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家来谈谈计划生育政策吧 -- donkeyking
到底谁在中国？
你上次说深圳研究生多的是生二胎，这个笑话还不够别人开心？
我只说我认识的硕士有。并没有说“很多”。
许多两口子离开户口所在地去大城市打工的，带着孩子，无法入学。
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你都不知道。
唉！ 真是坐办公室看报纸的清谈者。 ：（
一胎化的危害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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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老龄化接近50%，经济上发展停滞衰退。你不懂经济学？
为什么说他是错的？ccｈｅrｅo
再坚持20年，就是错的，把独生子女一代再独生子女一次！
否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办公室清茶报纸派，还是要先多出去走走看看。
“每天，有一个班的孩子因为意外伤害而死亡。１００多万个家庭失去了自己惟一的孩子。中国孩子的意外伤害比西方高出３～１１倍。”《北京文学》执行主编杨晓升历时数年采写的这部《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上月面市，引起了人们对独生子女及意外伤害两个概念的再度关注与思考。
2004年7月下旬，我（中国人大人口学副教授穆光宗）意外接到一位素昧平生的湖南省长沙市某企业女工的来信。请允许我摘录来信的一段话：“一年多前，我们的独生儿子不幸患恶性肿瘤，永远离开了我们。这对于人到中年的我们来说，无疑是天塌下来了。我们真是悲痛欲绝啊。孩子品学兼优，长得高大英俊，年仅17岁。在孩子患病的两年中，工厂效益不好，拖欠工资，但为救治孩子，我们四处借债，花费16万多元，终没留住这心爱的儿子。孩子走了，留给我们夫妻的是无尽的悲痛、思念和清贫的家。未来生活的孤苦、凄凉，让我们不寒而栗。我在想，今后怎么办？这一年，我四处奔波，吃药治疗，争取再孕，可是年龄大了，再生育无望。永远没有了自己的亲骨肉，家庭永远没有了快乐、幸福，常常是两人相对无言。人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凄惨的呢?类似的家庭在全国不在少数。2002年，笔者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合作开展农村计划生育困难家庭救助研究时，就在甘肃、浙江、湖南、四川访谈过几十个独生子女夭折家庭以及其他的困难家庭。在低生育水平相对稳定之后，我们其实已经进入“后人口控制时代”，就是要对计划生育家庭的现实困难和后顾之忧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从理论上分析，独子家庭的风险表现在五个方面：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万一成长中途出现意外而孩子的父母年事已高，那么这个家庭的幸福感和未来保障就大受影响。如果这样的风险发生在父母已过适龄生育的中老年，打击将是毁灭性的。根据1990年全国生命表（两性合计），每1000个出生婴儿大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由于死亡概率的变化十分缓慢，所以 5.4%和12.1%的家庭会经历孩子夭折的风险几乎难以规避。根据2000年五普数据，我国农村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现在无后的家庭有57万之多。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古有明训。一个孩子天然地缺乏同伴教育的良好环境。独子（女）的成长生态堪忧！由于父母的爱过分聚焦、期望过高、养教方式不甚科学等原因，相当数量的独生子女家庭深深受到成才问题的困扰。希望和压力并在，孤独和脆弱同行。一个孩子并不能绝对保证成才，如果孩子不成器，就可能成为大问题，老无所靠反成其累。另一个不被关注的方面是一旦独生子女父母重病或者死亡或者离婚，那么对独生子女的生活、学习、工作都将带来严重不利的影响。
第三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如果前两个风险发生，养老风险必然发生；如果避免了前面的风险，养老风险依然存在，譬如子女家庭的经济状况、两代人的关系、居住安排等诸多因素依然可能使老年父母发生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独生的决策实际上放大了孩子未来的养老负担，因为家庭养老缺乏最起码的回旋余地。当孩子的抚养成本逐渐转化为养老价值的时候，多子女家庭生育的正面效用明显超过了独生子女家庭。如不解决好独生子女困难家庭的养老和生活保障问题，实行计划生育的先进群体，就可能成为农村中一个不断扩大的困难群体和新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如果没有持续的、规范的、诚信的社会保一个不断扩大的困难群体和新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如果没有持续的、规范的、诚信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依托，不用等到将来，现在我们对未来的风险就可一目了然。
第四是社会的发展风险。同样逃不脱风险因果锁链的制约。前面的风险发生的话一定会波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因为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那么他们能不能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第五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者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国防的风险也是多少存在的。独生子女士兵占到部队兵员的大部分，将是人类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在大陆古代，西汉武帝时期，曾经有过征召长子、入赘、罪犯等为士兵的命令，独子一般是免征兵役的。在西方，拯救大兵瑞恩中，瑞恩因为是老三，而前两个哥都战死，所以照美国法律可以不服兵役，而他却正在前线，因此美国国防部要把他找到，平安地送回后方，成为影片的起因。
独生子女士兵对国防建设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独生子女战斗意志问题，二是一旦发生战争，由于士兵是独生子女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独生子女士兵伤亡对于社会所带来的相关的问题.
哪个儿子愿意父母凄凉呢？
哪个父母愿意家族绝后呢？
在所有的计划生育家庭中，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最大的家庭。随着生命周期的展开（从婴儿到童年而少年，到青年再到壮年和老年），风险问题可能转化成难以补救的家庭灾变——大龄独生子女夭折同时母亲已不能再生育的情形就是如此。一旦遭遇非常事件导致孩子夭折或者严重的伤病残，那么“风险家庭”就转化为了“弱势家庭”。这些弱势群体的存在时刻提醒着计划生育的社会保障和人道关怀问题。
北京丰台将取缔打工子弟小学 这些孩子何去何从？
2001/09/06 北京晨报
晨报讯(记者赵戎) 曾经颇有争议但仍然在继续自行发展的打工子弟小学如今在北京市丰台区受到严厉对待。从9月1日开始，丰台区委牵头，各个乡具体实施，计划将区内大约50家打工子弟小学全部取缔。经过几天的工作，现已成功取缔了3-4家。
一石激起千层浪。丰台区这一雷厉风行的行动一改以往各级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模糊态度。丰台区有关部门表示：该区这次取缔外来打工子弟学校的目的就是要把低素质的人
群清除出去。教育法有关规定，这些学校没有经过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都是非法学校。根据区里的摸底结果，全区现有外来打工子弟8000多名，非法外来打工子弟学校50所。这些学校几乎全部存在教学设备差、老师素质低的现象。教育部门曾用当地的考试试卷在打工子弟小学之一的新发地三星小学测试，结果60%的学生0分。一些学校的电脑老师竟然只会开机关机。有的学校校长现给刚招收的老师授课，讲如何教学。为了让孩子们从这种学校中摆脱出来，去更好地接受正规教育。区里已经在公立小学中准备了4600多个空位，来容纳打工子弟小学的学生们。至于多出来的这些学生，可以由家长送回老家，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
9月3日，记者来到位于丰台东管头的奋进小学。这家原本有300多名学生的学校大门紧闭。正是上课时分，却听不到孩子的读书或打闹声。一位中年女老师领我们走进校园。一栋刷成粉红色的崭新两层校舍空空如也，教室里桌椅凌乱，许多新教科书胡乱堆在满是尘土的地上。女老师讲，学校事先什么也不知道，还趁暑假期间盖了新教学楼。可1日开学那天，乡里来人说要取缔他们的学校，然后几个联防队员就把住学校门口，不让学生进来。当时门口挤了数百名学生和家长，场面乱哄哄的。学生家长强烈要求上课，学校却被封住学生不得入内。不得已，该校的赵校长在大兴县又找了个地方，组织老师和学生到那边“打游击”去了。不过这一应急措施只能解决不到100个学生名额。
无学可上的孩子去哪了呢？记者在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北京时代学校采访时，碰巧遇到一个将孩子从奋进小学转来的家长。她说，开始学校不能上课，他们都急得要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听说这里还没停，就带着孩子来了。如果这里也被封了，那只好再找一家。实在没学上，就让孩子在家里呆着。为什么不将小孩送回老家读书呢？这位四川妇女说，现在全家都在北京打工，送回老家孩子谁照顾？孩子也不适应那儿了。而且老家的学校条件比这里的打工子弟小学也差远了。
这边打工子弟小学的学生入学无门，那边公立学校的空位却应者寥寥。一位家长说，好学校(指公立小学)谁不想上呀，可交的钱太多，我们根本承担不了。这位曾去公立学校咨询的家长说，去那里上学先交2000元，中途退学不退钱；然后每学期要交800元左右。而现在上的打工子弟学校呢，虽然条件差一些，可每学期全部只交400元。其实不仅如此，公立学校中借读学生不能参加三好学生评比，成绩也不记入学校平均成绩。这种种的“特殊待遇”往往让打工子弟们被另眼相看，无法融入集体中去。
接近50%的老龄化？在什么情况下，在多少年以后会发生这种情况？
别告诉是从4:2:1得来的。
老龄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养老保障难题，更深层次在于造成劳动力产出与消费失调。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劳动力人口老龄化会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速度。
2001年8月，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日本东京召开了有关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研讨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迅速老龄化趋势将引发劳动力减少、储蓄率降低、消费下降以及老年人福利负担加重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使国家长期陷入经济衰退。
或许日本是一个典型个例。“人口学界公认，人口老化和劳动力短缺是日本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如此告诉《财经》。
据乔晓春介绍，日本之所以十多年经济停滞不前，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因素。日本当年实行控制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比中国目前的速度还快。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妇女的平均生育数是2.0，到1992年降到1.5，目前为1.29；20年前的日本人平均年龄只有30岁，现在是42岁。到2025年，日本人口的中间年龄将超过50岁，近30%的日本人将是65岁以上的老人。
于学军博士的研究发现，日本的人口老化与经济衰退几乎同时出现，高度相关。1970年日本进入老龄社会，恰在这之后，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从统计数据上来看，
1970年-2000年间，日本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21%，1980年-2000年间仅为2.61%。近年来，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劳动价格的提高，日本1990年-2000年之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仅略高于1%。
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导致经济减速，是亚洲四小龙和欧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过程。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由此提出警示：“近期中国总体上不行控制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比中国目前的速度还快。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妇女的平均生育数是2.0，到1992年降到1.5，目前为1.29；20年前的日本人平均年龄只有30岁，现在是42岁。到2025年，日本人口的中间年龄将超过50岁，近30%的日本人将是65岁以上的老人。
于学军博士的研究发现，日本的人口老化与经济衰退几乎同时出现，高度相关。1970年日本进入老龄社会，恰在这之后，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从统计数据上来看，
1970年-2000年间，日本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21%，1980年-2000年间仅为2.61%。近年来，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和劳动价格的提高，日本1990年-2000年之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仅略高于1%。
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导致经济减速，是亚洲四小龙和欧美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过程。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由此提出警示：“近期中国总体上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可能出现。尤其是劳动力相对高龄化快速发展，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活力。”
他解释说，所谓劳动力的相对高龄化，指15岁至64岁成年劳动力群体中，50岁至64岁人口所占的比例。该比例越高，说明劳动力高龄化越严重。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步入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代”，即“人口获利期”，其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高、老年和少年等被抚养人口所占比例低，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呈逐渐上升趋势。该趋势至今已持续20多年，已近尾声。
专家估计，“获利期”过后即转入“人口负债期”。从现在算起，六年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转而下降，2030年以后下降尤甚。人口结构的劣化，显然会给中国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东东山这样的人坐在办公室，拿着严重失真的第3手第4手统计数据，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
从来不知道到处走走看看实际情况。
打工子弟学校呼唤家乡关爱2006-3-29 08:29:31
子弟学校走俏沪上
2月9日上海的早晨。宝山区蓝天打工子弟学校。北风呼啸，春寒料峭。
校长龙楠头上却在冒汗。他和老婆，4点起床，打扫卫生，布置教室，没法喝口水。第二天报名，孩子们就要上学了。
“打工子弟学校和一般学校不同。每个学期，不知道有多少学生流走了，不知道又来了多少新生，各个年级都有。一到报名，一波波涌来，一切安排随之改变，管理起来特别繁杂。”龙楠一边忙着，一边和记者聊了起来。
他来自寿县，2001年秋天，在这个顾村镇租了地，办起海蓝打工子弟学校，一年后，又办起蓝天学校。现在，两校在校生3000多人，全是打工者的子女。他挺自豪：“几年来东拼西凑，投入了近200万元，咱这打工子弟学校，已经是宝山区最好的！”
蓝天学校，是个缩影。目前在上海，约有300多所这类学校，其中200多所是安徽人开办的。它们属于社会办学性质，集中在普陀、闵行、宝山、浦东等区。据有关部门抽样调查，沪上打工者约800万人，其中我省200多万人，随父母来此的学龄孩子，至少有12万人。他们大多数没上过幼儿园，没经过学前教育，入学时大了1至2岁，教材与上海无法接轨。在上海上学，得交3000元至1万元赞助。即使能够承担，因为打工流动性大，谁愿交呢？巨大的需求，体制的不足，让这类学校成了宝贝。
打工嫂刘燕来自六安，快人快语：“有了它们，咱孩子才有学上。孩子是宝贝，它们也是宝贝！”
草根教育进退两难
打工子弟学校很受欢迎,校长们却心有苦楚。
尴尬之一：没有正当名份。它们至今没有合法的办学许可证，有关部门称之为“简易学校”，最好状况，是在区里备案。办学当初，它们位于城郊结合部，校舍尚属简易；现在，都已发展到蓝天这样两三千人规模了，硬件投入也有上百万元，还能被称为简易吗？
尴尬之二：随时可能取缔。龙楠总是担心，一觉醒来，接到通知，学校被取缔。这并非杞人忧天。2005年，同在宝山区顾村镇，另一家打工学校，因为被规划征地，就被取缔了。熊传宝校长为此自嘲：“打落门牙，肚里吞哩！”1996年，老熊就已经办学，多次受到媒体关注，然而，学校场地是租来的，遇到规划，只能服从。更令人神伤，是无端取缔。朱同友来自颍上县，在黄埔区办学6年，达到1000多人规模。2004年，有关部门取缔了他的学校。“不仅心血白费，可怜了一帮孩子。”2001年以来，被关停的安徽人办的民工子弟学校，共计有60多所。在长宁、黄埔、闸北等区，几乎是“一刀切”。
尴尬之三：没有主管部门。打工子弟学校，多属办学者自创。上海教育主管部门对诸如教学管理、师资资格认定、学籍管理等从不过问。我省有关部门也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管理上的真空状态，使它们像是没娘的孩子，带来一系列难题。例如：受聘教师多是皖籍师范毕业生，其职称评定，哪有人过问，既无政策明示，也无管理机构。教师继续教育，新课改教材培训，新旧教材衔接，这些都成为问题。对学生而言，流动的学籍认定，也难以解决。像初三学生升学考试，因为要回原籍，中间衔接不上，每到毕业学期，有的就得辍学，有的转回原籍，办手续极为困难。
娘家关爱何时东进
“盼望娘家多给点关爱。”这是记者采访中，这些学校的呼吁。
姚为建，普陀区建英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动情地回忆：2002年夏天，有关部门上门，要求学校停办。多次交涉，惊动两地。“没有省政府出面，不是省教育厅协调，这个学校，早就停了。”
“娘家人”的关爱，包括方方面面。核发办学许可证，教学评估管理，教师资格认定，教师职称评定，学生学籍管理……凡涉及大的政策，校长们无可奈何，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协调。
省政府驻沪办事处王同志认为：民工子弟学校在上海的存在，其意义超出了教育范畴，涉及到我省的经济发展与对外形象；我省在上海打工的乡亲，每年汇给家乡人均5000元，总计50亿元以上；他们最牵挂孩子，孩子教育不愁了，他们在上海打工，就能坚持下来。
记者认为：实施东向发展，落实全民创业，就不能因循守旧；在上海这个东向发展目的地，针对外出民工这一类创业者，关爱要跟上，政策要跟上，服务要跟上；如何帮助200所学校扎下根来，健康发展，编织一批高素质劳动者的摇篮，对我省有关部门，是一个新的期待。
[短评]
10多年前，我省建筑业在上海占有很大市场，如今被苏浙等省同行挤压得步履维艰，大项目根本接不到。市场不相信眼泪，一方面竞争不过人家；另一方面，没有跟进服务的意识。有些干部特别怕有闲话，担心别人说他为私人企业服务。苏浙等省官员，却不是如此，他们在企业需要服务时，召之即来，主动服务。据说，群雄逐鹿沪上建筑市场之初，浙江分管此项工作的省厅官员，每年都要去上海有关部门主动拜访，解决问题，为家乡的企业争利益，谋发展。上海的建筑市场有多大，蕴藏着多少经济利益，稍微估算一下，都会瞠目结舌。
与此相似，在上海，安徽人创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可谓独领风骚。他们的创业精神令人感动，另一方面，他们的命运也令人担心。这些草根学校，办学这么多年，甚至领不到一个办学许可证。
安徽有1000多万出省打工者，他们都是创业者。有关部门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服务呢？他们面临的问题，有谁去研究解决？在当前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活动中,希望有关部门认真调查研究,为服务这些民工子弟学校,拿出具体的办法来。
（来源：安徽日报作者：张大鹏）
另外，文中的数据我深表怀疑。
2006年使用1990年的数据，未免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