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朱元璋的理想和它的幻灭 -- 萨苏
在历史学家眼里，朱元璋是个十分矛盾的人物，而唯一的从乞丐到皇帝的经历，又让他在帝王中十分独特。分析一下他作了皇帝以后的所作所为，无疑有其独到的价值。
朱元璋是个非常精明的帝王，他看得很清楚各个朝代的治乱交替，也很想解决这个问题。美化的说，他是想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无论他是不是想把这个王朝传给万代子孙，这个理想在帝王中是不坏的。
他的后半生作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叫做家天下。杀功臣就是这个目的，结果是要高度的集权，以一人治天下。这个结果勤政的朱元璋很好的表现了它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大权在握，没有抗衡的权利加上朱算一个“明君”，他通过杀戮和整肃创造了一个相对清廉的国家环境 -- 朱元璋是一个作了皇帝的梁山好汉，他的思路和宋江很相似，“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认为天下的事情不是坏在皇帝手中，而是坏在贪官手中。这完全符合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因为从他自撰的祖陵碑看，少年的朱元璋肯定是恨透了贪官恶霸，所以在他眼里，贪官正是他的江山的敌人。朱元璋杀贪官，不是他残忍，而是他理智的选择。
只是既然事情不是依靠法律来做，而是依靠皇帝来做，皇帝的名声也就不可能好。而当他的子孙是昏君时，这个高度集权带来的危害，也远远超过一个中央软弱的政权。朱家的子孙恰好性格上都有些贪婪，冷酷，固执的明显缺陷，于是一人治天下的权利加上这些或者糊涂或者昏暴的家伙，只有造成更大的危害。这倒是证明了儒家大一统其实并不是什么高明的灵丹妙药。
第二是朱元璋始终在努力建立一个理想的凝固的社会。也就是说他很想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官吏各司其职，人民自食其力，日复一日不断循环下去，自然运转，永远不要变了，于是开万世太平。即便今天，这又何尝不是很多人的理想呢？只不过今天很多人认为实现这个理想是要民主，而朱元璋没有这个觉悟，他选择了“儒”。于是，他努力使上上下下都按照礼教圣贤的教导建立起一个固定的社会。这个努力在朱瞻基停止下西洋以后达到顶峰。不能说这个努力毫无作用，即便后代出了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这个体制也能自己运转维持朝政。这种“无头骑士”式的社会情状古今罕见。
然而，这体制运行起来就出现了两个灾难性的后果。第一是不思进取，既然要建立一个凝固的体制，那么一切变革就都是要被排斥的，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科技和社会发展在明清进入一个黑暗时代（清朝也不自觉的继承了明朝的这一理想）。第二是儒者在得到这个好的条件之后，展示了他们丑恶的一面 -- 他们的贪婪，虚伪，不忠暴露无遗，丝毫不因为他们是自诩为道德化身的儒者而有丝毫不同。明朝的溃烂，最集中的体现在这些儒者出身的官员身上，而个别儒者的气节，又往往浪费在皇上的爸爸该怎么称呼这类对国家毫无用处的地方。明朝的失败，证明了儒家只能代表一种理想，在现实问题面前，老夫子们一败涂地。
不是历史没有给儒一个机会，朱元璋其实是很有理想的一个君王，他也很想按照“圣贤”所说的去做 -- 一个农民出身的皇帝，在打仗的时候可以看不起读书人，在内心里还是信赖这些“圣贤”的子弟心中肯定有治理国家的好办法。所谓贪官，不过是“圣贤”中的败类，只要找到不是败类的真正圣贤，国家自然长治久安。
可惜，儒们让朱元璋失望了。
个人以为，所谓明亡于自己，正确的解析就是 -- 明，亡于儒。这一点，是精明的朱元璋恐怕也没有想到的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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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晚了半分鐘。。。
现在大多数人一提起腐败，大多咬牙切齿，但是很少会想到根源来自朱元璋。正是这个皇帝所制定的低俸禄政策，让许多官员的俸禄无力支撑家庭，好象几个有名的清官都是穷得可以的，做官做到这个地步，那么，为了保证正常的生活，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贪污腐败行为，而身在官场都知道彼此的情况，潜规则由此开始运行。慢慢的，贪污和腐败的收入远远超过俸禄，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虽然不是从明朝开始传出来，但是却是从明朝的实际情况继承而来。原本是理想化主义却导致了完全相反的后果。
至于儒家，其实中国人还是有些反叛精神的，我们强调仁义忠孝，仁是排第一位的，天下须有德者居之，而很重要一环是需要实施仁政，如果不实施仁政被视为暴君，那么死谏甚至谋反也是可以的，不过明朝通过强化太监特务组织来瓦解类似图谋，对比下日本，日本强调中国人忠孝观念，却抛开了仁义，这可能就是这两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却有大不相同的民族巨大差异的原因之一吧。
说起来明朝的东林党有点类似57年的知识分子，虽然坚信道德上自己绝对正确，但是丝毫不与现实妥协，换来的结果最终是自我毁灭，也为国家带来巨大伤害。
这个设计最致命的一点就是:这个设计的前提是社会发展的顶峰已经在计算之中,而从没有想过超过这个顶峰的时候应该如何面对
我看他们发言前后的纪录，很多人是很克制的，比起之后的80年代某些言论缓和多了。
恐怕不能拿明显曲解愿意，为了宣传编出来的某些口号说事吧？
另外，看东林党的“清流”们前后几十年的表现，委实难说的很。
１９５６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作了三件意义非同寻常的大事，从而明白无误地宣示了这个党的决心。这三件事是：１．从党章中删除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邓小平甚至公开地提到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２．明确提出曾指导党取得了战争胜利的毛思想不再继续适用于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３．宣布基本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
（看到这些真的很感慨，这个正确的方向却因为种种原因拖延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正是日本腾飞的二十年，也是四小龙腾飞的时候，是什么造就了后来的乱局？完全推在中共或者说毛身上我觉得很难信服，知识分子自身也难辞其咎。）
１９５７年的历史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还远不具备独自管理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国家的知识、经验、能力、品德和威望；而国家也远没有进步到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管理的水平。或者虽然有了这种需要，但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参政所必需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是一种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一大批工农干部接掌了国家的各级政权则是一种历史必然。于是在１９５６年以后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知识分子在团结、让步、尊重工农干部的领导方面做得稍有不足，（即使是极其外行得愚蠢可笑的行政命令甚至是会带来重大损失的官僚命令），都会触怒政权伤及自身，都是对国家的损害和对民族进步的一种犯罪。这里根本不存在具体是非，存在的只是大是大非和历史形成的现实。
这一切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太难了，对他们的要求又太高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集团，在政治上幼稚得几如顽童（我们以后还将看到，违背历史似乎已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传性疾病）。
在２５年以后的现在，幸存下来的知识分子们仍感到委屈，拒不承认他们在当时确曾企图从共产党手中接取权力。这是不真实不可信的。或许那不是每个具体人的明确意图，但却使他们在给共产党提意见是表现出的一种毫不含糊的整体倾向。当他们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时候，当他们激愤地声言“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的时候，这种倾向和政治意图不是再明确不过了吗？
在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不识时务不顾大局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屠杀了自己。全部问题或初始原因只能从这个不成熟的群体自身去寻找了。
我们必须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都做了什么。
１９５６年夏季，中国心腹地带的最大城市武汉爆发了一场规模和声势都很大的反对共产党的学生运动。学生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以大学生为主，并又相当多的中学生和教师、店员参加）。在游行队伍中有人喊出了“欢迎国民党回来，欢迎蒋介石”的口号。一部分学生向市民演讲时鼓动市民“勇敢地起来推翻暴政”。个别演讲者声泪俱下地控诉了中共地方官吏得劣行。
据后来共产党方面的情报说，这次闹事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挑唆的结果，这似乎不可信，即使后来抓获以两个“特务”也有冤案之嫌。如果没有学生的激愤，挑唆是极难成功的。这次骚动应看作是共产党执政以后青年知识分子发动的第一次针对政权的示威活动。
武汉的学生运动并没有形成更大的连锁性声势，在抓了几个人以后很快就平息下去了。这次学生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向共产党和青年学生两方面都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或者说是一个警告。知识分子和政权的传统对抗并没有因为共产党这个自称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党的执政而终止，相反，对抗将以相互伤害情感的方式一再发生。为了避免对抗，双方各自应取慎重或收敛的态度。
这或许是中国今后注定要走上一条曲折坎坷道路的标志。遗憾的是两个方面似乎都没有从中捕捉到应获取的信息，而是分别选择了错误的斗争方式。１０个月以后，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对共产党的抗议和控诉运动。
毛泽东和中共的错误在于他们决定采取的平息矛盾的方法。武汉事件已经透露了事态的严重性，但毛泽东仍然决定要开门整风。这或许是由于他太过自信，也太相信他的党与民众之间那种神奇的亲密联结关系。不管出于何种考虑，他是不应该在矛盾已经趋向尖锐化，对抗情绪十分强烈而青年知识分子极不成熟的情况下，非常不合时宜地开始了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和缺点。动机也许是善良的，通过对共产党及其干部的作风进行批评来缓解民众的怨愤者也是很有政治家风度的。但是，这个时机选择得太糟了，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跳着要自杀时你恰好给他系好了绳套，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毛的动机。
许多人证实毛泽东在事后的确讲过开门整风就是“引蛇出洞”这类话。一个民众的领袖引诱民众犯错误再挥棒击之，这不仅损害了毛的形象，也玷污了他们自己的心灵。但是从更多的事实去分析，这句话不能作为毛对知识分子的有计划有预谋地屠杀的证据，也不能证明他的政治心理的阴暗与狡诈；相反，这只能证明他的行动不自觉、盲目和迷惘。事实上，这句话不过使他在事后为遮盖自己的错误及安抚老部下而做的一次拙劣的掩饰性表演。如同一个调皮的女人，先是对男人投怀入抱，后又哭喊着遭人强奸，再后是镇定自若地声称在施美女计以捕捉坏人。政治家们的痛苦就是常常言不由衷。
局势一开始尚可控制，处理武汉事件的余威使知识分子们不敢轻易讲话，中共各级官员奉中央指示拼命动员他们开口（当局势翻转时，这些官员有的也成了右派，大部分则在政治良心上背上了包袱）。当青年知识分子终于开口提意见时，局势就迅速恶化了。
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大学校园里，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会议迅速变成了对共产党控诉的集会。一位大学男生拿出一件布满血渍的外衣，声泪俱下地控诉共产党在乡村实行土地改革是对他地主家庭的侵害行为；一位大学女生则揭发了她被农民出身的中共干部逼婚的经过。新婚之夜，她被那位农民咬得遍体伤痕。另一位青年教师则以挖苦嘲笑的口吻历数了共产党派驻大学的领导干部的无知、粗鲁和无能。这些会议常常以打倒共产党或相类似的口号结束。
更多的控诉和揭发是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醒目之处，任由人传抄散发。社会上已有共产党即将垮台的传言，一般社会民众对这类传言似乎乐得其成，并无反感。
较有政治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向共产党提意见时所采用的方式及语言都比较缓和，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都能戳在这个执政不久尚无统治经验且干部素质不高的党的痛处。上海的一位大学校长抱怨自己毫无实权，而党员副校长却大权独揽。一日该副校长因公进城将离校数日，临行前竟张贴告示云：在其外出期间其职务由校长暂时代理！
这类笑料当然会引起公众对执政党的普遍性不满和义愤。
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证据是一些共产党的干部开始投降认错。（公正地说，这在前执政党国民党中是找不到先例的，这说明了什么？）北京一所大学的共产党员干部在听了学生的揭发控诉发言后，竟羞愧难当，当众向控诉者三鞠躬，并声言“代表党” 向该学生认错、 道歉并进行抚慰。还有个别青年党员当众宣布要退出这个“腐败、变质、暴政”的党。毫无疑问，中共基层党员的这种举动进一步助长了青年知识分子们的野心和狂妄。北京和上海的学生已经开始走出校园。一场风波有可能演变为一场破坏性骚动。
于是，毛泽东就不能不采取行动了。结果是悲惨的，几万名青年学生和一大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失去了工作的权力，被发送到乡村或工厂去接受劳动改造；而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从此再也没有受到社会的信任，没有能够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执政党也失去了一大批朋友和同盟者。
这个悲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需要一个稳健的执政党，也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次运动似乎使民族同时失去了这两者。中共与知识分子失去了这次结合的机会以后，使中国丧失了民族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因而在原地整整蹉跎了２０年。这大约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第一次进行民主运动的最重要的“成果”。本意是争取民主进步，却得到全民族后退的结果，这真是匪夷所思，然而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仅这一次如此，下一次仍是如此！
如果一定要说造成悲剧的第一位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成熟，这似乎令人很难在感情上完全接受，因为他们除了知识和一腔热血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并且在以后的２０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又一再遭到摧残、戏弄和折磨，这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磨难最多的一个群体。其实，知识分子的不成熟的另一个意义是说这个群体具有先进性。当整个民族和社会还不具备民主、多元、科学的意识时，知识分子的热情和幻想只能把自己与社会割裂，成为孤立与软弱的一群。
回顾１９５７年的历史，中国和西方的许多学者倾向于把责任推于毛泽东身上，指责他的政治品德，怀疑他的分裂性格。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推诿不仅欠准确而且也是不公正的。同时，十几亿中国民众也不可能接受这种结论。一个伟大的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民族绝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原因而延宕２０年。
转自《第三只眼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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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诛方孝孺十族，从此儒家精神就消亡了。儒者变成了懦者。
很有些意思
这样吧，老兄去合适的版面再发一次，我再删除怎么样？
儒家说白了其实是培养CEO的，自己当不了老板，所以用心学好当管家的本事——可是，不管本事多大，还得投靠老板不是？
汉武帝对董仲舒“尊儒术”的采纳，也算是表明态度：这样的管家，我得用。
注意啊：当年说的是“尊儒术”，可不是“独尊儒术”啊，后一种说法的流传也算得上莫名其妙——总疑心是哪些儒家弟子偷偷摸摸搞的小把戏。
事实上，汉也并没有因为儒家就偏废其他用的着的意识形态啊。汉宣帝不就直言不讳的批评偏爱儒学的太子：我家杂霸王道而用之，焉能专用儒术？（大意）
……
有理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