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太平天国史讲座（3）－－“小阎王”张宗禹 -- 温相

(作者：陶勇 文字录入：翼王坪)

东捻军在“鄂中屡胜之后，势甚猖獗”。既沉重地打击了清军，影响不断扩大，实力也有所增强。曾国藩惊呼：“捻患日炽，已有石达开、陈玉成当年盛时气焰”。在东捻军东奔西突，南北转战之下，清军只能尾随在后，来回奔逐，不仅战机难寻，彼疲人马，甚至连遭伏击，损兵折将，实在是狼狈不堪。尤其是东捻军“若果渡汉，则湘、蜀皆震，势盖燎原矣”当时的战略态势对东捻军是比较有利的。

但是，连续的胜利和实力的增强，并不就意味着东捻军真正把握了战场主动权。因为，它缺乏有远见、有计划的战略布署，它的一切军事行动基本是围绕一个目的----“粮食”而进行的。

东捻军自1866年底由山东进军湖北，并三进三出，甚至在被清军追剿败退河南，也不愿按“避兵行”的惯例，驰赴他处，而甘冒“鄂省地势山岭丛杂，贼骑非所便“和清军重兵云集、扼地兜剿的危险，一次次回到湖北。其目的，就是为了在“鄂省就食过冬”。

在湖北境内，东捻军一次次的“游弋云梦、应城、旧口、天门”等汉水沿岸地区，屡次攻扑汉水， “图窜巴蜀”，仍然是看中了汉水以西的荆襄地区为“完善之地”，粮多富庶，又无圩赛， “就食”极其方便。

后来，1867年6月，时值大旱，湖河尽涸，清军“人马疲甚”，只要发动全力和持久的攻击，强渡汉江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是，东捻军却轻易地放弃了渡江的努力，挥师近入河南。究其原因，仍然是因为粮食的缘故。因为时值初夏， “豫东新麦登场”，所以， “春夏之际，鄂无所掳则入豫”。当时李鸿章等人在奏报都曾提到东捻军之所以放弃强渡汉江的努力，就是因为河南已有粮可食。如李鸿章走 “据谍报言，捻逆因东豫麦熟，亟思东窜掠食”；丁宝帧奏 “据逃出难民声称：该逆因鄂省就食始尽，屡思东窜，以图抢割麦禾”。荆襄地区乃至四川、湖南固然富庶，但对捻军而言，毕竟是未曾活动过的生疏地区而且地势不便，汉水亦难以攻越，既然河南、山东已有粮可食，又是“往来熟径，多年活动的老区，理所当然，东捻军要重返中原了。 ‘

东捻军进入河南后，似乎有补充了粮秣，即进入陕西与西捻军会合之意。 “时豫东新麦登场，贼攻破民寨，捆载场麦，浸浸有由浙川、荆子关入陕之意”。但是后来又改变了这个计划，其原因一是“据获贼供称，任赖等逆原议窜陕，因官军赶到，恐西路多山，难以翻越”。二是： “(东捻军首领)俄闻回捻以争利有隙，而张、赖已不相能”。所以不愿前往。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 “晖赖梁山从贼者……甘言山东频年岁捻，东三府比户足食，怵以陕中回乱久，粮乏可虑，不如东行”。身处前敌的李鸿章也声称 “据贼供，赖、李两逆本图窜陕，任逆由晖城梁山寨有土匪勾引，欲赴东就食”。于是，东捻军遂辍入陕之谋， “日夜驰数百里，势如？急”，长驱山东，直捣运防。

总之，东捻军从山东千里迢迢奔往湖北，盘旋数月，眷恋不去；放弃强渡汉江之举，回军河南；又辍入陕之谋，千里迢迢窜向山东，是“为粮而来”，又“为粮而去”。 “因粮就食”成为支配和制约他们的一切计划和行动的主要契机，甚至是唯一的因素。就连时任安微巡抚的英翰也看出： “贼匪因地掠食，本无巢穴，惟纷窜于无兵之地，垂涎于完富之区”。虽然言词有侮辱性，但却客观地道出了捻军的活动规律。

由于捻军把粮食问题看得重于一切，以致把这一赖以生存的手段当成了生存本身的目的。这样就可能被敌所困，误入绝地，导致严重的恶果。东、西捻军之所以都是因“粮食”而自蹈死地，以致覆亡，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捻军的首领们根本缺乏对战略方针的思考和策划，而且表明后期捻军尽管在客观上仍然对清王朝的统治具有相当的威胁和破坏，但在主观上，捻军首领们几乎已经忘却了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农民战争所应当具有的进步性，而沉沦到“以掳掠为生”的地步。

“以掳掠为生”的生存方式以及散漫、纪律败坏等流民意识和无政府倾向，使捻军原先的流寇主义倾向变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单纯的求生图存心理、本身的素质缺陷，以及1864年捻军失去基地后，时刻处于强大敌军追剿的不利形势，这一切使得后期始军在政治上没有提出明确的目标和理想，仅仅以单纯的流窜作战以求自话。由于没有提出适当的政治与经济口号以取得人民的同情、理解与支持，而久经战乱之后，人民迫切需要安定的生活，所以后期捻军严重缺乏群众基础，必然会逐渐失去活力而衰微，沉沦为一支“以掳掠为生”的流寇式武装集团。

1848年4月，清军各部十余万人先后均达运河面岸的直鲁地区，李鸿章被委以“总统各军”。他按“设长围以困之”的计划，作如下布署：北面捷地减河由祟厚和潘鼎新部兴筑长墙，严防西捻军北上和屏障天律；西面引黄河水灌入运河，并沿运河赶筑长墙，由直鲁豫等省防军和民团把守，并派出水师炮船沿河巡逻，南面封锁黄河，并派军把守；东面则严禁渔船出海，防止西捻军渡海而逃。另派战斗力强的清军为“游击之师”，追击西捻军。

起初，西捻军对清军的“圈制”是警觉的， “张宗禹以官军均逼运东，图由水浅处急出窜运西”。5月至6月初，曾多次扑渡突围，如5月13日至6月3日的二十天里，就六扑运河和减河防线。可见西捻军很清楚被困制的危险而亟图突围。但是6月3日以后，西捻军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竞一次也没有攻扑清军防线。

为什么在已被包围的严重关头，西捻军竟甘置死地而不亟思自拔?对这种反常现象，史学界的传统看法是：张宗禹等等根据长期抗清斗争的经验，认为清军事权不一，河防不足为虑，运东地区富足，而轻敌大意，等等。然而，正是“不足为虑的河防”才制东捻军于死地，也正是“事权不一的清军”消灭了东捻军数万之众；正是因为粮食，东捻军才陷入重围。 “独念东捻前事可鉴，而张逆乃知而蹈之”！显然，这样的解释是不够准确和不全面的。

二年来，西捻军转战于河南、陕西、山西、直隶、山东，在强敌的追剿下，常年奔战，终岁无息。东捻军败灭后，其势更孤。他们既无政治目标，又无战略计划，完全是盲目流窜，既无基地，又无饷源，只能以掳掠为生；既无精神感召，又无令人鼓舞的前途可言，被迫作求生图存的斗争。这一切必然不断地消磨酉捻军的斗志和战斗力，产生绝望的心理和严重的离散倾向。例如，有相当一部分首领，象张宗道、邱远才、程二老坎等皆因年事稍长而锐气衰减，已无力打攻坚性的硬仗，不愿再率先冲锋。甚至张宗禹在数次渡运未成后，也发出“走一日即活一日”的悲叹。再如，西捻军自进入运东地区后，与清军大小数十仗，无一仗获胜。尤其是“人心慌乱，思散者日众”，叛降事件不断发生，甚至有数百人，上千人的集体投降。

西捻军进入运东地区的初期，由于清朝来不及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 “民无圩寨”，西捻军“就食”非常方便；大部分清军忙于“布置运防，未及穷追痛剿”，这就使清捻双方处于暂时的“半休战”状态。因此，在几次攻扑运防而未成功之后，西捻军首领们在绝望心理的支配下，索性暂时放弃了强攻运防的努力。因为他们“恐渡河不成，反携众志也”。

西捻军留恋运东地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海丰县的沿海处可以搞到鸦片。 “捻中大小头目均吸洋姻，实以烟土为性命，以前各处掳获不少，近迭据擒贼供称，屡挫之后，辎重尽抛，烟土亦多遗失，逆酋设法购求，……每有海舶土人，下？盐枭勾串渔利。由天津贩土至埕子海口，伯候逆踪窜至，银土互易，故近来捻众每十余日必至埕子盘扰一次接引烟土……，弟查办贼以断绝粮略为要义，此贼吸烟人多，即张总愚每日需洋烟二两，无粮尚可忍饥，无烟必至索命，是断烟土视断粮为尤要……庶贼中烟土来路可断，久必自毙”。捻军成员大多嗜食鸦片，尤其是首领们中毒尤深，例如西捻军最后败灭，张宗禹仅率八人突围， “逃至一小庄己上午，(张)暂且下马过瘾”。对“以烟土为性命”的西捻军首领们来说，这个货源充足和可靠的鸦片供应点是极其难得的，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7月份以后，整个局势开始严重了，运河防线的长墙已筑成，因连续下雨，不仅河水猛涨，运防更加难攻；而且道路泥泞，使以骑兵见长的西捻军行动非常困难；在官府的紧催下，运东地区各村庄修筑圩寨，坚壁清野；尤其是李鸿章为进一步限制西捻军的活动，在包围困当中又修筑了马颊河长培，迫使西捻军“不敢再闯济阳以西，若终不久，亦少十数州县窜地”。

在运防筑成，清军主力投入追剿后，西捻军屡战屡败，伤亡与叛降不断增多。7月3日临邑一仗失利；7月26日，商河一仗大败；7月31日，在济阳县玉林镇遭清军三面夹攻，精锐折损殆尽。8月4日，在相隔两个月后，西捻军再次于德州桑园一带攻扑运防而被阻。随后，被数路清军遏入马颊河“里圈”，清军分段扼围，步步进退，西捻军已无法逃脱。8月15日，西捻军残部由张宗禹率领作最后一次抢渡运河的挣扎。次日，在冯宫屯的最后一仗中，西捻军全军覆没。

西捻军终于重蹈东捻军的复辙，虽然衰微与覆灭的具体进程、时间不尽相同，但其由盛而衰的契机趋势如出一辙。单纯的求生图存的欲望驱使捻军在优势清军的分割包围中寻求就食休整之机，从而构成了不停顿的运动与突围，以求自活。一旦突围不逞，运动终止，捻军势必失去就食休整的物质基础，只能走上末路。这也是一切流寇式的农民起义军的必然归宿，尽管黄巢、李自成的兴亡早已为捻军提供了前车之鉴，但是，后期捻军并不能超越它的时代与农民起义的陈旧模式，而只能重蹈复辙，走完这段奋斗与牺牲的悲剧之路。

(作者：陶勇 文字录入：翼王坪)

1866年10月中旬，捻军在河南中牟一带最后一次分军，一支由张宗禹邱远才等率领，史称“西捻军”，一支由任柱、赖文光等率领，史称“东捻军”。自此，两军各自作战，再未会合过。

关于捻军的分军，文学界历来着重讨论的，就是分为最终东、西捻军的河南中牟分军。我们认为，在讨论中有几个重要议题的结论需要商榷，有必要展开再考察。

其一，中牟分军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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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界虽然重视中牟分军，但对之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捻军的频繁分合却采取忽视的态度，达样未免割裂了历史。其实，中牟分军不过是历次分军的继续，而且此后再也未能会合。此外，对分军的动因分析也不够严谨求实。比如，江地在《论后期捻军领争》一文中对捻军的分合只是简单地说：这是捻军“感到孤军作战的困难，分军可以互为犄角，互相声援”所采取的战略。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拟根据史料，展开若干考证与辨析。

史料记载，捻军的几次分军，常常是捻军首领之间矛盾和意见不一致的结果。

高楼寨战役后，捻军徘徊于黄河以东地区时，宜隶总督刘长佑的奏报中就透露了捻军首领之间的意见分歧： “捻逆意见不合，将分窜行动”。再参照《山东军兴纪略》关于当时捻军首领对进军方向“争言不决”的记载，我们认为，捻军在高楼寨战役后的分军南下，是矛盾和意见分歧的结果。

雉河集解围后，捻军之所以分股行动，亦夹杂了矛盾的因素， “涡阳围解，张宗禹整旗于王家洼，五孩(宗禹侄)与任化邦不协，遂分道入豫”。

曾国藩也曾根据各种情报，一再谈及捻军首领之间的矛盾以及分军的原因。如曾国藩说： “东西两股向来不协”，“任、张本不和”，“而其彼此猜忌，心力难齐”。李鸿章说： “闻该两逆衅怨已深，势难久合。”刘铭传说， “现张、赖二贼不合，分成两势”。刘长佑说： “(中牟分军是)赖文光、任往股匪因与张逆不睦，仍折而东”。他们都指出捻军首领们的矛盾发生在张宗禹与任柱之队之间。稽之后期捻军的历次分军的史实----都是一分为二，直至最后分为东、西捻军，始终是以张宗禹为一支，任柱、赖文光为另一支，证实了曾、李等人的说法。

史实表明，捻军自高楼寨战役后的频繁分军，主要是由首领之间的矛盾所致，这些矛盾发生在张宗禹和任拄、赖文光之间，所以每次分军都是他们之间的分裂。

其二，西捻军西进是奉赖文光之命 “往联回众”吗？

赖文光自称，中牟分军是他为改变“独立难支，孤立难久”的困境， “特命张宗禹……前进甘陕，往联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史学界据此立论，以为西捻军不过是赖文光派遣的一支偏师，目的在于“往联回众”，构成东西军事犄角，与清朝争夺北方中国。但是，赖文光这一说法，颇值得怀疑。第一，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史料重复或证明这一说法，第二，细察当时战局，西捻军进入并停留于陕西，不象是主动的和有目的的战略行动。

10月下旬，西捻军离开河南许州向西运动，淮军杨鼎勋、刘秉璋两部在背后取道新郑、汜？一路追剿，鲍超一军则由湖北裕州北上迎剿，以阻止西捻军南下湖北，刘松山部则由河南汝州西上堵截。这样，位于豫西的西捻军面临由东、南、东北三个方向压逼而来的湘淮军的追剿。张宗禹被迫继续西行，以摆脱追军，在行进途中，西捻军曾屡次试图北渡黄河，如11月初，西捻军西撤至陕州时，在陕州的太阳渡等外连续数日抢渡黄河，均被防河清军及水师炮船击退，只得继续“由灵宝一带向西窜逸”。在途径灵宝时，又试图在永乐镇一带抢渡黄河， “经防军开炮隔河轰击，贼见官兵防守甚严，渐向西路遁去”。此时，鲍超、刘秉璋、杨鼎熏纷纷追至陕州，堵住西捻军南下湖北和回军东下的去路，只西面“潼关、商雉等处兵无重兵扼守”，“贼知追兵将至，遂绕道渣关以南，闯入陕西之商州一带”。从这段战程可以看出，西捻军入陕，乃是因南下，东返之路被堵，北渡黄河不成，而为摆脱追军的避实就虚之行，并不是赖文光所说的具有既定战略目的的运动。

西捻军入陕后，清朝各方奏报均称他们不会在陕久留，不久将“自陕窜出”。如鲍超奏称： “该逆明知秦中无粮可食，不过暂避师，意欲仍由商统折窜湖北就粮”。李鹤年亦说： “抿俘虏供称(西捻军)有由商雉仍回湖北等语”。刘蓉则云：并闻张逆有由鲁山窜扰汉中之说。曾国藩比鲍超情报更加具体，奏称： “据逃出难民声称，贼以陕西无食可觅，意欲由荆子关窜往湖北等语”。如果说，鲍超、曾国藩因不愿率军入陕，而虚捏情报，那么，河南巡抚李鹤年决不负率军入陕剿捻之责，督办陕西军务的刘蓉更是责任重大，他巴不得援军立即入陕， “驱贼出境”，所以不会妄报这一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消息。再从不久以后，东捻军于12月初由山东直扑湖北的行动来看，上述西捻军“恐仍回窜湖北”的情报，决非虚言，刘铭传曾归纳捻军的活动规律是： “每于冬春之际，豫无所掠则入鄂；秋夏之际，鄂无所掠则入豫”。

但是，西捻军入陕后，身后的湘谁军主力纷纷以气候不利，后勤困难以及西捻军将由陕西回窜为理由，没有紧随追入。只是驻扎在河南、陕西边界沿线一带。湘军刘松山部在次年3月才入陕，这就暂时造成了一个对西捻军“围而不追”的格局，而且，当时陕西清军力量薄弱，既要防回又要防捻，无法对西捻军进行追剿，这对长年奔战，以“避兵”为生的捻军来说，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机会，自然就暂驻陕西休整，不思“窜出”了。

此外，虽然陕西比较贫瘠，但直到次年夏季左宗棠率大军入陕，西捻军一直活动在农业发达，相对富庶的渭河平原地区，这一带又“尚多完善地方”。因此，西捻军的“就食”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西捻军进入陕西后，被清军追剿，退至甘肃的回民军也乘机回到渭河平原。这样，西捻军和回民军既活动在同一地区，各自的敌人又是共同的。这就必然在行动上发生一些合作的关系，(尽管也不乏相互间的仇杀)如回民军交给西捻军军火，有时为酉捻军作向导以及战场上一些缺乏战略预谋的偶然相互配合等等。但是这些并不能证实西捻军就是为了“往联回众”而入陕，也不能证实西捻军主动和回民起义军结成了军事、政治联盟。史实表明，西捻军在西北时没有联合回民起义军建立根据地，离开时也没有联合回民起义军一同东渡黄河。因此，那些以《赖文光自述》为唯一依据，列举一些偶然、零碎的事例，从而得出西捻军进军陕西是具有战略目的结论，是失之不够全面与缜密的。

综上所述，捻军的中牟分军，和以前的多次分军一战主要是捻军首领之间矛盾和分裂的结果。西捻军进入、停留陕西只是摆脱追军和清军暂时“围而不追”的“避兵”之举，并非主动的和有目的的战略行动。

(作者：陶勇 文字录入：翼王坪)

1864年11月下旬，捻军张宗禹、任柱、牛洛红、陈大喜、李允等部，与西北太平军余部赖文光、邱远才等，在突破了清军僧格林沁的重围后，会合于湖北枣阳一带。在此以前，捻军因淮北毫蒙基地沦入敌手，被迫流窜河南、山东等地已近一年，西北太平军则在回援天京途中，因闻悉天京失守，而“人心离散”，进退失据。有几个月的时间，捻军和西北太平军余部一直围绕着大别山区盘旋徘徊，在清军的追剿下，连次失利。10月下旬，在安徽霍山县境，捻军和太平军连续鏖战，兵疲将惫，不得休整。数日后，黑石渡一战，太平军再次战败，扶王陈得才绝望自杀，马融和投敌，仅赖文光率数千人突围败退湖北。张宗禹、任柱等则率捻军撤往河南。在僧格林沁所率蒙古骑兵的追击下，捻军和太平军余部面临着严重的危局。在这存亡继绝的关头，捻军和太平军余部的首领们意识到要摆脱和击败强敌生存下去，就必须改变互不相统，各自为阵的局面，整编联合组建统一的兵团。同时，改变作战方法，开创新的战局。枣阳的会合，为他们提供了总结教训、商讨对策和合并、整编的条件。枣阳会合后，捻军和西北太平军余部联合组成了一支新的军队，史称“后期捻军”，也有学者称之为“太平天国新军”。

枣阳会合后，捻军的性质和组织形式有所改变。

性质上，捻军改变了过去“入则为民，出则为捻”的半军事化状态，转化为职业性的正规化武装集团。且因为皖北基地已被情军牢牢控制，缺乏必要的战略后方。又无意建立新的根据地，只能“以走为业”，以很少停顿的长期流动为生存方式。

组织形式上，捻军和与太平军两支友军都改变了过去分散与互不相统的局面，在沿用以往捻军编制的基础上，参照吸收了太平军的某些特点，以太平军的“军法诡谋部勒其众”。在战场指探的层次上，加强了集中统一，表现出后期捻军在临战时动作迅速；指挥灵活，作战勇猛顽强；进退有序等特点，形成了一个严整的战斗整体。这表明后期捻军在正规化程度上有很大的提高 “绝非从前捻匪志在剽掠者可比。”

但是，后期捻军与前期一样，尽管具有明显的反清色彩，但却没有提出鲜明的斗争纲领和政治要求。虽然赖文光在《自述》中表达了枣阳会合时“以期复国于指日”的愿望，可这只是说明赖文光个人以及太平军余部企图联合捻军来达到复兴太平天国事业的目的，而这种意图显然没有得到捻军首领们的赞同和支持。目前尚无史料证明后期捻军公开打出太平天国旗号；也没有史料证明捻军提出或实行过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理想和宗教信仰，或其它什么政治纲领，捻军仍然是一支“无大志”， “无自成之心”的，仅以流窜不定的军事活动为生存手段和目的的流寇式武装集团。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的清朝大吏们均认为后期捻军声势虽大，难以剿灭，但“不足以乱天下”，“不足以病我也”。他们把后期捻军与太平军相比较，得出结论说： “走而不守贼无民，掠而不储贼无地，既无布置，又无名号，成无谋，特无家，穷寇数千人耳，较之发贼，驽骀也”。这一结论，显然是符合事实的。所以，笔者认为，过去史学界认为捻军与太平军余部合编后，即确定了鲜明的政治斗争纲领， “接替太平天国的未竟事业”的看法是缺乏真实史料依据的拔高论断。

与缺乏鲜明的政治斗争纲领相适应的，是后期捻军与前期一样，缺乏长远的战略计划和战略目的。在“无大志”意识的支配下，捻军只以单纯的流动作战的方式与清军周旋，只是在清军紧紧追剿下，才被迫寻找战机，打击追军，以求生存，始终没有抓住在战略意义上的军事主动权，由此而导致了最后的覆灭。

高楼寨战役，捻军歼灭了威胁自己生存的强敌，清王朝在此北部中国已经没有一支可以和捻军并雄争锋的军队。湘淮军主力淌停滞在长江之滨，捻军以强盛的骑兵集团，操握了长江以北广阔地区的战场主动权。

当时，捻军首领们完全可以乘湘淮军尚未北上，清方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以宏大的战略构想，迅速制定出攻敌要害，继续歼敌，扩大胜利成果，开辟与建设华北基地的战略计划。

当时，因为京畿和直隶的清军兵力极其薄弱，“北路屏障，止恃持黄一水”，清廷最害怕的就是捻军渡黄北进，继僧格林沁之后受命剿捻的曾国藩也忧心忡忡地判断： “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为此，清廷急命兵部左侍郎祟厚督带洋枪队赴防济河。曾国藩则急调潘鼎新率淮军十营由海道赶赴天津，刘铭传急速进援山东，防备和牵制捻军渡黄北进。

但是，捻军首领们却对当时的进军方向犹豫不决，毫无主张， “王(僧氏)军失利，人心惶骇，获按谍言，贼酋伪沃王牛洛红与张总愚(宗禹)、赖文光、陈大喜纷议，或先陷济南，或北趋直隶，或渡黄河由豫入陕，诸酋争言不决”。

由于对进军方向“争言不决”，使捻军在行动上表现出无计划性，他们时而屯兵“曹、单之间，修木城，尽营民寨，……多筑坚垒，以抗宫军”，时而在黄河南岸“沿河窥探，或泅水入河套兹扰”，时而在濮州一带“搜去民船……砍伐树木，排造船筏……畜意北犯”；徘徊于黄河以北、运河之西的鲁西南地但。直到6月下旬，竟分股先后南下，返回皖北基地。

捻军返回皖北的目的，是收复蒙、毫一带的捻军基地和扩充实力。但是，此时的皖北已完全丧失了成为捻军基地的条件。清军在1863年重占该地区后，大肆平毁圩寨，收缴武器，加强控制，恢复封建秩序。而且，这里距湘淮军和皖、豫地方军的集结地很近，清军能够迅速集中，包围捻军，果然，在一个多月的雉河集包围战中，虽然捻军攻下了附近的一些村镇、圩寨，但是雉河集(印涡阳县治)却始终未能攻克，在各路清军压境的形势下，捻军被迫放弃收复蒙毫的企图，重新开始流动作战。对捻军首领企图恢复建立根据地的意图和行动，当然不能一概说成是失策，但是在当时，从清捻双方的军事态势来看，捻军正确的战略方针，应该是抓紧有利时机，迅速渡黄北进，避开清军主力，在华北建立基地。可是，捻军先是“争言不决”，行动拖沓，仅对渡黄北进作浅尝辄止的试探，随即竟迎着清军主力，盲目南下。既丧失了战场主动权，也充分表明受“流寇主义”支配的捻军首领们根本缺乏制定正确完善的战略方针的能力。他们无法在战略意义上把握这场战争的主动权。

高楼寨战役后捻军首领们对进军方向的“争言不决”和决策的犹豫与失误，还暴露捻军战略指挥机制的严重缺陷。捻军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核心和指挥中枢，没有确立最高统帅。在捻军的整体行动上，缺乏一致性，仍处于分散和各行其是的离心状态。过去，史学界都以《赖文光自述》中“请予领带”这句话为唯一的依据，认定“赖文光是后期捻军的最高统帅。”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第一，从捻军的历史来看，强烈的排他性和不断的分裂是捻军鲜明的组织特征。因为捻军是由“血缘”和“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乡土农民武装，即宗族与同乡的紧密结合，这一特征对捻军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捻军的“旗”或“股”内部，起着强烈的凝聚作用，但在各“旗”或“股”之间，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不仅妨碍了捻军各“旗”之间的团结和联合，还常常导致他们之间的矛盾和争斗。1855年，捻军首领张乐行虽曾以“大汉盟主”的名号统一过捻军各旗，但这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各旗保持相对独立性。而且，它们之间的分裂和仇杀，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1864年后，捻军成为中国北方抗清斗争的孤军。为了共同对敌，生存下去，捻军各旗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联合。又因为捻军被迫离开皖北老家，到处流动作战，并吸收了大量的太平军余部、清军游兵散勇、各地破产农民，成员的复杂与多元，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原来的血缘性和地域性。但是，捻军的首领们以及各部骨干力量仍然保持了以往的特质。例如，枣阳会师没有对捻军的编制加以任何改造，仍然实行宗族和地域结合为基础的五色旗制，各旗仍由原先的首领和骨干力量所控制，人事的更替递补也是按血缘系统进行。如牛洛红阵亡，其部由其子牛遂统领；任柱战沿，所部由其弟任宗三统领；张宗禹部则始终被他的家族成员层层控制。所以，李鸿章谓后期捻军“皆率家族倡行，父兄死而子弟代，若世守家法然”。

既然后期捻军的血缘和地缘特性没有改变，各旗的相对独立性和内部的矛盾倾向自然也不可能消除，他们的联合只能是松散的和短暂的，各旗之间的矛盾和分裂则是必然的和经常发生的。赖文光卒率千人与捻军合作，他本人以及太平军余部与捻军既没有血缘、地线的渊源关系，而且实力有限，怎么可能被捻军各部首领拥戴为“最高统帅”？

第二，从史料来看，除《赖文光自述》外，在现已发现的史料里没有任何记载表明赖文光是捻军的最高首领。如果确有其事，史料决不会疏于记载。清王朝对历次农民起义的领袖是十分敏感和重视的，如果赖文光是捻军的最高统帅，各地督抚、钦差大臣的奏报决不会不提及，以《剿平捻匪方略》为证，在谈到捻军活动情况时，都是以“张逆一股”， “任赖一股”， “任逆一股”，称呼捻军各股，没有一处提到或间接透露赖文光是“最高统帅”。

相反，倒有不少史料证明赖文光不是捻军的最高首领。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记载： “……皖北肃清，捻势渐微，会粤贼赖文光等股入贼中，诸酋忽分忽合，不相统属”。

《淮军平捻记》记捻、太合股时云： “遵逆赖文光与张总愚合，……总愚又合毫捻任柱、牛老洪等”。

曾国荃在同治六年二月奏报东捻军情形时称： “此股(东捻)捻匪有北队……南队之分，北队……伪鲁王任拄为渠首，……南队……伪遵王赖文光为渠魁”。可见，赖文光只是东捻军中南队的“首领”。

曾国荃的说法是有《淮军乎始记》旁证的： “(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任柱既毙，赋中推赖文光为首，赖逆苦劝群成为任拄报仇，决一死战”。按这个说法，赖文光只是在任柱阵亡后，才被东捻推举接替任柱为东捻军首领。

对赖文光不是后期捻军的首领，甚至不是东捻军首领的说法，还有一条“口碑”资料； “东捻军的领袖，不是以赖文光为主，而是以任化邦为主，捻军里绝大部分是蒙城、毫州人，他们都服从任化邦。赖文光所能指挥的，不过几千人的太平军，全是南方人，但始终格格不入。…任化邦死后，其军队大部仍在，等大家把鲁王埋掉，认为没有什么奔头，就散了伙”。 “不应该把赖文光作为捻军最高领袖，实际上应该是张宗禹和任化邦。”

以上史科充分证明后期捻军根本不存在什么“最高统帅”；赖文光当然不可能就任这个子虚乌有的“最高统帅”职位。既然后期捻军没有形成一个团结统一的领导核心，各股之间并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以及考虑到以后捻军多次分合，以至最终分军的史实，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后期捻军仍然不能算是一支高度统一、集中的武装集团。正因为如此，后期捻军的首领们没有制定出明确政治斗争纲领，没有提出建立政权的要求，也不可能由此而制定相应的战略计划和指挥各股部队的主要行动方向。

(作者：张珊 文字录入：翼王坪)

自1864年底，西北太平军失败，以赖文光为首的太平军和捻军结合以后，客观情势有了些变化。

由于皖北根据地的丧失，大批捻军的领领、士兵被杀害，或被迫逃散、投降，改变了捻军原来依靠自然聚居所形成的宗族结合关系的分散基础，而有了进一步集中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和有严密组织的太平军的结合，以及清军的大批投降参加捻军，客观上也必然会改变捻军的宗族结合和极端分散形式，影响到捻军组织上的变化。究竟捻军的组织起了那些变化，是不是成为太平军组织的一部分了呢?

我们认为此时捻军的组织基本上还是捻军的组织，虽然有了些变化．但并没有变成太平天国的组织，而是却部分地变成和清军类似的组织。这一点从以下的材料中可以看得出来：

1．1866年12月，清军攻东捻军于河南光州东南，

“毙贼五六百，擒带队逆首李开、陈瞒堂、马四典、任缚

尽、牛洪绪等百余斩之。”(《豫军纪略》，见《捻军》，2册，

436页)

2．1867年永隆河大战以后，清军又战捻军于河南桐

柏，“擒管带外五营捻首王凤池、张周、王卯、刘平青、秦

中游、鲁沫、张用、石中、张九等。”(《豫军纪略》，见《捻

军》，2册，438页)

3．1867年11月，清军刘铭傅与东捻军大战干山东

安邱、惟县“生擒任逆外五营贼目潘债1名，并其党10

余人”。(《淮军平捻记》，见《捻军》，1册，174页)

4．继1867年11月东捻军大处于赣榆以后，同月，清

军又败捻军于海州之上庄，“份内五营头目李宗诗率马

贼五百余名投降”。(《求阙斋弟子记》，见《捻军》，1册，66

页)

5．1867年12月，清军又“收降任逆外五营陈怀忠马

贼千余人”。(《淮军平捻记》见《捻军》，1册，183页。)

从上述材料中明显地看出捻军任柱部下有内、外五营的编制，头目称为“带队”或“管带”，并不象太平天国的组织是军帅、师帅和旅帅，而是接近于清军的按营为单位的组织形式。事实上，太平天国的组织形式到这时已不适用，因为每一军帅所转的编制人数应为13，000多人，这时，甚至赖文光本人的部下也不够一个军帅；而太平天国所剩下来的又都是王、列王、天将、朝将、义、安、福、燕、豫等封爵，只有光杆大员缺少士兵不适用原来的组织。又如，按照太平天国的规定，在王的管辖下有六部尚书，但事实上在太平天国大批封王之后，即使在天京还没有失陷以前，已不可能都执行这样的编制，到这时又如何能以不适用的组织形式去改组捻军呢?因此在文献资料的记载中，清军所俘获的除去上述少数各种封爵是太平天国的原来封爵以外，其他的记载都称“捻贼”、“贼首”、“贼目”、“贼酋”，很少见到有军帅、师帅、族帅、百长、司马的记载。

这时的捻军组织，基本上仍以五色旗区分军队，我们从下面的材料中可以看出：

1．山东《莱阳县志》：

同治六年，捻首任柱、赖文光等复率众20余万东窜。

其部伍旗分五色，更互进退。共十二大旗，每大旗辖五十

小旗，每小旗统众五百，分为十馆，每馆约五十人，而数不

尽拘。时洪党己平，官军并力追剿。(《捻军》，3册，479

2．同治六年三月永隆河战役以后，曾国荃奏说：

此股捻匪(东捻)有南队、北队之分：北队以伪鲁王任

柱为渠，而李允等七酋副之；南队以伪遵王赖文光为渠，

而邱朝贵等尊副之，北队较南队尤强。月十五日之战，

与铭军交锋者为北队，与霆军交锋者为南队。(《霆军纪

略》见《捻军》，；册，259页)

3．山东《栖霞县志》；

同治六年五月……捻匪复宿东省，……旗色不一

……(六月)十四日……贼匪突围城数匝，旗分五色。(《捻

军》，3册，474贞)

4．山东《阳信县志》

同治……戊辰(七年)四月……贼之大队自北来，五

色旗帜翩翩如飞蚁附蜂，攒团围城下。(《捻军》，3册，506

页)

5 1867年12月，清军和捻军战于山东潍县，寿光一

带，《淮军平捻记》记载说：

斩红旗贼首郑马糊，生擒蓝族贼日张定柱……初十

日……任逆旧部蓝旗股贼向安(土固)东北(去)……次日……

刘克仁当白旗牛逆、李逆两股，唐定奎当蓝旗任锭、任三

厌、刘三猫两股。(《淮军平捻记》，见《捻军》，1册180，181

页)

6．河北《沧县志》张古风庄守圩始末：

同治戊辰(1868年)春，捻匪入直境。。。。。。二十一日，

使红旗拥到、围村百匝，瞬息间黑旗又至。(《捻军》3册

357页)

这时，关于捻军依然用五色旗之记载，简皇多得不胜枚举，这里不过随便列举一二而已。从上引材料看，捻军不仅打着五色旗，捻军的组织基本上还保存着旗的形式，山东《莱阳县志》所说东捻军共分12大旗，应当就是曾国荃所说的东捻军中共分12部分。大旗之下，也还是小旗，不仅如此，后期捻军中也还保持着旗主、趟主的称号。《能静居士日记选抄》记载：

‘其偏裨号旗主，所辖视其所胁之多寡无定额，再上

则为堂主(即趟主)，所辖视旗主之多寡本亦定额。再上

则逆酋首，皆僭王号。现分三大股：一、赖文光，原发贼之

遗，自称增王。一、任柱，自称王(原缺)，一、张宗禹自称

鲁王，”(《捻军史料丛刊》，l册，138页) f

综合上述材料，捻军各族的编制，可能也没有严格规定，所谓每小旗500人，可能是一个约数，所以《莱阳县志》虽说每小旗辖500人，但又接着说：“而数不尽拘”。《能静居士日记选抄》所谓：“所辖视所胁多寡无定额”，应当是一个实际情况。在当时的情况下，捻军几乎从没有休息整编的时间，即使作了规定，也是不能实现的。

至于任柱部下，可能由于人数特多，把小旗中的一部分变成“内、外五营”的营的形式，也是可能的。捻军因为长期和清军作战的关系，有不少清军士兵起义参加了捻军，如湘军成大吉的部下，有整批参加捻军的。曾国藩说：

近因成大吉所部勇丁叛变，勾引赖牛入鄂……赖逆

本粤匪余党，狡诈异常，其众颇能持矛与人鏖战。成部在

湘军资格颇深，队伍亦整，虽叛变之后大部逃散，然亦必

有娴于战守者，甘心从逆，混入捻匪之牛，联为一气。闻

任、牛裹胁日众，掳马日多，加之赖党、成部，三者凑合，

实为劲敌，不可轻视。(《复刘省三书》?《捻军史料丛

刊》，其3册，77页)

在这里曾因为怕暴露弱点，不愿说成大吉部大批参加捻军，只说“大部逃散，必有娴于战守者，甘心从逆”，但在实际上他知道他门大批参加了捻军，所以在他致当时人的函件中不只一次地提到“悍捻(捻军)”、“叛卒”、“游勇”、“三者凑合”的不可轻视。由于这些清军的参加捻军心及山东、河南的起义军也不断的参加捻军，对捻军原来组织不会不发生一些影响，因此捻军中也出现了“营”的组织形式。

根据以上的材料，我认为和太平军结合以后的捻军，虽然在组织上有了些变化，但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捻军的组织主要还是大、小不同的旗，更没有改变成太平天国的组织。与此相适应，捻军在他的活动中，也没有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帜，虽然接受了太平天国的封号，但也只有在王爵以上和太平天国一致了，在旗帜上和组织上，基本上还是捻军自己的形式。

记得最早接触这个名字，还是凌力的《星星草》，当时就觉得作者对赖文光的刻画远远多于梁王，现在想想，恐怕也是太平天国的正统思想作怪 -- 造反的也讲正统哦。张宗禹对李鸿章，和他在徒骇河后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听说，多谢丞相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