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从文化的角度谈外交(1):伊拉克战争 -- 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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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这方面周恩来的手腕之高,让人感叹

几个月前回国看了国内关于日内瓦会议的记录/回忆影片,周的外交手腕之高,委实让人感叹:即便在那样困难的情形下,周还能做到部分程度的“离间”英美,把握各种对外斗争的分寸,外交大师真不是白叫的啊。

嗯......这也和他与国民党谈判过那么多年的锻炼相关吧。

家园 麦卡锡的因素肯定有

你说得不错,麦卡锡的因素肯定有:比如“中国学派”,连费正清等人也多年做了冷板凳。

嗯......但我觉得也有他们自己的误判存在。

回来说40年代末50年代初,指望当时的中共学48年的南斯拉夫是不太现实的,也同意你所说的美军进驻台海是关键点之一。

另外我觉得沈阳领事馆华德(瓦尔德)事件也是使形势迅速转向一边倒的因素之一,后来撤掉所有在华官员恐怕与此有关。

家园 好文。花。
家园 如你所言,中国是不可能像南斯拉夫那样的。

因为从中共成立到建国初期,苏联明里暗里的帮助包括干扰就没有中断过。中共必然是一边倒的。越南那种得势之后就不认人的做法会引火上身的,老毛这种政治大师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但是,在延安期间,老毛对谢伟思等人的期望值是很高的:希望和美国建立有直接的联系渠道,能够利用美国的军火改善八路的装备以利于共同抗日,并且渴望在胜利后引进美国的技术来建设国家。美国哪怕能够做到分配5%的装备给共军抗日,并且在国共内战开始之后更中立一些,就有可能保住战后中美联系的渠道。因为中国人是很知恩图报的,而且这样中共也可以给苏联一个合理的解释和交待。

甚至是,没有常设的机构,只是保留几个联络人也可以。但是仿佛中共建国之后,没有留用任何国民党外交人员;而且美国本身也没有任何开辟新人脉的举动,反而是指望依靠司徒雷登之类的与国民党打交道的人来和共产党打交道。这些因素,造成了连一个联络员都没有。(相比之下,建国后,由于张治中,章士钊等人的存在,如果需要的话,国共双方可以随时恢复联系。)

如果能够保留联络的通道,对于美国以及1960年之后的中国的国家利益应该是有帮助的。

另外,你所提到的瓦尔德事件,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很可能有苏联的因素。高岗和苏联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家园 发财了,不做无名英雄了。呵呵

恭喜: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家园 我记得原话大概是:看看大家,谁理你们呀。

本意是说参与大会的那些个国家没人理台湾的,就请他们不要闹腾了。

然后那帮媒体如获至宝,掐头去尾的,反复播放,生怕自己不悲情。

跟抢旗风波一样,就是要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深怕人家不打,要是人家果真不打,那他就是英雄,敢于跟恶势力斗争;如果打了呢,就把巴掌印到处去现,哭诉被打压。反正都有收视率,都是大新闻。

太小儿科了。

家园 您说到点上了!

这已经不是一个心理问题了,而是人家的战略战术。

您看看这个湾湾“外交部”主页外链出处

最近好像改名了,记得原来叫“中共谋我事例”。

不好意思,帮助台湾同胞提高网站点击率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这个算作新年工作成绩。

家园 还是各人的水平啊

有的人不服不行

家园 看样子是横跨2006和2007年的一口大坑,

三儿兄准备几个回合结束本坑呀?

家园 2007,我的第一贴

写到哪算哪吧,六七回吧。

我掌握的资料很有限,只是做些纸上谈兵的探讨,不要期望值太高了,

家园 ^_^,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我觉得,外交场合,保持一定的外交风度,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外交人员体现的是一国的外交形象。老是用一种“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风格,最后难道就不觉得失礼么?

要说这种自我感觉良好,毫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大国风度”,还数当年赫鲁晓夫在联大拿皮鞋敲桌子的风度。

赫鲁晓夫当年又何尝不是得意洋洋呢?还有谁在联大用皮鞋敲过桌子?恐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_^

周恩来当年说,外交上要“有理、有力、有节”;有节,不仅是有处理的分寸,还有处理问题的礼节。

家园 【原创】从文化的角度谈外交(2):题外话,关于外交官的职业规范

写到哪里算哪里。本来想继续美国的中东政策,但是发现更多的人对于外交官的规范更感兴趣。就在这部分多着写笔墨。我来美国几年了,对美国社会的认识还很浅薄,希望我的见解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同人于野兄有个系列,讲的是 美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他对美国的了解很有见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他的评论。)

美国等西方社会的概念是, 官员是服务于人民的,因为所有政府的开支来自于人民的税收。所以,在和政府机关的人打交道的时候,民是不怕官的。在规章制度之内,官要循规蹈矩地为民服务。与此相似的例子,还有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中国社会老师可以训诫学生,但是美国社会是不允许的。因为老师的工资是直接间接地依赖于学生的。所以老师有义务为学生答疑解惑。这种与中国国情不同的概念差异,源头是西方社会是建立在商业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社会的演变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

商业领域,顾客是上帝,因为商家是靠顾客的惠顾来赚钱的。所以老板要求伙计尽量满足顾客的要求。但是凡是都有个度,如果顾客过于刁蛮怎么办呢?商家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应对。比方说,频繁恶意的退换商品会影响顾客的信用等级,甚至是商店有权利拒绝某个刁蛮的顾客登门,这都是合理合法的办法。但是绝对不允许伙计去和顾客吵架,违反了纪律的伙计可能会丢了饭碗。

同样的,课堂上某个捣乱的同学大声喧哗,甚至是辱骂教师,老师有权利将他驱逐出教室,甚至可以拒绝这个学生注册这门功课。其他同学实际上也对这个捣乱分子很反感。耽误了教学损失是大家的,因为白交了学费却没有学到知识。但是,教师是不允许和学生对骂的,这是违反了教师的职业操守的,搞不好会丢了工作的。

回到外交官的话题。外交官也是官员,而且是享受着外交豁免权的特殊官员。他们的职业操守应该远高于普通官员。记者对官员的挑战(challenge),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够看作是挑衅。刁钻的问题是考验外交官素质的试金石。只有漏上两手绝活,才能够镇住场子。对于恶意挑衅的问题,如果感到太生气甚至是受了污辱,可以把那个记者请出会场,这个是允许的。如果那个记者赖着不走,外交官可以自行离席。其他的记者是来抓消息的,被人搅了场子,会把气撒到那个捣乱分子的头上的。而且,今后只要有这个记者,或者他所在的新闻媒体在场,中国的外交官有权利拒绝出席新闻发布会,除非东道主把那家媒体赶走。总之,有的是体面的办法收拾捣乱分子。但是,如果外交官对记者恶言相向,这是露怯,是要被人背后奚落的。这在美国叫做unprofessional,这个词的含义是相当的差。这就是仿佛当面对着工匠说,师傅,你做的活太次了!

许多人的对华不友好,是他们自身职业的要求。比如说,当年共和党的资深议员赫尔姆斯。他对中国政府的抨击,是拉选票的需要,同时,也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因为美国国会里总有人要扮红脸,有人扮白脸。一拉一打,这样才能够更多地榨取中国政府的让步。但是,当年我们的驻美大使,在纽约时报上登载文章回击赫尔姆斯,称该议员对中国的了解,停留在小学生的水平上。这个,就是unprofessional的举动,因为这个是对议员本人的人身攻击。想想看,就是在网络这种虚拟空间,这种攻击对手的言论都是不友好的,更何况是在真实世界中的指名道姓。泼妇可以骂街,但是如果与之对骂,就是将自己放到与泼妇等同的地位了。

偶尔,在某些场合,官员不方便直接出面,但是可以派小爪牙。比如说,抢旗风波,这个是运动员和运动员之间的对抗,而没有官员的介入。小运动员不懂事呗,这就让别人说不出来什么。

对于我们每个在海外的中国人,我们的形象都是代表着中国人。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要吃亏,要忍辱负重。西方社会是吃硬不吃软,但是斗争的手段一定要合法合理。每个中国人,如果都能够找到最优惠的折扣去买东西,就会给外国人造成一种印象,中国人是精明的,从来不当冤大头的。比如说我自己,,对于账单上的任何差错,都要不厌其烦地打电话去argue。因为我知道,我不仅仅是在给我自己争,也是代表着中国人去争,让他们对所有的亚裔都要客客气气。如果他们不能够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和补偿,我就会占着线路不撒手,因为服务生是不允许主动挂断客户的电话的。每个服务生的工作量是要有考核的,实在是扛不住了,他会像客户经理求援的。客户经理的角色就是红脸,他手中总是有哭胖的,会多少满足客户的要求。

如此类推,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在生活小事上,在职业生涯中,改善自己的处境,提升自己的地位,那么,就像是涓涓细流,不停地冲刷着美国人的观感,让主流社会逐渐注意到中国人的伟大。这,也是对祖国利益的贡献。

家园 和俺心有那啥。。。

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够在生活小事上,在职业生涯中,改善自己的处境,提升自己的地位,那么,就像是涓涓细流,不停地冲刷着美国人的观感,让主流社会逐渐注意到中国人的伟大。这,也是对祖国利益的贡献。

家园 沙祖康 作的没错,您有点底气不足

“在对手言辞的挑拨之下”这个描述不准确,那叫挑衅,你听过原文就知道。

unprofessional?您大概还以为中国的官员和老百姓还是80年代的水平,啥都没见过,

一说英文直打哆嗦的,可惜大家伙都见过不少市面的,什么时候该和气,什么时候不客气,

都还是有谱的,跟西方人交往,你要获得尊重,首先要展示自己的实力,挑衅的就要回敬回去,

它才会老实,千万别老惦记着professional与否,那才是地道的 自卑,

其实从你用 英文 而不用 中文写这个词,我就觉得您有点底气不足。

家园 照例献花,就“官本位”说说我的看法

“官本位”的形成和削弱,偶觉得和制度,传统,也许还有文化习惯,都有些关系吧。

我国以前对官员的“定位”口号也很不少啊,“为人民服务”“公仆”讲过很多年很多次,可实际生活中情形如何?----都有体会,这个恐怕不光是个“概念”问题,制度的制约,文化传统的力量(“爱民如子”“父母官”等),都是因素。

西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有个过程,他们以前也是“农业社会”:就说中世纪的封建领主,比我国过去的皇权社会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至于对大公司横行不法的限制,对工人权益的保障,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我倒觉得这里面底层普通老百姓的不断抗争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不哭肯定是没有奶吃的。就拿美国来说,如果没有人不断“蓄意”去违反“恶法”(比如种族隔离),不断有上诉到最高法院的修法过程,也就没有进步了(当然这也有赖于司法制度比较灵活,可以不断修正)。所以您最后说从平时每件事做起,深表赞同。

您也提到,美国的制度架构下,各个分支有时候有“红脸白脸”这个现象------所以说到我国外交官的言行这个问题,我倒觉得在有些时候和场合,“粗鲁生硬”一下也无不可,这个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1,外交官的发言很多是政府领导定的基调,只能照着说,他们自己自主性多大实在难讲:陈毅那会儿慷慨激昂地嚷嚷了好几个钟头,说是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指印度)打进来,头发都等白了------那是毛事先和他说过了,调子越高越好,越强硬越好。

2,现行的国际秩序和惯例,肯定不是每个国家都满意的,我国呢,当然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找找机会,看看时候合适,用言语冲撞一下,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至于是“斗而不破”还是索性退出,那就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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