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老麦点菜：胶东杂将面 -- 逸云三洲

这个郑维屏看来是个愣子，丘八出身的可能都这脾气：38年的时候还敢跟日本人打一打硬仗。不过几仗下来发现日本人不好惹，更重要的是补给不上，打一仗损失一点儿 -- 国民政府自顾不暇，能顾得上莱阳的赵保原已经不错了，对他这样的小屁虫根本就不在名册；老百姓呢，用大枪顶着或许能缴点粮上来，否则根本不尿他们这种“油饼队”（郑部给老百姓派饭时总指定要小油饼，故被老百姓外号“油饼队”）。这种旧社会军人没什么信念，也谈不上觉悟，唯一的信条是有枪就是草头王，日本人可打可不打，枪和人却不能丢... 所以才有后来和日军暗通款曲，在日军的默许下长期驻扎营南村而不被扫荡...

小日本也精明得很，算盘是对于不同的抗日武装分而制之：对于共党滨海军区的抗日武装是残酷进剿+反复扫荡；对于郑维屏这种半“匪”半“敌”的武装力量则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按说你老郑仰人鼻息，就忍辱负重老老实实呆到蒋委员长光复山东吧？他这愣子劲儿又上来了，居然主动袭击刘公岛 -- 也不想想自己能有块立锥之地完全是日本人高抬贵手。日本人勃然大怒杀上门来时，他郑维屏拍拍屁股就潇洒走人，留下营南村全村老幼妇孺给他顶缸...

老郑在文登搞得天怒人怨，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投了莱阳赵保原 -- 人家可是正宗国军，吃喝总算有了保障。可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吃赵保原的饭，就得给赵保原当枪使。赵保原是出了名的反共不反日，郑维屏在赵保原的“抗八联军”旗号下跟共产党的抗日武装颇打了几次狠仗，四处捕杀抗日干部群众，彻底沦为日军鹰犬。解放后为什么要镇压他，原因即在于此。

郑这样的，对日一战的勇气和良心是有的，如在正规军，有后方有军需，有标准的组织形态，只用操心打仗，还比较容易出成绩。但打游击，不仅是要用新的战术，还要操心开门七件事，更要注意如何处理军民关系，绝对超过其能力了。这个方面，应该只有八路是走出来了，这可能是敌后各军此消彼长的根本原因吧。

岂止郑这样的专员司令发，县长发、旅长发，连团长都敢发，买东西得用秤称钱，一斤钱买一斤青菜啊，还得是大一点的司令发的钱。

胶东与郑维屏一样由警察起家为一路诸侯的还有苗占魁，他部队的番号是第七区保安第六旅，看名义当然应是第七区专员辖下了，其实还是各行其是的。苗部也是抗八联军成员，后来被八路军消灭，苗占魁被俘。同样使用过第七区保安队番号的还有丁綍庭的七区保安第三旅和秦毓堂的七区保安第四旅。1938年夏，沈鸿烈率省府人员及吴化文部，北渡黄河，挺进敌后，与驻在聊城的第六专员范筑先汇合。鉴于山东各地游击部队多如牛毛，良莠不齐，为害地方，同时也兼着省保安司令的沈鸿烈便开始整编游击部队，根据各部的人员数额、武器装备、训练状况，整编成保安旅、团，交由专区或县统一指挥。丁綍庭、秦毓堂就是在这个时期统一到山东省保安队系统的，但所谓由各专区统一指挥，空话而已，自己没有基本部队的专员兼司令，基本就是空军总指挥；便是实力派专员，也只能指挥自己的基本部队，顶多再抽空吞并一些小股罢了；象丁綍庭、秦毓堂这样的大股，基本上还是自己的家务自己做的。

1939年2月鲁苏战区成立，3月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部突入敌后，到达鲁南。于学忠辖下的正规军还是比较多的，随他来山东的，有东北军两个军，但既然是战区总司令，当然也希望插手游杂部队，以壮声势。山东的杂将们由此也就有了第二家总公司可以挂靠。由于于学忠的军事实力远远大于沈鸿烈，又是山东人，故他的到来，对山东原有的权力格局，形成了不小冲击，以沈鸿烈亲信的话，叫做：有些专员县长和游击部队领导人，亲于疏沈，形成了两个领导中心，沈陷于孤立。故以后就闹出了于中心遇刺事件，并最终导致沈中心离开山东，不过那是大菜，俺们开面馆的，按下不提。回来专心做杂将面，丁綍庭、秦毓堂这两个入籍不久的保安旅，在于总掀起的二次移民大潮里，又转去了鲁苏战区名下，成为战区直属的游击纵队，丁綍庭是游击第五纵队司令，辖第十三、第十四支队；秦毓堂是游击第六纵队司令，辖第十六、第十七支队；两纵队的活动区域，还是在胶东。

刨根问底起来，丁綍庭其实也是东北军出身的，1920大学毕业以后就加入了东北军郭松龄部，从连长一直干到上校参谋处长。从记录上看，丁綍庭并没有跟郭鬼子造反，但自东北易帜、东北军整编后，丁在军中的前程似乎也到了头，1929年7月出任哈尔滨警官高等学校教务主任，不久干脆脱离东北军，转到孙殿英部四十一军第五师任参谋长。后来又去了马鸿逵部任少将旅长。1934年3月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参议。“七．七”事变后丢了饭碗，于是返回山东老家。日本人打进山东，丁綍庭便拉起武装来，虽是在野军人，但由于其资历很老，登高一呼，倒也颇有些号召力，一些小字辈的地方游击领导人，也愿意到这棵老树下一靠，故实力便也一路壮大起来。丁綍庭跟日本人还是干过几架的，1940年2～3月，丁联络国民党地方部队张建勋、安廷赓、苗占魁部先后于冯家、社庄等地打退驻牟平水道日军的多次“扫荡”。

胶东反八风起，丁綍庭、秦毓堂当然也就卷了进去，这既是全国、山东反共大环境使然，也是其切身利益决定的，地盘是生存之本嘛，丢了地盘，枪杆子靠什么养呢？丢了枪杆子，老英雄新豪杰们的舞台也就塌了。这是屁股决定脑袋的真理，大家打起来就格外投入，格外凶狠一些，当时或许会找一些意识形态来凑理由，现在也会有找理由来凑意识形态，然而政治名下的很多内容，难免也经济的很吧。其实细说起来，除了纯粹的投机分子，很多游击队领导人也并不缺乏对日一战的勇气和良心，但在敌后的游击环境下，既需要寻找新的战术与日周旋，更要时时关注开门七件事，如何养活部队是件大事，一味搜刮，必然造成人民的普遍反对，敌后生存的根本也就失去了。许多旧军人或官僚出身的游击队领导人很难适应这样的生存、作战方式，不良分子呢，更是趁机大捞一票、发国难财。

以山东而言，杂将们的生存之道，一是占据尽量多的地盘，获得税源，这当然是毫不新鲜的基本手段，本来也没有什么不正当，是个政权就要税，关键是税到什么程度了；第二呢，就是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滥发钞票。战争时期，恶性通货膨胀，重庆也是一样，但山东就更有特色：杂！司令多如牛毛，钞票也多如牛毛，不仅专员、师长发，县长、旅长也发，甚至团长都敢发，在胶东，就有赵保原的“莱阳地方经济合作社流通券”，丁綍庭的“牟平地方救济券”，苗占奎和安廷赓的“牟平地方流通券”，姜黎川的“海阳地方流通券”，秦毓堂的“海阳地方金融流通券”，郑维屏的“威海地方流通券”，蔡晋康的栖霞救济券和栖霞桃村、唐家泊商会票，高玉璞的掖县九、十区流通券，李德元的“平度地方流通券”，张金铭的“平度地方流通券”，丛镜月的“文登地方流通券”，沈伯祥的“蓬莱地方金融救济券”，陈昱的“福山地方救济券”。这十几种票子，都是“出门不管，完粮纳税不收”。当地老百姓饱受其害，据地方史记载：民众对这些不值钱的票子习惯用秤称，差一星半点无所谓。买一头毛驴，得先借头驴驮钞票。老百姓死了人不烧纸，就烧票子，烧纸比烧票子贵啊。

从敌后的作战艺术和根据地的经营角度，八路军无疑是一个王者，这大概是敌后各军此长彼消的根本原因了。杂将们虽然抱团反八，却是越反自己越抽抽。1942年7月，八路军攻克丁綍庭的根据地黄村，丁率残部投靠腾甲庄秦毓堂部。但腾甲庄后来也被攻破，秦毓堂部逃往海阳，丢了部队的丁綍庭则托庇于赵保原部。当年10月，丁綍庭被任命为山东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又回归到保安大院里了，可专员司令到了这份上，怕是没几个村庄可专、没几个兵可令了。日本投降后，丁綍庭当过青岛市参议、青岛市保安处长，1947年10月起任过九个月的烟台市市长，抓地下、剿游击，与中共的血仇当然越结越深了。去职后蛰居青岛。1949年6月青岛解放，丁潜匿包头、兰州、上海等地。1951年12月18日终在上海被缉捕归案。1952年12月17日于黄村被人民政府处决。秦毓堂部在日降前仅剩下400余人，后编入赵保原的暂编十二师。秦本人则加入中统工作，后于1950年8月20日在乳山县夏村被枪决。

• 【原创】和逸云兄 -- 抗日烽火中走出来的“北海银行”

顺便送花

开辟根据地的就不能只顾枪把子不顾瓢把子... 这“七分政治”里头，恐怕得有五分得是经济... 胶东的这一班“杂将”都是只管搜刮不管生养的主儿，眼下能从老百姓那里多抢一瓢棒子面是一瓢，哪管百姓往后的死活... 而对于百姓的搜刮最恶劣的莫过于滥发“流通券”，这种“流通券”毫无价值可言，唯有靠其枪杆子做保方能流通，其实质就是白条 -- 根本就没打算兑现的白条。

这种混乱状态也是国民党在胶东政出多门的一个反映，老将新贵，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等场，地方上各路人马莫衷一是，只好自行搜刮，先抢个盆满钵翻再说。

于此形成对应的是胶东根据地创建之初即成立“招远采金委员会” -- 招远金矿听说过吧？此外把持海关，开设工厂，对农、贸、渔、盐、矿等各方面都设立专门委员会，行督导促进之职。这一系列休养生息措施，使得胶东根据地的经济蒸蒸日上，根据地的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币”在民众中信誉颇高 -- 这个“北海币”的发行，严格依据“纸币的基本保证是物资”的理论指导，跟“杂将”们乱七八糟的形同草纸无异的“流通券”有着根本的区别。北海银行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水旱交替的40年41年向农民发放无息贷款等举动，不但强化了根据地的经济，而且经由经济手段，加强了胶东根据地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权威作用。

可以说，根据地的争夺战，就是经济战。没有“北海银行”，就没有胶东根据地。

呵呵，相信很多人都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

前不久看了海峡对面的陈永发写的“中国共产革命70年”，竟也发现了某些和我们的文件/课本殊途同归的叙述：

“一般说来，国军在这两个省区的军队主要是军阀残余部队，各部队自成山头，彼此猜忌甚深，而共军虽然散处各地，但同心协力，浑然一体，更针对国民政府的弱点，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共军除了团结以外，最大优点是能自食其力，并不依赖后方支持。当时国军在中共和日军的双重压力之下，防区缩小，虽然他们有中央政府提供薪饷，但是在粮食和其他日常需要方面，仍然依赖就地摊派。因为国军所能控制的人口和资源减少，开支却未紧缩，老百姓的负担自然呈反比例增加。摊派之时，富户转嫁贫户的现象，犹如往昔，极为平常。因此农民对中共合理负担的口号越加欢迎。另一方面，国军各部队因为农民抗拒，不仅不容易摊到款，甚至连粮食也无从购买，于是不得不把士兵分散到各农村就食。这样一来，军队便无法避免和农民直接接触，易招民怨，甚至激起民变。另一方面，军队分散各地，共军更容易将之各个击破。……在对付优势日军攻击方面，共军有江西时期避实就虚的经验，而国军则仍然袭用江西时期以强击弱的故技。所以结果有宵壤之别，多半是共军能够保持有生的力量，等待敌人一开始撤退，便立即卷土重来，进而继续扩大，而国军则在崩溃以后，一蹶不振，无法东山再起。共军面对日军的扫荡或清乡，有农村基层政权的配合，消息灵通，情报准确，往往能及时跳离包围圈，或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到各角落隐藏，甚至可以‘地方化’成为基层武装，以求生存；国军则一旦分散到营或连，即使原来是军纪优良的部队，也因为给养问题，而不得不以抢掠维生，终于沦落为老百姓眼中的散兵游勇或绿林土匪。……总之，面对日军的进攻，共军仍能继续扩展，而国军若非一触即溃，便是不知所措，最后只有走上投降之一途。”

“中共最重视的是社会基层，也就是县以下的单位，要在这个层次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结构。这个政治结构是由四个不同指挥系统的延伸所组成，亦即政权、军事系统、群众团体和党部。以政权为例，县以下要设置乡长、村长和各级人民代表。军事系统设置地方武力和民兵，群众团体则设置农村抗敌会、工人抗敌会、青年抗敌会和妇女抗敌会等等。这些不同系统的组织后面是农村支部和区分部，各级党部的负责人可以根据党一元化政策，指挥同级的政权机构、军事武装以及群众组织。”“中共的基层结构是国民党所没有的。一般说来，国民党的统治只到达区这个阶层，再往下虽然有村长和保甲长之类的设置。村长和保甲长，虽然是政权的延伸（原文如此－引者），但是人单势孤，缺乏社会威望，理论上是无所不管，实际上却因为人手不足，除征兵征粮以外，几乎什么事情都不管。他们并不是正式官僚结构中的一员，没有薪水，收入来自实际‘征收’和上缴所‘征收’之间的差额，故贪污中饱的情形，势所难免。他们的素质一般也不高，摆架子的情形很普遍，因此很容易便成为中共‘反贪污’和‘反官僚’的打击对象。最严重的问题是，乡以下的官吏背后，既没有群众武装，也没有群众团体为后盾。农村基层若有群众武装或群众团体，则这些组织多半受农村士绅以及其他地方自然领袖掌握。这些军事和社会领袖，多半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要不是地主，也至少是富农或富裕中农。乡长以下官吏对他们优礼有加，所以征粮征兵、派夫派工之时，也不敢公平执法，通常要与他们合作，而把重担加在无权无势的贫苦农民身上。虽然有一些乡长、保甲长、地主、士绅加入国民党，或拥有良好的党政关系，但基本上可（以）说，国民政府的农村并没有党组织存在，……况且国民党内部派系纷繁，彼此斗争激烈，又如何判断谁是真能代表国民政府发号施令呢！”

对杂将的还是其次，对日伪的经济战更大，日伪曾企图以伪币挤压，又以在占领区获得的法币大量套取根据地物资，曾经来势凶猛，但最终北海币还是打胜了。

摘的好文章

这篇文章说的挺中肯的，国民党缺乏基层组织，不能对基层有效行政（包括政治与经济），确实是一个死穴。即以税收而言，“包税阶级”的存在，使政府以重税的税率，收到相对很低的税收收入，而底层人民则痛苦不堪，政治经济双输。重庆政府也曾经试图改革税收，但基层政权建设没有先行的情况下，受到强力反弹，不了了之。终于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经济破产。以前看过英文的一个东东，有类似的阐述，可惜看过就算了。

让海兄带的，我是杂将面呢，再跟着一本正经说下去，快变正餐廖。收了。

河里文章，老麦正搞黄金万两，至于中共的税收，以前禅人兄写过个三五支队来收税，记得仙人兄也写过个老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