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历史上罕有的共产党军队大规模猎杀反叛日本关东军- -- 赵武灵王

1945年8月初到9月初，山西军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就日军投降与二战区受降，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等接触交涉。在此期间，双方便谈及“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问题。随后即派员秘密谈判，达成协议：将投降后的日本军人编成部队，置于阎锡山的编制下；阎锡山对“残留”下来的日军提供优越条件，官佐阶级在原基础上提高二级（一说三级），兵士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到1946年4月，残留日本主体部队编制日本军人已有6600多人。

残留活动策划、组织者还企图使“残留”下来的日人势力与山西这个中国社会结合，扎根、生存，进而重新占有山西。据现有档案资料综合分析，编入残留部队的日军，安插在山西经济、政治、情报、文化等组织机构的日本军人和侨民，连同所带家属，总数约在12000人左右。为残留日军开办消费合作社、“慰安所”，为残留日侨创办学校、俱乐部，建立残留日人社团、创办残留日人报刊，也在实施或筹划中。

日军有组织地残留，保留武装继续战争，引起“军事调处执行部”关注。1946年1月，八路军即向日军发出通告：“日军在投降后仍然和战争结束前保持同样的武器，不将兵力集结一处，而是部署各个要点，这违反《波茨坦公告》。”2月，军调部太原执行小组共产党方面代表，专门到原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元泉馨残留部队驻扎的“东沁线”视察。3月，军调部美方代表、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到太原视察。

为避免违反《波茨坦公告》而引发国际问题，残留组织者采取将残留日本军人“就地复员”，及伪造技术人员身份和名册的办法，瞒天过海，继续残留。1946年4月，从形式上下令撤回编入特务团人员，旋即着手部队改编。5、6月间，残留日军部队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编为山西保安总司令部。1947年3月，保安总司令部编为山西野战军。1947年6月，即正式编为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总队部设在太原市新民正北街原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办公处称“复兴楼”，从总队长今村方策到各团骨干力量，基本是日本人。1948年3月，十总队改称“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实质并无变化，习惯上仍称十总队。

由于残留活动的组织实施，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掀去战犯的帽子，被聘为阎锡山的军事顾问。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有专门设立的“武顾问室”，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有专门设立的“蒲研究室”，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有专门设立的“元副总司令办公室”。日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等，被聘为阎锡山的经济顾问。这些军国主义分子，仍旧住着公馆，坐着小车，享受着优厚待遇。残留日军在主体总队之外，还组建了由日军军官任总司令、总教官及部队骨干的机甲队。数百日本官佐并被派往阎锡山军事组织担任教官，对部队进行日式训练。日本军人则唱着“将士的红领章，恰似万朵樱花开”的日本军歌，在汾孝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作战中，顽抗中国人民解放军，屠杀和残害中国人民。

在解放战争摧枯拉朽的炮火声中，军阀阎锡山逃身海外，附植于阎锡山军队的残留日军，也随阎军的覆灭而覆灭。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原第一军参谋岩田清一、原日伪山西省公署顾问城野宏，及十总队日军残寇不到400人，在其司令部“复兴楼”全部被俘。十总队总队长今村方策被俘后服毒自杀。至此，阎锡山部队中的日军已基本被解放军全部歼灭。

１９４５年战后，大约有５６００名日本人留在山西未回国，其中非军人占一半。这些人滞留山西，应该说跟阎锡山的意图和河本大作的推动有关。

阎想利用日本人重建山西的经济，河本大作不但出面号召留守，还在战后亲自担任阎的经济顾问，参与阎的西北实业公司的经营。

１９４９年解放军攻陷太原，河本大作和留在山西的日本人迎来了第二次战败，河本大作被逮捕投入监狱。在监狱期间，河本大作想与中共谈判，以帮助重建经济为条件换取自由，未果。

１９５３年，河本大作死于太原的监狱。

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纳粹虐杀犹太人等行为是反人道罪不同，远东军事法庭对于“甲级战犯”的55个诉讼原因中，只有三个跟反人道罪有关，而且还把普通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笼统在一起。个中原因，现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任教的日本学家赫伯特·比克斯在其所著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中这样解释道：

　　“蒋介石的‘抗日战争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1938年以来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国战争伤亡人数的数据，可是中国政府决定不把这些数据交给IPS(远东军事法庭的国际检查局记者注)。它也没有追究日本对平民强征劳工，在华北进行的‘杀光、烧光、抢光’活动(三光作战)以及毒气的使用。由于这些“反人道罪行”(使用毒气除外)大多数是发生在共产党的根据地，所以蒋介石对其是漠不关心。”

　　在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同时，1945年12月，中国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地设立了10所军事法庭。

　　这10所中国军事法庭从1946年4月至1949年1月，共受理乙、丙级战犯案2200余件，审判日本战犯517名，其中判处死刑者148名，无期徒刑者81名，有期徒刑者229名，释放59名。当时，中国共产党为处理日本战犯也设立了战犯调查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仍关押着一些日本战犯。1955年底，中共中央指示“宽大处理日本战犯”。此后，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分三次发布对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决定书，对101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宽大释放，另对45名日本战犯起诉审判，分别判处12年至18年有期徒刑，对表现好的还予以减刑或提前释放。被宽大释放的日本战犯很快回到日本，其中一些人投身到了中日友好的活动中。

冈村宁次曾于１９２８年任日军步兵联队长，是济南惨案的主凶。１９３２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日军侵略上海的战争。１９３３年又代表日本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历任日军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面对国际军事法庭的敦促，面对全国人和共产党方面的责难，国民党方面完全弃之不顾。1946年年底，为了藏匿冈村的行踪，国民党当局把他从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到鼓楼以西金银街四号—— 一座非常隐蔽的别墅。冈村宁次在这里一住就是一年多。当然，他并没有闲着。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受了国民党如此大的恩惠，他更应当努力地工作。隐居期间，冈村宁次著述颇丰，它们是《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等一系列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的文章。同时，国民党军事当局每策划一次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厅总会有人来造访冈村宁次，拐弯抹角地向他打探一下关于战事的看法，甚至后来冈村宁次被内定“无罪释放”临回国之前，负责死守大上海的汤恩伯还去追问他对长江防御的“高见”。

："……政府当局无意使先生（指冈村宁次）受审。然考虑国内外影响，不得不这样做。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有期也好，结果都是一样，请先生安心受审。……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要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或入狱都只是形式而已。"

　“被告冈村宁次无罪。理由为：本案被告于民国３３年１１月２６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就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综上所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喻知无罪，以期平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