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也聊林彪(1) -- 老拙
其实,从井冈山一直到辽沈战役,不,到抗美援朝,林彪与毛泽东之间一直有争论,而且还都是对重大军事战略和行动的大争论。可以这么说,在大的军事问题上,林彪从来没有一上来就听毛的。这在共党共军的历史上是几乎是绝无仅有。
有人说,那时候的林彪对毛泽东是:背后喊万岁,当面就争论。
可是,他们二人之间的争论,还就从来没有影响过林彪的越来越被重用。这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兄弟也说不很好,请河友们分析一二。
但是,从抗战初期的这次争论,我们似乎还是可以看出,共军之所以最终战胜了强大的对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共党、共军对于这些肯定会发生,也确实每天在发生的内部争论,错了的一方敢于立即承认,并且大家诚心地按被事实证明正确的一方的办法去做。
抗战初期,毛林的争论,是关于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方针问题。
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方针,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方针,包括林彪、彭德怀等八路军高级将领都不同意。特别是林彪,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
会上说说还不算,带着部队上了前线,还真要组织115师在平型关打就运动战。9月14日,已率部到达山西平型关前线的林彪,电告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提出以一个多旅之兵力在平型关伏击运动中之日军。朱彭不敢做主,将此电转报了毛泽东。毛于16日直接致电林彪:“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基本不应动此方针。”17日,毛泽东再电嘱彭、任、林、聂等人,指示:“八路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果部署得当,能在华北地区,主要是在陕西,起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18日,林彪接着与毛争论:“在敌目前进攻的情况下,我先头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随后又致电毛泽东,主张以一一五师两个多旅的兵力在现地协同友军作战,“暂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他强调:“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众望。”“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
显然,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有分歧:林彪是从一一五师所处的前方实际出发,时间、地点均对我有利,且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力主在平型关打一仗;毛泽东则是从八路军本身实际情况和战略全局出发,主张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建敌后根据地上,尽量避免以主力和日军正面作战,因为那样既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日军进攻,也不利八路军的发展和壮大。
9月21日,在林彪等前线将领的一再坚持下,毛作了让步,致电彭德怀,表示可同意林彪将一个旅(不是整个一一五师)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寻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但他还是担心林彪没有放弃坚持运动战的观点,嘱咐彭德怀要做好林彪等人的工作。在上述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毛以很大篇幅再次分析了敌、友、我三方的形势,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完全同意你18日电中使敌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之后,八路军总部于9月23日向林彪下达了侧击平型关之敌的作战命令。24日,林彪、聂荣臻调兵遣将,做好了战斗部署。25日上午,平型关战斗打响,一举歼敌1000余人,毁敌汽车百余辆、大车200余辆。
战后,林彪对平型关之战写了一个总结,如下:
平型关战斗经验------- 林彪 1937年10月17日
第八路军终于在9月中旬开到了晋北的前线,它开始执行它在抗日战争中的神圣任务了。在全国同胞热烈的期许下,我们于9月25日在平型关与日军接触了。不负全国民众与友军的期望,不负的八路军10年来的荣誉,我们的这次第一次接战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仗的确给了日寇以重创,提高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的信心,特别是更加提高了第八路军的威信。在这次初步与日寇交锋的战斗中,我们更获得了不少抗战的经验,这不但值得的八路军全体指挥员与战斗员学习,我们也愿意把它贡献与全国的抗战的友军与一切抗日民众,作为今后抗战的认识。据我个人在这次战斗中所感觉到的是:
1、 一到山地,敌人的战斗力与特长均要大大降低,甚至于没有。步兵穿着皮鞋爬山简直不行。虽然他们已爬到半山,我们还在山脚,但结果我们还是要先抢上去,给他们一顿猛烈的手榴弹。他们只好像滚萝卜一样滚下去了。至于炮兵则难于运动与找阵地。坦克呢?有些地方真使它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飞机的作用也不大。
2.敌人轻视中国军队,成了习惯,便由骄矜而疏忽,不注意侦察警戒,不爱做工事。打起仗来,先让飞机和大炮显神通。来到猛攻时,他们步兵连阵地也不爱占领,只隐蔽在沟里休息。这样的敌人,当然便利我们袭击。所以我们这次,一切都布置得妥妥当当了,向他们开枪了,冲锋了。他们才知道。
3.敌人不仅是弹药要靠后方输送,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他们的后方线已扯长有几千里。在这样情形下,把他们后方线一切断,他们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可以弄得他们进退维谷。所以发展游击战在敌后方线上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此次平型关战斗,我们正是派了一部分人在敌后路上阻滞其增援部队及粮食供给……
4、利用敌人攻击友军阵地时,袭击敌人侧后方,这是最好的战法,比其在行动中和刚到阵地而未站住脚时去袭击还要好些。这次就是利用敌以全副兵力注意对付友军时,突然在他们的后方大打起来。
5、 为了避免他们的炮兵和飞机,战斗开始后要迅速接近敌人,投入肉搏,连续冲锋,使敌人的炮不好放,要放就连他们自己的队伍也遭了殃。
6、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他们自订的出击计划,他们自己却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观。他们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或向敌人打,而又不坚决打。他们的部队本来既不充实,在一个出击中,却以区区的八个团兵力分成叁大路,还留了总预备队,而每路又相隔十多里或二十多里,这样不仅缺乏出击力,而且连我们打败了而退下的敌人,他们碰着了,竟不但不能消灭之,反而被这些突围的敌人冲坍了。他们的指挥真笨极了,特别不能真正了解与运用在战役上于决战的地点与时机集中绝对优于敌人的步兵、炮兵、飞机以猛攻敌人。
7、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作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之作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原件如此)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兵往往很多。在‘抗大’的军事教育中,特别要教育干部了解正规战斗中的战斗队形之运用。
8、日本兵之死不肯缴枪,一来因日本武士道的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治宣传与优待俘虏。
9. 夜袭是战胜日寇的重要作战手段,敌怕夜袭,他们的技术威力一到夜间竟至全无作用。我们要努力,非常努力地去学习夜战,以此为特长以战胜日寇。
10、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方击其后路为主。击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11、 中央军队如果还是守着挨打战术,便是糟糕透了。他们对主要点应坚持固守,而不应到处守,应行决战防御与运动战,应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大炮于决战点。至于他们军官的调动,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问题。
12、 我军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今后当努力此方教育。
经过这次战争,部队中的一般情情形活跃了,战斗的情绪及生活高涨到万分。战地群众对我与友军完全是两个态度,见友军就逃,见我军到了则又转回,八路军所到之处,受群众热烈的欢迎与夸扬,不是无因的。
这一切经验与教训多值得我们虚心地学习,运用在今后的抗战中,这些都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
请各位注意黑体字的第10条。
毛泽东也不含糊。9月29日,即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对八路军作战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战。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又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后来在《论持久战》中,他把八路军作战原则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1、华北野战军消灭的是国民革命军创建以来的第三军一万多人,可不是傅作义的暂三军?朱老总写诗祝贺,那是给他们打气的。此次清风店战役号称华北野战军的转折点,不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傅作义才开始入主华北剿总。
2、张宗逊是长征中间调入三军团,你也知道他打仗很水,不是老黄逼着他撤退,第四师过湘江的时候就完蛋了。
3、1946年1月,陈士榘就是新四军的参谋长,7月开始了淮南战役,9月开始的两淮战役,他和宋时轮在军调处不过给美军“作报告”,善后的是叶剑英。
4、关于参谋长的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5、林彪亲自指挥南满部队打得四保临江战役,与萧劲光、陈云有什么关系,何况三、四两个纵队司令程世千、胡奇才直接受命于林彪。就是现在,也是把陈云拿出来说事,什么时候提到萧劲光了。
6、五十二军刘玉章第二师从本溪打到安东,在南满大游行,南满部队却打不了他,还是胡奇才一步妙招,在新开岭设伏歼灭了突进的李正谊的25师。
7、抗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大陆地区(东北除外)兵力部署,华东地区一直是它重点之重点,兵力之多,超过华北,华中。
“但是组织路线有问题,过于信用听话的人”。
林彪、彭德怀、陈毅,哪个不是跟毛泽东唱过对台戏的?难道重用得还不够?毛泽东如果不会用人、任人唯亲的话,共产党如何得天下(当然也会有用人不当的时候,这里就总体而言)?
彭、林二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是当时全党公认的,彭、林二人成名都在上井冈山之前。陈毅在南昌起义之后,作为政治代表,稳定了军心,帮助朱德保住了1000多人的武装,对中国革命有着巨大的贡献。上述三人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他们的脱颖而出与毛的关系不大,或者在林彪的使用上,毛有些影响力,不过林本人的水平放在那里,上井冈山之前,耒阳一战,早就声名在外了。何况他的族兄张浩是当时的工人领袖,后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第一任129师政委。
从红军时期到延安整风,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党还是保持着集团领导制,毛没有很大的权威去左右高级干部的使用。但是在次一级别干部的用人方面,特别在红一军团内部,毛的权力就很大了。毛与江西地方干部关系很差,这是打“AB”团的直接原因。第一次打“AB”团,红一方面军给整掉了不少干部。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千百万先烈造就的;共产党的纲领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所在。这次革命运动从人文意义上来说,绝不等同于过去的农民起义。
我们不否定毛的贡献,但不要忘了毛在当时,还是集团领导中的一员,特别在建国前,毛在党内的权力还没有达到文革时期的影响力。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抗美援朝时期对他们的重用,毛泽东有没有决定的权力?如果说他们本人的能力如何如何强,那正好说明是任人唯能,是用对了,而不是“信用听话的人”啊!
至于“集团领导制”云云,难道您的意思是,但凡用对的,都是因为“集团领导制”;而用错的,则是毛泽东个人“信用听话的人”的原因?这未免太不公平了吧!如果要强调“是集团领导中的一员”,那无论对错,都要算在“集团领导制”上才比较合适啊。
1、当初你说二杨对傅作义如何,我就指出来,傅作义主军之后被二杨折腾得团团转,你可没有说出什么相反的意见来。你拿清风店出来能说明什么?能说明傅作义折腾得二杨团团转?
2、张宗逊打仗不行,虽然他曾经和你号称专门培养名将的黄克诚搭档,行的还是行,不行的还是不行,正说明了黄克诚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
3、两淮保卫战时陈士榘在什么地方,在网上找一把一把的。
5、谁指挥的四保临江,东总的《阵中日记》可不支持你的观点,南满指挥部和东总是截然分开的,你说林彪直接指挥,有什么证据?
6、新开岭战役是什么时候,四保临江是什么时候,居然连这也能搞错。
7、华东日军兵力之多居然超过华中和华北,只有4个师团另3个旅团的13军居然比八个师团另三个旅团的11军兵多,比9个师团另12个旅团的华北方面军兵多,笑话。
1、注意:我没有说黄是神仙。
2、傅作义部在华北的战力,不说其他,其奇袭战没让关内外的解放军少受罪。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奇袭石家庄。若不是机密泄漏,老毛通过新华社唱了一出空城计,不然后果很难说。华北野战军对傅部恨之入骨,直到东野的黄志勇、程子华兵团入关后,才开始对傅作义部进行战略攻击。老傅听说“戴狗皮帽子”的部队出现了,真正才慌了。在这之后,傅作义起义部队的几个高级将领被处决,也不是偶然的,关键在于华北野战军吃够了傅部的苦头。
3、张宗逊此人在一军团磨砺那么多年,与黄克诚相处不到一年的光景。湘江边,黄一声令下,保住了第四师。这个第四师是三军团唯一的种子,也是后来八路军山东部队的支柱686团。
4、罗荣桓的警卫员王XX叛变投靠日军,罗亲自向黄部请求支持,调部队打击王的伪军别动队。
5、我没说新开岭战役属于四保临江战役,新开岭战役让整个南满部队有了坚守的信心,此役乃是纵队司令本事大。我要说明的是,南满两个纵队司令水平比较高,陈云、肖华好多大将都在南满坐镇,老萧再和以前一样给52军的刘玉章赶出安东,那也太不光彩了。
6、至于华东日军的编制,请注意参考日军在大陆驻军八年的资料,包括前期、中期、后期的驻军数目。我要是把前期、后期华东日军的人数拿来和你较劲,还有意思吗?
我用了“难道”这个词,是反问,并不是确指哦。那么您在这里提到“集团领导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否如果做对了的用人决策该由集体领导负责的话,那么做错了的用人决策也应该由集体领导负责呢?
好像用得不好
包子似乎应该是咬开了才看见馅的
干吗那么斯文“打开”啊
辽沈战役,毛泽东指示林彪:先打锦州。将老蒋的几十万精锐部队关在东北就地全歼。
林彪反对,认为先打锦州过于冒险,如果国军从沈阳和关内增援锦州,四野主力有被“包饺子”的危险,所以,应该先打长春。
这一段历史,大家都很清楚。最后的结果也说明,毛泽东主张先打锦州,是英明正确的战略决策。
历史似乎早已作出了定论,这次争论,林彪错了!
其实林彪并没有错。
四野以主力攻锦州,确实有被国军包饺子的危险,而且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当时东北国军总司令卫立煌从中对共军的帮忙,使这个危险被大大减小了。
辽沈战役中,卫立煌会帮解放军的忙,这一点,毛泽东知道,林彪却不知道。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大家都知道,卫立煌与中共的来往,从抗日战争就开始了。中条山战役失利后,卫立煌被格在敌后,借道延安,见了毛泽东。回到洛阳后,与朱德、彭德怀过从甚密,并通过八路军联络处的电台与延安直接建立联系,毛泽东通过电台对他进行教育。卫立煌对于中共,及其领导人十分敬佩,以至于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天,他把秘书赵荣声找来,居然就用胡传魁的办法直接问:你是共产党吗?
赵容声明白瞒不过去,说:我是共产党。
卫说:那好。你现在就去西安,找八办的林伯渠主任,就说我卫立煌要参加共产党。
卫立煌说着,从床下拖出个箱子,取出钱递给赵容声:你现在就走,这是路费!
赵容声去了西安,带回林伯渠给卫的一封信,信中说:“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先生作一个执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比参加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更为有利。”
然而,中共方面仍然十分重视对卫立煌的工作。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刘少奇从延安到中原局工作,途经河南渑池县时,专门找在卫立煌身边的党支部书记朱劭天谈话,指示他停止发展党员,并要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停止组织生活,保留党籍,以个人身份长期在卫立煌身边工作。
卫立煌靠向共产党,老蒋有所察觉,因此解除了卫立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和河南省主席的职务。卫立煌就上峨眉山赋闲去了。
直到远征军失败,老蒋看朝中无人,又查不出卫立煌投共的证据,于是启用卫立煌为远征军总司令。
卫立煌担任远征军司令后,指挥部队打通了中印公路,国际上名声远扬,偏偏卫立煌又不是老蒋的嫡系。这一点,又触动了老蒋。于是抗战胜利后,卫立煌被老蒋发配“赴欧考察。”
“出国考察”,这是老蒋对付党内异己的一贯手段。所以卫立煌明白,他是再一次被“靠边站”了。这一次,卫立煌下了决心,要坚决投到共产党一边去。但是,怎么找党呢?
卫立煌心里的这个想法,只能跟他的太太韩权华说。韩权华就给卫立煌介绍了一个人,此人叫汪德昭,是韩权华姐姐韩俊华女儿李惠年的丈夫。韩权华介绍说,这个汪德昭是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思想进步。于是,卫立煌决心乘“赴欧考察”的机会,通过汪德昭与中共接上关系。
在这儿插一句。关于汪德昭,河友燕庐敕有大作“有坑:声学前辈汪德昭在法国的几件趣事”。其中之三就是:策反卫立煌。
这个可以商榷,当时汪德昭并非共党分子,而卫立煌又是自己找上门来的,所以似乎不好说是汪德昭策反卫立煌。
1946年11月底,卫立煌一行四人,由上海启程,先乘美国军用飞机到日本。再到美国。1947年春天,他们乘上轮船离开美国的东海岸纽约,前往欧洲,首先访问英国。当他们还在英国的时候,韩权华就写信到巴黎给李惠年和汪德昭,告诉他们,她已和卫立煌结婚,现在同到伦敦,马上就要来巴黎,相见非遥,感到高兴。
到达巴黎后,卫立煌邀请汪德昭作为翻译和导游,跟随他参观游览。汪德昭见到卫立煌后,感到非常奇怪,怎么这样一个高级的国民党将军,见了他还没寒暄几句,就直率地询问他认识不认识法国共产党呢?卫立煌开门见山,不加掩盖地告诉汪德昭,他对于蒋介石不满。他说他坚决抗日,后来带领远征军出国,打了胜仗,因为史迪威在蒋介石面前表扬他有成绩,蒋介石对他忌恨,削除了兵权,让他出洋考察。在国民党时代,出洋考察即是放逐,他心中气愤得很。汪德昭一听这些话觉得好啊,这里有工作可做,想不到卫立煌也有反蒋的心思。汪德昭再继续和卫立煌谈下去,卫立煌还是一个劲儿询问一些关于法国共产党的问题,询问汪德昭和共产党熟悉不熟悉。他们来到山水秀丽、风光旖旎的瑞士。卫立煌向汪德昭介绍了他自己的抗日历史,说他在山西和朱德总司令时相过从,感情很好。朱总司令是个忠厚长者,曾经赠送他许多进步书籍,对他有很大启发。他看到共产党所作所为,都顺应中国人民的要求,将来必获胜利,毫无疑义。卫立煌见汪德昭和他谈得很投机,对于国际国内许多问题的见解都正确,有见地,又跟汪德昭说:“将来回国,蒋还是要用我的。”汪德昭问:“那你就起义么?”“我决心这样干!”卫立煌说,“现在感到难办的就是我的意见,没法传到延安方面去。”汪德昭说:“回到巴黎,我可以找到适当的关系,取得联系,寻求配合。”
回到巴黎后,卫立煌写了一封电报,大意是:为了尽快地结束中国的内战,我决心站到人民一方,和有关方面进行军事的、政治的及其他一切合作。顾及个人的环境,希望绝对保守秘密。
这封电报,由韩权华译成英语,再由汪德昭译成法语。
据燕庐敕的大作介绍,汪德昭与苏联驻法使馆有联系。于是,这封电报通过苏联,转给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很快回电,对卫立煌的决定表示欢迎,表示卫立煌如果是真心实意的话,应当自己选择并且利用当时的情况,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
当然,这在当时属于最高机密,除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别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1947年10月,卫立煌回国,蒋介石立即会见,一口一个“俊如兄”,宋美龄也单独会见韩权华。此时,陈诚在东北被林彪打得焦头烂额,老蒋也想换帅了。
当时,韩权华和卫立煌的旧部都劝卫立煌绝对不要去给陈诚收拾烂摊子、当替罪羊。但是,卫立煌却私下里对韩权华说:你忘了咱们在法国发的那封电报了吗?
韩权华不吭气了。
1948年1月,卫立煌赴沈阳就任。上任不久,就电召汪德昭回国。1948年4月,汪德昭以“回国为老母祝贺80岁大寿”为名,抱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决心,辞去了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各种职务,退租居住了10多年的舒适住宅,变卖了所有值钱的家什物件,离开巴黎回到国内。然后,只身一个到沈阳担任了东北“剿总”司令部的少将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对于汪德昭突然回国,当时留欧的进步科学家们都很惊讶。汪德昭也从来没有作出过解释。
不但如此,卫立煌到东北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把部队集中到几个要点上。范汉杰要把主力放在锦州,老蒋也同意了,可卫立煌却坚决把主力缩在沈阳。如此等等。
卫立煌的这些举动意味着什么,对于毛泽东是不需要任何解释的,尽管汪德昭并非中共党员。
所以,1948年初,毛对林的指示是: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到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减为有利。
而在卫立煌作出上述种种举动之后,毛的指示就变成:专顾锦榆唐,置长春、沈阳两敌而不顾!
有人说,毛泽东伟大天才的预见。。。。。
如果当时国民党的东北主将换成杜聿明呢?
很可能就是林彪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