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开始连载 -- 双石

　　其实不用他找，象他这样的苗子，共产党是要找上门来考察培养的。

　　刘少卿工作积极作战勇敢还能写会算会教大家唱《红军纪律歌》，组织上自然也在考察他培养他。部队在湖南浏阳向平江的转战路上，大概是考察到了火候，三个排长一起找到刘少卿谈话，介绍马列主义常识，要发展他加入共产党。

　　不过当共产党在这支队伍是个人人羡慕不已的事情，来不得半点马虎，后门儿是肯定走不通的。三个排长一起来培养这个新党员，而刘少卿所在的一排长饶坤要避瓜李之嫌他就不能当刘少卿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人只能是二排长董应明和三排长张发云。

　　刘少卿自然是兴奋不已，我也要成共产党了，跟邓斌同志一样的共产党！

　　兴奋的刘少卿工作更积极，忙前跑后基层工作开展很是活跃。

　　过了赣江到了永丰，上边传来消息：国民党十万大军要来“围剿”苏区，我们要“诱敌进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那时红三军团五军官兵大多是平江、浏阳人，回江西作战自然是士气高涨，都说“老子三天不吃饭，嘴里照样做锅巴香”！而八军官兵大都是湖北“九头鸟”，都不愿远离湘鄂边到江西打仗，彭德怀滕代远费了很多心思来做工作才算摆平。而要当共产党的“九头鸟”刘少卿可没那份没出息劲儿，他在五军中一样跟“老俵”们兴高采烈跳着脚欢呼“拥护总前委，保卫苏维埃”。

　　那时节，方面军部队就在根据地那巴掌大的地界里转来转去，让开大路向心退却，示弱骄纵挑逗牵引，前头是个分散开来的红二十军跟敌人保持接触，任务是“只许败，不许胜”，方面军主力却始终集中隐蔽，白天不准点火烧饭，夜里不准脱衣睡觉，不急不躁耐心待机。

　　而“进剿军”却四处扑空，迭声叫苦，兵疲将沮，进退无据。

　　大概就在“朱毛彭黄”持重待机，在已摆上餐桌的大餐中挑肥拣瘦商量着先吃哪张盘哪个碟的当口，刘少卿盼望已久的喜事也临了头。1930年12月29日早上，排长通知他，你入党的事儿，上级批准了，今晚就举行入党宣誓。

　　30日凌晨，刘少卿和四五个同志一起，在那面缀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前举起了右拳……

　　宣誓仪式还没有完，紧急集合号就响了起来。连长连政委紧急传达上级命令：

　　“赶赴龙冈，活捉张辉瓒！”

　　这是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之战，那时，蒋介石对“朱毛彭黄”漫延之势已生心腹之痛，又刚把桂系势力逐出湘赣也腾出了手，于是调集十万大军“围剿”这日渐猖獗的“匪共”。不过这时蒋总司令对这“匪共”的能量还不算十分在意，“朱毛彭黄”数万杠梭标的泥腿子有个十万兵精粮足的非家生犊子足以消化，所以前敌帅印随随便便就交给了笨头笨脑的鲁涤平，兵马也大都是粤赣两地那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过继儿子。鲁涤平摆了个400公里的半圆形包围圈，要“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由北而南，向心突击，灭“赤祸”于此间，擒朱毛于“匪巢”。

　　蒋总司令这回可是错看了对手，这对手不是张向华李德邻。

　　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可不象张总指挥李总司令那么孜孜于土地的一时得失，他们的路子照这些名震一方的军界宿将们看来那就是“野路子”，这“野路子”好象不体面其实很管用，毛泽东一付对子概括得极为精彩：“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大概就在刘少卿入党申请被批准而通知正往下传的那当口，“朱毛彭黄”已看好火候，选中了骄横狂妄轻入龙冈这个“锅底”的赣军张辉瓒第十八师，红军各路人马兵进龙冈收紧口袋，正面攻击两翼包抄，死死兜住了张辉瓒。

　　这是刘少卿当红军后遇上的第一场大战。

　　火线入党的刘少卿精神百倍劲头十足，跟着队伍一路小跑赶赴龙冈。

　　清晨浓雾散去，太阳出来了，毛总政委朱总司令站在一个高坡上给前进部队作鼓动：

　　“同志们，快往前跑，今天一定要抓住张辉瓒！……”

　　这还了得，大家热血沸腾，跑得更快了。

　　可惜紧赶慢赶，刘少卿们还是没赶上——前头已经传来消息：“张辉瓒被抓住了！”

　　那时红军没有电报电话，前线的胜利消息就象传口令一样，由沿途的部队战士一个个传过来。传着传着，这口令就变成了情不自禁的欢呼，全军上下一片欢呼。

　　大家热烈欢呼，互相拥抱，把军帽抛向天空，激动兴奋不已——当然兴奋完了还是遗憾。

　　这情景后来被这次战斗的设计者写成了诗句：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张辉瓒他太不经打，没等刘少卿他们五军一师参战，就彻底的完了蛋。全师近万人，无一漏网，送给红军9000多件武器还外带一部电台加台长。这位台长好有意思，当只认得枪炮认不得电台的土包子们要砸了这长得好生奇怪的铁匣子时，当了俘虏的台长竟然高喉咙大嗓门儿地喊将起来：“砸不得，这是个好东西！”——这台长后来成了共产党军队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开山鼻祖，又跟刘少卿一样走进了共和国开国将军的行列。

　　红军仅牺牲31人，负伤176人——便宜赚大了。

　　当了俘虏的张辉瓒见到故人毛泽东，十分懊丧：“润芝先生，请你留我一条命。”

　　毛泽东朱德也没打算要杀他还准备让他正筹划中的红军学校任教，蒋介石也准备以20万现大洋和释放大批在押“政治犯”的代价来换回他一条命，无奈这位曾在苏区制造过多起屠杀血案苏区人民恨之入骨称为“张屠夫”的师长民愤实在太大，地方苏维埃政权在召开斗争大会时未能请示总前委便顺从民意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还割下他的头颅放上木排顺赣江而下以震撼“白匪军”。

　　“白匪军”的确被震撼了！

　　鲁涤平十分伤心：“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未还！”

　　孙连仲来得更幽默：“十八师送人家九千多支枪，却连张收条都没得到！”

　　刘少卿们没赶上打张辉瓒，却赶上了打谭道源。

　　龙冈战斗结束，红三军团部队移驻小布略事休整。元旦早晨方面军总部召开会议，决定兵分三路，挥师东向，乘胜追歼谭道源第五十师。元月3日，刘少卿所在的一师在彭德怀总指挥率领下，翻越大山，抄迂路直插南团，向东韶攻击。张辉瓒就歼后这谭道源已是惊弓之鸟，红军杀来如同砍瓜切菜，谭师当即弃阵奔逃。刘少卿们那挺没有三角架的光机关枪筒子也被派上用场，两根扁担把机枪筒子压在一道坡坎上，两头再坐上两个战士，压住机枪不让它跳，照样放得痛快淋漓，打得敌人狼狈不堪。惹得一连人都拍手称快，连道好好好真是好这三班长就是有办法。

　　因为右路红三军迂回动作慢了一步，谭道源运气还算不错逃之夭夭没落得张辉瓒一般下场，交给红军一个多旅几千人枪还是没得到一张收条。

　　五天内两遭败绩，蒋总司令的第一次“围剿”化作了肥皂泡。

　　刘少卿十分开心：跟朱总司令毛总政委彭总指挥打仗真是痛快！

　　然而革命队伍中也不尽是开心事。

　　就在“朱毛彭黄”持重待机准备打破“围剿”那几天，“富田事变”爆发了。

　　由“肃反”引发的“富田事变”发生的背景比较复杂，不是刘少卿这些普通红军战士当时所能看清的。就是“朱毛彭黄”那个总前委，事前事后都同样有认识不清，处置不当的问题。当时处在严峻的斗争环境，大家都是从“四·一二”、“七·一五”后被屠杀被宰割被叛徒内奸出卖的血腥中走过来的。纯洁革命队伍自然是出自本能的愿望和需求，客观而言，“肃反”既是必需也是必要。问题在于，由于在复杂环境中的斗争经验缺乏，对革命队伍内部敌情过于严重的估计和盲目照搬“苏联经验”，加上一些政治品质不良的人推波助澜，“肃反”被严重的扩大化了，从而造成革命队伍内部的猜忌、矛盾和恐慌。“富田事变”就是当时苏区保卫局长李韶九在红二十军“肃反”时采用逼供信手段滥杀无辜所激出的变故。而红二十军领导人在“肃反”危及部队及自己的人身安全之际，逮捕了李韶九，又采用错误的手段伪造“毛泽东亲笔信”，离间方面军总前委成员间的关系。还错误地打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并于大敌当前之际放弃自身任务，脱离总前委领导，将部队撤出湘赣苏区，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政治影响和恶劣后果。

　　由于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出于对党的事业对毛泽东政治领导的坚定信仰和政治责任心，识破了伪造的“亲笔信”，并在黄陂以“朱彭黄”联名发出了“为富田事变的宣言”，指出了事变的严重性及其在客观上造成的恶果，维护了红军的团结，稳定了军心民心，从而也保证了第一次反“围剿”赢得胜利。

　　然而，“富田事变”的恶果却并未因此就消失。

　　由于总前委在复杂情况下对问题缺乏冷静的考察和研究，也由于“富田事变”领导者的错误作法，更由于党的中央错误的“肃反”政策，因而“富田事变”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红军队伍和苏区内部大抓“AB团”，从而使本来就扩大化的“肃反”更加变本加厉，恶果未能消除反而为之增加，造成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那时红三军团也在“肃反”，也在抓“AB团”。红五军组织了以红五军政治委员张纯清为首的“肃反委员会”，刘少卿所在的一师也有个“肃反委员会”，由一师政治委员吴溉之、一师政治保卫处长和五军几名“根红苗正”的工农成份士兵刘少卿、苏振华等组成，任务就是在本师抓“AB团”。

　　“AB团”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估计那会儿虽识得几个汉字却不通洋码的刘少卿也弄不明白，其他大字不识的战士恐怕更是如此。战场上“打反动派”，刘少卿们肯定是没二活不含糊，可在自己队伍中抓“反革命”，他们就是想积极一把，也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呀！

　　而且越往后抓，就越不明白。

　　比如红十二军参谋长谭希林，打赖树时打了120发炮弹没打开，就断定他是AB团给抓了起来，审判时谭希林不服，用头去撞李韶九，大骂“老子不是AB团，你才是AB团”，这哪象是“反革命”？保卫局的人下来抓人，头上戴个白色帽子，只露两个眼睛去认“AB团”，认到的人就刑讯逼供，不少人屈打成招，又供出一大堆“AB团”……

　　有一天，保卫局带了一个被抓的“AB团”到红一师连排去指认“AB团”，办法就是让大家列队，那人挨个瞅，瞅谁点头就是“AB团”，摇头即不是。查到刘少卿所在的机枪连，连长连政委把队伍集合好，还特意嘱咐大家“挺胸直腰不要东张西望”。但就在刘少卿那个“模范三班”里有个新扩红来的三十多岁的江西农民战士，实在没有见过这种阵仗，心里害怕怎么站也站不直，当下就被认作“AB团”一根绳子让保卫局给捆走了。

　　连政委看见这个也不敢吭气儿。那时学苏联，保卫局权力大得吓人，抓人从来不通过下级甚至同级党组织和军政机关。连政委虽是一连政治工作的最高指导者，却也没有办法不让保卫局抓人，只好求助于刘少卿这个“肃反委员会”委员，请他去师政委吴溉之那里要求让“肃反委员”刘少卿亲自来审讯。

　　刘少卿找到吴溉之要人，吴溉之问为什么。刘少卿说这是我的兵，当然应该我来审。

　　吴溉之同意了。

　　这刘少卿胆儿也真够肥也不怕沾瓜李之嫌，可能也是仗着自己“根红苗正”吴政委又好说话。要是犯到李韶九这样以在自己人中抓“反革命”来染红顶子的人手里，那他可就真是危险到家了。没准儿就也被保卫局一根绳子当“AB团”捆走，小命能不能保住都难说，还得看是不是有这个运气。抓“AB团”的人自己成了“AB团”，那时候可并不是没有先例，就是李韶九本人，后来不也是成了“反革命”，送掉自己那欠了许多人命的小命么？

　　刘少卿问那个战士：“你参加‘AB团’了么？”

　　“参加了！”那个战士回答得很爽快。

　　“谁介绍的？”

　　“乡苏维埃主席。”

　　“任务是什么？”

　　“打土豪劣绅，扩大红军一百万。”

　　天哪，这是什么“AB团”？

　　刘少卿一脸苦笑向吴溉之汇报了审讯结果，吴溉之也一脸苦笑让他把那个战士带回去了。

　　这算是幸运的，其它不幸运当了冤魂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说实话，对这个“肃反”，就是刘少卿这个“肃反委员会”委员，心里也是怕怕的。

　　不是有句话么：“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局找谈话。”

　　谁能不怕？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红三军团分散开来，发动群众和打土豪筹款。

　　打谢家寨这个豪绅的土围子，刘少卿又升了一官当了排长。

　　这个土围子是个叫谢运寿的恶霸地主的地盘，围墙非常高大结实，城门还有壕沟吊桥，好几百人守在上面，这土豪家伙不济但招法阴损，烧得滚烫滚烫的开水从围墙上往外倒，红军战士连冲多次也没冲下来。没办法一师的迫击炮连被调了上来，指望着几炮轰开围子大家好杀将进去。

　　迫击炮连连长是个三十多岁的河南人，可能也是半路出家的“土炮手”，心情紧张竟然将迫击炮弹装倒了，结果炮弹在炮膛里爆炸当场把他炸死了。上级临时任命了个连长顶了上来，谁知更不懂，连炮弹也不敢装。

　　这也难怪，那时红军缺的就是技术人材。

　　这时机枪连连长陈友兴想到了刘少卿，他知道这个前军需上士在迫击炮营干过。

　　刘少卿听连长一说，也里也没多少底，他在第四军迫击炮营干的正经差事也不是这个，虽然陈营长焦连长也跟他讲过迫击炮射击的原理和知识，自己也摆弄过几下，但这么着朝着活目标放真家伙，说实话，他也没操练过。

　　没有底也没办法，是个鸭子，这会儿就要上架。

　　陈连长请示师政委吴溉之，吴溉之说还请示什么就让他试试。

　　刘少卿硬着头皮小心操作放了三炮，也不知是瞎猫逮住了死耗子还是他毕竟吃过炮营的军粮心有灵犀，竟然炮炮中的，当下把土围子里给炸得乱作一团。里面有人把吊桥给放了下来，红军战士们乘机欢呼着一拥而上，把个土围子硬给敲开了，寨主肖运寿也束手就擒。刘少卿和大家一起冲进寨子缴枪抓俘虏，却遇到了尴尬事：寨主肖运寿的两个女儿跪在地上，抱住红军战士刘少卿的腿大哭求饶，怎么解释怎么劝也不起来不松手，最后是保卫局的人来把两个姑娘带走了。刘少卿后来听说，这两个姑娘都参加了红军的地方工作，还当了干部。

　　这一仗打下来，刘少卿打迫击炮的名气就响大发了。

　　吴溉之政委很是高兴，说这么个人材咱不能埋没喽，让他去迫击炮连，当排长。

　　刘少卿调到了迫击炮连，当了排长——红一师没有不知道这个“连中三元”的小排长的。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当了迫击炮排长没几天，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了。

　　这一回，蒋介石把本钱翻一番：二十万军重入赣。1931年2月，他重新调兵遣将，把那笨头笨脑的鲁涤平也换了下来，让心腹大将军政部长何应钦接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领着王金珏、朱绍良、蒋光鼐、孙连仲一群过继儿子，不再“分进合击，长驱直入”，而是“稳打稳扎，步步为营”，主力分别从东、北、西三面“进剿”，一部由南面“协剿”，逐步缩小包围，在350公里的战线上步步压迫红军至根据地中心地带。

　　这时，苏区情况也有了很大变化，第一次反“围剿”后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了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同时成立了项英为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并分别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全军人数有所减少，但装备增强，士气很高。

　　军事经验不太丰富的项英这时有点着慌，主张红军撤出苏区转出外线作战。而毛泽东则力主充分利用苏区良好的群众条件，“艰苦奋斗，长期作战”，还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进剿”之敌。那时大家都已从第一次反“围剿”中体会到了“摇鹅毛扇的厉害”，大都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加上那时党内风气比较民主，项英也不固执已见，遂定下盘子：再扫蒋总司令一回颜面。

　　这回“持重待机”的时间要长一些，一待待了20多天。个中原因也是敌人进得太慢太谨慎，每天只进5里、10里、20里，每占一地即构筑阵地进行“驻剿”，拉起封锁线，把苏区围了个水泄不通，物资只出不进，红军的日子因而非常清苦，一日三餐变作两餐，一个师每天只能点两盏马灯，一张纸要正反两面写，还得铅笔用了用毛笔。那时红三军团驻在东固山中，没有盐没有米没有油，只有清水煮竹笋就辣椒，吃得人人反胃作呕。刘少卿们只好下田摸田螺，下河逮鱼虾，以改善生活，增强体质准备作战。

　　那时节大家都憋得很急，都想早打快打，打死也不憋死。而上级则一级一级不断往下作工作：千万别急，要让敌人急，敌人比我们还急，他要不急蒋介石还要急，蒋介石是“死猪不怕滚水烫”，他记吃不记打，上回他怎么吃亏这回照样没跑！我们不能就敌，要让敌来就我，耐心待机，敌人就总会来就我。

　　嘿，还真是让上边儿说着了，敌人是真急了。

　　5月初，蒋介石瞅着何应钦慢慢吞吞也着了急。这时南京国民大会要召开，急等着来一个“剿匪”胜利添一把喜气，于是蒋总司令连电何应钦“火速进剿”。何应钦看看这围了恁久的 “匪共”可能饿也饿得不成样子了，遂壮了一把胆开始大举“进剿”。

　　这下战机来了，又是那个王金珏的第五路军，抢在了“朱毛彭黄”的刀口下。

　　结果，刘少卿们待机待了很久，打起来却只有半个月。

　　第一仗，5月16日，方面军主力悄悄契入敌人弧形战线中部，迂回固陂出击富田，首歼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公秉藩这队伍没什么战斗力，红军打他那就是雷公劈豆腐。这也活该公秉藩没脾气，谁让人家“朱毛彭黄”好的就是这口哩！

　　战斗正酣时，迫击炮连排长刘少卿放光了炮弹迫击炮成了摆设，他抱着“花机关”咕咕咕咕一路痛快淋漓地放着领着战士们就往上冲，边冲还边喊“白军弟兄们，大家都是穷人，不要为白匪卖命！”

　　而那边答得也有意思：“红军弟兄们不要慌不要忙，我们都在朝天放枪！”

　　冲着冲着刘少卿腿上就中了一冷枪，倒在血泊中，被苏区八个女担架队员抬了下去。

　　然而公秉藩也做了俘虏，不过这家伙装成士兵，领了三块大洋跑了。

　　第二十八师大部和第四十七师第一旅大部被解决。

　　后来的战斗刘少卿没参加上。

　　第二仗，红三军团撵到白沙，5月17日，又解决第四十七师第一旅残部和第四十三旅一部。

　　两仗下来，缴下了4门红军还很稀罕的山炮，后来将就这些山炮和原来红三军团的山炮连，组建了红军中第一个炮兵团——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炮兵团。

　　第三仗，红三军团和红四军配合，又对着孙连仲下了一嘴：5月22日，解决中村之敌高树勋第二十七师八十一旅大部。第四仗，朱绍良又吃了挂落：5月27日，红军直下广昌，第五师师长胡祖玉弃城而走，中了一枪后脱逃。第五仗，5月31日，红军轻取建宁，守敌刘和鼎第五十六师三个团就擒。

　　半个月里，“朱毛彭黄”从赣江之滨一直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其中俘敌1.1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万余件，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军的第二次“围剿”。

　　此情此景，又被这“痛快淋漓”的设计者毛泽东写入诗作：

　　　　　　　　　　　　　……

　　　　　　　　　　　　　七百里驱十五日，

　　　　　　　　　　　　　横扫千军如卷席。

　　　　　　　　　　　　　……

　　刘少卿很遗憾，全军都在“痛快淋漓”，他却在住医院。

　　那一枪伤得不轻，子弹在他右腿膝盖下胫骨头上打了个对穿，幸好没造成粉碎性骨折，要不这条腿就完了。即便是这般幸运，刘少卿还是因为这处伤，建国后被评为二等乙级伤残。

　　八个苏区妇女把负伤的刘少卿抬了下来，送往在兴国均田村的野战医院。当时苏区人口不过300多万，青壮年大多参加了红军或赤卫队，种地的都是老人和妇女。这些妇女们要种地还要支前，的的确确是真正的“半边天”。八个妇女轮换抬着刘少卿完全是义务而没有报酬，沿途吃喝都是各乡村的苏维埃政府接待，赤卫队少先队负责沿途安全——那时苏区的“保卫团”、“挨户团”尚未完全肃清。赤卫队少先队家伙不行只有梭标，但却很勇敢也有办法，那洋油桶里放鞭炮模拟的“机关枪”常常把土老肥们想来捡便宜的队伍吓得乱跑。

　　然而住了一个多月医院，红军排长刘少卿也被吓跑了。

　　医院里没什么药品，都是缴获敌人的，处理伤口也就是盐水红汞之类的东西。医务人员都是俘虏后自愿留下的，工作十分负责。那时苏区中有“白点”，白天常有“保安团”来捣乱，医院白天要转移到山林中，晚上再回来，医务人员、担架队和赤卫队们都十分辛苦。不过伤员有时还有点猪肉鸡蛋改善生活，比起部队来，还是要相对安宁一些。

　　把刘少卿吓跑的原因是这医院里也在抓“AB团”。

　　刘少卿在医院呆了个把月，这个把月中医院里也在“肃反”，气氛很是紧张。医院有个女看护员人生得很漂亮，常和伤员们来往，跟其中一个排长尤为接近。不知怎么的就把她当“AB团”抓了起来，大概又是刑讯逼供，这看护员扛不过就乱咬人，还咬出了那个排长，结果那个排长也被保卫局捆走再也不见了。

　　医院里也这么着一个弄法，刘少卿这个“肃反委员会”委员也觉得害怕。心里不痛快他就开始享用医院供给伤员的缴获纸烟——后来竟然成了瘾，直到十多年后解放上海时才戒掉。他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回部队好，便偷偷跟自己的勤务员刘飞宏商量：虽然伤还没有痊愈但这地方不能呆了，咱们还是赶紧回部队，死在战场很光荣是英雄，成了“AB团”划不来是冤魂。这刘飞宏才15岁，是个湖北老乡，本来就很想家，天天念叨排长排长要过重阳节该喝雄黄酒了，听排长这么一说自然也很乐意。

　　两人便瞅准机会溜出医院，往北去找部队。

　　还好，那时苏区群众工作做得很不错，沿途有赤卫队盘问，听说是红军主力部队的伤员都很热情，地方苏维埃政府都对他们管吃管喝也管指路，所以很顺当地就回到了部队。

　　刚回去，第三次反“围剿”就开始了。

　　这次“围剿”与上一次“围剿”之间的时间差，仅仅一个多月。

　　这个情况，“朱毛彭黄”都没料到——虽然他们也料到还会有“围剿”，但没想到这么快。

　　蒋总司令这次确实有点急眼儿了，他压根儿没想到 “朱毛彭黄”会这么难缠，就凭他刚在中原大战中一一摆平的那些个诸候，哪一个不比这“朱毛彭黄”的腿粗腰壮得多？凭什么这共产党的头，就这么难剃？是“朱毛彭黄”有三头六臂，还是鲁涤平、何应钦太草包了？

　　蒋介石这回准备亲自出马，不光过继儿子，嫡亲儿子们也要一起上。

　　6月6日——第二次“围剿”失败几天后，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声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发誓“幸而完成夙愿，决当解甲归田”，否则，便“舍命疆场”。21日，蒋介石从南京赶赴南昌坐镇指挥，亲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并聘请英、日、德等国军事顾问随军策划。调动了包括陈诚、罗卓英、蒋鼎文、赵观涛、卫立煌等嫡系部队在内的23个师又3个旅30万大军，摒弃“稳打稳扎，步步为营”，重取“长驱直入”战略，计划首先击破红一方面军主力，尔后再行深入“清剿”，捣毁苏区。

　　而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撒在在根据地各处开展群众工作，6月16日在上海的党中央发来的关于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新的“围剿”的训令方面军总部又没有收到，这就使红军的应战显得非常仓促被动，基本上没有充分的休整和补充，反“围剿”的困难较之前两次也增加了不少。

　　但也有一个有利条件：蒋介石将留在南丰、宜黄以南地区活动的红四军十二师、红三军九师误判为红一方面军主力，各路“围剿”军进攻的轴心也指向了这一地区，从而给予了红一方面军主力的隐蔽收拢和集结以相当的时空余地。

　　6月30日——第二次“围剿”失败一个月后也就是刘少卿从医院“逃”回部队前后，红一方面军电台侦悉了蒋介石电令“围剿”军速向苏区推进的命令，遂决定继续“诱敌深入”方针，以南丰、宜黄地区的红四军十二师、红三军九师协同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少先队以运动防御和游击战迟滞敌人前进，苏区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为方面军主力迅速收拢，从闽西、赣南回师向根据地中部集中，以适时转入反攻争取时间创造战机。

　　那时苏区群众已经动员起来，敌人进了苏区就象瞎子，被地方武装赤卫队少先队四面八方的冷枪打得找不着北。他们抓不到伕还征不到粮，连个带路的都没法弄到，给养都得用骆驼从北方运来。敌人恼羞成怒，大开杀戒，奸淫虏掠无恶不作，给苏区人民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也超过了前两次。

　　刘少卿“逃”回部队的时候，大量赤卫队员和俘虏补充了部队。刘少卿所在的红一师成立了特务营，姚喆任营长，刘少卿从迫击炮连调到了特务营任第一连连长，和他搭当的是政治指导员沈渊和一位姓万的副连长，三个人彼此配合很好。那时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反“围剿”的切身体会，红军内上上下下都对毛泽东的指挥心悦诚服怀有充分信任，苏区临时中央局和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开会也没了前两次的争议了，象刘少卿这样的下级干部更是情绪高昂，对打破敌人“围剿”信心百倍跃跃欲试，天天橾心着的就是“多抓俘虏多缴枪”。

　　这次“待机”待得很玄，而且待了两次，一次比一次玄乎。

　　那次，方面军几万主力秘密集结在高兴圩，几次寻得战机甚至已经开进接敌，都因敌人队形密集跟进迅速而不得不放弃或折返，而敌人却步步进逼把几万红军压缩在方圆不过几十里的狭窄地区，眼瞅着就要毕其功于一役，把“朱毛彭黄”裹了饺子馅。

　　这个时候，“朱毛彭黄”出手了。

　　这火候极好极好——数十年后刘少卿将军谈起来还由衷赞叹不已，8月5日，红军主力利用夜暗悄悄地从崇贤、兴国两地敌军间20公里的空隙中，翻山越岭神不知鬼不觉地钻了出去，瞅准态势相对孤立而战力又较弱的上官云相部第四十七师和第五十四师。而敌人却对此毫无察觉，其主力与红军几乎是擦肩而过被红十二军和地方武装牵着直扑赣江边。

　　那天夜里，刘少卿带着自己的连队悄悄地行进，看见月光下彭德怀总指挥英姿勃勃骑马横在大路当间，示意大家不许出声儿悄悄地进村，战士们一见都顿时肃然心情更加振奋。那情景深深地镌刻在了他的心里，所以多年后他读到“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脑海里自然而然就跳出了这个画面。

　　6日午后，红三军团警戒分队在莲塘接敌，红一师师长李实行亲率一团一个连迅速抢占安凤山制高点，扼制了莲塘战场狭长谷地的中心地带。方面军首长迅速定下决心，红军紧缩包围，加紧政治攻势。7日拂晓，红军主力全线迅猛扑出，战至9时，迅速解决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第二旅外加一个营，毙其旅长谭子钧。紧接着又疾进良村，途中与前来增援莲塘的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一六０旅预期遭遇，红军迅猛攻击势不可当，歼其一个团，击毙旅长张銮昭，尔后衔残敌之尾猛追至良村。7日13时，攻克良村，将刚从龙冈赶来的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大部歼灭，副师长魏我威和参谋长刘家琪毙命，仅郝梦龄等少数人脱逃。

　　刘少卿带着自己的连队参加了莲塘、良村战斗，战果辉煌。莲塘一战，以一个连俘虏敌人两个连，在良村一条干涸的河谷里又兜住了敌人一个连。这个连的连长大名赵子立，是个黄埔六期生。然而这位赵连长此时已全无“黄埔精神”，而是灰溜溜地躲进一片林子藏匿起来，眼睁睁地看着自已麾下一连弟兄被一个红军小连长喊的几声“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所瓦解，俱作驯服状缴枪投降去领现大洋。而这个红军小个子连长英姿勃发，高喊“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的场景，令赵子立刻骨铭心了一辈子。十多年后这位国军连长当了将军，见了“共军”却不再躲进林子，而是响应 “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交枪和“共军”做了朋友。再后来将军成了全国政协委员，五十年后真就与当年缴过他那队伍枪的红军连长戏剧性相逢也还真就成了朋友，不用说这位红军小连长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刘少卿，那时他也早已是红色星族中的一颗闪烁的将星。两位连长青春年华互为对手，两位将军皓首白发互为朋友，握手言欢相互切蹉，印证历史追抚沧桑，真个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当然是后话了。

　　而此时“朱毛彭黄”意犹未尽，再掀“连续作战”高潮，先是瞅准龙冈准备再造“前头捉了张辉瓒”，开进途中闻知龙冈重兵猬集情况有变，遂虚晃一枪，以黄公略红三军佯攻龙冈，方面军主力星夜兼程转兵东向，盯住了黄陂的毛炳文。这毛炳文第八师刚从君埠、南陵缩回黄陂，红三军团主力已由中州经鹅公段、上下银坑迂回到黄陂以东，切断了其退路。11日凌晨，各路红军冒着倾盆大雨，完成了对毛炳文的合围，中午时分发起总攻，将毛师大部歼灭。红军战士一路欢呼追出十余公里，十分兴奋十分得意也十分畅快。

　　这一仗，刘少卿又被吴政委叫到迫击炮连试炮，那时节连打胜仗有了缴获军团所有迫击炮都放得毫不吝惜十分大方，毛炳文的部队完全没有斗志满山遍野狼奔豕突，刘少卿们一发炮弹过去就要引来一片哭喊和乞降。也恰在这时刘少卿意外发现三师迫击炮连连长正在是去年一起从张发奎部队当逃兵的“同伙”小老王，两人自然是又惊又喜互道了一番别来无恙。

　　行军路上，刘少卿又巧遇了军团山炮连连长大老王，当然又是惊喜一场。

　　跟着朱毛真是长见识长觉悟还长人材，三个国军逃兵，不过一年，都出息成了红军连长。

　　大老王高兴地对刘少卿说：

　　“还是你当初要走长沙的主意好，要不咱们都还当不了红军呢！”

　　这叫“在战火里成长”，长得是又快又好又壮实！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不过第三次反“围剿”要费时费力一些，毕竟这回双方力量对比最悬殊。

　　黄陂一仗，暴露了红军主力的方位，蒋公羞恼气急之余不免大喜过望，即令所有向南向西部队掉头向东，多头并进密集包围，盘算着这才不过死伤了几个过继儿子，老子的队伍人丁兴旺照样能够捏死你。

　　“朱毛彭黄”只好又“待机”，待得更是玄乎以至数十年后行家评点仍然啧啧称玄！

　　那时节，“朱毛彭黄”已经瞅准蒋公浑身上下最怕放气的气门芯就是畏惧红军主力乘虚北上袭占临川在后院放火，于是将计就计让罗炳辉红十二军拉开队形冒牌一把主力，大张旗鼓北去金竹，引透敌军主力跟向东北方向“追剿”。而这边厢原装主力却利用夜暗再施故伎，从蒋光鼐、陈诚两军间不过10公里的大山间隙中悄然穿出，掉头向西而去，把蒋公的队伍又甩在了自己的身后。那时红三军团的部队距离敌人主力最近处只有5华里，两边都是20米高的峡谷，只要有个人喊马嘶被发觉，那可就真就会被人居高临下堵住笼子抓了鸡。这当口，彭德怀总指挥又是横马路边给战士们提气壮胆定心安神，那场面可真是令行禁止全军为之肃然。

　　这也是仗着苏区群众条件优越，敌人要在这地面儿上折腾那他就是个睁眼瞎子！

　　一夜疾行，红军主力又再回良村转赴均村、茶园冈，消消停停安安心心休整了半拉月。这时蒋公才醒过神来，得悉红军主力已返回兴国养精蓄锐，而各部“围剿”军苏区东奔西突两个月，“肥的拖瘦，瘦的拖死”，3个师连遭歼灭性打击，士气已极度低落，皆有怨言“剿共是无期徒刑”。而偏偏粤桂军阀又利用蒋公主力深陷苏区之际，兵临湘境剑指衡阳，欲陷蒋公于危难。蒋总司令无奈之余嗟叹唏嘘一番，不得不下令结束“围剿”，撤出苏区。

　　这当口，朱毛兵法中那“敌退我追”派了上用场。侦知蒋公正在撤退，“朱毛彭黄”也开始不依不饶，决定在正北撤的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和韩德勤第五十二师中择其孤弱病残者打击之，尔后视情况再扩张战果。9月7日，先是黄公略红三军在老营盘设伏，把蒋鼎文第九师之第九独立旅收入口袋，继则刚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转移到苏区编入红三军团的红七军再于新圩、禾杠坑截歼第九旅一部，红三军团主力则向高兴圩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六个团发起猛烈攻击。

　　高兴圩战斗，是红军反“围剿”作战史上一次著名的恶仗。那时节正值盛夏，烈日炎炎，高兴河水暴涨，红三军团突击部队无法迂回，只能正面硬推。而蔡廷锴戴戟这来自广东的队伍虽是蒋公过继儿子，却绝非菜鸟档次的老弱病残之旅。他们凭借有利地形、强固工事和优势火力拼死顽抗，红三军团三个师轮番强攻竹高山，激战彻夜肉搏数十次，方才攻占外围。战至此时红三军团伤亡也比较严重，刘少卿所在的红一师特务营有两个连都被陆续抽出补充部队，而部队与敌人仍是顶牛之势还是谁也奈何不了谁。当时红一师师长李实行在莲塘战斗中身负重伤已送到后方治疗，彭德怀总指挥找到红一师政治委员吴溉之商量怎么打下去。吴溉之说我这里已经没有预备队只有刘少卿的一个特务连，这个连是个大连有三个步兵排两个通讯排一个工兵排一共六个排，彭德怀说那这预备队就是刘少卿这个连了，你留一个通讯排，其余都让刘少卿带来听我命令。

　　彭德怀向刘少卿面授机宜：你带两个排先去拿那个小山头，如果行就把剩下的人全拉上去。

　　刘少卿带着队伍一打发现是块硬骨头，伤亡了几个人还是攻不动。

　　这时彭德怀又叫来刘少卿：

　　“你不要硬打，先插到敌人右侧后，拼命做工事。敌人要来打你你就出击！”

　　太阳快要落山时，敌人果然耐不住了。刘少卿们工事尚未做完敌人就扑出阵地向他们袭来，刘少卿一看敌人脱离了阵地当然是正中下怀当即命令出击，刺刀手榴弹大刀片一通招呼，终将敌人击溃，俘虏十余人缴枪十余支，夺占了这个山头改变了战场态势。

　　战斗结束下了阵地，彭德怀故意虎着脸对刘少卿说：

　　“你这个‘九头鸟’，我叫你迂回、迂回，你怎么横着就插过去啦？我叫你等敌人出来了再出击，你怎么那么着急呀？”

　　其实彭德怀对这一仗很是满意，他转过身背着刘少卿对吴溉之笑言道：

　　“这个九头鸟有点办法哩！”

　　那是当然，彭总有办法，麾下壮士焉能无办法？

　　刘少卿奉彭总命令原地休息观察敌人动态，观察到下半夜上级却传来命令撤出战斗。

　　虽然最后扛到了底，但蔡廷锴扛得也挺玄乎。

　　蔡廷锴将军后来回忆：“敌（作者注：指红军）以其最强悍部队及彭德怀之军官队，向我猛冲。我军受其强烈压迫，全线略为动摇，六十师沈（汉光）师长及师部都不明前线情况，又不沉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受溃兵影响，擅自向兴国方向退去十余里。甚至总部人员及我之随从亦有逃跑，颇为紊乱，无线电亦放出紧急电。当时我见此情景，危殆万分，愤欲自杀以殉……”

　　蔡将军当然没有自杀，否则就没有后来那个“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抗日英雄了。

　　当然也就没有十多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蔡廷锴委员了。

　　这时方面军总部看到红三军团已有较大伤亡形势却依然是对峙，即令其撤出战斗以保持主动。红三军团撤出时蔡将军为终得自保而松了一口大气，自身损失颇大情况不明自然也不敢出阵惹事。这场战斗对于红三军团来说是个消耗战，歼敌两千自身损失也有千余，虽有小得却无缴获实际上并不划算。然而几日之后，彭德怀却在方石岭来了个“堤外损失堤内补”，与林彪红四军相互配合把韩德勤第五十二师包了个圆，还稍带上了蒋鼎文第九师一个山炮团。韩德勤当了俘虏却假扮作“伙夫”，骗得三块大洋还是逃之夭夭。

　　恼羞成怒的“围剿”军撤退时泄愤于苏区群众，大军溃处，器物捣毁，牛羊杀尽，一路杀人放火，将东固、崇贤、方太、方冈、黄陂、小布、东韶、中村、石马、金竹等处房屋焚之一矩，受害群众竟达十余万家。

　　至此，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红军在两个多月转战中取得五战胜利，歼敌17个团又两个营3万余人，其中18000人做了俘虏，缴得山炮迫击炮机关枪步枪“花机关”万余，炮弹枪弹无数。而红军也有流血牺牲，“朱毛彭黄”少了一位黄公略，刘少卿的老团长周彩星在莲塘战斗阵亡，老师长李实行也负了重伤于次年在医院不治牺牲。

　　但根据地却因此而赢得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稳定局面，苏区和红军也渐入鼎盛时期。

　　年轻的“九头鸟”刘少卿，也在战斗中成长成熟成为一名干练的基层指挥员。

　　将星，开始升起！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分散发动群众，红军小连长当了乡苏主席/筹款有办法，九头鸟又得夸奖/要打赣州上上下下都很高兴，毛泽东孤掌不能鸣/铁赣州名不虚传，马昆是杂牌却不是菜鸟/双方演练坑道战，红军输了一筹/黄克诚是近视眼看不清路，被背着抬着沿途组织反击掩护撤退/万分危急，特务连与敌人白刃相搏，一身“三大件“的红五军团救了急/应该改攻城为打援，小连长有想法却不敢吭声/上红校要过考试关，“九头鸟”中了头彩/优等生留校任教，有了几个“巩固费”却被人打了“土豪”，陈云任弼时也跟着沾了一光/分校校长没当成，刘伯承隔山绕水电报撵上了来了/上了前线，面有菜色的新任团长上阵就打了个圆满的胜仗

　　粉碎了三次“围剿”后，红军主力开始“分散以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

　　此前，红三军团在会昌禾丰进行了整编，取消了军一级建制，军团直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和红七军。刘少卿所在的一师师长李实行负伤住院，原三师八团团长侯中英接任了一师师长。

　　不久，吴溉之政委也调任军团组织部长，原红三师政治委员黄克诚调任红一师政治委员。

　　刘少卿所在特务营，也缩编成了特务连，还是大连，有三个步兵排，一个工兵排和一个侦察排，有二百多人，相当于一个小营了。会昌整编后，特务连就奉命到会昌地区乡村中去发动群众，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

　　红军小连长，这次也去当了地方官——乡苏维埃主席。

　　那是江西会昌县筠门岭一个叫车田的小镇子，刘少卿这会儿的角色就类似于当年黄冈的邓斌，也是发动了车田小学的四五十个学生娃，到处去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那时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上海临时中央尚未到达苏区，王明的“左”倾政治军事路线在苏区暂时还未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主持下的苏区土地革命还是很有声色，而且也已有了相对成熟的土地革命纲领。这时还不象“左”倾土地政策那个“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而是对地主富农分了浮财和土地后，也给出路分土地，改造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限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政策对头，下边工作也相对顺手。刘少卿当了几个月的“乡苏主席”，群众就发动起来了。

　　筠门岭这地方位于赣粤闽交界地区，而相邻的闽西地区虽然也成为了苏区的一部分，县级苏维埃政权也建立了起来，但尚未完全巩固，还有不少土军阀和地主武装活动。刘少卿他们在这“红白分，阴阳界”上走来走去“发动群众”，那也不是消消闲闲平平安安的太平活计。

　　虽然红军名头很响，跟着“朱毛”惊涛骇浪也算是闯过不少。不过对于那些地头蛇土军阀，时不时还是有在阴沟里行船的尴尬。刘少卿他们面对面的福建武平，就有一个土军阀叫钟少葵。要说这家伙那“军阀”是“土”的，还真是一点也没冤枉他。他比土包子成堆的“赤匪”还要土，比如他一纸“活捉苏维埃，赏洋三万”的布告，就是土得掉渣出尽了洋相的笑柄——他当这“苏维埃”是个姓苏名维埃的“匪共”头子哩！

　　土是土，却还是有点土道行，红一师二团部队去武平筹款，就跟这土军阀干了起来，结果款没筹着，还让人家给打了回来。

　　这“筹款”是当时红军的一大重要任务。经过三次“围剿”，苏区遭到了很大破坏，生产亟待恢复，红军也要扩大发展。除了缴获外，还要与白区进行贸易以及打土豪或从工商界筹款来解决经费问题，所以那时应运而生了很多“红色富翁”——不过这些“红色富翁”可不是在给自己拾掇钱匣子，而是为红军和革命事业卖力，那现大洋什么的，都是“苏维埃国家财产”，他们也就是过过手的“过路财神”。

　　说起来很有意思，那时候刘少卿们在前头打仗，敌人就常常把现大洋成箱成箱地抛撒在路上，指着这“赤匪”士兵会象那些个军阀部队的“丘八”一样，一拥而上去抢现大洋而不再跟在自己屁股后头一路撵着催命。谁知这些“赤匪”队伍不知道是着了共产党什么魔法，竟然只认得枪炮认不得满地的现洋，不依不饶地就是要撵上来“缴枪不杀！”

　　其实共产党也不是不识人间烟火，他们也心疼银子心疼现大洋。前头冲冲杀杀的刘少卿们屁股后头，就是一大堆手里攥着纸币的“红色富翁”，他们就是拿这些纸币在那些捡了洋落发了洋财的老百姓手中去把现大洋给淘换回来，而且就靠这些现大洋硬通货支撑起了“苏维埃国家”的红色金融红色财政。

　　光这个还是不够，不打大仗了，筹款就成了敛集硬通货的主要手段。

　　红二团没筹着款，侯中英黄克诚又把这筹款的事儿交给师特务营一连连长刘少卿。

　　刘少卿为这个很动了些心思，他跟沈指导员和万副连长商量合计一番，决定先不去部队，而是派侦察人员着便衣带短枪悄悄地进村，把调查研究搞了看准了谁是土老肥再去跟他计较。方法是先礼后兵，这边部队准备接应，实在不行再动家伙。

　　到了武平一个村里住下开始摸情况。很巧，一家地主恰好在张罗娶媳妇接亲，来客的也多是体面人家。这里老百姓可能对红军很了解也不害怕红军都没有乱跑，还给刘少卿们说道了许多情况。刘少卿认为这家地主可能还比较开明，便找上门去跟他宣传了一番“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然后和和气气打商量：我们是红军，经过三次反“围剿”经济比较困难，到贵地筹些款子，以后革命胜利再还你。

　　主人亲自出面接待了这伙和和气气的“赤匪”，还请入席吃饭，很是客气看来确实还算开明：

　　“红军是为百姓办事的队伍，鄙人自当略尽绵薄，不知官长所需多少？“

　　刘少卿也不说具体数字，只说是你们量力而行，看看能出多少。

　　互相客气一番，主人再和那些体面的客人商量妥当，几家一起，出现大洋400元。

　　“赤匪”们还是和和气气也不讨价还价：第一次来，弄到这么个数字，不错了。

　　这时候，土军阀钟少葵千余人的队伍打来了。

　　“开明地主”很是义气，建议“长官”把队伍分作四五股分散从小路撤回，由他派人带路，并承诺喜事办完就把大洋筹足，到时候送信给你们，你们派人来取便是。

　　部队安全撤回苏区，“开明地主”果然也有信誉，两天后就传信让红军派人去取现大洋。

　　“这九头鸟有点办法！”

　　苏区越来越红火，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很是重视。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的党中央走马灯似的换领导。换过来换过去，一个比一个“左”得厉害。到了六届四中全会，干脆就换成了几个二十来岁毫无革命斗争实际经验的书生。这些书生大都啃过洋面包理论水平那是大大的厉害，马列经典那是倒背如流讲起来头头是道，很多人小小年纪就成了“红色教授”。洋面包自然瞧不上土包子，瞅着这山沟沟里的那些经典上找不着的“野路子”，心里边就总拿“无产阶级祖国苏联”来参照。这时候，那一套不顾中国革命实际而盲目照搬苏联的“左”倾政策，不仅步步在政治军事路线上逐渐统治苏区，而且在组织上也逐渐形成宗派，开始排挤毛泽东等原苏区的创建者和领导人。

　　11月，全复制苏联模式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担任副主席。同时建立了“中华苏维挨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毛泽东则成了其中一位委员，逐渐被临时中央作视作“加里宁”而排斥于最高决策层之外。

　　“朱毛”这面旗帜也逐渐被仅仅当作了旗帜。

　　刘少卿那时是基层军事干部，当然不了解不明白上边儿的这些磕磕绊绊，他和大家一样，满眼睛满脑子装的都是“革命力量大发展”。苏区扩大了，12月间，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又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领导下举行“宁都兵暴”，一万七千多名官兵携带全部武器装备集体参加了红军，编为红五军团，红一方面军呼拉拉地一下子扩大到近七万人，这能不让刘少卿们欢欣鼓舞么？

　　翻过年头，一个很让刘少卿高兴的消息传来：要打赣州了！

　　多年后，回首赣州那场难以忘怀的血战，刘少卿将军认为：这是彭总的一个失策。

　　其实这是临时中央的失策。早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后，临时中央就接二连三发来指示，要求红一方面军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更是来电要“首取赣州，迫吉安”。心中那个小九九，自然是看上了赣州的这个水陆码头商埠中心的富庶，想打下来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在苏区中央局的会议上，毛泽东是反对马上就打赣州的。他认为赣州是坚城，敌人势在必守，而红军虽然有了发展，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局面却并未根本改变，以红军的技术条件论，很可能的局面是久攻不克。他还形象地比喻：“真正要打赣州只能把四周的农村群众发动起来了，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了，赣州城的砖就会一块一块搬掉，最后进入赣州。现在何必着急。”

　　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毛泽东建议，请前线指挥员回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这就把彭德怀请进了会场。按毛泽东的想法，彭德怀从前线来，更了解实际情况，会提出符合实际的建议。谁知彭德怀劲头很足热情很高，认为二十天打下赣州不成问题。彭德怀是红军中的一员战将，整个土地革命战争中也就只有他率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占过省会城市。这个本钱拿到会上份量极足，形势更是一边倒，大多数人都主张按照临时中央决议和指示，攻占赣州让它做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都。

　　毛泽东意见被否决。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指挥红三军团并红七军、红四军为主作战军；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指挥江西军区和闽西军区6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以游击战争配合主作战军攻占赣州。

　　事隔多年我们客观而言一把：其实就是把打不打赣州放到下边儿来民主讨论，恐怕毛泽东的意见仍然会被否决。那时节红军一年内粉碎敌人三次重兵“围剿”，一路打胜仗缴枪抓俘虏，苏区还大大扩展，革命形势那是一片大好大好一片，全军上下正是心气儿足得了不得的时候。得陇望蜀得寸进尺那就是当然之念。而且苏区群众听说要红军要拿下赣州也热情高涨支前非常积极。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刘少卿将军本人，那会儿跟大家一样也是高兴着哩！而且高兴得还比别人稍多一点——他在赣州当过兵，在那里遇到了“贵人”赵聘三，埋下了参加这支革命队伍的契机。

　　而毛泽东高于众人的卓识，恰恰就在于他能见众人之不知。

　　赣州的确是个坚城，闽赣人士有“铜上杭，铁赣州”之称。该城地处赣江上游章、贡二水汇合点，三面环水，城高且固，易守难攻，城中驻有江西“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直接指挥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马昆部3000余人，另有赣南17县地主武装17个大队5000余人。此外，在赣州以北吉安、安福、峡江地区有蒋介石嫡系部队第十八军第十一、第十四、第四十三、第五十二师和万安地区的第二十八师；赣州以南赣粤边境大庾、南雄、始兴、仁化地区还有粤军余汉谋第一军指挥的第一、第二师、独立第一、第二旅等十余个团。一旦赣州遭到攻击，蒋、粤两军均可随时增援。

　　红军在赣城外围的进展还算顺利，1月中下旬，主作战军红三军团、红四军分别从会昌、石城地区向赣州开进。开进途中，林彪红四军主力于新城附近将驰援赣州的粤军独立第一旅第三团大部歼灭。同时陈毅所指挥的支作战军各部亦分别进至指定作战地域积极活动，牵制敌人，警戒援敌。

　　2月6日前后，攻城部队主力全部进抵赣州城郊。

　　马昆这家伙很有头脑，一看“赤匪”大军压境来者不善，而守军兵力有限，即主动放弃外围，收缩战线，依托城垣固守待援。红军乘势占领进攻出发阵地，准备攻城，具体部署为：红三军团第一师进攻西门，第二师进攻南门，红七军进攻东门，第三师渡过章水占领水西街附近制高点，控制北门。

　　这后边就打得很艰苦很残酷了，一打打了33天，打得让刘少卿刻骨铭心了一辈子。

　　赣州城那可真叫结实，城墙恁厚，红军没有能轰开它的家伙什，只能一面把工事作成吊楼状和敌人城墙一般高，地下挖坑道准备放炸药爆破城墙，一面开展政治攻势每天用大喇叭嚷嚷“白军弟兄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最逗的是红二团政治委员方强，他竟然在大喇叭里向“白军弟兄们”热炒热卖他可能也是圄囵下肚没几天的“唯物辩证法”，云山雾罩自己人听不懂“白军弟兄”更是一头雾水。

　　这政治攻势还有一些不妥之处，那就是声称要“夺城杀马昆，消灭赣南豪绅地主”。马昆也好城内地主武装也好，都感到这城守是死不守也是死，横竖是个死，别无生路可择，不如死守以求生存，所以守得很是坚决一点不含糊。

　　也许对打下赣州信心太足，红军在宣传中竟然还透露出正在挖坑道炸城墙的信息。

　　2月14日和17日，红七军和红二师分别用土硝、木炭、生铁土制的炸药爆破城墙，效果不佳。东门的红七军炸开了月城的城门洞，都因敌人火力猛烈，封锁严密，两次突击均未成功。

　　刘少卿那会儿是红一师“挖坑道突击队”队长，领着手下那个工兵排昼夜不停扮演土行孙，在地下勇敢掘进，挖得个把月不见天日胡茬老长，眉毛头发都变白了。那时黄色炸药（硝铵炸药）非常金贵，只能用作引子，一付棺材装了300公斤土炸药，最后填装炸药都是彭德怀亲自到场指挥操作。

　　23日，红三军团曾经发起了一次总攻。9时，南门红二师首先爆破，红五团团长叶长庚率200多名突击队员预伏在城墙下准备突击，结果土炸药药量计算不准，城墙向外倒下，把突击队全给活埋了（仅叶长庚一人幸存）。待再组织突击队时，敌人火力复活，死死封住了缺口。东门红七军倒是把月城炸开了，一度还攻上城楼，却被优势反扑之敌扭住，激战4小时后大部牺牲，少数撤回。马昆紧接着将东门内整条铁匠街拆毁，连夜用沙包垒起了第二道城垒。

　　同一天上午9时，红一师也对西津门发起爆破攻击，刘少卿率特务连的一个排担当红一师爬城的冲锋队，他就是队长。但是一师的爆破炸塌了西门月城左角，却只炸开一层第二道城没有炸开，刘少卿率冲锋队首先登上月城，后续部队也紧紧跟上，在月城上与敌展开激战。然而敌人从鼓楼上和两翼工事里喷出密集火力的拼命拦阻，冲锋队和其他部队几次冲锋都未能突破，激战1小时后仍然只好撤回。

　　红军被阻于坚城之下。

　　最要命的是，陈诚率两万多援军来了，而且很快就推至赣州城郊。

　　多年后，刘少卿将军回忆说，这时他认为应该把重心调整过来，改“攻城”为“打援”。

　　作为基层军事指挥员，他这个想法应该说是有道理有见识的，而且在战役战术层面来说的确想到了点子上。但我们真正根据当时的全面情况综合考量起来，“打援”其实也无补于大局，这是整个战略方针的失策所至，绝非个别战术措施所能挽救，在坚城环水方寸之地，与装备精良的蒋系部队对阵，“打援”谈何容易。最好的办法，只能是迅速放弃攻城计划，另觅有利于已之战场，来日方长，不必计较于一时一城之得失。

　　最笨的招，就是继续攻城——其实就算攻下来，捡了马昆几千人枪，也守不住还得不偿失。

　　黄克诚这时也屡屡建议撤围，但“彭德怀不理睬”，执意继续攻城——最笨的招。

　　红三师参谋长彭绍辉甚至已经拧着脖子跟彭德怀跳了一回脚了。

　　然而这已经不是“彭德怀不理睬”的问题了。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彭德怀他已经作不了主了。实际上，就在总攻未成的当天，他和滕代远已经给中革军委发电，婉言：“攻城希望很小”。然而中革军委却执意要拿下赣州毫无商量余地，甚至还于3月1日将总部移到赣州城外，直接指挥攻城。刚完成整编的红五军团也被调来充当预备队。那时节，“右倾”的帽子就在临时中央钦差们手里备着，一般干部谁也不敢乱提意见“散布消极情绪”，象黄克诚彭绍辉这种胆儿就已经算很肥了，也就只是跟彭德怀吵吵嚷嚷。象刘少卿这种基层干部，那就是有意见也不敢出声——哪怕这想法是“打援”，基本的意思还是“打”。

　　于是继续攻城。

　　一面要攻城，一面要对付援敌，这仗打得就很勉为其难了。

　　援敌来势很凶，29日第十四师即占领赣州西北章水以北之赤珠岭地区，第十一师占领赣州西南章水以西之杨梅渡、南桥地区。这赣城北门外贡水很浅，可以徒涉，敌人很快就架起俘桥，与赣城被围守军取得联系。红军还当是马昆要从浮桥突围，却不料敌第十一师主力第三十三旅黄维却从浮桥偷渡入了城，增厚了守军兵力。这马昆虽是杂牌却非菜鸟，采用的方针是“缩小阵地，增兵进城，内外夹击，以解赣围”，很是上路子，大大增加了红军攻城之困难。

　　为了阻止敌人架设浮桥，红军想了许多办法。火力太弱压不住敌人，彭德怀便想用“火船”去烧浮桥。刘少卿带着特务连找来四只木船，装满劈柴倒上火油，由人驾船顺水而下，到了浮桥点着后驾船人再顺城垣跑回来。

　　第一次还算成功，火把浮桥点着了。

　　但第二次就不行了，敌人把浮桥断开，用撑杆把“火船”叉入贡水。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守军得到了增兵，气焰嚣张了许多。他们也来了个“以毒攻毒”，从城里往城外挖坑道，挖得积极进展也十分快捷，很快就挖到了红一师师部的后边。3月4日，红三军团发起第二次总攻，红七军在东门三处爆破成功，炸开东城门楼和两侧约60米宽的口子，但连续4次冲锋时仍被内城敌军密火力所阻，付出较大伤亡后仍然不能破城。而红一师红二师因坑道积水，无法点着炸药，攻城亦是受挫。

　　红军攻势已成强弩之末。

　　这时候敌人却出手了！出得很是凶猛。3月7日凌晨，敌第三十四旅第六十八团。从城东门、小南门坑道出击，以天竺山为目标向红军偷袭；敌第十一师第三十三旅第六十五、第六十六两团，从西南门之间坑道出击，以白云山为目标向红军偷袭；敌第十一师主力沿章水进至东门大码头，从侧后向红军阵地推进。形成对红军内外夹击的态势。

　　那时节，红军根本没有想到敌人也会从坑道出击。刘少卿看到敌人信号弹升起就知道坏菜了，赶紧去向师长师政委报告敌人从坑道里打出来了！这时熟睡中的侯中英刚被黄克诚从睡梦中拉醒，看见情况紧急便令刘少卿掩护黄政委向南突围，自己到前边去了解情况指挥部队。黄克诚当即向军团报告情况要求撤出，谁知军团参谋长邓萍却严令不准撤退。这时四周一片漆黑，枪声也越来越近，敌人已经打到师部跟前儿来了。这黄克诚在紧要关头也是个敢负责任敢当家的主，立即机断处置让直属队赶紧转移，同时让刘少卿的特务连速作应急准备。

　　刘少卿带着特务连前脚刚撤离原师指位置，敌人后脚就已经撵到了那里。

　　看见敌人蜂拥而来，刘少卿两眼血红一声断喝：

　　“上刺刀，准备——格斗！”

　　咔嚓一声大家上好刺刀发出呐喊，万副连长领着在前边杀开血路。黄克诚是个近视眼看不清路，八班长背上他刘少卿抬着他的两条腿就一路往前跑。就这么被人背着抬着黄克诚一路指挥沿途部队组织反击挡住敌人，掩护主力赶紧往南撤。

　　跑着跑着天将放亮，刘少卿发现了南门大街濒临贡水处部队象潮水一样撤了下来，侯中英师长披着军大衣在一片混乱中正声嘶力竭地喊叫想稳住队伍控制局面。黄政委赶上前和侯师长商量着怎么通知部队有序撤退，刘少卿急得一头大汗，大喊师长你赶紧过来我们掩护你一起走。侯中英却把大衣披在黄克诚身上说我要到前边指挥部队不能跟你们一起走，你快掩护黄政委赶紧突出去。

　　刘少卿眼睁睁看着师长被人流裹得不见了，南门外红二师的部队也撤了，敌人又围了上来。他顿时急了眼让万副连长抬着黄政委的腿和八班长一起往外冲，自己则操起一支步枪领着队伍冲上去跟敌人肉搏。这一场肉搏惊心动魄那可是真叫残酷，刘少卿领着的这个步兵排就牺牲了八个，敌人当然更是尸横一片倒地多多。刘少卿的通讯员手上拿着连长的指挥旗被敌人误作指挥员挨了一刺刀，刘少卿怒从心底起也还了敌人一刺刀，刺刀捅弯了他从敌人身上捡起一支又接着朝敌人身上捅，……

　　紧要关头，一支举着红旗挥着大刀的队伍杀了过来，阳光下一片片大刀闪着眩目的白光。这队伍每人都是步枪驳壳枪大刀三大件，全都不打枪十分骁勇手起刀落脚下人头满地乱滚。刘少卿舒口长气顿觉解脱：这是生力军红五军团十三军打过来了。

　　红五军团恢复了南门大街，刘少卿却不见师长回来。红二团政治委员方强也说只看见师长披着灰大衣从二团阵地前面经过，但大家都不知道师长最后的下落。

　　师长被俘了。

　　侯中英师长是和红一师400余名官兵一起被俘的。

　　本来侯中英自称伙夫敌人也没有认出他，不料与放回来的人一起出城门时却被一个叛徒指认出来。这个叛徒是第三次反“围剿”红军的俘虏，当了红军还做了司务长。这当口他当了叛徒还出卖了自己的师长。敌人俘获红军一位师长当然如获至宝，押着让他给被俘的同志们讲话想让他作个投降的榜样。侯中英却默默流泪一言不发，敌人很是失望只好把他解往南昌。

　　侯中英死得很惨，是被敌人以“凌迟”之刑杀害，而且还毁尸灭迹。

　　杀害了侯中英，敌人飞机还到处撒传单，历数这“赤匪头子”的种种“罪状”。

　　最惨痛的是侯中英生是豪杰死为英雄却长期蒙尘得不到自己人的承认，还被一些不负责任的误传诬作“叛徒”，其家人一直不服屡屡上诉。直到半个多年世纪后才在黄克诚、张震、刘少卿等老同志的证明下得以昭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3月8日，红军被迫从赣州撤围，至赣县江口一带休整补充。

　　赣州之役历时33天，红军伤亡3000余人，其中红三军团最多。

　　刘少卿将军认为，这是他在红军时期经历的“最残酷的血战”之一。

　　红三军团在休整时，苏区中央局也召开会议对赣州战役进行了总结。

　　然而在“左”倾军事路线渐居统治地位的时候，这种总结，不可能是深层次切中要害的。苏区中央局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仍然爆发了“激烈争论”，多数人仍然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夺取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江西首先胜利的错误方针，继续排斥毛泽东“红军的主力应向赣东北以及闽北、渐江、皖南、苏南等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和空虚的地区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发展革命战争”的意见。会议作出决议，中央红军分东西两路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

　　红三军团和湘赣军区、湘鄂赣军区地方部队编为西路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所赋予的使命是：赤化河西，贯通湘赣苏区与中央苏区，并相机夺取河西几个城市，使之成为革命向湘赣发展的根据地。3月底，西路军即遵中革军委令由赣州、万安之间的良口、黄屋之线西渡赣江，进入湘南，尔后与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互相呼应，进行了一系列的作战行动。

　　刘少卿没有参加这些作战行动，部队刚到湘南，他就被选送到瑞金工农红军学校上学去了。

　　不知道现如今的国家教委承不承认这个“工农红军学校”的学历，又是怎么算这个学历的。中专？大专？本科？普通？重点？重点的重点？不管怎么算吧，这学校仅仅存在了不到三年，只出过六届毕业生。这个数字恐怕在任何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院校中，似乎都不那么够得上档次。如果再瞅瞅生员的文化水平，那恐怕诸多正牌军校的名家们更是要嗤之以鼻。

　　可兵家大师毛泽东很看好这所学校，他说这学校是共产党的黄埔——“红埔”。

　　这也是实话，这所学校开办时，名称也和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一样——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址就建在红都瑞金。早在第一次反“围剿”还未开始之际，毛泽东就已经开始操心建立共产党自己的“黄埔”军校了。那时，虽然根据地已经有了各种随营学校、教导队之类的军校，为革命战争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但因根据地的割剧、办学条件和师资的局限，教学计划很难保证，来自旧军队的教官带来的旧军队的教育方式也与革命军队建设和革命战争的需要不相适应。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苏区环境相对稳定，建立自己的统一正规军事学校的事情也提上了日程。

　　1931年10月，毛泽东在召见筹建“红埔”的何长工和邓萍时说：“国共合作北伐时有“黄埔”，现在我们要办一个‘红埔’。新旧军阀都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的道理。在蒋介石的中央军中有几个系统：一个是陈诚的保定系，一个是汤恩伯的日本士官系，一个是胡宗南的黄埔系。我们把中央苏区的一些学校集中在一起，选贤任能，下决心镀这个“红点子”。把它办成培养我们军事政治干部和其他干部的基地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红色指挥员。”

　　11月26日，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通令，由原红一方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闽粤赣军区彭杨军事学校和及红一军团、红三军团随营学校合并，组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命肖劲光为第一任校长。肖劲光在红军任校长不到一个月，就到刚起义参加红军的红五军团任政治委员去了，何长工继续负责学校工作。在学校第一期学员毕业不久的1932年1月，何长工也到红五军团第十三军任政治委员。这时，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归国到中央苏区的刘伯承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校长兼政委兼瑞金卫戍区司令员。从第二期开始，学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刘少卿是学校的第二期高级研究班学员，这时学校在刘伯承主持下已办得很是正规，学员们入学时还有考试，不合格都还要“淘汰”。读了半年“跃进书”的刘少卿矮子里面拔将军，竟然考了个第一。被安排到红校刚成立的高级研究班学习（也叫“上级干部班”，专门培训营团干部），这个班班主任是原红三军团参谋处长唐庆云，专任军事教员有：主任教员郭化若、钟伟剑；炮兵教员武亭；政治教员吴亮平。兼任政治教员有刘畴西、欧阳钦、张如心、危拱之等。全班共有53名学员，都是从战场上抽来的优秀连长、独立营营长、小团的团长和部分参谋人员。而刘少卿因为个子高度倒数第二，所以得了个编号“52”。

　　个子倒数第二的刘少卿学习倒是常常“第一”。第一个学月结束考试，他又得了个“第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是出了些小风头”。那时红校学制是四个月（第三期后改为三个月），每月有一次考试，最后还有毕业考试。上级干部班除了共同课目外，还要加修一门《兵团战术》。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对这个抓得很紧，要想玩儿花样搞点作弊蒙混过关什么的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刘伯承虽然只有一只眼可那只眼比两只眼还管用，正是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条令条例教程教范。为这个他自己就身体力行奋笔疾书，带动大家“三更灯火五更鸡”，又教学又著述，以最快的速度形成了适合中国工农红军特点的较有份量的第一代教材。而且，他还亲自审定规范了人民军队的军语和人员的各种称谓，如“军官”改为“指挥员”，“士兵”改为“战斗员”，“传令兵”改为“通讯员”，“伙夫”改为“炊事员”，“马弁”改为“警卫员”，“号兵”改为“司号员”，“马夫”改为“饲养员”，“挑夫”改为“运输员”，“司令”改为“司令员”……，等等，并通过红校毕业学员逐步推广到了部队，至今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沿用。

　　刘少卿在这里接受了平生第一次的正式学校教育，也是平生第一次军事理论教育，他如饥似渴吞咽咀嚼着这一下子推到自己面前新鲜而又实用的知识，在课堂上在操场去把自己在战场上的实践相互比照提练并从中升华到理论高度——刘伯承每个星期都要组织连以上干部研究一次理论，从不间断从不放松，其间聪明好学的刘少卿经常得到他的表扬并举作范例。

　　四个月的学习短暂而又充实，这一期学员毕业时还首次设置联合对抗演习的课题。在中央“到前线去”的口号鼓舞下，红校经过周密计划编写了详细的想定，1932年l0月2日在共产党军队院校历史上首次实施了为期1周的对抗联合演习。演习中学员编为南北两军，双方的团、营长及政治工作人员，均由学员担任。中央政府警卫营亦前往参加，还有瑞金各乡区的赤卫军干部、各机关代表、中央局党校和少共中央局列宁青年学校学生参观团前往观摩。那真是盛况空前军民皆大欢喜。

　　演习结束后的10月10日，红校举行毕业典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项英莅临讲话，刘伯承校长作毕业致辞，工农剧社还专门为学员们演出了新剧《到前线去》。最后大家英姿勃发精神振奋一起放开喉咙，高唱了一曲《工农红军学校毕业歌》：

　　　　　　　　　　　革命潮流正高涨，我们学业成。

　　　　　　　　　　　拿起枪炮上前线，奋勇不顾身。

　　　　　　　　　　　领导战斗员，配合工农兵，

　　　　　　　　　　　巩固革命根据地，展开革命的战争。

　　　　　　　　　　　曙光在前，革命胜利要争光，

　　　　　　　　　　　全国红旗插遍，愈艰苦愈有劲，

　　　　　　　　　　　列宁主义者，工农的先锋，……

　　但刘少卿没能如愿“上前线去”，他学业优秀被刘伯承看中未毕业就留校任了教。

　　红校优等生刘少卿留校当了军事教员，还兼任第四期学员政治营第三连连长。

　　至少在那一期红校，这是独一份儿——或许是刘伯承的确对他青眼有加。

　　这当然是因为他的那些“第一”带来的“小风头”。不过，任了教的刘少卿没“小风头”出的时候仍然给刘伯承以深刻的印象，以致于后来他出任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参与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时，仍然隔山隔水转弯抹角绕了恁大个圈子一道调令把他给调到手边去啃难啃的骨头，看中的还是这“九头鸟”是块好坯子，可以当作好钢设计煅打且派作一番用场。

　　有一天，刘少卿带着自己的学员连进行“夜间演习”，演习场就是一片坟地，傍晚时分他把学员集合在那里提前交代“夜间行动注意事项”，校长刘伯承就带着红校领导们在旁边听着。刘少卿当士兵当连长当学员时这个见得多了也不在乎，不就是首长要了解下级的指挥能力教学水平么。再说这夜间行动他从戎多年也是驾轻就熟的活计，讲起来自然是深入浅出有理有据条条清楚头头是道。

　　这时候有四位女同志就此经过，走出坟地时其中两人停步不前，与一老一少另两位握手道别，目送着她们翻过山岗招手互呼再见。刘少卿看见灵机一动立马出了即兴测验项目：这四位女同志有走的有送的为何在此才分手，这情况该如何分析判断？学员们不喑教员连长竟会出此怪题偏题全都一头雾水茫然不知所措，刘伯承等却在一旁饶有兴致静静瞅着，看看这“九头鸟”小连长会分析个什么子丑判断个什么寅卯来。

　　有个学员大着胆子发了一言：“这是送的不想再送因为天黑了，走的不要人送因为讲客气！”

　　刘少卿这时翻出底牌拿出判断：“四个人在此分手可能原因如下：送的人不敢再送天快黑了这里又是坟地，再往前送回来过坟地她们害怕；而敢于送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操练她们心里有底。送客送到此，那就是她们两种心态的交叉点。……”

　　听到这里刘伯承等红校领导一起笑了，这“九头鸟”即兴发挥题出得怪是怪却有道道，好！

　　刘伯承也接着在学员们面前表扬了“九头鸟”教员兼连长一把：

　　“这个教员题目出得好分析得也不错，你们要注意这个判断！”

　　刘伯承更记住了这个教员。

　　那时红校搞“广州暴动纪念周”，满学校调研一把却发现真正参加过广暴的仅刘少卿一人，那时候叶剑英还没来红校任职，他自然就“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俨然成了红校学习研究“广暴”的“活字典”，被人请到各个单位作报告介绍“广暴”情况，很多人因此记住了这位“广暴”的报告者，建国后有老战友见到他还戏谑称呼这位肩扛将星的“九头鸟”为“传令班长”。

　　红校中英才聚集刘少卿得益的确非浅，第四期学员毕业后，刘伯承离任去了前线就任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所遗瑞金卫戍区司令员兼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由叶剑英接任。叶剑英还有后来的左权都对这个聪明的“九头鸟”十分欣赏也十分器重，红校的各种训练和内务范例常常都是“刘少卿那个连”。刘少卿也因此而结识了诸多师长和战友，从中得到了学问汲取了养料还结下了深深的战友情谊，这清淡而又浓郁的情谊许多一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他们相继故去……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红校的生活紧张而又活泼，战友们都是“无产者”奉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彼此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当然得除去老婆和武器。那时节刘少卿因被算作“外地籍红军”分不到土地，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规”每月能有五钱银毫子“巩固费”，那就算个“小财主”自然也就生出了被战友们“打土豪”的危险。第一次发“巩固费”，从红五军团到红校任教的边章伍、张子承、包德心、卢寿椿等人就来找刘少卿，说是一起去上馆子吃瑞金名菜甲鱼黄鳝油鸡。刘少卿虽是心有灵窍的“九头鸟”，此时却也不喑这是个要“共”他“产”的霸王宴套子，高高兴兴地和战友们难得奢华一回进了馆子。

　　进得馆子坐下，却发现陈云、任弼时在旁边桌子上相对小酌，面前只有一小碟炒黄豆。边章伍人很活跃上去给二位首长打了招呼：你们二位首长来了，要了什么大菜？陈云这管钱柜的首长十分寒酸，筷子敲着那碟黄豆笑言这还能有什么菜？边章伍俨然成了“土豪”，摆出开明面孔请二位首长一起入席。陈任二位吃过洋面包的首长也不客气，过来坐下便和刘少卿们一起推杯换盏，甲鱼鳝鱼油鸡吃得十分畅快。完了陈云还开玩笑说吃得不够干净，于是大家又把盘子当镜子操作各自的舌头细细把它打磨了一番。

　　二位首长吃饱了喝足了顿生感慨，你们外地籍红军真正是好，还有五钱“巩固费”能打打牙祭，我们那里工人拿工资都不如你们这般“土豪”。刘少卿很是诧异，还发“巩固费”我怎么不知道，陈任二人笑言今天请客的是你你怎么会不知道。边章伍一旁嘻嘻笑着会了账买完单将剩下的三钱银毫子都还给了刘少卿，刘少卿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不明就里，回到红校就到财务科去看账，一看才知道自己名下确有五钱“巩固费”，而这笔可怜的财产已被边章伍这请霸王客的主谋堂而皇之签名冒领打了“土豪”。

　　“九头鸟”被人算计一把却没一点脾气，谁叫大家都是“无产者”自己却先“富”了起来。

　　转眼翻过了年头到了1933年1月，红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叶剑英找来刘少卿谈话：组织上要委派你去任红校第五分校校长，地点在赣江以西永新、莲花、临江一带，肖克同志的红二十二军在那里驻扎，你准备好和湘鄂赣省委的刘士杰同志①一起出发。

　　党的委派那就是圣旨，刘少卿打点好简单的行装上了路。

　　那时节，蒋介石正在发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

　　刘少卿到了赣江边的良口却过不了江，江那边云集着国民党的“围剿”部队，也就是在他们等待肖克派人来接应的时候，红一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一封电报却送到了刘士杰手中：

　　十分诧异的刘少卿十分不解，我一个小干部走到哪儿为什么总部的电报还要追。

　　不明就里还是要执行命令，刘少卿背着水壶和简单的行李来到了宜黄县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部位于山深林密处，群众条件优越保密措施完备，虽是赤白交界处但敌人却无从寻觅。刘少卿到了总部，接待他的是参谋处长张云逸。彼此都不认识张云逸盘问得十分仔细，因为那时路上随时可能遇到敌情干部上路一般都不能带介绍信。张云逸盘问一番看看没有问题便领他去见总部首长，总部首长就是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朱周二位刘少卿都见过却没有讲过话，而刘伯承是红校老首长，这次战地相逢刘少卿自然倍感亲切。

　　刘伯承见了他也是没有客套而是直截了当：敌人“围剿”已经开始前方干部伤亡很大，想到红校有你这位优等生我们就叫你来派派用场。向剑英要你剑英却说你已经被他派往湘鄂边，所以我们直接发电到湘鄂边分区才算找到你。现在过不了赣江你那个校长反正也当不了，就在总部领受任务准备上前方打仗。

　　老首长的安排刘少卿还能有什么话说，上前方本是他的愿望更使他振奋非常。校长如此看重费了恁多周折把我调来看来我也算是个人物，那当然要上去打出个样儿来才对得起党的哺育校长的培养。

　　刘伯承十分满意继续介绍：蒋介石他不懂孙子兵法，记吃不记打死猪不怕滚水烫，他以为红军是支新生的军队他可以随便打垮，这次他来了左中右三路四十万兵马超过了以往，何应钦坐镇行营陈诚是前敌总指挥，主力是中路军有12个师70个团十六万人，其中十一师肖乾在赣州占过你们便宜，还有十四师周至柔五十二师李明五十九师陈时骥他们都是嫡系力量，你的老长官吴奇伟带的是九十师。他们有德国法国意大利飞机天天搅扰，地面上大兵进逼步步为营层层筑垒，二三里有修碉堡建工事要稳扎稳打车干了水再捉鱼。我们有多少部队你也知道，一军团林彪三军团彭德怀五军团董振堂，刘畴西他们红二十一军在赣东，实际人数五六万跟敌人没法比量。现在正打得热闹这里都听得见枪声，你的老长官吴奇伟离苏区还很远在浒湾就被打垮，陈诚十分恼火现在率十四师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一起上来了，这阵势我都没见过更别说你刘少卿。但他们轻入黄陂我们已经旗开得胜歼灭了李明陈时骥，现在我们要干掉他的御林军肖乾的十一师，这个师有三个旅十个团，他已经被打垮了在草台岗龟缩动不了，他不动其它师更不敢动。现在只有十四师十师还在往前拱，这里是山区他装甲车用不了汽车用不了骑兵也用不了，我们现在需要一支部队去破坏道路阻滞敌人前进，……

　　说到这里刘伯承站起来放大声量：

　　“现在你来了，这破路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刘少卿热血沸腾立正挺胸应声答：“是！”

　　总参谋长这时却放缓语速说明情况：破路的地点可能是宜黄东南也可能是正东，那里有地方两个独立团有一千六百多人，还有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区苏政府和党组织条件不错，就是缺乏一个军事指挥人员，增援的敌人有多少还不清楚，但一定会从这些个方向来，你们必须迟滞他们。草台岗这个地方在宜黄西南，离这里十四五里，现在敌人被我们围着不敢出来，那里地势较高有树林遮敝还有野战工事，我们正在逐个消灭他们，我们部队伤亡很大要恢复元气，你们必须尽可能长的迟滞敌人前进。你现在就赶紧去指挥那两个地方独立团和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

　　刘少卿这时才是个21岁的连级干部，第一次被赋予这么重要的任务指挥这么多人，但他心情虽紧张却一点不害怕。刘伯承说你能够完成任务我们相信你，如果实在不能完成你也要等我们接你回来，我们这里马上就要换地方。

　　“坚决完成任务！”总参谋长一席话更让刘少卿跃跃欲试。

　　一心想赶紧去完成任务的刘少卿马上就上了路，没有地图没有向导他却走错了方向，为难踌躇间却看见过来一大队人马，周恩来总政委也在中间。周总政委一见刘少卿十分惊讶，问他怎么会走了这里来了。刘少卿道明原委，周总政委马上对张云逸说怎么不派人带路呢，张云逸马上派了两个通讯员带着刘少卿走向正确的方向。

　　走了一个时辰走到了目的地，两位地方独立团团长年龄比刘少卿大，但听说这是红校来的都觉得这是正规科班立生敬仰，服从命令指哪打哪儿非常积极踊跃。大家一起努力掀翻桥梁挖断公路设置假目标，没有麻烦很是顺利，几天就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看看任务完成得很好，刘少卿带着两个通讯员回来找总部。这时总部已迁走留守人员让他们赶紧去追，有两个通讯员带路刘少卿追得也很快，追到了总部马上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作了汇报。

　　这时草台岗还有零星枪声，战斗尚未结束，但敌人援兵过不来可能也没法来救。

　　刘少卿又累又乏倒头便沉沉睡去，然而总部首长们却彻夜未眠都一直在运筹谋划。

　　3月20日清晨时分，周恩来叫来了他：你作好准备，晚上给要分派任务。

　　晚饭后，周恩来告诉刘少卿：红一军团林军团长来电，草台岗敌人尚未完全消灭，红四军二十八团团长负伤，政治委员阵亡，部队只剩下两百多人，林军团长要我们派一个得力的人去当团长，最后消灭敌人。

　　周恩来当着张云逸交代道：“现在就让刘少卿担任二十八团团长。”

　　次日清晨刘少卿领命而去。走出半里路，觉得不对，事关重大，还得有人带路。

　　他跑回来找周恩来：“我不知道红一军团二十八团在哪里呀！”

　　周恩来又让张云逸派了两个通讯员带路。

　　十来里路跑过，前边一群人抬着担架下来了，刘少卿听见有人喊：

　　“刘少卿同志……”

　　刘少卿回头一看，是红三军团一师师长彭绍辉，那个跟彭德怀跳脚拧过脖子的彭绍辉。现在脸色苍白躺在担架上。

　　“你现在哪里？”彭绍辉问道。

　　“我已调到总部，现在到一军团二十八团做团长！”

　　“那就快去吧，多打胜仗！唉，我胳膊受了伤，恐怕保不住了！”

　　看着这员伤残猛将刘少卿很是难过，但任务在身他不敢久停，安慰了几句便匆匆而去。

　　又走了十来里，找到了红一军团军团部。

　　两位通讯员把刘少卿介绍给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聂鹤亭后回去了。

　　聂鹤亭当时不认识刘少卿，也盘问了一番。

　　姓名，籍贯，哪里工作，参加过哪些战斗，身体状况如何，……，等等等等。

　　刘少卿一一作了答。

　　聂鹤亭到军团林彪那里作了汇报，林彪一听是个小同乡便迎了出来：

　　“你是黄冈哪里人？”

　　“团风刘家屋基的！”刘少卿这是第一次见到林彪，站在这位和彭总指挥一样威名赫赫的红军名将面前他不免有些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他是从刘伯承那里才知道林彪大名的真正读音——那个虎字加三撇原来念作“彪”！而此前他是认字认半边把这位林军团长呼作“林虎”。

　　“我是回龙山林家大湾的，离你们那里不远。”

　　林彪既和气又亲热，似乎跟他的赫赫威名不太相称。

　　“红二十八团原来是攻打武昌的叶挺独立团，‘八一’暴动上了井冈山，是毛主席朱总司令起家的老本，以前我当过这个团的团长。二十八团要独立完成攻克敌人核心工事的任务。不能因为一个核心工事把别的部队牵进去，我们还要准备打增援。”

　　林彪让参谋长徐彦刚向刘少卿交代具体情况，让他赶紧赴任，太阳落山前将草台岗拿下来！

　　美男子徐彦刚这会儿正忙得不可开交，还是聂鹤亭把情况向刘少卿作了交代：第四次反“围剿”已经接近尾声，最后一仗等着你去打，敌人第十一师已经大部就歼，只剩下约一个营的兵力还在草台岗上核心阵地固守待援。看来他援是待不到了，但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二十八团团长彭雄负了重伤、政治委员沈联雄已经牺牲，十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胡阿林均已负伤，现在是师参谋长肖桃明在那里指挥，团里还有一位总支书记，人员还剩下两百多，你去接任团长，黄昏前彻底解决这股敌人，断了敌人要来增援解围的念响。时间不能再长，否则敌人来接援就不太好办了。任务很艰巨，而且没有别的部队来增援你，我们不能让这个核心阵地将大批部队拖住，还得防备敌人增援。

　　刘少卿又匆匆向草台岗奔去，刚走到路口，就碰上了十师参谋长肖桃明。

　　肖桃明把聂鹤亭所说的情况重复了一遍，总而言之是形势严峻，你要设法完成任务。

　　师参谋长把新任团长带到了草台岗，那里敌人据点已经孤立，但七百多人的二十八团现在只有不到两百人，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的干部只剩下一个机枪连连长季光顺，还有一个黑脸的总支书记是个湖南人。肖桃明向大家介绍这位刘少卿同志就是你们新任团长，大家要听他指挥今天一定要拿下草台岗。

　　刘少卿这个把月里到处奔波，面有菜色脸色疲惫衣衫也很是褴褛，不象是个团长倒像是个伙夫头。肖参谋长讲话时黑脸的总支书记脸上色素更加浓郁，愁眉不展面带不悦上下打量着新来的团长：就这位小伢子他究竟盯用不盯用？咱二十八团是井冈山上下来的队伍上级怎么会派个矮个头伢子来当大任？眼前这形势如此严重他究竟有没有生出那扛事儿的肩膀？

　　“我不能陪你了，现在就看你的了。”肖桃明说完这句话便回到师指挥位置，

　　这时黑脸的总支书记上来请示新任团长：

　　“情况紧急，上级是否派点部队增援？”

　　“不行，林军团长已经说了，就靠现有兵力在黄昏前解决战斗！”刘少卿斩钉截铁。

　　这时刘少卿沉着又冷静开始点名整组队伍，点下名来发现竟只有一百六十号人，其中还有十来个缠着绷带的伤员，看来这支“铁军”的确伤筋动骨损了元气。新任团长默然片刻喊了一声“共产党员请举手”，队伍中刷的一声应声树起了三十多只黝黑的胳膊。刘少卿一看心说太好了，党的骨干还在我就有办法。他铺排一番把大家编成了五个排，其中四个战斗排一个七名司号员和一个司号长的司号排，指定了排长班长各自的代理人说明了战斗任务便开始了战前动员：

　　“同志们我们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带出来的队伍，从来就战无不胜还在乎这点国民党残余？黄昏前我们要解决战斗肯定没人增援，靠谁也靠不住只能靠我们自己，我们都是苏维埃的红色战斗员……”

　　小个子团长声音不响却极富力度，一脸的菜色竟然闪出金属的光亮。战士们挺起胸膛撑直了腰板，一排排步枪上雪光闪闪透出了冰寒：这矮子团长还真有种是个人物，咱二十八团染房不出白布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

　　刘少卿也看见队伍中有人咋舌信心不足：

　　“同志们这是党的任务绝不能怠慢，敌人虽比我们多但态势孤立也没有援兵肯定熬不过今晚！我们要再鼓一口气把他们全部消灭，为彭团长沈政委报仇拿下这个据点！大家听我命令准备战斗，冲锋号吹响大家一起向前……”

　　这时候大家一起振臂呼喊：

　　“拥护刘团长指挥为党立功！”

　　“消灭敌人据点为彭团长沈政委报仇！”

　　……

　　黑脸总支书记诧异之余很是高兴，这小个子团长气宇轩昂我怎么就没看出来！

　　接下来就是军事民主分班讨论，那年头的“讨论”不象现在，没有套话没有过场而是开门见山干脆利落：多捉俘虏多缴枪，为彭团长沈政委报仇。每个人发完言就掏口袋，把身上的所有银毫子苏区票都掏了出来，党员说如果牺牲了，这就是最后一次党费，非党群众说如果牺牲了，希望追认为党员，这就是缴纳的第一次党费。

　　说是“开会讨论”，其实时间很短很短，前前后后也不过就是几分钟。

　　这时炊事班把饭送了上来，大家饱餐之际刘少卿对干部们交代，季连长的机枪连是火力队紧跟着我，四个步兵排分开迂回隐蔽接敌对据点取包围态势，司号员每个排分一个其余跟着我。敌人熬了一天没吃没喝可能比我们更疲劳……

　　也是说谁谁就立正答到，念叨到这儿，警戒的战士送来两个俘虏。这是敌人派下山来找水喝的，见到刘少卿就双膝脆地大呼红军大老爷饶命，我们一天没吃喝才下来找水。刘少卿一听很是高兴，当即请他们吃了饱饭还灌了满壶的水，装上一口袋干粮让他们回去给大家说道，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何必打肿了脸还要硬挺，逼得我们刀兵相向。

　　俘虏唯唯连声负重而去。

　　编组，吃饭、休息、宣誓、鼓动，总共也就个把钟头，这支伤了筋骨损了元气的队伍，精神头又被煽得嗷嗷叫起来。

　　黑脸总支书记拍拍刘少卿的肩膀，说：“我还没有看到过这么动员的！”

　　太阳将下山时，刘少卿部署停当部队开始运动接敌。

　　这时候飞来了两架飞机，黑脸总支书记指点着告诉刘少卿这是意大利的货色。正说着突然飞机开始下蛋，不知是功夫不济还是有意为之，这蛋没扔在“匪共”这里却落在了自己那边，爆炸声中敌人鬼哭狼嚎乱作一团。刘少卿一看这是天赐良机岂能错过，即令冲锋号吹响大家一起向前……

　　战士们士气高涨从地上一跃而起，挺着刺刀挥着大刀象一阵旋风扑进了敌人工事，敌人内外交困纷纷跪地求饶投降缴械。刘少卿站在工事上细细清点了战果：敌人死伤百余还剩三百多，一个个垂头丧气已无战斗力可言，为首的是个团长他十分沮丧，看清了这些“赤匪”不过百把人他顿生嗟叹：你们打仗战术的确是比我们高明，我们十一师还没有象这样打过败仗。

　　刘少卿问：“你们为什么不突围？”

　　“不能突，四面没有我们的人了，要突围，就会钻进你们的口袋——这是我们要预防的。只有固守待援。”

　　“放下武器我们就是朋友，顽抗到底当然是死路一条。你们想消灭红军那是白日做梦。我们要收拾你们那是很有把握。第一次反‘围剿’我们捉了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何应钦逃之夭夭。这次怎么样？你们那‘没打过败仗的’的十一师还不是全军覆灭！”

　　投降的敌人纷纷集合准备领取现大洋，这时刘少卿发现有战利品中有一捆捆漂亮的绳子，土包子们议论纷纷不知这东西它是作何用场。有人猜测这是搭帐蓬的东西刘少卿却连连摇头，猜来猜去猜不着便问俘虏。俘虏称这是我们陈长官发的装备，说是抓着“赤匪”就用它来捆上牵到南昌街头示众。

　　刘少卿们哈哈大笑：

　　“‘赤匪’就在你们面前看来是捆不着了，还是用来捆上你们的武器弹药跟上我们走吧！”

　　这时候太阳还没有落山，军团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十师参谋长肖桃明闻讯十分高兴，都来二十八团慰问还连声夸赞：不错不错刘团长指挥不错大家打得也不错，敌人飞机下蛋下错了当然也是不错，任务完成圆满缴获多多，赶快回去休息今天有猪肉大家都享受犒劳……

　　刘少卿当团长第一仗就旗开得胜，他好生高兴当然也很有些自得。

——————————————－——————————

①刘士杰后来成了叛徒。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红军整编，刘少卿和肖桃明成了“好战”伙伴/全军比武，红四团夺了红五团的锦标，刘亚楼与刘少卿生出嫌隙/坪寮战斗，李朝聘连带刘少卿吃了冤枉/凤翔峰战斗，“短促突击”牵带着“无情打击”，刘少卿再吃冤枉官司/林彪作证也不管用，两次“斗争会”再搭上一个处分，小团长变成了作战参谋/“九头鸟”的犟脾气真是个犟，二刘的疙瘩结了一辈子/操起座钟又打了陈士榘，教导大队大队长只当了一期/都是大写的英雄却都不是小节的典范，每一个英雄都是有缺憾的英雄/反“围剿”苏区越反越小，刘少卿与老连长再度相逢竟成永诀

　　草台岗战斗一结束，第四次“围剿”实际上即被粉碎。

　　这时敌“围剿”军主力全部退至南丰、南城、宜黄、崇仁、乐安、永丰、新淦以及抚州等地，转入暂时防御，准备的新的“围剿”。而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战场尚未清理、部队尚未休整的情况下，即遵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那个“向北发展，扩大苏区，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从草台岗北上进攻乐安，并拟将攻占乐安城作为北进的突破口，继续“扩大苏区”。

　　乐安攻坚有点象赣州之战，只不过时间很短也就个把礼拜，红军没占什么便宜也没吃什么亏。这乐安城城防很坚固，敌人以逸待劳也很有准备。红军袭击、强攻、夜战轮番操练招呼一番，还是拿不下来。准备以坑道爆破破城时，敌军援军5个师又赶来了。这时方面军首长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比较灵活机动，没象在赣州时那样被临时中央的圣旨压得不敢喘气，而是机断行事一把，主动撤围，改以小部队监视敌人，主力则转向西进，佯攻永丰，准备调动敌军西移，以乞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击。

　　但这时敌人却学乖了不少，再不轻举妄动，红军暂时也没捡到便宜。

　　说是“没捡到便宜”，那是说的大便宜。小便宜还是有的，刘少卿的二十八团在乐安的屋头街就逮住敌人一个营，伤亡不大缴获不少。美中不足的是树林太密视线不好，敌人跑了不少，有个连队还丢了两条缴获的枪，找了半天儿也没找到，也不知是藏着的敌人偷走了还是赤卫队少先队给捡了洋落。

　　接下来部队就在乐安南的藤田、大湖坪、善和地区休整缩编充实部队，红一军团取消军一级编制，军团直辖红一师、红二师、红三师三个师，刘少卿所在的十师部队与十一师和红二十二军一部合编为红二师，由徐彦刚任师长，胡阿林任政治委员，原十师参谋长肖桃明改任红四团团长，杨成武任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团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从井冈山时期就赫赫有名的红四军二十八团，至此取消了番号，编为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刘少卿成了二十八团最后一任团长。

　　整编时，有人说肖桃明和刘少卿两人都“好战” ，恐怕他们在一起会合不来。可实际上，肖桃明和刘少卿这两个“好战分子”合作得非常愉快。刚整编完没几天，方面军首长获悉驻宜黄之敌李默庵第十师与驻抚州之敌唐仁山第独立三十二旅换防，决定上演一出“围点打援”，乘敌运动之际予以歼击。

　　6月5日，天下着雨，有情报称唐云山可能要放弃宜黄逃跑。四团几位领导一起商量怎么打。刘少卿分析，这个情况可能是准确的，敌人从南方来这里，到处是红军他天天守城可能也吃不消了。我们应该半夜出发，到城北赤井亭设下埋伏，敌人对红军不摸底，可能会在拂晓后才行动，我们正好捡他的便宜。

　　大家很赞成，当下便准备出发。这时天下着雨，大家都没有吃上饭，团首长们便动员大家，把敌人放到路上打总比攻城容易，苦一点没关系，先吃粮袋中的生米充充饥，解决了敌人，大家都能消消停停地饱餐一顿。

　　没什么说的，红四团冒雨上了路，悄悄插到宜黄城北。风雨交加，部队穿过一片杏树林时，突然一阵腥风卷起，杏子纷纷从树上往下掉，大家正在诧异间，一条巨蟒嗖嗖地冲出了树林。原来是这家伙正在这里歇息，战士们屏声静气慑手慑脚还是惊了它的好梦。

　　好玄，刘少卿们擦去一头冷汗，没让这家伙伤着人，真是万幸。

　　到了赤井亭还没半个小时，敌人果然出了城。可惜第三营太着急，敌人大队还没出来完就动了手。这一打虽然打掉了敌人一个营，捡了二百多人枪，但敌人后边儿的大队却缩回了城里，死守待援，再也不敢出来。这反而增加了攻城的难度，红一军团部队在宜黄折腾了几天，最后还是没有把宜黄拿下来。

　　但对红四团肖桃明杨成武刘少卿们来说，这还是个胜仗，一个有遗憾的胜仗。

　　这只是个小遗憾，他们还不知道，差不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挫折，走近了他们。

　　“左”倾军事路线全面统治苏区的时代，到来了。

　　就在刘少卿们在宜黄打了那个有遗憾的胜仗后几天。苏区中央局转发了临时中央《对今后作战的指示》，这份指示来自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顾问的意见，这个意见的中心意思就是要“两个拳头打人”，要把红军主力“分离作战”，以红五军团为主编组“东方军”，以清流、宁化为总方向，寻歼敌军主力后向北发展，方面军主力则“威胁南丰、南城、宜黄、乐安”，以策应“东方军”，尔后“东方军”回师江西，与方面军会合，集中主力会攻抚州，进而进攻南昌，“一师一师地消灭敌人，争取革命在江西省的首先胜利。”临时中央指示的口气不容置疑毫无商量余地，“这一计划是夏季行动总路线的大纲”，决不可因在执行中可能遇到的某些具体困难，而“反对这一计划”。

　　苏区中央局的钦差们对这个他们认为是“整个时期的战略方针”的指示表态非常积极，积极得甚至过了头，以致于对其内容范畴作了更为“主动积极”的发挥，要求红一方面军首长“正确地以远见及全盘利害考虑”执行这个指示，“改令彭（德怀）滕（代远）率三军团全部去做东方军的基干，并拔驻汀州之模范师、上杭附近之第十九军，宁化独七师、十九师、二十师及长汀以北闽赣边省地方部队等，归其统一指挥”。置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提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改变“以清流、将乐为攻击方向”，以免陷于攻坚，而“东方军以活动于建（宁）、泰（宁）、将（乐）、邵（武）、光（泽）地区为合宜”，以较易求得运动战的建议于不顾，强令立即实施这“两个拳头打人”的新方针。

　　这个方针立即附诸了实施，实施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东方军”一路打得非常辛苦，红一军团这支精锐之师却除了在8月底的乌江圩战斗外，没有大仗可打，只得进行一些小的游击活动，该赢得的胜利没有赢得，也丧失了准备反“围剿”的时间。尔后这种不顾客观实际的军事路线更为变本加厉，以至于一年后不仅“东方军”扩大的苏区没有巩固，连整个苏区也惨遭沦陷，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那时象刘少卿这一级的干部不知道不了解这些，他们还以为毛主席仍然在指挥红军哩！

　　红一军团这只拳头没用上去打人，就自己煅造自己的拳头。

　　“东方军”酷暑远征之时，红一军团除开展游击活动外，也在加强自身建设。

　　那时中革军委举行了“军事大比赛”，红一军团各师都派出优秀团队参加。红二师的代表是吴高群刘亚楼那个“模范的红五团”。为了在竞赛中保住这个“模范的红五团”，全师乃至全军团上下都很上心，肖桃明团长知道刘少卿是红校的“模范连长”，就让他到五团帮忙训练战士。

　　这是代表整个红二师，荣誉是大家的，刘少卿当然不敢怠慢，起五更睡半夜拿出看家本事吃奶的劲儿仔细操练。红五团上阵比武很是露脸，射击、投弹、游泳、劈刺都拿了奖牌，还得到了军委的表彰。全师上下自然兴高采烈，肖桃明团长更是得意洋洋也常把“九头鸟”的功劳挂在嘴边：“要不是刘少卿这个‘九头鸟’，我们哪来这些锦旗奖牌？”

　　这本是个替人锦上添花皆大欢喜的好事儿，刘少卿也应该得个“助人为乐顾全大局”奖。

　　可后来的事儿就走岔了，岔出了许多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以致于影响到了刘少卿的“进步”，也影响到了刘少卿与一些本来应该是有“袍泽之谊”、“生死交情”的战友们的感情和关系，而且延伸贯穿了他们的整整一生，始终未得化解，从而使我们这些晚生后辈每每唏嘘嗟叹之余，不由地不生出深深的遗憾来……

　　军委那边儿赛完了，红一军团自己也赛，每个团都要上阵比划。

　　这当口大家当然就只能各顾各了。

　　结果军团自己内部赛下来，奖旗奖状奖牌什么的，都被红四团抓挠过去了，连军委发给红五团的奖品，也被红四团夺来了不少。红四团名列第一，黄永胜邓华的红三团名列第二，“模范的红五团”只好屈居第三。

　　这下两个团的干部们就生出嫌隙来。

　　尤其是特别爱面子的五团政治委员刘亚楼，见到四团的干部们也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了。

　　这点恩恩怨怨就算积下了。

　　可能读者们看到这儿要好笑，这算什么事儿哟，为这事儿把意见闹得那么深沉，值么？

　　不要忘了，那时候，这几位都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少年英雄，血气方刚，农民意识中那点狭隘的“小九九”再加上那些“都是刀上枪上滚爬出来的谁怕谁啊”小情绪，发作起来，事儿就要往大发里走了。

　　大半年后的“十字隘战斗”，这点恩怨就被引发了一次。

　　那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大概是硝石战斗后，红六团团长张世杰牺牲，林彪便把刘少卿调到红六团当了团长，这个团是原独立第四师改编的，是著名的“猛打猛冲”团，政治委员是瑞金人叫宋清泉（也叫宋成泉），没有参谋长，政治处主任赖际发，吴法宪（当时叫吴文玉）是政治处的一个干事。

　　“十字隘战斗”在战史中正式的称谓叫做“坪寮反击战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关于这场战斗是这样记载的：

　　这里，“激战至14时，红军攻入敌阵，歼守敌第七十九师第四七０团大部”的，就是刘少卿的红六团，据刘少卿将军回忆，当时“是个夜战，摸垮了敌人六个团实际消灭了一个营”——与“是日拂晓”有点出入，“缴枪四百余”，攻占了阵地。按当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部署，刘少卿率红六团攻占并扼守坪寮敌军阵地，红一师二团团长李朝聘率红二团归刘少卿指挥，为红六团之预备队。

　　但这个部署跨过了两个师级单位的指挥环节，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没有通知到刘少卿而李朝聘又找刘少卿不到，所以两个团一直没有衔接上。这时敌人的援兵又增援上来了，当面之敌一下子增加到了11个团，已经在红一军团的胃口之外了，军团遂命令红六团后撤待援。

　　刘少卿在率部后撤到“十字隘”时，看到这个隘口一线中通，两侧都是大山，地形很险要，即自已带了一个连队留下扼守，使敌人没法从两侧迂回军团主力。

　　刘少卿正在给大家交代任务，就听得山下林彪在喊：

　　“刘少卿同志，你看见李朝聘没有？”

　　“没有见着呀！”刘少卿确实没见着。

　　林彪这人指挥打仗不太动声色，听了也没说什么，只是跟刘少卿交换了一下情况，让刘少卿守住隘口，等他考虑一下再作定夺。

　　考虑的结果是次日“借雷雨交加之际”继续攻击，攻击的结果是“攻占敌人多处据点”，“攻占敌人多处据点”的结果是“雨过天晴后，敌向红军实施猛烈反扑，红军遭受较大伤亡……”，而最后的结果是在敌人优势兵力的猛烈反扑下，红一军团“被迫放弃占领的阵地，仍退至溪口、朱潭、大岭、上坪一带，集结待机。”

　　这场战斗是个得不偿失的战斗，得不偿失的总根子在于临时中央的“左”倾军事路线，这个路线的宗旨就是舍不得打烂坛坛罐罐，自己放弃了红军最为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以已之短去就敌之长，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与火力和兵力都占优势的敌人打阵地战。具体战斗部署和指挥当然也存在问题，比如李朝聘与刘少卿之间指挥关系的衔接就是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不过事隔多年我们仔细分析起来，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就算他们之间衔接上了，刘少卿有了一个红二团作后盾，这坪寮就算再攻下来也还是守不住，守不住就是守不住，于大局基本上还是无补。这种阵地对阵地的战法最后的结果是整个中央苏区都没有守住，就是一个再明确无误不过的铁证。

　　而那时节上上下下好象都不怎么去想这个道理，仗一打不好就寻找“右倾”靶子打击之。

　　红二团团长李朝聘不幸成了靶子，他是刘少卿在红校的很要好的同学，也确实找过刘少卿，但因为刘少卿出击去了没有找到，后来又没联系上。战斗结束后，他被保卫局一根绳子捆走，从此便无音讯，刘少卿也再也没有见过他。笔者写作本书时查阅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那上边儿也没找到“李朝聘”的名字和简历。

　　刘少卿也差一点成靶子。

　　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罗瑞卿不知听了谁的一面之辞，指责刘少卿“擅自撤退”。

　　好在战斗的指挥者军团长林彪否定了这个说法。

　　不过这事儿在十多天后的凤翔峰战斗之后又发作了一次。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凤翔峰战斗是个阵地防御战。

　　这次战斗刘少卿的红六团唱的是主角，而且从战术上来讲，他们正经打得不错。凤翔峰耸峙于宜古坳、乾昌桥以西，扼制国民党军由樟村向南丰筑垒推进的去路。按中革军委的意图，是要红一军团“先敌占领凤翔峰，求歼推进之敌”，以阻敌向南丰前进。这个设计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留下的余地不大，就是一个阵地守备战，守住是首要目的，剩下的也就是个“短促突击”的余地。而林彪自然是想在这个余地不大的圈子里尽可能活泛一点，把仗“运动”着一点打。所以他的部署是：以刘少卿的二师六团坚守凤翔峰制高点，军团主力则隐蔽集结于凤翔峰西南面待机。其中李聚奎的红一师主力位于凤翔峰东南面隐蔽集结，待陈光的红二师发起突击时，由右翼突击敌人，切断其向乾昌桥之退路并消灭之。而红三军团洪超的红四师则控置于凤翔峰东南地区集结待命。

　　林彪很有信心。

　　问题是，仗一打起来，就由不得他了。

　　15日，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师主力进至宜古坳地区后，发现红军已进占凤翔峰高地，即于是日9时半，在第六十七师一部的配合下向凤翔峰阵地发起猛攻。刘少卿那时正在打摆子发高烧，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只好用担架抬到凤翔峰的一座破庙里，团卫生队队长和指导员一边给他治疗一边由他用电话与林军团长通话并指挥战斗。说是治疗其实也没药，只是一口一口地灌白开水而已，后来还是红四团卫生队长张杰惦念老首长，送来一点奎宁，算是解决了点问题。

　　仗一开打，应该说林彪指挥得不错刘少卿也打得沉着，林彪的意图并不是要死守凤翔峰，他在电话中向刘少卿再三交代的是“诱敌”，诱敌脱离阵地尔后打击之，如此这般反复不断地消耗敌人，等敌人消耗得差不多了军团主力再全钱出击消灭樊松甫这个敌人。刘少卿对此也心领神会，他在阵地上迎敌的只有一个营，敌人攻上来后，再用另一个营阵前出击，敌人后退后也不追击以免脱离阵地过远。这办法第一天很好使，敌人第一次进攻的一个营就让刘少卿们包圆了，送了百十来条枪。与此同时，洪超的红四师在凤翔峰东南地区击溃由封家湾增援之敌一个多团的进攻，保障了刘少卿这边的作战。

　　第二次进攻，敌人来了两个营，刘少卿仍如法炮制。

　　但敌人也乖了，这边刚一出击，那边扭头就跑，——知道刘少卿们不会撵也不敢撵。

　　这种战法其实就是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那个“短促突击”，在有充分补给和力量悬殊不大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好战法。比如十多年后刘少卿所在的那支军队在朝鲜打美国佬，这种战法就比较管用，因为那时有国家政权，有全国国力的支援，有相当的炮火为掩护，人员和物资补给都不成问题，这么着耗下去，吃不消的往往是对手。

　　然而在彼时彼地的中央苏区，在彼时彼地的凤翔峰，这种战法就取不了什么巧。人家人比你多，家伙比你硬，补充比你来得快来得多，你有消耗无补充缴获少根本就跟他耗不起，人家也巴不得你就在一个地方守住不动——后来的情况发展也的确如此，敌人第一次进攻被打退后，接着又以第七十九、第六十七、第八师等部，在飞机轰炸和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红六团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这规模甭说是刘少卿的红六团，就是红一军团全部也消受不起——红二团增援上来换红六团下去休息，可只顶了一个回合，结果没有消耗人家多少反而被人家给消耗得差不多了，红六团刚刚休息了没多少时间就又得重新顶上去。

　　多年后，刘少卿将军感慨道：“那时干部战士常叨叨上边儿说的那个‘斩断敌人的乌龟头’、‘短促突击’，说得很豪迈但实际做起来很难。我们一打，敌人就缩回去钻入工事，我们也只好缩回去，不然就要被人家消耗掉！”在此前的云盖山大雄关战斗中，刘少卿的红六团作预备队，就眼睁睁地看见过部队在敌人强大火力下的“短促突击”遭受重大伤亡的情况，那一仗二师政治委员胡阿林牺牲，刘少卿的“好战分子”搭档红四团肖桃明团长阵亡，最后还是被迫撤出战斗。

　　不过那时不光是刘少卿，就连军团长林彪都还不能完全认识到这是整个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所致。无论是对“御敌于国门之外”还是对那个“短促突击”，他们暂时都无反感甚至还有相当程度的乐意，因为这种方针和口号迎合了农民意识中那害怕打烂坛坛罐罐的小家子气，仗打得不好他们还多是在自己主观上找原因认为自己战术手段战斗节奏把握不佳，对中央对上级那是毫不怀疑也充满了信心。

　　血的认识只有在血的代价之后才能被真正唤醒。

　　凤翔峰的激烈战斗打到下午，红六团伤亡不断增加刘少卿的手也被炸伤，一匹用作乘骑的骡子也被炸断了三条腿。敌人的飞机与炮火炸断了与军团部的电话线，通讯中断通讯主任徐昌亲自去接线而英勇捐躯。

　　这时刘少卿和政治委员宋清泉从望远镜里看到，有大量的敌人在田垅上集结似乎准备向凤翔峰侧后迂回。两人估量了一下，刘少卿估计有四五个团，宋清泉估计有六七个团。两人商议一下，决定赶紧向军团部报告。刘少卿让宋清泉给军团写报告自己画了圈，然后派通讯员送往军团部首长。

　　军团那边却迟迟没有回音，派人去找才知道通讯员在路上已经被敌机把腿炸断了。

　　再打电话，电话通了，刘少卿赶紧向林彪报告了情况。

　　林彪也感到意外，问为什么早不报告。

　　刘少卿说电话断了，我们派了两次通讯员都没有军团回音。

　　林彪大概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指示刘少卿守住阵地，没有把握不要随便出击，注意观察并与三军团四师沟通联系，不要让敌人迂回到侧后偷袭。

　　两小时后，林彪再来电话告诉刘少卿军团部要先撤，军团部撤走1～2小时后，红六团也撤。

　　19时半，刘少卿率红六团主动撤出战斗，红一军团转移至沙洲、丹阳、康都地区。

　　与“坪寮战斗”一样，这次战斗得不偿失，总根子仍然是那个“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还有那个取不了什么巧的“短促突击”，而军团长林彪最后断然决定撤出战斗，当属明智之举，应该肯定。

　　然而还是得有个“右倾”的靶子。

　　刘少卿浑然不知，他已经成了这个靶子！

　　大概是凤翔峰战斗十来天后，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给刘少卿来了个电话。

　　凤翔峰战斗前左权刚从红校调到红一军团，他是刘少卿在红校的老师和上级，军事造诣和修养很深，刘少卿非常钦佩他，而他也非常器重刘少卿。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乃至抗日战争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左权一直是背着“托派”嫌疑“内控”使用的干部——所谓“内控”就是用而存疑，用而不重用，本来是个带兵打仗独当一面的材料却大多数时间都放在参谋长的位置上。到了后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中央建议解除嫌疑大胆使用之时，他却英年早逝洒血疆场了。

　　左权电话的内容是问刘少卿为什么还不到军团部来报到。

　　刘少卿非常诧异，到哪里呀，我怎么没接到通知呀？

　　左权说已经把你调军团部了，通知了两三次，就是不见你来。

　　放下电话，刘少卿向政委宋清泉告别，宋清泉也非常诧异，说是不是打电话问问师里？

　　刘少卿摇摇头，不用了，军团来了两次通知，师里都没有告诉我，这中间一定有什么事。

　　宋清泉让他把马和警卫员带上，他也摇头——他心中已隐隐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背上简单的行李，他来到师部。师部管理科长派了个运输员来给他挑行李，他们都感到奇怪，怎么只调你一个人，又这么突然，是不是有什么事？这时左权又来电话催，你怎么还没有来？刘少卿说我走时没有找到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原师政委胡阿林在大雄关战斗牺牲后刘亚楼接任了师政委）。

　　也是说到曹操曹操到，刘亚楼一脸严肃出现在了刘少卿面前：

　　“你为什么走？”

　　“我也不知道，是左参谋长打电话说军团部调我！”刘少卿心想你真的不知道？

　　“你不忙走，等开完会再走！”

　　还要开会？

　　第二天早上，管理科长悄悄地告诉刘少卿：

　　“小老弟，你要小心，这位刘政委不好缠哟！”

　　那时的刘亚楼精明能干但也锋芒毕露，的的确确伤人不少。

　　开会前，刘少卿发现红六团政委宋清泉也来了，便问他开什么会。

　　宋清泉说开会时你就知道了。

　　一开会，刘亚楼宣布：撤销刘少卿红六团团长职务，因为他“谎报军情”，宋清泉的报告是刘少卿划的圈，根据三军团的报告，那天没那么多的敌人。

　　宋清泉这人后来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当了叛徒，抗战开始又混进新四军，被发现后由项英批准处决了。但他这个时候表现还是挺爷们儿，实话实说了一把：“当时究竟是四五个团还是六七个团，我们是从望远镜里看的，也只是估计，又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数！报告是我写的少卿同志画的图，责任应该我们共同担负。”

　　刘少卿也说我认为我们及时把情况上报军团是正确的，数字也是估计，谈不上谎报。

　　事隔多年我们来客观一把：这敌人当时是四五个团还是六七个团真得很重要么？敌人四五个团凤翔峰就守住了？红军就不用撤退了？仗也就打赢了？团是建制单位不是人数，确确实实只能估计，你红军当时不是还有小团大团之分么？你那小团，该估成团还是估成营？

　　而1992年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的记载是：“……由于伤亡过大，并发现敌人约6个团分3路向侧后迂回，遂主动撤出战斗，转移至沙州、丹阳、康都地区。”这个记载是多年以后根据双方资料核对后确认下来的，虽然是否绝对准确不好妄断，但似乎也说明刘少卿宋清泉的估计大致还是准确的，不存在什么“谎报”。

　　而当时刘亚楼脾气也大：“刘少卿你还狡辩？你了不得了是吧？”

　　会场一下沉默了，刘少卿干脆扭过头再不吭气。

　　这时红六团的特派员出言助了刘亚楼一阵：

　　“刘少卿贪小便宜拿了十二团团长谢嵩一件阴丹士林布军装，那是人家流血牺牲换来的。”

　　我的天，这保卫局真不是白给，这也上纲了？

　　那时的特派员就是保卫局派驻的代表，直属保卫局系统，负责“肃反”同时负有对同级指挥员的监督之责，同级指挥员不能指挥同级特派员，而特派员“肃反”同级指挥员不能干预。所以特派员在部队里名声不太好——“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找谈话！”二师夜间行动，有个叫韩宗炳的炊事员弯腰走路走累了刚想伸一下腰，就被特派员抓了起来说是“故意暴露目标”，刘亚楼也是嚷嚷着“枪毙”，幸好林彪干预了一把，才没有被摘掉脑袋。

　　军装的事情是这样的：红三军团在沙县打了胜仗缴了敌人不少阴丹士林布，全都换了新军装。刘少卿的老战友姚喆在白刃战中脸上挨了一大刀，由于是夜战，也搞不清是敌人砍的还是自己人误伤。刘少卿去看望老战友，说起红六团在凤翔峰也算小有缴获，大家一起互相祝贺。谢嵩团长看上了刘少卿的意大利造驳壳枪，刘少卿大方地送给了他。谢嵩过意不去，说“我也不白要你的”，一定要回送件阴丹士林布新军装，刘少卿推托不掉，就收下了。回到团里，刘少卿也告诉过宋清泉。

　　现在这也成了罪过，刘少卿憋了一肚子气，梗着脖子坚决不肯解释，还是宋清泉向大家说明了缘由。

　　这时陈光师长说了话：“老战友之间互相交换东西，常有的事嘛！算了，让刘少卿走吧！”

　　本来就激烈不起来的会就这么不了了之完了。

　　会后陈光把刘少卿拉到一边：“你这人会打仗也会练兵，上次比赛你们四团把人家五团的奖都拿走了，刘亚楼有气哩！我看他是抓不住肖桃明这个烧窑的，就抓你这个卖瓦罐的……”

　　“陈师长，这件事我是不服的！军团部调我的命令，刘政委他先压着，现在又……”

　　“算了，别说了，去军团部吧，你不要马么？”

　　“挨了斗争，要什么马，算了！”

　　算不了，这“斗争”会还有第二回哩！

　　军团参谋长左权见到刘少卿非常高兴：

　　“这么多天你怎么老不来？现在战斗那么紧张，十分需要一个作战参谋……”

　　“左参谋长你是老上级了，我来得迟是有原因的，一肚子话现在也没法跟你说，还是先干工作吧！”刘少卿怀里揣着一大堆委屈。

　　作战科长聂鹤亭一边接了句：“他这个人有点犟脾气！”

　　左权带刘少卿去见林彪，林彪看见小同乡也很高兴：“没想到你跟左参谋长还熟悉，他可是一再推荐你来当作战参谋的哩……”

　　“报告军团长，我没什么文化，怕……怕干不好……”

　　“共产党的干部嘛，哪个不是边干边学的，只要肯学，没有翻不过的泰山！”

　　林彪鼓励这位小老乡。

　　刘少卿在军团部当了作战参谋的消息传到二师，没几天刘亚楼又提出让军团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开会斗争刘少卿。这会的场面就比二师那个没结论的会大多了：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罗瑞卿、军团组织部长黄中、军团宣传部长徐梦秋，一师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甦、二师政治委员刘亚楼等都到了会。

　　会议还是刘亚楼开头，把刘少卿“谎报军情”的“错误”重复了一遍。

　　刘少卿横下一条心，拍着桌子喊了起来：“这是诬陷，杀了我也要把这事弄清楚！”

　　林彪拉住刘少卿的手：“少卿同志，冷静，冷静！”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是个快人快语的直肠子，当下讲了句公道话：“敌人在田垅上，只能用望远镜观察估计，谁向上级汇报也只能这么汇报！这不能说明友军的汇报就是正确的，刘少卿的观察就是不正确的嘛！”

　　罗瑞卿又重提了“十字隘战斗”即“坪寮战斗”的“擅自撤退”。

　　刘少卿又顶了上去：“撤退是军团部的命令，军团长知道！宋清泉同志也可以作证。”

　　林彪说明了原委，宋清泉也作了证。

　　然而还是不行，刘亚楼提出，要给予刘少卿同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问题定性颇为严重而现在看起来有些滑稽：“萧劲光式的右倾机会主义”。

　　可能这几位也是事前就商量好了，李卓然念了一遍“处分决定”。

　　聂荣臻问刘少卿：“你同意吗？”

　　“我不能同意！二师开会，六团宋政委说清了这个问题，刘政委并没有反对！现在怎么又成了问题？”

　　会议不欢而散，刘亚楼很不高兴。而刘少卿档案中的这个“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则一直到六十年代才由聂荣榛批示撤销。

　　这疙瘩两人算是结下了，而且结了一辈子，直到他们相继故去也没有解开。

　　一年后在长征路上，陈光、耿飙、杨成武和刘少卿走在一起，耿飙和杨成武问起刘少卿你犯过什么错误，我们在二师师部看到过一个通报，说是你被撤职查办了？刘少卿大笑说怎么没见人来办我呀，旁边陈光师长摇摇头说“那都是乱弹琴”。

　　长征到了甘肃，有一天陈光和刘亚楼叫住了在教导营当连长的刘少卿，问他“在哪里发财”，刘少卿说我这样的人还发什么财呀，不过没有倒霉便是。刘亚楼听了自然尴尬脸色也很不好看。

　　后来在抗大训练部时两人是上下级，但却只有工作关系绝无其它交道，办起事来总有点儿别扭。

　　建国后在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开会时，刘亚楼刘少卿再次重逢了，那时刘亚楼大概是想和解一把，对刘少卿说了句那个年代多年不见的老战友们们见面时常说的戏言：

　　“你这人还没有死呀？”

　　“我不能死，因为我没有‘谎报军情’！”刘少卿这边一点台阶儿都不给，冷冷地顶了回去。

　　后来杨成武想当一把和事佬，对刘少卿说刘亚楼从苏联回来以后现在脾气好多了，你要有机会还可以跟他联系。而刘少卿却冷笑一声：“他变得再好，我也不会去找他，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两位已故老人都是很有个性很有脾气的战将，都是新中国的功臣，都是大写的英雄，可惜却始终不能化解彼此的这点恩恩怨怨，而他们与昔日对手却常常能“相逢一笑泯恩仇”——仇可泯，怨何不能解？作者作为为刘少卿将军立传的后生晚辈，本没有资格就他们之间恩怨说是非断公道，但作为后人我们应该能够具备超越前人的襟怀，所以也在这里斗胆妄言几句：对刘少卿的那两个“斗争会”，应该如陈光师长所言的是“乱弹琴”。这里面是不是真如陈光刘少卿猜测的那样有“竞赛事件”这类鸡毛蒜皮的积怨因素，作者不好臆断。但有一点必须清楚，这跟彼时彼地“左”倾政治军事路线背景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和环境，有着更为密切更为本质的联系。人无完人，人都是从年轻过来的，更何况他们虽然从事着伟大的革命斗争，却各自来自自己那一方狭窄局限的生存和思维空间，他们虽然都是大写的英雄，却未必都是小节的典范。刘亚楼将军当年对刘少卿将军的“斗争”，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简单粗糙不妥当的，也映照出了刘亚楼将军个性上的缺陷，但刘少卿将军终生的不原谅，似乎也有过于狭隘和小气之嫌。作者遗憾之余常常胡思乱想，如果他们在战场上遇有危难，彼此拼力救助也应该是不容怀疑的，这或许有助于化解他们的这些恩怨，可惜历史又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在后来的故事中我们还将看到，刘少卿将军自己在一方首长任上，也有过简单粗糙对某位下级或战友处置不当让人蒙受委屈的事情，而那位当事人却以一颗宽厚的心拥抱了刘少卿将军整整一生。

　　不过这也比较符合刘少卿的个性特点：不喜攀附——刘亚楼那时的地位比刘少卿显赫得多。

　　唉，要是所有英雄的人格都不仅完整而且完善，那该多好！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第五次反“围剿”中部队骨干伤亡很大，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便向军团长林彪建议军团办一个教导大队，大量培养和储备班排两级骨干和少数连级干部。林彪非常赞成，还接受了左权关于刘少卿有红校教学经验可以任教导大队大队长的推荐。

　　林彪、左权和军团作战科长聂鹤亭一起找刘少卿谈话，宣布了任命也表达了信任之意。

　　军团长语重心长地告诉新任教导大队大队长：“从草台岗、坪寮和凤翔峰战斗的表现来看，你来搞教导大队是会成功的，不过你那个脾气得改一改！要懂得克制！”

　　刘少卿当然也同意，以后见到刘亚楼也很克制。

　　然而年轻气盛就是年轻气盛，这江山易改秉性可就难移了，没多久，他又跟人呛了一架。

　　教导大队很快建立起来。除大队长刘少卿外，周理任政治委员，王秉璋任副大队长，军事主任教员熊伯涛，政治主任教员黄欧东。班子很不错，周理在井冈山时期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王秉璋是“宁暴”过来的，熊伯涛是个中学生，原来在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作兵运工作，当过迫击炮排排长，“宁暴”后担任过作战科长和参谋长，黄欧东还是个在土包子成堆的红军中非常罕见的大学生。大家工作都很卖力，这教导队当然就办得有声有色，很快就培训出第一期学员。那时战斗频繁伤亡很大，学员们常常没有结业就被派上了前线。

　　大概是温坊战斗前后，教导大队正在培训二期学员，军团作战科副科长陈士榘来检查工作。

　　刘少卿在作战科工作时与陈士榘有点疙疙瘩瘩的冲突，那时在“左”倾路线统治下部队空气比较紧张，“惩办主义”很是风行，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作战科的几个人除刘少卿“根红苗正”外，苏小顺（苏静）、张雄等人因家庭成份较高都活得比较战战兢兢，不敢乱说错一句话以免得到挨“斗争”的待遇。解放后张雄和刘少卿一起住医院时还在慨叹：“那时候你脾气不好所以挨斗，可我从不随便说话，还是挨斗。”

　　按刘少卿的说法，陈士榘有点文化提了副科长瞧不起自己这类大老粗。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们无从知道，可能都有点个性有点脾气所以也有冲撞吧，反正是相互不对付。这一来捡查工作，双方都有点不自然。

　　陈士榘先肯定了教导队第一期的成绩，然后就数落出一大堆缺点，说起缺点的劲头比说优点的劲头又大得多，这个那个没完没了。这下犟头犟脑的“九头鸟”沉不住气了，操起桌上的座钟就砸陈士榘，还一把将桌子给掀翻了。

　　旁边几个教导队干部赶紧上来拉架，少卿同志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我冷静不了，我们在这里拼命工作输送干部，他来这里指手划脚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这是报复！让他回去告我好了！”刘少卿跳着脚根本冷静不下来，又顺手抄起一把尺子打到陈士榘的脸上，打得人家鼻子冒出血来。

　　陈士榘一路喊着跑出了门：“刘少卿打人啦！……”

　　可刘少卿不依不饶追出门，被别人拦着还要大喊大叫：“有本事你我各带一个连出去，谁把谁消灭了谁就是正确的！”……

　　陈士榘回去肯定是真告了状，下午军团的调令就来了：着刘少卿同志调回军团部。

　　军团部在铜锣湾，刘少卿赶到那里见到参谋长左权，左权笑着说：

　“你回来得好，早回来比晚回来好！”

　　聂鹤亭说人家陈士榘是有准备的，他自己要当那个教导大队长嘛。

　　第二天早上，又是军团长林彪参谋长左权作战科长聂鹤亭找“九头鸟”谈话，决定让刘少卿到补充团当团长，到兴国去把苏维埃政府组织起来集体参加红军的赤卫队游击队接收过来，加紧训练准备补充部队。

　　林彪对小同乡还是那么语重心长：

　　“少卿同志，你这次又得了一次教训，上次调你来当作战参谋别人提意见你不接受，结果挨了斗争。这次你又拿钟砸了陈士榘同志，这也是不得了的事呀！……”

　　“林军团长，他讲话不符合事实……”刘少卿还在嘟嘟囔囔。

　　这事儿至少从大面儿上说起来刘少卿的道理要少些，人家毕竟是来捡查工作，报复不报复什么的，这东西摆不上桌面别人也没法跟你断是非说公道，刘少卿这打人的举动确实有点楞头青青头楞的意思。不过还好的是，这回因为战斗紧张没开什么“斗争会”，刘少卿也很快就到兴国上任去了。

　　这时“左”倾军事路线指导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濒临失败，红军节节防御节节后撤，虽然红一军团在温坊等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整个形势却是敌人节节前进红军节节后退而苏区也越来越小。后来的刘少卿虽然怕被“斗争”不再乱说话，但心中已开始对这种“短促突击”的打法充满了疑虑，这么着打已经全无前几次反“围剿”那般“痛快淋漓”，看到的都是部队不断的消耗不断地损失苏区也越来越小。

　　在兴国刘少卿见到了自己当战士时的老连长陈友兴，刘少卿在红六团当团长时，听说他在红三军团任营长。这时，老连长手脚都已经负了重伤成了残疾。刘少卿停下队伍与老连长抱头痛哭。老连长说我残疾了再不能参加战斗，就在这村子里住着已有大半年，都是组织上安排地方苏维埃政权管着。

　　两人手拉着手眼泪汪汪，老连长拿出三四十元苏区票悄悄告诉刘少卿：

　　“少卿你知道不，毛主席已命令部队退出苏区到敌区去打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这些钱是我的残废金你都带上，我现在回不了湖南宝庆老家拿着这些钱也没什么用，你把它带上走到哪儿说不定能救救急派派用场。”

　　这是刘少卿最早听说要长征，这么大的消息他竟然是这样得知的。

　　那时老连长和刘少卿都不知道，这苏区和红军都已不是毛主席在当家。

　　刘少卿噙着泪水把钱推还给老连长：

　　“连长你就别回去了，拿上这些钱就在江西就地成个家，……”

　　“唉，我现在成了个废人还成什么家哟……”

　　刘少卿心中酸楚只好切切安慰，连长我们一定能再见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

　　老连长又告诉刘少卿，万久生后来变好了再不摆老资格，在苏振华的红四师十团做了机枪连长，前不久在高虎恼战斗中牺牲了。两人一说起又再放悲声，都紧紧拉着对方生怕一松手从此就再也找不着……

　　的确，他们这一放手，从此就真得是再也没找着。

　　半个多世纪以后，耄耋老者刘少卿一说起这个场景仍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从此一别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们长征了苏区变成了白区，他究竟怎么样我也无从知道，如果活着算起来也有一百多岁，每当我一想起来心里就非常难过……”

　　在兴国刘少卿把补充团组训整编带了回来，补充了消耗很大的红一师红二师，还有“少共国际师”改编的红十五师，然后回到了军团部作战科继续当参谋。没想到过了几天红十五师师长彭绍辉给左权来了个电话，说十五师没有参谋长只有一个作战科长李彩云，下面没有参谋只有一个写字员何庭一，能不能把刘少卿调来我们派派用场。林彪和左权商量一番便把刘少卿放到了红十五师担任参谋长。那时候的人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对上去下来远不象现如今官场那么敏感，个人得失什么的也没有时间去计较考量，刘少卿也好李彩云也好都高高兴兴愉愉快快努力投入了工作。那时各级司令部的编制都很小，一个人干几个人的工作，事实上很难分清各自的职务和职责。这个参谋长职务不知是没有正式书面任命还是忘了通知刘少卿，尽管后来在军史序列上写明了，但刘少卿直到晚年还坚持认为，自己在红十五师的职务是“作战教育参谋”。

　　老连长陈友兴的消息很快应了验，没几天就传来命令，红军要转出苏区全师西征。

　　当时的他们都还不知道，这个“西征”，将以“长征”之名流芳千古。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红军急切上征途，仓促撤出苏区红十五师差点丢了两个营——湘江血战，最笨拙的打法葬送了多少最英勇的战士，红色战士的鲜血把一条清彻的江染成红色/坚强的意志撕破了钢铁的罗网，黎平会议后刘少卿当了先锋官/毛泽东兵临绝境竟然还把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上，刘少卿很长了一番见识/林彪说大敌当前形势严峻不能闹个人意气，刘少卿到教导营去当了连长/金沙江畔“九头鸟”撕掉自己的衬衣给老战友打了一双草鞋，患难情深郭化若终生不忘/老实巴交的赵章成是神炮手，紧要关头再不来“三炮两中”，他顶了大用场/泸定桥成了红军的桥，三连长劝降了一位不服气的川军班长/过草地真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三只“九头鸟”差点见了阎王/张国焘闹分裂而毛泽东有理有节，索桥头的一席话刘少卿记了一辈子/红校重建，刘少卿一边教学一边还当“游击支队司令”/稽查处长一边实事求是一边还要遮掩，因为红军这穷光蛋队伍实在赔不起人家的万贯家财

　　“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肖华将军《长征组歌》这句歌词中的“急切”二字用得极为贴切，红军的这次“西进”，的的确确是“急切”，非常之急切。虽然中央此前对这次撤离苏区已有所准备，还先后派出了寻淮州、肖克等两支“北上抗日先遣队”率先“东出”和“西进”，以牵制和分散敌人“围剿”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但却仍然心存侥幸，要求各主力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继续与敌人拼消耗，而忽视了有生力量的保存，使红军又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到1934年9月，战局已确实难以为继，中央才最后定下突围西进向湘西转移的决心。但对于这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命运以及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却未能在部队和地方领导中没有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教育工作，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不要说刘少卿这一级干部，就是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都不知道，上上下下都对于战略转移没有思想准备或者说准备很不充分；部队未进行必要的动员和休整，新征集的三万名新战士尚未完全集中和进行必要的训练，有些新兵在开始转移后，才陆续补入部队。

　　一句话，非常急切。

　　红一军团部队是从漳水畔的铜锣湾开始长征的，漳水河可以徒涉，部队很顺利地过了河。红十五师是红一军团殿后的部队，还负有清除前边部队脚印的任务。刘少卿亲率红四十五团一个营和好几百苏区群众，用铁锹将部队运动的痕迹铲平。由于粤军陈济棠部与红军有统战关系，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对“围剿”红军的态度也并不积极，红一军团很顺利地突破了重石、新田、古陂、韩坊一带粤军防线，顺势向安西发展，以保障中央纵队顺利的渡过桃江冲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红十五师到了安西天已大亮，却发现第四十五团还有两个营没跟上来，彭绍辉师长肖华政委让刘少卿带两个通讯员赶紧回去找。刘少卿心中着急策马急驰，沿途不断向群众打听消息，老百姓都说没见着这一带打仗。大概走了四十里左右，才看见秋收后的干田里横七竖八躺了一片红军战士，都在呼呼大睡连个岗哨都没放。也是怪，敌机就在这一片投弹扫射，竟然没伤着这一片睡过去“活靶子”，万幸的是敌人追兵没敢跟上来，否则就得活活让人家给俘虏两个营。

　　吹响了集合号大家睡眼朦胧上得路，刘少卿逮住走前边儿的战士一问，才知道这一段时间连日转战大家疲惫不堪，行军路上前头有人嘟囔了句“老这么走也不休息”，这后头的人一脑门子睡意别的没听见就听见“休息”二字，顿时一身放松倒头便沉沉睡去。

　　这事儿让人哭笑不得也没法儿追究责任，大家还是匆匆上路追赶大队。

　　这也是“急切”现象之一，反“围剿”作战一年，连个休整都没有，就要“西进”。

　　离开苏区，到处群众都跑了个精光，部队找不到吃的，只好把老百姓家的谷子弄出来自己推出糙米，用瓦缸盛上煮来吃，光吃白饭没有盐没有菜大家却吃得挺香，那时节能吃上这个已经是极品享受。吃完了司务长再掏钱写上条子给老百姓压在桌上，这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谁也不敢马虎怠慢。

　　中央红军很顺利地渡过了桃江，闯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也不太费事，中央红军以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翼掩护，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九军团为左翼掩护，红一军团一师开路，红五军团殿后，中间夹着庞大笨重的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在汝城、城口间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这时刘少卿所在的红十五师暂时归罗炳辉、何长工的红九军团指挥，行进间他们从俘虏口中侦知湘军陈光中的第六十三师正与红军平行前进要赶在城口堵截红军，罗炳辉即令九军团部队和十五师拼命赶路先敌到达城口，唬跑了陈光中通过了封锁线。

　　那时是十五师四十三团打先锋，敌人跑了第四十三团第一营营长胡有才也跑了——没跟谁打招呼跑回自己家里去看了家人，这当然就犯了错误保卫局又差点要了他的脑袋。好在这位是个老井冈，又作战勇敢多次负伤，军团长林彪出面说话才给保了下来。不过团长做不成了只好留在保卫局当了保卫队长。

　　再后来没有什么周折又在湖南彬县、良田、宜章、乐昌间闯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这一片地区是土地革命战争的发祥地，毛泽东在这里影响很深，群众见到红军都高呼“红军万岁”，刘少卿他们一路上“扩红”扩得很是顺利，曾经一天之内“扩红”五百，群众踊跃参军还帮助安置掩护伤病员，这些伤病员痊愈后成了革命种子又和当地游击队一起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然而前面横着的那道坎红军迈起来却艰难异常，这队伍中大多数人都未能“迈步从头越”。

　　蒋总司令现在已经成了蒋委员长，打到这会儿他也看清了这“朱毛匪共”的意图，书呆子领导和洋军事顾问大搬家式每日15公里的缓慢行进也给了他调兵遣将从容布阵的时间，5路中央“追剿军”和粤桂军队共25个师的强大兵力前堵后追左右夹击而来，要将这“匪共”主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这当口形势严峻却并非无计可施，蒋公手下雄兵数十万但却各有算盘并非人人愿意拼命，粤桂两军为求自保只在边境防堵，防“赤匪”当然也防蒋公大军。何键虽然积极但指挥蒋公的队伍却实在力不从心。而这一地带革命影响深远群众基础不错，无保垒可回旋机动余地很大。靠边站的毛泽东建议乘敌正在调动钳口尚未合拢干脆杀它个回马枪，打得了胜仗争取了主动后边的事情才好办。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建议派出部队向湘潭宁乡挺进，威胁长沙调动牵制敌人，主力就地展开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粉碎敌人进攻。

　　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最笨拙的选择是被迫在湘桂边之西延山区与桂军作战。

　　然而书呆子洋顾问钻进了牛角尖，在苏区不该打的阵地战拼着命地打，机动中应该打的运动战却躲着不去打，逃跑与机动书本本上界线分明，他们就是不愿创造条件争取主动在现实中努力把它模糊掉。毛、彭建议被拒绝，大军不管不顾不屈不挠仍然执着“西进”，目的明确要出湘西这连傻子都瞅得明明白白。

　　按理要跑就快跑，扔下坛坛罐罐轻装疾进人马不损就行，这里桂军已被红军调动为保桂林退至了龙虎关，按红军后来在川滇黔的那个日行一百二十里的行军速度，何键他够不上蒋公他管不着，任他白崇禧是小诸葛桂军也有些战斗力，它就是想来比划也让他比划不着。

　　可是不，打也不想打，跑也不快跑，舍不这舍不得那，连印钞机都抬着。先头的战斗部队进展迅速很快控制了渡河要点，可军委纵队抬着轿子担着挑子却慢慢吞吞还是一日二三十里地挪着，两翼主力笨笨拙拙地摆着甬道式掩护阵形护卫着挑子轿子往渡口而去。这一来当然就坏了菜，何键来了不说，这小诸葛白崇禧看到有便宜可捡也凑了上来，前后左右扭住了这支曾经闪转灵活腾挪自如而今却庞然雍肿步履蹒跚的红色大军。

　　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红色战士们用鲜血把一条清澈的湘江染作了红色。前头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左右护卫保护浮桥，后头红五军团殿后阻挡力拒追兵。从11月27日到12月1日，一条江过了整整五天，八万六千多人的中央红军最后过得湘江者竟不足四万。

　　红三十四师殿后掩护未能过江，刘少卿红校的同班同学程翠林与师长陈树湘一起捐躯沙场。

　　很多年后刘少卿将军谈起这场血战还伤心怮肠，然而却豪情不减刚肠依旧：我们心中有共产党有革命胜利的信念，还有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首长的英勇果敢，我们抱定了决心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我们一定要突破湘江。我们靠勇敢靠顽强靠自我牺牲敌人却是被上级所迫，我们意志如钢气势如虹。我们的战士都战斗到最后一刻被俘的少之又少，而且多是伤员失去了抵抗。红五团政委易荡平负重伤不能行动，不让警卫员背下战场让他给自己一枪赶紧撤走，警卫员誓死不从仍然坚决拼杀，易荡平自已给自已一枪宁死也不投降，……

　　坚强的意志撕破了钢铁的罗网，刘少卿们硝尘满面又奔向前方。

　　前方？前方是什么呢？

　　突破了湘江翻过了老山界，红军仍处在覆灭的边缘。

　　这是个要命关口非常重要，蒋公洞悉了红军意图已在湘西布下了新的罗网，而书呆子和洋顾问却仍然要硬着头皮去闯。这时候毛泽东站出来提出建议放弃原定计划向贵州发展：那里只有土军阀还没有蒋家军，先求得生存再谋发展和敌人重新较量。在贵州黎平党中央领导层终于取得共识，红军转兵贵州锋芒指向乌江。

　　要过乌江刘少卿成了先锋官，林彪左权把刘少卿叫去委任他为红一军团先遣支队支队长，带领红十五师四十五团一个步兵营、红十五师工兵连和赵章成的红一军团炮兵连，任务是前出侦察摸清情况准备突破乌江，但不能暴露意图直截了当，而是在当地筹款了解情况不要打草惊蛇。

　　“有人问起只说要去湘西，不要说突破乌江。要占住镇远、黄平、台江、秉施、剑河，打土豪筹款做群众工作，佯装要在这里长期住下去建立根据地。派出少数侦察员侦察道路河流情况。告诉赵章成炮弹太少不能乱放。”

　　林、左首长嘱咐道。

　　刘少卿领受任务，带着队伍就心急火燎地往前赶。走出没几里地，前面路上拥挤着三军团的部队。刘少卿不管不顾，带着自己的队伍一路闯过去，把三军团部队的行军序列冲得大乱。红五师师长彭雪枫见状大怒，提着驳壳枪上前拦住刘少卿，喝问你是哪部分的，乱闯乱冲不长眼吗？刘少卿也不是善碴儿，也按腰里的驳壳枪跟彭雪枫瞪眼：你管得着么？老子现在有任务！两人都是火爆脾气，谁也不肯相让。亏得红四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过来把彭雪枫劝开了，说他有任务让他先过去吧。后来五十年代辽东演习时，刘少卿见到张爱萍说起长征路上这件事，张爱萍才恍然大悟：“那个愣头青原来就是你老兄啊！”

　　那时仗打得不顺利，人人心里都憋着一股邪火儿。

　　刘少卿率队伍继续前进，前面台江、剑河是苗族聚居区，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的土军阀队伍没见过红军也没什么战斗力，红军来了他们抬腿就跑。然而军队没有战斗力老百姓却慓悍异常，不了解红军经常放猎枪射弓箭到处骚扰，有民族政策管着刘少卿们也不能开枪，一般都广为作宣传我们是“干人”的队伍，打的是蒋家王家侯家犹家匪帮。这个宣传套子很上路子，这里的老百姓都穷得叮当响，大姑娘没衣服穿连屋都出不了，说起横征暴敛的土军阀们人人都咬牙切齿怒不可遏：“狗贼的王家烈侯之担整得我们连裤子都没得穿！”没见过红军他们只知道土军阀们宣传的“赤匪青面獠牙”，现如今看见红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都立刻恍然连呼上当，大批青壮年围住刘少卿们要参加红军个个都非常踊跃。

　　要占领剑河先要过清水江，这清水江平常情况下可以徒涉。先遣队在赶往渡口途中抓住了土军阀的两个探子，这两个探子一看见红军就吓得浑身发抖跪地哀求饶命，刘少卿叫他们不要害怕红军不杀俘虏，送你们去见我们首长你好好把情况说道清楚，完了好去领现大洋回家去见你的爹娘。

　　派出一个班把俘虏送往军团部，刘少卿就赶紧找渡船选择徒涉场。

　　这时候渡口来了许多老百姓舞刀弄杖，吼声阵阵看来是不准红军过江。这肯定是敌人欺骗蒙蔽的群众，他们不明红军就里要把红军阻挡。任务要完成群众却不能伤，这个问题让刘少卿很是为难很是有点费思量。

　　这时赵章成请示刘少卿：是不是打一炮？刘少卿说最好不要打，要打也不能伤人。

　　其实刘少卿这个嘱咐有点多余，这赵章成他来自信上帝的西北军自己却笃信佛教，干的是杀人营生却从不轻易“杀生”。每逢打炮他都要双手合十祈祷一把：这是上司命令我身不由已冤魂野鬼不要找我。他炮技精到娴熟不用瞄准也能让炮弹生出眼睛，说哪儿打哪儿完全勿需计量，可是他三炮之中必有一发不中，玩儿的还是法外施恩慈悲为怀的放生勾当。

　　赵章成随便放了一炮不找目标，老百姓唬了一跳一哄而散抬脚就跑。

　　先遣队过了清水江前出侦察，搞清了情况完成了任务向军团首长作了汇报。

　　林彪很满意表扬了刘少卿然后部署一番，陈光师长率二师四团直扑乌江。

　　这个时机抢得很好，贺龙、肖克二、六军团在湘鄂西的积极佯动也迷惑了敌人，蒋公的队伍反应过来时红军行动迅速已抵近了乌江。1935年元旦前后红军主力分别在茶山关、江界河、回龙渡三处完成了突破，刘少卿的老长官吴奇伟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没踩在红军的脚跟上。

　　耿飚杨成武率红四团突击队在江界河抢过乌江时遇上敌人反扑，敌众我寡突击队被压到了江边，这时赵章成又奉命开炮，而珍贵的炮弹却只剩下三发。此前刘少卿曾经对赵章成谆谆相劝：老赵你有一技在身可要好好发挥，林军团长说了如今炮弹来得不易你可千万别再来什么三炮两中。赵章成知道这事儿关系重大心悦诚服也很同意，此时奉命发炮也就只是合掌祈祷走了个过场，他拉开虎步手握炮管根本不用脚架，三炮三中炮弹的落点十分准确十分精当，打得“王家军”的队伍顿作鸟兽散全都哭爹喊娘。这当口冲锋号响起突击队冲上去遍地抓俘虏缴枪，刘少卿们在江这边看着一齐鼓掌欢呼神炮手打得真是好。刘少卿的红校校友韦国清率领干部团工兵营抓紧时间在江界河渡口迅速架起了浮桥，几天功夫中央红军全部通过了乌江。

　　过得乌江红四团忙着抓俘虏打扫战场，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亲率朱水秋王集成红六团疾速过了江，担任全军前锋直抵遵义城下。刘伯承多谋善断朱水秋王集成也的确是好汉，他们伪装作败退的“王家军”，赚开了城门夺取了这个城市。那时刘少卿率领先遣支队紧跟在后面穿城而过继续向前方侦察。这红六团政治委员王集成也是个矮个子见着刘少卿就热烈拥抱：少卿你们先遣支队干得真是漂亮，送来的报纸报来的情况管了大用，我们不费什么功夫就赚下了一个城池。

　　刘少卿的先遣支队跟随红一军团二师的部队占领了娄山关、桐梓尔后进取了松坎。

　　到了松坎部队警戒休整，先遣支队使命完成各部奉命归建。这时候因部队大量减员红十五师编制撤销，战士们都补充到红一师红二师，营以上干部和少数连级干部都由刘少卿带队，送到习水西镇的红一军团教导大队“储备”。那时彭绍辉师长分配到军团任作战教育科长，肖华政委调任政治巡视团团长，刘少卿则在彭绍辉的作战教育科任作战教育参谋。

　　到了教导大队刘少卿将干部花名册移交教导大队政治委员蔡树彬然后到军团部赴任。

　　刚到军团部，军团政治部协理员周理就告诉他：有人电话打到军团部来啦，告你刘少卿没有直接将干部移交教导大队大队长陈士榘，你老兄也是，怎么这么久了那点怨气还没有消？刘少卿那时年轻气盛嘴里也没什么好气儿：从来就是政委管干部凭什么我就非得亲自交给他？彭绍辉师长在后面听到跟上来批评刘少卿：你那个臭脾气怎么就老是改不了？

　　的确，这当口正有大事情在发生，鸡毛蒜皮的恩怨是非纠缠起来实在没有必要。

　　一个决定此后红军命运乃至中国革命命运的大事件，正在离此不远的遵义城里发生。

　　遵义会议，召开了。

[ALIGN=CENTER][/ALIGN]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用句现如今是谁开个什么会就要用的套话，这次会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句耳熟能详现如今的人们几乎都已经听厌烦了的套话，用在彼时彼地那可的的确确是一点都没掺水。虽然当时会议的议题仅仅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和“检阅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但却就此决定了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命运乃至千千万万个刘少卿们的个人命运。

　　第一个议题很快就讨论完毕达成了共识。刘伯承、聂荣臻两个四川籍红军名将提出建议，贵州人烟稀少少数民族众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利于建立根据地。黎平会议那个“暂时”决定应该据实改变，中央红军应北渡长江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和川西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当口红军是车到山前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贵州不适合建立根据地大家都有同感，湘西不能去那也是早有定论，于是去四川当然就是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会议委托刘伯承聂荣臻等川籍将领拟定北渡长江计划。

　　接下来的议题就惹出了几天的争论。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作完了张闻天起来说了一大篇，要清算这害人不浅的“左”倾军事路线。毛泽东随后也作了发言，历数书呆子和洋顾问的错误种种，还具体地提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日后应取的正确方针。而这当口有个客观情况很是起了些作用：那个隔山隔水却爱指手划脚的共产国际跟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没了这尚方剑大家反而没了羁绊和顾忌，纷纷畅所欲言也不怕有谁要整“右倾”或者“肃反”。血的洗礼血的教训大家感同身受，孰是孰非只要不背书本不掉书袋其实都不难明白。洋顾问很孤立，书呆子也没脾气，最后大家都同意改组军事领导，冷板凳上的毛泽东进入了最高决策层，“朱毛红军”从彼时彼地开始又重新名符其实。

　　这情况刘少卿们当时不知道，他们知道的是党中央在遵义正在开重要会议，这会议要用战斗来保卫。会议期间不知死活的王家烈真的就来找打，彭德怀赶回前线动了雷霆之怒，在刀靶水给了这土军阀一记狠狠的耳光。同时期红军主力开始北上，准备在宜宾、泸州间渡过长江。

　　这渡长江的计划有点玄乎，最玄乎的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四川军阀刘湘的态度和力量。这刘湘刚统一了四川他可不是穷家破业傻不楞登让人卖了还帮人点钱的王家烈，他据有富饶的川西平原有枪有炮有军舰有飞机甚至还开有自己的兵工厂，手中的家伙一点不孬，跟蒋公的中央军也不相上下。红军要过长江意在兵出川西会合徐张，这一点是个人都能瞅得清楚明白。红军不过江这刘甫公他只是“协剿”，不伤筋不动骨他也不会肆意张狂。可这“匪共”要入川他就不能坐视不顾，为了自己那片菜园子他也要豁出命来阻挡。

　　在土城红军与刘湘血战了一场，打了个势均力敌谁也吃不掉谁，但这么耗下去兵员宝贵的红军更是吃不消。这时毛泽东一看态势不好马上撤出战斗，全军从猿猴、土城、太平渡一渡赤水，转兵西去退向扎西，要持重“待机”寻求新的机动。

　　在扎西刘少卿们听上级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这时候许多郁结的情结才得到舒解：难怪这一年多仗越打越让人不明白，原来是毛主席他早已不在帅位亲自指挥红军。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什么“短促突击”，御来御去倒让人追着屁股一路撵出了浴血打出来的家园。想当初朱总司令毛总政委指挥反“围剿”，摇头摆尾灵活机动一路凯歌，那是何等的痛快淋漓！

　　之后几月间，刘少卿们惊喜地发现这“痛快淋漓”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扎西整编卸下了挑子扔下了轿子摔掉了坛子和罐子，全军缩编减负轻装，又变成了摇头摆尾身轻如燕的活龙样子。2月18日，当蒋公各路“追剿”大军合围扎西之际，毛泽东又一次重演那钻缝隙的好戏，突发奇招掉头向东，在太平渡二渡赤水挥师南下，夺取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告捷刀靶水横扫乌江渡，把“跟屁虫”吴奇伟撵得一路奔逃差点成了当年挥挥手放跑那个非共产党小“塞郎哥”同伙们的俘虏，最后还是砍断浮桥把千余兵马卖作替罪羊才算捡得了性命一条。

　　这是大军“西进”以来第一次大捷，全军振奋斗志昂扬刘少卿也喜气洋洋。

　　红军在遵义地区盘桓数日蒋公又生出幻象，“朱毛”在徘徊此间乃系大方针未定之表现，于是乎大军又重新定向，不顾一切分进合击要与红军决战一场。而毛泽东再次挥师西向围攻鲁班场，简直就象要自投罗网。那时刘少卿率领几个侦察员和一个连，带着两部电话机子插到了鸭溪和茅台间，一头搭上蒋军周浑元一头搭上黔军吴剑平，对黔军说我们盯不住了赶紧派个连来协助我们护线，对蒋军说这里有“共匪”小部队的我们已经摆平。笨头笨脑的黔军那个连送上门来当了刘少卿们的下饭菜，滑头滑脑的蒋军却缩在鲁班场就是不动。

　　刘少卿把听来的情况向军团部作了汇报，林彪率一军团配合三军团在鲁班场打了一整天，仗还没见分晓军委却传来命令，全军在茅台三渡赤水，进逼古蔺锋芒再次北向。蒋公一时间措手不及以为这“朱毛”又要冲过长江，大军重新挪动摆开阵势信誓旦旦：若不歼红军再“无颜立于世上”。

　　蒋公的颜面已被“朱毛”扫过多次，反正也不值钱这次当然也跟过去一样，红军在古蔺附近“待机”待到蒋公包围圈要合拢而未合拢之时，突然又发奇招回师东向，从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似乎又要重施故伎再取遵义，唬得各路“追剿”军精神紧张加强防务生怕这条游龙晃来晃去又来扫荡。殊不知这一次却是“朱毛”蓄谋已久划拉出的绝计妙方，红军突然越过遵义——仁怀大道轻装疾进一路南下，在江口、大塘、梯子岩反渡了一回乌江，把数十万疲惫的“追剿军”甩在了身后跳脚叫骂，只捡得一地破草鞋落得个黯然神伤。

　　过了乌江红军一路闪转腾挪兵临贵阳，又差点儿把蒋公闪岔了腰，孙渡滇军急匆匆东进勤王护驾，朱毛红军喜孜孜西出离黔入滇，两军差点儿就是擦肩而过，这活计自然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问题是蒋公他早就知道却为什么还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受骗上当。

　　红军这条活龙一路摇头摆尾潇潇洒洒，冲过北盘江兵临曲靖城又朝昆明虚晃了一枪，唬得龙云急调各地保安团前来保驾，还糊里糊涂给薜岳送地图火腿普洱茶，没送到地方倒白白让刘少卿们捡了洋落，连茶缸里都塞满了火腿香肠。

　　这“追剿”重兵始终被“朱毛”扔在身后，“朱毛”却突然来了个向右转一家伙过了金沙江。

　　毛泽东真是厉害兵临绝境却还是把蒋公玩弄于股掌之上，这一幕戏让刘少卿深得教益大呼痛快，数十年后依然击节拍案念念不忘。毛主席就是他心中的太阳光焰永远万丈，这是思想的征服也是智慧的传扬，从此后他千万里转战从事抗日游击战争人民解放战争总是照着毛主席的路子来比量，打一仗进一步生铁练成了钢，最终也打成了百战名将。

　　要进云南时部队减员很大，林彪要刘少卿到军团教导营第三连去当连长。

　　刘少卿这时跟陈士榘气还没消满心不乐意，磨磨蹭蹭说我跟陈士榘两个人弄不好。林彪批评他大敌当前形势严峻你还闹什么个人意气，赶紧给我去上任这是命令没什么价钱好讲。刘少卿没有脾气只好服从命令，直接带兵打仗也是好事他心中自然还是平衡得了。

　　这一去在曲靖先打了个小仗，打跑了追来的敌人掩护军团首长，还跟孙渡的救援队伍擦肩而过又一次错开，然后兵进嵩明捡了个洋落。那嵩明附近的土老肥们把红军当作中央军来欢迎，保安队还两边列队鼓掌，洋面粉宣威火腿还有现大洋的慰劳，待到刘少卿们亮出驳壳枪打出“朱毛”的招牌，立马傻了眼扔下枪抬腿就跑得没了影。刘少卿们乐颠颠一人扛走一袋洋面粉，天天烙千层饼引得二连连长黄春庭十分眼馋，一到宿营地就嬉皮笑脸凑到刘少卿跟前来混吃三连的军粮。著名的宣威火腿到了刘少卿们的手里，都知道是好东西却没人懂怎么做，炊事员拿火腿当猪肉炖上一大锅，一人一茶缸当饭吃。这边走还要边打土豪边给老乡分浮财，分不完的小财物就当小奖品发给作战有功人员。刘少卿因功得了一双乌木包银象牙筷子，被危拱之看到喜欢得不得了，危大姐曾在红军学校当俱乐部主任兼文化教员，老熟人了，刘少卿二话没说就把象牙筷子给了危大姐。

　　金沙江边，一军团从龙街渡转往皎平渡，在三、五军团和中央纵队后面渡江。刘少卿被林彪抽上来派作联络参谋，在皎平渡听渡河总指挥老上级刘伯承总参谋长差遣，督促各部队尽快渡江。

　　在江边刘少卿遇到了红校结识的老战友郭化若，这郭化若是个知识分子啃过洋面包，理论水平很高连毛泽东都很欣赏，可这段时间却一直走的是背字儿处境很是凄凉，在红校就背着的“托派”嫌疑迄今也没有去掉，没了党籍快三十岁了连个老婆他都找不着。作为“问题干部”他在干部团“内控”使用，好在那时候连团长陈赓自己也才结束了审查对他很是理解，使用起来与其他同志也没什么两样，这也算是黄连树下听琴感觉还算是好。

　　可这当口他跑路磨烂了鞋带着满脚的血泡，一脸都是愁云见到刘少卿露出凄然一笑：

　　“少卿你看我脚都烂了，怎么办呀！”

　　——郭化若他这个知识分子不会自己打草鞋。

　　刘少卿好言安慰老郭你别着急我明天给你想办法。回过头他就撕掉自己的衬衣连夜给老战友打了一双布草鞋，郭化若穿上老战友送来的这双“草鞋”跳起身上得船过了金沙江。这份患难情谊郭化若铭心刻骨终生不忘，文革中刚被解脱到了北京他第一个就来刘少卿家拜访，不止一次唏嘘慨叹：少卿老弟要没有你那一双鞋我可真是过不了那条金沙江。

　　过大渡河时，刘少卿又撕了一件衣裳给黄春庭打了一双布草鞋。

　　过了金沙江就抢大渡河，前头刘伯承彝海结盟全军顺利通过了冕宁彝族区，前锋杨得志红一团昼夜兼程赶到安顺场渡口，抢得一只小船搭载上“十八勇士”强渡了大渡河，那当口又是赵章成这神炮手露了一大脸，他再没有“三炮两中”的把戏而是连发三炮炮炮都夯在川军刘文辉那袍哥队伍的脑袋上。这赵章成老实巴交在先遣队跟刘少卿走在一起时也有一肚子牢骚：那“三炮两中”本来是军阀队伍里带来的旧习惯我心想给大家说说也没什么，不曾想却让保卫局抓去审问说是居心不良，幸亏林军团长他说这是个人材才把我保了下来。后来又说我想开小差开我的“斗争会”还要“控制使用”，这他妈的真是活活气死人，我好容易到了这革命队伍哪有那个心肠！

　　也是得亏保卫局“肃反”没把这信佛的赵章成“肃”掉，否则哪有后来他这番关键用场。

　　抢过了大渡河船却只得到几条，这时候“朱毛”决定过河部队和主力两路夹河而上飞奔泸定去抢泸定桥，黄开湘杨成武率红四团为前锋陈士榘率教导营紧随其后，两个昼夜跑完三百二十里冲到了泸定桥。

　　泸定桥确实险峻桥板已被拆光，只剩下十三根光溜溜的铁索在寒风中晃荡，下面就是水湍流急一泄千里的大渡河在奔腾咆哮。红四团突击队二十二位好汉攀着这光溜溜的铁索去夺对岸的碉堡，全团的轻重机枪赵章成的迫击炮一齐开火打得川军不敢抬头。刘少卿带着自己的第三连，任务就是不断地给跟在突击队后边铺桥板的部队拼命输送门板木板，突击队打过了河桥面再往回铺，为的是铺得密实些牲口也能过去。

　　战斗惊心动魄突击队也有阵亡——一掉下桥肯定就是阵亡，有的木板铺着铺着还往下掉。

　　然而红色战士非凡的勇气撼天动地青史传扬，泸定桥它最后还是成了红军的桥。

　　刘少卿带着自己连队过河时战斗虽已结束但碉堡里还有敌人，有个川军班长抱着一支步枪守在碉堡里不缴枪不投降嘴里还不干不净：龟儿子你们算啥子英雄郎个楞格样子打仗，我们长官说了，打仗打仗就是要明火执仗，龟儿子你们偷偷摸摸突然过来算毬的个本事，老子们就是不服有本事大家一对一再打一场……

　　大家哄然一笑纷纷劝他投降，这家伙就是不听嘴里头还是不依不饶。大家都说三连长你能说会道快来劝劝他。刘少卿也只好憋着一肚子的笑上前跟这家伙好好打商量：你们弟兄伙都缴了枪你一个人又能怎么样？这座破炮楼你就能守到明天天亮？枪你可以不缴但子弹要退出来，免得大家误会也送你一枪。你退下子弹我们马上给你送干粮，……

　　劝来劝去这家伙动了心，退出了子弹刘少卿马上递了干粮。他吃着红军喝着红军却死不承认是红军的俘虏兵。刘少卿说好好好不是俘虏兵就不是俘虏兵，你要回老家给你三块现大洋，你要回川军也给你三块现大洋，不过我劝你不要回去还是跟我们走，不然你回去很可能还要挨打受气，继续背时倒霉未必就有好下场……。

　　于是这川军班长最后还是当了红军，后来还成了干部领着人跟“白军”打仗。

　　过了大渡河中央红军直出天（全）芦（山）宝（兴），前头要翻越夹金山。

　　这时候上级传来喜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们千里转战到夹金山那边来接应我们了。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山这边有个藏民小镇叫硗碛，这里的老人们告诉刘少卿他们，这山可是个神山，上下有六十里，你们红军要翻过去，心里不能想夹金山这么高怎么过得去，一定要在心里说“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不能说怎么这么半天了还上不到顶呀！而且一定不能在山上休息，千万不能坐下，一坐下就起不来……

　　那时候黄春庭身体较差对翻过雪山信心不足，刘少卿鼓励这位战友不用怕，只要有决心喜马拉雅山我们也能翻过去，明天翻山你把东西都分给我们背，你柱根棍子走就是了，到时候实在走不动我们就是背就是抬也要把你弄过去……

　　为跨越这坐雪山，红军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刘少卿他们天不亮上山天黑了才到山顶桠口，一路上都有宣传队员说快板激烈士气，就连黄春庭也好象没费什么劲儿就过去了。不过因为山上空气稀薄，风吹得象要把天吹塌似的，也确实有人一坐下就起不来了，好多背包也滚到了山坡下。

　　军团长林彪第一天就没有走过去，第二天还是人背着抬着过去的。

　　山下的镇子叫达维，已经有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并且与先头的红四团会了师。刘少卿他们是跟着红一军团军团部一直走到懋功（今小金）才见到了红四方面军三十军的部队。在那里有人把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指给他看，而这时的刘少卿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了几年后他会跟这位当时非常年轻的军政委一起在豫皖边开辟根据地建立新四军第五师，自己也成为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重要助手。

　　这时候中央红军的部队经过了五次反“围剿”和大半年的长征的跋涉，部队十分疲惫。而红四方面军刚转出川陕根据地一路打了许多胜仗，相较而言军容整齐生活也要好得多，部队有香烟抽还有点心吃，师一级干部甚至还有一大堆装满了腊肉的背篓子。说来可怜，刘少卿他们常常在四方面军的部队离开后在人家的驻地去扫点心末子捡香烟头子，那可真是穷酸得到了家，也难怪腰粗腿壮的张国焘这时候心高气傲起了歹意，要跟中央“解决组织指挥问题”。

　　两军会师后中央在懋功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军合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两军合力北进的第一个目标本来是夺取松藩北出陕甘，如果行动迅速有可能争得时机实现目标，而且可以避开后来吞噬无数红色战士的茫茫大草地。然而这个时候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张国焘已经开始与中央离心离德，磨磨蹭蹭别别扭扭跟中央讨价还价，中央派出慰问团慰问四方面军将士时还组织人围攻中央代表团代表，指责中央丢了中央苏区一路逃跑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中央这边的几个书生领导又不合时宜以偏概全地撰文讲话，批评红四方面军军阀习气浓重，不象是共产党的队伍。好在这时候毛泽东讲话已经比较管用，中央在组织问题上作了若干让步，让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安排了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合编、四方面军的干部进入最高决策层，这才暂时缓解了矛盾一起上了路。

　　然而，矛盾只是缓解并未根除，更大的分裂危机还在前头。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张国焘的小九九并不是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的小九九，两军战友都在一面旗帜下战斗大家还是深怀阶级感情，四方面军的战友们对中央红军支援人马支援物资还有许许多多的热情帮助，徐向前总指挥亲自过问安排四方面军的战友给中央红军馈赠慰问品，刘少卿就分到了一件驼绒大衣穿着它走过了草地还救活了别的战友，这份深深的情谊穿在身上也永远留在了他的心中。

　　然而这里是藏区人烟稀少，长期的反动统治造成了汉藏民族的严重对立，两军十万人马在这里盘桓辗转吃饭十分困难，部队经常遭到藏骑武装袭击老百姓也躲得老远。刘少卿随军团部到黑水芦花就常常不得不跟藏骑武装交火，但一般情况能避免就避免不去扩大事端，部队在藏民家中找出了青稞都让通司写了条子还留下现大洋，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是番民自己的队伍”，这样消息逐渐传开藏民也不再害怕，开始接近红军。那时候教导营在黑水驻的地方叫波罗子，红军严守纪律与藏民的关系搞得还算不错，筹到了点粮食，教导营军事教员熊伯涛饿得厉害解开口袋坐下就生吃，刘少卿批评他你是个老党员怎么也不讲群众观念，而这时候熊伯涛饿得只剩下一根“吃”弦，刘少卿说什么他根本就听不见。

　　筹粮过程中教导营出了麻烦，连长刘少卿与营长陈士榘又差点儿打起来。

　　这一天出去筹粮，教导营一连受到藏民武装的冷枪袭击，牺牲了几个战士。陈士榘发起火来，命令一连报复反击，可藏民占据有利地形，一连又增加了伤亡。陈士榘不依不饶又命刘少卿率三连投入战斗，而刘少卿坚决不干，与陈士榘大吵起来，说要打就叫军团部调战斗部队来打，我们教导营都是干部，不能这样牺牲！

　　两人吵得上火都差点儿动了枪。

　　情况报到军团部，林、聂一听就火了：

　　“党的干部那么宝贵，陈士榘你就这样损失呀！”

　　这一回是刘少卿占住了大道理，结果陈士榘撤职“关禁闭”，连带教导营政委蔡书彬也撤了职，老资格的陈奇涵接任教导营营长兼政委。

　　“关禁闭”，其实就还是跟着部队走，陈士榘后来在回忆录中也特别描绘了一下这个别致的“行军路上关禁闭”。只不过这“关禁闭”的缘由与刘少卿将军的回忆有些出入。

　　在黑水党中央召开发芦花会议，决定分左右两路军分进北上。

　　毛泽东等率中央和红一、三军团先到了毛尔盖，那时刘少卿他们教导营就驻扎在打古雪山的下打鼓村。有一天正是建军节前夕的7月31日，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长和几个战士牵一匹菜牛路经过下打鼓，牛走不动他们便借用教导营司务长的工具把牛就地宰了，肉全部割走了剩下的牛皮、骨头、肠肚扔了一地。他们扔了的东西刘少卿们却视为宝物，他们拾起了这些东西洗得干于净净连汤带水足足煮了三大钢锅，准备用牛骨头汤泡荞麦面馒头会餐，共同欢度“八一建军节”。

　　正在皆大欢喜，这个七十三团团长却带了人来回来要他们丢下的那些牛杂碎，这可就有点不太好收场了，教导营的司务长韩宗炳急得都哭了出来。这时刘少卿窜捣比自己还能说会道的黄春庭上去办交涉。这黄春庭也是个“九头鸟”很有口才：“红一、四方面军本是一家人，胜利会师意义重大，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张主席（即张国焘）领导下，继续团结一致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今天这点牛骨头、肠肚汤是件小事，但可以促进我们更团结，你们吃肉我们喝点汤，也是友爱嘛！当然，常言说，吃肉不如喝汤，路程这么远，把牛骨头汤拿回去也不方便，我看你带来的这些同志就和我们一起庆祝建军节，用牛骨头汤泡荞麦面馍会餐，我们不就更团结友爱了嘛！”

　　这时候，汤、馍一碗一碗都端上来了。

　　团长和战士们见此情景都笑起来了：“感谢你们盛情友好的招待……。”

　　等不来左路军中央决定先行北上，这时候松藩城敌人已经重兵云集。打不了松藩红军就只好过草地。第一天过草地时天下起瓢泼大雨，教导营一天走了七十华里来到了一个叫“分水岭”的地方，而这个“分水岭”差一点就成了刘少卿黄春庭熊伯涛三个“九头鸟”生与死的“分水岭”。

　　那天夜里草地里宿营，学员们都挖了避风坑。教导营的司务长韩宗炳当时正感冒发高烧，而草地上条件艰苦缺医少药，哪怕只生了一点小病，就有可能最终走上鬼门关。刘少卿把自己的一条毛毯给了韩宗炳，韩宗炳才带着病走过了草地。刘少卿和熊伯涛、黄春庭三个“九头鸟”却自作聪明找到一个小树林，盘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相互倚靠着披着毯子来挡风雨。熊伯涛个子高当中顶着毯子，刘少卿黄春庭两边各支着一个角。小树林中间有一条小溪流水涓涓，三个“九头鸟”放心大胆伴着溪声进入梦乡。殊不知晚上天降大雪，三个人浑然不知在梦乡中渐渐冻僵。

　　天放亮时学员们在整装待发，却找不见连长和两个教员。找来找去才发现小树林中毯子下面盖着三个人，喊也喊不醒是推也推不动，这一下大家全都着了慌：三个“九头鸟”这回恐怕要见阎王。

　　心存侥幸大家在冰锅似的毯子周围烧起了火，不多时硬梆梆的毯子软了下去，露出了三只抱得紧紧的“九头鸟”。拉也拉不开大家赶紧鼻子对鼻子对他们呼气，用茶缸脸盆烧热水擦脸擦皮肤擦关节，折腾了好一阵这才救活了这三个“九头鸟”。而三个“九头鸟”好梦中醒来还好生奇怪：这恁多人围着我们是干吗？

　　大家哭笑不得：要不是我们把你们烤活，你们三个“九头鸟”早就见了阎王！

　　这过草地真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月，日晒雨淋藏骑袭击是家常便饭，最困难的是没吃没喝人人都瘦得没了人样，肠胃消化能力锐减吃什么就拉什么，只走了三天大家就吃光了粮袋中的青稞，为了生存拉出来的青稞洗洗干净还得再吃。没办法刘少卿就带着大家到处挖野菜，挖来挖去前卫排找到一堆蘑菇，排长一番好心，自己忍饿不吃先让战士们吃，不料蘑菇有毒，全排战士都中毒发了疯，互相死命追打到最后全都摊倒在草地上。刘少卿一头大汗手忙脚乱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有人出主意在他们周围架着柴火烤，拿烟泥化作水灌进他们的肚肠，折腾好一阵总算见效，大家吃什么吐什么这才算各自捡回了自己的命一条，前卫排长也因此而被撤了职。

　　过草地过了整整六天，无数红色战士把生命交付给了这无际的荒凉。刘少卿他们教导营还算幸运，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总算没人死亡。刘少卿后来回忆说：“那时大家感到最难受的是一路都打不起精神来，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出这片没有人烟的草地。到了班佑看见房子了，尽管还是没东西吃，可大家的精神都起来了，总算有人烟了！”

　　到了班佑短暂休整后一军团到了巴西，然后向川甘边境前进去开辟北上的通路。那时节教导营走在就在求吉东北一个小村驻扎等候北进的命令。等了好些日子终于在一天晚上接到了“即刻北进”的命令，大家振作精神正准备出发却看见前面索桥前乱哄哄拥着不少人好象正在吵架。原来那时候红四方面军有部队编入了右路军，红军大学里也有不少红四方面军的学员，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赶上来要带他们回去，而他们中有的人愿回去有的人却不愿回去，不愿回去的他们就派人挤进来强拉。拉来拉去大家就互相开骂，这边喊“拥护党中央北上方针”，那边喊“反对毛周张右倾逃跑”，后来还是彭德怀黑着脸出来喝住了大家，毛泽东也站出来讲了话，这段话讲得有情有义有理有节，刘少卿后来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毛泽东一手叉腰站在一个高坡上，挥动着另一只手告诉大家：“我们两个方面军的同志都不要吵也不要拉，捆绑成不了夫妻大家好合好散好商量。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愿意回去就让他们回去，不过你们以后一定还要跟着我们这条路来的，别的出路是没有，一年以后你们还会北上，我们先行一步在那里等你们，到那时我们一定还会再见……。”

　　历史为这段话作了回答，一年后二、四面军会师甘孜终于北上。

　　三大主力会师之日与毛泽东那“一年后……”的预言几乎连月日都不差。

　　这时候右路军单独北上队伍很少很少，五、九军团都编在左路军已经没法跟上。然而他们身经百战意志如钢，面有菜色饥寒交迫他们跟着毛泽东却无人可以阻挡。毛主席是领袖是舵手就是千万个刘少卿们的力量，几天后他们突破天险腊子口一路凯歌北上，一股奔腾的铁流破关而走滚滚奔向前方……

　　过了腊子口来到哈达舖，这里是回民区有小米饭还有羊肉汤。营长陈奇涵守着汤锅对饥饿的大家絮絮叨叨：同志们羊肉有的是，千万不要一下吃得太多，饿久了吃得太多要撑死人哩……。

　　就这样刘少卿还是一口气吃了七菜缸。

　　在哈达舖右路军进行了整编，中央红军没了编在左路军的五、九军团，现在只剩下七千人枪。全军缩编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教导营也编入了干部团，刘少卿改任了第一连副连长，连长是黄彦斌政治指导员是李志明，黄春庭也编在这个连做军事教员。那时候已近初冬这支队伍十分狼狈完全没有了模样，衣衫上补丁叠补丁袖子剪了补肩膀裤脚剪了补屁股，实在没有穿的连毯子被子都裹着走。

　　刘少卿还算不错，打了土豪分到一张生羊皮用四根带子穿起来套在了身上。

　　就这样一支叫化子一般的队伍，打起仗来却是不得了的个不得了。

　　走到离陕北吴起镇还有五六十里路的铁边城，马鸿宾的骑兵赶来找便宜，连长黄彦斌与刘少卿李志明商量打退敌人骑兵掩护军委机关和干部团，黄彦斌说要赶紧加快步伐占领前边高地，刘少卿说光这样恐怕不行，如果咱们慢一步抢不到山头怎么办？还是让李志明带一个排去抢阵地，我带两个排在河边埋伏打他个措手不及？黄彦斌很同意：有道理有道理就这么办。

　　那时候黄春庭身体不好本来叫他随行李担子先走，可这时候听说打骑兵很是新鲜，他又转回来凑到刘少卿跟前切蹉起这打骑兵的战术来。黄彦斌笑着说你们这两个“九头鸟”这会儿临阵磨枪说道什么战术理论，现而今这么多学员要看的是你们的实战动作。黄春庭也是个乐天派回敬一句：我们讲的和你讲的还不都是一样，说来说去那不就是一个“开火”的“火”？正说着敌人骑兵已经进入了伏击地段，黄彦斌说看看敌人来了你们赶紧“火”一把，我到那边去叫他们也赶紧打响。敌人骑兵冲向了李志明扼守的高地，两边刚一打响刘少卿这边两个排横地里就杀将出来，敌人一看着了慌以为还有别的埋伏，快马加鞭四散狂奔逃之夭夭，刘少卿们虽然缴获不多却成功地掩护了军委机关和学校。

　　没打着红军马鸿宾也没长记性，他三个骑兵团瞅着这支饥疲之师好象不太精神，快马加鞭又赶上来想讨点便宜。这时毛泽东恢谐地说了句：“把屁股擦干净再进根据地。”于是乎大家伙撸胳膊挽袖子摆开阵势设下埋伏，林彪一纵队正面阻击彭德怀二纵队左翼迂回，当下又把这伙骑兵打了个灵魂出窍到处乱跑。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仗，这以后形势就不再那么紧张。

　　很快，中央进驻瓦窑堡，陕甘支队也在甘泉下湾寺与红十五军团实现了会师。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陕北这地方对刘少卿这个“九头鸟”来说很是新鲜。

　　这地方的人不住房子住洞子，哪怕他是个“土豪”。刘少卿们先是不敢进这“洞子”，生怕它塌下来，老百姓都笑话这些“南蛮子”实在是老土，比黄土高坡上的黄土还土，我们祖祖辈辈都住这“洞子”可从来没怕过它塌掉。

　　在瓦窑堡干部团与陕北干部学校合并，重建了住“洞子”的工农红军学校。刘少卿担任了地方干部营第二连连长兼军事教员。陕北这地方真正叫穷可群众也真正是好，那么困难还有山药蛋煮羊肉对中央红军招待得热情周到。有了根据地有了群众有了大浪淘沙百练成纲的革命精华，毛泽东底气很足给长征作了总结报告：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我们跨越了十一省的艰险与山河，那时候是敌人追着我们打，追了我们二万五千里，现在要轮到我们来收拾他们了……

　　重在红校任教刘少卿很用心思。那时老战友谭希林也在红校地方干部营第一连当连长，和刘少卿一样也兼军事教员。两个教员针对地方干部的特点合计了一下教学内容：地方干部的任务是在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要时时和武装的反动势力作殊死较量，所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课程应该成为必修课程。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地方干部营营长吴岱峰，吴岱峰很同意又请示红校政委袁国平。袁国平是个大才子教学也很有经验，听了这个十分高兴又找来了教育长郭化若，郭化若本来就是个军事理论专家对游击战教学也很有经验，所以大家配合默契齐心协力投入了教学，教来教去教学相长刘少卿自己也教成了“专家”，后来竟然成为了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游击战术总教头。

　　到了1936年春天，红校又在保安县（今志丹）洛河川下寺湾的红军医院伤愈归队的人员中招收了一批精华学员，这些学员都是经过长征考验有丰富战斗经验基层军事干部。红校以这批学员为基础，又组建了步兵第二营。后来原地方干部营营长吴岱峰他调，谭希林升任了地方干部营营长。

　　红军东征之后，从山西带回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1936年6月1日，红军大学正式成立。红校又合并到红军大学，刘少卿的老首长林彪身兼学员并担任校长，毛泽东亲自兼红军大学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教育长。当时红大分为三科：一科主要培训团以上干部，编为一个队；二科主要训练营、连干部，编为两个队；三科即为原来的红校，主要培训班排干部，编为6个队。

　　红大刚成立就有战事，土军阀井岳秀高桂滋常常经常从安定那边过来袭扰瓦窑堡。土军阀有时比大军阀还要讨厌，玩儿的活计也属于“游击战”，那时主力部队都在前线准备迎接开始北上的二、四方面军。面对红军后方机关学校的土军阀人多势众居然成了心腹之患。大约是在6月中旬，井岳秀手下的八十六师高双城所部袭击瓦窑堡，而有中央和军委机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红军大学等不少单位就驻在瓦窑堡，警戒部队就只有红大附设的步兵学校。

　　那时红大的地方干部营尚未毕业，敌人来袭时，谭希林和刘少卿带领两个连奉林彪的命令向安定方向迎击敌人。于是谭希林带第一连刘少卿带第二连，部队沿瓦窑堡旁的河滩向前运动。河滩上有个小庙，刘少卿说老谭咱们别走正面绕着走，这谭希林身经百战大风大浪见得很多，根本不在乎这些地方土军阀，一边说不要紧一边还是径直往前走，结果话音未落小庙里就响起了枪声，谭希林连中四枪警卫员也伤了腿。刘少卿赶紧带人把他抬下去退进了群众的窑洞，自己指挥部队阻击敌人。

　　激战1小时后，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林彪传来命令，要刘少卿率部队撤至有利地形固守待援，同时令陈士榘韦国清率领的红校步兵第一营上来增援反击。陈士榘韦国清虽然暂时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但因弹药不足韦国清也负了重伤，地方干部营和步兵第一营只好交替掩护，边打边撤，迟滞敌人进攻，争取时间掩护瓦窑堡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各机关的人员转移，所有部队和转移人员由红大校长林彪统一指挥，向蟠龙、保安一带撤退。

　　土军阀井岳秀的土匪部队便得意洋洋占了瓦窑堡。

　　林彪撤出瓦窑堡时也还心有不甘：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还能让这条阴沟顶在心口。他把刘少卿找去征求意见：现在能不能把瓦窑堡夺回来？刘少卿见是老首长发问也不怕被抓“右倾”，所以便实话实说了一把：“敌人是地头蛇十分狡猾顽固，眼下我们对他们的社会基础有无后续弹药补给如何等等情况都不清楚，要夺回瓦窑堡就得爬城，我们又没有云梯等工具。作战的都是学员干部十分宝贵，为了这个土军阀让他们付出牺牲好象有点不值。我建议我们还是暂时撤出以掩护中央机关为主。”

　　那时的林彪真是个很不错的高级指挥员，虚怀若谷很能采纳合理的意见。撤出了瓦窑堡把机关和学校搬到了保安，保安与红军主力所在的关中靠得更近，这样中央机关和学校都更加安全。到了保安没几天，听说中央开了个欢迎会，欢迎谁刘少卿们也不知道。后来瞅见两个洋人来参观，问了上级这才知道，这是同情红军支持抗日的“洋同志”作家斯诺和大夫马海德。

　　保安比瓦窑堡还穷，生活十分艰苦连土豆都没得吃常常只能吃野菜。老百姓都说“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这穷地方一下子挤进了中央机关还有红大好几千人，吃饭什么的就成了大问题，所以后来就把学员最多的第三科（当时也叫红军大学附属步兵学校）转移到甘肃环县曲子镇的木钵一带办学。这里条件相对较好一些，有小米山药蛋吃有时还能吃上馒头，机会好了还能吃上几顿土豆炖羊肉，只是不能象刚出草地那样敞开吃而只能分着吃。当地还有一奇，就是野狼特别多，大家白天在窑洞外吃饭，都会招得三五成群的野狼前来“围观” ，老百姓告诉南方来的红军战士们，这野狼是“铜头铁颈麻杆腰”，用棍子打狼时不能打它的头，而要打它的腰才行。南蛮子红军们对此很感兴趣，都想着哪天实际操练一下。

　　第三科对外又称“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师”，本身还承担有一定的战斗勤务，地方干部营毕业分配后，剩余人员组织了一个游击连，刘少卿担任连长，游击连的活动受教导师地方工作科领导。这地方干部科科长是刘少卿在瓦窑堡结识的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驻西北办事处的秘书长兼《红色中华》报主编任质斌。这位任质斌是个大学生，在土包子成堆的红军中那算得上是货真价实的“大知识分子”。几年后刘少卿与这位“大知识分子”重逢在豫鄂边区，一起在李先念麾下开辟了中原根据地建立了赫赫有名的新四军五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二、四方面军的随营学校都由刘伯承率领在曲子镇附近与红大第三科会合，共同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学校”，简称“红二校”，对外仍称教导师。原红大三科编为第一团（团长韦国清），红二方面军随营学校编为第二团（团长陈文彬），红四方面军学员编为第三团（团长黄欧东）。 同时刘少卿的游击连也变成了“陇东游击支队”，他则担任司令员兼教导师侦察科长，还兼任“红二校”的游击战术教育主任，任务除了教学还有打仗筹款——那时候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开始改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不再“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减租减息”还有“公平负担”。

　　刘少卿与分别了大半年的老首长刘伯承重逢时，曲子镇还驻扎着沈克的东北军一０六师，那时反“进剿”形势紧张，红军还准备与东北军再作一番较量。刘伯承见到老部下十分高兴马上就派了他的差，让他带人到曲子镇侦察敌情。刘少卿带上十来个侦察员怀揣驳壳枪，每人手上还提了一根棍子，为的是对付“铜头铁颈麻杆腰”的野狼。

　　侦察敌情时他们真就遇上了几个野狼在嚎哭，瞅见这群手提棍子的汉子马上就逃之夭夭。

　　回来向刘伯承汇报完敌情，老首长很是高兴，请老部下和部下的部下一起烤红薯土豆吃。刘伯承挺大个首长一点也不讲究，红薯土豆上的灰也不拍就塞进口中，还开玩笑说这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刘少卿后来回忆：“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句俗话，他就是从刘伯承这位大军事家口中第一次听到。

　　不过这仗还是没打成，几天后“双十二事变”就暴发了，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结成了“三位一体”。刘伯承回了中央，“红二校”也进驻了庆阳，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庆阳步兵学校”。刘少卿的“游击支队司令员”和“侦察科长”也随之成为了历史，分派的活计除了教学还兼了个“庆阳市稽查处长”，要进行统战还要搞“反特斗争”。

　　庆阳城里当时有“八大富翁”，不过这会儿已不是“土豪”而成了“统战对象”，教导师师部就住在那最富的一家。有一天这一家突然失火，这查明原因的差事当然是“稽查处长”本职工作。刘少卿问哨兵，哨兵说当时城北庙里升起过一个火球；问老百姓，老百姓说庙里没见过什么可疑人等；到附近镇子乡村跑了一大圈，还是没什么线索也没有。

　　刘少卿寻思这国民党特务他哪有那个本事，隔着这恁大一个城区他就能放火烧房？

　　查来查去查不出个名堂，刘少卿发现稽查处的文书这几天有点闷闷不乐。

　　刘少卿和颜悦色问他那天着火你怎么就跑了出来？文书说处长我不敢讲讲出来怕杀头，刘少卿说你别怕我们实事求是不会冤枉好人。文书说那晚我点了个洋蜡烛没吹灭，可能是那蜡烛倒了引发了大火。刘少卿舒了一口气跟政委袁国平训练部长郭化若作了汇报，袁郭二人都不是成天琢磨着在自己队伍里抓“反革命”的料子，表扬了刘少卿也没处理那个文书。刘少卿一边在实事求是另一边对“大富翁”还得遮掩，原因当然是红军这穷光蛋的队伍实在赔不起人家那万贯家财。

　　“双十二”后红大也改名抗大，林彪当了校长刘伯承当了副校长。

　　不久后刘少卿就又来到了两位老首长的麾下。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

怎么变成被红军击毙了?

　　抗大开学， 林彪周子昆不约而同想到了刘少卿/给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准备资料，还得了二百块钱稿费/董老来信要小老乡去武汉，听了林彪的话他继续在抗大执教/抗大要开“欧州文学史”，请来朱总司令讲课康大姐却大失面子，总司令憨厚一笑大家兴高采烈/军委一局作战科长跟康生抬了一杠，幸而没被戴上帽子后来还互称“同志”/给毛泽东拜了一次年，毛泽东竟然记住了这位“九头鸟”/刘少奇来一局“挖宝”，郭化若很痛快就放了人/到中原去刘少卿意气风发，黄春庭张水泉两个笑话篓子却一路都在扮洋相/迎接刘少奇，黄春庭压在刘少卿箱底里的一包药救了徐海东的命/武装武装还是武装，发展发展还是发展，少奇同志远见卓识魄力非凡刘少卿深受教益/向大小悟山发展，李先念极为欣赏新任参谋长游击战争的战略眼光和视野

　　刘少卿调到抗大，是林彪和周子昆的主意。

　　这两位都是刘少卿的老首长，林彪自不必说，这周子昆在中央苏区时是红校的训育主任，对这位勤奋的“模范连长”兼军事教员印象很好也很钟爱。这两位老首长这会儿都在抗大工作，一个当校长一个是训练部部长（周子昆调新四军后部长由刘亚楼接任，刘亚楼赴苏后陈伯钧接任），两人都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刘少卿，于是就一纸电报把他调到了抗大，在游击战术主任教员谭希林那里当游击战术教员。

　　把刘少卿调到抗大当游击战术教员，当然跟他的战争阅历和实践有关，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红校任过教，还在老战友郭化若那里也学习了一些理论。长征结束后郭化若曾担任过毛泽东的军事秘书，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时，郭化若曾组织了刘亚楼、谭希林、刘少卿等十来个人整理内战时期的军事资料给毛泽东写作作参考。同时他们自己也写过一些游击战术的小册子。后来叶剑英在衡山开办统战性质的“南岳游击战术训练班”时也印发过这些小册子。刘少卿为此还小发了一笔财，得了二百块钱的稿费，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笔不菲的财富了——那时从毛主席朱总司令到刘少卿这一级干部，都是一律五块钱津贴而且还常常因环境困难拿不到手。

　　那时的老人们有个比较流行的说法：“红大没二期，抗大无一期”。因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建立的红大只毕业了一期学员，“西安事变”就暴发了。事变后张学良因与红军的统战协议，将延安（当时叫肤施）和庆阳让与红军驻防，所以红大一二科于1937年1月迁至延安，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而三科则在庆阳改为庆阳步兵学校，对外称教导师。这以后入学的学员便成了抗大的学员，延续红大的期序，所以就是“第二期”而红大实际上就只有“第一期”。

　　刘少卿来抗大时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半年后“七七事变”暴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抗战时期由此开始，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上了抗日前线，林彪聂荣臻率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首战告捷，给日寇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予以痛击，八路军的威名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传扬，一批批学员不断地走向抗日前线，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也不断地到来。

　　1938年春谭希林调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刘少卿升任游击战术主任教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董必武给刘少卿这个小老乡来了封信，信中谈到党中央预见到武汉可能沦陷，一旦沦陷党就准备在那里发展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那里曾是鄂豫皖老苏区，党组织被敌人破坏严重现在正在逐渐恢复，希望刘少卿能到他那里去工作为即将到来的游击战争作好准备。

　　在中央苏区时董老是最高法院院长，对在红校任教的这位小老乡很熟悉，这是位资深老革命家又是位忠厚长者，刘少卿捧着这封信也动了心思。那时林彪在山西被国民党军队误伤回到延安养伤，刘少卿捧着信正好在抗大门口遇到正和妻子张梅一起散步的林彪。刘少卿当即请老首长帮忙拿个主意。林彪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到武汉去，你在抗大教学就象老母鸡孵小鸡能孵出一大窝小鸡，比你一个人到武汉作用要大得多。刘少卿听老首长说得很有道理，回去后便给董老回了信，将抗大缺乏游击战术教员的情况作了介绍，没提林彪的意见只是道明实际情况，请董老谅解。

　　后来陈伯钧看他的教学效果不错学员反映很好，又将他提升为游击战术总教员。

　　那时抗大真是人材荟萃，各个方面军各个地区都有名将集合在这里，刘少卿有较丰富的实战阅历有一些理论知识还有教学经验，所以工作得比较得心应手很受欢迎，许多学员都对这位游击战术总教员印象深刻，这其中有许多人后来的职务和地位都要比这位年轻的老师还要高，象洪学智杜义德等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学员，也常常向这个小老乡小老弟小老师请教。当然，实践丰富理论，理论指导实践，这当间刘少卿自己也从教学工作中获益不少，这对后来他在豫鄂边区领导和从事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致于很多年后刘少卿将军还把这段经历视为他人生中的一个“极大的飞跃”。

　　当时抗大的校风是毛泽东的亲自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创业艰难但也趣事多多。那时候抗大来了许多各地的青年学生，这些文化人热情很高求知欲很强，民主风气也很浓郁，对学校开什么课程也要在学员中“发扬民主”。不知为什么，大家在讨论中都要求开门课程叫“欧洲文学史”，这可就难为了这所名牌大学的土包子土老师们了，他们中可没人能对付这上八辈子也没听说过的洋课“欧洲文学史”。而这时候朱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也在抗大就学，这位康大姐办事干脆利落说话也爽快是个直性子，她自告奋勇地说我们家那位总司令他留过洋，一定能讲好这洋课“欧洲文学史”。那个时期大家都土得掉渣稀里糊涂也不知道这“文学史”究竟是个什么大学问，却也都愿意听总司令讲话，自然是人人都道好好好。这一天康大姐真就把总司令请进了课堂，总司令来了也不客气坐下来就开讲，从国际国内形势讲到了当前抗日战争，从建立敌后根据地到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康大姐却越听越不是那么回事，这哪是什么“文学史”完全就是“战争形势报告”！她急得一头大汗冲上讲台就质问这位全军的总司令自己的老公：

　　“你看你都讲了些什么呀！”

　　赫赫总司令面对夫人却憨厚地一笑：“不是你让我讲的噻？”

　　大家哄堂大笑康大姐却哭笑不得觉得很没面子。

　　到了1938年11月，在军委一局（即作战局）当局长的郭化若又想到了老战友。

　　这时候郭化若的问题有了结论，“托嫌”解除党籍也得到恢复，处境大大改善。他对刘少卿很熟悉便建议滕代远参谋长调他到一局当作战科长，滕代远也是红三军团的老领导，对刘少卿当然也很熟悉，这事情三言两语就定了下来，刘少卿很快就来到了军委机关。

　　军委是最高统帅部，刘少卿第一次到这里任职工作当然也非常认真。跟战友们关系不错跟首长们处得也很好，唯一的一次冲突就是在电话里跟康生抬了次杠。那时候康生对很多人来说是个一提起来就让人脊梁上生出寒意来的大人物。他刚从苏联回来大家都把他吹得很高，他自己也大吹大擂很是能唬人，一开口就是苏联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还有托洛斯基，时不时还要抖两句“达瓦里希”卖弄一番洋话引引经典，让人一头雾水还不由地要肃然起敬：哎呀呀这可真是个老布尔什维克，难怪人说是“资产阶级的恐怖”中国的捷尔任斯基。

　　当时延安经常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军委作战科长刘少卿的任务之一就要组织防空。部队都上了前线延安没什么兵力，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就要一局对延安各单位妥为部署，人员都要登记造册，作一些疏散和配备，防止敌人伞兵空投袭扰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这工作很重要刘少卿也干得很认真。

　　有一天突然有个电话打到了作战科，来电话那人口气很大也很蛮横：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统计我们机关人员？”

　　“我是军委一局作战科长刘少卿。你是谁？”

　　“你不要问我是谁！”

　　刘少卿年轻气盛又在讲平等讲民主讲互相尊重互相友爱的革命队伍呆了多年，对上对下要的是个不卑不亢落落大方，一听这人不是个讲理的主儿，庄稼火也一下子拱了上来，喀嚓一声就搁上电话不再答理。

　　结果这人又把电话打了过来：

　　“你为什么不答话还压电话？”

　　“你不说你是谁我怎么答话？我工作很忙也没时间等你！”刘少卿气也很盛。

　　“嗬，你还有点了不起了！你为什么统计我们机关？”

　　“这是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决定，我在履行职责！”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机关？”

　　“你没说我怎么会知道？”

　　“我是社会部康生，你凭什么登记？”那人口气横得不行。

　　“不管你是什么机关，我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在登记！”那时刘少卿还不知道这个“社会部”是干什么的，只知道这位“康老”是个中央领导，嘴上也没好气。

　　康生在电话那边说了句“你还要辩论呀”把电话挂了。

　　刘少卿把这事向郭化若作了汇报：“这人怎么那么凶？”

　　郭化若是被“运动”过的运动员当然了解这“康老”何许人也。

　　他替刘少卿捏了一把汗：

　　“老弟你要注意哩，你处理得也不够冷静别让他戴上帽子哟！！”

　　“我才不怕呢！”

　　多年后刘少卿将军自嘲：“我那时对少奇同志那个《论共产党的修养》学习不够。”

　　其实那时比刘少卿年轻气盛的人还很多，都是从战场上下来都有一大堆战功，老子天下第一谁也瞧不上谁的大有人在。二科的科长吴昌炽就是一位，那时二科就在一科的房间的套间里，进二科的人都得经过一科，吵吵嚷嚷搞得吴昌炽很不高兴，有时烦了操起棍子就赶。郭化若批评他他还不服，后来刘少卿也说过他，这里是公共场所你怎么能不让人出入哩。

　　十年后刘少卿在华野山东兵团参谋长任上得了黑热病在清州养病，有一天陈少敏任质斌和一位陌生人前来看望他，这位陌生人一见刘少卿开口便问：“你就是刘少卿？”

　　“对，我就是刘少卿。”

　　“你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

　　“我是康生。”

　　“喔，你就是康生。”刘少卿又端出了“不卑不亢”的劲头。

　　“你这个小鬼，当时在延安很厉害嘛！”那时的康生，还算有点“大人大量”。

　　“你也很厉害嘛！”

　　两人相视一笑，关系算是得到缓解，“不打不成交”反而互相客气起来。建国后两人见面时还互称了一把“同志”——那年头跟现在相反，称“同志”比不称“同志”相互间的认同感要多得多亲热也多得多。康生这人他是个坏蛋胚子，但却是个有学问的坏蛋胚子，他还给在病中的刘少卿讲了一些黑热病以及如何调养的中医知识。

　　过旧历年的时候，郭化若带着一局科以上干部一起到凤凰山去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很高兴一一跟他们握手，握到刘少卿时听出了他是湖北口音：“噢，你是个‘九头鸟’呀，小伙子，今年多大啦？”

　　“二十八岁了！”这是刘少卿第一次毛泽东面对面地讲话。

　　毛泽东留他们一起吃了饭，那时毛泽东女儿娇娇（李敏）两岁多已经能走路，就在他们中间穿来穿去地跑着玩，非常可爱。

　　就这么见了一次面，毛泽东竟然记住了这只“九头鸟”，七年后刘少卿从军调部回到延安，在机场又见到了毛泽东，还没等刘少奇彭德怀等介绍毛泽东就跟他打招呼：“我知道你，我们又见面了，你这个‘九头鸟’！只是你叫什么名字呢？”

　　这当然是后话了，那时他们还有一番精彩的议论我们后头再讲。

　　刘少卿真是由衷钦佩，毛主席日理万机，竟然记得住这么多事。

　　1939年4月上旬的一天，军委作战局来了位首长，点着名要找刘少卿。

　　刘少卿出来迎接，一看觉得曾似相识，但却想不起这是谁，十分局促不安。

　　那位首长倒很是和蔼可亲：“你是刘少卿同志吗？我是刘少奇。”

　　噢，刘少卿恍然大悟，在中央苏区时少奇同志来红校作过报告。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么？”

　　“不知道。”

　　“我现在中共中央中原局任书记，负责中原和华中地区的敌后抗战和党的领导工作。中原局现在在河南确山县的竹沟镇建立了党的组织，还成立了军事部，由我兼任部长。现在我们党急需在中原发展，军事干部比较缺乏，军事部也缺一位合适的参谋长，所以我们就选了你！”

　　哎呀呀，刘少卿这下有点慌神了，这可是个重要工作，责任重大呀：

　　“少奇同志，这么大的事情我恐怕干不了，我觉得我们局长郭化若比我更合适。”

　　“你行，你有战斗经验，我们和中央组织部是经过调查了解的，你当过红军团长，还做过陇东游击支队司令，中组部李富春部长已经确定你去中原局军事部当参谋长了。我来找你，主要还是要你约一些老战友，一起到中原去工作。”

　　那时党的组织工作做得真正是细，又民主又集中，比领导自己乱点鸳鸯谱强多了。

　　“这……”刘少卿一时为难，踌躇起来。

　　“你尽管去约，就说是我叫你来约人，列个名单交给我。这些人最后能不能走，还要经过组织批准。”刘少奇对组织工作的程序非常清楚。

　　刘少卿答应刘少奇，向郭化若局长汇报后再由郭局长跟你联系。

　　郭化若回来后，刘少卿向他作了汇报说我恐怕没这个能力，最好是你能去。

　　老战友郭化若很开明也很痛快：“既然中央定了，你就大胆干，这是个好事情！”

　　郭化若马上就给刘少奇打了电话，狠狠夸奖了刘少卿一番，表示同意放人。

　　这是刘少卿革命战争生涯中的一次比较重大的转折。

• 魂作楚天雄 — 刘少卿将军传 (1 -- 17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