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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气象不凡的历史长卷

--读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第一、二部

李静宜

治史学人孙皓晖近著的6部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乃河南文艺出版社继二月河的清帝系列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重头历史小说。近些年，不断有长篇历史小说出现，活跃于当代文坛。因而初闻孙皓晖这部数百万字的《大秦帝国》，曾略有疑虑产生。一方面既因为历史小说常会有史料化和平面化的弊端，同时，又有近年较成功的历史小说在先，超越起来也很困难。然而，读毕《大秦帝国》现已出版的第一、二部《黑色裂变》、《国命纵横》，却有十分的惊喜，不曾想这部大著会有如此不凡的气象，而且难能可贵地附着于出色的小说意义的叙事。

《大秦帝国》第一、第二部表现的历史内容，是以秦帝国的国运兴亡为主线，但却是在秦帝国崛起的百多年间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的广阔背景上展开。其时正是一个所谓“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社会剧变时期。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出现，商业活跃，旧制动摇，而使整个社会由青铜文明向铁器文明、由隶农贵族经济向自由农经济、由联邦制国体向中央经济国体转型。《大秦帝国》描述的秦帝国故事在这样一个大创造大毁灭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展开，其纵横开阖的笔墨，既深入至周王室衰微以来，诸侯列国于春秋时代的纷争组合，又视角横移，勾勒出战国时代七雄图强称霸残酷激烈的大争。从战国诸子名家、名士周游列国游说施政，到吴起、商鞅、申不害艰难变法，从纵横家名士苏秦的合纵抗秦，到张仪的破六国合纵，诸种复杂纷乱大起大落的国力、国运和列国之间的兴亡演变，不进则退、强势生存的战国时代的特殊情势，都被作者描摹得绘声绘色，酣畅淋漓，呈现出具有诗史意味的壮阔图景。而事实上，也正是强秦崛起，结束诸侯割据称雄的历史，从此形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大国，成为中国文明的正源。无疑，《大秦帝国》表现的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

《大秦帝国》的第一部《黑色裂变》，是以商鞅入秦，二度变法，使弱秦渐成强秦为故事的主要内容。作为历史小说，其所产生的阅读冲击力，或说其所具有的重要认识价值，因上所述，而不同于已盛行于世的二月河的长篇历史小说清帝系列表现的帝王政治的人治方略，也不同于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经世至用的处世之说，它揭示的是相关时代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内在机制，即所谓堂奥深厚的治国大道。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剧烈激变动荡不安的背景下，探究治世之道的诸子百家应运而生。诸如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主张以孝、悌、忠、信的礼教维护“礼崩乐坏”的君臣关系；墨子提出“兼爱”、“非攻”，主张“兼爱”弱小，反对战争。《大秦帝国》则是以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变法成功的故事，呈现了依法制治国的治国之道，表现了中国原生文明强势生存的精神。比如，在《黑色裂变》中，其所展现的历史背景，已是战国七雄对峙的战国中期，秦作为诸侯国正面临强魏的攻击，及至其它六雄正欲谋分秦。以秦国之境况，秦国国君选择的谋士方略，显然不会是儒家的仁政礼制，或墨翟的墨道。商鞅作为法学流派的代表，其图强变法之道，与秦国一代明君秦孝公一拍即合。法家学派顾名思义即是以法治国治世，依法理政治民。商鞅举策入秦，呈变法蓝图《治秦九论》以秦国国君。其废井田、开阡陌、田可买卖，弃贡物无定数之旧税制，均为使国富民亦强之策；其鼓励农人耕作士兵打仗以赐国家爵位；统一度量衡，限定官府定员官吏治权，以为杜绝商贾奸吏盘剥庶民和政出私门……变法之策，一经为秦国君秦孝公接纳认同，即明修法度，改换旧制，大刀阔斧，依法执政，并二度实施变法，直至商鞅车裂。而秦原本为穷弱之邦，借助春秋战国旧制动摇之大势，以变法为首要，以立法为第一，富民强兵，整肃官制，激励全民，强秦强本，至终为完成秦统一大业打下坚实基础。《大秦帝国》的第一部，即是借助商鞅二度变法的过程，借助商鞅与群臣的激烈思辨，以及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变法事件，鞭辟入里、生动细腻地再现出一国之政何以依法治理，一国之运何以依法治理走上强盛的强秦之治国大道和秦强之治国事实。

《大秦帝国》作为历史小说所具有的魅力，其一，自然是小说所表现的重要历史进程、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历史文本中的事实根据性；其二，则是作品借助大量的典籍史料和丰富的想象力，重构起的亦真亦幻的历史空间，产生的强烈审美效果。《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着重表现了后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战国时代的策士阶层，这是诸子百家在战国时期又出现的一个谓之纵横学的新流派，此学派不拘一家学说，融诸子百家于一体，专修强国富民与权术纵横部分。《国命纵横》便是以策士名家苏秦、张仪为主要描述对象，展现了他们在秦国及七雄中其它六国的活动。书中苏秦初时曾先入秦，游说秦国国君大争天下强力图霸，由于时机尚未成熟，游说不成而归隐故里，再度修行，重新出山后，入燕赵及其它六国，策划六国合纵，联合抗秦。而张仪则由齐而秦，拆解六国合纵。《国命纵横》中所表现的秦国国运及列国形势的新的剧烈演变，已在很大程度上为纵横派的策士名家所操纵左右。而策士们游历列国一旦游说成功，即为卿为相，也更充分展现了周王室式微后，奴隶制弱化，社会各阶层发生的转化，即奴隶主贵族为新兴地主阶级所取代，诸侯世卿的政治权力逐渐下移，至战国时代已多移至士手里的历史现实。而书中重构的历史现实，也显然融入了作者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其一，历史上对谋臣策士的权术诡辩及朝秦暮楚曾多有微词，《国命纵横》则凸显了纵横家审时度势、适应时代大势的远谋大略和宽阔胸襟。一如苏秦既先入为秦，不成转而为六国抗秦之时，却向秦臣大义举荐同为纵横名士的张仪，使张仪得秦相重职，而破六国合纵。苏秦何以为之？同为胸怀纵横大略的张仪也深谙此理，明白仁政井田虽不可复，孔孟毕生求之；六国旧制虽不可救，苏秦全力救之，其事其理是如出一辙，即在于孔孟为天下求一“仁”，而苏秦为天下求一“公”，所谓“公”，即是给六国以一个同秦国一样重新崛起的机会，还天下大争以同一个起点。其二，战国群雄纷争的混乱局面、列国国运的莫测变换，作者皆以历史典籍的考察和现实的精神介入将其纳入强势生存的轨迹。

《大秦帝国》尤令人称奇而给读者以惊喜的，是让千古知名历史人物--诸子名家名士的“复活”。诸如：孔子、孟子、老子、墨子、荀子、庄子、鬼谷子，商鞅、吴起、申不害、孙膑、苏秦、张仪、屈原，这些后人耳熟能详的千古不朽的历史人物，通常都只在史书或只作为简约的符号标签出现，而很少有文学作品以艺术的形式，从正面让这些人物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英才辈出、极为特殊的时代里齐齐汇聚重现。诸如身材修长、好一袭白衣的商鞅，高鼻深目、秃顶，似异邦之人的墨子，其形象，都至为新鲜；而墨子深居简出，退隐深山，弟子亦皆入山林，有严明墨家家规，但闻山下不平或不义之事，即拔除暴利剑的描绘，亦使模糊的墨家生活，变得清晰而鲜活；孟子多年奔走列国，儒家之说为列国皆知又无一国施用，孟子遂罢出仕之心，游历天下讲学布道，适逢唇剑利齿策士张仪游说魏国，被其讥为丧家的“乞国老士子”，生动的细节，使圣贤也有了常人之态；屈原率兵截杀出使秦相张仪，庄周火葬夫人，鼓盆而歌，留文章于树干、山石、陶盆……虽然诸如此类的描述，因为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复活”的已不再是历史上本真的客体，并具有相当的虚构性，但让被后人送入圣坛尊为贤哲敬为神明的人物，回复到日常生活的状态，回到切近的现实中来，仿真、似真即为真，构成让读者具有亲历感觉的境界，具有十分奇妙的阅读效果。

《大秦帝国》第一、二部的另一显著特点，即是它呈现的阳性及刚性特征。即它丰实深厚的内涵多基于治世大道的探求，“天道”的彰显，而不依重人治心术或厚黑学；它表现的人物多公心可鉴，以大德、仁厚、情义立世，而不借助人性复杂的“黑洞”。第一部中的主要人物商鞅，其英才公心，车裂而无悔的形象，被作者塑造得可歌可泣，极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秦国君秦孝公，作为一代名君，默默做商鞅变法的后盾，其宽厚的胸襟和深谋远虑，及苏秦、张仪虽为谋事的对峙方，却肝胆相照，有着笃深情义，均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要言之，《大秦帝国》以其书写的宏大气势、深厚的认识价值和小说叙事赋予的极强魅力，构成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又一大景观。而其对秦帝国兴亡历史的再现与重构，对历史重量级人物、诸子名家的塑造与刻划，也填补了当代文学长廊的某种空白。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