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哈军工曾经的岁月二十二(1) -- 大驿土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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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哈军工曾经的岁月二十二(1)

哈军工曾经的岁月二十二(1)

1957年最大的事情无疑是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在哈军工整整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其过程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多少人一步踏错就万劫不复,有的甚至没有熬到摘帽平反重见天日之时,就带着满腔的冤屈愤懑弃世而去了。今日回首,不由得不让人感叹——处身于动荡的时代,所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过是涉世未久的毛头小子一句不知深浅的空洞豪言罢了,大势所趋之下,谁能够力挽狂澜?随波逐流者又有多少不是身不由己的?无尽波涛之中指望弄潮而起的有几个真的得了善果?而浪花淘尽后的幸存者,多数竟只是懵懵懂懂、无所企图的随大流的家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出头的椽子先烂,傻人自有傻福啊!

土猴才疏学浅,于此段历史所知不多,所以动笔之前临时抱佛脚,四处找了些资料恶补半月有余,终于对此事的来龙去脉稍有些概念了。关于反右斗争的各方资料纷繁驳杂,不同立场说法各异,土猴临阵磨枪涉猎甚浅,对这一场影响了成千上万人命运的政治风波的是非曲直自不敢妄加评判,现炒现卖些许愚见,供大家批评。

就手头找到的一些公开资料看,毛泽东的所谓“阳谋”应该并不是一开始就琢磨着要诱敌深入打埋伏,非要整倒谁谁谁的,反右斗争的起因应该是民主党派和无党人士受邀参与中共整风运动发表了诸多过激言论而引发的。其实在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对于国内局势的基本判断是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以后中共的工作中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新形势下日益突出的是领导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为了更好地团结党内外,毛泽东要发动群众帮助共产党整治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风气。这期间中共中央陆续出台了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初稿)》、《关于即将发出整风、党政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请各地分析研究党与人民群众各项具体矛盾的通知》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明确了整风运动的必要性、目的和方法。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这一判断并没有错,而动员群众帮助整党也是共产党一贯依靠群众运动解决现实问题的传统手段的延续,并无特殊之处,唯一与往日不同的是,这一次动员的“群众”之中包括了自有组织且另有想法的民主党派。

57年4月30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就开展整风运动征询意见。参加这次谈话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和各方面党外人士共44人,规格颇高。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他指出这次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他强调整风的办法就是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5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

以土猴看来,当时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党中央领导集体,迫切地想要整顿党风之心应该确是真诚而恳切的,而且此类自纠举动并不是57年才有的,建国之后不久的“三反”运动即是针对着干部作风而来,可见整治党风、强化干部队伍是共产党高层长期重点关注且常抓不懈的事情。这回热忱邀请党外人士公开批评共产党的出发点也是要借助外力解决自身一直存在的问题,以促进各方团结一致搞建设,是要调和矛盾而不是想激化矛盾。土猴看到有人说此举是专为加强集权整治民主党派而有意设套,觉得如此立论显得过于牵强了。

虽说共产党初得天下,巩固统治的确是其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但57年时国内剿匪、镇反早已结束,国外经朝鲜半岛一战立威,新中国已经立稳了脚跟。东南沿海国民党的袭扰只是癣疥之疾不成气候,举国之内共产党威望之高,影响力、组织力之强都是不二之选,这时中共政权的稳固已不成问题。此时对共产党来说更迫切的应该是怎么样推行自己的主义,在短时间内让国力壮大起来,争取在国际舞台上早日抢到主角的位置,让新中国成为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大国。而这样的努力在57年时已经初见成效: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6%,其中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4.7%,全国1/3左右的农户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半的私营工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一半以上的私营商业转变为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由小商小贩组织起来的合作形式的小商业,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国家结构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已开始初步改造成形。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上,经过政府改组选举,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中三个党外人士的副主席、两个非共产党的副总理都已去职,政府治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以中共的立场看来,此时全国形势应是蒸蒸日上一片大好,要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因为远在万里之外匈牙利事件的些许风吹草动毛泽东就风声鹤唳地调整全党的工作重心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有预谋地发动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仅仅为了尚看不出苗头只存在可能性的风险就针对已经开始式微的民主党派和无党人士大搞阶级斗争,显然说不过去。只以毛泽东“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性格来解释他的这一举动未免形同儿戏,这样看待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似乎过于浅薄了。任何堪称伟大的政治家其推动政治运动的手段无疑会受其性格特质的影响,但其发动政治运动的目的却绝对是出自对本集团利益得失的冷静权衡。自古能舍常人不愿舍者方据上位,毛泽东再诗人气质,再浪漫性情,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也不可能在政治斗争中为逞一时意气而肆意妄为的。就其历史经历看毛泽东虽重权谋却从未失之于滥,而且其谋划布局向来喜在大处着眼,战略宏阔不拘一格,即便有争权固位之举,也是为了推行他的主张,统率全党去实现他心中的最高理想——建立一个领袖全球人人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中国。这样一个豪迈的理想主义者在操控之权在手且已率军踏上梦想之路的情形之下对还没有跳出来挡道的人物就要小心翼翼操心劳神地去设计陷害,有可能吗?有必要吗?当然历史真相到底是不是如此,土猴看不到深层的材料,也没做过深入的探究,所以一家之言就不多说了。所幸猴爸爸日记之中比较详细记录了哈军工这一阶段动荡的日子,咱们还是收回目光看看哈军工吧。

哈军工是军委直属院校,虽说离北京远了点,可是对政治空气的敏感比起近水楼台的北京院校并不差多少,中共中央的任何最新动向传达到哈军工满打满算顶多也就慢上半个来月。像毛泽东2月27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学院里3月中旬就层层传达,组织各单位学习讨论了。但是与往日一样,在5月1日全国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之际,军工学院党委的动作又慢了一拍,时隔半月才动了起来,而且开始时的规模也仅仅局限于学院的上层,比起全国上下风雷乍起的鸣放之风,军工大院安静木讷得像个迟钝的老人。可以说57年时军工党委虽有政治优势,却无政治野心,对于政治动向多是知而不跟、跟而不紧,政治活动在学院的日常工作中还没有站上中心的位置。

哈军工自成立之日起陈赓院长就定下了老干部、老教授“二老办院”的方针,这回老干部要整风,当然就要请老教授帮忙了。可是陈大将不在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院长刘居英少将正兴冲冲准备出访苏联考察军事院校,每天协调日程、安排计划、组织人员……忙了个四脚朝天,于是整风运动直推到5月16日下午,院党委才召开了第一次老教授座谈会,请老教授们对学院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会上院党委第二副书记、学院副政委刘有光少将鼓励教授们要大鸣大放,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诚恳地表示:“领导与群众有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领导,因此,首先要向领导提意见。领导上决不会打击报复;万一真有此事,那是品质问题,可以上告。”这一下教授们的政治热情被充分调动了起来,70多人纷纷举手踊跃发言,方方面面给挑出了不少毛病,有说学院等级森严不像学术机构的、有说政治学习总是传达动员然后领会文件精神然后联系实际讨论这样老一套实在让人乏味的、还有体育教授会的说院领导不重视体育安排课时太少等等,都是些具体的问题,按照“三个主义”套了一下可也并没有上纲上线,态度上也是客客气气,所以这第一次整风鸣放会就这么和风细雨、波澜不惊地结束了,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都挺满意。为了对不同的部门的具体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23日之后,院党委授意老教授们分成了六个小组,开始在各自熟悉的领域之内鸣放了起来。

人的分寸感是要在互动之中反复试探出来的,在院党委的一味鼓励纵容之下,教授们鸣放得越来越放松,意见越来越有针对性,言语越来越不客气,态度也越来越情绪化了。比如机械制造工艺教授会主任张风岗教授说:“我院有‘军工第一’的‘大国主义’想法,事事要求全国第一,结果是机构庞大第一,建筑漂亮,花费第一。其实机构庞大,讲究物质享受反而影响教学。‘第一’并不光荣,真正光荣是教员教得好,而我们却谈不上。”化学教授会主任教员潘定说得更刻薄:“高等学校又是科学研究中心,应该是有课的上课,没课的作研究,大家安静下来,伏案看书,但是我院经常搞运动,好像教员坐下看书就是进入了‘低潮’,不放心了,结果弄得人不敢安定过日子,这是领导不懂得什么是学校的常态。”理论力学教授会主任教员邹志楷更是开口就带“刺”:“学院官味太重,各级界限分明,椅子也按级别分。校官待遇高,还发自行车,有公务员,常跑街的反而没车骑。有些军官不自爱,我很少看电影,但每次都看见军官违纪,军官骂人我见过,甚至骂到我头上。”就连素来不过问政治的刘恩兰教授也对学院的宗派主义提出尖锐批评,她举了一些实例,说明教授会主任没有实权,在教员提升问题上完全由行政领导说了算:“这是一个‘信任’问题,自己想做‘主人’,但别人不信任,没要你做主人,这样,要有‘主人翁态度’就很困难。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军人与非军人,党与非党,都有宗派;自己不是军人,又不是党员,好像是个‘外来货’,因而在别人眼里,自己的意见就好像是不存在一样。”后来更是发展到指名道姓地批评院部系一些领导人的工作作风问题,比如说技术部副部长李焕“官气十足,不深入实际工作”,认为第一政治处主任王序卿作思想工作是“压制多,说服教育少”等等。对刘居英副院长的批评意见是“有些话讲得刻薄”。

其实相比这时全国整风运动中其它高校的情况,哈军工教授们的这些所谓放肆得言论根本算不得激烈,这样闭门只谈自家事的鸣放座谈会比起其它学校矛头直指中央的山呼海啸般的批判声浪简直像是没烧开的温吞水,压根儿上不了台面。据那时在外国语学院(黑龙江大学的前身)上学的猴妈妈回忆,那会儿同在哈尔滨的外国语学院早就是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日夜不停了,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们因为高教部发文说中央及各省市政府部门外语人才过剩,以后外语毕业生要多向基层分配充实中学教育一事,在有心人的推动下正在张罗要去北京游行请愿呐!这时各大报纸上登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人士的文章也陆续出现各种出格的论调,有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的,有要共产党交出军队的,有质疑人民民主的,也有要搞中国的“海德公园”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有些言论已迹近颠覆。要说惯于走“第三条道路”的民主党派此举完全是出于公心,没有一丁点儿借机取势想推动民意博得声望进而凭此重回权力核心再组联合政府之意,土猴还真有些不大相信。同样是奋斗多年的政治组织,刚刚品尝过分享权力的滋味,谁能够心甘情愿地默默松开权柄重作壁上观,龟缩在政协之内再当一个无足轻重的鼓噪说客?当然这一系列的高调批判是否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土猴不知道,没看到有关资料不敢乱说,但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过激言论使得毛泽东对于这场运动的看法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他敏感地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在借机向党进攻,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认为“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在和我们“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还写道:“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他在文章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自此,“阳谋”开始启动。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写成后,并没有立即下发全党,此文件只标注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其中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的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字样。至6月12日反击右派行动开始后此文才印发给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阅读。但是在5月20日,中央在《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中已经开始明确地部署:“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是各省市党委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驳。”要求各地党报“继续登载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是登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的越好)。”这无疑表明政治的风向标已经在悄然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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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哈军工曾经的岁月二十二(2)

要说哈军工的领导们对5月20日的《指示》毫不知情应该是不可能的,可惜对于高层动向一直先知先觉的哈军工这次却没有了往日的敏感,因为身在北京的陈赓为了九月份聂荣臻元帅出访苏联准备签订新技术协定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制造导弹和原子弹一事忙得不可开交;而刘居英带着一帮学院内的高人正在苏联兜圈,四处考察苏军院校乐不思蜀。这会儿主持学院工作的副政委刘有光少将是个一向认为“学院好比是个大饭店,学生们是吃饭的,教师们是炒菜的,我们老干部是端盘的”,自身定位甚低,服务精神十足的人。而且这一阶段老教授们所提意见多数都比较明确、具体、针对性强,虽然言语上渐渐开始不大客气了,但也确实指出了许多平时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他根本就没有觉得什么不对、不妥之处,压根儿没有将报纸上、文件里传达出的阵阵杀气与自身环境结合起来做些联想,所以为了自家“饭店”经营得更好,也为了跟上全国风起云涌的运动形势,刘少将觉得要扩大规模,多听些宝贵意见。5月29日下午,军工全院召开整风运动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宣布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传达了全军整风会议精神和院党委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特别强调整风必须坚持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方针,他说:“这次整风是有历史意义的,只有承认人民内部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全院的领导作风与思想作风上是普遍而严重存在的,是造成学院内部矛盾紧张的根本原因。”他强调在整风中要听逆耳之言,虚心接受非党同志和下级干部的批评。希望非党同志提意见不要讲究方式,各抒己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动员大会之后,5月30、31日,6月1日连续三天,哈军工召开了规模遍及学院各单位的鸣放大会,整风运动在全院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一时间学院领导、各系主任深入基层鼓励动员,赶场一般参加各个单位的座谈会,全院上下从教授到学员、从干部到职工,人人热血沸腾、个个大鸣大放,提意见、揭矛盾,语不惊人死不休,谁都不想落后。客观地说,当时热情高涨、口无遮拦的人们之中确实有些人是刻意表现,有些人是借机显派,有些人是好强逞能,有些人是一泄私愤,但更多的人只是响应号召,单纯的不愿甘居人后而已。如此这般的运动,热闹的确是十分热闹,但混乱也的确是开始混乱了。如果说5月份大家提出的意见还算是有的放矢能够摆事实讲道理比较理性客观的话,那6月份的鸣放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无原则、无目的和无理性。可能是这会儿已经没有多少新东西可讲了,大家纷纷炒起别人的冷饭,这样就只能在花样上大做文章。于是无中生有者有之;小题大做者有之;无限上纲者有之;借题发挥者有之,千奇百怪各逞其能。

6月初最惹人注目的是机械原理与零件教授会主任杨仲枢教授的长篇发言,军工的校办报纸《工学》上转载了他6月4日在全院教授鸣放会上的讲话要点,原话有这么几句:

“我院以宗派主义为主,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宗派主义派生的。……领导上只依赖一部分人,偏听偏信一部分人的意见,只听信自己所相信的人的汇报,然后作决定,这只算小群众路线……”

“这些同志并不是有意要造成宗派主义,而是要和知识分子同舟共济把学院办好,但是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下意识地存在着‘高级知识分子都有深厚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很慢,轻视工农,是落后的代名词’,于是就不知不觉在言语行动中表现出宗派主义来。”

“我院机构庞大,工作效率不高,是老干部多了,老干部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要好好安排他们……”

“我院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与中央精神不符,把知识分子当商品,当生产母机,认为知识分子是客,是西宾,是雇来的。……对高级知识分子采取“分而治之”、“阶级斗争”的方式,政治工作是逢甲说乙,使知识分子感到人人自危。有些教授调走了,我们应该检查一下自己,如果处理得好,人家不会走的。”

“肃反时整了不少人……,如果证明人家不是反革命,就应该赔理道歉。”

“湖南人有句俗话,满崽子成不了大器,我们现在对学生‘抱着走’的教学方法,将来培养不出好的干部。”

“我们有的老干部解放后又讨了年轻的爱人,但对前妻生的孩子不好,甚至有点虐待,这是不对的…”

“我们的卫兵腹泻拉肚子,坚持站岗,报纸表扬是对的,但是还要批评连长,因为他不关心战士。”

看似面面俱到,有归纳有分析,好像水平挺高,实际上从大政方针讲到鸡毛蒜皮,整个一个大杂烩,无非是把别人的意见汇总之后再拔高而已,除了足够全面之外可谓了无新意,挺长的一篇文章连个中心都没有。时年五十岁的杨教授早年留学法国和比利时,在鲁汶大学和列日大学读书任教十六年,46年回国,52年调入军工后一直是教学、科研的骨干,是56年首批授中校军衔的教授之一。作为哈军工“五•一”观礼团的成员,他在一个月前登上天安门的观礼台,亲眼看到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心中那份激动之情难以言表,总想着要如何更靠近党组织,再进一步。所以5月末返校归来,面对全校热火朝天的鸣放场面,杨教授深感自己落后了,在朋友、邻居的鼓动下,闭门两天写出了这么一篇包罗万象的发言稿,做了他在整个整风运动中唯一的一次长篇发言,没想到就这样一篇东西最后成了他向党进攻的铁证,成了他步入右派队伍的垫脚石,你说倒霉不倒霉?

不过杨仲枢教授这次颇具汇总性、概括性的发言当时在全院的影响的确不小,大概是没人讲得有他这么周全,所以他的讲话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我国著名的弹道学家张述祖就是其中之一。

张述祖教授是创建哈军工的元老之一,陈赓大将为了在全国高校抽调能人高士把周恩来总理追进厕所时拿着的名单就是张述祖给列的。因为讲不好普通话而在鸣放会上一直寡言少语的张述祖教授,在杨仲枢发言两天后,也在教授座谈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一开始他就说:“我同意杨仲枢同志的看法,三大主义在我院中,宗派主义是主要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是派生的。我院是军事性工程学院,因此院内除党与非党的矛盾外,还有军与非军的矛盾。我院组织机构庞大,行政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党员又是军人,于是无形中就形成了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和老知识分子间的矛盾。因为在工农干部看来,知识分子代表着‘落后’,而老知识分子代表着更落后,因此,宗派主义在我院就显得比在其他院校特别突出。”发言中他讲了一句让人难忘的话:“学院领导没有摸到高级知识分子的脾气,高级知识分子以感激和惭愧的心情从事工作,感激的是,在国民党时代忠心耿耿想拿出自己的知识和抱负,使中国富强起来,使国家和自己也能有一天扬眉吐气,但是岁月悠悠,十年、二十年过去了,在腐败的政治下一事无成。全国解放了,共产党来了,土改完成,抗美援朝胜利,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在这光明的前途下,高级知识分子的激动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大家衷心感激共产党。高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有正义感。惭愧的是:对解放无功,老干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数十年汗马功劳,而自己一无贡献,坐享其成,这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老的知识分子,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要靠近组织,靠近党,努力工作的原因。那么高级知识分子的力量都发挥了没有?发挥了,但没有尽量。其原因是宗派主义的一道高而厚的墙在作祟,由于宗派主义而联带产生了有职无权和对待粗暴的现象。”这确是老专家们的肺腑之言,代表着哈军工一大批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是他们真实愿望的写照。

要说那时的共产党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没问题还要三番五次地整风干吗?比如让哈军工教授们痛恨不已的所谓宗派主义,其实说白了就是外行领导内行而引发的问题。那时初掌江山的共产党总体上还是一支农民出身的军人队伍,除了部分领导外大多数干部文化素质不高,这些人既有作风朴素执行上级命令坚决不打折扣的优点,也有工作机械教条对人对事态度粗暴做法蛮横的缺点。这种特点与他们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长期作为军人的经历有关,短时间内难以改观。老革命们这种大老粗的风气在农村、工厂面对基层群众时还是挺有亲和力和号召力的,但是在研究机关、高等院校面对术业有成出类拔萃的学究们就不灵了。讲究纪律和服从的军人与讲究自由与理性的学究处事风格几乎天然对立,这就存在一个谁改变谁的问题了。共产党是工农大众的先锋队,而知识分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所以理论上是要知识分子们接受共产党的改造,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但是实际上具体到一个个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身上就没这么简单了,就学识而言知识分子普遍要比担负改造任务的党员干部要强;就修养而言,进城之后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换老婆、讲享受,让多数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看不惯。这样一来,就让知识分子们在思想上、心理上很难心平气和的接受被领导、被改造的境遇了。而习惯于令行禁止的干部们也觉得什么事都要讲出个道理、论一个究竟的知识分子们实在难摆弄,这样互不认同的结果自然就是各自抱团拉帮结伙了。相比之下同行相轻的知识分子们的团伙比起在一起留过血的军人帮派简直松散得不像个样子,平时争吵起来谁更有战斗力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那外行就根本不能领导内行吗?也不是。关键还是一个自我定位的问题。其实对于这样一个局面只要领导者们以调和的手法、服务的态度开展工作,自视再高的学究也会服服帖帖、任劳任怨地干活的。像哈军工陈赓院长“二老办院”的工作方针和刘有光副政委“端盘子”的工作态度就十分有效很值得称道。可惜的是,即便在哈军工,这样有想法、有办法的干部也并不多见。虽然学院大的环境上由于几位高层领导处理得法还是融洽和谐的,但小的事情上军人与非军人,党员与非党员的摩擦碰撞也是一直没断过。哈军工的军人干部都是在同袍中也堪称优秀的身经百战之辈,而哈军工的教授学者同样是在全国同行中掐尖儿而来的精英分子,各有所持的两伙同样骄傲的人凑在一块儿,不起冲突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样的冲突中,多数是军人、党员、干部们的强硬作派最后占了上风,让知识分子们忍气吞声之余口服心不服。像担任哈军工第一任科教部部长的张述祖教授就曾遇到过手下一位老革命出身的副科长硬顶着他的批示就是不予办理,而且还口出不逊的事情,气得留德回国的双料博士张老头直接拨长途找到北京陈赓的家里告了一状才解决了问题。建院元老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平时教授们所受的委屈,也难怪鸣放之时他们会越讲越刹不住车了。

在院党委有意无意地放纵下半个多月的鸣放中许多人不知不觉地由摆事实讲道理地提意见发展成了指名道姓揪住一件小事就上纲上线地发泄情绪。可是这种骂得过瘾爽得没边的日子并没过多久,6月8日一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打响了反击右派的第一枪:“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音震撼人心,义正词严的社论犹如一盆凉水兜头泼下,全国上下沸沸扬扬的鸣放之声嘎然而止,哈军工那些正在四处挑刺乐得不行的教职员工们也一下子傻了眼,忐忑不安地开始察言观色,后悔莫及地开始三缄其口,他们那时还不知道,一场大戏其实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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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哈!
家园 猴兄辛苦了,花谢好文

没有经历过的政治运动还能够写得如此直观生动,资料翔实,肯定下了不少功夫。

客观全面地了解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的波折,即使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现在的正规教材中对于这些挫折一笔带过,不是个很好的办法。

家园 花,我这算是地板还是板凳?
家园 不是"钓鱼"?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有证据能够公布出来,但是也可以看得出:一,在当时的工作中共产党的确有不少的缺点,

二,那些意见是各级党委鼓励甚至是诱导出来的,后来却加以严厉打击

家园 是不是钓鱼,土猴觉得这恐怕要从动机上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各种毛病就没断过,方向性的错误都有好几回呐。共产党员号称是“特殊材料造就的”,其实也都不是圣人,正常人该犯的毛病他们也一样会犯。何况当时共产党的文化素质普遍不算高,建设国家又和他们已经练熟的领兵打仗完全不是一回事,工作上出了些错误也不稀奇。所以要整党,要纠错,希望大家给提意见,让他们知道错在哪,以后不再错了。这个出发点应该没错。从这点上看起码动机不是“钓鱼”。

没想到的是有人利用这个机会要趁机夺权或者分权,这就超过了共产党的底线,于是引发了共产党的反击,这也是正常的。共产党虽然搞统战,但是从政治诉求上与民主党派是不一致的,要建设社会主义当然要牢牢把握统治权才有的玩儿。

整个反右斗争错就错在扩大化上,冤枉了太多的人。其实就算民主党派有分权的动机,只要没有确实的行动,都不应以言治罪,何况其他仅仅只是响应号召的人呢?对于过分的言论批判应该,可打击到具体的人就过了,逮捕判刑就更是罪过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认识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不同性的问题,但是从认识到行动还是有差距的,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的这样一点差距,就直接影响到了千千万万人的生活甚至生命!当然这也不能全怪毛一个人,群众运动本身就存在矫枉过正的特性,顶端的一点小的偏差,会在终端放大出灾难性的后果。土猴会在以后的章节中就这个问题详细说说心得的,到时还请多多赐教。

家园 Can't agree more! flowering!
家园 很难说

河里某文(貌似一直老大的)中提到,搞这些运动的时候,飞行员都被送疗养,没有机会参加.

难道部队知道?或者有人比较敏感?

家园 欢迎回来,请继续。
家园 咱花
家园 花花
家园 超花啦
家园 送花!军工,又见哈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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