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遥远的敦煌 -- 江上苇

1906年，当年东郊民巷里那个勇敢的候补士官生Paul. Pelliot，已经是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语教授了。他的祖国，浪漫的法兰西，突然发现自己在中国新疆的探索与发现，居然远远落后于英国、德国、俄国、日本甚至瑞典！为此，不甘心的法国人准备进行一次和自己国家地位相称的探险，深入地考察中国新疆。

法国地理学会主席埃米尔.塞纳尔推荐这个Paul. Pelliot去领导探险队。这个Pelliot，中文名就译做“伯希和”。他在敦煌学的研究中，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6月15日，刚满过二十八周岁伯希和，率领他的探险队，从巴黎出发，经由俄国，前往中国新疆。俄国人为法国朋友准备了一支哥萨克卫队，领队是个挂上校军衔的芬兰裔男爵，参加过日俄战争，名叫Emil.Mannerheim，后来他又站在俄国人一方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站在芬兰人一方参加了苏芬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芬战争中，那条让斯大林格勒英雄崔可夫蒙羞的曼纳海姆防线，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时候他已经是芬军统帅，挂元帅衔了。再后来，他还当过芬兰总统，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名的人物。

然而这位曼纳海姆男爵的护卫是假，俄国人的意思，不过是借着法国人的名义蒙混过境去刺探军情和搜集文物罢了。

那也算是一支“探险队”，在世界列强对新疆虎视眈眈的背景下，一支特殊的“探险队”。

那时候的迪化（今乌鲁木齐），是流放者的世界，和沙俄时代的西伯利亚一样，虽然蛮荒却充斥着人文气息。伯希和在这里碰上了一些老朋友，比如说，在安南边境上和法国人打过很多交道的前广西提督苏元春，“庚子拳变”中极力支持义和团的辅国公载澜等人。

当年，伯希和在东交民巷夺取义和团军旗时，站在他对面的，正是这位澜国公阁下。七年过去了，那种排外的狂热，如今在载澜身上一点都看不出来了，他和法国人成了好朋友，隔三岔五地把探险队中的摄影师努埃特召去讨论摄影技巧。

从这些文化名流口中，伯希和听说了敦煌藏经洞，载澜甚至还送了他一卷出自那里的《金刚经》写本，从题款上看，那是大唐贞元二年的作品了。

于是，1908年3月3日，伯希和来到了藏经洞。即便已经被斯坦因取走了许多经卷，留下的卷子，仍旧让见多识广的伯希和惊诧不已。

伯希和回忆道：“我简直被惊呆了。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的8年来，我曾认为该洞中的藏经已大大减少。当我置身于一个在各个方向都只有约2.5米、三侧均布满了一人多高、两层或有时是三层厚的卷子的龛中时，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

无论是二十一岁上便获得博士学位的斯坦因，还是同样二十多岁便成为法国东方学院教授，通晓多门语言的伯希和，在面对敦煌石室藏经时，在惊讶和震撼之余，都不约而同地发现，自己的知识竟是那么的匮乏。斯坦因也就罢了，伯希和可是欧洲汉学界数一数二的人物呢。连这样这两个博学的知识分子都自叹“浅薄”，那该是怎样丰富的宝藏啊！

为了尽可能挑出有价值的经卷，伯希和将藏经洞中所剩的一万五千到两万卷写本全部浏览了一遍。在前十天中，在摇曳的烛光下，他每天打开一千捆经卷，平均每小时一百捆。在藏经洞里，伯希和看到的是中原文明在敦煌地区的衰落，看到的是这种伟大的文明在无情流逝的岁月中苦苦支撑的往事。

最后，伯希和精心选取了六千余种，约相当于剩余藏经量三分之一的卷子，此外还有两百多幅幡、画、织物及其他物品。虽然法国人来得晚，但作为第一流的汉学家，伯希和在西域的考察，远比他的同行成果显著。可以说，他的发现在此后引导了整个法国汉学界的研究方向。我国史学界中鼎鼎有名的元史大家韩儒林先生，便是这个文化“强盗”的及门高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

然而法国人是很有意思的。伯希和从西域带回那么多瑰宝，但除了学术界，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在糟蹋政府的钱，不怎么瞧得上那些中世纪的废纸和破铜烂铁，甚至连整理和发表它们的经费都难以筹措。

和斯坦因的大肆宣扬不同的是，虽然伯希和取得了大得多的成绩，但他与敦煌的故事，却于史寥寥。一方面是他成名之后，爱惜羽毛，也知道骗东西说起来不好听，能不提则不提。但另一方面，讲起来则让人忍俊不忍。

原来伯希和生前人缘奇差，学术上的仇家遍天下都有，欧洲就更多些。这家伙少年成名，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然而有个坏毛病，恃才傲物，学术眼光贼刁，批评起人来尖酸刻薄，甚至是吹毛求疵，落在他手里简直生不如死——偏偏他老先生最大的爱好还是写书评，人家想“敬鬼神而远之”都难。对后生晚辈，自不待言，即便是同年甚至前辈，也同样不假辞色，加之他又是世界汉学界权威，一言九鼎，自然杀伤力惊人，据说有些人被他批评得从此不敢研究汉学。几十年中，伯学霸不知得罪了多少人！人家做学问数十载，是桃李满天下，他是埋怨满天下。所以直到他死掉，也没有人肯替他说好话，除了他任会长的法国亚细亚学会不得不然外，整个欧洲学界居然一片寂寥，既没有什么纪念文章也没有什么追悼活动。这也叫做“失声”，不过不是哭的，而是乐的。

伯希和平生刻薄，难得与人为善，自然也最怕人家挑刺，做论文非四平八稳，绝不敢轻易出手。所以他先生学问虽深，著述却不多，平生心血，都在那几本藏书上——字里行间，全是他的小楷批注。

等到伯先生去世后，他的白俄夫人，继承了他的藏书。大概是物以类聚，这位伯夫人也是个极有意思的妙人儿。

同样是东方学家，人家马伯乐、沙畹、葛兰言、戴密微死掉后，家人都大公无私，大大方方地把先人藏书奉献给了社会。什么亚细亚学会哪，汉学研究所哪，法兰西学院哪，远东学院哪，巴黎国家图书馆哪什么的，每家都送几本书。既显得先人修齐臻治，又便宜了后生晚辈——想为先生们树碑立传也容易些——拔一毛而公私兼顾，何乐而不为呢？

伯夫人却偏偏不干。她干什么呢？卖旧书。还嫌伯先生在书上乱涂画，卖相不好看，索性亲历亲为，拿块橡皮一本一本地把所有铅笔字全部擦掉……然后，再卖。

所以伯先生，虽然名高于世，但身前身后，始终都是个低调人物。坊间的伯批铅笔本，那更是绝对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