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萨评版】菊与刀 1.1 -- 萨苏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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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苏 ]

第一部分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二节 战争中的日本人（9）

“尊王攘夷”的战斗口号回荡在列岛，宣告日本进入了近代历史。这一口号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要让日本免受外国欺凌，打破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恢复到公元十世纪的黄金时代[萨评：“尊王攘夷”的口号，也不是日本人的发明创造，而是春秋五霸第一霸齐桓公提出来的，意思是当时周室衰微，桓公要出来带领各诸侯重新恢复周天子的威信，并且击退当时入侵中国的少数民族 – 这本来是周天子的责任之一。结果可想而知，春秋五霸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诞生了。日本的诸侯们采用这样一个口号，心里打的算盘可想而知。]。位于京都的天皇朝廷的所作所为，与这个口号的内涵基本相左。在天皇支持者心目中，“尊王攘夷”就是要把外国人打败，逐出日本。列岛没有一个外国人最好。他们还要恢复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剥夺“改革派”在内外事务上的发言权。这群倒幕派拥有不俗的军事力量，其主力是强大的“外样大名”[萨评：具体说来，这些强大的大名就是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强藩，它们的领土都在比较靠南的地方，所以位于江户的幕府对他们鞭长莫及。四强藩历史上就是出强悍武士的地方，同时利用地理优势大搞贸易工商，无论军事还是经济，都有实力和幕府对抗]。他们想通过王政复古取代德川家族统治日本，只要求换一下当权者。农民也参与了，他们盼望多保留一些自己收获的稻米，却也讨厌“改革”。武士阶层则希望保持俸禄，并能挥刀上阵建立功勋。在财政上支持王政复古的商人们，则希望推行重商主义，却从来不觉得封建制度有什么不对。

　　1868年，倒幕势力夺取了胜利[萨评：指的是1868年在伏见，鸟羽两地，四强藩大败德川幕府的军队，幕府从此失势]，宣告王政复古，幕府的统治结束。当时的西方人看日本，都认为即将推行的是岛国主义，一种极为保守的自我孤立政策。但新政府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它成立后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大名在各个领地的收税权。但这种剥夺不是无偿的，政府发给每个大名相当于正常收入一半的俸禄，同时，还免去他们豢养武士和兴建公共建筑的费用。武士和大名一样，从政府领取俸禄。在以后的五年中，又从法律上废除了等级间的不平等，措施十分认真，标志不同等级的服饰和装备被取消了，还颁布了著名的“散发令”[萨评：注意不要把散发令当成解放贱民的法令，这是明治政府对武士的法令，要求他们剃发，采用和平民一样的发式，有点儿象辛亥革命的割辫子。武士们曾经激烈反抗。爱德华.泽维克的电影《最后的武士》忠诚再现了这一过程。]使贱民得到解放，不再固守自己的传统职业。政府取消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撤消了各地的关卡，废除了佛教的国教地位。到1876年，又把大名和武士的俸禄折成公债，一次性发还。该公债在5到10年内可兑现成现金。这笔巨款加上其原有财产，使他们有可能创办新式的工业企业。日本的工商业主与封建贵族一开始就合二为一，使未来本会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消于无形之中。[萨评：明治维新表面上的“复古”，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行改革之事。其实倒幕战争中最活跃的，并不是诸侯，而是所谓“维新志士”，典型的是阪本龙马，盛海舟，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等，他们从思想上都是接受并力图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挽救日本危亡的，并在战争中获得了实力。由于他们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旧势力集团中又属于实力派，所以很快成为幕府倒台后的政府中坚力量。对大名们来说，这些维新志士活象阿富汗的塔利班，本来是大名和幕府将军的战争，胜利以后大名们却无法收获胜利果实，被这支与它们完全不同的新兴势力坐收渔利。通过废藩置县，改革藩制，大名们都被架空，日本的封建割据无可奈何花落去。这大概是战争之前大名和将军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吧。看得太远会被鞋带绊倒，看得太近呢？]

　　新生的明治政府动作迅猛，发起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但这些政策很不得人心。当时的普通民众对征韩计划远比这些措施更有热情。明治政府则不仅没有动摇其彻底改革的方针，而且坚决地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萨评：1873年，由于警觉到日本借国书试图在朝鲜取得和清朝皇帝一样的地位，朝鲜方面拒绝了日本的国书。日本议会以此为主要借口讨论“征韩”，包括木户孝允等重臣都主张出兵朝鲜，表面上理由是朝鲜退还日本国书侮辱了日本，实际只要看一看当初幕府强盛时丰臣秀吉对朝鲜发动的战争，就很容易看出日本扩张的第一步，总是会选择语言结构与自己相近的朝鲜动手的。不过，尽管有人叫嚣“五十天就可以俘虏朝鲜国王”，毕竟当时的日本国力不足，又担心清军会入朝作战，“征韩”最终被否决]。绝大多数为建立明治政府而奋战的人深感失望。1877年，这些对立派团结在西乡隆盛的旗下，向政府发动了进攻。他的军队代表着“尊王攘夷”和维持封建制度的全部愿望，其叛乱的合法性，就是明治政府在王政复古的第一年就背叛了这种愿望。政府招募了一支由平民组成的义勇军，打败了西乡隆盛的武士和贵族的联军[萨评：西乡隆盛是倒幕战争的实际统帅，有百战百胜的称号，他的反叛的确令朝野震动，但他的兵力只有政府方面的五分之一，失败也是正常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日本政府的军队不仅是“平民组成的义勇军”，还包括了大量拥护幕府的武士，在战争中起到了绝大的作用。拥护幕府的武士为何全力帮助打败幕府的政府军作战？既然幕府战败了，承认失败以后就要以120%的忠诚为胜利者服务，这其实是日本人典型的民族性格，他们认为这是做人应有的原则，不足为怪。可要放在其他国家，就难免让人侧目了]这次战争足以表明，明治政府的改革措施遇到多大阻力。

　　农民对政府也很不满意。明治的最初10年间，至少爆发了190次农民起义。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开始采取措施，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重税。也难怪，这么缓慢的步骤，农民认为政府肯定忘掉了他们应得的利益[萨评：明治政府这样做是有理由的 – 资本的原始积累，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都是不可或缺的，不去剥削农民，哪儿来的钱呢？]。农民们还反对建立学校，反对征兵制，反对重新丈量土地，反对散发令，给贱民带来平等待遇[萨评：这儿可能是翻译错误，后面少了“反对”两字，应为“反对给贱民带来的平等待遇”]，反对官方限制佛教、改用公历。可以说凡是改变他们早已经习惯的生活的政策，他们都反对。

　　那么，大家都在跟改革唱反调，谁又在支持它呢？是谁最后撑住了局面呢？是那个允许等级间通婚的法令所造成的特殊阶层，是那些彼此结成亲戚朋友的商人和下层武士。这些人要么为大名打理产业，要么自己经商，经营过各种不同的事业，也磨练了不俗的政治手腕。他们熟悉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普及了生产技术知识。这种武士和商人的联盟迅速把那些富于信心的干练人才推上前台，为明治政府出谋划策并组织实施。[萨评：值得玩味的是天皇在这一次剧变中的态度，他的做法不能不说非常明智而且机巧 – 尽管维新人士显然不是真的要复古，天皇却默认他们对传统的攻击。结果，天皇并没有成为多数立宪国家中象征性的元首，却成了权力的核心！这是因为，尽管新政府中的人员来自各个阶层，彼此之间矛盾重重，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 都忠于天皇。所以，如果不是天皇来做他们的真正领袖，日本此时就面临崩溃的危险了。天皇显然也是深深明白这一点，所以，成了这次巨变中最大的受益者。]不过，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级，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能如此精明能干并且敢于行动。19世纪后半叶刚刚脱离中世纪的日本，其国力之衰弱犹如今日之泰国，怎么产生了一批洞察形势的领导人，成功地推行了一个最需要政治手腕的大事业？[萨评：萨的看法是采用了变革而不是革命的手段，拥有一个共同效忠的对象天皇，加上日本人民族性中对规则的强烈服从心理，明治维新使日本社会的旧有精英能够团结在明治政府之中，共同实施变革，而不是全部重新选拔一批人才，是走了利用人才的捷径]要知道这次尝试超过任何民族所曾经历过的尝试。这些领导人的长处和短处都来源于传统的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本书的主题就是要探讨这种民族特性过去如何，现在又如何。这里，我们只能先了解一下明治时代的精锐是如何完成这一事业的。

　　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采用哪个“主义”，从未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萨评：其实中国有很长时间也是这样，而且表现的心理更为强烈。在抗美援朝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前，中国饱经屈辱和入侵，这时，中国人或追求德先生，赛先生，或寻求法西斯，或追求共产主义，其时唯一的目的，都是为了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 –丘吉尔说：“为了消灭法西斯，我愿意和魔鬼合作。”这个时候，如果对建立一个强国有帮助，就是法西斯也会被中国人所接受的，这个时候，自由民主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这种略带扭曲的强烈心态，放在今天，有很多人已经难以理解了，所谓时过境迁。]他们并不是偶像破坏者，既没有把封建阶级骂得一无是处，也没有剥夺其财产，而是诱之以厚禄，使他们转而永远支持政府。他们终于改善了农民的境遇。之所以晚了十年，与其说是出于阶级立场拒绝农民的要求，还不如说国家当时穷得厉害，想照顾到却无法实行。

　　首先得说明，这些政治家没打算废除等级制度，只是觉得制度上有缺陷，需要调整。得给各类人群一个新的位置。“王政复古”使天皇位居顶峰，废除了将军，简化了等级制。王政复古后的政治家又废除了藩，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那些被称为“阁下”的新领导人为了向国民推行他们的卓越政纲，甚至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们交替使用施加压力和给予恩惠的办法，以求贯彻改革方针。但是，在公共舆论不赞成改用太阳历、设立公共学校及废除对秽多贱民的不平等待遇等等时，他们根本不予理睬。[萨评：日本人一旦认准了什么事儿，有一种钻牛角尖的精神。当时日本的政治家多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理论并不明白，但认识到了学习西方是强盛的捷径，于是就一丝不苟地学习起来，其中虽有食古不化之嫌，可是对于反对意见，的确是给与了坚决的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