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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太平天国史讲座(3)--“小阎王”张宗禹 -- 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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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关于捻军史实的若干重要澄清(四)西捻军“围魏救赵”质疑

(作者:陶勇 文字录入:翼王坪)

对西捻军自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再迂回南下,经河南进军直隶的一连串行动,史学界历来认为是行使“围魏救赵”之计,即西捻军张宗禹在陕北接到东捻军的紧急求救书信,决定进军直隶,以直捣清王朝“畿辅”重地的军事行动,迫使围剿东捻军的清军回兵“勤王”,以达到救援、解围的目的。

但是,如果比较西捻军离开陕北、到达直隶的时间与东捻军覆灭的时间,并对西捻军的具体战争进程展开考察,再参照清军布置调动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即可发现这个已成定论的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

首先,西捻军之所以进入陕北,乃是追不得己的“逃兵”之行,并非为东进作战略准备,对西捻军来说,荒凉的陕北“必非久留”之地而且也无法久留。西捻军之所以撤出绥德,就是因为湘军刘松山、郭宝昌两军已追入陕北,攻逼该城。离开陕北往何处去?北面是沙漠,西面是甘肃,为回民军所占据,无论是地理、物质环境,还是与回民军的关系,都决定了西捻军绝不可 能再向西北方向撤退。南面,友宗棠大军控制着泾渭两河和关中地区.正等待西捻军“穷极求战”,以图围歼。所以,南下也是不可能的。这样,西捻军离开贫瘠的陕北,摆脱左军围剿的唯一选择就是东渡黄河了。

黄河水流湍急,清军又把船只掳过河东,黄河天险支是历来清军防守的重点。后期捻军曾无数次强渡黄河,但一次也未成功。所以,西捻军要想渡越黄河,只有等待冬季黄河封冻。直到1月9日,左宗棠在奏报中还声称: “刻下天气暖和,尚未到结冰桥之时”。时隔数日,西捻军竟“由川延长一带沿河窥伺乡、吉等处冰桥”,而于12月18日一举突过。这种选择渡河时间与地点如此准确的行动,显系策划已久之举,而非仓促救援之行。

如果西捻军的战略目的是“围魏救赵”,那么在渡河入晋后,就应该作横贯山西南部的急行军,向东直捣京师。这样就能立即给予清王朝以极大的威胁,迫使清军不得不撤东捻军之围而回兵“勒王”,所以,曾参与剿捻多年,深知捻军特点,时任工部尚书的毛旭惊慷呼: “西捻渡黄河后,若到处盘踞,尚可少延时日,我兵得以从容布置;傥直走太行,急趋东下,旬日可达直隶边界,祸患之违,未有甚于今日者。”但是,西捻军计不出此,却在渡河之后,先是南下至稠山,再北上临汾、洪洞,随之,又南下直达河南境内,构成了一个“之”字形的迂回运动,严重贻误了战机,有人认为西捻军之所以兜圈是为了“避开正面的敌人而能迅速的进军”。果真如此吗?若对当时官军兵力部署态势作一考察,即可知如果西捻军直接东进,其正面并无强敌。当时,刘松山、郭宝昌等“陕西迫剿之兵已著著落后,纵便飞速进剿,恐愈逼贼东奔”,因为晋省素无可恃之将,可用之兵,直隶兵勇“层阂尤甚”。根本不能堵截西捻军的迅猛东进。山西巡抚赵长龄心虚力怯地承认: “晋省历年办防,恃有山河之险,水陆各勇不及万人……四面设防,难免零星分散,……兵单地广,兜剿愈难”。直隶总督官文声称,他所能抽调防守直晋边界的各个关隘的兵力,也不过一营或千名左右。可见,西捻军如果自山西挺进直隶,根本无须作此贻误战机、拖延时间的迂回运动,相反,应该直接东趋,便可轻易闯过并无重兵把守的太行山而抵直隶。

退一步说,即使西捻军渡黄之后,对东面的敌情不了解,担心太行山各关有清军里兵把守,,难以翻越,而不得不绕道避兵,由河南进军直隶。那么,就应该沿途马不停蹄,驰赴直隶,抢回因迂回运动而损失的时间,尽快实现其战赂目的。但是,西捻军却在河南怀庆、卫辉、漳德三府盘桓二十余天,才渡漳河北上,进入直隶腹地,这种拖延时间,贻误战机的表现与其所谓入直的战略目的是非常矛盾的。

再看看具体的时间表,也能说明问题,东捻军于上年12月2 日寿光之战后,已基本覆灭。西捻军几乎与此同时渡河入晋,1 月上旬到达河南,理应获悉东捻军的噩耗,既然张宗禹已经得知 救援的对象已不存在,怎么还能把救援东捻军与西捻军北上说成 是因果关系呢?事实上,西捻军在河南时,曾有“由山东濮范抢渡 黄河”的打算,但是清王朝虽然惧怕西捻军直捣畿辅,亦不愿让它再回渡黄河,所以纷纷加强了运河上下的黄河防线。是时,已剿灭了东捻军的清军主力正云集山东,豫军张昭、宋庆两部已由豫曹交界处渡过黄河”,均向北路进剿,“……以力遏东北两面,向西南进剿”;西面,刘松山、郭宝昌两军及吉林马队已由济源迫剿而来;唯有北面“直境平原旷野,兵力太单”。在南临黄河天险,东西清军夹击下, “以致贼无出路,并力北趋直境”。

向来持西捻军渡黄河赴直隶的目的为“围魏救赵”之观点者,皆引《涡阳县志》或《两淮勘乱记》为据。且尤重《涡阳县志》。查两书分别载其事曰:

《涡阳县志》: “(西捻军)破绥德州,得任化邦告急书,将出潼关赴东(即东捻),有老翁曰: ‘不可!官军聚山左,河北必虚,吾引兵出彰怀,逾大名,直犯畿辅,官军必回军宿卫,则东围不战自解矣!’宗禹从之。”

《两淮勘乱记》, “(张宗禹)得蜡书,将东出潼关以救任 著,老翁曰: ‘不可,官军聚山左,河北必虚,吾引兵出彰怀, 逾大名,犯畿辅,官军必回军宿卫,则东围不战自解矣’!宗禹 从之”。

从上面两段引文,可以看出两书记载其事的文字基本相同,其“老翁”之言更是一字不差,显然是相互转抄。再查两书作者及刊印时间: 《两淮勘乱记》为霍邱张瑞辑著,同治十年刊印,又于宣统元年重印。《涡阳县志》为当时县长黄佩兰等编撰,民国十四年印行。由成书年代的先后,可以判断是《涡阳县志》抄录《两淮勘乱记》。所以,持“围魏救赵”论点者所依据的材料实际上只有《两淮勘乱记》一种。

《两淮勘乱记》是捻军史研究中常用的史料之一,此书多载捻军首领的事迹、轶闻。其中有不少荒诞不经的描写。如记张洛行出生时出现的种种异端:再如记载“围魏救赵”之计的“老翁”, “八十余岁,须眉皓然,使骑牛,号为军师,称三百岁”。宛如得道之仙人,且骑神牛,而捻军皆乘马,描述显系荒诞。总之,《两淮勘乱记》这种清末笔记作为史料的可信程度是相当有限的,在引证是要注意与其他史料对勘、分析。比如,书中所裁“老翁之言”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他是如何得知的?是道听途说,还是自己杜撰?因此,起码该书所载“老翁之言”是不可信的。我们决不能仅仅根据这种不知从何而来的“道听途说”(或杜撰),就判定西捻军渡河入直之举怀有“围魏救赵”的战略目的。

此外,在通常情况下,请方各督抚、统兵大员往往会根据捻军俘虏供词、逃出难民反映的以推测捻军进军方向。但是在《剿捻方略》中清方各路奏报根本就没有提及西捻军渡黄入直的行动怀有“围魏救赵”的企图。这些奏报都可以从反面成为否定西捻军“围魏救赵”说的有力证据。

总之,西捻军之所以离开陕北,是因清军的追剿和陕北粮食极端缺乏,“非久留之地”,之所以不入潼关而后履冰渡黄入晋,因为这是离开陕北,避开左宗棠大军的唯一出路,之所以由山西而达河南并盘踞近月,是因为该地区乃“完善之区”,并暂时摆脱追军,而在此“就食”、休整;之所以北上直隶,是因为南阻黄河、东西面清军在压迫而来,不得不作“避兵”之行,转进当时清军防务空虚的直隶。在这整个运动过程中的每个具体行动,西捻军都是以摆脱清军的包围和追剿为原则的“见机行事”,丝毫没有一个什么“围魏救赵”的战略计划贯穿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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