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休眠醒来】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二十八） -- 冰冷雨天

陆军石原不过是个大佐，纸上谈兵有一套，意见相对正确。可是人家山本五十六是海军大将，曾经做了多年驻美武官，极力反对对美开战，他的名言是“美国的烟囱比日本的树还要多”，但是最后由一个战略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军人，亲自启动对美开战。即使这样，他也非常准确的估算出，即使偷袭珍珠港成功，也只能保证海军支撑1年到1年半。到中途岛战役结束，时间非常精确的定格在一年半！

所以说，“天佑中华”也没错，但其实这是日本的本性使然，对美对华都是一样。

另，226事件这么重要，这么精彩，老冰怎么才说了这么几句，不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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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下克上”的问题现在还好

现在我也在观察所谓日本“下克上”的状况到底怎么样，是否还在延续。当然我们小老百姓只能从官方点滴的公开消息来判断：

事件1. 前不久日本右翼分子刻意杀害俄罗斯小姐（因北方四岛而起），而后试图自杀，至少是重伤。这说明不能靠仅仅背着一个“爱国”的名义逃避法律的惩罚。

事件2：前不久那个议员加藤紘一家中被放炸弹并焚烧，但并没有多少普通日本人同情和理解这件事情，虽然也并没有多少人跳出来对这件事情指责。但相比狂热的30年代515事件审判过程中日本民众对案犯的支持，已经是天上地下的区别了。

事件3：有个自称日本皇民党的人驾车冲击中国大使馆，造成严重后果。随后日本警方在事发后，以“物件损害罪”现行犯罪拘捕了这名男子。中釜信行也已因纵火等嫌疑被送交检察机关（不知道最终判决怎么样？）。也同样未见一边倒式的舆论指责。并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已向我驻日大使表示道歉。

事件4：关于日本地方法院判小泉参拜违反宪法一事，让我感到非常疑惑。为什么小泉可以不受判决约束继续参拜？难道宪法都可以不要了？其次是，日本地方法院怎么也有对宪法的解释权了？

我的观察是，日本国民与政客普遍有右倾化的趋势，但只能是滑向动嘴不动手的新保守主义与伪民族主义。给别人添麻烦的同时，也给自己制造麻烦，但断然不至于会闹出什么大事，更不会产生一定烈度的军事冲突（小的摩擦是在所难免）。日本的尚武精神已经被阉割了，现在的“下克上”无非是放放子弹、寄个刀片什么的小打小闹。虽说要举国狂热军国主义化，是断然不可能。现在的问题是，小泉反过来自持“民意”一意孤行，而并不是“下可上”本身造成了严重问题，所以应该不存在什么大的障碍。这就是我的判断，嘿嘿。

我倒是认为这个缺陷基本不存在，或者上并不严重，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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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葡萄兄回复这么快，才一分钟！！ 小弟深深佩服并郑重好心好意劝告老兄，请不要每天上网六小时！！！ 这是我对你的最大感受。对你知识的渊博倒还在其次。

既然是利益集团，那么最关心的是自己小九九。既可以为之铤而走险绑架整个国家举国一战，也可以像非洲酋长一样为了自己的利益向西方殖民者卖黑奴。前一阵孔老大有一个简短并非常精彩的评论，意思就说某些跨国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大规模向国外转移产业的这种行为本质上与非洲酋长的行为没有区别，在下也深以为然。 资本是跨国界的，趋利的，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然后我再贴篇比较精彩的长文给你看看，虽然可能你看过，呵呵）。要不然拥有崇高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怎么为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共鸣。

得陇望蜀，欲壑难填，这当然是关东军参谋们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关东军和天津军在这四年里几乎一天都没有闲过。《塘沽协定》以后，关东军以军事力量作后盾，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铁道，航空，通信，通商的不平等条约要求。这种外交事务，本来应该是外务省的事，可在当时，出头露面的全是关东军的各级参谋，外务省只是追认一下就行了。

这里提到的所谓“天津军”也就是“北支那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动乱以后根据“辛丑条约”在华北驻扎的军队。因其司令部在天津，所以一般称“天津军”，以区别于以后的“北支那方面军”。这支“北支那驻屯军”在7.7事变以后就改编成了第一。）

这时候的天津军是“人才挤挤”。以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酒井隆为首，这两人战后全是战犯，可以说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全挤到一起来了。

这个酒井隆中国人不会陌生，陆大28期，当少佐时曾任日军驻济南武官，制造“济南事件”，杀害中国公使蔡公时的就是他，太平洋战争中指挥进攻香港的也是他，曾任香港军政厅最高长官，犯下杀害平民，屠杀战俘，强奸妇女等累累战争罪行，战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怎么一个天津会聚集起那么多牛鬼蛇神呢？很简单，在那些野心勃勃的参谋们眼里，满洲已经结束了。要想升官发财，要想出人头地，在满洲是指望不大了，得去华北，去天津军。所以从此以后，天津军开始唱主角了。

当时的外相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广田弘毅，广田刚刚当外相时比起他的前任斋藤内阁的内田康哉外相起来，无论怎么说还是算温和派的，起码不是那么“甲级”。那位内田康哉整个就是个紧跟军部的疯子，在议会答辩时口出狂言：“就是国家变成焦土，也要守住满洲”。可他不会想到，几年后他们还是没有守住满洲，而日本这个国家倒真是变成了一片焦土。

广田就任外相后，1935年1月22日在议会演说时提出了对华“不威胁，不侵略”，在1月25日的议会答辩又再次明言：“在我的任期内不会进行战争”，这是他一开始的“三不原则”。

2月26日，广田弘毅又对访日的国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撤销不平等条约，甚至可以准备撤退驻华日军。5月份日本又在列强中首先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驻华大使馆。

当时的列强驻华外交机关都是公使馆，表明他们还不承认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现在日本带头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即是只是象征性的，也是一种举动吧。

广田的“温和派”举动，其实就只有这“大使馆升格”这一项。

但是军部，尤其是少壮派参谋们连这种举动也无法容忍。

野心和贪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们感到了威胁——中国在走向统一。

中国在政治上由于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基本上已经统一。各路军阀领袖起码在形式上都加入了国民党，都是“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上经过几次军阀混战，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在军事上控制住了局面；各地军阀都开始从传统的封建军阀向一种割据性的封锁经济圈蜕皮，甚至开始独立地引进外资来和南京中央政府对抗。像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白崇禧，李宗仁，河北的商震，万福麟，察哈尔的宋哲元，绥远的傅作义，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等人虽然对中央还是阳奉阴违，但要再像前几年那样动不动就可以和中央来一场“大战”是不可能了。

但日军参谋们总幻想是不是可能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各路地方军阀之间插个钉子，所以首先在华北就搞了两个协定，就是所谓的“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和“土肥原——秦德纯协定”。

1935年的5月初，天津军借口两亲日报社社长被杀，向国民政府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于学仲属下的原东北军，国民党中央军和国民党机关撤出河北，改天津为直辖市，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等无理要求。

看看日本人梨本佑平在《中国之中的日本人》是怎么描写“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这件事的吧：

“美丽的古都北平优雅闲静的居仁堂何应钦公馆。有一天来了两个代表日本陆军的北京驻在武官高桥坦（陆大38期）和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这两个日本军人，把端上来的茶点拨到一边，“沙”的一声就抽出军刀对准了何应钦，恶狠狠地瞪着何应钦高叫着要他同意协定。

重体面，尊礼仪的中国将军们这时候应该是这么痛苦啊。这是黄郛流着眼泪说的。”

所以在战后枪决战犯酒井隆的第二天，南京各大报在第一版都是战犯下场的大幅照片。

6月27日，这次是关东军搞了一个“土肥原——秦德纯协定”，逼着宋哲元退出热河。

需要指出，这两个“协定”都是没有成文文本的，仅仅是逼着中方给出同意日军要求的信件而已。

7．7卢沟桥事变，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