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政治，妙不可言（写到哪里就哪里） -- acton

要想证明，起码要说明那官员最后到底干什么去了

李侃如就是用这个词来讨论中国的上下级关系，也许有会在这个系列中会专门拿它作一节来讲

献花一朵！

只是一些观感罢，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呵呵，偷周其仁老师的一点意思。

楼上水风兄、猫元帅还有acton勋爵观点并不相左，如acton所言，是见人见智的事情。事实上，大家对于现象的认知是几乎一致的，即中国社会中的确可预期性很差。

个人认为，这种可预期性差固然表现了中国社会或者中国政治的活力，但是同样也意味着很多的问题。如果着眼于社会稳定的话，这种不可预期性其实是很要命的。为什么那么多人铤而走险？为什么那么多人更愿意上访而不是走法院的路？等等问题，虽然不能全然归结于可预期性差，但是其中这个因素肯定很有关系。间接的，图尔干认为自杀率与社会整合程度相关，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在整合程度差的社会缺乏可预期性的原因。

当然，我们知道中国社会变化太快，计划有时候的确赶不上变化，这也应当是转型社会的特征。从acton兄的角度来看是：没办法，机会多么。但是，我想问的是，机会多必然导致爽约率高吗？我看不尽然。假定在一个小型封闭性团体中，事务完全在这个团体中发生，你是一个领导，你完全可以设定事务的等级安排公务时间，下属提前一定时间与你预约，而下属的下属也通过类似的手段达成一定的可预期性。好了，如果超出这个团体，不可预期性就要上升了，尤其是你必须要服从另外某个日程安排得时候，否则还是可以保持不可预期性的，因为你不可能整个时间都完全安排的满满的，完全可以留出一段的机动时间。比如，如果官员不需要北京一个电话就跑去北京开会，而是每月固定时间开会的话，那外商的会谈日期难道不是可以确定的吗？这个阶段除非出现某种不可预期事件，如重大灾害，是可以做到不爽约的。而出现重大灾害这种情况，在国外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吧？

所以，中国社会的不可预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行使的任意性造成的，也许还不仅仅是制度的问题。而一旦在一连串的环节中有一个脱节，那么这整个环节也就必然不可依靠了。市长大人宣布因为要到北京开会，这个礼拜三不能见客商了，客商说既然我们礼拜三空下来的话，那就这个时候去镇上考察厂址吧（本来准备礼拜四去的，可是市长开完会回来，礼拜四还要见市长啊），镇上说，我靠，本来今天我们要到村上做计划生育工作的，改礼拜四吧。那村里怎么办？把计划外怀孕的都通知到，再外边再躲一天再回来……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是存在的，一个可能所有男同志都有体会的例子，也许不那么恰当，本来自己约了朋友要喝酒，老婆大人拉你回去看丈母娘，那你怎么办？爽约呀。可是这次是你，下次说不定就是你朋友爽约了。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得跟老婆说，我们周日去看丈母娘，其他时间你得由我安排，不得临时起意，这样，出了偶尔的突发事件，你们家的生活自然就变得可以预期了。

也是研究生。元帅毕业几何啊？怎么这个都不知道？ 估计是压根没动过上研的心思吧？？

可以缺的如此理直气壮，真是让人佩服！

认为官员们会去做社会收益更大的事情，请问您有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么？

用这种论调来为这些官员开脱，的确是和谐社会的特色。

花一个！！

说和谐，就和谐。你敢说不和谐，就是脑子有问题。

精英治国在战时可以暂时接受,如果是和平时期我宁愿选择一个平庸守法的领袖.没有争论的意思,给帖子都献花.

人还是那帮人,只不过赚钱的方式不同了.惠州以前是走私重镇,东窗事发时,惠东公安局长跳楼自杀,县长自杀,县委书记中风,经济一直恢复不过来.近年来和英国BP公司合作开发南海石油,地价上涨,日子好过了点.

如果你可以爽约,别人也可以,那么事情就办不下去了.

所以,官员爽约是因为他们不怕对方的爽约报复.官员和非官员之间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为什么西方社会重契约,那是因为大家是对等的关系,都知道对方会出现"针锋相对"(TIT FOR TAT)的战略,为了解决这个囚徒困境,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了这种制度和文化.

而中国的官员掌握绝大部分资源,民众(包括外来的)为了生存,要求和官员接触以获得资源.他见谁不是见,为什么一定要守约呢?

如果这个官员是去见他的顶头上司,他就处于劣势,肯定屁颠屁颠地早早出发在办公室外头等着,生怕上司爽约.

还有一点,小虎以前约谈政府官员,他们从来不爽约.他今天不见我,以后到了我的一亩三分地,就别怪我手黑.

爽不爽约是见人下菜碟,看你是不是有料,这才是最可怕的.

我在天涯已经与人有过讨论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1475430&Key=605296813&strItem=no01&idArticle=289139&flag=1

二、中国人最富平等意识

记得我的导师说过，美国人的等级与程序观念极其严重。一个人想见大学里的系主任，通常至少要提前半个星期预约。至于中国大学里的系主任，谁都可以随时打电话进来。他曾任学院的常务副院长，又有学术界有许多事务。找他的人特别多，经常是意外的人与事，挡都挡不住。想必他为此深感苦恼，也因为各种事务的庞杂，在北京期间，人一直显得非常疲惫。后来去了澳门，后来跟我们感叹，那边的等级意识极其强烈，一般的老师通常都不可以直接去找到校长，而必须通过中间的行政部门或者秘书通报，至于学生，那更不用说。老师的话给我很多启发，这有助我将许多类似的事例联系起来，观察中国人的平等意识。

Abrami （2002）的博士论文探讨这样一个现象，越南的私营经济起步比中国早，早在改革之前，地下的私营经济就已经普遍存在，而当时中国基本上不存在私营经济。然而后来的发展却证明，中国的私营经济远比越南做得更为出色，其在社会成就也更大。经过她在两国的实地考察后，她得出结论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经过严厉的阶级斗争。这一结论似乎异想天开，但Abrami却给出了一个不失为有意义的解释，那就是因为中国有过内部的阶级斗争，使得平等意识极其深入。她在调查中发现中国到城市里做生意的农民，哪怕是小商小贩，也认为这个城市我的，我有权利。相形之下，越南到城市中做生意的农民，却从来不把城市当成自己的家，以此无意发展一种大规模的工商业。

因为阶级斗争而生成一种平等意识，因为平等意识而促进经济增长，Abrami的眼光确实富有洞见，其判断可以供中国的韦伯学生借鉴借鉴，也要给那些倡导儒学复兴的学者们三思三思。

我们确实可以在中国政治中找到许多的平等主义倾向，远的如毛泽东时代提倡的官兵平等、互称同志，近的如有的地方市领导将手机号码公布，网上写博客。而令我感受颇为深刻的是，与一些官员的近距离接触，我很少碰到有意摆官架子的人。（为避免挨砖，声明，此一判断仅仅指人际交往中的作风，不涉及是否腐败、是否称职等等大问题。）

在几个发达国家中，美国政治中的平等观念最为强烈，等级意识最为薄弱。比如布什，经常卷着衬衫袖筒与支持着见面，头上戴着的手表据说仅值50美元，这种对衣着不甚感冒的作风也蕴含着某种平等的倾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没有等级意识。记得余世维在其讲座中曾经称赞美国人、日本人在公事之外，绝少与自己低一级的下属相处，纵然偶尔有过，第二天也要绝对否定的。言下之义，中国人，尤其是大陆人，似乎未能够保持自己的体面和威严。初看之下，觉得这些洋人真有一套。（当然韩非子就教过皇帝要与臣下拉开距离的。）但反过来想，这一套真的有助于企业和国家的增长吗？毛主席所倡导的军民一家、官兵平等、为人民服务就真的是一种有害的管理观念吗？很有可能，不过是这些国家经济上去了，有些人看什么都觉得对，咱们经济落后，当然就什么也不是了。

如果说中国富有平等意识可以成立的话，又应该如何解释人们所普遍认定的中国人的一种观念——官本位呢？我无意否认官本位思想的存在，我们在周围生活中可以找到太多的事例来证明这一点。比如，考公务员的热门。但是仍有必要指出，当代中国人的官本位已经经过毛泽东时代的改造，它已经与古代的官本位思想有着截然有异的特征。虽然当官被视为一种荣耀，但另一方面，当官更是一种公仆——至少在意识形态上是如此。

在古代，中国社会就是最为平等的一个社会，这充分体现在中国社会的纵向流动方面。任何一个人，几乎都可以参加考试，并赢取一个进入官僚阶层的机会。相比较古代任何其他一个国家，中国人的平等观念是最突出的。连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一点，虽然他忘不了酸溜溜地说中国人不自由。（这一判断我不接受，在此无力展开，罢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平等意识在近代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扬。

如果拿当代对官本位的批判与古代社会对衣锦还乡的崇拜相对比，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在当代还存在着官本位的现象和意识，但它却不具备合法性。而在古代，连欧阳修这样的大家也觉得衣锦昼行，是何等自然的一种荣耀。而现在，在中国做官，至少得夹着尾巴做人（毛主席教其警卫语）。

有人要说了，古代不也有人高卧南窗，潇洒送日月的吗？其实，那只是少部分清流想借此说明自己的清高罢了，但绝不意味着这些人认为，当官与小民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而当代对官本位思想的强烈批判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受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强烈影响，那种官员高高在上并有意与老百姓拉开距离的做法不是一种我们能够在心理上可以接受的形象。

当然，我不能说中国人已经做到了彻底平等，或者说其平等意识是所有历史和所有民族中最强烈的。但应该可以说，经历毛泽东思想洗礼的中国（甚至在那些强烈反对毛泽东的人那里，都可以找到强烈的毛思想的痕迹。），其平等意识实较几个大国更为充分。

说到这里，我以为需要替文革讲几句。从精神层面上批评文革的，说什么文革打断了中国文化传统，压制了自由精神等等。这种一味的批判，把自己是树高了，其实是既没看清文革，也没理解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大概是这些人没有学好黑格尔的辩证法吧。

倒是有人说文革使中国人从极端的理想主义转到了彻底的怀疑主义，倒有几分道理。可惜只抓住怀疑主义中的破的部分，却没有看到怀疑主义的建构作用。在此无法就大的哲学道理展开论述，只能建议他们去学习休谟的理论之后，再好好把David Gauthier的逻辑读一遍。顺便说一句，我本人对谨慎的怀疑主义极其欣赏，不知道能不能算得上。如果能够把我论列其中，还是不反对的，只是在社会基本理论方面，我怎么都得坚持马克思主义了。

http://blog.sina.com.cn/u/47fa5a6f010006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