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芳香的黑血（二） -- 冰冷雨天

从咖啡屋里走出来了邮政，证券，拍卖，保险甚至博采这些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行业，但这不是从咖啡屋走出来的全部。从咖啡屋走出来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些特征，而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身。

十七，十八世纪伦敦咖啡屋的一个最重要的性格就是公共舆论的形成场所。当时的英国国家正起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殖民和贸易活动的是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因此国家需要强大的武力和军队来作为殖民和贸易活动的后盾；为了维持强大的武力和军队，又需要强化国家组织中的赋税机能。从来意义上的国家级能面临着如何和垄断资本有机地结合起来的问题。

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矛盾也在激化。当时的贸易支付已经是通过银行进行了，在银本位体系下，谁拥有了银子，谁就在国际贸易中占优势地位。当时占压倒性优势的是拥有占世界银产量90%的墨西哥和秘鲁作为殖民地的西班牙。但西班牙的白银霸权受到了来自英国的羊毛织物的挑战，包括墨西哥和秘鲁在内的南北美洲要用白银交换的是英国的毛织物。拥有毛织物产业的英国成了国际贸易的支配力量。

羊是英国的武器。牧羊已经不是田园牧歌的一部分，羊开始吃人了。真正成了“替罪羔羊”的农民们被圈地运动赶离了他们祖祖辈辈生存者的土地，成了工厂的工人，毛纺织业的机械化真正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英国的商业资本当然要培育国内的毛纺业。但是商业资本是从商品交换的差价中得到利润的，商业资本希望的就是把毛织品的价格压到最低，这肯定会引起产业资本的不满。商业资本是早就存在的，和国王，国家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刚刚走上舞台的产业资本还像个赤身裸体的婴儿，既无资历，也无根基。

但这个赤身裸体的婴儿，为了自身的生存却不得不向王权和商业资本这个双头巨怪开战。这个婴儿没有任何武器，只有依靠向大众呼吁，以舆论来向公共权力挑战。

说是舆论，但没有舆论工具。当时不要说电影，电视，广播，电话了，连手机短讯和互联网都没有，到哪里去诉诸舆论？

到咖啡屋去。英国和中东日本不同，没有公共浴室文化。看过电影《大班》的人就会知道那时候的英国人身上臭气熏天，远不是现在的绅士模样，只有咖啡屋才是人们聚集的地方。咖啡屋的特征之一就是公共性，没有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无论是老式的贵族，新兴的资本家，心满意足的商人还是叽叽喳喳的学者都可以自由出入，喝上一杯。在等咖啡时和边上坐的人聊天。当时咖啡在英国被认为是来自东方的“万灵药”，能够加速血液循环，治疗痛风，关节炎，咳嗽，感冒，三叉神经麻木，偏头疼，哮喘，胃病以及月经不调等一切已知的和未知的所有疾病。并且，最重要的，托阿拉伯的苏菲派异教徒的福，咖啡在一开始就镶上了一个“理性”的光环。聪明人才喝那个，粗人，去酒吧灌黄汤吧。你看狄更斯，拜伦什么的都是咖啡的粉丝，因此资本主义的先驱思想家们在咖啡屋聚会就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了。

（咖啡馆里的文人墨客们）

为什么不去酒馆？首先酒馆是分三六九等的，酒馆里聚集的都是小圈子里面的人；其次，你能和已经醉醺醺的人讨论什么问题？请他再喝一杯是另外一回事。

喝咖啡会不会“使人聪明理智起来”对现代人说来是个伪命题，但当时人们就是那么相信的，而且咖啡确实使英国人变得聪明了起来——变得会说英语了。怎么英国人能说英语也算了一回事？你不能用现代人的目光去衡量古代人，现代人会说话仅仅因为广播和电视这些传媒的功劳，在没有大众传媒的时候，下等人是不太会说话的。需要说话的舞会，剧场和宴会这些场合都不是下等人能去的，下等人的所谓说话也就是夫妻邻里吵吵架，有个什么“damn”,“shit”之类的词汇足够沟通了。

但咖啡屋的出现使事情发生了变化，和上等人坐在一起的下等人也学会了更加复杂的表达方法，句型和词汇量也日渐增多。有人说“咖啡屋对普及英语的作用是如此之大，几乎可以和以后的无线电广播相比”。

托马斯·摩尔这个英国名字知道的人应该不少，就是不知道也应该听说过他的有名著作《乌托邦》。但是有本模仿《乌托邦》而写的《大洋国》（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这本书的作者叫詹姆斯·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他在书中描写了一个空想的“大洋国”，但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在写英国。哈灵顿主张重新安排社会的下层结构，将全民组成教区（parishes）、百家集团（hundreds）及部落（tribes），用来选举立法代表。按国民的贫富编成步兵及骑兵等等。

这些在当时看起来十分荒唐的建议，像组织选举区及普遍征兵，后来却是现代国家最基本的一般原则。《大洋国》还主张草拟成文宪法，政府应该分权，执权者周流轮转（rotation of office）与投票应该是无记名的，似乎现在都是理所当然的。哈灵顿死后在英国很快就被人遗忘，但在深受其影响的美国却一直被人念叨着。

詹姆斯·哈灵顿当年就在一间叫做迈尔斯的咖啡屋（Miles Coffee House）活动,他和他的同志们组成了一个“洛塔俱乐部”（Club of Rota）。每天晚上在椭圆形的桌子中央摆上一个投票箱，大家围坐在桌子旁边，一边喝着用推车送上来的咖啡，一边就一些惊世骇俗的问题举行投票。

都是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大洋国》的作者詹姆斯·哈灵顿）

“上帝是不是理性的存在？”，“可不可以处死国王？”等等，这个场所后来被称作“地下国会”。虽然这个地下国会没有任何合法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但是其运行方式开辟了现在国会运行的先河：一人一票制，无记名投票制。“可不可以处死国王”是一个法理上的问题，一百二十年后的法国人却真是在咖啡馆讨论“应不应该处死国王”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