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zt 中共十大元老-- 陈独秀1 -- 好猫如诗
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举行（原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会议室设在二楼。因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室内生了火盆取暖。
出席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参加会议的共20人。
由于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会议多数是在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在博古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又坚持认为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他把不能粉碎“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合不够等等，过分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接着，周恩来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主动地承担责任。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军事指挥上是有某些失误的，执行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但他也同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从湘南开始的争论，使周恩来进一步认识李德指挥的错误与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周恩来后来说，在这些争论后，“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指出大方向，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周恩来在会上的诚恳的态度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对于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李德评论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
紧接着，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战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深刻的批判。这个报告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
随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会议上最重要的发言，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毛泽东在发言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大量事实，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说明当时解决军事问题的重要性。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当会议上有人提出“左”倾冒险主义政治方面的错误时，毛泽东机智地予以制止了。他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辩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三次“左”倾冒主义在“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和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三次‘左’倾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创造性是被抹杀了”。还指出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意的赞同。陈云后来说：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
周恩来后来谈到遵义会议时说：“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战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立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拥护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因为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是继毛泽东发言之后立即发言支持毛泽东的第一人。作用很大，后来毛泽东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伟大功绩，称他投的是“关键的一票”。周恩来也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事实上是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
张闻天在发言中明确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强调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他的态度对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毛泽东称赞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
在会议上，周恩来也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朱德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结成的亲密战友，他历来佩服毛泽东的战略远见和卓越指挥才能。他在会上严肃批评博古、李德排挤毛泽东，军事上瞎指挥的错误，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他声色俱厉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从桐梓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他来到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当时正患感冒，发烧，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但他仍然专注地听取李卓然的汇报。李卓然汇报了长征两个多月来五军团部队的情况，在湘江战役中折损了整整一个师的兵力，指战员浴血奋战，连连失利，指战员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等等。毛泽东认为他讲的情况很重要，就说：“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李卓然在会议上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会议上大多数人反对“左”倾军事路线，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也有少数人坚持错误。凯丰坚决不同意对“左”倾军事战线的批判，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凯丰无言以对。他对会议持保留意见，会后一段时间仍坚持错误立场，他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博古在会上虽然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是照顾大局，讲党性，守纪律的。他是会议的主持人，在主持会议时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会后他同意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交给中央新的负责人，他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我们应该服从。”后来经过实践的教育，博古和凯丰都转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等斗争中，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和李德被取消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李德受到了批评，对博古的批评很大一部分也是批评李德的。他在会上情绪低落，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并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军事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他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后，他要求随一军团行动，以体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毛泽东仍然很尊重他，在重大军事行动问题上有意识地经常征求他的意见。然而他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对遵义会议极为不满，甚至到70年代初期，他在《中国纪事》中谈到遵义会议时，仍然充满愤懑，说：“在遵义人们根本就不把我看成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后来由于情况变化，改在川滇黔边发展。
遵义会议最后还作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还增选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云南扎西（威信）的行军途中，在云贵川三省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水田寨宿营时，常委开会分工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了统治党中央达四年之久的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根本转折点。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组成的党中央集体领导核心，领导中国革命达40年之久，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会后不久，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纵横驰骋于川滇黔边界地区，先后四渡赤水，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声东击西，调动和迷惑敌人，突然南渡乌江，出敌不意地威逼贵阳，乘虚疾进云南，胜利地渡过金沙江，从而摆脱追堵的几十万敌军，取得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毛泽东的这种高超的指挥艺术，被人们赞叹为“用兵真如神”。
同年6月，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同中央方针背道而驰，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界地区退却。
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行为作了斗争，为了纠正他的错误进行了说服和批评，否定了他企图要挟中共中央南下川康边界的冒险主张，特别是当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暴露出危害中央的阴谋时，毛泽东果断地率领红一方面第一军、第三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红军恢复一方面军番号，第一军团改为第一军，第三军团改为第三军）继续北上，10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至此，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
11月初，毛泽东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月下旬，他直接指挥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准备东出与日军直接作战，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和指挥红一方面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
在遭到蒋介石、阎锡山的拦击情况下，为顾全抗日大局，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政策，5月，毛泽东毅然决策回师陕北。
随后，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决定红举向陕甘宁边境西部地区进行西征战役，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使西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并发展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
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
12月，毛泽东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1936年整整一年中，毛泽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而倾注全部心血。他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给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各方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发出一封封书信，阐明我党抗日主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议谈判停战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参加谈判，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国共两党两次合作、团结抗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1937年1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的保安迁驻延安。
此后10年，毛泽东坐镇延安，运筹帷幄，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日夜搡劳，延安即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
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确定我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实行向抗日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使游击战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使命。
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8月25日，他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9月，毛泽东向八路军领导同志连续发出电报，指出：“八路军变更战略部署，三个师由集中配置变为分散配置，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深入到日军的侧翼和后方，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在毛泽东的领导和部署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先后在敌后开辟了大小19块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军，成为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1945年4月至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
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毛泽东思想是怎样提出的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当时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52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这个思想原则。
遵循着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系列著作，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哲学等方面，对中国革命经验作出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感觉到，需要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革命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
1941年3月，党的一个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同志，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他说：“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特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视的创造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我们党的教育人材“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1941年8月，另一些理论工作者艾思奇等同志，在《中国文化》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辉煌的范例”、“典型著作”。1942年2月18、19日，张如心同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想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可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或政治科学，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他说：“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这篇文章在反驳叶青污蔑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的时候，也从正面意义上使用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术语。
1942年7月1日，朱德同志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提出我们党已经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他说：“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
1942年陈毅同志为纪念党的21周年而发表的《伟大的二十一年》，从五个方面论述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并指出毛泽东同志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他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辗转游击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同志为纪念党的22周年而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载1943年7月6日《解放日报》），论述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他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他在文章中说：“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同志为纪念党的22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载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王稼祥同志特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同志初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的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等概念的情况，逐渐多起来了。1945年3月15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会前夕，邓小平同志在一次关于形势问题的报告里，提出每个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看到的材料中，首次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并提。
1945年3月31日，刘少奇同志在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七大报告时说：“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出发点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以毛泽东思想贯穿党章，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
1945年6月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刘少奇同志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刘少奇同志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定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以上材料说明，毛泽东思想在七大正式提出之前，党内已经有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至少有四年之久。许多领导同志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对这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上作过阐述。在酝酿的过程中，开始的提法是“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以后又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等提法，这些提法的内容实际上是相同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同时并用的，直到七大，毛泽东思想才正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下来，并且写进了党章。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七大所作的报告，吸收了王稼祥和其他同志的一些提法和意见，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总之，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的提出，正如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本身的形成一样，不是出于个别同志的贡献，而是党的集体智慧的成果。
蒋介石以为毛泽东不敢到重庆来，毛泽东将了他一军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企图篡夺抗战胜利果实，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和平发展和准备革命战争的方针，阐明同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作针锋相对斗争的策略。
他为了揭穿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毅然接受蒋介石的电邀，在8月下旬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以高超的斗争艺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争取实现国内和平，使蒋介石被迫同意在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签字。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军队就扩大了对解放区的内战规模。当时，毛泽东规定了保卫解放区的基本方针，要求把练兵、生产、减租三项工作作为准备自卫战争的中心。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毛泽东分析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状况，号召人民解放军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明确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方针。
从这年6月下旬起，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人民解放军经过八个月的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蒋介石不甘失败，集中兵力又向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
1947年3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率领25万国民党军进攻陕北，紧逼延安。毛泽东经过全面分析，果断地作出了我军主动撤出延安、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决策。从此，他离别了工作、战斗、生活长达10年之久的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从西柏坡到北平，毛泽东的眼睛盯住每一块中国的土地
毛泽东于1947年3月18日撤出延安后，为了拖住胡宗南所率部队，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留在陕北。
他同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两千多里，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向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西柏坡村前进。
5月26日，毛泽东抵达河北省现属平山县的西柏坡村。中央工委随即和中央合并，因此西柏坡便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
1948年下半年，中国的战争形势变得更为有利于我军。毛泽东在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以五年左右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组织纪律性，使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
他纵观全局，以战略家的伟大气魄，毅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从当年9月到次年1月，在周恩来、朱德的协助下，亲自部署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的大决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被歼，取得了解放战争决定性的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同中央主要领导人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于25日进驻北平，出席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受到各界群众代表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
进京后，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
他在谋划和决定建国大计的同时，仍然夜以继日地指挥人民解放军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地区进军。
他发起渡江战役，迅速解放了南京，从而宣告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针对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之势，他提出“远距离包围迂回”断敌退路的作战方针，部署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了上海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贵阳战役、重庆战役、成都战役等重大胜利。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采取战争与和平两种方式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加强对敌军的政治攻势，用和平方式解放了绥远、新疆、云南、西康等地区。随后，人民解放军又组织渡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舟山群岛等许多沿海岛屿。
1949年冬至1950年初，毛泽东就解放西藏作出具体部署，终于在1951年5月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至此，除台湾省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全国大陆获得了解放和统一。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凌晨6点钟，东方露出了桔红色的曙光，毛主席缓步走出办公室，在院里边抽烟边散步。看上去，他的确是有些疲倦了。
他太累了！因为这些天来连续开会，非常紧张。昨天晚上，虽说没有召开会议，毛主席本想早点休息，以便今天精力充沛地出席开国大典，但是，因为手头上临时有了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他也没有休息成，在办公室里一直又工作到天亮。
在毛主席夜间工作的时候，警卫人员几次走进办公室里去提醒他，他只是口头上答应休息，可就是不离开办公桌。后来，周副主席几次来电话让警卫人员负责催促毛主席休息，说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钟还要上天安门。警卫人员把周副主席的话对毛主席说过以后，毛主席这才停止了工作，站起身来，走到院子里。
毛主席虽然有些疲倦了，但看上去他的心情是很愉快的。因为今天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今天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1947年3月18日晚上撤离延安时，毛主席就带着肯定的语气说过：
“在不久的将来，延安还是我们的！全中国都是我们的！”
时间才过去两年多一点，这个伟大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此时此刻，不要说毛主席高兴，全国人民都是特别兴奋呀。
出发的时间到了，首长们上了汽车。汽车从勤政殿的门口出发，开出了中南海的东门，从故宫西华门往南拐弯，在中山公园后边进了故宫阙右门，往南直到天安门城楼的后边。
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下了汽车，从西头上了100个台阶，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上。
当毛主席登上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广播员就对着麦克风，激动地大声说：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顿时，天安门广场上欢腾起来，人们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开国大典，不少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事先曾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到天安门城楼上检查和布置过工作。林伯渠、彭真和罗瑞卿等同志，也亲自检查督促过好几次。
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不大一会儿，林伯渠秘书长就宣布典礼开始。接着，毛主席走到麦克风跟前，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
接着，在30万人的热烈掌声中，他亲自按动通往天安门广场中央国旗的电钮，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中国首都的上空冉冉升起。这时，在军乐声中，50门礼炮齐鸣了28响。伴着隆隆礼炮声，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在尽情欢呼。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显示着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显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与信心。
阅兵式开始，由朱总司令担任检阅司令员，聂荣臻同志担任总指挥。
朱总司令驱车检阅各兵种部队以后，又回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宣读完命令以后，受阅部队便开始从天安门前由东向西行进。
阅兵式历三小时才结束。结束时，天安门广场上忽一下子灯光明亮，花炮竞响。在这热烈的气氛中，欢呼的群众开始了游行。
当群众队伍经过天安门的时候，个个高兴得手舞足蹈，都尽情地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听到这声声的欢呼，毛主席的心情无比激动。
他有力地挥动着右臂高声地喊道：“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人民群众和领袖的欢呼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着，经久不息。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了。尽管已经很累了，但他一直站在那里，一步也没有离开主席台。有些领导人关心他，说太累了，可以到休息室里去休息一下。经过多次动员，毛主席这才进了休息室。在休息室里，他坐下刚点燃一支香烟，就跟程潜先生交谈起来。他们说了几句话，还没有来得及喝口水，周恩来总理就走进来对毛主席说：“你预料得很对，你必须在天安门上连续站几个小时。你刚刚离开了主席台，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了，他们就停下来不前进了。”
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吧，疲劳也得站啊。”
说完，他将香烟熄灭，向程潜先生抱歉地笑了笑，又回到了主席台上。游行的群众队伍看见毛主席，一边欢呼着，一边又继续前进了。
这时，服务员尹莘笙同志从屋里拿过一个凳子来，对毛主席说：
“主席，你太累了，请你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毛主席说：“这太好了，谢谢你。”
毛主席把凳子往前移动一下，坐在上边，又向群众挥手致意。
呆了一会儿，尹莘笙同志又拿来了香烟，给了毛主席，还给毛主席点燃了一支。
毛主席边吸烟边对尹莘笙同志说：“你这个小同志真好，多谢你了。”
游行的队伍通过天安门之后，在广场里站着的群众，像潮水一样地涌到了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下边，都渴望着亲眼仔细看看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时，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下主席台的台阶，沿着城楼上的通道先走到城楼的东头，又从东头走到了西头，微笑着向天安门城楼下的人们招手。
已经到了晚上9点多钟了，从天安门城楼上往下一看，到处仍然是高举红灯和红旗的人群。
开国大典结束后，毛主席乘车回到了菊香书院里。
毛主席非常激动地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
这样，才能对得起人民呀！”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战争的创伤中接下了一副烂摊子，他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建国初，毛泽东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内，尚有3．2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大陆上还有国民党的残余武装200万人，各种特务分子6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万以及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等反动势力。他们不甘心失败，伺机进行破坏活动。
在国际上，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受到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封锁。特别是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派遣海、空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将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同时，美国又以第七舰队向中国领土台湾及沿海出动，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受内外敌人颠覆的危险。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顶住美帝国主义核战争的恐吓，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和保卫我国安全的需要，经过反复权衡和多方征求意见，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在毛泽东、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的指挥下，志愿军指战员于10月25日至次年6月10日，连续发动五次战役，使美军迭遭挫折，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帝国主义被迫于7月10日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以后，双方边谈边打，一直持续到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战争结束，中朝军队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国内，毛泽东领导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宏大的社会改革――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到1953年，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全面的伟大胜利。在新解放区顺利地完成土改，使大约3．1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基本肃清了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创造了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再加上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进行的没收官僚资本和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资产的冻结和清理，大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所面临的另一个大难题。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是一个在100多年中饱受中外反动势力剥削、掠夺和压榨，又连续遭受几十年战争破坏，有4．75亿人口的大国、穷国。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在领导全国人民初步平抑了开国初的大涨价和国民党遗留下的通货膨胀问题之后，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中及时指出：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但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还需要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此，他号召全党“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经过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审慎研究与周密规划，经过全国人民三年的艰苦努力，在进行社会经济根本改组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地恢复，社会经济秩序得以稳定地调整。这为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打下重要的基础。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毛泽东还就“过渡时期”作了解释，他强调：“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根据总路线的精神，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整风、反右、大跃进以至“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有沉痛的教训和严重的失误
为了改进党的领导，改善党群关系，正确地处理和解决存在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毛泽东领导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实践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一次重要尝试。但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全党整风，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毛泽东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反击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场全国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出现了一些偏差。这突出表现在指导经济建设所产生的急于求成倾向。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得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的问题。同年11月，他在第二次访问苏联期间，提出15年内中国要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奋斗目标。
在此前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对周恩来、陈云等就1956年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倾向进行的反冒进做错误的批评，认为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对一些不同意在经济计划中搞高指标的同志进行了批评，他要求在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独创精神。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加上党内同志普遍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盲目乐观情绪和急于求成的心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此开始掀起“大跃进”运动的高潮。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并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存在有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一面。随着脱离实际的经济计划指标的不断提高，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等盛极一时。
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大跃进”运动中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和超越客观条件的一些做法，没有什么认识。他深深地为亿万人民战天斗地的革命热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染。1958年这一年，从年初开始，毛泽东一直在全国巡回考察。从北京到杭州，再南宁、成都、上海、武汉、河北、河南、山东、天津、北戴河、安徽、广州。他来回奔波，深入到工矿、农村，亲自搞调查访问，检查工作，研究问题，部署任务，不辞辛劳。
直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铺开后，特别是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热火朝天地搞起来后，毛泽东逐渐发现：办人民公社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
为了能更集中精力地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毛泽东从高饶事件后，就开始从体制上考虑接班人问题，提出搞一线、二线。1956年的“八大”正式形成了以中央书记处为一线，以政治局为二线的格局。同时，毛泽东开始提出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酝酿，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会上，同意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由刘少奇接任。这是毛泽东为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所作的一项重要决策。不任国家主席后，毛泽东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试图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围绕着19个问题，毛泽东阐述了许多重要思想，如要综合平衡；按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要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人民的衣、食、住、用、行是关系到6．5亿人安定的大问题，必须安排好等。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对指导全党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搞好后来的经济调整与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毛泽东不容许从根本上批评“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他认为“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是9个指头的问题，缺点是1个指头的问题。基于这种思想，当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他要求清理“左”倾错误后，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在庐山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斗争，并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
庐山会议后开展起来的“反右倾”斗争使一大批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受到批评的“左”的口号、政策、措施，又被重新肯定下来。这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得以恶性发展。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突然单方面地中止经济援建合同，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
严峻的经济形势逐步透过“左”倾思想的封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忧心如焚。他一连多少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当听说全国城镇居民的粮食和副食品削减定量供应时，他也马上宣布要实行三不，即：不吃肉、不吃蛋、不超粮食限量标准。他曾七个多月没有吃一口肉。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甚至很多天没吃粮，工作一天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
当时，毛泽东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多次做自我批评。1960年11月28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发给全党的文件的批语中，以中央的语气写道：“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在深刻自我反省的同时，毛泽东带领全党开始纠正错误，调整和恢复经济。
在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中，毛泽东也有沉痛的教训和严重的失误。这主要是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他放弃了“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不适当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逐渐使之扩大化、绝对化，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误伤了一大批同志，给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毛泽东突然提出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1972年1月10日中午，游泳后午休的毛泽东突然坐起身来，对工作人员大声叫道：“调车，我要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
他的决定让工作人员震惊。
毛泽东从床上起来，穿着睡衣就要走，工作人员劝他换衣服，固执的毛泽东怎么也不肯换，他说当年与陈毅在井冈山时，就十分随便，没有这么多的清规戒律，再说，现在时间紧迫，也来不及换衣服了。工作人员无奈，只好在睡衣外面套上一件大衣，然后驱车来到八宝山。
得知毛泽东要来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消息后，周恩来即通知有关方面：凡是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都能参加。于是宋庆龄等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及一些老同志都参加了追悼会。
整个追悼会，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以致追悼会结束后，他仍然长久坐在会场，两眼茫然地盯着花圈和陈毅的遗像出神，还沉浸在对过去风雨同舟的战争岁月的回忆中。
最后，周恩来走过去，扶着他的胳膊，缓缓离开了会场。
在葬礼休息室里，毛泽东握着陈毅夫人张茜的手，深情地说：“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他还说：“林彪打倒了那么多的人，其实，好多都不是敌我矛盾，如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句话，促成了后来邓小平的复出。1973年3月10日，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参加军委座谈会时讲话，提出要给罗瑞卿、杨成武、傅崇碧平反，并坦率地作自我批评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央很快给这些同志平了反。
1974年，毛泽东又提出给贺龙平反，9月29日中央发出（关于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并为贺龙同志开了追悼会。
所有这些，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毛泽东警告“四人帮”
随着“文化大革命”时间的拖长，毛泽东还对江青等人的阴谋活动有所察觉。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告诫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大帽子。”还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就首先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
1974年，毛泽东建议召开四届人大，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并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但江青等人认为这是篡夺更多权力的时机，于10月18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阴状，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他说：“反对周恩来，人民不会答应。”还告诫王洪文说：“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并再次强调，“总理还是总理。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正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四届人大得以胜利召开，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自1971年冬，毛泽东就患有老年性疾病，如“大叶性肺炎”等，病时轻时重，困扰着毛泽东。1972年，他突然发生休克，经抢救才得以度过危险。由于疾病的折磨，他已是四肢无力，步履艰难，听力也逐年下降，只是一颗雄心仍然不减当年。
1973年，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威特兰，他站起来迎接客人以及坐下去，都拒绝工作人员的搀扶。谈话时，常有力地挥动手臂，使人根本不感觉到他已是80高龄的老人。当客人问及他的身体状况时，毛泽东对这位总理说：“我现在疾病缠身，跟上帝有约会。”
威特兰十分敬仰地说：“您一直注意解决中国问题，现在，革命的未来已从中国青年一代的成长中得到了保证。”毛泽东回答说：“我和恩来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一种坦然与悲凉的心情跃然而出。
1974年，毛泽东病情进一步加重，双腿出现浮肿，行走已不方便。他很少考虑自己的身体，却以很多精力去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战友。
1975年的国庆节到了，外面欢庆的锣鼓声、音乐声幽幽入耳，毛泽东躺在床上，与工作人员孟锦谈起了贾谊的《??鸟赋》，他说这篇赋很好，自己已读了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毛泽东还向孟锦介绍了这篇赋的大概内容。
《??鸟赋》是贾谊被贬到长沙后，一天，一种??鸟飞进他的屋子，贾谊见后黯然神伤，因为这种鸟属不祥之鸟，便觉得自己活不长了，忧伤之下，写了这篇赋。文中列举许多强盛一世的人物，都有衰变结束的时候，以说明“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报”，“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的忧患，同时也表达了“万物变化命，固无休息”，“化为异物命，何足为患”的通达乐观心情。
毛泽东从中受到启发，他说：“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常有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能办到的事也耽误了。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得个‘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0月21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博士。基辛格见他气色不好，便关心地问起他的身体，毛泽东用手指指自己的头说：这部分不太好使，走路时有些站不住，另外，肺也有点毛病。”他顿了顿又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
“我也走不动了！”
毛泽东在与疾病的斗争中，顽强地跨进了1976年。这一年的春节，毛泽东情绪很好，他在工作人员陪同下，观看了电影《难忘的战斗》。但看着看着，他的情绪起了变化，电影中描述的共和国诞生前波澜壮阔的斗争，将他带到了几十年前那难忘的战争年代，当他看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人民群众无比热烈的欢迎时，他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1976年，中国旧历是龙年，按人们的愿望，龙年应该是龙腾虎跃、事事顺利的年份，可这一年却是天灾人祸接踵而来。
自然界发生了一些异常现象，给人们带来了灾难。3月8日，东北吉林地区的东部，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其中最大的三块陨石向西偏南方向飞落，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
当工作人员读完这则新华社电讯后，毛泽东沉默不语，他走到窗前，遥望天空，禁不住对工作人员说：“中国有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工作人员说这是迷信，毛泽东沉思道：“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是的，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不久，唐山发生大地震，再次在老人心中卷起天人感应神话的波澜，中国的大地为什么这么不平静？
如果说天灾的打击可以用人们的劳动与工作去弥补和恢复，那人的损失则永远是无法弥补的。
1月8日，天低云暗，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这对毛泽东的打击太大了，他与周恩来共同奋斗长达半个多世纪，其友情的深厚是无与伦比的。当他听到这个不祥消息时，默然无语，久久望着一个地方出神，半晌才长长叹了口气。在周恩来追悼会的那一天，身边的秘书张玉凤多么希望他也能像当年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突然决定驱车前往，但毛泽东迟迟没有讲话。张玉凤忍不住问道：“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泽东拍拍腿，十分痛苦地说：“我也走不动了！”是啊，他的双腿已无法站立，再也不可能参加任何一个战友的追悼会了。
5月，毛泽东的另一个亲密战友朱德逝世，这对毛泽东又是沉重的一击，他意识到自己离死神也不远了。他开始感觉到自己太累了，但他又不想休息，他还在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深深思考、筹划，他还在接见外宾，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而忘我工作。
4月下旬，毛泽东身体已极度虚弱，但还坚持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当马尔登来到中南海那古色古香的书房时，毛泽东躺在安乐椅上，在与马尔登交谈时，他的头几乎无力移动，说话很慢很慢，要费好大的劲，才喘息着吐出几个字来，但他靠顽强的意志，坚持到10分钟的会谈结束后才躺上床休息。
5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华，毛泽东以极大的毅力会见了这位总理，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说话声音很小，要由他侄女王海容听清后先翻成普通话，再译成英语，这样进行交谈，毛泽东硬是坚持下来了。
6月，毛泽东已经不能下床了，尽管他还要奋斗，还要工作，但身体已不允许了，中共中央便作出决定，不再安排他会见外宾。毛泽东躺在病床上，仍然不能好好休息，他还要探索中国走向安定团结、走向富强的道路。
在病情日益加剧的时刻，毛泽东将政治局全体委员召集到病床边开会。他望着这些无言的同事们，十分感慨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就该死了。”停了停，接着动情地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一生从来不考虑自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担心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8月下旬，毛泽东病情恶化，开始处于昏迷状态，有时在医生紧急抢救下，能恢复少时的清醒，但过不多久，又昏迷过去，如此反复多次。这样拖到了9月初，尽管集中很多著名医生，进行联合会诊，使用各种贵重药品及现代先进医疗器械，却不能使这位伟人生还。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与世长辞，享年83岁。巨星陨落，世界震惊，123个国家政府发来唁电，30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追悼大会。在中国，30多万人列队走过他的灵柩，瞻仰遗容。9月16日，百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下午3时，全国停止工作3分钟，9亿人民，一齐肃立，默默向他致哀。工厂、火车、汽车等，全中国的汽笛齐鸣3分钟，形成葬礼的最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