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霍去病麾下骑兵的胡人成分 -- 曹仲德

霍去病麾下骑兵的胡人成分

/曹仲德

A.H.若米尼《战争艺术》在对骑兵的讨论中强调指出，除了马种和地形外，民族性也是一个民族能否拥有高质量骑兵的决定因素。虽然若米尼的议论主要是就拿破仑战争前后欧洲的军事经验而发，然而揆之于汉代中国依然是贴切的。事实上我猜想相较有系统骑兵训练方法的拿破仑时代，“天生的骑兵”在汉代要有更大的优势，毕竟在无马镫时代里要让农耕民族的人民学会基本的马上战斗技能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晁错上言兵事疏称：“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晁错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匈奴骑兵的优点，一是匈奴马能在复杂地形下的机动任务，二是匈奴人具有更高超的骑射技能，三是匈奴人作战意志比汉族人更坚决，更能吃苦耐劳。

晁错用匈奴马已经习惯复杂地形来解释匈奴马的优良，而并不将之作为马种差异的结果。按照这个逻辑他将战马质量的差别纳入“地形”因素的影响下，因此这段话是用“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总领。这个看法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将之修正为是谈马种的差异的话。那么他所谈的马种，地形和技艺，和A.H.若米尼的讨论显然是有一致性的。

晁错接着提出了汉朝军队的优点：“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

这其中除了“匈奴之众易挠乱”是谈双方纪律性的差异，“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是谈双方徒步作战技能不同之外，其他全部是就汉军装备远远优于匈奴人而言。因此晁错建议应当吸收与匈奴人习性相近的归义胡人充任汉军骑兵，配给汉军使用的精良装备，挑选熟悉其习俗的名将训练和指挥他们。样就既吸收了胡人骑兵的长处，又能克服其纪律性和装备上的缺点。用这种骑兵来和汉军自己的战车和步兵配合作战，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晁错上言兵事疏作于汉文帝时，可见这时还没有将大规模吸收胡人充任骑兵制度化的做法。这项政策何时开始实施不详，但至少到汉武帝时，汉军中就已经设立了正规的胡人骑兵建制。汉武帝时中央军增置八校尉，其中有胡骑校尉，《汉书百官公卿表》：“掌池阳胡骑”。有长水校尉，《汉书百官公卿表》：“掌长水宣曲胡骑”。边郡之外也大量安置胡人部落作为附属国，当时称为“属国”。在属国中保留胡人原有的部落组织，只设武官管领，即属国都尉。属国骑兵从汉宣帝时代开始成为汉朝常备军力最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其调动次数可以和关西六郡骑兵，三辅三河步兵相比。

以上是胡人骑兵进入西汉军队的总体情况，也是题目所说的霍去病麾下骑兵掺入胡人的历史背景所在。霍去病当时麾下留名史籍的并不多，只有其中因军功封侯者及后来升至大将者的名单完整保存于《史记骠骑将军列传》及《史记建元以后功臣表》中。

《汉书霍去病传》：“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为将军者二人”，这里记载有误，封侯者应为七人。

汉武帝元狩二年诏书：“鹰击司马破奴再从票骑将军斩脩濮王，捕稽且王，右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千四百人，封破奴为从票侯。校尉高不识从票骑将军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功，封为煇渠侯。”

即元狩二年封侯者三人，为赵破奴，高不识，仆多。

汉武帝元狩四年诏书：“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属票骑将军，会兴城，不失期，从至檮余山，斩首捕虏二千八百级，封博德为邳离侯。北地都尉卫山从票骑将军获王，封王为义阳侯。故归义侯因淳王复陆友、楼剸王伊即靬皆从票骑将军有功，封复陆支为杜侯，伊即靬为众利侯。”

即元狩四年侯者四人，路博德，卫山，复陆友，伊即靬。路博德为右北平太守，卫山为北地都尉，他们应当都是率领郡兵跟从者，而非霍去病直接统领。而诏书也明确指出“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属票骑将军，会兴城，不失期”，即是说是率领郡兵从右北平出塞，与霍去病异道会师接受其统帅。

合列如下：[1]

赵破奴　　　《汉书霍去病传》：太原人，尝亡入匈奴，已而归汉。

高不识 　《汉书景武昭宣功臣表》：故匈奴归义

仆多， 《汉书景武昭宣功臣表》：故匈奴归义

路博德， 《汉书霍去病传》：西河平州人

复陆支 《汉书霍去病传》：匈奴归义因淳王

伊即靬 　《汉书霍去病传》：匈奴归义楼剸王

卫山 《汉书霍去病传》：不详

以上七人，可以确定有四个归义胡人，还有一个曾生活于胡人中的太原汉人，这五人之外还有一个汉人及一个无从断定者。显然就比例而言，以军功封侯者胡人占了绝对多数。用同样的方法去分析卫青麾下九个封侯者，可以确定的六个人都是汉人（苏建 张次公 公孙敖 公孙贺 李蔡　韩说），其中只有韩说先世有在胡人中生活过的经历（先世在汉高帝时逃入匈奴，其祖父在汉景帝时归汉），与胡人算有些联系。《汉书景武昭宣功臣表》在记录封侯原因后，又补充指出高不识和仆多是“故匈奴归义”，这实际是和功臣表内容关系不大的，我认为它可能是班固的一种书例，如果这个猜想成立，那么所有不能断定者都应该是汉人，所以班固认为无需补充说明。

众所周知霍去病所率领骑兵是汉军中尤其精锐的，最初以校尉从军时卫青即“受诏与壮士”；之后独立率军又“所将常选，诸宿将兵不如”；元狩四年霍去病与卫青各率五万骑兵出塞，“敢力战深入者皆属去病”都是例证。以上或说“受诏”，或说“常选”，或说“皆属去病”，意思都是指汉武帝是有意的将军队中的精锐者配给霍去病指挥。既然胡人骑兵相对汉族骑兵有其素质优势，那么推测这些配给霍去病的精锐里面，胡人占相当重要的成分显然是合乎逻辑的。而上面所讲的霍去病麾下封侯者的胡人成分和卫青存在显著差异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循这条思路而下，我们或者能对“敢力战深入者皆属去病”有一些更深的认识。所谓“深入”是说霍去病作战常常采取携带少量粮食以提高机动力长途奔袭的作战方法，例如汉武帝元狩四年诏书中所说：“约轻赍……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虽则汉武帝在这里强调“粮不绝”，然而要以常理而论是不可能一贯如此，这种作战方法应该常常会遇见粮食不足的时候的，霍去病本传中所说“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便是例证。这种需要在短缺粮食的情况下吃苦耐劳长途行军的素质，恰好也就是晁错所说匈奴骑兵胜过汉朝骑兵的一个依据，即“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霍去病战术的需求和胡人骑兵的素质，在“力战深入”这一点上找到了一致性。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汉武帝元狩四年诏书说：“票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荤粥”为匈奴古称，此处用指匈奴，汉武帝策立燕王文中也有这个用法。汉武帝用“躬将所获荤允之士”来描述霍去病率军出塞，这也确切的证实了至少元狩四年的出塞军中有相当数量的胡人骑兵。

《史记骠骑将军列传》：“骠骑将军自四年军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关于“属国玄甲”，《史记正义》注解说：“属国即上分置边五郡者也，玄甲，铁甲也”。属国即安置于边境外的归义胡人部落。玄甲指铁甲，就当时技术条件而论，铁甲尚不普及，依然是较为贵重的装备。而此时已经用来装备属国骑兵，可见晁错所说“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在后来确实已经付之实施。就严格的礼法而言，以甲士送葬属于王礼，臣子使用属于特殊恩典，西汉一代仅霍去病及霍光两人是如此下葬，东汉之后才开始普遍化。一般而言送葬都是使用在京师的中央军，就汉代而言就是北军。汉武帝特意调边境之外的胡人骑兵送葬，应该有其特殊的含义。这个含义我们自然可以理解作是纪念霍去病受降四万匈奴降人开置五属国的功勋，而理解作纪念霍去病“躬将所获荤粥之士”建功立业的功勋似乎更切。

就时代性而言，西汉处在骑兵地位的上升时期。对于骑兵的需求，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比从前大大提高了，吸收胡人参加骑兵，说成“历史必然的趋势”当然显得过于轻率，但它至少是有其合理性存在的。事实上除了直接参加汉族军队外，胡人对骑兵的影响还在其他方面存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班固史论对“关西出将”的原因归结为接近羌胡民风尚武。除此以外，它可能还和关西地有很大一部分是秦夺西戎地所置，当地居民有相当数量是胡人后裔有关系。《史记卫将军列传》附公孙贺传称：“其先胡种”，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是说公孙贺是胡人后裔，另一方面也是说他本人不再被看作胡人，因此这里只说“其先胡种”。公孙贺为北地义渠人，北地是秦宣太后时夺西戎义渠地所置。公孙贺本人汉武帝时娶卫皇后姐，又封侯拜相。他在极力推辞丞相任命时强调自己是边地人，以弓马取用，不能胜任宰相职责。而并不是象后来的金日抵一样强调自己是外国人会引起非议。这也说明他本人也不再自视为胡人。公孙贺父公孙浑邪吴楚七国之乱时以军功封侯，公孙贺自己则又在汉武帝时以军功封侯，这是胡人融入汉人后发挥其弓马特长的典型事例。

胡人骑兵的重要性在东汉时进一步上升，以东汉顺帝时所作人口统计看，南匈奴在其所居住的北边八郡里，总人口已经超过了汉族。与此同时，汉族骑兵却处在衰落中，西汉牧苑三十六所，东汉尽省。第二次羌乱时二十万州郡兵屯三辅，居然全部都是步兵。他们面对以骑兵为主的羌人根本没有一点办法。最后指挥官听从建议把这十万军队都解散掉，作为代价每人交一千钱来买马。就这样拼凑起的一万骑兵，居然大获全胜，这实在是很悲哀的事情。这个主要是由东汉的整个国策决定，并非西汉以来胡人骑兵地位上升的自然趋势所能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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