷。老于国际阴谋的斯大林真有高招，暂将高刘两位全收，又心照不宣的让他们先后归来，而且仍旧高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位置。按科瓦廖夫的说法，以后毛泽东还经常向他介绍自己对高岗的信任和恩情。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首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理所当然的成为第一任国家主席。时机成熟，于是决心年底去苏联向斯大林祝寿，但只以中国共产党党魁的姿态出席，以昭示世界自己的意识形态。2。斯大林亲自向毛泽东回荐高岗科瓦廖夫说：1949年1月以后，他住到了香山脚下毛泽东给他准备的房子里，距毛泽东的住处只800公尺。从此常有机会见面。毛泽东经常向他介绍过去中共内部斗争的严酷情况，并说党内这种做法违反了他自己的意志，高岗就是他从博古刀下救出来的。毛还对他说，中共领导层里自己是唯一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见过斯大林的人。还说莫斯科似乎把他看成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中共内部‘莫斯科派’的对立面。毛泽东以一党之魁去向一个友党中层干部恳诉苦情，使科瓦廖夫感到毛泽东的目的是想淡化王明之流的怨言在苏共中央造成的影响。实际毛泽东所想淡化的不止于王明影响，应当包括所有他说的‘莫斯科派’在内。科瓦廖夫虽在接谈中自称是斯大林派来的。但他的级别无缘直接进言斯大林，只能劝毛泽东设法和斯大林建立个人联系。毛泽东深感自己和斯大林之间明显存在信任危机。不但因为自己是唯一没有出过国的中共领导人，而且因为自己认为中国革命本质是农民革命。经典的马克思理论不承认落后农业国的农民能完成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必需在外国工工人革命家协助领导下，经过与革命资产阶级合作阶段才能完成。恩格斯就说过参与革命夺得权力以后的农民为保持稳定经济地位，甚至可能成为反动的。但坚持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的毛泽东，经过长征证明中国农民的坚定性以后，他就打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塞维克’忠于谁始终半信半疑。历史是，从毛泽东在1927年发表农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布哈林就批评他的这分报告过分强调农民的革命作用，不符合正宗马克斯主义。同年4月率领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华的M.N.罗易甚至说毛泽东对共产党领导权的观点代表了‘极右观点’。1929年因为布哈宁对中国革命战略干与，毛泽东受到当时中共中央的排斥。后来斯大林当权。如众所周知，他也一样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太幼稚，无能领导革命，应当暂先参与国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但是不顾中国国情，在军事上教条遥控，终于使中共遭受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败绩。于是打从中共中央遵义会议开始，其中经过长征，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共鬆绑和张国涛被迫将自立的中央改为西南局，到1937年斯大林被迫指示王明让权、尤其中共樹起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大旗，毛泽东终于逐步占领了中共的领导舞台。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王明路线,实质是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观点系统的批判成了假马克思主义。连支持他赢得从新出山的周恩来，也因为一度曾随同王明在武汉与国民党联系，而在延安整风时被作为受蒙蔽的经验主义代表人物，身受五天的大会批判和痛心疾首的检讨，才重收归旗下。1943年１２月２２日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给毛发电报，劝他停止批斗周恩来和王明；并劝不宜重用康生。毛于１９４４年１月２日回电表态：拥护和推行联蒋抗日的方针，拥护斯大林和苏联，努力团结周恩来；但继续批判王明并为康生辩护；请苏共确认毛的地位。傲慢专权的斯大林对这种‘交换’当然有看法，而且牢牢记住。因此自从刘少奇决定进军东北后，毛泽东看到今后必须背倚苏共。就积极为淡化前嫌，打开友好门径努力铺垫。高岗的告密无疑为他在斯、刘间打下了离间的楔子。但是到毛泽东亲自访苏时，斯大林显然并没有改变观点，因此仍在背后向亲信讥嘲地问道‘他（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是那里来的？’莫洛托夫于是也来问毛泽东读过资本论没有。后来莫洛托夫在回忆录里说：当自己听到毛泽东说没有时，惊呆了。毛泽东并不在乎此，他反对本本主义，反对言必称希腊，中国人的共产主义自然可以也应从中国人的智慧产生。他的来访就是要阐明这个基本点。毛泽东知道斯大林对他的看法。他不仅告诉过斯诺自己曾遭到第三国际的反对和不信任。他也曾对汪东兴说，斯大林过去让他当苏维埃主席是‘不让他在军队工作，让他去做群众工作’。毛泽东不仅在中国革命策略上与斯大林有原则分歧。斯大林在国际问题上的言而无信他自然也看得分明：二战前期苏联一直和德日侵略者公开勾勾搭搭。抗战期间斯大林不但对八路军不理不睬，连与苏军相邻的东北抗联弹尽粮绝时，他也见死不救。所有这些，都使毛泽东宁可寄希望于美国不信苏联。尤其这次正当他不在延安之际，苏联突然刻不容缓的促中共进兵东北协同受降。更叫他疑惑斯大林的动机是一箭双雕：既破坏美国在拉拢的国共两党谈判，又能挑起中共内部分歧。毛泽东更熟谙中国帝王史的谋略，那能不怀疑与苏共有历史因缘的刘少奇：怀疑他的忽然一改往日谨慎，独断出兵其中有无猫腻。正是因此他签完双十协议就匆匆离渝返陕。毛泽东一回延安立刻双管齐下。一方面统一内部思想；另方面急谋弄清斯大林突然变卦的真实意图，并为未雨绸缪也着手笔调整自己与斯大林的关系。为了后者，他避开了疑忌对象，只与任弼时和师哲两人商量。于是以为自己治病请斯大林派医生来延安为契机，暂先探路。斯大林很快就派来了两位医生，还让毛泽东的儿子毛远新陪同回来。毛泽东并无大病，很快就好了。但他留下他们，并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事迹，解释‘毛泽东思想’为何是马恩列斯主义结合中国实情的发展，为今后向真正高层深入介绍的铺垫。并从此开始他就决意要亲晤斯大林，调整关系。为统一党内认识，与苏共中央联系医生的同时，他就在延安的高层组织内部讨论出兵决策的内因。经长时间争辩，他终于在1月26日发出了‘、、、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的中共中央文件。这样既支持了继续在重庆和谈的周恩来，也不指名的批评了刘少奇的决然出兵东北。有意思的是前此毛泽东外出时都是众无异议地由刘少奇代行。但从此以后，虽然毛泽东外出时仍如此安排，而在他行后高岗就跃跃欲试的建议由政治局委员轮流代行，然而高岗的建议从来未得通过。这说明除开高岗以外，刘少奇在政治局中的威信并没有受这次争论的影响。其实一待毛泽东离开重庆，蒋介石就秘密向他的部队下发了剿匪手册，暴露了他的签订协议是假。周恩来在重庆坚持的和谈也只见挫折不断。反倒是进军东北真打开了局面。实践证明进军东北的决定是对的。后来刘少奇不无所指的自我总结说：‘、、、在1，2月份是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的了、、、’ 中共部队在东北形势越发展，毛泽东越感到亲访斯大林，调整自己和苏共关系已不容再缓，一再向苏共提出自己的希望。但斯大林总是推托，只是派人来听取汇报。

太长了。不贴了。有兴趣的大家自己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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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等从四平和长春的撤退都是先斩后奏的。当时东北的一把手是彭真这些不懂军事的领导，只会按照中央命令办，难怪林彪很窝火。

兄弟瞎聊，错误颇多，承蒙河里高手指出，不胜惭愧也。

不过有的看法，兄弟不敢苟同，尤其是四平之战。

46年春，林彪放弃山海关、放弃锦州、放弃沈阳，一路退到四平。上到中央、东北局，下到部队，都对他的避战后退极为不满了。依着林彪，他还要再退，一路退到松花江以北，把主力部队都用于开辟根据地去。“请主席头脑冷静考虑之”。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可见林彪内心的焦急了。

可是，当时在东北，林彪说了不算，绝大多数人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要“独霸东北”。毛泽东一封接一封的电报，东北局也是一封接一封的电报。林彪“孤掌难鸣”。山海关林彪顶住了，锦州林彪顶住了，沈阳林彪也顶住了，到了四平，林彪顶不住了。当时的林彪，除了满脑子如何对付杜律明之外，肯定还得考虑如何对付中央、如何对付东北局。“一切行动听指挥”，“党指挥枪”，“下级服从上级”，这些林彪都是知道的。怎么办？

兄弟是瞎聊啊。林彪知道，这么个阵地战的打法肯定不成，但不打一仗更不成。倒不是要档一下杜律明，而是要打一下给上面看。林彪明白，党内很多事，必须用事实来说话。他要做到的是，即用事实说了话，又不伤筋骨，同时又把下一步棋摆好了位置。

于是林彪在四平摆开了阵势。他的目的达到了吗？达到了。

3月23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和林彪：立即动员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部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3月26日，东北局按中央指示电告各部队：此次作战(指保卫四平)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

４月１１日深夜，林彪在给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中，在叙述了阻击新１军新３８师和７１军两个师的推进情况后，说：在此种情况下，及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和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行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缚军队行动。

林彪不想打。可是毛泽东要他打。

４月２７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林彪同志：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为马德里。

林彪不得不打。林彪调集十四个师（旅），以四平市区为中心，构成一条东西蜿蜓百余里的防线，先后击退敌人正面进攻和迂回，打成对峙。

但是，林彪还是留了一手，４月２９日林彪致电中央东北局：近十日内恰值夜间无月

亮不便我大军的夜间作战，又因地形平坦及新一军已构筑阵地，且七十一军及五十二军六十军各一个师已与该军靠拢，故在十日内歼灭或击溃该军可能性不大。进入东北之敌，为国民党最精锐的，新一军又为其最强者，故我军虽奋勇作战，伤亡重大，弹药消耗甚多，但只能作部分的消灭与击溃敌人，而难于全部击溃与消灭。四平仍在我手，敌攻势受挫，但正在调防，准备向我作新的进攻。以上情况供你们研究参考。

不讲守得住，也不讲守不住，只强调困难，明确说明１０天之内不会出现奇迹。而且，“最精锐”的敌人正“准备向我作新的进攻”，为后文打下伏笔。

５月１５日，杜聿明调集十个师，分三路突击四平。以新１军担任正面攻击；７１军两个师向四平以西攻击，威胁侧翼；以新６军等五个师向四平以东迂回，企图截断民主联军退路。

５月１７日林彪致电中央东北局：四平今日敌北面与西面的攻势被我压倒，我获枪百余支，东南阵地则被敌攻占，现东南形势危急，刻敌我正猛烈争夺中，已令各部拼死奋战，求得压敌之新攻势。

５月１８日致电中央东北局：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

5月19日致电中央东北局：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终于到了那一刻，林彪就坚决、果断、毫不犹豫地说出去，做出来。

部队撤出四平。看上去四平是打败了，其实一切都在林彪的掌控之中。四平撤退之后，部队损失很大，情绪低落，林彪就经常大讲特讲莫斯科大撤退。确实，四平撤退之后，共军在东北走上了正道。

首先，指挥权开始交给林彪。５月１９日，毛泽东在给“林并告彭”的电报中，在同意林彪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后，又说∶究竟采取何种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

终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了，终于，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了。

1946年６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

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林彪，成了有M个政治局委员、N个中央委员的东北局的一把手。据说，林彪看完电报，沉思一下，就继续踱步。那步履和神态，与过去一般无二。这个结果，应该说林彪早就料到了。

其次，与其说四平之战把东北共军分割成了南满、北满两块，还不如说那就是林彪在四平之战前的刻意部署。四平撤退，三纵、四纵直接去了南满；其他部队撤过松花江。正如陈云后来所说：闯进东北的国军像头牛，牛头对着北满、牛屁股坐在南满。我们呢，北满部队牵牛鼻子，南满部队打牛屁股，叫他俩头挨打。所以，南满必须坚持。如果南满不坚持，只头牛就会一头冲过松花江去，我们在东北就没有立足之地！

果不其然，杜律明主力攻到了松花江边，屁股后头南满却被扎了一刀。南满共军进攻营口，６０军１８４师在火线上倒戈了。老蒋不得不停战15天。东北共军赢得了在松花江以北建立根据地的时间。

应该说，不是东北国军兵力不足的问题，而是林彪使其兵力不足的。

从“独霸东北”到“最后一战”，到未了，一切都是按照“孤掌难鸣”的林彪的路数“鸣”的。

没完，害怕过了5000字，先说到这儿。

接着说。

出关初期，林彪“孤掌难鸣”，理解和支持他的，是黄克诚。

黄克诚高度近视，人称“黄瞎子”，可看问题却极其准确。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三日，身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的黄克诚，看到曾克林给中央的电报后，针对当时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大胆的以个人名义给中央了一封电报：1.蒋介石对和谈毫无诚意，我们不能对和谈抱有幻想，应当立足于打，在与蒋谈判的同时，应集中主力准备决战。2.我们根据地虽然多，但是没有联系成一片的，分散。取得联成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于进行长期斗争。为此在军事部署上建议应尽量多派部队去东北，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建东北总根据地，支援关内作战。3.关内以晋、绥、察三地区为第一线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地区为第二战略根据地，集中主力，消灭敌人。4.为执行上述方针，建议从山东调3至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至6万人去东北，只留下一个师在江南活动。河南与华北的部队应调到山西策应。5.不能寄希望于国际干预，集中兵力搞决战。

看了黄克诚的电报，毛泽东问左右，这个黄克诚就是黄老吧？有人说：对，他就是黄老。毛泽东说，他多大年纪？回答道：四十三岁了。

毛泽东问：43岁为什么叫黄老？回答说，他老提意见，老唱反调，所以，就叫他黄老。毛泽东乐了：老唱反调我看很好，黄老，我看是老谋深算。

9月19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起草了《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大规模组织向东北派遣部队和干部。

12月，黄克诚率3师3万8千余人到达东北。他说：只要林彪在东北，东北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他将3师交给林彪，自己担任西满军区司令员。在西满，黄克诚看到林彪以主力在四平与国民党硬抗，4月12日给林彪发电，表示不同意在四平以主力与敌打阵地战。林彪没有回电。“黄老”一个电报发给主席：

（一）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多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削弱。

　　（二）顽93军到达，如搬上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三）如停战短期内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并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可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求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

　　（四）东北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逐步消灭国民党兵力，来达到控制全东北的目的。

　　（五）我对整个情况不了解。但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对不利，故提上述意见，请考虑。

毛泽东看了，只说了一句：这个“黄老”。

“黄老”看不到回电，5月14日又心急火燎地发电给林彪：“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

毛泽东不给黄克诚回电，是因为毛泽东不同意黄克诚的意见。

　　林彪不给黄克诚回电，是有难言之隐：他同意黄克诚的意见，却不能不执行毛泽东的决定。

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黄克诚再度谈及四平的战事，毛泽东说：“四平难道打错了？”黄克诚说：“敌人集中大兵力寻求主力决战我们再坚守就是错误的。”毛泽东说：“打四平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这才明白林彪何以不给他回电，其他同志何以劝他不要管闲事的真实情况了，可是，“黄老”的脾气又来了，他对毛泽东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

这好像是来自于黄克诚回忆录里的内容呢。继续献花。

才一个3万多人的师长啊！！！

日本当时如果出了这样的人才，这个“抗战”可就真不好说了！！

本想自己写点东西，但一来没时间，二来找到当年一网友的文章（写得不错），就借花献佛了。（我自己顺便在其中多加几句，用红色标记）

回hub兄：关于《血红雪白》

作者： spk(沈.郡.百.叶) [919:3962], 06:51:55 7/08/99:

很抱歉，今天才看见你的回贴，回答晚了，请原谅。我的帖如今肯定是找不到了。当时我是查了《血红雪白》以及有关的一些电报的，现在只能简单地凭记忆谈几点，所引述的只是大意，请原谅。好在《血红雪白》一书和我所引的电文都可以查得到（可见《毛泽东军事文选》），有兴趣的话，不难找到。

对《血红雪白》的批评，很多是停留在所谓“观点不正确”上，如模糊了战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等等。我觉得此书观点的正确与否倒是次要的，谁敢说自己的书或文章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无非是批评和反批评就是了。但如果是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而有意隐瞒或篡改历史，那才是不可以原谅的错误。试举几个例子：

一、《血红雪白》中将坚守山海关，“御敌于国门之外”，归咎于毛泽东指挥失当，而林彪则因初战失利后果断撤退，成为与毛相对立的正确的一方。假如我们考察当时的事实，不难了解，45年底到达山海关一线的蒋军只有十三军、五十二军（也许还有一个军，忘了番号了，总之不超过三个军），（我在此处多说几句：当时山海关一线蒋军确实只有第13军、52军，而且其中52军战斗力尚可，13军嘛，欺负老百姓还行，打仗实在不敢恭维，比起后来进入东北的新1军、新6军差远了）而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因抢先入关，在人数上有很大的发展，武器装备上也有改进。在当时情况下，尤其是从敌我的实力对比的情况下，试图以运动战求得歼敌一部，以制止蒋军进入东北，或至少求得打开战局，并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事，这和46年春天以后新一、新六军等相继入关从而在实力上占据优势时的情况完全不同。而查《血红雪白》中所引述的毛泽东的电报全文，很清楚毛的意图是在锦西一带集中优势兵力，求歼蒋军1至2个师，而毛的电文中要求坚守山海关完全是为了掩护黄（克诚）、李（运昌）、杨（国夫）部的集结，根本就没有任何“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意思！《血红雪白》中断章取义地引用毛的电文，加上“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帽子，是很不严肃的。而事实上，林彪也未就这一电文发表过任何不同意见（林的回电是“同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林在初战失利后果断撤退，是战区指挥员职责范围内的事，也是毛同意的，哪里有什么一方正确一方错误可言呢？

二、守四平。坚守四平的决定是毛泽东做的，是否正确，现在也还有争论。从事后来看，也许应该在坚守一段时间，予敌消耗后适时撤退比较好（可见《黄克诚回忆录》及韩先楚就此问题写的文章）。（注意此处，就是黄克诚也不是认为不应该守四平，黄克诚的观点是开始在四平顶一下，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撤退。也就是说黄克诚的观点其实是认为撤退的时机没把握好）但诚如朱可夫元帅所说的：后人可以做这样那样的评论，但历史的那一瞬间是复杂的，要从当时的纷繁错杂的事实中找到完全正确的做法，并不是那么容易。当时获知马歇尔来华，国共停战协议有可能达成，为争取谈判时的有利地位以及停战后的较有利态势（四平、本溪、长春是东北民主联军所占领的为数不多的工业城市，且四平、本溪如不守，长春势必放弃，则松花江以南具有战略意义的要点全为蒋军独占），从军事服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作一个时期我军并不擅长的防御战，也不是不可以的。再说，守四平的决定，林彪没有公开反对过（所以《血红雪白》里就写林彪的所谓“阳奉阴违”），“把四平变成马德里”的口号是谁提出的呢？林彪。公开发电提出质疑的只有黄克诚。黄不但发电给中央，还找过林彪，林彪的态度是“即不说赞成，也不说反对”。从以上事实，能不能得出林彪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结论呢？显然不能。

三、《血红雪白》一书为写林彪的正确以及敢于“犯上”，引述作者采访当过林彪秘书的季中权的回忆，说林彪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曾有“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的话。作者自承查过所能查到的当时的往来电文，并没有找到有这一尖锐词句的电文。但作者又说根据林彪的性格，完全有可能写这样的电文。作这样的推测之词倒也罢了，有趣的是，接下来作者就根据这段推测之词大发议论，仿佛已经“铁案如山”了。这真是让人看不懂了！林彪在战争年代爱提意见、敢提意见，这是事实，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何必找这么一个臆想的证据呢？

四、打锦州，林彪和毛泽东曾有分歧，尤其是林彪南下后又建议打长春，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奇怪的是，《血红雪白》中曾反复地津津乐道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和分歧，甚至将一些根本不算是分歧的东西或臆想的东西也作为毛林的分歧来大肆渲染，可居然就没有毛泽东严厉批评林彪改打长春的内容，也不再引用毛泽东批评林彪的电文（看过《血红雪白》的朋友知道，作者是很热衷于引用电文的），仿佛什么争执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为什么呢？大概是怕损害“林总”一贯正确的形象吧。

就举这些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看一遍《血红雪白》，但请您能再耐心地查一下我所列的证据（如《毛泽东军事文选》），看看我说的问题是不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