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坑】屋场琐事（十八） -- 冰冷雨天

当时特革命的老麦克说：中央台犯了严重地政治错误。

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毛泽东去世公开报道的背后

串场1：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76年的9月9日，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布了一条重要的消息，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北京去世了。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毛泽东的去世，作了连续25天的报道，这在整个中国的广播历史上可谓是规模空前。

1976年，杨正泉36岁，那个时侯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副台长。杨正泉说，他是喊着“毛主席万岁”长大的那一代人，那个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他竟然要为毛泽东的去世，组织公开的报道。今天他为我们讲述的，就是在这场报道背后的故事。

解说：1964年，杨正泉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从此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了二十多年。在他的记忆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承担着

对国家重大、紧急事件进行宣传报道的工作，它在当时中国的舆论界，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

那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影响是大的，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都要转播，中央也非常清楚，凡是有了重要新闻，重要消息，一般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广播，（周恩来）总理在的时候，常常批示某一个重要消息，今天晚上8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出，明天见报。

解说：1976年，新中国的历史上极不平静的一年。周恩来与朱德两位中共元老相继逝世。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这一年里，中国的政治风云也不断变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除了承担大量的宣传工作，还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杨正泉记得，当时电台的工作极为繁重，工作人员日夜守在工作岗位上。

1976年的9月9日，时任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正在台里值班，天还没亮，他就接到了一通紧急的电话。

5点来钟的时候，我们那个局长办公室，广播事业局局长办公室打电话找我，说是有急事，你赶紧来，就觉得什么急事啊，这么早就又什么，一个是那一年发生的急事太多，心里有点受惊似的，所以我就赶紧去了局长办公室。去了以后呢，有几位副局长和这个局的核心小组成员，有四个人在那里。一进门，他们四个人谁也没说话，我就站在那里，也没说话，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位副局长说了，他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毛主席去世了，说完这一句话以后呢，谁也没再说什么，都是沉默，在沉默的过程当中呢，都在流泪。

解说：杨正泉说，尽管这个消息来得突然，但是在近几年的宣传工作中，他和很多人一样，已经对毛泽东的逝世有着隐约的预感。

这有好多个预感，是内部知道的，第一个预感就是1972年尼克松来的时候，毛主席一再地说，我现在不能动了，眼睛也不好使了，我要去见马克思了，他说了好几次这个，因为这正好是9.13以后，林彪叛逃以后，林彪叛逃的时候是毛主席身体的一个转折点，他就不能动了，大家一看到，哟，而且是听了毛主席谈话，就觉得一种凄然的感觉。

又过了不久，又告诉说是，毛主席不能接见外宾了。最后一次是谁，我记不太清了，以后不再接待外宾了。这个又是一个信号。不敢去想，想了你也不敢去说，谁也不敢说毛主席要什么了，我们说点这个，这一句话说了以后就是政治问题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了。

解说：然而此时，来自中央的通知已经摆在了杨正泉等人的面前。通知中说，毛泽东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去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间办公室里，杨正泉和另外两位台长一起，关起门来秘密地商量，如何来安排对毛泽东逝世的宣传。

党和国家领导人去世以后，治丧期间的宣传报道，多年以来是形成了一定的规律和规格的，有一定的依据的。但是像毛主席去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啊，没有这样的规格，最高的规格，没问题，那么最高的规格是什么规格，没有一个可比的这个尺度。

解说：杨正泉等人研究决定，只能在常规的治丧报道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提高标准。从播出讣告，到播放哀乐，都要超越以往的规格，用以符合毛泽东 “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的身份。

（比如）哀乐怎么用法呢，两种规格，一般能够用哀乐的，都是党和国家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有的用一分多钟，就是一分30多秒的哀乐，有的用三分多钟的，像这个周总理去世的时候，就用了三分半钟的，三分半的，这在当时来讲是哀乐当中是最长的了，可是毛主席去世以后用多长的哀乐，没有准啊，没有一个参照系数，大家商量商量，用最高的，用多少，用六分钟的，确定一个最长的这种哀乐。

解说：除此之外，杨正泉等人决定，在毛泽东主席治丧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停播一切文艺节目，以表示人民的沉痛心情。

因为好多节目里面都有毛主席万岁，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都有歌颂毛主席的这个歌曲，过去的歌曲也停了，这个撤换节目就不是动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部门几个人的问题，必须全台动员，这个量很大的。光是普通话就是60多个小时。60多个小时，播出量是多少呢，按照正常的播音来讲，播音速度，那时候是一分钟180字到200字，所以这样一算，你就知道这个工作量有多大了。

串场2：

1976年9月9日的清晨，杨正泉已经知道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和另外两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一起，关起门来，秘密制定了一个宣传的预案。

杨正泉回忆说，到了上午8点，广播局局长邓岗从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之后，他们所制定的那个预案就得到了批准。邓岗还告诉他们，经过请示，同意在当天上午11点的时候，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宣布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中央电台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因为它经常遇到紧急的机密的重大的一些宣传，很好的一个传统，大家形成了一个严格的保密习惯，除了是保密的这个观念以外呢，我想附带说一句，那时候的政治气氛是很严格的，人们都知道，万一谁漏了，走漏一点风声以后，将会承担什么样的政治责任和后果，这个都很清楚的，所以谁也不愿意去冒这样的一个风险。

解说：杨正泉回忆说，根据当时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的决定，正式播出毛泽东逝世讣告的时间是9月9日下午6点。也就是说，从上午11点开始，电台的工作人员有7个小时的时间，秘密筹备宣传工作。按照宣传工作的计划，负责播出讣告的，是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夏青。

一直到了上午11点半的时候才拿到讣告的稿子，这个讣告的稿子呢，不叫讣告，叫《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国各族人民书》，拿到了以后呢，同时带来一个信息，说不是下午6点播出了，提前到下午4点钟播出，这样的话呢，就很紧张了，所以（播音员）夏青拿到稿子以后，基本上没有来得及准备，夏青录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要悲痛的，要庄重的，要这个充满着哀悼气氛的，又要很有逻辑，很清楚地向全国人民来宣告这件事情，这个非常地庄严、庄重地宣布这件事情，所以确定了以后就开始录音。

解说：杨正泉回忆说，几经周折，直到当天下午三点半，这篇讣告才正式录制完成，确定播出。

在播出以前，还有一个预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过去在播重要文章的时候，在播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时候，在播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事前都有预告，比方说今天下午几点几点将播出什么什么什么的预告，这等于是告诉了人家这件事，实际上是一条简讯，这次怎么预告，显然是不能够预告有内容的，所以这一次的预告很简单，就是说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解说：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向全国广播了这篇《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通过广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有记者在文章中这样形容：“在这个悲痛的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这个消息同样也震惊了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之后，世界几大通讯社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4点钟播出了，很顺利，播出了一遍，第一是讣告，第二是哀乐，哀乐完了以后播出《国际歌》，第二次接着又播了一遍，等播出完了第二遍的时候，中央来通知说，下一轮要插播，要播出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

解说：电台的工作人员忙着录音，合成节目。然而正在这个紧张的时候，姚文元，给广播事业局打了一个电话。

姚文元来电话说，你们播出的讣告我听了，哀乐太长，我们都是站着听的，时间太长了，要压缩，当这个局里把这个意见告诉我的时候，我说，现在来不及，但是有的同志说，上边已经发话了，我们得赶紧改，他去派人拿了一盘哀乐，拿了一盘哀乐以后，组织了几个人审听，这盘哀乐就是3分30多秒的，跟总理逝世时候的一样规格的长短的哀乐，组织人审听，审听，这个审听的人都通过了，都说，哎哟，没问题，可以用，后来就报告给我了，我说既然是有这样的哀乐，既然是审查通过了，能改那就改吧，好，等到播出第三遍的时候，播讣告，讣告完了以后就是哀乐，哀乐播到最后了，突然出现了一句话，叫“现在播送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傻了，全傻了。

记者：就播了一句。

杨：就播了一句，就没有出现两个字就是名单，就是播了一个，现在播送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两个字没播出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人一下子涌到了传送间，都叫啊，怎么了怎么了，急得都不得了，怎么了怎么了，外边的电话纷纷地都来了。

串场5：

杨正泉回忆说，那天第三次播出《告各族人民书》之后，就在播放哀乐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的严重的错误，这件事情后来被称作为“九九事故”。它在当时引发了整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震荡，也引来了种种的猜测和误解。

这终究是个大差错，那个外边的电话很多，各地的电话很多，有些革命委员会，省的革命委员会做出决定，给中央发了电报，要求中央查一查，中央电台有没有516分子，是不是他们在破坏。好多个地方电台打电话来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你们是不是播音员太悲痛，太疲劳了，播错了，有一些听众打来电话说，是不是地方台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错了，转成敌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会出这种差错啊。

解说：时隔三十年之后，杨正泉回顾了当时的事情经过，在他看来，这次播出事故情节复杂，原因却很简单。当时的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中，忽视了安全播音的规定，最后导致了这次事故的发生。

按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录音，是有很严格的规定的，每录节目的时候，这一盘胶带，开始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在中央的这个中字前头，要卡上一个纸条，最后播送说，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完了后边卡上一个纸条，等于卡上两个纸条，这是编辑的责任，录制员的责任，然后放到传送间去播出。传送员，就是负责播出的传送员，他必须看到纸条的时候，要把这个卡的纸条上，胶带一转出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必须放到最后一个纸条才能够停止。

解说：杨正泉说，在姚文元提出对哀乐进行修改的要求之后，工作人员临时选取的那份3分30秒的哀乐，是以前在周恩来逝世的时候已经使用过的。

按照规定来讲呢，哀乐就是单独一盘，没头没尾的，就一盘，不允许录制其他的内容在上面，当时新闻部的编辑呢，为了省事儿，把下一句播送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名单的那句话，录到这个后边的尾巴上了，他又把纸条呢，掐在这个名单的后头了，好多个人审听这个哀乐的时候呢，只审听完了哀乐就停了，他不管纸条不纸条，说哀乐能用，没管后边，放音的时候呢，一转，放完哀乐以后呢，没到纸条啊，它还在继续转啊，传送员不敢停啊，所以等他听出来现在播送周恩来治丧委员会，他知道错了，知道错了的时候，他才突然把胶带给摁住了，这时候还没到纸条啊，摁住了，就两个字没出去，名单两个字没出去，哎哟，这件事是天大的事情啊，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讲，出一般的差错，出一般的政治差错，都处理得相当严格的，我在现场，我一看，不行啊，我说，这个差错已经出了，现在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赶紧把下边的安排好，下边可不要再出差错了。责任我来负，我去检查，你们谁都别管，保证不要再出差错了。

解说：安排好了接下来的节目以后，杨正泉去找局长邓岗汇报检查。

局长知道了以后，急得满屋子转圈子，走过来走过去，拍桌子，天大的问题呀，天大的问题呀，在那种特定情况下出这样的差错，你想一想，当时他说还好，行了，行了，行了，你赶快回去安排节目去，别再出了，他接着向姚文元，打电话报告，姚文元过去对出的差错极其严厉呀，都要追查清楚，都要立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处理，哎，这一次他一反常态，他说什么呢，你们别着急，注意后边不要再出差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一下子把这个气氛就缓解了一下，他如果说是，这还了得，赶紧把它什么什么什么，查清什么的，严肃地处理，他如果这么一说的话，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我事后了，咱是事后这么想，说姚文元为什么一改常态这么说话呢，我觉得是几种原因，一个呢，出这件事与他有关，他要压缩这个哀乐，是吧，6分钟要压缩，与他有关，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他要是秋后算帐，现在我叫你不要出差错，等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咱再算帐，再处理，只是因为过去以后不久他就垮台了，如果不垮台的话，这笔帐是没完的。

解说：尽管当时缓和了局面，播出工作顺利地继续进行，但是，“九九事故”从此成为了杨正泉身上的一个重担。

到了夜里11点，我向全台，那时候都是工作在夜里的，我向全台的所有的部门的干部开会，痛哭流涕地做检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追查这次事故，要严肃处理，当时那种局面，我的一些同事在河南五七干校听说我已经被抓起来了，打来电话，询问是不是这回事，其他的给他回电话说，没这回事，他还照常工作，他说不行，叫他直接接电话，我们听他的直接的声音，我们才放心，才知道没这回事。各种传说很多。

不久以后又粉碎了四人帮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一个要害部门，要清查四人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是谁呢，是杨正泉，为什么？你想一想，出了这么大的差错，姚文元都把他包庇下来了，我就说，粉碎以前，粉碎以后都逃脱不了干系。到什么时候查清楚呢？到了1979年，政治气氛已经宽松了，粉碎四人帮好几年了嘛，就是查出来也不会政治处理了，所以那些当事人，中间怎么回事情呢，弄清楚了。弄清楚了以后呢，给我公开地，公开地来说明了这件事情，也就是说，用那时候的话，公开地平反了。

成天在“追谣”，76年最有名的政治谣言就是“总理遗言”。所以一听到“周恩来同志”这几个字，所有人想到的都是“总理真有遗言”！

小老冰反映慢，只是吓呆了。反应快的插兄们已经欢呼起来了，可惜只有一声，立即被“治丧委员会”给憋了回去。

那个声音，那种shock,这辈子忘不了。

世道终于要变了。

首先就说那个追悼会吧，那些在先帝爷在世时被先帝爷的喽罗们赶的成天东躲西藏的牛鬼蛇神全部出面就很让那些造反派失了一回望。中央规定要各地党委第一把手主持追悼会，这条规定江阿姨居然能够吞得下去也得让人佩服一番了。这就叫做“尸骨未寒”。

在江西，当时很神气的那帮人只能看着他们恨之入骨的老走资派江渭清来主持会议，那个伤心啊。估计心里肯定在想：“毛主席啊毛主席，为什么走得这么早？再领导咱们几年，把那些走资派全灭了，让全国人民都吃上那个社会主义的草再走也不迟啊”。

但是哭归哭，没办法。大老板一命呜呼，蟹兵虾将们也就只在等着被抓进笼子的下场了。

公社大队当然也要开追悼会啦。小老冰们是在大队开的，全大队男女老少集合，胸佩白花，臂挽黑纱，周主任他爹金滚老倌很认真地发过牢骚，说是皇上驾崩（小老冰是从金滚老倌那儿才批发来的这个词，而不是从侯宝林的相声里听来的）怎么不披麻戴孝，就带个黑袖章算了事了？大队查书记也很尊重金滚老倌的阶级感情（当然还要考虑到人家是公社革委会主任他爹这个重要事实），认真地对他解释说不是不想披麻戴孝，而是现在上哪儿去找麻去？那些年连种麦子都会受批评（赣北小麦产量低，旱地一般就种红薯），你还胡扯什么麻？金滚老倌倒也很罕见地没有反驳。

说是追悼会，其实应该是集体听广播。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实况转播，然后那里面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主持追悼会的是小白脸王副主席洪文，那是他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牛B，王副主席一声令下：“一鞠躬”，顿时全国十亿人一起低头，你说多爽。那年头的广播大会多，没事就集合农民们听广播。但那次和一般的广播大会不同就是大家都得站着，还得站直了，边上是一色手持汉阳造湖北条子的武装基干民兵站岗。没人乱说乱动，敢咋翅的估计当场就会作为现行反革命抓起来。

中央散了会，这边也就大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曾经有人号啕大哭：“你走了留下我们可怎么过啊”。KAO，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只会过的更好，没有过的更差的道理。因为已经差到了底了，再往下，没了。

肚子里是在骂娘，可是到底会不会越过越好，谁都没有底。于是小老冰这帮反动分子们就更加努力地偷听敌台。

好像是10月6日，小老冰们最早是从“莫斯科广播电台·和平与进步之声”中听到的：“据传北京发生政变，已故毛泽东主席的遗孀江青和文革派重要人物已被逮捕”，接着美国英国台湾全部报道了。

真的假的？如果是真的那太好了，就是说不管你信不信，上帝还是存在滴，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就是那个意思。但是如果只是传言呢，那出去乱说就太危险了。那时没有通讯手段，连汽车都不通的赣北农村没有什么直接方法来验证其准确性。但在动乱中混了那么多年的中国人，有大量的智慧来解读这类问题的。

直接的方法没有，但有间接的方法：听中央台。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那时有三个重大新闻：首先是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和修纪念堂，还有一个就是北大清华的学生又上街游行了。

第一个第二个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公开发出信号的是第三个：清华北大学生的游行。其实清华北大的学生有游行的业余爱好，从1919年以后没事就上街逛逛，反正他们又不用挣工分养家糊口，游行本身不说明问题。但是这次游行不一样，那个口号太有意思了：“誓死和篡改最高指示的人斗争到底”。嗯？“最高指示”被篡改了？被谁篡改的？那时候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想“篡改”的人估计不少，但谁能篡改得了呢？俗话说“十亿人民一张嘴”嘛。这次游行能喊出这个口号，中央台还在播报：就是说黄浦江上的“江桥摇”真的倒了！起码要倒了，有倒的指望了。

老刘走的时候吩咐过小老冰看住南浔公路，小老冰们是认真执行，分了值班的。因为小老冰们知道这事情的重要性，真要是先帝爷的喽罗们占了上风，那大家除了草之外真的什么都别指望能吃上了，不相信只要看看现在的北韩就知道了。

可能是10号左右，从南浔公路庐山方面下来大批小汽车，带着滚滚尘土，往南昌方向飞奔而去。那架势用一插兄的话来形容就是：“喂，你们看那像不像电影《打击侵略者》里面的美国鬼子撤退？”。真像，那是小老冰第一次看到同时有这么多小汽车的。其实中共内部斗争挺有意思的，阵线分明。虽然不像日本自民党那样公开地分派阀，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尤在自民党之上。老冰的处长一次到日本来考察了两个月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和日本的区别在一个叫共产党，一个叫自民党，除此之外全TMD的一样”。

消息一瞬间就传遍了全公社，老俵们不关心这种事，插兄插妹们就不同了。也没有人发起，不知怎么的插兄插妹们就全涌到了公社供销社，那时候本来粮食就不够吃，酒就更是稀罕物了。现在常见的江西特产四特酒和李渡高粱那时是买不到的，公社供销社里就只有平时根本卖不掉的五毛钱一斤，臭烘烘的劣质红薯烧酒，那玩意一股烂红薯味，知青嫌臭，老俵嫌贵。可那天是开了一坛又一坛，大家都醉了。

好像全国都醉了，公社有电视机，前面围满了人。电视里面是全国人民大游行，电视外面是全国人民在笑。那样的场面老冰从小老冰的年纪开始看过三次：一次是26军支左部队进南昌城，一次就是这次的粉碎四人帮，还有一次是84年几个小伙子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

想象中应该还有两次，一次是蒋公还都南京，一次是共军进城。但小老冰没赶上。

冰锢神州又十年

冷煞人心冷煞天

雨润春归屋场笑

天日昭昭不枉然

然后差不多该是上海知青老北站卧轨、云南知青造反，然后统统返城了。

我对这一点体会非常深...

天地变了，9月份先帝爷驾崩。11月就开始了四年来的第一次招工，接着是征兵，同时进行的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的推荐。那一次已经争夺得不是那么激烈，因为招工给招生减轻了不少压力，而且只要有可能，那些老知青谁愿去读书？不如直接进厂哪怕当个普工也能养活自己，二十大几奔三十的人老让爹娘养着，心里过不去啊。

小老冰呢，这时候也离开了周家屋场，去公社中学当代课老师。原来初二的数学老师上电力学校去了，空出来了个位置。周主任把小老冰去填了那个空。每月24串大钱，旱涝保收。还不用风吹雨淋，用句南京话说起来就是：“舒服的一米”。

会不会有人怀疑小老冰作为老师的资质？哼哼，连“无理数”都知道的小老冰，教几个初中生有什么问题。就算小老冰不懂，那学生不也不懂吗？撑死教不好，反正不会越教越坏。

但小老冰也没在公社中学混几天，1977年5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小老冰就干脆打背包回了家。小老冰的“无理数”那去蒙公社中学没事，但要蒙高考还是怎么看怎么有点悬。回家补课去鸟。

高考和屋场无关，内容不在这个坑内。但有位苦命人既和屋场有关系，又和高考有关系，一定得交待交待，就是那位小董同学。

在赣北的上海知青中最小的应该是69届初中生，一般是1952年养的，可这小董是1954年的。上海是大城市，在学龄上抓得很紧，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那时候苏联一边倒，有些学苏联十年制的学校，这位小董就是十年制学校的。

所以先帝爷一声令下，这位小董同学也就被“一片红”了（上海当时是一人不留，谓之“一片红”）。小董家是大资本家，在家又是老巴子，到了赣北农村生活之落差可想而知。但是这位小董同学生性欢快，却又多闻多读，所以虽然比别人小两岁，到哪儿还都像个老大哥。在小老冰这号后辈前面是更加老气横秋了。

小董家和小老冰姥姥家相去不远，据说小老冰姥爷曾经专门去过小董家恳请小董大哥哥照顾照顾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弟弟”。但是小老冰去了没几天就知道了那个“董鸡巴”的美称，并且考据出了出处，这小董从此也就只能和小老冰一边大。稍微要狠一下，小老冰立即就喊匪号，这下小董就没脾气了。

小董同学是个帅哥，又能说会道，很有MM缘。记得当年九江来了个医疗队，里面有两个小护士被小董迷得神魂颠倒，弄得小董在小老冰这儿避了一星期难。后来那俩娘子军知道了这个秘密据点，又打到小老冰这儿来了，小董就继续逃难，反正那医疗队在小老冰公社呆了一个月，小董同学就打了一个月游击。

MM们喜欢小董，不光是因为小董长得帅又能说会道，还因为小董有一副好嗓子。小董从幼儿园开始就是上海少年宫合唱团的，受过名师指点。当时少年宫有苏联人老师，苏联人走了以后也有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所以到小老冰下乡时小董已经是九江地区有点名气的男中音了。经常参加各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混工分骗饭吃的。

小老冰和小董合作过几首歌，小老冰编词，小董加谱。一首《知青队之夜》还参加过地区调演的。虽然有“革命词黄色曲”的批评，但是整个反映还是不错的。本来可以参加省里调演，但是小董又像那个“JB事件”似的吃饱了撑的把个机会给弄没了。

这哥们交上上去的歌曲居然用的是五线谱！地区文化组的大员们看不懂，看不懂不说，那些大员们还闻出来了别的气味：说这两小伙子思想意识有问题。崇洋迷外，热爱封资修的一套，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这东西不能用。于是就黄了菜，就这样中国损失了一个作词家，网上多了个老冰。

那年月男中音很可怜。男高音可以声嘶力竭地乱叫，可男中音据说有点“封资修”的嫌疑，文革开始以后就不太有什么男中音唱的歌。直到73年以后才有胡宝善（听说是唱《赞歌》的那位胡松华的弟弟）唱《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小董唱起那首歌起来的共鸣能把搪瓷杯震的嗡嗡响。

所以小董平时唱的以苏联俄罗斯民歌为主，也有北韩的。苏俄歌曲中适合男中音唱得不少估计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北韩男中音歌曲也不少就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了。《金日成将军之歌》，《革命之歌》，《月飞山，英雄山》这些都是男中音唱的，估计北韩男中音吃得开很可能是跟老毛子学的。

所以报志愿时，小董没有一点犹豫，报考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小董在这点和那时一般上海人不一样，那时候的上海人除了上海之外是不知道还有别的世界的。77届上海外语学院分配时有被分到外交部而拒绝去报到的，那时候对大学生们也真宽容，赖了一年，第二年还是保留了名额，那位还是不去，坚决要求一个随便什么上海中学的老师名额。这事上过《文汇报》的，至于后来怎么解决的就不知道了。

但小董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志愿成了他的死穴。

考音乐学院麻烦，得到地区，省里，华东区反复考试。这小董同学一路顺利，在华东区也是名列前茅，眼见的就是最后的北京复试了。能进北京的复试名单几乎就是已经铁板钉钉了，没什么大事不会被涮下来了。

但小董没有去北京参加复试！

不是北京不要他去，而是“小董没有去北京”。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