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开始连载 -- 双石
组织上有了态度，刘少卿就按刘少奇的吩咐到处去约人。
首先约了黄春庭，这个知根知底情投意合的老战友，当时正在中央党校下属的安吴青年训练班工作。当时一般到延安来的青年都要先在这个训练班学习一段时间——实际上也是一个审查和过滤的过程，然后根据情况决定是去前方还是到抗大或陕北公学学习。黄春庭也是个“九头鸟”，一听要回中原去打日本鬼子当然也很高兴，还去约了正在中央党校担任总支书记的周志刚。
第二个约的是张水泉，这是个“老俵”，刘少卿在红校任教时的助教，刘少卿任陇东游击支队司令员时他是参谋长，长征时给毛泽东当过警卫队长。这也是个人物，性格跟黄春庭差不多，活跃开朗乐观，小点子也多多。张水泉又去约了井冈山下的“老俵”罗通（当时叫罗兴芬），又约了肖远久、李梓金、钟华、王遵义等人……
加上组织上找的人，这回去中原加上家属有几十号人，坐了满满两大卡车，确定由刘少卿带路，以“第十八集团军伤病员伤愈重上前线”的名义，到中原局驻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报到。那时刘少卿和黄春庭都已经结了婚，黄春庭还有了孩子这次当然也一起走，刘少卿的妻子颜照英是四川省通江县人，1932年在川陕苏区就参加了红四方面军，两人是在庆阳时经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介绍结成伴侣的。
临行前刘少卿集合好队伍请刘少奇检阅。
刘少奇很是高兴：“我找你找对了嘛，你看你约了那么多人而且多是红军干部，好得很呀！”
刘少奇交给刘少卿一封信，叫他带到竹沟，上书“呈缴朱高级参议……”，落款是“高级参议胡服”，刘少卿当时既不知道这“朱高级参议”就是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更不知这“高级参议胡服”是何许人也，又不便向少奇同志打听，便接过信装好请刘少奇给大家讲话。
中原局书记的讲话非常简洁明了：你们都是革命的火种，到中原去就是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你们到每一个地方都要和当地群众密切联系，扩大抗日队伍打击日寇。要做到这个，就要高举四面旗帜。第一面旗帜是抓枪杆子搞武装，有了枪杆才能抗战，有了枪才能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第二面旗帜是统一战线，团结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抗击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第三面旗织是抓建党，共产党人有信心，有能力担当起抗击日寇的重任。还有一面旗帜是搞财政，自己筹集抗日经费，解决吃饭问题。这四面旗帜第一面最重要，……
说到这里刘少奇右手握拳斩钉截铁加重了语气：
“第一是搞武装．第二是搞武装，第三还是搞武装，没有武装一切都是空谈！你们南下后，哪里有敌人就到哪里去；有兵你们就带兵，没兵你们就当兵；你们要白手起家一切从敌人手中去夺取；你们要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打败了还要能自己回来。”
这些个人都是土地革命战争的血雨腥风栽陪出来的好汉，听了少奇同志这番话很是觉得对胃口，当下那气就鼓得足足的，登车上路情绪激昂一路都唱着歌：
到敌人后方去，把强盗赶出境。
到敌人后方去，把强盗赶出境。
……
就这么一路唱着，唱到了西安。
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留他们住了几天。
林老是个革命经验非常丰富的老资格，从西安到竹沟要经过许多国民党军控制地区，他怕刚从延安这个红色革命圣地里来的土包子们没统战工作经验，楞头楞脑还是内战那一套弄出事情闹出笑话来，所以让他们在七贤庄住着一面休整学习一面熟悉国统区的环境。
为了跟国民党打交道，林老临时委了他们挂名的官衔：刘少卿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中校团副”，黄春庭弄了个“上尉参谋”，其他人都挂了个“上等兵”、“一等兵”什么的。因为他们路上经常要和国民党军和地方各色人等打交道，林老还给他们讲了一些在国统区作统战工作时要学会的一些应酬和礼仪。那时土包子们进城不会应酬笑话很多，林老就给他们讲过一个：办事处经常有客人来访，领导就教大家请客人用茶，帮客人挂衣服挂帽子。结果客人一来土包子热情伺候殷情得不得了，冲上去就扒人家外套摘人家帽子，搪磁碗装了滚烫的开水就硬往人家手中塞，还连道“请喝水请喝水”，烫得人家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啼笑皆非。林老笑着说你们都是革命大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在家里同志间相处随便惯了，以后要跟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打交道，得学会一点待人接物，可不能再闹扒人家衣服塞人家烫茶的笑话了。
不过这伙人都是土地革命战争中跟国民党军队一刀一枪打出来的，也不是什么等闲人物，不太尿国民党那一壶。那时国民党老拖饷不发补给，八路军官兵都只有一套军装。黄春庭、张水泉和罗通等穿着一身旧八路军军装挂上有花的领章，有空就大摇大摆逛大街，碰到国民党军官兵他们热炒热卖讲礼节见到军衔高的都打敬礼。由于除黄春庭外大家军衔都是士兵，所以老给人敬礼敬得很是厌烦，遇上牛皮一点的人家还连礼都不回。有一次黄春庭和罗通上街碰见了一个国民党的少校军官，举手向他敬了一个礼，这家伙却歪着头不还礼扬长而去。很凑巧罗通黄春庭他们转回来时又碰到这个家伙，这回黄春庭敬了礼却有所保留，手举了半截到嘴巴却不拿上去靠帽沿，而那位少校军官这回却挺认真地还了一个礼。
黄春庭觉得感觉找回来了：“嗯，礼尚往来，这还像个话。”
那个少校一听把眼睛一鼓就要发作。
黄春庭却把眼瞪得溜圆，虎视眈耽搞得比人家得还厉害。
那少校一看知道遇上老八路自认倒霉马上就灰溜溜走了人。
6月26日，大家告别林老离开七贤庄，步行到潼关上火车。路上一个叫匡承谋的同志捡到了一个国民党逃兵的胸章，胸章上的名字是“岳林”，这位同志把它挂在胸前也就成了岳林，后来也真的用了这个岳林作了自己的名字。
队伍到了河南洛阳走进不了城，守城的国民党部队却不准进城，说是没接到上峰通知。刘少卿亮出“八路军总部中校团副”身份说我们是首战平型关的八路军，城里就有我们的联络处，我这里还有关防护照你怎么敢不让我们进城？那时候驻洛阳的国民党军是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本人在山西忻口会战时曾得到过八路军的掩护和救助，与朱总司令也有私交，在蒋系部队中属于抗日积极反共不太积极一类人等。卫立煌的队伍听说这是一群要上前线的八路军也还算客气，出来一个中尉军官连声向“八路军总司令部中校团副”致歉然后放了行。
刘少卿一行向洛阳八路军办事处的刘子久主任交了介绍信又匆匆向确山进发。
那时候八路军名头虽响亮可是真叫个穷，刘少卿虽然扛了个“中校团副”带着队伍却没多少钱，只敢省着花不敢住店，要住宿还得和老百姓打商量住老百姓的家。走到临汝、登封已是豫西地面，黄春庭张水泉两个笑话篓子缠住刘少卿说是想喝鸡汤。刘少卿说这么多人怎么喝得起鸡汤再说也买不着鸡。黄春庭说这个我自有主意你加倍给钱便是，我长了张黑脸一脸络腮胡子还会说几句洋泾浜外国话，最起码就象个柯棣华，装扮个外国人自然不在话下。于是黄张二人一唱一合跟老百姓打商量，黄春庭嘴里叽哩咕嘟放洋屁，张水泉煞有介事一旁当“翻译”：这是位国际友人来帮助我们抗战，想尝尝你们河南的高脚鸡你能不能卖一只？这鸡的主人是个老太太她不太愿意，说这鸡正下蛋我得留着它。这时旁边的老百姓帮忙说话，这些老总又有国际友人那么想吃你就卖两只嘛，刘少卿接上话头说我们加倍付钱。最后成交，两只鸡竟然给了两块现大洋，旁边老百姓很是诧异这些个老总怎么这么规矩？一问听说是“八路军”立马就连声夸奖：哎呀呀原来你们是朱毛的队伍当年的红军，怪不得不象那些国军老总动不动就犯抢，你们买鸡打商量还要给现大洋，要早说了我们连鸡钱都不要……
八路军在老百姓中名声确实响亮，那时河南临汝、登封一带老百姓不吃鱼，罗通他们自己下河捞了鱼想在老百姓家做着吃老百姓也不让，罗通十分惋惜跟张水泉嘟囔：在延安两年多没有吃到鲜鱼，今天有了鱼却又得扔掉。谁知人家一听“延安”二字马上就改了口气：你们是延安来的八路军？没得说没得说我弄口锅你们在屋檐下自己做着吃中不中？
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有了这底牌刘少卿们要打鬼子斗志当然更加昂扬。
7月13日，刘少卿一行到了竹沟。
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接过刘少卿的介绍信十分高兴，笑着问他多大年纪是哪里人，还告诉他这落款的“胡服”就是少奇同志本人的化名。但说到职务安排朱理治显得有些踌躇：“少奇同志委你做参谋长，但现在是战时情况多变，目前参谋长已有安排，是湖南人杨梅生你可能认识，你能不能先做副参谋长其他以后再说？”
那时候上上下下十分正常，大家对职务座次也不象现如今这样敏感在意。刘少卿很痛快地就表示同意，吃完饭就去看望现任参谋长老熟人杨梅生。这位杨梅生在中央苏区时当过“红色富翁”还在红校任过校务处副处长，对刘少卿很是熟识自然也没什么客套。见了这“九头鸟”他喜出望外：哎呀呀少卿你来了就好，正好来接替我我可不想当这个参谋长，我这就去找朱理治同志商量。
杨梅生找了朱理治切蹉一阵，朱理治又找到刘少卿：
“既然如此，那你就当参谋长，但暂时不宣布，对外的名义暂时用‘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少校参谋’。”
那时的竹沟是桐柏山区数县交界处的一个人口不足千人的小镇。它东连确山县城，南邻信阳、桐柏，西接泌阳，北靠遂平，是延安通向华中的交通枢纽。说起来很有点意思，这不断地从延安、武汉向华中输送大批干部的“枢纽”，其实就是几百栋破破烂烂的民房夹出的一条街，周围还有些残缺不全的土城，一条清澈的大沙河就旁着这个小镇婉延流过。然而竹沟小虽小却不是个等闲所在，大革命时期，后来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就在这里领导过数万农民大暴动——那时他叫马尚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也在这里活动过。新四军东进抗日后，这里有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的留守处，“王老汉”（即王国华）等一批共产党员在群众中享有祟高的威望。
经营中原是中央很早就有的战略设想。中央早就预见到武汉可能会失守，而武汉一旦失守共产党人将要承担起历史的重任从而变成在中原这个战略舞台上驰骋的主角。但这设想的实施却颇费周折，主要原因在于从苏联回国后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这位王明原是个“左“得出奇的“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现如今却成了右得过杠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愿意也不敢于去担负起领导中原人民抗战使中国共产党成为砥柱中流的历史责任。那时新四军一些部队领导人包括新四军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项英在内，都是三年游击战争中独挡一面的“山大王”，个性很强对形势的认识也不尽一致，在贯彻中央战略方针时往往不是那么自觉和积极。中原地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的开展与全国形势和其它战略区相比显得不那么如人意，朱理治、陶铸等人在其间作了许多艰苦的工作，逐渐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建立了党所领导的武装。刘少奇担任中原局书记后，更是牢牢把住了“抓武装”这个纲，大大的加快了党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在刘少卿之前，党已经派遣李先念、任质斌等先后来到这里，利用“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的名义，一边开展对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的统战工作，一边大力发展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从1938年到1939年，先后从竹沟走出了一批又一批武装斗争的骨干：彭雪枫带到豫东的两三百人枪，后来成为新四军第四师的骨干，周骏鸣带去皖东的“四支队第八团队”成为了新四军二师的基础；而李先念、陈少敏等带领南下的几支武装向武汉周边地区发展。
这几支总共不足千人的队伍，又成为了新四军五师的骨干。
竹沟虽然夹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夹缝中，但却“红”得耀眼人称“小延安”，这个“小延安”还办有两所学校，一所称为“新兵队”的党校，一所培养军事骨干的教导队，担负着为中原地区发展培训干部的重任。刘少卿这个红校的优等生抗大的小教头带来的干部来得正好派上用场，朱理治让刘少卿选派一些人到教导队工作，大家商议后派任张水泉为教导队副大队长（大队长是参加过火烧阳明堡机场战斗的原一二九师的干部夏世厚），黄春庭为军事教育主任。其它同志也逐步安排了工作。
那时竹沟很穷，每天有千把人吃饭，连每天一角八分钱的伙食费都发不出来。刘少卿便以人称“王老汉”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留守处”主任王国华的名义召集当地的商人筹借，这钱其实就是刘备借荆州后来都没还。好在当地民众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很有感情，“王老汉”是一面红旗在当地群众中威望甚高，商家们都放了点血连剃头师傅和小摊贩也解了一囊，好歹给穷八路们凑齐了饭钱。
利用“王老汉”的社会关系，兼管情报工作的刘少卿还在这一带建立起了党的情报系统。
刘少卿来之前的6月间，向武汉外围挺进的李先念等人率领的武装已经与日寇进行了多次战斗而且得到了相当发展，成立了中共鄂中区党委和“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辖张文津周志坚的第一团队，王海山钟伟的第二团队，蔡松云杨焕民的第三团队和许金彪杨子明的挺进团队，不久又有地下党员赵进先率领的国民党确山县大队与夏世厚特务大队合编成第五团队，由肖远久方正平分任队长和政治委员，接着又组建了李人林雍文涛的第四团队
9月里，刘少奇又再赴中原，刘少卿带了两个连到午阳县去迎接他。这次与刘少奇同来的还有徐海东，这是位传奇人物百战名将，而且也是个“九头鸟”，刘少卿对他早有耳闻这次却是头一次见到。徐海东此来是接替被错杀的高敬亭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那时他已患了肺病身体非常不好，到了竹沟就大口吐血怎么也止不住。那时候不敢到沦陷区国统区的大城市治疗，只好通过统战关系请来了国民党六十八军一位军医主任来治疗，那位军医主任据说也是个共产党，但他不敢久留带来的止血针也非常有限，徐海东吐血还是止不住大家都非常着急。这时候刘少卿突然想起离开延安时黄春庭有一包药放在自己的箱子里，那时大家都年轻活蹦乱跳谁也没动过它也没想到去动它。现在要救人着了急，刘少卿也不管对症不对症赶紧拿出来给军医主任瞧。谁知事情就有这么巧，军医主任一瞅就说这就是止血药赶紧给用上，徐海东的吐血这才止住。他缓过劲儿来连声道小老乡你可算是救了我的命一条。
从此后徐海东与刘少卿成了莫逆之交，55年授衔前徐海东在旅大养病，刘少卿出差顺便去看他，他还跟刘少卿说这次我可能要授大将，老弟你也可能能弄个上将当当……
这次刘少奇来还带了一些现大洋，竹沟的穷八路们才算把饭碗端稳当。
不过刘少奇此来可不是送现大洋的，而是来送战略送方针送政策的。
刘少奇很有魄力很有预见，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谈到华中中原的发展，高屋建瓴而又脚踏实地，新四军要发展发展还是发展，中原局要到华中与华中局合并减少领导指挥层次。你们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对国民党顽固派必需保持警惕不能有丝毫疏忽，如果他们要搞“摩擦”那就是破坏抗战，他们要“摩”我们就“擦”，坚持党的领导建立武装力量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豫鄂边地区抗日根据地。那时国民党已经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顽固派也一再制造摩擦，竹沟这个在夹缝中“红”得很耀眼的“小延安”已经极受反共势力的注目，态势也十分不好危险也日益临近。刘少奇指示要“突出去”，人员要一分为三：一部由他带走到华中，一部由朱理治、陈少敏、刘少卿等率领南下与李先念会合；最后一部分由危拱之负责与刘子久的豫西特委负责准备转入地下。
刘少奇这个部署很是及时，各部人马按部署撤离竹沟不到一个月，“竹沟惨案”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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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的一个下午，在竹沟土城镇外西北角的一片坟地里，刘少奇朱理治和刘少卿一边晒着太阳一边聊天，刘少奇对豫鄂边区党委和拟成立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组织安排作了指示。刘少奇说所有中原党和军队都要统一起来，豫南、鄂东、鄂中的武装都要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朱理治、陈少敏负责党的工作，李先念任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朱理治提出要有一个政治部副主任，刘少奇说让刘少卿从延安来的人里面推荐一个，刘少卿推荐了周志刚，刘少奇当场拍板照了准。
刘少卿将军后来感慨：“那次少奇同志讲的话对我讲的来说一次莫大的政治教育。”
会议临结束时，朱理治请示少奇同志我们什么时候走，刘少奇说等陈少敏同志来了一起走，她要来接你们的。正说到这里有一位穿灰军装扎绑腿剪短发的女同志来到了会场，显得十分端庄、严肃和干练。刘少奇笑着说哎呀呀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来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陈少敏陈大姐，陈大姐你在鄂中工作很长时间，是个有名的“女将军”，手下又多半是“九头鸟”，今天又给你一位“九头鸟”的参谋长，他可是红校我们自己培养的科班，当过红军团长还是抗大游击战术的总教员……。
接着他又先向刘少卿介绍：这就是陈少敏同志，威名赫赫的“陈大脚” ，是鄂中敌后著名的抗日女将军。陈少敏很是爽朗，笑着回答说少奇同志你真讲说笑话，你千万别说我是什么女将军，我哪里配得上这个称号。
刘少卿这是第一次见到这位闻名已久的巾帼豪杰，很是兴奋而又有一些拘谨，他上前向陈少敏敬了一个军礼，不自然地说：“少敏同志，你在敌后抗战辛苦了，我早在延安的时候，就听少奇同志介绍过你的事迹，对你这位女将军我真是敬佩！”
陈少敏闻言大笑起来，虽是初次见面，她却象老熟人一样她握着刘少卿的手，回过头去向刘少奇说：“你看，什么女将军不女将军的，都是你说笑话说起来的，现在惹得这个‘九头鸟’也没完没了啦！”
陈少敏的爽朗和热情深深地感染了刘少卿，看着其他人亲热地称呼“陈大姐”他内心里暗自懊悔：刚才自己过于兴奋，怎么就忘了称她“大姐”而叫“少敏同志”呢？
欢送走了东进华中的刘少奇徐海东，刘少卿等马上就出发去会合李先念。
朱理治、陈少敏和刘少卿率领着由干部、教导大队学员和部分战斗部队共600多人组成的队伍，南行到了四望山。四望山这个地方在应山县境内，东临京广铁路，南接武胜天门，都处都是日本鬼子的据点。39年11月16日，刘少卿在四望山见到了当年在懋边会师时见过的那位红三十军年轻的军政委，现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的李先念，并从此作为李先念主要的军事助手，开始了他在豫鄂边区的抗战生涯。
几位领导人会面的当天，立即召开了改变组织领导和扩大部队建制的会议。由于当时环境险恶敌情紧张，人员分散处于游击状态，于是参加会议的只有朱理治、陈少敏、李先念、刘少卿、任质斌等少数几个人，连当时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的参谋长杜石公和政治部主任郑绍文，也都未能参加这次会议。会议上，首先正式确定党组织的名称为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接着要商定部队的新番号，刘少卿提议部队名称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大家一致同意。
刘少卿后来回忆说：“那时自己真是年轻气盛，不顾左右的领导，就这么直率地提出意见，那几位老资格的领导竟也都同意了。”
会后，马上宣布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领导成员的任命：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朱理治（原为陶铸）、参谋长刘少卿（原为杜石公）、政治部主任任质斌（原为郑绍文）。会议作出了将豫鄂边区敌后抗战指挥中心由豫南移往鄂中的决定。会后李先念、陈少敏和任质斌即先行一步八字门去组织原“独立游击支队”与“豫鄂挺进纵队”司政机关的合并，大家约定在京山八字门会合。
这时候“竹沟事变”发生了，朱理治等率部转移后，竹沟留守的部队只剩下二百来人，还有二百多伤病员，都由“王老汉”负责。刘少卿他们没走几天，国民党就调集几个县三千多人的武装袭击了竹沟，活埋了王恩九杀害了伤病员和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只有“王老汉”带领一部分人突围出来到了尖山镇。刘少卿接到情报后又让周志刚留在四望山随时准备转移，自己则带了两个连前去接应。这位“王老汉”当时年已五十有三，他的儿子后来也在从事对敌伪的统战策反工作中牺牲。
接回了王老汉大家稍事整顿就上路去八字门，队伍由刘少卿负责指挥。夜里通过广应公路时突然发现头上有鬼子的飞机，飞机上亮着红灯十分耀眼。好些土包子洋面包没见过这个，大气不敢出生怕那红灯照见了自己。这时候还是战争阅历比较丰富的刘少卿显得沉着又镇静，叫大家停止前进不要乱动，鬼子飞机没什么大道行他看不见什么东西。果不其然飞机转悠了一会儿就轰然而去，于是大家又鼓起精神继续行军。
队伍走到应山闹起了“粮荒”，七百多人没吃没喝身上还没有钱。恰巧这时第二团队政治委员钟伟率队从孝感花园一带“打汉奸”筹款收税回来，搞到了一两万现大洋还有伪币。这时候他们往四望山去与和第五团队会合，正在蒋溪店宿营。应山县的县委书记叫钱谷卿，是刘少卿在抗大时教过的学生，他也是个穷县委没有钱，就建议刘少卿一起找钟伟筹借。刘少卿想到钟伟是红三军团时的老战友，又在抗大一起工作过，觉得有门，便和钱谷卿一起到钟伟门上去想打打秋风。
钟伟这个人是员战将但作风也十分霸道，与团里其它领导都相处不好，这次他是一人带队伍来的。见到老战友刘少卿他也十分高兴，但一说到借钱却马上拉下脸来一口回绝。而那当口第二团队的队伍正在杀猪宰羊准备会餐。钱谷卿好说歹说，你们能不能借一点钱出来让参谋长他们混到八字门，过后我们应山县委再想办法还你？可钟伟还是一副黄世仁面孔：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二团队的政治部组织股长余潜也是刘少卿在抗大的学生，见此情景心中也十分难过，却只能站在一旁噙着眼泪连连说：“老师，对不起对不起，这里我当不了家”。
这钟伟也是做得出来，老战友现在应该还是上级来找你借钱，你不借也罢竟然连饭也不留一顿，没当过山大王竟然比山大王还山大王，这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还有农民意识小家子气那可真是登了峰造了极。
刘少卿也是个犟脾气“九头鸟”，上门求人本来就非其所长，见钟伟这么不给面子便掉头就走。
还是钱谷卿给老师解了难，他说我们回去向老百姓借谷，自已臼成米好歹也能对付。
这才吃上饭对付了肚子能够继续上路。
周志刚一路上直摇头：都属一个部队都是老战友，这个钟伟他怎么这样？
12月29日，队伍走到应山的赵家棚王义贞店，老百姓又传来消息：昨天晚上到今天天亮，宋河、罗家店据点的鬼子袭击了马家冲，有飞机还有大炮，具体情况尚不清楚。这里离马家冲还有三四十里，刘少卿他们只知道八字门不知道马家冲，但按路线他们要从马家冲旁边的界岭过，到了界岭老百姓又传来战斗的确切消息：李司令陈大姐已经突围，应城县自卫队许子威队长还受了伤。
老百姓为刘少卿们带路，从大山头经罗店、石板河、芦子坡、丁家冲到了八字门水漾泉。短短几天时间，朱理治、陈少敏、陶铸、李先念、刘少卿、任质斌等豫鄂边区和挺进纵队的主要领导人都汇集到了这里。
1940年1月3日，根据四望山会议的精神，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八字门水漾泉召开了正式成立大会。会后，各级领导和部门进行交接班。原“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参谋长杜石公向“豫鄂挺进纵队”参谋长刘少卿正式移交了工作并确定了司令部的组成：作战科长丁志超，这是个京山本地人；侦察科长温家福，原来川军中的地下党员；教育科长焦典；通讯主任缪伦。原竹沟的“新兵队”与原“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教导队一部分合并成立了豫鄂挺进纵队随营学校，李先念兼任校长杜石公任副校长负责实际工作。这所学校后来改为抗大十分校，刘少卿的老战友黄春庭担任了政治委员。
同时政治部和军需处也完成了工作交接。
工作安排完了大家各忙各的，这时候李先念和刘少卿通过几次接触逐步熟悉，他们第一次单独聊了起来。
李先念先给刘少卿戴了一顶高帽子：“你在抗大做游击战术总教员很有些名气。”
“哪里哪里，主要是郭化若同志为毛主席撰写军事著作准备资料，我帮了一些忙，也就是河里无鱼虾也贵。你们红四方面军当年苏家埠战役那可是真正叫解气，活捉了师长岳维峻那是在什么地方？”刘少卿一边说着一边展开自己从延安带来的五万分之一的豫鄂两省地图。
李先念对着地图指指点点给刘少卿介绍豫鄂边区的抗战形势：日寇占据了铁路线公路线和大中城镇，国民党顽固派在大洪山那边也是虎视眈眈，我军的活动地区处在敌伪顽三方夹击之下。这些天来，刘少卿也一直在思考整个边区的军事态势，这时他向李先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的指挥机关长期在八字门、大山头、马家冲十分不利，马家冲现在已经遭到敌人袭击。八字门这个地方对我们太闭塞对敌人很方便，宋应公路汉宜公路都是敌人京山周围也是敌人，应城县还有鬼子第十三师团司令部，大洪山国民党军队对我们也很具威胁。八字门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西边是汉水不能徒涉，北边山地有国民党的22、29两个集团军，南边又是京山县城，敌人一出动封锁，我们7000多人都不好转移……。
“老弟，你说的很有道理。依你看指挥中心设在哪里好呢？”李先念对参谋长的这个看法非常重视。
“部队在哪里都好说，指挥中心和机关应该在铁路以东大小悟山地区，这里靠近大别山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靠铁路线近消息也灵通，山不高还便于部队机动……”
李先念很高兴称赞参谋长很有游击战争的战略眼光。两人研究一番认为应该首先开辟小悟山，那里是敌后消息灵通利于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商定后他们请示朱理治陈少敏，朱理治陈少敏也很同意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那时大家都是土地革命战争“驳壳枪一挥跟我上”这么打过来的，对司令部工作的正常程序还不十分熟悉。李先念看着这个地图很不错，就说把这个地图挂到我那儿去。刘少卿向他解释，地图应该挂在司令部，这是司令部的正常工作规范，司令员需求可以随时到司令部作战室去参阅地图。
刘少卿是来自红色学校的科班李先念也很尊重他的意见，地图就挂在那作战室。
那时候陈少敏也任鄂豫挺进纵队政治委员，但她的主要工作是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书记，她忙不过来，便把陶铸派来代理纵队政治委员。
在水漾泉陶铸与刘少卿见了面，见面时两人都觉得似曾相识。刘少卿并未多想，但他却发现，这位陶政委特别注意自己。
一次会议间隙，陶铸走过来打量着这位参谋长，然后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
“刘参谋长，你这个人很面熟啊，我们好象在哪儿见过？”
“我也觉得我们好象见过面……”
“你在哪里参加革命？”
一句话勾起了刘少卿的回忆，他简述了自己的经历。当讲到广州暴动打军火库时，陶铸突然激动地站起来指着自己的鼻子：“传令班长，你看看我是谁？”
“陶政委……你……你就是那个送红领带的少校军官？”刘少卿也激动起来。
“就是我呀，我还代理过一天营长哩！”
“哎呀，陶政委……”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戏剧般的相逢两人都很是兴致勃勃，讲了一大堆当年的往事。陶铸说当时施恕之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后来提出要离开我们也同意。如果不同意他就成了逃兵，也就没有了来日方长……
这段浓浓的战友情谊他们延续了很久，建国后刘少卿到广州还专程拜访过陶铸，那时陶铸谈起来仍然兴致勃勃，说这段事我们要多找一些人好好回忆，写成文章教育我们的后人……
再后来是文革，陶铸被归入了要打倒的“刘邓陶”，从此便渺无音讯互相再也没有过晤面。直到陶铸的冤案最后平反昭雪时，陶铸夫人曾志特别邀请刘少卿作为陶铸的生前友好，一同前往飞机场去迎接陶铸同志的骨灰。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八字门正式宣布成立后，以朱理治为书记的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也开始办公。这时候豫鄂挺进纵队编成了6个团队3个游击总队：第一团队团长罗厚福政治委员方正平，第二团队团长周志坚政治委员黄春庭，第三团队团长肖远久政治委员钟伟，第四团队团长李人林政治委员罗通，第五团队团长蔡松荣政治委员杨焕民，刚起义的应湖伪军郭仁泰部编为第六团队，团长郭仁泰政治委员郑绍文，信应游击总队总队长张裕生政治委员刘子厚，鄂东游击总队总队长熊作芳政治委员程坦，应城抗敌自卫总队总队长许子威。
短期整训后，这支抗日的队伍又奔向前方。中央很是高兴来电祝贺“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要求他们要“极大地发展鄂中、鄂东抗日游击战争，坚决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还要“扩大军队至三万人以上”。
刘少卿将军的军事生涯从此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里他真正成为了一位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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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大小悟山根据地，李先念刘少卿决心先摆平一大堆草头王/要说服拖许金彪后腿的新娘子，司令员和参谋长一唱一合演双簧/小悟山满载而归，刘少卿说这一仗政治意义大于军事胜利/第一次与鬼子交手，刘少卿在丁家冲救助陈少敏史沫特莱/二打小悟山钟伟不听命令，仗没打好刘少卿自责对干部配置使用不当/亦文亦武又打又拉，大山头刘少卿指挥若定摆平川军赢得军政完胜/三打小悟山，鄂中根据地与（黄）陂（黄）安南连成一片/桂军重兵压境，方正平打了三天才想到报告纵队首长/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刘少卿摸着方正平的衣兜让他自己数数本钱
李先念和刘少卿要实现他们在大小悟山建立根据地的设想，豫鄂挺进纵队首先要面对的是一批打着抗日旗号的乌合之众。
武汉沦陷后，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在豫鄂地区丢下了大批武器，也滋润了一批散兵游勇草头王。那时节，是个人儿有了几杆枪，他就要拉支队伍树起司令大旗，几百几千人是司令，十来个二三十个人也是司令。说句笑话，那“司令”就象现如今的“经理”、“老总”一样多得不值钱——李先念率部挺进鄂中时，曾经一晚上灭掉了13个“司令”。
武汉失陷前后一段时间，由于受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的那个“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影响，许多地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有枪不敢捡，有兵不敢要——许多有爱国心的国民党溃兵愿意参加新四军，不敢去担负起领导中原地区抗战的历史责任，眼睁睁地瞅着许多本来可以为党控制的地区成为草头“司令”们鱼肉百姓作威作福的乐园，本来可以为党掌握的武装或成为乌合之众或投靠顽固派或附伪附敌。
1938年底，朱理治、李先念等从延安到了豫鄂边区后，建立起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尔后，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原局领导下，运用统一战线的武器，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通过一系列的战斗行动，在群众中建立了党的威信，扩大了武装也扩大了党的影响，在豫鄂边区打开了局面，在平汉路侧建立了根据地。刘少卿等一批军事干部到来后，刘少奇又再来竹沟，将豫南、鄂中、鄂东地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但是这块地面上的草头王们还远没有清理干净，而且好多已经打上了国军的旗号。李先念、刘少卿马上就要面对的是国民党“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部鄂东行署主任兼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部，这个招牌下是一群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的集合，不打日寇却专事“磨擦”吃“反共”饭。程汝怀手下有4个纵队两万多人马：李九皋的第十六纵队，活动于（黄）陂（黄）麻（城）一带；王丹侯的第十七纵队，活动于浠（水）蕲（春）黄（安）广（水）一带、，王啸风的第十八纵队，活动于黄（冈）麻（城）一带；蒋少瑷的第十九纵队，活动于礼山一带。其中，蒋少瑷人枪最多。半年多前李先念、周志坚率部进入鄂中时，曾到该部第十九纵队蒋少瑷部作过统战工作。那时节，化名“李威”的李先念还和这个第十九纵队第三支队一位叫刘梅溪的支队长有过一次很有意思的晤面。这位反共很积极的支队长一边恬不知耻信誓旦旦地保证决不鱼肉百姓，一边却不知好歹别有用心地告了中和乡南新街一支“祸国殃民”队伍的刁状，说这支队伍的头目是位“红军伤员”，人称“许大人”，罪状是“拉人搞枪，胡作非为，专打国军，四面为敌”。
他告的那位“许大人”，就是现在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二团队副团长许金彪。
却不料想他告这一状找错了庙门不说还歪打正着，正扣在初入鄂中还没有找到落脚地的李先念的心坎上。李先念一听这位反共老手告的是位“红军伤员”带的部队，心中就有七八分明白，这很可能是一支自己人的队伍，当下就向这支队伍靠拢。恰好这支队伍也在到处找党找组织，两边一照面根本没用接头暗号就喜出望外——“许大人”和周志坚都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在长征路上就熟识。1938年3月，这位“许大人”和几位红军干部以八路军“平型关战役伤员”名义回到孝感老家，宣传抗日主张，在“抗日保家”的口号下拉起了“抗日自卫团”。孝感失陷时，他们又收捡了国民党溃兵遗弃的三只短枪、六十余支步枪，五挺轻机枪和一挺重机枪，把队伍扩大成了“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建立起了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制度。由于其抗战旗帜鲜明，纪律严明，现在已发展到500人枪，还在中和乡建立起了一个只有16个保的小小“根据地”。而就在这个小小的“根据地”内，他们居然还建立了修械厂、被服厂和野战医院，堪称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了。然而，当时许金彪不能暴露党员身份，又不愿意让部下称自己为老百姓们谁听了谁起腻谁生恨的“司令”，于是大家随口就把他叫成了“许大人” 。
这一见到李先念，“许大人”热泪盈眶，立马掏出党证：“首长，到我们根据地去！”
李先念一听还有“根据地”，当下又喜出望外了一把：“好同志，你们干得好！”
就在这块根据地，许部与李先念带来的“豫鄂挺进纵队”合编，然后通过统战工作联合曹省三的地方游击队，狠狠打击了驻花园白沙舖已附伪的土匪武装胡翼武部。震撼了日伪也震撼了各路“司令”，共产党掌握的地方政权和武装也比较顺利地建立了起来。
许金彪与李先念会合以前，与这方土地上的各路“司令”都有些统战关系，有些还是“磕头拜把子兄弟”。就是那位告黑状的刘梅溪，都曾经与许金彪有过“合作”，还委过许金彪一个挂名的副司令。那时许金彪利用已附敌的胡翼武挂名副司令的招牌深入到花园一带，鬼子们不明就里找着这位“副司令”问有什么办法能消灭许金彪——许金彪用的是化名，鬼子不知道眼跟前这位就是许金彪。许金彪煞有介事这个那个点拔一番，鬼子信以为真临走还送了他几匹马。许金彪一回来就找刘梅溪合谋，要将计就计伏击这些按许金彪的点拔要来小悟山“消灭许金彪”的鬼子们。两边商定刘梅溪拦头许金彪兜尾，包鬼子们的饺子。可眼瞅着要把鬼子们全兜进圈子了，刘梅溪的队伍却先开了枪，鬼子们一看不对赶紧开溜，要收口袋的许金彪紧赶慢赶也没撵上，气得他大骂刘梅溪你他妈的真是个狗汉奸。“合作”就此终结两人也分道扬镖，虽也算是好合好散但从此也面和心不和，这才有了刘梅溪告刁状找错了庙门帮了倒忙的笑话。
这时正值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豫鄂地区连续制造了“竹沟惨案”、“夏家山惨案”，中原局也有指示，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发起反击，打退这次反共高潮。在这当口出击程汝怀的顽固军，开辟大小悟山，理也直是气也壮。李先念和刘少卿商定的首批打击目标，就是盘踞在小悟山以南的青山口、范家燕窝、白羊岭、姚家山一带的杨希超、伊昌彦、赵光荣、胡翼武、刘梅溪等部三四千人枪——这是开辟大小悟山根据地的一大障碍。
要对这些彼此间关系复杂的草头王们动手，军事斗争当然第一，但也离不开统战这个法宝。
李先念和刘少卿商量的是，利用草头王们间的矛盾，稳住刘梅溪，打击杨、赵、伊。
这种事情，与这些人交道很多的“许大人”就派得上大用场了。
那时许金彪刚刚结婚，新娘是中和乡的“第一美人”名叫胡英。李先念刘少卿很怕蜜月中的新娘子拖了新郎的后腿，便商量着两人一个扮白脸一个演红脸，好歹把“许大人”给弄出来去打好这头一仗。
到了人家的新房，司令员和参谋长一唱一合演开了双簧。刘少卿说我们这次要到平汉路东开辟小悟山，消灭那些不打日寇只会反共的乌合之众，我和李司令商量先打杨、赵、伊，稳住刘梅溪，你跟刘梅溪有些交道交情，要想法堵住他的嘴拉住他的手，我们打起来他不要瞎掺和，还有那个胡翼武你也要派人去联络，让他不要支援杨、赵、伊。许金彪说这些好办，有个叫万幼男的读书人在刘梅溪那里当参谋，这个人是个士绅，刘梅溪要靠他筹粮款，说话还能管点用，胡翼武那里也能派人去稳住他。
这时刘少卿点出要点，这次战斗关系重大，战斗指挥上你还得亲自出马。
果不其然，新娘子开始拉后腿：“老许他身体不好，腿又负了伤，没法打仗呀！”
刘少卿安抚道：“这个不怕，主要是他情况熟，可以给我们当当参谋，不会有什么事的……”
李先念也说：“情况你都熟悉，我和参谋长都很重视，这又是纵队成立后的第一仗，非常重要！胡英同志说你腿不好，可总比长征时要好得多吧？我们希望你能参加战斗，而且还有多次战斗，你得有思想准备。”
说服了拉后腿的新娘子，许金彪跟李司令刘参谋长一起上了战场。
这头一仗打得很是顺畅。
1940年元月中旬，李先念刘少卿率一、二、三团队从安陆赵家棚出发，顶风冒雪越过平汉线，分两路进击小悟山之敌。李先念直接指挥的一团队和二团队的二、三两个大队，经槐河店，进入青山口、刘家山，攻击尹昌彦部；二团队三大队则部署在十八里湾，警戒并佯攻大悟山；刘少卿则率三团队置四方山之敌于不顾，隐蔽绕过四方山，直取姚家山、青石板之赵光荣部。拂晓前，挺纵各部在夜幕和丛林的掩护下都进入攻击阵地。拂晓战斗打响，一、二团队经一小时激战，全歼尹昌彦部四百余人；刘少卿所率三团队采取突破战术，集中兵力强攻姚家山、青石板赵光荣部，毙伤其三百余人。赵光荣率其残部退到白羊岭、螺蛳冲、祖师顶与刘梅溪汇合。
挺纵官兵士气大振，奋起直追。
最后一击是第一、二团队合力围攻白羊岭，攻寨时罗厚福的一团队和周志坚的二团队之间因联络信号误会发生了误击，但很快纠正，齐心协力拿下了这个寨子，消灭了这股顽军。
这些草头王的确是乌合之众很不经打，虽然占据着有利地形但却毫无戒备，连个工事都懒得做，完全不知道新四军这把快刀要砍到自己头上，加上挺纵的宣传攻势的瓦解，要么作鸟兽散要么纷纷投降，两个昼夜即告瓦解，挺纵一下子就添了千把条枪，俘虏们许多也参加了新四军。而老百姓们纷纷拍手称快，都称赞新四军这一下可真是为民除了害，要不然这些坏蛋整天欺负我们，我们都提心吊胆日子也过不安生。
不过仗虽然打胜了，挺纵还是撤出了小悟山。这是李先念与刘少卿仔细讨论后决定的，因为这时鬼子自平汉铁路据点出兵向小悟山“扫荡”，并炮击挺纵后方阵地；桂军三个团也配合蒋少瑷带领的数千人分两路从大悟山赶来增援，向第二团队三大队阵地猛攻，挺纵得来的地盘在仓促间也不一定能巩固，而挺纵已捡了便宜获得大胜，还大大震撼了敌伪和刘梅溪胡翼武这类草头王，自然也不急于贪图“一城一地之得失”，还是见好就收撤军西返。
李先念很是满意，说这是“满载而归”。
按刘少卿将军的说法，这次战斗“政治影响超过了军事胜利”，因为一来老百姓更认识了新四军是支什么队伍，为将来巩固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作了舖垫，二来刘梅溪胡翼武这些草头王也见识了新四军的厉害，以后再来讲“统战”，那言语成色自然也就会与以往大不一样。
的确如此，有的“交情”，得打了再说。
满载而归过了平汉路西的厉家寨，李先念带了特务营一个连去了云梦。
临行前，他让刘少卿带一、二团队分别到赵家棚和应山的寿山休整，总结经验准备再战。
刘少卿还没来得及安排，第三团队三大队教导员熊中节就找来了，吞吞吐吐麿磨叽叽地说三团队的部队准备回信南去。这位熊中节是刘少卿在抗大时教过的学生，刘少卿一听就明白大半：这是三团队参谋长朱立文三大队长蔡振华遇上了左右为难的难心事，根子还是在自己那位老战友、三团队政治委员钟伟身上。
后来知道，这位钟伟在三团队部队出发的时候，曾悄悄地向三大队大队长蔡振华和政治教导员熊中节交代，打完这一仗赶快回来，但又没有给带队的三团队参谋长朱立文交代。仗打完了，几位干部就为究竟是不是马上回去作了难。
那时豫鄂挺进纵队虽然刚把各路人马统起来，但思想认识和组织观念的统起来却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这里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各个山头，个性不一和思想水平也不一，时不时地就要在这队伍里生出点风波。这个时候，刚建立起来的队伍，最需要就是干部们都具有坚定的党性和大局观。但是很遗憾，这个时候的钟伟，缺乏的就是这种“党性和大局观”。他瞧不起在陕北肃反中犯过错误抓过刘志丹高岗的朱理治，瞧不起在四方面军当过军政委经历过西路军失败的李先念，瞧不起有些水化水平却没有打过什么仗的任质斌，也瞧不起自己的老战友刘少卿，甚至人为地在这支队伍中制造“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分歧，常常散布“我们一方面军的为什么要让四方面军的人来领导”这一类很不负责也很没有党性原则的话。
而刘少卿作为挺纵这支新部队的参谋长，当然就得严肃认真地按党性办事。
他很严肃地告诉熊中节：“你们的意见我个人不能作主，李司令走的时候要我带一、二团队休整总结，至于何时回去要请示李司令。但有个问题我要给你们敲敲警钟，队伍是党的不是个人的，你们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一切听从党指挥，党指哪里就打向哪里。如果把军队看作是个人的，那是十分危险的。你们必须等待李司令的命令，他要三团队来一个大队他是有话要讲的。现在是我在这里指挥，那么我就拍这个板了，你们还不能走！”
三团队的干部们服从了。
不过李先念从云梦回来后对这件事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还是让三团队的部队先回去了。他作为这支队伍的首要领导者，考虑当然和刘少卿不同。他要团结好来自各个山头的同志，既要最后消灭山头，又要暂时照顾山头，在并非重大原则事情的问题上这样宽容一把，其实也是一种“党性和大局观”，体现的是一种政治家的襟怀。
1月中旬，刘少卿带着电台和特务营两个连启程往八字门去了。
这时天下起雪来，罗店有鬼子据点，部队只有昼伏夜行。刘少卿率队乘夜穿过宋（河）罗（店）公路，经石板河镇向八字门进发。道路泥泞，他们次日拂晓方才到达芦子坡。这芦子坡是个只有三户人家开了三个小店的小山村，其中有一个店主就是鄂中“抗日十人团”秘密情报员，名张振清。这位张振清是刘少卿的黄冈老乡，还沾点远亲。刘少卿每次路过此地，不论白天黑夜总要在他家落个脚，喝点水，打听一下情况再走。
这“抗日十人团”存在的时间不太长，却是个很值得一提的群众性抗日组织，它是中共鄂中区委在1939年夏初组织起来的，任务就是协助新四军开展对敌斗争，收集、提供和传递情报。“十人团”每十人为一基层单位，由共产党员串联群众组织而成，区乡有分团，县设总团，由共产党员汪心一任总团长。这位汪心一是位大学生，很有些本事，几个月间，不光使这个组织遍布根据地，而且还伸进了敌占区。那时部队没有电话，情报是通过“十人团”的情报员们一站接一站地传递的，效率相当高。往往敌人刚出据点，这边消息就已经报到了新四军部队指挥员的手上。这个组织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后来的人数竟以十数万计。
这次到了芦子坡天还未亮，大雪又下个不停，刘少卿自然就想进屋坐坐，吸支纸烟。
根据约定暗号，刘少卿敲了七下门。里面的张振清一边从门缝里朝外瞧，一面用黄冈话轻声问来者是谁。刘少卿同样用黄冈腔应答“我是老刘”。张振清一听马上开了门，露出一脸紧张的神色：
“刚才，不到半小时以前，日本鬼子有200多人，还有少数伪军和穿便衣的汉奸带路，正向丁家冲、八字门方向去了，可能是要袭击那里。”
刘少卿一听就着了急，八字门是边区党委所在地，朱理治、陈少敏等边区领导人身边没有多少武装，要是受到鬼子的袭击将十分危险，眼下也只有他带的这部分队伍能去救援在丁家冲、八字门的边区党委，他必须立即行动。
“鬼子对路线没有你们熟悉，一准没有你们走得快。”张振清建议道，“如果你们轻装跑去，不用多少时间就会追上鬼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揍他狗日的一顿。鬼子听到你们从他屁股后头向他开枪，一定会慌不择路，逃之夭夭。这样，你们就把鬼子拖住了。如果丁家冲、八字门有我们的人，他们就知道了……”
张振清紧紧张张匆匆忙忙却提的是个好建议。刘少卿夸了两句说他的意见很好，便不再进屋休息而是迅速定下决心作出部署：三名手枪队员立即出发，抄小路，以跑步的速度，超到敌人前头，火速到达八字门，向朱理治政委报告敌情；命特务营副营长曹正奎带一个排和轻机枪一挺，立即轻装出发，急行军，追上敌人，不惜任何代价和牺牲，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一定要把敌人拖住，不让敌人有空余时间和机会袭击八字门；我率特务营主力轻装随先头排疾进；另派一个班掩护电台，进入芦子坡右翼山地中隐蔽。
一听这是要揍鬼子，大家顿时情绪高涨，也不顾天黑路滑，抬脚就向丁家冲、八字门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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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分钟后，曹正奎送来报告：离丁家冲大湾子还有两里多路，未发现鬼子，但沿途路上有皮鞋踏过的脚印，估计鬼子因天未破晓，不敢轻易进入丁家冲大湾子，很可能就在村外搜索前进。
刘少卿当即传令：迅速找到鬼子现在的位置，把他拖住！
天刚一破晓，就听到丁家冲大湾子方向响起了枪声。接着，又听到大湾子后面山上响起还击的枪声，刘少卿听出这很可能是地方游击队正掩护群众撤退。便兴奋地从马背上一跃而下：
“同志们，好啊！我们把鬼子们追上了！鬼子休想偷袭八字门！”
这是刘少卿到敌后第一次与鬼子交手，他很想瞅瞅这东洋鬼子究竟有些什么个道行。当下便令司号员吹响冲锋号，特务营主力从先头排两翼展开把鬼子们装进兜里。也就在这时他从望远镜里看见丁家冲大湾子背后山上有许多穿军装不穿军装的男男女女，中间还有一个很显眼的西方女人，他们有的在向山上转移，有的也在向敌人射击。刘少卿这边枪一响冲锋号一吹，鬼子们前前后后都在着家伙，也不知道这“四老板”究竟有多少人用的是什么套子，立马阵脚大乱，如同被猎人的铳声惊吓了的野兔一样，左冲右突夺路逃命，哪还顾得上找便宜哟。
鬼子们狼狈地向京山县城方向逃窜。刘少卿急令曹正奎派部分兵力猛打猛冲撵上去。可是道路泥泞，穿草鞋布鞋在雪地里追击的“四老板”们跟穿牛皮鞋的鬼子们相比速度上占不了便宜，撵了半天儿也没撵上，还是让鬼子们跑回了京山县城。刘少卿一面布置部队严防鬼子们杀回马枪，一面瞭望大湾子后面山上那些男男女女——他们没有下山也在向刘少卿们张望打量，大概是弄不清这是什么队伍不敢贸然相会。
部队开进丁家冲，老百姓兴高采烈地都来欢迎。刘少卿急问刚才后山上打枪的是什么队伍。老百姓不从正面回答，故意洋洋得意地笑嘻嘻地大声说：“那是我们京山有名的新四军陈政委陈大脚！”
曹正奎有些沉不住气：“我们首长问，是陈少敏政委亲自指挥的吗？她什么时候到丁家冲来的？有多少人？”
这时有个村干部模样的年轻人迎了上来，大概是看到有两个背盒子炮（驳壳枪）的警卫员，还有一匹马，就回答说：“首长，陈大姐是大前天从八字门来的，带来十几个干部和一个警卫排，还有一个外国婆子。”
“什么外国婆子？”刘少卿想起了望远镜里看见的那位“洋女人”。
“是个美国妇女，说是叫史沫特莱。”
“啊！敌人来袭击，陈大姐知道吗？”
“看样子先不知道。天快亮时，陈大姐和警卫排的同志们把我们叫起来，说有情况，要我们村干部和‘抗十团’赶快通知老百姓起来撤。我们看到陈大姐正拉着那个外国妇女向后山撤去。从芦子坡方向过来的几个侦察员也向陈大姐报告说日本鬼子离这里只有一两里路，在树林里隐蔽着。我们挨家拍门把大家叫上了后山。天亮了敌人就向村里开枪了，步枪、机枪声响成一片，陈大姐在山上指挥部队还击，后来，你们就来了……”
噢，原来如此！
不一会，弄清了情况的陈少敏等下了山，刘少卿欢天喜地地赶紧去迎接。只见中外两位“大姐”模样十分狼狈，史沫特莱全身上下和两手都是泥巴，右手背还被酸枣刺划破了皮。大概是一大早仓促冲出村子时天黑路滑吃了苦头。陈少敏虽然沐浴过战火，可这一起“跑反”的不光是她还有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呀！
陈大姐看见刘少卿向她敬礼脸上却没有笑容：“你回来了先也不发个电报。要是我事先知道你们哪天回来，我就会派侦察员在石板镇等候联系，事先有了联系就会有好的配合，像今天这样的战斗，准叫日本鬼子有来无回，全部消灭了。”
刘少卿赶紧陪笑跟大姐解释：“大姐你知道，敌人封锁得严电台经常没有电池，加上没什么紧急情况，所以才没发电报嘛！”
陈大姐还是一脸怒色：“没电池，这我相信，不用你多解释。李司令怎么没有一起回来？”
“他到云梦去了。”
刘少卿看大姐气还没有消，便没话找话：
“大姐你在八字门住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跑到丁家冲来住啊！”
陈少敏一听气又来了：“怎么，只许你们出去打仗，就不许我们到基层来工作？我又不是出来游山逛景的。你就没看见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他们吗？他们来考察、采访，就是要了解我们在敌后党的建设、三三制政权、抗日十人团、农民、青年、妇女组织和群众生活、生产等等，要深入了解这些，光在八字门行吗？”
“大姐你说得是说得是，以后我接受教训，出去行动回来要加强联系。”
“这还差不多，算你有几分聪明劲儿。”这陈大姐成天价在这男人堆里到处奔波打仗，她整个就成了一个男人婆，这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刘少卿这小老弟一连声儿地自我检讨她也有了台阶，一脸的乌云开始放了睛。
于是乎刘少卿也抖了一把胆敬上忠言：“大姐你看这里离鬼子据点这么近，游击区又不巩固，你应该顶多住一两晚上就转移的。你怎么不考虑敌情不顾游击战争的原则，一住就是三四天呢？你是有名的‘女将军’陈大姐嘛，目标大，在京山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只带这几个人，你就不提高警惕？你应该是‘住无常处，经常迁移’，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嘛！我刚到鄂中你要我给学员讲游击战术，我讲到这一条时，你在旁边第一个翘起大拇指称赞我讲得好。这次你就没有执行这一条嘛。……”
这当口刘少卿看见翻译方先生在一旁给正冻得瑟瑟发抖的史沫特莱翻译，便继续道：
“这次鬼子偷袭，就是你太有名，又带了个外国妇女，太引人注目了！……”
谁知道陈大姐一听又板起面孔：“什么外国妇女不外国妇女，她是国际友人、美国有名的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她是来帮助我国抗战打日本的。你个土包子！”
刘少卿当着史沫特莱闹了个大红脸，只得喃喃承认自己的确是个土得掉渣的土包子。
陈少敏很得意：“好好！你自己承认自己是土包子，那我就饶了你吧！”
大家又是哄然大笑。
陈大姐把刘少卿介绍给史沫特莱：“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李司令员的参谋长，叫刘少卿！”史沫特莱一边和刘少卿握手一边笑着问翻译这位刘少卿和刘少奇是不是同胞兄弟？陈大姐笑言哪里哪里，少奇同志是个湖南骡子，这位却是个“九头鸟”。
史沫特莱听不明白：“啊？什么‘九头鸟’？”
这可有点让翻译着了难，陈少敏想了一阵便贴着史沫特莱的耳朵道：“大概就是说湖北人和天上‘九头鸟’一样都有几分厉害劲吧！”
史沫特莱顿作恍然状：“OK！我明白了，这又是中国人特有的幽默语言，太有意思了！”
要说那时候刘少卿还真是个土，他竟然埋怨大姐不该这样向外国人介绍湖北人，如果这外国女人信以为真带到九州外国宣传，一传十，十传百，那不是对湖北人打击太大了么？……。
史沫特莱听了翻译译过刘少卿的这番抱怨笑了起来：“不会，不会把它当新闻报道的。我要报道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救国、反法西斯的英雄事迹。陈大姐也向在场的人解释：参谋长那“九头鸟”是少奇同志先喊开的。
刘少卿马上转过话头，说：“我到敌后来，第一仗是协助李司令员开辟路东根据地，消灭了一部分日伪军、反共顽军。今天配合陈大姐夹击日寇，虽说没有缴获，但是保卫了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女士的安全。我认为这个意义是重大的，值得庆贺，我非常高兴。”
这时史沫特莱突然指着刘少卿问陈少敏：“他是不是一位将军？”
陈少敏说：“那是当然，他就是个将军嘛！”
史沫特莱翘起大拇指：“好一个抗日游击队的年轻将军啊！”
能说会道的刘少卿听了中外两位大姐的这番恭维顿时结巴起来：
“什么将……将军……不将军！按我们黄冈老家的话说：你有‘老姜’（谐音‘老将’）加香椿（近音‘将军’），借我炒鸡子吃吧！”
大家又是大笑不止。
多年后刘少卿将军回忆这次名不见经传的战斗时认为，这是自己第一次在敌后与鬼子交手，虽然没有消灭敌人但也让大家摸清了鬼子们的底牌振奋了民心士气：鬼子们也不过尔尔，真要可着劲儿来揍他他照样是属兔子的。
不过他们在雨雪天还会出动搞袭击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当天下午，刘少卿率领队伍，护送陈、史两位中外大姐回到了八字门。
见到了朱理治和任质斌，刘少卿汇报了这次东进的经过和在丁家冲与陈大姐不期而遇、夹击日本鬼子的战斗。朱理治很高兴，对史沫特莱说：“你亲眼看到我们新四军打日本鬼子了吧！你看，打得怎么样？”史沫特莱激动地说：“在大后方常常听到这样那样的歪曲、污蔑和中伤新四军不打日本。我早就想到敌后来考查一下。今天一早随陈大姐一起，亲眼看到她和这位刘参谋长亲自指挥夹击日军，打得非常漂亮，自己无一伤亡，就将装备精良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我亲眼看到新四军指战员是那么勇敢冲锋，真是锐不可挡。还有民兵、抗十团配合，真了不起！使我终生难忘。我要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报道我在敌后的见闻。”
回八字门的路上，刘少卿跟陈少敏说，史沫特莱是个外国人，与她的陪同者这样在游击区里到处活动实在太显眼，你应该弄几套军装给她们换上，这样目标就小了。陈少敏一听就又板起了脸说：“我哪里有军装？他们来时你又不在家。”
刘少卿赶紧陪笑：好好好，还是我来想办法。
到了八字门，刘少卿设法给史沫特莱一行三人弄了三套棉军装。史沫特莱穿在身上十分高兴：“你们看啦，我也是新四军了！”陈少敏一边帮史沫特莱打好绑腿一边笑言：“祝贺你光荣参加新四军，你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女将军哩！”
“那怎么行，那不是象参谋长说的那样要被炒鸡子吃了？”史沫特莱记着这一出哩。
可刘少卿没那么轻松，当时各种物资非常困难，数九腊月的天，战斗部队都还没有换上棉衣，穿着单衣草鞋在雪地里打仗，挤出这三套棉军装真不容易。刘少卿私下反复叮嘱陈大姐：等国际友人走了，这三套军装一定请他们还回来。
陈大姐又是一脸的不满意：你这参谋长可真小气！
兴头上的史沫特莱提议和朱政委等合影留念，那时候照相是件稀罕事儿，刘少卿觉得这是国际友人与边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合影，自己参加不太合适，便推让着不上场。史沫特莱看见过这位年轻的参谋长跟陈大姐拌嘴，便请陈少敏来拿下这只“九头鸟”。陈少敏出语也是命令式的：“快站好位置，不要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你不就怕把你这个‘九头鸟’照出原形么？不会的。”
一片哄笑声中，胶片上留下了这段历史。
不过刘少卿看见这张照片是在四十四年后了（1984年），这要感谢朱理治夫人苏菲，她在那么多年的蹉跎岁月中还珍藏着这历史的记忆。
此后，陈少敏又亲自陪同史沫特莱遍访鄂中根据地数县。
后来刘少卿见到陈大姐时还问起：
“你们这次跑了几个县，没有再遇到像丁家冲那样几乎遭偷袭的事吧？”
陈大姐扑哧一笑：“丁家冲的教训，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我和史沫特莱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白天黑夜，问题把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放在第一位，对她的安全，我是尽到了责任，善始善终的。照你说的‘住无常处，经常迁移’，每到一地，第一，派出侦察人员，到敌据点附近监视、侦察敌情；第二，布置警戒；第三，住多长时间，转移何处……”
刘少卿也笑言：“是啊！大姐，不用说了。我认为你已经达到了少奇同志说的‘够一个女将军的水平了！’”
大姐也笑了：“怎么，你们刘氏兄弟老是没完没了的，左一个女将军右一个女将军。我要当上女将军的话，也像你讲的那样，就该拿去炒鸡子吃了。那我哪里受得了啊！”
刘少卿回到八字门一个月后，挺纵再次兵发小悟山。
这次是程坦、方正平率一、三团队和鄂东总队一部共七八个大队的兵力，也是顶风冒雪，经中和乡出槐河店、青山口向刘梅溪部出击。然而这次的仗却没有打好，打成了消耗战，刘梅溪带上队伍还是跑掉了。幸而这时云梦被打残的贺承慈昏头昏脑地跑来要投刘梅溪，刚在陈家冲住下“十人团”把情报送到了程坦方正平这里，一、三团队从油坊岭抄小路将贺部包围解决，这才算没有交白卷。
仗没打好的原因是钟伟这个“调皮干部”他不听程坦和方正平的指挥，第三团队的部队因而“使用不上”。那时挺纵刚由各个山头组合起来，干部也来自五湖四海，纵队领导层对这些干部们都不是十分熟悉了解，一遇上战斗，都是匆匆忙忙临阵组合使用，这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诸多磨合方面的问题。
多年后，刘少卿将军站在纵队领导层的角度来总结和和自责：除去当事者个人的“党性和大局观”上的缺陷外，纵队领导层“仓促用了程坦和方正平来指挥钟伟这么一个调皮干部，是一种误用。”知人善任那是一种学问，毛主席倡导的就是“熟悉和了解干部，才能很好的使用干部”。这种“误用”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仗没打好，使得“钟伟永远不信任李先念，也不满意方正平，同时也使豫鄂挺进纵队再不信任他。”对领导过自己的人钟伟只信服一个黄克诚，豫鄂挺进纵队这边钟伟他瞧得上的只有陶铸，而陶铸又于4月间奉调回了延安，这一来在这里他当然就更是谁也不放在眼里了。
6月间挺纵在桂系部队进攻时撤出小悟山时，三团队任子衡部扼守四方山掩护八团队撤退，结果钟伟又一次自作主张，在八团队尚未撤出时即令任子衡撤出，造成非常紧张严峻的形势。事后钟伟又将责任推到任子衡身上，要求“军法审判”任子衡。好在李先念刘少卿弄清情况后均不同意，他也只得作罢——他这样做实际也将他自己置于了不太得人心的地位。
7月间纵队在京山水漾泉召开干部会开展“反不良倾向”，还“斗争”了钟伟，会上纵队机关党务委员会书记刘放发言批评钟伟，钟伟这个“老资格”反而跳起来把刘放训了一通：你有三年党龄么？你就想当部长来训人？会后刘少卿找钟伟谈话：你怎么能这样讲话？这里的人不是红军就是地下党，你知道人家几年党龄？钟伟不服气也没法反驳，只是一个劲儿地嘟嘟囔囔“这些人没一个比得上黄克诚”。
由于他与谁都弄不好，后来只能将他调任抗大十分校训练部长。还决议要把他“撤职查办开除党籍”。
虽然钟伟这种行为的的确确属于“不良倾向”，从大原则上来说提出批评作出组织处理也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当时大家都在火头上，“斗争”也未必没有过激或夸张之处。钟伟由团政治委员调任抗大十分校任训练部长当然属合理的处置，但那个上报“开除党籍”似也过份。好在还留下了“交中原局处理”的余地，所以报告报到中原局时刘少奇还有冷静处理的余地——“这个人送交我来处理”。
钟伟后来真就离开豫鄂挺进纵队，那已经是“皖南事变”之后很久。刘少卿安排黄冈自己的二哥派人把他送到了安庆无为，通过那里活动的新四军七师部队再到黄克诚的三师。这钟伟打仗的确是把好手，他在七师张鼎丞曾希圣那里出了个打胜仗的好主意，打败了来“摩擦”的桂军部队。再后来跟着黄克诚的三师到东北也立下了赫赫战功，说起来也还是个虽有人格缺陷却也属于一代英雄的战将。作为一种特有的人文现象颇值得后人们在感慨之余探讨切蹉一把。
在程坦方正平二度进军小悟山的同时，李先念也率二、四、五团队分东西两路南渡汉水，进逼汉阳近郊，在侏儒山与伪“中国人民自卫军第八十二师”汪步青部展开激战，并一度打进侏儒山街区，毙伤敌军营长以下官兵100余名，生俘20余名。由于东路的二、四团队在系马口与日军遭遇，未能及时赶到指定地域参战，仅五团队兵力难以全歼这股敌人，遂于拂晓前主动撤出战斗。这一仗虽然歼敌不多，但也是在老虎嘴上拔了一根须，武汉三镇民众盛传“四老板”要打进武汉了，唬得武汉的日伪军也连续戒严了三天。
此后，四团队又在天门赖兴场击退了日军第十三师团千余人的7路进攻，二团队在安陆赵家棚、五团队在京山丁家冲也打退数百日伪军的进攻，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胜利粉碎了日伪军的频繁扫荡，保障了根据地建设的展开。
新四军威名大震。
不过也有美中不足，二团队晏仁宽的三大队在平汉路西魏家店一带作群众工作时，在王家店东北的十八里湾遭到五战区桂军部队的袭击，由于副大队长毛凯指挥不力，部队被敌人打垮，教导员张占被俘，晏仁宽也开了小差。这位张占是位上海阿拉，刘少卿在抗大教过的学生，后来还写信回来指责毛凯没有警惕性，指挥失当。
李先念闻讯大为光火，刘少卿则劝道，失败乃成功之母，还是来日方长嘛！
不久，朱理治奉调回了延安。行前他曾征求过刘少卿的意见：我走后谁来接替我合适？此人最好是个知识分子。刘少卿说我刚到这里，对干部们都不太熟悉，只认识任质斌他是个知识分子，他是山东即墨人办过《红色中华》报，后来还在红军学校当过地方工作科科长，还当过陇东地委宣传部长，那时我是军事部长，我们同过事。
后来朱理治果然推荐了任质斌担任豫鄂挺进纵队代理政治委员。
大概也是从此时开始，豫鄂挺进纵队逐渐开始形成“李任刘”为核心的领导体制，而军事行动多是李先念与刘少卿讨论后即付诸实施——这在朱理治还在的时候即是如此，那时刘少卿还暗示过是不是请朱政委来一起来讨论，而李先念则说用不着这样，朱政委负责全面工作，我们先拿出意见再请他定夺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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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板”一风光，有人就不高兴。
那时节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北华中屡屡碰壁已落低谷，但余波仍在荡漾。
1940年3月中下旬，就在李先念刘少卿等率挺纵主力第三次进军小悟山的前夕，驻大洪山的王瓒绪第二十九集团军受五战区驱使来“摩擦”找便宜，大概也是探得李先念等率挺纵主力到云梦一带扩大队伍，根据地比较空虚没有什么部队，所以来的时候气焰也比较囂张。其主力一六一师三个团从圣场方向南下，还会合了京（山）安（陆）地方顽军丁巨川部，向挺纵的大山头根据地进袭。
大山头在八字门西北，与王瓒绪占据的大洪山毗邻。
湖北版的《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称这次战斗的参战部队为“二团队、五团队和应信抗日总队”，而实际上这场战斗的指挥者刘少卿手中的队伍只有二团队政治委员黄春庭带的二团队曹玉清的二大队和五团队参谋长易元鳌带的刘友海的一大队，就是加上后来增援上来的六团队一个大队和调来参战的“应抗”合计也就千把人，而且“应抗”手中还没有几支象样的家伙。
而对方却是一六一师一个三个团的整师。
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形势很严峻，跟刘少卿同来的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王翰不免有些紧张。
然而刘少卿却显得十分从容镇定，他定下的决心是要用手中的两个营采用伏击战术，“消灭敌人这两个团”。没打过仗的知识分子王翰乍一听参谋长这口气十分惊讶，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的队伍家伙不行，子弹也不多，能挡住就不错了，还能“吃掉”人家“两个团”？
刘少卿也不多言，接着就跟干部们直截了当作动员：各位不必紧张，川军这队伍我们长征时打过交道，那时我们称他们是“耗子兵”，好打！王翰问这是为什么呢？刘少卿说这个很简单，他们个头还不如我，都是矮脚跑不动路。他们有个军长叫邓锡侯，人称“琉璃猴子”，所以川军又叫猴子兵。猴子还能爬树可是他们却不行，因为他人手两杆枪，一支步枪一支烟枪，大烟瘾要犯了，甭说打仗，连路也走不动。他们能吹牛会摆龙门阵，其实很怕死，弱点很多打仗根本就不行，我们这回就是要速战速决多抓俘虏多缴枪。
这番话没什么大道理好象不是什么政治动员，却实实在在夯在大家的心上很是提气定神，王翰好生佩服忙请教参谋长如何对战士们作政治工作。刘少卿说战时政治工作首先要让战士们知道敌人有哪些缺点弱点我们有哪些优点强点，要树立必胜的信心，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我们武器不如人，要打的是政治仗，要发扬我们的勇敢精神还要运用统一战线和政治瓦解的法宝。比如你们就要针对川军拟定一些战时的口号，如“川军弟兄们联合起来打日本”、“枪口对外，共同抗日”、“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抗日武装”……，等等。
王翰十分高兴：“哎呀呀参谋长你这一课上得真是好，你怎么这么学得这么熟练呀！”
“这还不是毛主席教的，要学会运用政治武器来对付国民党反动派。”
那是当然，毛主席的套路很明确：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刘少卿运作了政治法宝又开始操练军事谋略：敌人在向我们开炮了，队伍暂时停下待命，邹作盛你带一个排到我们的右前方二里地的山头上挂一面红旗，你的人要埋伏好，敌人若开始动作你就摇旗呐喊。
邹作盛很是不解：为什么用红旗？
刘少卿说你去就是了，这是个迷魂阵，打起来你就知道了，我和曹玉清一会儿就从旁边打过去，你们就瞅热闹看着咱们缴枪抓俘虏便是。
打起来果然是灵，邹作盛们把红旗插在一棵大松树上，川军那边一动作他们就摇旗呐喊。川军部队稀里糊涂都被摇摆的红旗所吸引，不断地朝那里打枪打炮，队伍也摆开架势向前运动，要跟新四军开一仗火。看看时机到了，刘少卿率领曹玉清那个大队吹响冲锋号从侧翼杀出，痛快淋漓一路砍瓜切菜抓俘虏缴枪，川军卒不及防落荒而走，一下子就被刘少卿们兜走了四十多人枪。
刘少卿曹玉清举着驳壳枪冲在最前头，一口气冲到敌人前方一条沟里。
要这么着继续砍瓜切菜般一路冲将下去，溃逃的“耗子兵”们势必冲散后面增援上来的两个团的“耗子兵”，刘少卿们则完全可能消灭这两个团至少也能把他们击溃。可这节骨眼儿上，刘友海看见敌人后边增援上来，却一时慌了神擅自撤出了战斗。刘少卿曹玉清和冲过来的部队在沟里地势比敌人低，被敌人火力压住不能再往前了。
刘少卿一看不对：“老曹哎，不行哩，咱们得快撤！”
曹玉清赶紧令部队不要恋战迅速撤出。而这时候敌人看见邹作盛他们在摇动红旗不明就里也不敢过来，只是不断地向插红旗处打炮，刘少卿们抓了四十多个俘虏缴了四十多条枪，自己无一伤亡，也算是有惊无险得了便宜。
然而刘少卿要“歼灭敌人两个团”的筹划也没有实现。气得他一回来就命令把刘友海捆了起来，责问他为什么贪生怕死。吓得五团队参谋长易元鳌赶忙求情：参谋长你别生气，你放了刘友海，我亲自带人去把阵地夺回来。刘少卿说这哪里是夺不夺回阵地的问题，这是我们本来完全可以把这些个川耗子兵包了饺子的问题。
这时候六团队谭志正带着了一个大队增援了上来，刘少卿手中这才有了三个营的兵力，可是与敌人相比仍然是绝对劣势。刘少卿看看军事谋略这只巴掌未能功能圆满，又伸出另一只巴掌运作起政治法宝：先是安排放了三个俘虏回去，老规矩一人发了三块现大洋。然后让谭志正率增援上来的六团队那个大队摆出攻击川军正面阵地的架势，那意思就是今儿个要不打出个子丑寅卯来绝不罢休。
要运作政治法宝王翰这个知识分子正好派上用场，刘少卿说老王来来来这下要看你的了，你来作篇文章给一六一师写封信，咱们好好统他们一战。那时候的王翰还有点迂：参谋长这恐怕不行吧，刚把人家打了还占了便宜，人家能吃这一套跟你讲和？刘少卿哈哈一笑，老王你尽管放心，正因为他们吃了苦头这才好统战哩。这是毛主席的政策，那可是真正的法宝。你信中就写我们是抗日友军，要顾全民族大义，有本事有力量都朝鬼子使唤那才叫英雄，我们都是民族的武装应该团结抗日，希望你们撤出我们的根据地，大家以后和眭相处还是好朋友。
这只巴掌轻轻举起却也不比那只刚重重煽去的巴掌含糊，三个俘虏兵揣着现大洋和“讲和信”高高兴兴打道回营。这边刘少卿继续摆他的迷魂阵：令没几支枪的“应抗”也插到了川军的侧后，把人都布满山头树起红旗大造声势，还是一副要把人家裹了饺子馅的派头。川军那边的头目接到信再一看这个架势就慌了神儿，他哪里知道侧后那个气势汹汹的“应抗”根本就没几支放得响的家伙什，于是乎赶紧就着台阶下了坡，也派人送来一信：敝师奉上峰命令前来“剿匪”，不料却与贵军发生冲突，真是误会误会。敝师现在就立即停火，撤出贵军防区。
更有意思的是，送回信的这两个川军士兵也不想回去了，要留下当新四军。
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就这么着划了个句号。
刘少卿亦武亦文亦打亦拉，两只巴掌既互补又互动，组合拳打得很是精彩，得枪七八十条自己却未伤一兵卒，还给川军播撒了良好的政治影响，可谓是军政完胜。这些川军后来还和新四军成了朋友，建立了相对来说比较友善的统战关系。每有上峰要他们摩擦新四军的事情，他们即使推不掉也要送信来和新四军打商量：怎么个既蒙混了上边又不伤朋友感情？
这仗打得很艺术，王翰也好邹作盛也好都十分佩服，都由衷称赞参谋长迷魂阵摆得好，谋略的确是高。刘少卿则说我们本钱小，杀人一千自损八百的事情对咱们都不划算，当然就更不能干。
王翰后来与刘少卿成了很好的战友，也成了一位非常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不过后来他命运多舛，建国后在反右斗争时被错划作右派。后来甄别改正到了北京，刘少卿还请他吃饭——这对刚经历一番世态炎凉的王翰来说自然很高兴也很感动。
这也是后话了。
大山头战斗结束不久，挺纵又第三次出兵小悟山。
通过大半年的军事斗争，特别是刘少卿出色地指挥了大山头战斗后，李先念对参谋长很是满意，他对刘少卿说你战术娴熟，以后军事上的事情多交给你，我则多做政治工作。刘少卿作为李先念的主要军事助手，实际上担负的是挺纵以及后来的五师具体军事行动的主要负责人。那时部队番号变化频繁，各地独立团队和军分区等地方部队纷纷成立，到处都有“参谋长”这个职务，大家呼来唤去常常弄混，于是李先念说干脆就叫“总长”，于是刘少卿这个最高级别的纵队参谋长，逐渐就被大家呼为“总长”。
3月6日，中原局刘少奇来电，“先念之挺进纵队有与四、五支队作战略配合之任务”，“应即调二至三个团过路东向大别山发展，建立路东根据地，扩大部队，坚决打击程汝怀及进攻我一切部队”，4月5日，军委又来电指示，强调“李先念在平汉路西的部队中抽调三个团过路东”，而对路西国民党军“采取守势，来攻者还击之”，“过路东部队以吸引桂军不能东向进攻四、五支队，以打击程汝怀、开辟大别山为目的。”
这一次李先念和刘少卿一起分析了形势，认为军委和中原局的指示与此前他们商定的发展大小悟山根据地的设想是一致的。而且经过军事斗争的胜利巩固了根据地，发展了统一战线，挺纵也扩大到了九个团队9000多人的野战部队，完全有能力完成中央的赋予的任务。于是便再次向边区军政委员会动议：率领挺纵主力进军小悟山，平汉路西暂取守势，将整个领导重心东移。边区军政委员会遂作出决定：成立了路西指挥部，陶铸任指挥长，杨学诚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在京安、云梦、应城、天汉等地活动的四、五、六团队及地方武装，坚持鄂中斗争。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等率挺纵主力一二三团出击小悟山。
这一次进军非常顺利，挺纵出动了刚成立的平汉支队[ 据《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记载，1940年4月初，豫鄂挺进纵队以一、二、三团队组成平汉支队作为纵队的主力部队，周志坚任支队长，方正平任政治委员。同时，信应总队整编为七团队，冯仁恩任团长，余孝礼任政治委员。“应抗”二支队的二、三大队各一部组成八团队，徐休祥任团长，王友德任政治员。此前的三月间， 一团队的八、九两个中队与鄂东、信应地委各一个中队组成鄂东独立团，吴林焕任团长，张体学任政治委员，后来漆少川的黄冈游击大队和鄂东地委书记程坦带来的一个大队来陂安南与独立团会合，分别编为独立团的二、三大队。]一、二、三团队三个主力团，加上信应总队南下配合，打起来简直就是势如破竹。4月17日，挺纵以夏世厚的第二团队为先锋，拂晓时分向刘梅溪的老巢刘家河“小悟山庄”发进攻击，信应总队挡住了顾敬之的土顽部队，不到半天，就将刘梅溪、刘亚卿、杨希超部二千余众一举击溃，逮了四五百个俘虏，还活捉了“第十九游击纵队第四支队”支队长刘亚卿。
大小悟山落入挺纵掌中，鄂中根据地遂与鄂东的（黄）陂（黄）安南连成了一片。
李先念刘少卿年前的策划得以实现，挺纵指挥机关和边区党委也从八字门迁至姚家山。
军事斗争打开了局面，负责地方工作的陈少敏便张罗着召开边区的“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表彰先进和布置减租减息，成立边区各界救国联合总会，并借以在边区各地建立政权性质的“救联”机构。那次会开得很是隆重，参会代表有四百多人，甚至还有上海、河南的代表。
李先念刘少卿也成了“代表”。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陈大姐让刘少卿“建一个礼堂”。
这可有点赶着鸭子上架，刘少卿想来想去，最后找来不少老乡，用稻草和木板仿照教堂的样子搭出了个“礼堂”。这个“礼堂”一直存在到1942年，在日军的大扫荡中被烧毁了。
会开到半截，李先念提出要回黄安老家去看看。
李先念家在黄安南的李家大屋，打从他随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要回家看看，应该说是人之常情。可刘少卿却认为这里去李家大屋虽不算太远，沿途却有不少敌人的封锁线，一军主帅这样行动实在太危险。他对李先念说现在还是不去好不好？军中不可一日无主，你这么下去，万一出了事怎么办？这里司政机关和边区机关有好几千人还有几百代表怎么办？实在要去，我先派人侦察一下探探路如何？
这李先念也是位闯过了许多艰难曲折生死关的人物，加上他认为自己是本地人，情况熟悉，还是执意要走。刘少卿看看拦不住，只好嘱咐随李先念行动的二团队团长夏世厚一定要好好保护李司令的安全。
结果李先念这家还是没回成。他带着夏世厚所率的二团队三大队刚走到离李家大屋还有二里地的二房湾，就撞上了进入（黄）陂（黄）安南的桂军一个团。夏世厚拼命阻击掩护李先念撤退，吴林焕鄂东独立团一旁策应，李先念这才算脱了脸。
然而二团队三大队长袁高峰和鄂东独立团参谋长、刘少卿在抗大的学生李宗南却牺牲了。
回到姚家山，李先念连道好险好险，差一点让人给抓去了。
刘少卿说你就不听一听我的意见，主帅行动要三思而后行呀！
李先念说对对对要是有你在一起会好得多。
这时到了6月初，救国大会还没开完，几个军事领导人难得有了个闲暇时间休息一下。任质斌累得进屋倒头便睡，李先念拉着刘少卿打麻将消遣消遣。刘少卿一边打麻将，一边要不时去看电报关注敌情，一边还要保卫大会，哪里是什么消遣？到了晚上，突然接到在大悟山的平汉支队政治委员方正平的来信，信中称我们已经打了三天，还打不打？
李先念和刘少卿都是一头雾水：打了三天？跟谁在打？
后来才知道，这是桂军张淦部的两个团、程汝怀的两个游击纵队还有顾敬之的土顽、蒋少瑷的残部共万余人马向大小悟山杀来了。方正平所率的平汉支队在步竹岭、泉水岭、郭布河一带已经与他们开了仗，方正平人很勇敢顶得很硬，双方打得很是热闹。
说来也好笑，大家都是当山大王自己作主作惯了，游击习气根深缔固。这么大的情况，他们竟然也没有想到先向纵队首长汇报请示，就在这儿你来我往打了三天，这才想起“请示汇报”这挡子事儿。
李先念十分生气，一把掀翻了麻将桌：“这个方正平搞什么鬼？总长你快去！”
刘少卿风风火火赶到胡家山方正平的指挥阵地，又好气又好笑上去就摸方正平的口袋。
方正平莫名其妙：“总长你这是干什么？”
“我看你还有多少本钱！你子弹还有多少？”
“……”
“我们的子弹来源有限，现在敌人没有打上来，我们也没有打下去！现在敌强我弱，这么着耗下去我们不划算，我看我们还是撤下去，打不赢就走，不能恋战了。”
于是刘少卿指定肖远久的三团队在四方山掩护挺纵机关和边区机关向赵家棚、大山头和八字门转移，要求掩护部队须待徐休祥的第八团通过后才能撤守。三团政治委员钟伟当时指定任子衡的大队坚守四方山，然而八团队尚未通过他便令任子衡撤守，以至造成了十分危急的形势。好在桂军虽然占领了大悟山，但也不敢卯然轻进小悟山，边区党政机关和部队还算顺利地撤出了大小悟山地区，回到了平汉路西，陈少敏则率边区党政机关仍然回到了八字门。但留守人员、伤病员和民众400余人却惨遭顽军屠戮。
李先念于6月20日通电全国，向五战区提出强烈抗议。
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挺纵暂时撤出大小悟山。但平汉支队仍留在路西休整补充，准备伺机再与顽固军作一番较量。李先念和刘少卿并没有放弃在这一地区的争夺，为准备再战，李先念到云梦安陆等地检查武装建设，刘少卿带着二团队一个大队进驻安陆马家冲。这里是个比较成熟和巩固的根据地，是李先念挺进鄂中时与安陆二区区长杨弼卿在建立了比较良好的统战关系后合作开辟的。
不过，这一次再来，却出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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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战彭炳文，杨弼卿的队伍姓了共/钟伟想带队伍出走，军政大会受到批评与处分/杨经曲率部起义，刘少卿率部开辟天西予以策应/秋季大捷，李司令和陈大姐的旗帜树起来了/“皖南事变”爆发，刘少卿率部东进接应落难同志/过家乡却进不了家门，堂堂“江司令”原来是个穷司令，没法接济穷困的亲人/ 罗厚福临上阵还掂念着看戏，被刘少卿提着耳朵赶上了路/一战奠定陂安南巩固的基础，李先念刘少卿东西对进恢复大小悟山指挥阵地/“锡联是我们的战友，我们都是你的儿子”，陈老太太至死都念念不忘“江队长”/皖南事变解决了新四军军部，遍地生根的新四军却呼拉拉变出了七个师/“江司令”在陂安南闹腾，鬼子们很不高兴/游击战是“四老板”的拿手戏，鬼子13路合击一无所获败兴而归
刘少卿这次带二团队一个大队和部分纵队司政人员来焉家冲，马上就对白兆山方向放出了警戒，作的是打仗的准备。这里因为国民党的安陆县长彭炳文已经将大洪山中的川军部队引入了白兆山龙眼寺，进入了挺纵的根据地。而此前与挺纵有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的国民党安陆县安北二区区长兼第二游击支队支队长杨弼卿部，这次也开始对新四军取敌视态度，破坏这一带的地方工作的开展，切断了京（山）安（陆）应（城）抗日根据地与信（阳）应（山）随（县）抗日根据地的通道。
放出警戒不到一个小时，就抓到一个便衣探子。一问，是杨弼卿部的，声称是杨弼卿派来打探情况的。而且还说前一段时期，杨部一位采买到赵家棚赶集，碰到了罗厚福一团队的采买。两位采买不知为什么冲突起来，结果是罗部采买缴了杨部采买的枪。杨部采买说我们是友军为什么要缴我的枪，罗部采买说不但要缴你的枪你们所有的枪老子都要缴。杨部采买回到杨弼卿那里添油加醋一学说，杨弼卿也对新四军起了戒心，这时候彭炳文再一煽乎，杨弼卿对彭炳文将川军引进挺纵根据地，就持赞成态度了，还把队伍拉到了赵家棚附近的福水港。
刘少卿问罗厚福有没有这回事儿，罗厚福说不知道。
这事儿比较难说清楚，统战政策什么的，不是每一个干部战士都弄得那么清楚明白。“四老板”的名头一响亮起来，下边儿的人难免有趾高气扬找到了老子天下第一的感觉。象“不但要缴你的枪你们所有的枪老子都要缴”这样的话，罗厚福下边儿的人跟地头蛇们干架的时候是完全可能讲得出来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那可绝不是无的放矢之言。
这事儿也比较好说清楚，杨弼卿要真是一心一意为了抗战大局，修书一封跟罗厚福一说道便能明了，“四老板”也不会财迷到要紧抱着这条枪不放。问题是杨弼卿的小九九主要还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还是怎么个活得快活自在，这又打鬼子又对老百姓讲规矩的“四老板”把一方民心都给抓挠了去，这在杨弼卿来说当然就成了心病。这时候彭炳文的煽乎，当然就比较能扣到他心中那小九九上。
刘少卿将队伍交给任质斌，自己和张水泉带了一个班去见杨弼卿。
杨弼卿手下的大队长周福安很不客气，要他们把枪放下才能进去。而刘少卿则不卑不亢：我们是抗日友军，要一起团结抗日。现在有了误会，我们来把情况弄清楚，如果属实，我们还要奉还你们那支枪，你们怎么能叫我们放下枪呢？如果杨支队长不见，那我们回去便是。
杨弼卿听周福安报告后很客气地出来把刘少卿迎了进去。
“杨支队长，那支枪的事情对你们来说是个误会，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党的政策和纪律所不允许的。你们去年和我们合作，被鬼子包围了，我们李司令还来营救过。这是患难交情嘛！我们怎么可能为了一支枪和你们翻脸呢？如果下面的人违反了政策，我们要纠正，要交还那支枪，还要道歉！如果你们信得过我们，我们还是在一起互相帮助，团结抗战。我们从敌后来，你们是本地部队，你们要回去，我们会一如既往，保证你们的安全……”
刘少卿这番话说得很诚恳，那位县长彭炳文却在旁边给刘少卿上眼药：“我们不愿回去，你们太狠了，说是团结抗战，却缴我们的枪。……”
“彭先生这话太不友好嘛！我们和杨支队长有过合作抗战的经历，你这样讲话，不利于团结抗战的大局嘛！我们是要抗战到底的，要抗战到底，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个，也包括彭先生你嘛！……”刘少卿还是不卑不亢，话语间却透着一股震慑，彭炳文被噎得吭不了声儿。
旁边站着的两位川军军官却在一旁横眉瞪眼，冷言冷语：
“听说新四军的防地，好象没在这一块嘛……”
刘少卿顿时拉下了脸：“两位何许人也？我们和杨支队长合作抗日已有一年之久，要不是我们打下这块土地，你们能站在这儿说话？再说，我们和杨支队长谈话，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二位要是懂礼貌的话，是不是应该知道回避一下？”
两个川军军官灰溜溜地退下了。
看到杨弼卿当着彭炳文的面不好表态，刘少卿也不再多说，起身告辞了。
大概过了十天半月，川军部队撤走了。
这下，彭炳文也好杨弼卿也好，全都抓了瞎，杨弼卿不愿离开自己的老地盘儿，彭炳文也没法要挟杨弼卿把队伍带到随县环滩沦陷区去。彭炳文可以抬腿一走了之，杨弼卿手下一大堆吃粮当兵的人没处可去，住在西将山阴泉寨，在敌伪、顽固派和新四军之间徘徊不定，成了没粮的孩子。没有粮，没有饷，日子也难以为继，处境很是窘迫。
李先念和刘少卿一起商量怎么处理杨部。刘少卿认为杨弼卿目前处境困难，应该写信派人尽可能地团结他。李先念说万一把他拉不回来呢？刘少卿说那也不能让他到彭炳文那里去，给顽固派凑了本钱，现在他靠不上彭炳文，正是我们做工作的好时机。
于是决定先派人去联系做工作，希望杨弼卿率部回福水港。但杨弼卿也不愿意回福水港，说是回去了没有出路。这样一来李先念刘少卿也就没有了别的选择，即率平汉支队包围了杨部，喊话做工作：希望杨部回福水港和新四军合作抗战，被罗厚福部缴的那支枪也可以奉还；如果一定要跟彭炳文一起依附川军，则必遭歼灭。
杨弼卿传话说是要和李司令说话，但又不愿出来怕挨黑枪。
李先念说那干脆我就进去跟谈谈。
刘少卿连忙拦住：你是主帅怎么能擅入险境，要是他们开枪那怎么得了？还是我先进去。
刘少卿进去和杨弼卿见了面，杨弼卿还是不愿回福水港。刘少卿则称那你们就必须受编，杨弼卿答应让周福安率队伍接受新四军改编，至于他本人的去处，则不劳新四军操心。
这件事儿就这么了结了，杨部没什么战斗力，挺纵没动枪动炮就把问题解决了。
为了有理有节地做好杨弼卿的工作，李先念和杨弼卿一起吃了晚饭，希望能够抛弃前嫌共同对敌。而杨弼卿那时听不进去，还是跑到了环滩。在那里估计他也没落到什么好，成天价穿着双草鞋到处跑，好象是跑买卖。后来“抗日十人团”团长汪心波到随县二区当区委书记，瞅着这位不怎么顺眼，政策把握上也有些狭隘，报到李先念处由李先念批准将他杀了头。后来刘少卿知道了这事儿，认为这么着处理不当。因为这杨弼卿没有了队伍已经没啥能量，还不如给他一个士绅名义纳入统战圈子，这样政治影响也要积极得多。
解决了杨弼卿，顺带还办了一件事儿，迫使安陆自卫队严叔端部主动要求参加新四军。
说是主动，其实也是刘少卿施加的压力。三月间大山头战斗击退川军之后，那些做地方工作的干部们很是高兴，都来找参谋长刘少卿窜捣：
“干脆把严叔端一锅端了如何？这次可是他把川军给弄来的哟！把他吃掉了，我们地方工作就没有妨碍了！”
这严叔端是当地的一个地主，手头有些武装号称安陆自卫队，实际上他既怕国民党吞并，也怕共产党“吃掉”，川军要来占住他这座土地庙他未必就高兴，说那次川军是他引来的恐怕也有点冤枉。不过当时的刘少卿听了地方干部的这一面诉状也火冒三丈。解决杨弼卿后，刘少卿指挥部队顺路就包围了严叔端所部。刘少卿自己则带了几个人直接闯进严叔端的家去问了一罪：严叔端你好大狗胆，竟敢把川军引进来打我们新四军，还要占我们的根据地？这严叔端一听大叫撞天屈：参谋长息怒息怒，你们把川军打跑了我感激都来不及，他们都在王义贞店那边，我的家都被你们的根据地包围着，我敢带他们来打你们么？你们又瞧不上我不收编我，你们在这里，我的队伍开也开不走，我看干脆就和你们一起干吧，武装也交给你们……
这下好了，这地界儿彻底姓了“共”。李先念对严叔端亲自抚慰，对其个人的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这严叔端后来还入了党，到东北搞矿务工作成了“高级干部”。
挺纵主力解除了后顾之忧，随即挥戈西进，予头直指白兆山地区。
6月21日晚，一、二两团队冒雨猛攻白兆山地区重镇京（山）北坪坝，歼灭了曹勖派去投敌的丁巨川、谢占奎两部，谢被击毙丁被生俘，坪坝落入“四老板”掌中，安陆与三阳店等敌伪据点的联系亦被切断。
此后，挺纵又于1940年7月至10月间，先后三次粉碎了日伪重建坪坝据点的进攻行动，迫使其放弃了染指坪坝的企图，保障了白兆山南方门户的安全，便利了挺纵与大山头及其它根据地的交通联系。
1940年7月下旬开始，纵队根据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在京山水漾泉召开了整顿思想作风和军事纪律的干部会，从8月1日起，又在安陆白兆山南麓的彭家祠堂召开了军政干部大会，对1939年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
会议应该说开得比较成功，纵队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摆在那儿，队伍扩大，政权也建立起来了，“四老板”在老百姓中的口碑，在敌伪顽中的威名，都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大家对边区未来的抗战形势很是看好。虽然队伍扩大地盘扩大也带来了财经困难，新开辟的地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等等问题，而且日寇的“扫荡”必将加重，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亦将加剧，将来的战斗也会更加频繁，但大家都是土地革命战争中煅打了十年的好汉，对战胜困难迎接大好形势那还是充满了信心。
然而会上最具火药味儿的议题还不是打仗，而是解决“不良倾向”——其实说白了就是钟伟的“不良倾向”。这位钟伟有时思维好走极端，上次在水漾泉开会受了批评心中不服，也没那个反省自己的修养，自由主义狠狠泛滥了一把，竟然在下边儿窜捣着要带队伍脱离豫鄂挺进纵队，到鄂南幕阜山去活动。这事儿办得可就有点离谱了，这是党的部队又不是你钟伟个人的家产，你想带哪儿就带哪儿呀？好在那时三团队的干部大部分干部党性观念还是很强，人家理所当然就把这事儿向党组织汇报了。
这事儿甭说是共产党的队伍，换了谁的队伍，都是不能容忍的。
然而李先念拿着这事儿也不好办，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经历过草地那次分裂又经历过西路军的失败，由他出面来处理这事儿，既有可能使钟伟更加不服说出更加不好听的话来，又有可能使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产生误解。所以会上这个“反对不良倾向”的报告，还是由纵队政治部主任、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任质斌来作的。
然而这钟伟他这调皮骡子很是调皮，在会上胡搅蛮缠不认错的态度也犯了众怒，老战友刘少卿批评他他虽然吭不出气儿来，但依然梗着脖子就是不服，弄来弄去大家也上了火，给他弄了个“开除党藉撤销职务”的处分。事隔多年后冷静来看这个处分当然过火，但在当时也属必须，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要不然怎么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
会还没开完，从天汉湖区来了个穿便衣的人，说是要见纵队首长。
李先念正在主持开会，就让刘少卿去接见这人。
这人一见刘少卿便撕开衣缝拿出一封信，声称他是杨经曲派来的。
杨经曲这人刘少卿是知道的，他和董必武是知交，同乡同学又都是同盟会的老人儿，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阳夏”大战，早年做过来风、恩施县的县长，任过宜昌警察厅长、荆襄法官。在湖北的黑社会组织“汉流” 中很有地位，如今隐居在汉阳并代管着“汉流” 首脑“双龙头老大”之一金龙章组织的伪“中国人民自卫军”，暗中却在与共产党合作，谋划着从伪军中拉出抗日队伍的活动。
早在武汉沦陷前，杨经曲曾与老友熊晋槐、金龙章、潘怡如、潘正道等人商量过“万一武汉失守怎么办”？商量来商量去，自然而然就要商量到与“打游击战的祖师爷”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为此，杨经曲曾带着袁杰（当时叫袁四正）等人到八路军办事处找过董老，作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董老对杨经曲等人忧国忧民的热肠自然予以了肯定，并鼓励老友坚持孙中山先生国民革命的旗帜，争取以合法的名义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就象华北的八路军一样。后来八路军办事处迁往重庆，杨经曲也步行回到家乡荆州，将家人作了安排。武汉失陷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等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自缚了自己的手脚，对武汉失陷后共产党人要担负领导中原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责任缺乏准备，武汉外围也没有及时建立起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倒让江湖上各色人等乘此乱世扯起“抗战”旗，成了打着国民党旗号的“草头王”，而且其中大多数还在日寇诱降和反共的名义下成了“以华制华”为虎作伥的“皇协军”、“和平救国军”、“治安军”或其它旗号的伪军。杨经曲等人经过反复思量，决定从实际出发，就从这些“草头王”中拉出队伍，为“真正的抗战力量”凑本钱。
在这成了敌后的地方，“真正的抗战力量”自然是首推共产党。
杨经曲斟酌一番，决定从自己的亲朋好友入手。
第一位要入手的是外甥黄人杰的队伍。这位黄人杰曾经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虽然后来脱党了，但对革命、对抗战还是有一定的认识，与中共鄂南特委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其队伍有千余人枪。虽然这时黄部已接受了伪“七十二旅”的番号，但所部的“樊湖人民抗日游击队”在中共汉川中心县委派驻该部的余成刚等七人工作组的影响下，还是进行了一些抗日活动，还曾在武昌东乡豹子懈小桥伏击过日军，引起了日军特务部门的注意。然而黄部单独活动在武昌、纸坊近郊的东孙湖、龙泉一带，背濒梁子湖，处境还是十分困难，急待解脱。
还有一支队伍是老友金龙章的“鲁豫皖游击队”，活动在黄陂蔡店一带，有千余人枪。金龙章虽然曾在武汉与杨经曲等盟誓抗日，但后来却在困难局面下为日军诱降所迷惑，在华中地区竖起了第一面伪军旗，在“受编不受调”的条件下，改编成了伪“中国人民自卫军”。杨经曲闻讯赶到金龙章处，晓以民族大义，痛陈利害关系。金龙章在老友痛责下也十分惭愧，后来在日军将行“调虎离山”之计请其赴日本参观时，与杨经曲、熊晋槐暗中策划后，决定让杨经曲代其掌握其武装，伺机率其回归抗日队伍。
金龙章手下有两员干将，一位是袁四正，在草头王中也算是一个带兵闯局面的好手，1939年1月19日，他带着百把人去黄胜东乡闯荡，避强击弱，纵横驰骋，虽遭程汝怀的内外夹击，仍然发展成为1700人枪的1个团、2个营、1个特务连，号称独立第8旅，自任旅长。还有25岁湖南的沅江人杨瀛，原在湖北省保安团当过班长，居然能把来自各方的千余散兵游勇拉拢住。先自封为警卫团团长，后并为独8旅为1团团长。
在当时的复杂局面中，这两支队伍左右逢源于敌伪顽之间。后来，黄人杰、袁四正和杨瀛等人的武装都接受了汉西的伪军汪步青第八十二师的收编，黄人杰任第一六五旅旅长，袁杰任第一六四旅旅长，杨瀛则在袁杰旅任第三二八团团长。而杨经曲也未中断与中共组织的联系，自1940年春以来，中共天汉地委更是加强了对这支队伍的策反工作，还在该部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纵队联络统战科长张执一、天汉地委书记顾大椿、天汉地委组织部长易家驹等人都曾经在杨经曲的帮助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去该部做过工作。
刘少卿一看杨经曲的来信内容就笑逐颜开找到李先念：“李司令，我们要发一笔大财了。”
原来信的内容是这队伍准备反正参加新四军——统战工作要有收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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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也很高兴，与任质斌、陈少敏、刘少卿等人计议一番，向延安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董老去电请示，在得到肯定的复电后经缜密研究，决定派手枪队护送张执一以“纵队参谋处长”的名义前去接洽。
8月中旬，这支起义队伍便渡过襄河，开赴天门西部准备接受新四军改编。但美中不足的是，原本说好是两个旅起义，然而半道上袁四正却变卦率部离去，跑到了武昌南边的豹子沟去了。故而真正接受改编的只有黄人杰部1100余人和杨瀛部400余人。不过这在当时来说也很是了不得了，无论是在抗战军民中，还是在敌伪顽中，都产生极大的影响，中共的《新华日报》和国民党中央社都为此作了专题报导。
与此同时，刘少卿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使命：开辟天西根据地。
天西，即天门县的西部。它临襄河，枕南山，汉(口)宜昌)公路横贯其中，是鄂中进出襄南的咽喉。自红二方面军长征转移以后，天西即为潘典华、潘尚武父子所控制。武汉沦陷后，西进日寇沿汉宜路、天门县河、天(门)皂(市)船边设据点。潘氏父子即乘此时机打着“抗日”的旗号扩大势力，有了2000人枪的武装。潘氏父子极为反动，反共不说，鱼肉百姓，危害乡里，对百姓甚至士绅也极尽盘剥压榨之能事。除了潘氏父子，还有徐其山、赵鸿军、张明道等各约四五百人枪的土匪武装。
现在汪心一送来了情报：潘氏父子现住在石家河，正好一锅端了它。
这时刘少卿在会上的报告已经作完，李先念召集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让刘少卿率第五团[ 1941年8月军政干部大会后，豫鄂挺进纵队统一了编制称谓，团队改称团，大队改称营，中队改称连。]和第四团两个营和第二团一个营去解决潘氏父子，同时通过统战工作让徐其山张明道部保持中立。陈少敏说让杨学诚跟参谋长一起去，参谋长在前面打仗开路，杨学诚在后面铺摊子扎下来建立政权。于是决定成立天西指挥部，使命是开辟天西抗日根据地。刘少卿任天西指挥部司令，杨学诚任政治委员。而刘少卿觉得叫“司令” 有些不中听，就说别叫什么司令了，既然是指挥部，就叫个“指挥长”吧。这下成了豫鄂挺进纵队的一个范例，后来各地成立指挥部时，军事负责人都称指挥长。
杨学诚当时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长，他是北平清华大学的学生，曾任北平西城区工委书记，是著名的“一．二九” 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豫鄂边区早期开辟时与陶铸一起创办应城汤池训练班的主要领导人，曾任鄂中特委书记和路西指挥部政委（司令员陶铸）。他虽然军事阅历不算很多，战斗热情却很高。不知他从哪里搞到了一顶钢盔，全纵队上下近万人就他有这个装备。他每天把这个宝贝擦得干干净净，一有战斗任务就戴上，书生上战场也豪气干云。这次开辟天西的行动，杨学诚与刘少卿搭档，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
这次开辟天西，还有一个意图：那就是策应杨经曲部的起义行动，转移武汉日军的注意力，同时监视和牵制驻天门的日军和沔阳潜江的国民党第一二八师王劲哉部。
8月16日，刘少卿杨学诚率领李人林四团、蔡松云五团各两个营和二团参谋长张水泉带领的张歧山三营等部从安陆出发，当晚到达京山县的南山，召开战斗动员大会，部署作战。18日拂晓前，部队向潘氏父子的土匪队伍发起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进攻。五团营长许凌云英勇善战，原是广西军的排长，1939年带三个士兵拖枪参加了新四军，半年前刘少卿亲自介绍他入了党。这次刘少卿布置许凌云率尖刀班直插石家河镇上，要求他动作要猛要快，以奇袭方式攻进镇子，为大部队打开前进通道。
许凌云带着尖刀班到了镇口，敌人毫无防范，第一道岗哨还煞有介事地跟他要口令。许凌云一个箭步冲上去下了哨兵的枪，抬手就是两个耳光：“睁开眼睛好好瞧瞧，这就是老子的口令！“尖刀班进入镇中，又遇到敌人的第二道岗哨，这个哨兵比较机灵，一看尖刀班冲过来，不问口令就放了一枪，转身边跑边喊：“新四军打进来啦！”许凌云见状大怒，带着尖刀班一路猛追下去，这一追就直接杀进了敌人的司令部。这时，刘少卿杨学诚指挥的大部队也杀进镇中，四下枪声大作，敌人在睡梦中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当了俘虏。
仅仅3个小时，潘匪大部就歼，脱逃者百余人，缴枪千余支。美中不足的是，潘氏父子这一夜恰好不在镇上，逃脱了新四军的惩罚。
这一仗打开了天西局面，人称挺纵的“秋季大捷”。
借助于军事胜利的效果，中共天门县委和行政委员会即行成立，潘氏父子的苛捐杂税一夜尽行废除，人人都拍手叫好。而随着各级乡保政权的改造和群众团体的建立，群众也发动了起来。而其它零星土匪武装要么被消灭，要么接受了新四军的改编。很多年后，刘少卿还记得当时有个土匪的副大队长叫赵鸿军，抢过当地农民的女儿当媳妇。按刘少卿的意思是改编他们但不缴他们的枪，以便扩大统战影响。可是五团政治委员杨焕民没听招呼，还是缴了他们的枪，结果那大队长吓跑了，赵鸿军被杨焕民捆了起来准备杀头。后来还是刘少卿干预了一下，让把赵鸿军送到随营学校学习。然而这赵鸿军就是学不进去，后来还是跟着刘少卿做了个管理员。
这期间，杨经曲部在天门县夏家场改编为豫鄂挺进纵队的第十团（团长黄人杰）和第十一团（团长杨瀛），后来又与天汉湖区的第四团合编为豫鄂挺进纵队第四支队，杨经曲任支队长，郑绍文任政治委员，王海山任副支队长，吴林焕任参谋长，张执一为政治部主任。
然而这支部队在整训期间还是发生了一些波折：原本生活就腐败不堪的第十一团团长杨瀛匪性不改，接受不了共产党队伍的种种规矩和艰苦生活——当时新四军的生活被形象的概括为“三钱盐，四钱油”，还没有冬装，常常要野菜充饥，稻草御寒，竟于11月间裹胁欺骗该团官兵300余人哗变逃跑，再度投敌附伪。李先念闻讯派王海山带了两个连去追，赶到后对该部晓以大义，为有利于今后继续瓦解伪军，未予打击，只是令杨瀛放回了娄光琦等挺纵派任该部的干部，尔后准其离去。倒是那位变卦先跑了的袁四正，后来又带队伍回来参加了新四军——这位后来叫袁杰的袁四正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和刘少卿个人有过了半个多世纪颇具传奇色彩的不解之缘。
这当然是后话了。
就在刘少卿率部开辟天西的前后，豫鄂挺进纵队挺进京山南山，发展襄西的行动也很顺利。7月间，挺纵五、六团队各一部挺进南山，击破土匪武装汪寿之，争取了国民党区长刘甫珩，对地方政权进行了改造，成立了南山行政委员会。随即根据刘少奇6月份的电示精神，进军襄河以西，击溃伪军周良玉部，建立了襄西地委与军政委员会，很麻利地就清扫掉了一堆地头蛇、“草头王”，统一整编了各路地方武装，建立了襄西独立团，开创了襄西的游击战争的局面。
同时，挺纵的统战和敌伪工作也有了很大的收获，除了杨经曲部起义反正外，还与鄂中的国民党第五战区独立支队戴焕章部、襄南的国民党第一二八师王劲哉部、随县的川军一二七师都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统战关系，促使其在保持中立或对反共持消极态度。这一段时间，豫鄂边区根据地局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挺纵主力也腾出了手，进一步开辟新区、整训部队和开展根据地建设。
挺纵当时还有个很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在日寇“扫荡”时掩护群众“跑反”——1940年的秋冬季节，日寇除了在正面战场继续对国民党军保持进攻态势外，还在襄樊、襄西地区对豫鄂边区进行了不间断的“扫荡”，边区领导机关驻地京山八字门就反复受到日军的光顾。那时候，李先念带着随营学校、刘少卿指挥周志坚方正平的第一支队活动于安陆以北、京山东北和随县以南的广大地区，掩护群众，组织反“扫荡”；陈少敏则率边区党政机关在这片地区分散活动，实际上形势仍然很紧张。9月间日寇第二次进攻坪坝，刘少卿就率第三团跟鬼子们狠狠地干了一仗，打退了鬼子保卫了坪坝。那一仗很玄，千余日军打到坪坝附近的响塘湾时，支队手中只有一个警卫营，三团队执行任务归来驻在王家店休整。得到敌人进攻坪坝的消息后，团政治委员王有德亲率先头营赶来支援，和敌人短兵相接混战在一起，鬼子的山炮没法使劲儿，最后还是扛不住了掉头撤逃。追击中，王友德不幸中弹牺牲。
9月1日，边区党委在京山八字门召开第一届军政代表大会，李先念、陈少敏和任质斌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成立了军政联合办事处，推举许子威为办事处主任。办事处成立后，即制定和颁布了行政、粮食、税收、贸易等一系列条例。从此，在豫鄂边区根据地内结束了政出多门的状态，形成了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宪政运动继续开展，新的民选政权不断建立，基本区内的区、乡、保政权都进行了改选。到一九四一年初，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下设有鄂东、信应、天汉、定西等四个办事处。全边区抗日政权能比较牢固控制的（除县城和部分镇）计有京山、应城、钟祥、安陆、应山、云梦、孝感、礼山、信阳、汉川、汉阳、黄陂、天门、黄冈等十四个县份，约五百万人口，武装也发展到15000余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用刘少卿的话来说，是“李司令和陈大姐的旗帜树起来了”。
转眼间翻过了年头，“皖南事变”爆发了。
那是抗战期间中共军队最惨重的一次损失，而且是来自“抗日友军”。1941年1月初，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在北移途中，遭国民党军七个师的包围，最后弹尽粮绝，部队损失很大，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及许多突围而出的部队和人员下落不明。
这就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这时中央来电，要豫鄂挺进纵队派出部队到皖西太湖、宿松地区去接应军部突围人员，同时牵制大别山中的顽固军向皖中、皖东的新四军部队进攻，李先念与刘少卿商量后决定由刘少卿率罗厚福、熊作芳的一团的部队执行这个任务。为迷惑敌人，决定刘少卿化名“江岳洪”，以“新四军鄂豫皖湘四省游击总指挥”名义活动。
这个时候时间已接近新年，刘少卿也心急如焚，腊月二十八（1941年1月25日）就急匆匆地带着队伍上了路。部队从寒山寺跨过平汉铁路向东进发，在距花园一二十里路的滩河店宿营。可不知怎么让汉奸得了消息，半夜里带着花园的千余名鬼子们打来了。还好刘少卿夜里没睡觉，听到枪声赶紧拉罗厚福起床。这罗厚福睡得正香被搅了好梦十分不满嘴里不干不净发着牢骚，气得刘少卿对着他的耳朵大喊“鬼子来了”，罗厚福这才从梦中醒来一跃而起。刘少卿说你赶紧让“王婆婆”（三营长王宏声的绰号）在后边警戒，我们有中央交待的任务，不能跟鬼子们瞎纠缠……
很玄，刘少卿带着队伍前脚走，小河西和花园的两路鬼子就合击了滩河店。队伍走了好远，还听见后边鬼子们在热热闹闹地放枪，原来两路合击的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部队到了周涂家巷，老百姓正在准备过年。这年没有年三十，只有二十九，老百姓家家户户都在洒扫庭院，贴利行纸[ 当地习俗，上面打有铜钱印，是来年发财的意思。]，准备吃年夜饭。这一看见新四军的队伍来了，老百姓更高兴，都说除夕夜吃团年饭有子弟兵来，这可真是个好兆头。于是一拥而上来拉战士们到家吃团年饭。然而新四军这队伍纪律是铁的，谁也不能擅入民房，队伍必须露营。老百姓不答应，双方拉来扯去很僵持了一阵子。刘少卿看见这样不行便出了个既让老百姓扫兴又不破坏纪律的主意与人家商量：你们好容易过个太平年就那么点东西，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好意思去吃？是不是我们派些代表上门给你们拜个年？我们还有任务，还得抓紧休息赶紧上路……
老百姓没办法，只好把糖果鸡蛋什么的往战士们手里口袋里塞。
腊月间露营真不是件好受的事情，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大家胡子眉毛上都结满了霜，要搁现在赶时髦过洋节的人们眼中，那可个个都是“圣诞老人”了。然而就这副样子还得赶紧上路，还要鸡犬不惊不打扰老百姓的过年的懒磕睡。
前头姚家山有国民党的部队驻扎，刘少卿率队绕过姚家山从滑石冲过去。这天是大年初一，人们都要出门走亲戚，滑石冲的老乡家家户户门上都贴着“开门大吉”、“开门见喜”的贴子，出门时还要用托着有猪头鲤鱼包子馒头等东西敬天神。部队过路时老百姓正要出门，一看见一大队扛枪掂炮的大兵都吃了一惊，有些胆小不知道这是哪家“草头王”的队伍，放下托盘就往家里跑。
大家赶紧招呼：“老乡不要跑，我们是新四军，给你们拜年的！”
“新四军”这个招牌挺灵光，于是又重演了周涂家巷那一幕——部队派代表到老百姓家里拜年，老百姓又是糖果点心鸡蛋什么的硬往大家兜里塞，部队辞别父老乡亲又匆匆忙忙上了路，队伍经梅店绕过有鬼子据点的长轩岭、研子岗，从木荒山、王家河通过麻（城）黄（陂）公路继续疾行，初二早上，就到茅屋店。初三一大早，又马不停蹄赶到大圩，准备由此渡过举水河。
刚到举水河边，走在前头三里担任尖兵的侦察员送回报告：从封家冲突然出来三四百武装人员向队伍袭来。刘少卿知道这封家冲是个要地，驻有鬼子，这仗躲不开，非打不可了，便当即令罗厚福迅速出击，抢过举水消灭敌人。罗厚福命令执行得很坚决，队伍一冲上去就把敌人打垮了，纷纷往封家冲方向逃窜，罗厚福他们只逮住一个四十多岁的伙夫。
刘少卿一审问，这伙夫是黄冈吴家大湾人，认识自己的外祖父和舅父，算起来还扯得上一点亲戚关系——不过刘少卿当时化名“江岳洪”，这人也不知道这位“四老板”的大官儿是谁。
现在在这里的队伍是国民党鄂东游击第十六纵队王啸风手下的傅延梅部，这王啸风人称王屠夫，杀共产党是出了名的，傅延梅是他手下的第三支队司令。这次被击溃的是傅的第三大队第九中队，中队长叫吴化文，是黄冈鹞子湖人，是刘少卿二嫂东家的叔伯兄弟，原来是个小学教员，这人官瘾很大，思想十分反动。
伙夫还供出一个重要情况：上峰几天前就有命令，防止新四军渡过举水。这也就是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部署得很快，要堵死新四军东进的道路，难怪刘少卿罗厚福一路上接连遇敌。而就在这几天，日军也以7个师团兵分6路发起豫南作战，变诱降为逼降，而国民党十万大军望风而逃，半个月时间里就丢掉了豫南、豫东和皖北大片国土，真就应了那句“亲痛仇快”的老话。
部队再住前走，就进了黄冈地界——过了铁铺、蔡甸，正月初五就到了方高坪不远的沙毫湾，刘少卿二姑妈就住在这儿。这一带有易元鳌（当时易元鳌已经牺牲，刘少卿还不知道）、张体学的鄂东独立团在活动，家乡人也知道“矮子”现在在新四军当大官。那时团风有鬼子据点，地面儿还有“王屠夫”的顽军第十六纵队，二姑妈和家里人也不敢声张这事儿，人家问起只说是有个侄子离家十多年了，没有消息，死活也不知道。
前头当尖兵的侦察员嘴快，已经到沙毫湾报信去了。
刘少卿站在山上就能看见二姑妈的家，而二姑妈家那边也看见这边山上有人。大概是从侦察员那里得到了消息，也不害怕这些穿军装的大兵，还过来了两个人。刘少卿这时正用望远镜观察周围的情况，这两人走近了刘少卿也看清楚了，这是两个儿时的伙伴，一个是喜篾匠，一个叫童伢子。
因为身负东进任务，刘少卿不想在这里多耽搁，便装作不认识喝问道：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有个亲戚叫刘少卿，是你们队伍上的，听说到这里来了……”两人怯生生的停了步。
刘少卿对旁边使个眼色示意：“跟他们说没有！”
两个儿时伙伴失望地往回走，一边走一边不时回过头来看刘少卿。
走着走着两人突然转过身来指着刘少卿：“你就是二表弟！”
这下刘少卿遮盖不住了，两个儿时伙伴欢天喜地飞跑着到二姑妈家去报喜了。
不到半小时，柱着掍子的二姑妈就由孙女维英搀扶着来了，见到离家十多年的侄子，老人不由地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刘少卿也是百感交集，潸然泪下。乡亲们听说“矮子”现在当了新四军的“大官”了，也高兴得不得了，一路放着炮竹打着灯笼出来迎接骑着高头大马的刘少卿进村吃席。二姑妈的厅堂里摆下了红毯子，大表嫂推着刘少卿让他跪下给二姑妈磕头，刘少卿在革命队伍呆了多年，对这套旧礼节早已生疏，问大家非得磕头才行么？罗厚福在一旁嘻嘻哈哈凑热闹说，见了长辈这个头是非磕不可呀！说着就上来动手拉着刘少卿跪下给二姑妈磕了三个头。行礼完毕，小院里摆了四桌酒席，罗厚福、熊作芳、冷新华等营以上干部都陪着刘少卿狠狠打了一次牙祭。
吃完饭二姑妈又说起大表姐：这些年鬼子还有“草头王”们搅得倒处都不太平，大姑妈“跑反”的时候连累带吓已经去世，留下大表姐家里穷得没有饭吃……。刘少卿让人接来了大表姐，大家见面又是悲喜交加相对而泣。大表姐诉说着自己孤苦的家境：家现在被抄了，有汉奸告密丈夫也死在鬼子手里。二姑妈和大表嫂跟着哭成一团。刘少卿虽是骑着高头大马的新四军“大官”，然而同时也是一个没有私囊的无产者，见此情景也只有一边垂泪一边把支票开到“将来”：“二姑妈，大表姐那里只有请您老多多照看，将来我会有办法的，将来我会给大表姐捎点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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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虽然离团风刘家屋基不远，但刘少卿肩负有使命还得赶路也没法回家。他辞别了二姑妈就匆匆忙忙上了路，走了一晚上到天亮时到了一个叫观音堂的地方停下脚步，一边埋锅造饭一边派人打探情况。这里离团风只有十多里路，是鄂东独立团活动的范围，群众基础很好。老百姓很快就送来情况：团风有53个鬼子还有两个警察，正带着两条军犬出来抢年货。
刘少卿一听连道好好好：那咱们就不用客气在半道上打他们的埋伏也算是给他们拜拜年吧。
本来部署得很好，可是二营的战士们听说只有几十个鬼子觉得没啥了不起，吊儿郎当还没等人家钻进口袋就急急忙忙开了枪。鬼子们没想到过大年还有人开着枪拜年的干活，吓得掉头就往回跑，急得刘少卿一边自已抓起一挺机枪兜着人家屁股狂扫，一边命令二营营长王世德从右翼赤石桥插过去抄敌人的后路。然而王世德动作还是慢了一步，鬼子们还是跑回了团风。
不过鬼子们还是很狼狈，周围的老百姓闻听鬼子吃了败仗，立即蜂起追杀，逃跑途中的鬼子被老百姓们用粪瓢打死了3个。
本来是一锅好汤楞没喝上，刘少卿气得要撤二营长王世德的职。还是罗厚福讲了一情：现在要急着赶路，王世德又是老红军，还是给人家留点面子好。刘少卿想想也就作了罢，然而心中一股火一拱一拱总是没消。
仗没打好，晚上队伍继续赶路，第二天就到了燕角。
这里已经离家很近了，但刘少卿不能回家。为了不让家乡人知道带来麻烦，对外还得用化名“江岳洪”，——人称“江总指挥”或“江司令”，路上即便遇到亲友也尽量不去招呼。就这样还是有亲人被牵连遭了殃，家在独尊山的三舅听说“矮子”外甥回来了，便赶到鹞子湖去看望，结果路上就死在鬼子们的乱枪之下。
正月初八，刘少卿与鄂东独立团在陶店会师，这才知道团长易元鳌不久前在浠水铁匠坳和顽固军作战时牺牲了，刘少卿很是悲痛了一会儿，随即便架设电台与李先念和中央军委联系。李先念和延安都要通了，延安回电称，在安徽无为活动林维先的沿江支队已经过江北接援皖南突围部队和失散人员，刘少卿部的任务撤销，不要再往前走了。
于是刘少卿又率队西返，这才有机会与家乡的亲友们见了面。
可惜还是回不了团风，见不了爹娘。
队伍在独尊山进行休整小结时，刘少卿还利用家乡各种沾亲带故的社会关系，对傅延梅作了些统战工作。当时独尊山来了个“江岳洪司令”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当地一位叫徐玉山的士绅与傅有些来往，刘少卿便托他将傅延梅的老婆请到自己的二舅家做工作，希望傅延梅识时务明大局，与新四军合作抗战。傅延梅当然也知道“新四军”这仨字儿在这方天地的份量，也就就驴下坡与刘少卿攀上了关系，彼此还来来往往打打麻将，队伍自然也不再与新四军为敌。后来任质斌周志坚到黄冈打王啸风，因为有了这个关系，傅部也按兵不动守住了中立。临解放时，这位傅延梅率部起义投了共，还在共产党的天下做过黄冈地区的专员。
刘少卿带队伍从家乡一过，名声在外了。刘家屋基后来因此受到了鬼子的摧残，刘家的房子在扫荡中被烧毁，守房子的一位老乡邻被鬼子杀害。更有一个在当地搞维持会的小汉奸，阴谋策划绑架刘少卿的二哥刘少元。风声泄露出去，当地的抗日民兵和刘少元相互配合，把这个小汉奸引诱出来，勒死后抛尸荒野，狠狠打击了汉奸败类们的气焰。
回兵途中，东进部队又与挺纵主力配合，重新恢复了大悟山指挥阵地。
据刘少卿将军回忆，这次行动是事先没有策划和商量的，实际上也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己给“四老板”送了一道菜。刘少卿率部东进时，是奉有中央命令去接应皖南那些落难的同志，自然是心急如焚不想在路上生事儿，路上总是尽量避免和敌人接触，能绕着走就绕着走。这回西返那眼神儿里盯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就要挑挑拣拣找着合口味儿的下饭菜来消化消化了。
也是巧了，这当口鬼子的豫南攻势结束，见鬼子就跑的国民党“鄂东游击总指挥部”第十六纵队第三支队袁绍祺部乘势闯到陂安南的觅儿寺，又举起反共旗帜大肆抓捕当地的共产党员。这袁绍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是鄂豫皖有名的地头蛇，双手沾过许多共产党人的鲜血。此人的老婆是个共产党叛徒，原先在红四方面军干过，人称“阮大娘”。回兵途中，刘少卿派在前头的侦察员已经把情况侦察清楚，这袁绍祺手下有800多人枪，都驻扎在觅儿寺，对西返的“江岳洪司令”的队伍并不清楚，自然也就是毫无警惕。
刘少卿决定远程奔袭，把这个这脓包给挤了。
一番策划部署停当，2月10日夜，部队向觅儿寺开进。一团团长罗厚福走在前头，刘少卿在后头压阵。这时临近正月十五，各村的老百姓们都在搭台唱戏。快到三店柳子港时，刘少卿见前面的队伍越走越慢，后来干脆在路上挤成了团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待他跑到前头一看却哭笑不得，眼瞅着就要跟敌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罗厚福竟然大大咧咧坐在戏台子下津津有味儿地看起戏来。刘少卿叫他快走，他还满不在乎地说看会儿再走。气得刘少卿上去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提起来就走，罗厚福虽然割舍不下戏文却也只好傻呵呵地笑着上了路……
这天是正月十五，袁绍祺的队伍毫无戒备，到处都摆着牌九麻将在豪赌。新四军一个冲锋扑进镇子时，袁绍祺的大兵们还蒙里蒙咚不知道来的这是哪路神仙，却也在黑洞洞的枪口威逼下乖乖地缴了枪。
战斗很顺利，但刘少卿却并不满意——袁绍祺和“阮大娘”没逮住。原来二营长王世德带队进了袁绍祺的老窝，和战士们一起光顾上好奇瞅那些女人化妆品，把口红雪花膏什么的抹得到处都是，却没有及时派人寻找这两个反共头子。刘少卿气得骂王世德你今天要不把这两人找到我就军法处置你。王世德赶紧带人到处找，可哪里还找得到哟，原来这对狡猾的反共鸳鸯很清楚共产党队伍的路子，枪一响起来他们便扮作上坟的老百姓，堂而皇之就从“四老板”们的眼皮子底下溜之乎也。
刘少卿要处置王世德，结果又是罗厚福来求情。罗厚福但这人仗打得不错却大字不识几个，平常就有点稀里马哈吊儿郎当，有什么样的官就有什么样的兵，上行下效那队伍当然游击习气也是根深蒂固清扫起来自然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刘少卿想到刚和他们相处一年，游击战争环境战事又那么频繁，也就没有过于深究。
第二天一大早，刘少卿又率部从觅儿寺乘胜北上，将袁绍祺部名义上的长官，驻在曲榨的顽军第十六纵队第一支队李九皋部击溃，歼敌200多人，将其赶出了陂安南地区。这一战，奠定了陂安南根据地巩固的基础，而“江岳洪司令”的名字也不胫而走传得很是神奇，群众都拍手称快，局面很快就发展了起来。
陂安南地区获得巩固后，李先念和刘少卿在安陆赵家棚会了面。这时候，挺纵对大小悟山取得了相当有利的态势。原随刘少卿东进的第一团和第九团（原鄂东独立团）与李先念所率挺纵主力从东西两面对占据大小悟山地区的国民党“鄂东游击总指挥部”第十九纵队蒋少瑷部形成了夹击之势。这位蒋少瑷虽然遭受过新四军的打击，但借助皖南事变和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声势，与反共老手豫南的国民党第四游击总队顾敬之部的反共活动相呼应，在桂军第一七三师支援下，袭占了大悟山地区。
摸清敌人的底细，李先念刘少卿决定借此良机集中主力4个团解决蒋少瑷，恢复大小悟山地区，重建挺纵指挥阵地（此前，为巩固和扩大边区，统一各地的主力部队，并在必要时便于各地在复杂形势下独立坚持武装斗争，边区党委已决定建立鄂东、豫南、天汉、襄西4个作战指挥部。鄂东指挥部由刘少卿任指挥长，程坦任政治委员，豫南指挥部由黄林任指挥长，刘子厚任政治委员、天汉指挥部由王海山任指挥长、顾大椿任政治委员，襄西指挥部由朱立文任指挥长，周志坚任政治委员。纵队则直接指挥主力一部集结于鄂中作为机动。）
2月17日，李先念、刘少卿相继下达作战命令，各部由东西两个方向实施战役行动。西线纵队第二、第三团从安陆赵家棚出发，向东越过平汉铁路，分别进至礼山以南的樊家畈、栗林店集结。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樊家畈展开攻势，首先扫清沿途顽军，然后将部队分作南北两路，向顽军阵地攻击；而第—、第九团从(黄)陂(黄)安南地区出发，经夏店西北的朱木岭进入大悟山，与第二、第三团相呼应，由东向西展开攻势，先后控制了大马义、将军寨、杨家山、曾家冲等大小悟山东线阵地。一夜之间，东西两线各要点均被挺纵控制。蒋少瑷见“四老板”两面攻击，行动迅速，攻势凌厉，被迫向望府山、歪歪寨、新屋畈、白果树湾退缩。挺纵则压缩包围圈，于翌日发起总攻。
这是一个雨夜，新四军冒雨冲锋，攻势十分凌利。第二团攻打望府山、狮子山，第三团攻击歪歪寨、八角楼、黑暗寨、罗汉坡，第—团和第九团由东向西直取大悟山中心的新屋畈、白果树湾。要说这不敢打鬼子的蒋少瑷打新四军更是不济抵档不住，只好弃阵逃跑。在新四军各部迅速插入分割包围的打击很快就失去联络与呼应，伤亡惨重不说，被俘投降亦多，只顶了不到两天即全线崩溃，仓皇向礼(山)北汪洋店、南家店逃窜。
虽然胜局已定，然而李先念却不甚满意：“少卿，没多少缴获呀！”
刘少卿当然更是想痛打落水狗：“那就追！打着火把追！绕到他们后边去，一定能追上！”
“罗日的，占便宜不让人，怪不得人说你是游击专家呢！”李先念很同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率红六团“摸垮过敌人6个团”的刘少卿知道夜战兵不在多而在精，当即令一团打着火把从右边的郭布河、嶂子岩插向敌人后边的冷家冲、王家店。战士们精神振奋，冒雨狂奔，一下子就兜住了蒋少瑷残部的屁股，又一次逮住了那个当过一次俘虏的第四支队长刘亚卿，还把前来增援的桂军第一七三师的部队打得缩回了原防地。
李先念很是高兴：“游击专家这一下子还真是灵哩！”
是役，全歼顽第十九游击纵队特务大队，并将其第四、第五支队大部歼灭，俘虏就抓了两千多人，缴获亦丰。运气不佳的刘亚卿又当了一次俘虏而又被新四军宽大了一回，狠狠给“四老板”统战凑了一把政治本钱。这一来，不仅“草头王”们再不敢胡作非为，连那个反共老手、国民党孝感县长刘梅溪也迫于形势，与新四军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挺纵完全恢复了大小悟山根据地，从此，边区和挺纵的首脑机关就常驻于此。
他们用胜利，迎来了新四军第五师的成立——就在他们恢复大小悟山指挥阵地期间，新四军军部在苏北重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中央军委任命新四军各师领导人的命令中，李先念任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师参谋长，任质斌任师政治部主任，王翰任师政治部副主任。纵队受令后，即在战斗中着手进行了整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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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全部组建完毕，李先念等全体将领于白兆山通电就职。从4月10日开始，部队全部使用新番号：原挺纵部队编为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3个正规旅。4月30日，中央军委公布了新四军各师军政委员会名单，第五师的军政委员会由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陈少敏组成，李先念任书记。刘少卿将军多年后还清楚地记得，那时为了统战，对外还宣称每人都有军衔，李先念是中将，刘少卿是少将。
豫鄂边区的抗战和部队建设，从此走了了一个新的阶段。
巩固陂安南地区和恢复大小悟山期间，刘少卿到过李家大湾——李先念的家。
刚到那里，就有个穿长袍马掛的人来找“江队长”，这人谈吐比较大方，象是从大城市回来的，看来对新四军也很有些了解。刘少卿先以为这是当地士绅，也很客气地接待了他。
来人道出身份：“我叫李泽兴，是李先念的侄子。”
刘少卿一听也就不再隐瞒真名：“我叫刘少卿，是李司令的参谋长。”
李泽兴也就不再客套，直截了当道出来意：“刘参谋长你这次来，有三个人请你一定救济。一个是陈锡联的母亲，一个李司令的元配妻子，一个是李司令的师傅。新四军要再不来管他们，他们不被饿死，也要被鬼子或顽固军杀死……”
刘少卿没见过陈锡联但知道陈锡联，这是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赵子龙”，奇袭阳明堡烧了鬼子24架飞机的英雄，现在在太行山上。
李泽兴把这三个人的情况介绍给了刘少卿：李先念新婚不久就随红四方面军退出了鄂豫皖苏区，反动派要抓他的妻子，说她是土匪婆要弄去卖掉。没人敢救她，李先念当年学木匠时阮师傅拼带着她到处躲藏。可是阮师傅已经60多岁了，家里又穷，实在对付不了吃饭问题，无奈只好将她送到红庙寨的一个庙里出了家。红军走后，陈锡联家的房子被烧了，二斗半的田也当了出去，他母亲只能在墙角架一个大簸箕遮风挡雨，现在要饭都没地方去，常常在破砖窑里栖身，他还有个儿子早年就过继给了陈锡联的叔叔，他叔叔和弟弟都想管老太太，可他婶娘因为没得到那二斗半田，不让他们管……
刘少卿忙问：“陈老太太现在在哪儿？”
“斗司彭家，离这儿二里路，喊都能喊答应……”
刘少卿亲自去找，没找见，听人说是出去要饭了。
他心中很是凄然。
李泽兴忙安慰道：“江队长你先回去吧，我回头去找，找着了带她来。”
陈锡联的60多岁的老母拄着打狗棍挎着要饭篮正在外面要饭，李泽兴派去找她的人大概也不太清楚具体情况，给老人报的信息是“你家锡联带着队伍回来了！”
老太太听了把要饭篮一扔就拐着一双小脚找来了，一进门就哭喊：
“锡联，锡联，你在哪儿呀……”
刘少卿上前一把扶住老太太，老太太一双手就在他身上摸来摸去：“锡联，锡联儿……”
“老人家，我不是锡联，我是黄冈人，是锡联的战友……”
老太太失望地大哭起来：“他们都说我家锡联回来了，我好高兴嗄（湖北话）！”
“老人家别伤心，锡联现在在太行山上，我们这些人都是你的儿子，……”
刘少卿当即组织战士们给陈锡联的母亲盖了一所草房，有正房和睡房，还有一间厨房。又找来陈锡联叔叔一家人商量：老人家你们要好好照顾，要不然今后锡联回来，你们不好见面。特别是你儿子也是陈锡联的弟弟，这是你的亲生母亲呀……
接着又找来了当地的保甲长，刘少卿的面孔就不一样了，他一把将驳壳枪拍在桌子上：“我们走后，老人的生活你们要完全照顾好，出一点差错也不行！将来这事儿别人不问，我江某可还是要回来过问的！”
保甲长们诺诺连声：“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刘少卿还跟当陈家那二斗半田的人家商量：你们可以种陈家的田，但要给老人粮食，也要付一定报酬。同时也陈老太太留下400元钱让老人家买粮食买衣服：老人家你可再也不要去要饭，如果邻家有女孩子，找一个作伴。我们常在大小悟山那边打仗，你年纪大了不要去那边找我们，我们有时间会再来看你老人家的……
一年后刘少卿率部下江南的时候，又专门去看望了陈老太太。老太太高兴极了，颠着一双小脚忙前忙后张罗着给刘少卿端茶倒水，关心地问道：“他江大哥，你们这是去哪里呀？什么时候再回来啊？”刘少卿说我们要走好几百里去打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老太太听了又伤心起来：
“你们不回来，我的棺材本可怎么办呀……”
刘少卿又对老人安慰一番，又留下了100元钱。
陈锡联的老母把这位“江队长”刻在了心上，全国解放后，陈锡联将母亲接到身边，老人常向他念叨这位“江队长”如何如何，陈锡联却一直不知道这位“江队长”是何许人也。直到授衔后在上海东湖招待所一次偶遇，他才知道这“江队长”就是当年五师的参谋长刘少卿，而那时陈锡联的母亲已经去世。
陈锡联向刘少卿表示感谢，刘少卿说谢什么呀，要不是李泽兴，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哩！
李泽兴带刘少卿去见李先念出家了的妻子，可是她躲在庙里就是不见。
刘少卿无奈，只好给庙里留下了100元钱和三担谷子。随即又将阮师傅请来吃了一顿饭，也留下了100元钱。
李泽兴很是感慨：就是李先念亲自回来，也就是这样了。
后来刘少卿跟李先念说起了这事：陈锡联母亲要盖房子，所以留的钱要多些。
李先念说：“你做得对，应该这样！”
“江司令”的队伍在陂安南闹腾，鬼子们很是恼火。
陂安南这地方是大小悟山的东南屏障，现在成了新四军的天下。鬼子也好，顽固军也好，都不高兴。顽固军不高兴是不高兴，可也没脾气没本事来抢，皖南解决了新四军军部，可新四军现在遍地都是，马上就成立了个陈毅刘少奇为首的新军部，索性连青天白日都不戴了，国民政府封的那几个支队的名义也不要了，还堂而皇之地整出了7个师的队伍——还是3旅9团制的师，比国民政府给八路军的那3个两旅6团制的师还晃眼。鬼子则不然，这陂安南就在武汉的眼皮子底下，要由着新四军闹腾，他出门儿连路都挪不动几步。现在正面战场是“西线无战事”，正好腾出手专门对付这遍地开花的“四老板”。
5月间，日军在“扫荡”鄂中根据地的同时，纠集了3000余日伪军和反共武装，兵分13路，向陂安南的新四军进行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拿下“江司令”的主力和鄂东地委领导机关。
“江司令”虽然名气很大号称“司令”，可手下兵力却很可怜，原来的第九团（改编后为第四十二团）东进鄂皖边，去执行打通苏皖根据地新四军第七师联系的任务去了，现在手边的主力部队只有第十四旅旅长罗厚福的一个第四十团（原第一团），还有鄂东地委书记程坦带的少数地方武装，总共不到1500人。
硬顶肯定是不行的。
那时刘少卿、程坦率鄂东指挥部和鄂东地委机关住在李家大湾，已经住了3天。事前情报工作不够，并不知道敌人“扫荡”的确切情况。但根据游击战争“居无定所”的原则，刘少卿和程坦商量转移，可程坦认为这一带是红军的老根据地，群众条件好，不用这么着急。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看见老百姓成群众结队往北“跑反”，说是汉口的鬼子出动了。
刘少卿即令罗厚福在红毛寨、马鞍山、傅家寨一线抢占有利地形挡住敌人，掩护指挥部、鄂东地委机关和群众向木荒山方向分散转移。这对付鬼子的招法自然与对付顽固军不同，那就是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开来到处打“麻雀战”，这也是欺负鬼子虽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却地形不熟是“睁眼瞎”。
这一招很好使，鬼子到处乱撞却到处都听到枪响却到处都找不到“四老板”。鬼子们没办法就使出损招把老百姓赶到一起，鬼子们则混在老百姓当中。然而老百姓也算在战乱中“跑反”跑出了经验，都不是傻冒，看见新四军便一声吆喝一哄而散，单单把鬼子们亮出原形来迎接枪子儿。
这时刘少卿率指挥机关正好转移到木荒山下一个叫塔尔岗的地方，准备向骆驼寨转移，正好看见敌人找不着北这一幕，便命令师部作战科长邹作盛带一个侦察班向骆驼寨搜索前进，为机关转移打开通路。他对邹作盛交代：“如果那里有敌人，你们动作一定要猛，从前在抗大我给你们讲过：‘不期而遇，一定要先机制敌’，千万不能犹豫。五心不定，就要输得干干净净！”
这邹作盛是员猛将，对刘少卿的交代心领神会。当即就带着队伍奔骆驼寨而去，这一去真就遇上了鬼子，而且就是在骆驼寨下的十字路口。鬼子们一看来的新四军不过十来个人，气势汹汹便扑了上来，邹作盛也真是一点也没含糊，驳壳枪一举就是一通猛冲猛打，楞是把上百个鬼子打得近不了身，这当口警卫连又从两翼向包抄过去……
鬼子一瞅势头不对，扔下十来具尸首便逃之夭夭。
刘少卿则瞅准这个时机和程坦率机关撤到了螺丝旯下面的彭家洞，一下子就把鬼子甩开了。
在螺丝旯刘少卿一边架起电台与李先念联系，一边举着望远镜观察战场形势。这时候敌我纠缠在一起，犬牙交错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个态势对新四军有利鬼子们却十分难受，倒处都是新四军又倒处抓不到新四军，人少一点的队伍还得提防着被新四军裹了饺子馅……
罗厚福看见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了，也抬腿走人撤向麻城方向，这当口熊作芳又在敌人后边据点闹腾起来，鬼子们折腾了恁久，人也困，马也乏，后院也在起火，还连根新四军的毫毛毛都没逮着，只好灰溜溜地打道回了营，13路分进合击当然也就泡了汤。
在刘少卿看来这不是什么大仗硬仗，部队也没有庆祝。
可老百姓却传扬开了：哎呀呀，“江司令”带的这新四军真是不得了，厉害得紧，打败了几千鬼子，连根毫毛都没让鬼子们逮住……
“江岳洪”这个名字在当地流传了不少时间，以致于到八十年代，当地某些搞党史的学者找刘少卿将军了解当年情况时，还问过些令他发笑的问题：新四军五师第一任参谋长，是您还是江岳洪同志？江岳洪同志后来到哪里去了，担任了什么职务？
粉碎敌人13路合击后，李先念命令少数部队在陂安南坚持，刘少卿则回到小悟山东与李先念会了面，刘少卿将东进以来的行动向李先念作了汇报，还特别提到了邹作盛作战勇敢。李先念很是感慨：邹作盛真是有孙大圣的胆量和本事。从此后邹作盛便得了个“大圣”的雅号。
李先念对刘少卿的军事指挥才能也更加赏识，更加信任，更加倚重。
此后的7月间和11月间，鬼子们又两次合击陂安南地区，每次都安设据点，抢修公路，组织维持会，打的当然是长期占领劫掠“以战养战”的主意，然而却每次都被新四军和被发动起来的群众性游击战争所瓦解。抓来老百姓修公路，老百姓白天怠工，晚上却积极工作又把它破坏掉，鬼子们问起来老百姓还带着一脸的委屈大呼冤枉：你们有枪有炮都治不了“四老板”，他们要破坏我们又有么子办法？到处安设的据点倒处都在被封锁被围困被骚扰，常常吃不上喝不上还连觉都没法睡。一不小心还要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新四军瞅冷子打个伏击什么的，白白让人占了便宜还没处去找人。至于维持会什么的，见到“皇军”都是一脸的灿笑，一看就是良民大大的，可背过身去却常常同样带着一脸地灿笑随“四老板”给“皇军”下绊儿。真正的铁杆汉奸在这维持会的位置上根本就蹲不牢靠——人家“四老板”有专门的“锄奸队”，你要想脑袋在脖子上长得结实就得老老实实听人吆呼甭去招人生气，要不然人家掖腰里的“烧鸡腿”就要蹦出来锄你一奸……
你说鬼子他要不灰溜溜地走人儿，他还能怎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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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袭江潮二，李九皋的本钱被“四老板”盘剥一空/吃了猪不给钱犯，罗绍福“大公无私”打自己亲属的“土豪”却还是犯了纪律/打跑了曹勖保卫老百姓过了个好年，刘少卿却痛失老战友黄春庭/敌伪顽空前夹击，李先念刘少卿把暂一师变作了“战一死”/开辟鄂南“江司令”一下江南，心急火燎他要枪毙老战友罗通/ 兜住了田维中罗通忘了委屈，几年后在延安两位老战友还二一添作五共了产/刘少卿统战了“红枪会”，回到江北一场小战斗却折损了一员勇将许凌云/大悟山反“扫荡”，游击战术总教头的道道派了大用场/参谋长走马上任去当分区司令，有了“自由”二下江南却打了个不理想的仗/三下江南报一箭之仇，马钦武还是在“江司令”这里跌了份/
新四军反鬼子们的“扫荡”，顽固军却还是忘不了“反共”这挡子事儿。
8月下旬，“扫荡”陂安南的鬼子们前脚刚走，顽固军后脚就踏进边区来生事儿找麻烦。这是奉了国民党第五战区的命令：在1941年9月底前，肃清“叛军”新四军第五师。要说这国民党顽固派真是混蛋，国难当头你却跟鬼子打配合，玩儿“时间差”，前脚踩后脚来对付抗日友军新四军。
这回来的顽固军还是老对头：原来顽“鄂东游击总指挥部”第十六纵队，现如今改了个旗号叫做“湖北省鄂东保安第一旅”，就驻在江潮二、两道桥一带，旅长李九皋，也是个反共积极分子，一闯进陂安南地区就制造了一场血案，杀害了中共（黄）安麻（城）县委书记田东及工作人员十余人。
这帮家伙，打鬼子没本事，打内战搞摩擦却这般起劲。大家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全师上上下下都是一片喊打之声：妈那个×，这狗日的顽固派欺人太甚，不把他打个死去活不来对不起死难的烈士也对不起根据地遭难的群众。李先念等五师首长策划一番作出决定：打掉这个上门来找死的保一旅。打不死它也要把他打个缺胳膊少腿，让大大小小的顽固派们也尝尝五师的厉害。
侦察摸清情况后，五师主力分两路发起攻击：第十三旅攻击江朝二保一旅旅部及一团两个营；第十四旅和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攻击两道桥、袁家河、叶枫河保一旅一团另一个营及二、三团和黄安自卫队。第三纵队第三支队则位于两道桥以西梅家坳为预备队，监视及准备阻击可能从黄安城前来趁火打劫的鬼子。
8月31日晚上，部队冒雨出发。
从七里坪过倒水时，雨越下越大，部队被暴涨的河水挡住了，李先念命令部队全部轻装，只带枪支弹药抓紧时间徒涉过河。会水的刘少卿和周志坚则组织了一些会水的同志拖着用背包和绑腿带结成的“纤绳”先游过了河，然后其余不会水的同志再抓着这“纤绳”悬着吊着徒涉过去，而卫生部的女同志们则坐在大脚盆里用“纤绳”拖了过去。
一过了河，两部部队则按预定计划，分别包围了江潮二、两道桥、袁家河、叶枫河。第三纵队三支队进至两道桥以西梅家坳构筑阻击阵地，准备打援。午夜时分，攻击部队发起猛攻，保一旅压根儿就没想到“四老板”会在风雨交加的夜里来扫荡，一下子就炸了营，乱冲乱撞想冲出去，却都被猛烈的火力给打了回去。这一天晚上，此起彼伏的枪响声响了整整一个晚上，半边天都被战火染得通红。拂晓时分，江潮二的保一旅一团和黄安自卫队全部就歼，两道桥、袁家河、叶枫河等地的保一旅二、三团也被大部歼灭。五师俘顽军千余人，活捉保一旅参谋长王子法，缴枪900余支，轻重机枪15挺，大获全胜。
仗打赢了还得一手打一手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还得高高举起，刘少卿让人把王子法带到李先念面前：王参谋长来来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五师师长李先念将军，想必你早就知道他的名字，打从鬼子来这地儿，他就领着我们抗战从鬼子手中收复失地，你们却是见鬼子就跑只会跟抗日友军搞“摩擦”，前头袁绍祺来破坏我们根据地糟践老百姓，还屠杀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被我们打得屁滚尿流你们这回却还是不长记性，你们这么着“反共”反来反去究竟有什么好果子吃呀？我看你们别再这么张牙舞爪还是和新四军做朋友的好，我们打算放你回去，你也好好跟你们上上下下好好讲讲这个道理……
王子法惟惟诺诺连道惭愧惭愧：兄弟一定遵命一定遵命。
这一次胜利不仅使大小悟山的东南屏障更回牢固，还在黄安以东开辟了新的根据地，被鬼子汉奸和顽固派分割的陂安南、安麻、冈麻、罗礼等抗日根据地从此也连成了一片。而且一次搞掉了顽固军一个旅大半4000多人，极大地显示了五师的力量，也让程汝怀结结实实地得了个教训。李九皋这支反共队伍从此一蹶不振，剩下的那点兵马最后还是被共产党斗争与统战两手盘剥得血本无归——次年2月，他剩下的人马中大半被一团团长张维生拉走，成立了“鄂东抗日自卫军”，不久也成了新四军的队伍。剩下的少数残兵败将也在麻城乘马岗被五师第十三旅的部队解决。
刘少卿后来回忆时感慨道：豫鄂边区在皖南事变和第二次反共高潮后能不断地取得胜利，粉碎了鬼子的扫荡顽固派的摩擦，还扩大武装扩大了根据地，主要原因是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原局正确领导，边党和五师领导集体团结一心，积极贯彻了中央和中原局的方针政策，牢牢把握住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三大法宝。如果没有这些，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胜利。特别是统战，既不能象长江局王明那样自己放弃领导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又不能象内战时期那样搞关门主义，自已绝了自己的朋友。“统”“战”是一对辩证关系，两者相辅相成，要又“统”又“战”，又打又拉，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不打不足以昭示力量，不统不能够壮大力量。……
的确是这样，刚拾掇完这找死的李九皋，国民党五战区的部队分三路进攻信南、鄂中根据地，桂系的第一七四师配合程汝怀的几个保安旅，也再次开进了大小悟山根据地。不过这会儿打出的旗号的比较冠冕堂皇：配合六战区的国民党军跟进攻湘北的鬼子们打仗。这一回五师对付的策略也是两手，一边堂而皇之地发表声明，表明共产党团结抗敌的主张，五师将士和根据地人民将给予一切爱国抗日的军队一切可能的协助。各地党组织也组织群众欢迎，筹集粮草，提供情报，收容伤患，带路派房，统战搞得是有声有色；另一边则根据新四军陈毅军长的指示，准备东进鄂皖边，与新四军二师和七师相配合，“大闹大别山”，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震慑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势力。然而这国民党部队不象共产党部队，他们在敌后还是呆不住，还没等五师东进部队在鄂皖边闹腾起来，进攻湘北的鬼子一收兵回到原据点，他们畏惧日军打击，还是抬脚就走了人。
这样一来，反而让五师扩大了政治影响，争取了中间势力，使顽固派更加孤立。以后要再来跟新四军搞摩擦抢地盘，讨不了巧不说，理也占不住，政治上站不住脚，军事上更没便宜占。
从此后，五师完完全全地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
蒋介石策划皖南事变的本意是削弱新四军，殊不知新四军在事变后反而更加壮大。
这才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打了胜仗老天爷也开眼放了晴，“四老板”们一路欢欢喜喜班师回营。
走到佛塔山宿营，却有老百姓找上门来，要状告新四军。
那天李先念刘少卿住在一个地主家里，夜里却听见外边卫兵在和一个老太太吵吵，老太太口气挺大，开口就指名点姓要找李先念。卫兵好言相告首长们已经休息，能不能明天再说？可这老太太却象见过些世面，压根儿就不怕这些背枪拿刀的大兵：我是红军家属，家里就有党员，我可知道新四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你们队伍那些规矩你这毛头伢子可能还没我清楚哩……
刘少卿出来迎住老太太：“老人家别着急，请坐下来喝口水慢慢说。”
“你们这里有个罗厚福吧？他是我侄子，前几年吃了我一口猪，一个钱也没给。”
“老人家，你怎么知道是罗厚福干的呢？我们一直是买卖公平嘛！”
嘴上这么说，刘少卿心里其实也明白了几分：这罗厚福平常有点吊儿郎当胆儿也忒大，队伍穷得饿得没招的时候完全可能干出这“共”自己亲朋“产”来救穷救急救饿的事情来，身为旅长还是老红军竟然全没一点政策观念，这回可是要好好整顿一下他。
李先念听了也哭笑不得：罗厚福这家伙老犯纪律这回恐怕不能饶他了。
老太太被刘少卿请进来还好吃好喝的款待，刘少卿问她这猪有多重能买多少钱。老太太说这可是只肥猪要买200块钱哩。刘少卿让后勤的同志给了她400块钱，好言道了歉还让人把她送回了家。
回过头李先念叫来了罗厚福，黑着脸劈头就问：“你在这里犯过纪律？”
罗厚福还是那么嘻皮笑脸吊儿郎当：“没有，我是遵守纪律的模范！”
“你姑母的猪是你弄去的吃了吗？人家告上门来了！”
“噢，那是我姑妈呀！再说，她们家还是中农嘛！……”罗厚福不以为然。
刘少卿说中农是团结对象中央早有政策你知不知道？你还是高级干部了怎么还尽弄出这些上不沾天下不靠地的事情来？这事情张扬开了对党对部队的形象是什么影响你想过没有？
罗厚福这下没咒念了，只好老老实实认了错。
这事儿后来通报全师批评，罗厚福狠狠被传了一名，再不敢随意乱闯红灯了。
转眼间，1942年到了。
年前，李先念、刘少卿、任质斌等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寇抽兵南调，武汉外围守备大多为伪军担负的情况，决定抓住时机，作进一步的战略展开。向南开辟（汉）川汉（阳）沔（阳）地区，向东再进鄂院边地区，以便扩大新的敌后根据地，恢复与新四军第七师的联系，彻底粉碎日伪的“扫荡”，在地域上从东西两面构成对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态势。
向南很快打开了局面，王海山周志刚率第十五旅在周志坚第十三旅配合下，于1941年12月和1942年1月间向伪“定国军”刘国均部发起进攻，经过大小14次战斗，歼灭其第一师汪步青部5000余人，第二师李太平部1000余人，俘其950余人。其间，还把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出来增援的鬼子们给予痛击，毙伤鬼子200余人。这一来，不仅扩大了根据地，还形成了北控汉水，南扼长江，东逼武汉，西迫荆（州）沙（市）之势，连武汉的老百姓到处传扬“鬼子长不了了，将来这武汉三镇一定是‘四老板’的。”
稍带着，还把“定国军”的兵工厂也抬回了根据地。
与此同时，吴林焕张体学率第十四旅也东进鄂东，向皖西进军，配合新四军第二师和第七师在皖东、皖西的反顽作战。1942年1月间，李先念亲率第十三旅和特务旅各一部进入薪春，并在活（水）蕲（春）交界的三角山与第十四旅部队会合，并根据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向程当怀部发起进攻，首战攻克浠水，再战告捷广济，在正向鄂皖边新四军进攻的顽固派的后院里，放了一把火。
这期间，刘少卿率五师的司政机关、抗大十分校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驻在随（县）安（陆）京（山）交界处九口堰，这地方就在大洪山脚下，是个可以随时机动的位置。大概就在李先念率第十四旅部队准备发起浠水战斗时，这里也发生了一场名不见经传小战斗。
战斗胜利了，但刘少卿很悲痛——他的老战友，抗大十分校政治委员黄春庭，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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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月16日，刘少卿刚从地方上借了150担粮准备让部队好好过个年，老百姓却跑来告状：驻随南柳林店的国民党“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六游击纵队”曹勖部两千多人从柳林店那边过来，到根据地来抢年货了！你们快管管吧！
这曹勖是个黄埔二期生，反共积极分子，现如今官拜“六游击”中将司令。老百姓想让“四老板”管住他，其实只有一种办法：打。刘少卿闻讯也火冒三丈：那还了得，这不是不让我们过个好年么？我们过年还得客客气气打借条向地方上借粮，你们却他妈的一上来就犯抢？
抗大十分校就住在附近任家河，刘少卿命令校长肖远久、政治委员黄春庭率学员配合随南游击支队去迎击这股顽军。说实话，刘少卿也没怎么把这伙兵痞队伍往眼里瞅，他对肖远久黄春庭下命令的同时心里也不是很在意：“你们打了胜仗回来，我带司政机关和直属队到围山麓迎接你们凯旋！”
刘少卿估计得很准，这股顽军抢老百姓恁有本事，打仗却是不济，肖远久黄春庭带队伍跟他们稍一接触，只一个回合，这伙兵痞子就溃败下去，一路向柳林店方向逃跑。老百姓高兴坏了，一路欢天喜地撵着新四军队伍欢呼助威。
肖远久黄春庭带着队伍追了一阵，缴了枪也抓了俘虏，看看顽固军也跑远了，就坐在一棵树下休息，不曾想这时候却飞来一颗冷枪子儿，正打在黄春庭身上。
这位红军老战士当场就牺牲了——他当时才38岁。
刘少卿悲痛万分，昼夜难眠。一闭上眼，穿着日本黄呢子军大衣的黄春庭就出现在他眼前。
黄春庭是湖北省沔阳县仙桃镇危家台人，其人生经历跟刘少卿大致相似：家境非常贫寒，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农民运动。1928年又扛起一根梭标参加了南昌起义失败后刚回乡拉队伍的贺龙领导的赤卫队，1930年红军主力转移时，敌人反攻倒算，他一家兄弟五个，有三个都被敌人杀了，老婆也被敌人抓去卖了。他硬是一个人用菜刀铁铲杀了出来，逃到武昌自己把自己卖了壮丁。1933年队伍到江西“剿共”时，他又联络了几个弟兄，一起拖枪过来当了红军。
到了革命队伍，人很活跃又有些文化底子的黄春庭很是如鱼得水，“进步”也很快。当红军后先到红军学校学习，然后又留校任教，很得陈赓校长的赏识。他先后担任过连长、军事教员、团政治委员和抗大十分校政治委员。他和刘少卿结识于长征路上——那时他们同在教导营长当连长，同生死共患难，一起用“量天尺”量过了两万五千里的征程。长征到贵州时，教导营第一连一位姓吕的连长开了小差，这人是和黄春庭一起从白军拖枪过来当的红军，于是就有人怀疑黄春庭是不是也有开小差的可能？于是他的连长职务被撸了，被调到刘少卿所在的三连长当了军事教员。恰好那时刘少卿也在走背字儿，都有一肚子的委屈，常常在一起互诉衷肠，也互相鼓励要经得起党对自己的考验。两人就这么互相帮助互相勉励着走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用事实证明了他们都不愧是党的忠诚儿女。
再后来，他们一起到了中原，刘少卿任挺纵的参谋长，黄春庭当了二团队的政治委员，两人又一起战斗了近三个春秋。黄春庭刚当二团队政治委员时，心中没有底，跟刘少卿嘀咕：“少卿啊，我一直搞的是连队工作，现在要我领导一两千人，我心中没底呀！”刘少卿还笑着安慰他：“这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呀，你这么聪明一个人，把你当年拿斧头杀出重围的劲头拿出来，照毛主席的办法搞，别说一两千人，三五千人也能领导嘛！”
黄春庭很受鼓舞，说少卿你的嘴比我还能说呀，好，我去干。
大山头反顽战斗时，黄春庭带着二团队二大队参加战斗。刘少卿运作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两个法宝，黄春庭在下边就把政治工作做得风风火火，把大家的劲鼓得足足，打起来时，他和二大队大队长曹玉清一起举着驳壳枪带头冲锋，把顽固军打得稀里哗拉。杨弼卿部队起义后编为十团队，黄春庭又被派往这个团队任政治委员，半年之内就把这个前伪军部队改造得象模象样，后来还变成了五师挺不错的主力团。
“皖南事变”后，黄春庭调任原挺纵随营学校改编的抗大十分校政治委员。
这才刚一年，就牺牲了。
刘少卿悲惯赋诗：
身先士卒独捐躯。
党失良才我失友，
遗恨绵绵永无期。
痛失战友的刘少卿没法过多地沉浸在悲痛之中，新的战斗还一个接一个地等着他。那时节，对战友最好的怀念就是用战斗的胜利来完成战友的夙愿，五师这一年的任务是一个接着一个，根据地在扩大，战斗在延续，还有更严峻的局面等待着他们去改变……
的确如此，春节刚过没有多久，五师就面临空前严重的敌顽夹击的局面。
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的一年，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这是最艰苦的一年。
那时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德意三国也结了盟。而在在1942年春夏之际，无论是苏德战场，还是太平洋战场，还都纠缠得难分难解。按理，日军在华兵力和兵员质量因太平洋战场的调用而有所降底，中国战场应该是大有作为的时候。然而既或是在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心思也还是重于抗战的意识：这个时期正面战场的交锋反而较前两年更为沉寂，日军军力因而能够得已将重点转向敌后抗战的共产党部队。1942年初春，国民党当局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判定德国对苏联发起夏季攻势后，日军主力必然北上配合。于是认定这又是个解决在抗战中日益壮大的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好时机，拟借口“援苏”，进攻华中、华北解放区，首歼华中新四军主力，给五战区部队的任务则是“在短期内解决新四军五师”。
本来是个抄鬼子后路打鬼子的好时机，却被用来对付抗日“友军”。
五战区的这一次反共摩擦的高潮，从4月初开始，一直延续到年底——整整8个月。
国民党顽固派这次对豫鄂边区的进攻，是政治、军事、经济全方位的，经过相当长期的酝酿和准备，布署也显得非常周密，军政相互配合，武装每进至一地，即建立政权和行政机构，四处编制保甲，组织“五家连座”，搅得老百姓纷纷“跑反”，人人都咬牙切齿痛骂鬼子糟践我们得还不够，还要挨这“国军”的祸害。这顽固派反共反得不择手段不顾廉耻，甚至不惜与日军商洽协调行动——程汝怀等就曾至函麻城的伪县长，要求日伪军在其进攻五师时“予以谅解”，并保证“决不攻击日军”，与新四军作战时“必距（敌）八里之外”，还跟汉口日军特务部门交涉“承认彼此为中立军”，“互不侵犯”，“六游击”那个曹勖甚至派人请求京（山）安（陆）等地伪军“配合进剿”。4月间，乘日军发起浙赣线作战时，五战区对豫鄂边区的作战行动全面展开：陈鼎勋第四十五军、池峰城部第二十七师、王认曲的暂一师、保九团、曹勖的“六游击”等部，开始经随南、安陆向应城、云梦地区进攻，深入了根据地腹地；原与新四军有良好统战关系的冯治部第六十八、第五十九军在战区长官部严令之下也向信罗、襄西、襄东地区进行“清剿”；鄂东桂军则兵分三路向鄂东根据地进犯。大悟山、京山、天汉、襄西等地还不断受到日伪军的“扫荡”，日伪军到处增设据点，对根据地进行“蚕食”，配合得十分默契。
进攻边区的国民党军部队竟达十万之众。
而且在这段时期，由于连续两年旱灾，现在又面临春荒，边区的财政也出现了严重危机。
4月底，形势已经相当严峻，随南、京安一带已被顽固军占领，李先念刘少卿率司政机关和主力第十三旅、第十四旅及第十四旅第四十团共7个主力团，在礼北、信南一带集结待机，准备在顽固军找只出头鸟来打。这时候，经过中共鄂东地委和派驻张部做统战工作的蔡光耀夫妇努力，在2月间脱离李九皋起义的原保一旅一团张维生部移驻禹王城，改了个名头叫做“鄂东人民自卫军”。之所以叫这个番号，是因为当时中央有建立有建立统战性质的“外围军”的指示，五师在执行中比较机械，也就把张部当作“外围军”处理了。其实这事儿这样办反而有些拖泥带水，张维生部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国民党那边儿回不去，共产党这边靠不扰，驻在根据地，给养无法解决，处境很是尴尬。而五师拿着也比较棘手，这旧习不改的前伪军驻在根据地要影响地方工作不说，让他们自己解决给养必然产生扰民问题不说，还有可能在形势严重逼迫他们或填补蒋少瑷的空子再次附顽的可能——用刘少卿的话来说是“吃了是块肉，吐了是根骨头。”还不如当时就直接把它收编成五师的队伍。
李先念征求参谋长意见，该怎么处理张维生这队伍？刘少卿很直截了当：这是支有奶便是娘的队伍，我们不吃掉它，桂系部队来了也要吃掉它，值此非常时期，与其任其附顽裹人之腹，不如断然拿下为我所有。于是李先念也最后定下了决心：解决他。
4月30日，由刘少卿带第十四旅的部队把张部包围起来缴了械，张部没怎么抵抗就被解决。虽然张维生态度还算不错，后来与新四军还成了很不错的朋友。但因为行动匆促，在张部做统战工作的蔡光耀夫妇没有得到通知，跟他一起在张部从事统战工作的妻子还被伤了一只眼睛，所以蔡光耀对此也很有意见。
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李先念刘少卿也集中精力开始策划这次反顽作战的首战。
5月下旬，根据侦悉的情报，五师首长在白果树湾召开了旅以上干部的作战会议，讨论如何打响首战。会一开始李先念就开门见山：顽固派这回是多路来犯，我们也不可能处处设防，只能集中主力在手，相机以运动战方式击破敌人。究竟如何打，打哪个，请大家发表意见。
大家畅所欲言，议论一阵，有人认为现在应该避敌锐气，继续疲惫敌人，尔后择其孤弱者打击之；有人认为现在就应该斩断其一路，杀一杀敌人的嚣张气焰……
刘少卿的意见是枪打出头鸟，逮住最积极的敌人一路主力打击之：现在进占京山圣场一带的暂一师王认曲就是盘好菜，他现在归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指挥，属嫡系部队装备很好，一色的捷克式马步枪轻机枪，这绝对是一笔洋财，弄过来我们可以好好换换装。更重要的是这家伙没受过我们打击，现在气焰正盛位置靠前突出，他后边儿一个“六游击”曹勖吃过我们的亏比较谨慎，另一个“独一支”戴焕章我们有统战关系可以让他保持中立，派少量部队看住他们我们就可啃一啃这个硬核桃，打了他汤恩伯会肉痛其它角色也会被震撼……
李先念最后拍了板：我看总长这个意见很好，打蛇要打七寸，这暂一师3个团彼此靠得很近似乎不太好啃，但我们出奇制胜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捞一把就走，我们可以先以小部队和地方武装骚扰和疲惫它，让它以为我们就是这等本钱继续骄横狂傲，然后我们主力突然出击，狠狠敲他一锤，如此我们有可能打破顽固派的“清剿”计划。
于是刘少卿按师长的决心和意图具体部署一番：第十五旅第四十三团在圣城西南进逼并监视曹勖的“六游击”，让王认曲误认为我们要拣“六游击”这个软柿子捏，第十三旅主力隐蔽集结于坪坝，待机向圣场发起攻击，我和师长率师指就在宋家冲万家湾指挥战斗。
五师首长的意图贯彻得相当不错，“独立第一游击支队”被朱明达的统战统得很成功，戴焕章挺义气地表示他绝不与“四老板”为敌，你们打王认曲我保持中立绝不去增援，还可以接济你们子弹，所以这个方向仅放了一个连；圣场西南曹勖的“六游击”被第四十三团盯住精神紧张也是不敢动弹。6月4日晚上最后敲定第十三旅第三十九团为主攻第三十七团为助攻，于5日凌晨向圣城的暂一师第二团发起攻击，力争全歼，得手后再向古城畈和刘店发展；第三十八团则进至同兴店、张家湾、卢家畈、陈家湾一线，断敌逃往古城畈的退路，同时准备阻击古城畈暂一师师部和第一团前来增援之敌。第四十三团则同时向圣城西南的“六游击”攻击，打得他不敢动弹……
6月5日凌晨时分战斗打响，第三十九团冲进圣场街中时，暂一师的官兵们还在呼呼大睡，然而清醒过来时抵抗也很是顽强，双方很快进入争砖遂瓦的巷战，激烈的枪声一直延续到太阳高高升起……
不过，暂一师再凶也凶不过“四老板”：敌团长挥着手枪狂呼乱喊督战时被乱枪击毙，10点左右，看看再扛下去也没什么戏的敌副团长不得不率部下缴械投降，“四老板”们一下就弄过来6门当时还很稀罕的德国造山炮、60多挺还泛着烤蓝的捷克式机枪和700多支捷克式马步枪。老百姓兴高采烈都说“四老板”打得真是解气，还送了暂一师一个挺有趣的雅号叫“战一死”。
部队稍事休息，当晚6时第十三旅又向古城畈暂一师师部和第一团发起攻击。
王认曲开始顶得还象回事儿，甚至还向第十三旅部队发起反击。这时候在师指的李先念刘少卿从望远镜中看见敌人已经脱离阵地反击了上来，而第十三旅这时候却既不乘此良机发起反冲击，也没见撤下来。
李先念很是生气：“总长你赶快去看看，这个周志坚搞什么名堂，睡着了么？”
刘少卿赶到前边一看，周志坚真就是“睡着了”——他正躺在茅屋里呼呼大睡，外边儿打得热火朝天也没搅了他的好磕睡。刘少卿又急又气上前几巴掌把周志坚拍醒：你还不快起来人家都要抓你俘虏了，赶快组织反冲击把敌人打下去。周志坚睡眼朦胧看见“总长”就在眼前，哪里还敢怠慢一跃而起就下达了“吹冲锋号，把敌人打下去”。
冲锋号一吹响战士们挺着刺刀呐喊着跃出战壕，一个冲锋就把“战一死”打得狠狈溃逃，又送给“四老板”百十条捷克枪百十个俘虏兵。王认曲一看“四老板”这个阵仗知道撞上了五师主力，立刻认了栽带着队伍弃阵而走，这时候本来可以断敌后路的第四十三团参谋长潘化朋却就在李先念刘少卿的眼皮子底下带着队伍撤出了战斗，李先念当即下令撤了他的职把他捆了起来……。
虽然战斗结果并不完美，但一下子打掉了暂一师这个嫡系部队一个团，缴了一大堆铮明瓦亮的新装备。给敌人造成的震撼还是很大的，五战区的顽固派们也知道这五师是新四军的主力兵团，再不是几年前那支破枪烂炮的游击队了。从此后跟五师部队接触，再不敢得意忘形而是小心翼翼亦步亦趋了。
李先念很是高兴：“罗日的，让汤恩伯得个教训，老子不是好惹的！”
圣场战斗虽然给了顽固派以沉重打击，但顽固派的进攻仍未停止。各路国民党进犯军继续向边区中心区推进，日伪军也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汉沔地区、汉孝陂地区地区被“蚕食”的情况尤为严重，根据地的公开政权和武装被迫撤出。边区许多重要山地和湖泊地区，先后被顽军占领或被敌伪“蚕食”。边区领导机关和十三旅等大部主力一度被压迫至平汉路以西、涓水以东的狭长地带。
6月底，国民党第三十九军刘和鼎部侵入黄安八里湾，疯狂屠杀边区的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和地方工作人员。这位刘和鼎是位黄埔生，队伍也是嫡系部队，当时名义上隶属第三十三集团军，不归五战区节制，装备很是整齐，都是清一色的“中正式”。那时李先念和刘少卿正率第十三旅主力和师特务团在平汉路西待机，得到情报后决定对这股顽固军还以颜色——用李先念的话来说就是“管他什么式，老子也要跟他拼一拼”。
于是刘少卿率第三十七团和特务团远程奔袭八里湾，经两个昼夜的激战，又把两个营的“中正式”兜入了囊中。这时候，地方部队又在麻城、商城一带顽固军后方开展游击活动，顽固军被迫后撤，鄂东根据地的紧迫局面开始有所缓解。
鄂东形势刚有起色，刘少卿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使命——南渡长江，巩固鄂南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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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起来这个使命也不新。
“开辟鄂南”，是李先念在去年新四军五师成立后不久就与他的主要军事助手刘少卿讨论酝酿过的蓝图——那时鄂南地区的游击战争正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李先念将这个设想上报了新四军军部和中央军委，很快就得到军委的肯定：
目前五师是处在敌伪和顽军双方夹击和压缩的紧张中，先念7日电提出坚持原地，开辟鄂南的意见基本上是应当的……进入鄂南的部队须依过去的经验教训，一开始就着重各种政策的正确执行。建立巩固的群众基础，不要虚张声势，而耍切实工作。因此，同意派得力干部去鄂南掌握政策。②
这里所说的“过去的经验教训”，是指鄂南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在发展中经历的种种曲折。鄂南这地方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鄂南局面要一打开，既可从地域上隔江与鄂东黄冈、蕲春、黄梅、广济连成一片，东接皖东、赣北新四军第二师、第七师的根据地，改变五师孤悬敌后的处境，减轻敌伪顽对豫鄂边区的压力，扩大五师回旋跳跃的范围，还可与天门、汉川、沔阳的新四军五师兄弟部队携手向南发展，形成对武汉日军的包围，实现新四军军部“控制长江下游的战略意图”，并创建新四军向南发展的基地。
鄂南早就有党的组织在活动。武汉沦陷前夕，中共湖北省委、湘鄂赣特委先后派出何功伟、赵勤、刘青、许保民、黄全德等人到这里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李先念率部挺进鄂中的同时期，这里的民众还捡起溃逃的国民党军丢弃的枪支弹药，建立起一支支抗日武装，声势曾经相当浩荡，曾一度发展到5000人枪之众。可惜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那个“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政策一出笼，加上长江局当时那个“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干部的缺乏，党组织对这些群众武装没有及时地担负起领导责任，政策方面又存在着许多偏差，这些缺乏统一领导的武装又纷纷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特别1940年6月第二次“平江惨案”后，中共湘鄂赣特委被敌人破坏，鄂南地方党组织失去领导，抗日活动的局面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于是中央决定，将鄂南党组织转归豫鄂边区党委领导，并由红军老战士李平拉起过一支抗日武装——鄂南抗日挺进队，逐渐发展成为由红军老战士李平为首的中共鄂南游击地委领导鄂南独立五团，创建了樊湖、武北抗日根据地。独立五团辗转征战，扩大了根据地，也屡屡给日伪军以打击，对武汉的敌伪形成了威胁。
就在李先念和刘少卿酝酿开辟鄂南计划的差不多同时，武汉的日伪军在特务汉奸的配合下，对鄂南地区进行了反复“扫荡”，独立五团因力量悬殊，鄂南党组织本身又存在着诸多战略战术和政策方面的问题，故而始终没有摆脱被动局面。在1941年7月的夏家塘战斗中，更是遭受了重大挫折，团长黄甦、政治委员兼鄂南中心县委书记黄全德等人被俘，被敌人残酷杀害，队伍也损失殆尽。鄂南的党组织和地方政权也因此遭受到重大损失，游击战争又一次陷入低潮。
而这时应中共鄂南中心县委派主力部队支援鄂南地方武装发展根据地的要求，五师第四十一团政治委员罗通正率部从团风王家寨南渡长江，准备在鄂南独立五团配合下攻打梁子湖的独山、鲊州，不曾想一上岸却得到了独立五团严重受挫的消息。罗通掂量了一下形势：这里前有湖，后有江，地形狭窄不便大部队展开，也不敢贸然打无把握的攻坚战，拉开队伍围着段店、华容、葛店的敌伪据点绕了一圈示威后，又从葛店返回了江北。
五师主力部队第一次南渡长江进入鄂南，就这样匆匆匆而去，匆匆而回。
此后，为了迎接主力再次渡江，李平、雷同等人受边区党委和五师首长派遣，组织了一支精干的武装，于1941年8月间重回鄂南山区，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转战，恢复了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和地方政权，并收集了大量的情报，为主力南渡完成了必要的准备工作。
1942年5月初——也就是五战区的国民党军执行蒋介石“三月密令”，向鄂中、鄂东根据地发起“进剿”，而日寇又发起浙赣线作战的同时。五师首长决定利用鄂南地处第五、六战区间的有利条件，实施“开辟鄂南”计划，扩大五师的战略回旋余地——吴林焕、张体学正在鄂东的第十四旅主力甩掉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分东西两路渡过长江，挺进鄂南，准备建立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根据地。
5月26日，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联名向中央军委上报了鄂南的情况和开辟鄂南的计划，得到了军委的肯定。
第十四旅这次过江带有战略侦察性质，没有打大仗，但一路宣传和组织群众，恢复党组织和地方政权，消灭了不少敌伪和土匪武装，粉碎了鬼子的“扫荡”，还清除了军统的几支特务队伍，缴获了电台和一批当时很罕见的美式武器。两个多月时间，就初步打开了鄂南的局面，东西路部队也于7月中旬在咸宁高槎桥实现了会师，随即便策划在谭家桥、傅定山和刘仁八地区打几个大仗，以进一步巩固鄂南根据地。
也是有意思，就在这个当口，顽“湘鄂赣游击挺进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田维中、第八纵队第一支队廖义华部陈兵谭家桥、傅家山一带，不断派出部队袭击十四旅后勤机关、学校和外出工作人员。在得知“四老板”主力尚未返回龙角山之机，田廖二部便倾其主力3000余人向刚建立的筠山、龙角山根据地的留守部队进攻，这时罗通正好率部返回龙角山，途中经三溪口、刘仁八时听到这个消息，便乘虚抄了田维中的后路，还顺手牵羊打到傅家山廖义华的司令部，差一丁点儿便活逮了廖义华。
刘少卿就是在这个时候，率特务团来到江北，准备过江指挥这次行动的。
6月间，边区党委和五师首长在讨论进军鄂南问题时，就决定在“顽军暂未向我大小悟山大举进攻之前”，“暂时停止与顽军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而派刘少卿化名“江岳洪”指挥主力一部向鄂南挺进，增强鄂南的力量。当时曾经给了刘少卿一个名义——“鄂南指挥部指挥长”[ 据刘少卿将军自述，这个职务没有正式宣布过。]。陈少敏则提议派边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担任政治委员。而派刘杨二人前去指挥的背景是边区党委和五师首长决心把鄂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单位”，“造成向赣北发展的形势”。
但这次杨学诚没去成，他得了胸膜炎。
杨学诚很是遗憾：“总长真对不起，40年开辟天西，跟你学了不少东西，这次下江南一定会更出色，可惜我却不能与总长同行……”
刘少卿安慰他一阵，便带上参谋和警卫人员赶赴黄冈，准备率特务团渡江。
到了黄冈的林家大湾（林彪的家乡），刘少卿立即电召已在江南的第十四旅旅长吴林焕和第四十二团政治委员罗通过江，商量下一步行动。吴林焕和罗通昼夜兼程赶到江北与刘少卿见了面，大家一致认为这田廖二人不知好歹来找麻烦，咱们决不能示弱，一定要彻底解决他们，否则无法在鄂南立足。于是决定，由刘少卿吴林焕罗通等率特务团配合第十四旅过江攻击谭家桥和傅家山，已在江南的张体学熊作芳则率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团从龙角山向刘仁八攻击，约定两路部队在8月2日同时打响[ 湖北版《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的记载与刘少卿将军的回忆有出入，刘少卿将军回忆谭傅刘战役发起日期是7月30日，7月31日即返江北。存疑。]。
过江很顺利，这里是刘少卿的家乡，当年送他出逃的“淘气三爹”就在长江上撑船，此人在江湖上很有些声望，连汉奸都不敢轻易找他的麻烦。就是别姓的船，也听这位“淘气三爹”的招呼。刘少卿、吴林焕、罗通等率特务团分乘条“淘气三爹”招呼来的几十条船从长圻嶛启渡过，于藕塘登岸，悄悄穿过碧石、铁山、保安、金牛等日伪据点，抵达杨家垅杨桥。
这时候，张体学率领的第四十一团、第四十二团也到达太子庙、大王殿和藕池等地，与刘少卿等所率特务团一起，对九宫山下的巴山姜、刘仁八的“湘鄂赣边区游击挺进军第五纵队”田维中部形成合击之势。
因为罗通比较熟悉情况，刘少卿要他给特务团部署战斗。罗通部署一通，完了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都说没什么意见。罗通便请示刘少卿和吴林焕：两位首长有什么指示？刘少卿说特务团现在只有政委没有团长，这次战斗就由你来指挥特务团。
“不要这样……”罗通认为我是第四十二团政委，岳林是特务团政委，这样恐怕不妥。
“你怎么不听招呼！不听招呼就拉出去毙了！”
刘少卿一下子就上火拍了桌子——他误会了罗通的意思，仗眼瞅就要打响你还推来推去？
这位罗通是刘少卿的老战友了，也不是个等闲之辈，立马就跟刘少卿拧起了脖子：
“我是团政委，中心县委书记，归上级党委管，你杀不了我。你让我代理团长可以，但队伍是你带来的，不是我带来的，应该你指挥不是我指挥，你叫我布置任务我布置了，对的你肯定，错的你指出，怎么不等人话说完你就发脾气？……”
人家罗通说得真还是在理。这一年五师在敌顽夹击下处境困难，罗通率部队南北转战，从安徽泊湖回到黄冈，马上就过江来，一连两个月来泥里水里泡着，部队拖得很疲惫，罗通本人高烧未退就几经辗转过江到林家大湾研究部署战斗，结果跟这儿一句话没讲完就“枪毙”，怎么说，也差点意思。
刘少卿着急也有可理解之处，他此来肩负重任，打好打砸都要一人承担责任，心理上压力很大，当然处理问题时也很急躁——或许也认为罗通是老战友，正是个渲泄的对象。
两人被吴林焕拉开了。罗通带着一腔委屈投入战斗，打得特别勇敢。一个人冲在战士们前边，也不隐蔽，心想打死算了！结果敌人的子弹竟纷纷躲着他跑，他带着随身的两个班冲上一个山头缴了枪还抓了俘虏，他自己还亲自缴了两条枪……
战斗很顺利，刘少卿亲自向第四十团第二营营长许凌云交代：“你带一个班，穿过敌人的岗哨，直插巴山姜，把田维中的司令部给端了！”这位许凌云是个广西人，在桂军当了8年的连长，去年初带着一个排过了投了新四军，在抗大十分校学习后回来当了营长。此人岁数比刘少卿大，是个老行伍，打仗十分骁勇。他按刘少卿的交代一家伙就插到了田维中的司令部，这司令部里的人还在睡大觉，被许凌云等拍醒了还梦里梦咚不知这是何方神圣从天而降。许凌云很得意洋洋地宣布老子就是你家“四老板”，刚从江北过来的，你们服也不服……
田维中的1600多人枪，这回全送给了“四老板”，只跑了不在司令部的田维中父子等20多人。廖义华也被解决大半，战斗结果如预期那样还算圆满。要说美中不足就是刘少卿的粗暴的急脾气伤害了老战友罗通，好在打了胜仗罗通的气也消了，两人后来还是生死与共的好战友，战友谊患难情也一直延续了他们的一生。后来刘少卿回到延安住了疗养院，罗通去看望时还把身边仅有的28个银元和3000法帀与他二一添作五共了产，刘少卿虽然是个傑傲脾气但对这位老战友却怀着深深的久疚，直到八十年代两人在北京见面时还连连道歉不已……
仗打赢了，刘少卿又盯上了梁子湖的“湘鄂赣游击挺进军”第四纵队盛瑜手下的马钦武部。这支部队吃的是敌顽两边的饭，还是军统的“别动军”——盛瑜的副司令成渠后来就当了汪伪的“鄂南保安司令”，还一直与盛部保持着热线联系。当地老百姓对他们那是恨之入骨，都盼着“四老板”能早一点把祸国殃民的汉奸军早点给拾掇了。刘少卿这时鄂南的情况也摸得比较清楚，就准备养精蓄锐狠狠打一仗，包了这帮汉奸的饺子。
然而这时“友军”又来生麻烦了。8月5日，九战区三十集团军王陵基率川军第七十二军之新十三、新十四、新十五师和“湘鄂赣游击挺进军”等土顽部队约二万之众，越过崇（阳）（阳）新公路，兵分两路铺天盖地向刘仁八一带扑来，沿途竟声称“不打日军专打新四军”，而沿途的日伪军竟然也纷纷让路，幸灾乐祸地等着看他们又恨又怕的“四老板”吃“自己人”的枪炮。而江北的程汝怀部也向江边推进，要绝了新四军的退路。
这时刘少卿召集大家讨论，讨论中有的说打有的说不打。最后还是刘少卿拿了主意：我们只有五千余人众寡悬殊有受夹击之虞，宁肯少打一仗也要保持主动不能硬拼，遂决定特务团政治委员岳林和罗通留下组成鄂南游击司令部，率少数部队或分散到各县组织地方武装或机动游击坚持斗争。
刘少卿吴林焕等则率主力返回江北，暂避敌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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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江北时，很是有些惊险。
主力返回江北是兵分两路，吴林焕熊作芳第十四旅主力于黄昏时分出发，星夜兼程从大王殿、太子庙过江，在江北的蕲（春）黄（冈）广（济）地区集结；刘少卿则率许凌云的第四十二团第二营和电台经原路返回江北。
第十四旅过江很顺利，而刘少卿这一路却遇上了麻烦。
过江时，刘少卿派出了3个侦察员小划子还没上岸，就撞上了埋伏的鬼子。好在是晚上，鬼子乱放枪，而侦察员很沉着冷静，抓起几块木板便弃船顺流而下漂回南岸。在南岸藕塘等候消息的刘少卿一听北岸枪声便知道遇上了鬼子：这肯定是几天前过江时被汉奸盯上了，鬼子们有了准备要逮咱们的便宜。这是个套子当然不能去撞，于是他带上队伍沿江而走到黄草湖以南大山脚下的车田村，准备再觅过江的时机。
到了车田村，3个侦察员也回来了。刘少卿弄清了对岸的情况，决定先在车田村暂避。
然而这车田村里有红枪会，这红枪会是地方上的封建帮会性质的武装组织，跟新四军走的肯定不是一条路子。然而这时候的刘少卿早就在红校抗大的熏染中和这恁长时间的战争实践中生成了一副辩证分析的头脑：封建帮会的头脑有可能会反共，但老百姓不会都跟着他们反动，咱们“四老板”的声威有统战的法宝完全可以淌过这片浑水……
刘少卿派出一个连指导员带着几个人先进了村，跟红枪会的会首们晓以大义：我们的新四军过江来打鬼子的，现在对岸有鬼子我们暂时过不去，要借贵地盘桓几天，我们江司令就是江北黄冈人，跟你们这边鄂城隔江相望喝的都是一江水当然就是一家人……
“江司令”的名头大概这边也知道，会首们很是客气把“江司令”的队伍迎进了村。刘少卿把警戒部置好队伍安排到老百姓家住下，自己则带着警卫班把几个会首弄到身边。他一脸轻松不慌不忙不紧不慢跟会首们说道着轻重和利害：咱们都是中国人都恨鬼子，只有团结起来才抗日救国才能救家乡，我们新四军专打鬼子想必各位也知道，这地方前前后后都有鬼子的据点，要真在这个地方和我们打起来对你们也没什么好处，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和我们合作。现在请你们把你们的会员动员起来办几件事，一是附近各据点要派人严密监视，有情况就来向我报告；二是要严密封锁消息，不能让鬼子知道新四军在这里。我们新四军的规矩你们可能已有所闻，我们是秋毫无犯纪律是铁的那可是没有什么折扣可打……
会首们见这位皮转带上挂着转轮枪的“江司令”个头虽小却是戎装整齐气宇轩昂，操的是乡音话说得和气却句句透着毫不含糊不容置疑，于是乎不敢懈怠遵令而行，还挺积极地向“江司令”建议“四老板”最好把队伍分别部署到黄草湖的几个岛上和山边，这样地形有利鬼子要真来了你们还可以依托地形打他们一气，我们马上派人到对岸刘家渡找船，那里是你们黄冈的船，说起来你“江司令”肯定会来帮忙……
结果真是如此，那边的人一听这是刘家屋基的“江司令”都很高，第二天晚上就过来十几条船船上都盖着芦苇，鬼子军舰上的探照灯照着瞅也是一捆一捆的芦苇，“江司令”带着队伍就藏在这芦苇下悄悄地过了江。
过了江就是团风地界，因为浠水就有鬼子，“江司令”率队连夜向比较隐蔽安全的上巴河疾行。这片地方群众条件很好，一路上有地方党的同志来慰问老百姓来带路送点心，天不亮队伍就到了陶店。到了陶店，刘少卿马上令五连连长王金龙率五连向三台河对岸诸城方向放出了警戒。这位王金龙是个河南侉子原来是师部警卫连的副连长，作战勇敢枪也打得准，缺点就是好喝酒，喝醉了就漫山遍野乱跑撒酒疯。刘少卿那时官虽不小人却年轻脾气更硬，有一次见到王金龙喝醉了撒酒疯，便喝了一声“把这酒鬼捆起来扔在稻场里”——后来还是别人说情才将他抬了回来。后来干脆给他做了一块腰牌，还跟各个酒家打了招呼：谁也不准卖酒给挂腰牌的“四老板”喝。
两天两夜没合眼的刘少卿这一夜睡得很沉，一直睡到太阳高高升起。
这时候突然响起了枪声，刘少卿睡眼朦胧一跃而起，拉住许凌云就往外跑，还没出门就撞上王金龙派来的通讯员：江司令诸城那边来了一群鬼子要偷袭我们，王连长在前边已经跟他们干上了。刘许二人提着枪就往前头赶，刚赶到就看见王金龙掂着一支三八大盖得意洋洋地报告：那群鬼子已经要被我们打光了，放倒了9个还逮了一个活的，现在剩下的是个当官的，挎着把指挥刀掂一把王八盒子还在那儿硬挺，依我看还是一枪把他结果了算了。
说着王金龙就举起枪来要干掉这个鬼子官。
刘少卿还没说话，旁边的许凌云却着了急：“别打别打，抓活的抓活的……”
说着说着许凌云提着驳壳枪就冲了出去，刘少卿连抓几把也没抓住。许凌云刚冲出几步就听得那鬼子王八盒子发出一声脆响，许凌云一头就裁倒在地上。
刘少卿一看悲从中来：“王金龙你还不开枪打死这狗日的！”
王金龙也是怒火中烧，三八大盖一举“叭——勾”一声把那鬼子官送上了西天。
冲上前去王金龙还不解恨，将就着那鬼子官的指挥刀就这鬼子劈成了三段。
仗打胜了刘少卿却万分悲痛，懊悔自己怎么就没有拉住许凌云——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牺牲啊！战士们和来助阵的老百姓也纷纷落泪，都红着眼愤怒地嚷嚷：江司令你带我们打到诸城去，杀鬼子给许营长报仇！……
刘少卿强忍悲痛对大家好言劝慰一番，随即抬着许凌云的遗体向长岭转移。在长岭为许凌云召开了追悼会，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刊了一块石碑就地掩埋了这位勇敢的指挥员。
然而过了年把，桂军部队到这里时却把碑砸了坟也铲了……
那个被俘的鬼子不好带着走，刘少卿就按老规矩给了几块现洋，让当地群众把这鬼子送回诸城的鬼子据点，可是老百姓却不象“四老板”那么讲规矩讲政策，再加上听说这位“江司令”就是刘家屋基刘竹三的儿子，当面答应得挺痛快过后却悄悄把这鬼子弄到湖边给活埋了。
“江司令”一下江南，打了胜仗又胜利回师江北。李先念既高兴又很担心：“这次过江打得很好，只是没想到你过江这么危险，早知道也不该派你去冒险了。你知道，我常对下边的人说，我可离不开‘总长’……”
“师长别这么说，打仗嘛，都会有危险，要扩大根据地，哪能不冒点险呢！”
然而鄂南的开辟和巩固，也不是一仗就能定乾坤，还是经历一段很艰苦曲折的过程。
刘少卿返回江北后，病愈的杨学诚也被派来指挥鄂南斗争——因为李先念说他“离不开参谋长”，所以刘少卿还得回到师部。刘少卿走后，第十四旅旅长吴林焕代理军事指挥职责，与杨学诚一起，在江北江南跨江跳跃机动作战③。而罗通、岳林等则在江南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那时候形势相当严重。鬼子倒是不可怕，他们兵力有限，耳目不灵，只能占点，伪军熟悉当地情况，但也只有几千之众，跨江跳跃的主力随时可以瞅冷子过来打一打刘少卿在谭傅刘那种规模的战斗。加上统战工作，消灭和瓦解敌伪势力，也不在话下——因为主动权始终操在“四老板”自己手里。
最讨厌的国民党顽固军，他们打鬼子没本事，打共产党新四军动辙就几个师铺天盖地漫山遍野地卷过来。“四老板”那点本钱没法跟他们硬顶，只好转移或化整为零分散游击。1942年11月～12月间，鄂南坚持的部队和地方机头两次在谭家桥和白茅山遭到九战区顽固军袭击，造成了不少损失。特加是白茅山那次遭袭，鄂南政务委员会主任吴师筑被俘牺牲，西梁子湖工委书记陈觉生负伤，30多个干部牺牲——这就是著名的“白茅山事件”。
这种严峻的形势延续了很长时间，中间也经历了许多曲折。本来，为集中力量和便于在严峻形势下各地区独立开展斗争，边区党委和五师首长在7月初曾经决定在全区划分若干个军分区，“统一正规军地方军及全边区军、政、党的领导”，将主力部队相对固定在各个分区以及部分主力部队地方化，与地方武装配合下开展斗争。在1942年底和1943年初，军分区和一些地区指挥部陆续建立起来。
从整体来说，这本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决策。但具体到“开辟鄂南”，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单位”来说，其间却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可能是考虑到1942年下半年顽固军多次进出鄂南所造成的严重局面，1943年初在鄂东鄂南建立军分区时，将鄂南和鄂东分别划为第四（黄冈和鄂南）、第五（鄂皖边）两个跨江的军分区，主力第十四旅部队亦被划开分别固定在两个地区作战，结果两个地区都很难兼顾，也难以集中拳头。
这实际上是“实行长期坚持而不是发展的政策”。
多年后，长期在鄂南跨江跳跃坚持斗争吃尽了苦头掉光了头发的罗通将军如是评说。他认为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把川军进攻给我们造成的困难估计得过于严重。其实国民党九战区绝没有可能派一支部队长期驻扎在大幕山，更不可能紧贴敌后到湖沼地区来，因为川军是杂牌军，又有正面战场，它要避免与日军直接对抗。川军进攻一般不会超过3个月它就要开走。”
至于1942年底受到的一些损失，罗通认为其主要原因是“转移不及时，这是个情报问题。白茅山事件是特务皮干臣告的密。他们以潜伏的电台跟踪我们告密。只要肃清这些特务汉奸，消灭土顽，把根据地搞得纯洁一些，我们就能避免损失。”
这个看法，与刘少卿不谋而合。
半年后，正是因为刘少卿的建议，两个军分区合在了一起——他还去兼任了个把月的司令员，又先后两次渡江南进，发展鄂南的游击战争——这就是“参谋长三下江南”。
这当然是后话，鄂南形势最严峻那一段时间——也就是“白茅山事件”前后的日子里，刘少卿已经返回大悟山师部（就在他下江南那一段日子里，五师主力又发起了礼北战斗，消灭了老对头顽第十九纵队大部，活捉了蒋少瑷刘亚卿，极大地打击顽固派的气焰）。因为形势渐趋好转，这时他正和师长李先念一起，集中主力8个团进行整训，准备来年春天与鬼子们再作一番计较。
然而鬼子却先向大悟山进攻了。
1942年12月16日那天，李先念、刘少卿正召集司政机关和旅首长们开会。
会刚开了一会儿，有情报报告：驻大悟山西北应山县之敌第3师团主力，于昨大下午进至大悟山以南的孝感县城集结；驻大悟山西北杨家寨、广水两地之敌，于昨日黄昏的分别到达大悟山西北50至60里的栗林店、二郎畈，并向东汪洋店（大悟山东北50余里)方向封锁消息和打听道路；驻扎在大悟山西南王家店之敌，也于昨日下午南开，黄昏时到达平汉路之花园集结。敌人行动企图不明。而靠近大、小悟山地区的小阿溪和夏店之敌在的两天略有减少。
李先念作出判断：鬼子这是冲咱们来的，他要“扫荡”大悟山根据地！
果不其然，正午时分到下午两点，不到两个小时，参谋处接续收到三次紧急情报：从昨夜开始，有8000余敌人由黄陂县出发，排成4路纵队，沿河（口）汉（口）公路北进，其先头部队已越过四姑墩，后续部队已到达河口及其以北地区；原由应山开至孝感城集结的敌伪军约万余人，也猛然回头北进，其先头部队在今日下午到达花园地区后，仍继续北进；进到二郎畈、栗林店之敌，继续向我大悟山地区靠拢。
后来知道，这是鬼子第三师团主力、第五十八师团第四十三联队和伪第十一师一部。
而前几天刚从根据地撤出的桂军部队，现在正驻在河口镇北的黄陂站、禹王城、彭城店一带——正是鬼子北犯的道上。按理，这当口鬼子该跟他们接火了。然而，那边却是一片沉寂。
李先念很气愤：“罗日的，鬼子不会打桂军，桂军也不会打鬼子，他们都想一口吞了我们！”
又是个果不其然，李先念话音未落，情报又来了：桂军今天一大早，就全撤到宣化店去了，进到四姑墩的鬼子，现在已经在黄陂站、禹王城、彭城店了，正朝大悟山这边扑过来了！敌伪顽，竟然配合得如此默契。
“桂军这是引狼入室，要看着鬼子吃掉我们！国民党，他就是这个反共老套子！”
李先念又鄙夷又愤怒，他也已经看出，鬼子的套路也不新鲜：到达二郎畈、栗林店之线的敌人，装模做样地向汪洋店方向封锁消息和查问道路，显然旨于迷惑并吸引我之注意力于北面，便于东、西两边之敌夹击我于大悟山地区，尔后由北向南进攻；而从孝感北进的敌人，将以主力进攻小悟山地区，另以一部配合平汉线之敌向我大悟山西南地区进攻，沿河汉公路北进之敌，将是从东面进攻大悟山的主力；靠近大悟山南面夏店和小河溪据点之敌，将担任堵击我军突围的任务。而这个部署的根本企图，就是要从大、小悟山的东、北、两、西南四个方向，对五师主力分进合击。这个部署最狡猾最阴险也是最愚蠢之处，就是置主力于最便于我军向东转移的方向，试图截断我主力东进的道路。
大家计议一番，鬼子也好顽固军也好，这个阵仗不新鲜，咱们也有老套子对付他。
李先念定下决心：敌进我进，敌人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也到敌人那儿去，掉个换位，兜屁股揍他！鬼子们的包围圈尚未完成，又没有纵深，后方也必定薄弱，我们可以迅速组织机关、部队分路寻隙渗出包围圈，根据毛主席战略战术思想的原则，灵活机动地寻找战机打击敌人，粉碎他这个来势汹汹的“扫荡”！
刘少卿根据李先念的决心，具体部署并下达命令：在大悟山地区内的所有的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分为5路，准备向敌后穿插；以第十三旅第三十七团为司、政机关的掩护部队，20时到达步竹岭会合。穿插到敌后的战斗部队和第一、第二两个军分区，要根据师部划分的任务袭击敌据点；第四十五团1个营留在大悟山区，配合地方武装打“麻雀战”，迷惑和牵制敌人，保卫大、小悟山根据地和人民群众。
情况紧急，大家都按命令分头行动起来。
傍晚时分，李先念刘少卿则率师部机关全部轻装，从白果树湾出发，向步竹岭方向转移。
到了步竹岭下，第三十七团主力却没有及时赶到，因为他们一直在大悟山顶上警戒夏店方向的敌人，天又在下雨，行军速度上不去。为争取时间，李先念安排了参谋肖健章留下等候，机关仍然按原计划向东转移。
向东走了不到十里，就看见前边冲天火光和老百姓的哭喊声。
李先念刘少卿等登高一望，附近几个村庄都是这般光景。
“鬼子！”
这时候，参谋处长粟在山也报告说，前边的向导和尖兵遭遇了鬼子。一个老向导被鬼子抓去了，一个尖兵的背包上还被鬼子的刺刀戳了个洞。
“既然前面有火光的村庄里有鬼子兵、那末，其他几个有火光的村庄，也一定有。看来，今天白天进到黄陂站、禹王城之线的敌人已经向西进了。按照敌人运动的速度和时间推断，这时他们也正好到达这一线。我们现在正是和敌人碰头了。”刘少卿如是判断。
李先念听了反而很兴奋：“对，正是这样。你看这几个有火光的村子—线排开，看来敌人是没什么后续的纵深配备，我看河口镇以北至黄陂站、禹王城之公路沿线，再不会有鬼子的重兵死堵了，我看这就是弱点。现在敌人刚到这一线，还摸不清情况，更有利于我们行动。”
然而征询师部几位首长的意见时，大家却都认为应该躲着这边的鬼子走，然而怎么个走都各说不一，还出现了争论。看着大家相持不下刘少卿便建议：要不就夏（店）和河（口）前穿过去再往南蔡店走？而李先念看着老是这么争来争去也不是个事，便同意了刘少卿的意见。
李先念一路走一路思衬，走出两三里路突然停住：
“不行，不能向南走！不能向南行动。现在整个大、小悟山地区都是敌人‘扫荡’的目标。既然进至河口以北的敌人向西拐弯，那么，河口镇以南至长轩岭线上之敌也会向西蔡店行动，“扫荡”小悟山地区。如果我们现在向南，对河（口）夏（店）公路的敌情一点也不了解，要是与敌人遭遇，对我是不利，搞不好整个晚上还突不出去。而刚才那几个村子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而敌人也还未发觉我们的企图，我们应仍按原计划，从刚才那个村子以北向东插出去，力求隐蔽和动作迅速，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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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毕竟是位战争阅历非常丰富的指挥员，感觉特别敏锐。
于是队伍又掉回了头。在路上碰到了正率第三十七团一个连队赶来的肖健章，得知第三十七团主力在步竹岭上尚未下来，李先念便根据情况调整思路，命令肖健章：“你带来这个连先将这个村子包围监视起来，另外派人回去传达命令，第三十七团不要来了，就分散开来配合地方武装打麻雀战。第四十五团那个营也归你们夏团长指挥。”
天黑路滑看不清道路，李先念和刘少卿要不断地登高寻找道路，队伍走得很慢。
也是巧了，这时从路边钻出来个老汉：“同志啊，你们别往村里走，鬼子在里面烤火哩！”
“老人家，能不能给我们带个路呀？”刘少卿问道。
“行啊，这方圆满百把里路，我闭着眼睛都能走！”给“四老板”带路，老汉很痛快。
老汉带着“四老板”的队伍，没遇上什么麻烦就躲过鬼子穿过了封锁线。只是供给处长邱靜山和几个掉队的炊事员路上烟瘾犯了，看见前边有人抽烟，就上去对火。一对火却发现这抽烟的主儿戴着钢盔穿着有两排铜扣子呢军大衣，身上还倚着一支刺刀长长的三八大盖。这“伙头军”虽然吊儿郎当犯纪律抽烟遇上了麻烦，却也是个老兵很是沉着。他手头没家伙没法下手，便沉住气不讲话点着烟就走。他们也是穿着鬼子的呢军大衣牛皮鞋乍一看也跟鬼子一个样，就这样哄过了鬼子闯过了关。
拂晓时分，队伍很顺利地涉过了滠水河来到了原订的目的地四姑墩以北的大吴家。刘少卿即令架好电台与各部队联系，并向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报告情况。电台开机不到1小时，各路人马便纷纷报告已顺利突围的消息，这一来整盘棋局主动权就易了手：从鬼子要将“四老板”的军，变成了“四老板”要将鬼子的军！
李先念长舒一口气很是得意：“罗日的，现在是鬼子遭罪了，大悟山山高林密路又陡，他大部队展不开重兵器在麻雀战面前根本使不上劲儿，咱们就等着看戏吧！”
正说到这儿，大悟山方向传来嗡嗡声。
大家举头一望，3架涂着红膏药的飞机正在大悟山顶上盘旋转悠哩。
飞机这种东西面对对麻雀战派不上什么用场，大悟山林木茂盛地形复杂，几个人几十个人钻来钻去飞机根本就瞅不见，两万多鬼子伪军进了山还是两眼一抹黑的睁眼瞎。冬季整训时被“抗大游击战术总教员”刘少卿点化训练的本事这当口大派用场：排成散兵线的鬼子气势汹汹好象训练有素象模象样，化整为零的新四军和游击组东一枪西一枪的冷枪弄得他们晕头转向。鬼子二鬼子们好容易看准一个目标集中起要扑上去，却在狭窄的山路上被人家轻机枪扫得一排一排滚下悬岩，弄得一条山沟都是钢盔在丁丁当当乱响；刚想坐下喘口气儿喝口水却又有手榴弹落在头上……
没奈何鬼子二鬼子们就涌进村子去点火烧老百姓的房子。
这时候四处凑上来的新四军又埋伏在村头路口集中火力兜着鬼子们的屁股一通乱放；待鬼子们集合队伍冲出村子，“四老板”们又悄然遁去没了目标……
鬼子们死伤惨重气急败坏就把山炮野炮拖出来在公路上一字摆开，轰轰隆隆向着大悟山漫无目标瞎放一气，盼的是“四老板”们能钻出来跟他们枪对枪炮对炮打一打堂堂之阵。这当然是一厢情愿没什么指望，“四老板”玩儿的就是“你打我时，让你打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抓住你，吃掉你”，怎么会把仗打到你那路子上？
折腾来折腾去，个把小时过去了，“四老板”露面了。
水灌冲以西山地里出现了一支“四老板”的队伍，跟伪第十一师的“二鬼子”乒乒乓乓打开了，鬼子们一看以为是“四老板”的主力被大炮给轰出来了，闹哄哄地一拥而上就要跟“四老板”来一个决战。然而这股“四老板”看看东西两边的日伪军快要合拢的当口，便往西边一靠朝鬼子狠狠放了一阵子枪，便抽身翻过一座密林覆盖的小山淌过河到到了另一个山头，剩下这边厢原装鬼子和“二鬼子”稀里糊涂互相打了起来。
“这场‘三岔口’比戏台子上的‘三岔口’看着还过瘾哩！”
这边山上看热闹的“四老板”很是开心。
黄昏时分，鬼子二鬼子们开始向小河溪王家店集结，而已经插入敌后的部队和第一、第二军分区的部队，又乘夜幕将至之机向平汉铁路、河汉公路上的敌伪据点大举出击，第三十七团主力在夏世厚团长指挥下，又从大悟山杀进鬼子盘踞的夏店，杀得满街都是鬼子的尸体……
整个200里方圆，都处都是枪炮声。
这个时候，鬼子们开始漫无目标的向四处放炮，“四老板”们一听就知道这又是个老套子——鬼子们要跑啦！于是乎几乎所有鬼子的必经退路上都布下了伏兵，折腾得鬼子二鬼子们又冷又饿地在山沟里摸黑爬行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一大早才乘着浓雾从东、西、南三面突围——现在轮到他们“突围”了……
这个时候，就该“敌退我追”了——各路部队一路欢呼撵着鬼子们发洋财。
李先念招呼刘少卿等：“走，回大悟山，明天在滚子河开祝捷大会。”
满打满算，鬼子们也就在根据地呆了不到两天。
大悟山反“扫荡”的胜利，实际上意味着边区已经熬过了8个月的艰难局面。
然而刚翻过年头进入1943年不久，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又来了。
开春不久，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打到了黄安陶店一带，五师的副政治委员任质斌主动请缨率五师主力前去陂安南迎击。任质斌不是军事干部，而刘和鼎部又时蒋军嫡系，李先念不太放心，便悄悄对刘少卿说我看你还是跟着一起去吧，只是不要多说话。
刘少卿说那干脆我带一个营到薜家坳、豺狗坳和宋家坳那一带去牵制配合任政委。
然而仗还是打流产了，虽然先在陂安南中心区击退了暂五十一师，又在浠水白石山把依附了桂军的原鄂东第十七纵队的队伍打垮了，但却在巴河东岸与顽军打成顶牛之势，师部也遭到袭击，还丢了两部电台。顽军主力在三架飞机配合下正对部队进击夹击，而汪伪的第十一师的“二鬼子”也来凑热闹，形势相当紧迫。
任质斌率师部撤到林家大湾时，脸色很难看，说话也很紧张。
从鄂南奉调过江来参加战斗的罗通这时刚刚赶到，见此情形便主动担了一把重任：
“我地形熟悉，我来掩护！
师部在第十四旅副政治委员熊作芳与罗通带的几个连队掩护下安全撤出了。
周志坚、吴林焕等几个战将很不高兴，私下里跟刘少卿发牢骚：打仗的时候你上哪儿去啦？你要在，这仗能打到这个份儿上就算完了？刘少卿说你们都是事后诸葛，这仗虽然打成了消耗仗，但击退了敌人我们也没吃什么亏嘛！
这事儿过了没多久，李先念和刘少卿讨论到如何再次打通鄂皖边和发展鄂南问题。李先念说幸亏鄂皖边和蕲黄广的联系多亏了张体学，对此刘少卿则有不同意见。刘少卿觉得如果总是跨江游击作战，根据地始终无法巩固更谈不上发展。换个人去，或许不如他，或许还比他强。现在五分区的部队在巴河东，司令员张体学却常呆在巴河西的黄冈；四分区黄序周作战不积极，鬼子来了他穿便衣还不和司令部一起行动上。不如把第四军分区和第五军分区合并起来，集中主力形成拳头，进可以向皖西发展，退可以有巴水两岸为基地，这样我们逐步把屁股坐稳了与七师的联系就可望长期巩固下去。……
李先念说合并起来谁做司令呢？黄序周张体学他们互相间谁也不服谁呀？
“我去兼！”刘少卿自告奋勇。
李先念有点犹豫：“那我这里怎么办？”
“我最多一个半月就回来，让张体学做副司令，我回来后那边就交给他。”
于是两人请来陈少敏、任质斌等一起讨论。任质斌也同意，还建议参谋长干脆去了就不要回来，谁知李先念却发了脾气：那怎么行？我这里离不开，他一月左右必须回来。
就这样，刘少卿还是化名“江岳洪”，走马上任去兼了四分区的司令员。
刘少卿这人是打仗的干部，现在又一次独当一面，他当然很是高兴。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自由了，成了孙悟空！”
这一去上任，先在王家坊跟从新州据点出来的鬼子打了一仗，打跑了鬼子还逮了一个俘虏加一条东洋狼狗。仗打得不算大也没有全歼敌人，刘少卿自己并不满意，然而王家坊的老百姓却欢天喜地雀跃不已，还把“江司令”编进了歌里来称颂……
那时的张体学很佩服刘少卿，有一次还半开玩笑的问刘少卿：总长你说我为什么就不能做司令？刘少卿说四五分区合并你们谁做司令都不行，我在这里顶多兼3个月，到时候司令还不就是你？……
“自由”了的刘少卿如鱼得水，组织四分区部队多次东出皖西南下鄂南。
然而他“二下江南”那一仗，却打得很不理想。直到晚年，还自责不已。
那已经是初秋了，江南的罗通送来情报：军统别动军的马钦武带了四五百人到了樊湖，正对根据地进行破坏，主力是不是过江来揍他一家伙？
刘少卿一听当然好，当即便率挺进第十七团过江击敌。
然而这次他有点大意：马钦武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会比田维中更结实，枪一响可能就是战斗的开始也是战斗的结束。大意的当然伴侣那就是疏忽：樊湖的地形如何他并没有亲自去过，也就是听介绍说那里背靠长江，四周都是鬼子据点，有“三座山九个墩，出的女人象观音”，……
过江还是坐的“淘气三爹”从黄冈放过来的船，神不知鬼不觉很顺利地就登了南岸。船到碧石渡藏了起来，队伍也隐蔽起来准备战斗。然而这时情报又来了：马钦武不知去向了。
又派人去侦察，到了下午回来报告：马钦武跑到洁泗洲去了。
刘少卿带着队伍就追，谁知到洁泗州中间有个横山头还隔着一条河，这河还不能徒涉。这时马钦武已经过了河，正朝横山头跑，想到渡口登船逃过梁子湖。这时刘少卿也急了眼，急令部队登船过河撵上马钦武。谁知道忙中出错到了河心却翻了一条船，还淹死了两个不会水的战士。挺进十七团政治委员郑铎满面羞惭说这是我指挥不当请总长处分，刘少卿这时还是一门心思抓俘虏缴枪，还下了个死命令必须追上马钦武占领横山头，让马钦武无路可逃。……
可是已经晚了，挺进十七团的前卫连追上了马钦武的后卫，马钦武的大部分人已经登船到了湖心，少数掩护部队也占据了横山头居高临下向新四军射击，满打满算也才兜了马钦武几十人枪。挺进十七团团长石寿堂请示“总长”现在怎么办？刘少卿盘算一把觉得现在态势不利还是不能勉强硬追，只得十分无奈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溜了号……
没逮住鸡还蚀了一把米，刘少卿只好带队伍抬着两个战士的尸体上“淘气三爹”的船回到江北陶店。一到陶店他就给李先念发电报承担责任请求处分。而李先念还有刚被任命为五师政治委员人却还在淮南的郑位三都给刘少卿回了电，没有批评而是好言抚慰一番：情报不详，战斗遇到困难是难免的事，只有知已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这两天一夜作为经验教训记取便是，这件事还是讲到这里就为止……
吃一堑长一智，一个多月后，刘少卿就让马钦武狠狠吃了一苦头。
那是11月间，情报又来了——这回很详细：别动军马钦武部五六百人又到了樊湖，这次他们不是在横山头登岸，而是泊在另一个方向的上倪湾。
刘少卿还是率挺进第十七团，还是乘“淘气三爹”的船，拂晓前过了江。汲取了上次的教训，刘少卿没有让团主力没有直奔上马钦武泊船处去，而是埋伏在樊口前头的一片丘陵地带，封锁消息村里只能进不能出，另派了一个排作为诱誀向上倪湾前进。而马钦武看见这个排以为这是地方游击队有便宜可讨，便派出大部兵力兵分两路左右包抄想一口吞了这送到嘴边的美食。这个排且战且走向攀口方向“逃逸”，这一下“别动军”更是得意拼命向前：樊口有鬼子据点，这股游击队看来已是瓮中之鳖……
追着追着就闻得枪声大作，树林中扔出了一排排手榴弹，跃出了挺着刺刀的大片大片的“四老板”，嘴里还嚷嚷“缴枪不杀”，“别动军”这一下真就成了“别动”，……
解决了这个大队活捉了大队长孟昭厚，“四老板”顺滕摸瓜又扑向了上倪湾。
马钦武这下慌了神，抬腿就溜号。战士们推着点着了的稻草“火车”扑进上倪湾，与敌人短兵相接混战一场，20分钟后战斗结束，一清点战果共得了五百多条枪……
战斗胜利部队伤亡不大刘少卿却很是伤心：他的警卫员小吴就牺牲在他身边，还有个已经当了连指导员的老警卫员田光寿也在战斗中牺牲，然而他没法沉溺于悲伤还得指挥部队赶紧打扫战场迅速撤回江北，因为这里四面八方都是鬼子二鬼子最近的地方还不到20里……
回到江北王家坊接到李先念电报：郑位三已从淮南动身可能这几天就要到黄冈。
刘少卿亲自带人去迎接了郑位三——他们一行二人扮作阴阳先生一路跋涉满面都是风尘。
这位郑位三人称“位老”是位忠厚长者，他在新四军五师乃至后来中原军区的史册上，打下了诸多特殊的印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五师在1942年至1943年初，经军委批准，陆续成立了5个军分区，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第一军分区辖平汉线以东，鄂皖边以西，鄂南以北，黄（安）麻（城）以南地区；第二军分区辖平汉路以西，广（水）应（山）（马）坪以南，宋（河）应（城）公路以东地区；第三军分区辖东至汉阳，西至宜昌，北至京钟公路，南至襄河地区；第四军分区辖黄冈及鄂南；鄂皖边则为第五军分区。豫南一带则分设信（阳）应（山）罗（山）礼（山）指挥部和罗（山）礼（山）经（扶）光（山）指挥部。每个军分区为独立作战单位，在师部指挥下独立作战。1943年6月左右，信应罗礼指挥部划归第一军分区，罗礼经光指挥部划归第二军分区，第四军分区和第五军分区合并为新的第四军分区，刘少卿兼任司令员，后由张体学接任司令员。
②1941年6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电。
③据湖北版的《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载：就在刘少卿率部回到江北后几天的8月10日，“江南兵团指挥部（亦称鄂皖兵团指挥部、鄂皖湘赣指挥部、鄂南兵团指挥部）建立，刘少卿（化名江岳洪）兼任指挥长，杨学诚兼任政治委员。”并称在1943年1月“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撤销江南兵团建制”。但刘少卿将军生前却对此说持有异议，据他回忆，他在率特务团下江南前，李先念只是口头上说过这个名义，并没有宣布过。他从江南回来后，就再没有提起过“江南兵团”这件事了。作者在写作本书时也查阅过五师当时的一些电报，也没找到这个机构建立和撤销的原始文字，故在此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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