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迷雾中的历史：石达开远征始末(二)东进浙闽 -- numzero

一 众说纷纭的身世

“金田谋叛，随逆首洪秀全窜拢之楚，以迄两江。。。。。扩犷悍骁锐为诸贼冠，攻城掠地，所向披靡。。。。。。绣大纛标锦字曰： 协天燕。纵横吴楚间，无敢撄其锋者。。。。。。”

广西都安县青盛乡“匹夫关”摩崖石刻中提到的这位“攻城掠地，所向披靡”“纵横吴楚间，无敢撄其锋者”，身后飘着一面“协天燕”大旗的将领，就是太平天国国宗提督军务、协天燕石镇吉。他十五参加金田首义，是太平军正规军中最年轻的战士之一，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在广西桂林被凌迟处死时年仅二十五岁，是石姓一族中高级将领中死时年纪最轻的一位。

但是对于这位有“贼中最为犷悍”(刘长佑奏搞)之称的青年将领，史料却不仅对他的生平事迹语焉不详，甚至连他的身世和他与翼王的关系都长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骆文章奏搞》说，石镇吉本姓聂，是广东惠州府人，以至很多清方文书都用“石国宗聂酋”来称呼他；《嘉应州志》却说他本姓陈；《安定司世侯潘公风岗纪功碑》说他是广西浔州平南人；《贵县志》则说他系贵县人，石祥祯之弟；而《临贵县志》竟记说“镇吉，达开之养子也”。。。。。。

八十年代新发现的《石镇吉自述》中，石镇吉说自己是贵县龙山人，基本澄清了他的身世，为翼王族弟；而石镇吉在“自述”中说叙述自己的兄弟时明确地说“大胞兄石镇龙”“二胞兄石镇高，三胞兄镇奇，五弟镇发”，可证明《贵县志》记载他为石祥祯(翼王堂兄或从兄)之弟不确。石镇吉说他父亲是石龙泉，但翼王曾祖母墓碑上的孙辈姓名中却没有这个名字，曾孙辈中也没有出现石镇龙，石镇高等的名字，似可说明镇字辈确非翼王堂弟或从弟，而是同族兄弟。当然，他更不是什么“聂姓”“陈姓”或翼王“养子”。

身为“国宗‘的石镇吉与翼王之关系在当世竟有如此多的失实乃至荒谬的讹传，且大都流传于与其关系密切的两广地区，则有关其事迹的其他记载更有多少失实不确之处，实在是可想而知了。

二 战火中成长的少年

太平军将虚岁十五岁(包括十五岁)以下的儿童作为“牌尾”归入男营，紧急时刻和全军青壮及妇女老弱一同投入战斗，但“牌尾”并不属于正规军的编制，担负主要日常战斗任务的正规军，是由十五周岁以上男子组成的。因此，出生于一八三五，金田起义时正值十五周岁的石镇吉，无疑是当时太平军中最年轻的正规军战士之一。

不仅如此，太平军自金田起义后转战经年，人员损失极大，据记载，在桂林城下，全军人数连老幼妇孺在内不过五六千人，则青壮人数算来不过二三千，这其中还包括起义后自象州武宣等地“招齐”的部队，进入永安前在藤县扩军时加入的大批人员，驻留永安期间接获石达开密信后自贵县龙山赶来加入的大批矿工以及永安突围后在大垌等地踊跃参军的百姓。因此在这二三千人中，参加过金田起义充其量不过千人，再经全州，蓑衣渡，长沙连场苦战，到一八五三年三月定都天京之时，存活下来的已经相当有限。而石镇吉正如“自述”所说，自金田起义驻军大湟江时起便随军转战，历经武宣，象州，永安，龙寮岭，桂林，全州，蓑衣渡，道州，桂阳，彬州，茶陵、醴陵、长沙、益阳，岳州，汉阳，汉口，武昌，黄州，蕲州，彭泽，东流，芜湖，巢县，东、西梁山，一直跟至安庆和南京。----他无疑是幸运的，在无数战友倒在征途中后，他是极少数得以活着“同见小天堂威风”的金田时代的将士之一；定都天京之时，论年龄他虽只有十七周岁，论资历却是名副其实的“开国元老”。

广西是全国一个土客矛盾最尖锐，械斗最频繁，范围最大的省份之一，而贵县又是僮族人口比例极高的地区，尤其是石氏族人居住的北山--龙山一代，僮族人口比例超过90。正因为石氏在当地即是客家，又是“少数民族”，为了不受欺负，石氏族人集资建立武馆，教授族中子弟习武；又辟跑马场，用以练习骑射，以故当地石氏子弟大都练得一身好武艺，而石达开，石祥祯，石镇吉则是其中的佼佼者----数份来自不同方面的记载提到石镇吉时都言以“骁悍”，可见他确是一位作战骁勇的“悍将”。

石镇吉并不像石达开那样，从九岁起便在乡里展露头角，十三四岁已经闻名一方。金田起义之时，比石达开小四岁的他还只是一个普通少年，所以才连他家乡的口碑方志都对其身世语焉不详吧。

但是，一身出众的武艺，加上几年战火的磨炼，使石镇吉迅速成长为了一名骁勇善战的年轻将领。

三 从士兵到将军

“国宗”，既首义诸王的族兄弟，在太平天国颇有地位。因为首义诸王是“上帝嫡子”，所以从宗教角度来说，他们的族兄弟地位也较为特殊。然而“国宗”仅为虚衔，地位虽崇，却在朝无实权，在军无特权。他们当中除了极少数被特别擢拔出来，另加“提督军务”衔而具有领兵之实权者以外，其余的人和普通官兵一样，仍需听从各级军官将领的节制与命令。另外，太平天国前期全家皆受东王杨秀清节制，在外将领并无个人分地，纵为血亲亦无权私相任授，诸王兄弟的任职也完全根据战场需要分派，如国宗韦俊杨辅清等都曾任职翼王军前，而石姓国宗先后有在韦昌辉秦日纲军前听命者。因此，直到天京事变以前都未加过“提督军务”衔的石镇吉在军中并未受到特殊待遇，在赏罚严明的东王主军时代，他和绝大多数天国将士一样，是籍着军功逐级晋升的。

《石镇吉自述》对于他在定都天京以后的活动叙述极为混乱，错误甚多，个中原因或有清方笔录人员不了解情况而误听误记者，或因石镇吉受伤较重而陈述不甚清楚者，或因“自述”实为回答审问者的问题，造成时间顺序上的混乱及前因后果的不明而事后未加整理之故，又或因清方出于种种缘故而对自述多方篡改删节或自行添加造成不合事实或夸大其词者等等。如果忽略时间地点人名方面有意无意的错乱，将《石镇吉自述》与其他史料相互参照，大约可以理出他在定都天京后的主要活动如下：

1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定都之后，北王韦昌辉担任天京城戍卫总指挥，三年年底，韦昌辉曾出城巡视，指挥城防部署，石镇吉在此期间隶属于韦昌辉直接指挥的城防部队，因屡立战功而得到擢升。升职之后约为“监军”，则定都天京之前石镇吉当为一名低级军官，即军帅或师帅。

2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初，天京方面派出北伐援军，石镇吉随军北进。至河南，所在的部队担任掩护全军渡过黄河之任务，完成后即返回安徽庐州。石镇吉因在援军抢渡黄河时架设浮桥有功而得以晋升为总制。此后不久，他从庐州被调回安庆。

3 太平天国乙荣五年秋，太平军三克武昌，翼王石达开在前方形势初定之后即奉调返回安徽，并在这年夏秋在安徽战场数次击败清军。后因湘军大举反攻武昌，翼王再次驰援武昌前线，中途改变战略，避实击虚，转攻江西。石镇吉约于翼王在安徽指挥作战其间归入麾下，随赴江西战场，在临江，瑞州等地作战，并曾留守瑞州。当时清方记载中驻守瑞州的“总制陈逆”可能就是指他，概因有石镇吉原本姓陈之讹传。后镇吉以参与攻克瑞州等地及招抚天地会义军有功，于丙辰六年初被升为指挥。

4 丙辰六年春，石镇吉在攻克江西建昌府一役中建功，不久随翼王回攻江南大营，途中又在攻克宁国府的战役中表现突出，论功晋升检点。

5 攻破江南大营一役中，石镇吉所部在城东朝阳门外会合城防部队痛击张国梁部，张国梁在战斗之中受伤。战役胜利结束后，石镇吉部未随翼王驰援武昌、，而是会同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部向丹阳追击清军。

从一八五三年春到一八五六年初夏的三年多时间里，石镇吉随军转战苏皖豫赣四省，驰骋于天京，北伐，西征三个战场，凭借军功从定都之初的一名低级军官累升至检点，步入太平天国中高级别将领行列。当时他还只有二十 ~ 二十一岁，是现在可查的除陈玉成外前期太平军中最年轻的检点。

四 天京事变中的角色

石镇吉在天京事变中是否扮演了某种重要角色？

这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有论者却仅仅根据《石镇吉自述》中“咸丰六年，镇吉统夥二万回南京，留镇吉族兄翼王石达开镇守安徽。时值向提军、张国梁各处官兵围攻南京东门。。。。。。镇吉遂将带来人马，分布冲围，将张国梁等打败，追至丹阳县。镇吉旋入南京城驻扎。七年三月间，韦正谋反被杀。天王因朝臣空虚，即升五丞相等为主将，调回南京，协同保守。。。。。。”及“杨秀清被天王斥责，羞愤服毒身死”两段话，认为天京事变时石镇吉带兵两万正在南京城内，换言之，他是作为翼王的代表伙同北王发动了天京事变，诛杀东王及其余部，而翼王之所以敢只带个别随从返京，也正是自恃京中有石镇吉这一支劲旅。而石镇吉之所以将东王的被杀说成是“自杀”，又将天京事变的时间改在他本人正在福建前线的丁巳七年三月，乃是为了掩盖自己参与天京事变的真相。

此一说法，乍看有理，实际可疑之处甚多。

第一，《石镇吉自述》中对绝大多数事件时间的记载都是混乱和大谬不然的，如将一八五五年底至一八五六年初的太平军经略江西记为一八五三年底至一八五四年初，将一八五六年攻克建昌宁国之役记为一八五四年，将一八五四年春北伐援军渡过黄河的时间记为该年年底，将一八五八年撤离浙江之后的攻克南安错记为年初进军浙江之前，而将一八五八年入闽之战的时间错记为一八五九年。。。。。。而事件过程及因果记载不清不楚，甚至大错特错的，也比比皆是，如说北伐援军主帅是胡以晃(胡以晃参加过北伐军或援军的任何指挥)，说援军是自河南固始渡过黄河(太平天国前期从未有军队到过固始，且固始距离黄河甚远)，甚至说胡以晃带兵攻打北京等等。这些多是石镇吉亲自参与，很多甚至是他独当一面担任主将时所发生之事，错误尚且如此多而明显，究其原因，前文已有分析，因为“自述”实为回答清方官吏提问的笔录，不同问题之间并无逻辑或时间上的关联，未记问题而只记回答，再加漏记误记，难免因果不清不楚，时空颠倒错乱，而本人口误或记错，或清方官吏事后有意的篡改，也都是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总之，石镇吉自述中对时间和事件过程的记载，只能参考参考，不能作为信史，更没有理由仅以对天京事变的时间记载有误就认定是石镇吉为了推脱自身责任而有意说谎----这种说法实有断章取义之嫌，即根据论点取舍史料：不顾整个自述中全面存在的时间混乱而轻易认定天京事变时石镇吉在天京；不顾整个自述中全面存在的因果谬误而认定对天京事变过程记载的错误是出于推卸责任的刻意为之。

第二，一般来说，说谎者会尽量选择不易被揭穿的部份说谎，而在较为公认的事实上尽量保持真相，那么，天京事变的时间，杨韦被杀的基本事实，与石镇吉在天京事变期间所在的地点相比，哪个更清楚地为敌我双方所知？毋庸置疑的是前者！如果石镇吉刻意说谎，他照实陈述天京事变的时间和杨秀清被韦昌辉所杀这一事实，而隐瞒自己其时正在天京这一情况，是否更加合理呢？岂有自招自供众事变发生之时自己正在天京，而将众所周知的事变时间刻意推迟半年这样“此地无引三百两”的说谎者！

第三，被俘将领在自供中故意说谎，无非出于两种目的，一种是欺骗敌人，为达某种政治目的或者为达乞活的个人目的，另一种是为保身后之名而讳言己恶，邀功诿过。但为后者说谎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该谎言真伪难辨，譬如《李秀成自述》和《洪仁

(王干)自述》中队很多事情的原委便各执一词，因为二人都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带人，使人难以轻易判别是非真伪。然而，石镇吉在天京事变时不过一中高级将领，死时也不是太平天国最举足轻重的将领之一，比他知情或说话更有份量的在生者大有人在，尤其他死之时太平天国尚未明显露出灭亡迹象，真相尚有相当可能得以长期流传(这和李秀成洪仁?的情形又有不同)，换言之，以石镇吉的地位和就义时的大环境，未必会天真到以为可以只手遮天，乃至弄巧成拙。

第四，我们姑且不论石镇吉在天京事变发生时究竟带有多少人马，只问他当时所带的人马是否足以保证翼王回京的安全？换言之，翼王是否因为早知有这样一支人马在天京，而且还是北王的同盟军，所以才有恃无恐地返回天京？

事实证明这是绝不可能的！道理再简单不过”如果天京城内真有这样一支让翼王可以有恃无恐的军队，他何必匆匆逃出天京？即使他是作秀给天京军民看，北王明知石镇吉军的存在，又怎敢血洗翼王府？总之，北翼二王不可能同时有恃无恐，而事实是，北王胆敢在天京对翼王部署家眷为所欲为，还派秦日纲追击翼王，，天王更敢下诏通缉翼王！

实际上，由于天京内外东王余部数量众多，石镇吉起码也要拥有一两千人的绝对亲信的部队才有可能参与杀害东王的行动。而如果翼王和北王翻脸后能迅速聚集一两千人的绝对亲信的部队，再加上他原本在军民众的威望，那结果绝不应该是他狼狈缀城，而应该是韦昌辉夺路而跑才对。

第五，如果石镇吉部真在天京城中，他后来到哪里去了呢？

留在天京？绝不可能。北王连翼王府的老幼妇孺都不放过，能留一个带兵的石镇吉在眼皮子底下么？如果在那种情形下他能容下石镇吉，也就不会滥杀那么多东王余部了。

跟翼王一起逃出天京？也不可能。以石镇吉身份之特殊，如果在事变中扮演了微妙的角色，那么对于他的跟随翼王逃离天京，纵使翼王本人在自述中故意省略了，洪秀全也不会让这个事实长期埋没的，而持北翼二王密议杀东王之说得李秀成更不至在自述中将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的活动从跟随翼王逃离天京的人员名单中略去。

如果石镇吉真的带兵参与天京屠杀，而翼王回京后明明有力量借助这支武装对抗韦昌辉却离城遁去，事后他还能被全天京军民共尊“义王”，难道全天国的军民真的都是瞎子，聋子不成？

综上所述，说石镇吉带兵参与了天京内讧，既不合情，又不合理，而且缺乏依据，实难成立。致于石镇吉说东王是“羞忿自杀”，也许是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初衷，也许他本人也并不了解真相只是道听途说----因为太平天国官方对东王之死的原因三缄其口，但基本定位绝非篡位被杀，而是被诬告陷害，石镇吉的说法与官方对外的口径并无根本矛盾。

从“石镇吉自述”中“将张国梁等打败，追至丹阳县。镇吉旋入南京城驻扎。七年三月间，韦正谋反被杀。天王因朝臣空虚，即升五丞相等为主将，调回南京，协同保守。八年，镇吉封为提军务。带兵到安徽两月，遂率所部人马，往征江西”一段看，他大约是在事变平息后被调回南京驻守的，也许是跟随翼王回京的靖难之师的一部份，后于丁巳七年年初加提督军务衔，先是带兵到皖北(当时翼王自天京附近及各处抽调兵力增援皖北)，皖北形势好转后又调往江西，再从那里领军进取福建。

五 初挑大梁 独当一面

到天京事变之前为止，太平天国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却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首义六王中南王西王战死，东王北王被杀，名将如李开芳，林凤翔，罗大纲，曾天养，石祥祯等先后殉国，秦日纲，胡以晃，赖汉应，曾水源等一批起过重要作用的将领也相继死去，即使没有天京事变，一批在战火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将领走上一线担起大梁也必然是大势所趋，只是，天京事变所导致的两万将士被杀，大局全面动摇的情势，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

天京事变平息，翼王回京主政后，在江西战场以稳守为主，当时双方都在江西投入重兵，太平军方面除九江湖口二城多为老兄弟外，其他地区精锐较少，多数是招募未久的新兵和天地会花旗及地方友军，但主持江西军事的将领多为军中宿将，如林启容，黄玉昆，赖裕新，韦俊等等，在翼王主政时期，江西战局基本处于相持状态。原归翼王节制的三万精锐中一部份进驻溧水，句容等天京周围重要据点，直接拱卫天京的安全，另一部份交由陈玉成率领，成为皖北反攻的主力军，天京形势基本稳定年后，又从天京附近抽调部份精锐，由迓天侯陈仕章率领会同陈玉成李秀成部发动反攻。到一八五七年初，皖北汇集了众多精锐部队，而主持军事的统帅则是后起之秀的陈玉成，李秀成等。皖北战场是太平军反攻的重点，在桐城大捷以后，李秀成部联合捻军继续在安徽作战，而陈玉成兵锋西指，将战线向推进至湖北，如无翼王被逼离京之状况发生，这支将优兵良的精锐部队势将负起四下武昌的重任。

上面这些情况和石镇吉并无直接关系，却是他脱颖而出的背景。除了对天京，安徽，湖北，江西战场的以上战略及部署外，翼王在一八五七年春时有意开辟福建战场，使之与江西根据地连成一片，这可能与江西战局呈现胶着，不易迅速打开局面有关，又或许翼王当时已有开辟浙闽根据地，掠取膏腴之地的想法，但如立即进军浙江必会招来清军重援，而当时太平军的重点仍在安徽--湖北一线，不可能抽出太多兵力投入浙江，所以先从闽赣边界入手，自江西向福建拓展。授命在福建战场担纲的主将，是国宗杨辅清，石镇吉以及?捞旌詈?寿阶。

在翼王回京主政期间任命独当一面的后起之秀中，除陈玉成已颇有些名气，其他如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在敌军之中都名不见经传，但都是后期军中的栋梁之材，其中石镇吉和杨辅清二人，基本可说是由这一阶段的表现奠定了后来独当一面的地位。

一八五七年初春发生了两件对太平军有利的事，一是闽北的红巾军代表入江西，与驻守江西的翼王部队取得了联系，二是曾国藩丁忧返籍守制，清军方面少了一位重要的统帅，太平军的入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进行的。当时，石镇吉部和杨辅清部分别从铁牛关和云际关入闽，3月25日，石镇吉部率先攻克光泽县，杀知县蒋仁瑞，六天以后，杨辅清会同胡寿阶部进占福建邵武府，杀粮道王训芳、知府娄浩、同知王建等。4月8日石镇吉部一举攻克泰宁县，其后数日内，杨辅清部再克建阳县，建宁县；胡寿阶部攻克祟安县，汀州府；石镇吉部再克宁化县；此外太平军还在当地义军协助下取得清流，武平，连城，归化等县，而杨辅清与胡寿阶部则自4月下旬开始围攻建宁府。

杨辅清和胡寿阶部号称十万，实际总共只有两万余人，而且其中“善斗者只有六七千人”，石镇吉一部的人数自然更少，但此次太平军入闽初期却连战连克，势如破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收两府十来县，加之福建各地人民纷纷起义，红巾会等义军积极响应(《寇汀纪略》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闽西的情形：“汀属土匪闻风四起，宰猪吃酒，拜会结盟，道路相逢，询之曰；‘父子亲乎?兄弟亲乎?’答曰‘父子不亲兄弟亲’。遂洒血抒意，拜为兄弟，暗藏红巾于身，日望长毛来汀，以图起手”)一时之间大有直下建宁，威逼省城之势。然而，这一片大好形势却急转直下，先是石镇吉在建宁攻城开始后不久撤离福建，接着杨辅清部攻坚一月不下，腹背受敌，损失惨重，5月24日被迫从建宁撤围，此后太平军接连退出光泽，邵武，泰宁，宁化，武平，至8月中，福建全省已无一个太平军据点。

太平军在福建由胜转败的转折点在杨辅清部在建宁攻城不下，而杨辅清部由主动转为被动的重要转折点则是石镇吉部的退出福建战场。太平军军入闽初期，石杨两部相互配合，牵制清军，如石镇吉部率先攻克光泽，吸引了闽浙边界的部分清军，六天后杨辅清部得以从另一侧面顺利地袭取了邵武府。石镇吉部撤出福建以后，杨辅清部孤军深入建宁府城攻坚，遭到清方援兵和守军内外夹，只好被迫溃退。

石镇吉部为什么会在入闽战役的关键时刻时突然撤退？这要从石杨而部进军福建这个行动本身的意义说起。长期以来，论者多以为石杨二部的行动只是从江西与红巾会等福建义军取得联系后独立作出的进军协议，并非出于天京中央的部署，这种看法是不合事实的。太平天国直到翼王远征以前，天京方面对各战场具有很强的节制力，并不像后期那样，地方将领可以各自为战，所以清方指出“：“石达开……为‘贼’中主谋，本年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皆石逆之计”，而江西战场的将领及部队本来就多为翼王旧部，天京事变后更全受翼王节制，所以曾国藩有“拿获贼’中伪文，均称石达开谕令诸贼谨守江西。凡江西境内之贼概未调往下游，而下游之贼反由景德镇以赴援抚、建。盖安庆为石逆旧踞之巢穴，江西为石逆新陷之土地。……”等语。在这种情况下，杨辅清与石镇吉率数万人自赣入闽，不可能是擅自决定的。再说当时公私文献所载，红巾会是与江西的翼王部队进行的接触，而入闽作战的将领虽是石镇吉，但几乎在所有文献中也都记为翼王部队，可见与红巾军的接触和石镇吉部的入闽都在翼王来自天京中央的部署范围之内，而得到红巾军与石镇吉部配合的杨辅清部的活动自然也不可能是孤立于全局之外的活动，联系后来翼王远征时曾与杨辅清部分取浙闽，则此次杨辅清部于翼王主政期间会同石镇吉部的入闽就更不是偶然的了。正如邹身诚先生在《建宁围城日记考》中所分析的，太平军此次的入闽的军事活动“决不是无计划的“流窜”，其进军目标，不仅仅是一个建宁府，而是把矛头直指福建省会----闽浙总督所在地的福州。这可以从太平军派出的侦察人员被俘后的供词中得到证实。 《日记》记录； “江生随带民人在途盘获细作一名，送赴赵廉访行营，讯系永春州人，姓李名毛仔，从贼多年，为其入省侦探。”从敌对双方军事活动的情况看，是相互投入主力的决战。太平军兵分几路，一路子江西泸溪入铁牛关进占光泽县，一路从沪溪入云际关进克邵武府，然后又一路直趋泰宁，另一路占领崇安、建阳，进围建宁府城，所谓“用兵如蟹”， “大局包抄”，这是太平军全力发动攻势时用兵的常法。清军方面，闽浙总督王懿德亲自出马，从福州进驻延平督战，福建水师提督钟宝三、按察使赵印川直接进入前线参加战斗，又奏请清廷调来广东兵和浙江兵数千。这显然是一次殊死决战，双方都竭尽全力。”

既然入闽战役是一次有计划的战略部署，石镇吉部在战役中起的重要作用当然也是从一开始就明确的，他们在入闽之初与杨辅清部相互呼应，而在建宁攻城战开始后，由于清军从浙江方向调兵增援是意料中事，他们本该担负拒援的任务，以确保建宁城下的太平军不至陷入敌军反包围中。而作为此次入闽战役的策划者，也是直接调派石镇吉率兵配合杨辅清部的翼王本人，不可能在入闽战役的关键时刻无缘无故令石镇吉部撤出福建战场，即使出于某种原因必须撤出该部，也不可能不做任何其它安排，任由杨辅清部在建宁城下孤军奋战----其后光泽等地防务虽由由杨义清等接管，并无实力牵制清军兵力。

石镇吉部撤离福建战场的时间距翼王避祸离京大约一月，合理的推测恐怕是，朝政军务此时已经完全由安福二王掌握，翼王已经无力掌控前线战事，而石镇吉作为当时唯一一位独当一面的石姓国宗，行动受到为安福二王的重点牵制当不意外。京中权力的交迭，翼王兵权的被架空，应是石镇吉部突然撤离，福建形势急转直下，乃至入闽战役中途夭折的主要导因。

尽管入闽战役功亏一篑，但石镇吉部在这次战役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否认的，其表现也堪称出色。从这次战役开始，二十二岁的国宗提督军务石镇吉终于成为太平军中一位独当一面，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高级将领。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次战役之后，石镇吉的名声仍然不甚响，当时和后来公私文献中不但极少有他的名字出现，甚至连“石国宗”这样的字眼都极少出现，这当然不是因为石镇吉此次入闽没什么影响，而是因为几乎所有文献中对这支队伍都记为“石达开党”，多数甚至干脆将带兵将领记为石达开。而事实是，1857年从1月到10月前，石达开本人从未到过江西或福建的任何地方，这段时期内所有江西和福建地区记为“石达开”的太平军将领基本上所指都是石镇吉。

六 驰骋东南 将星闪耀

大约在1857年9月，避祸离京的翼王石达开在离开驻扎了四个月的安庆以前，给天王洪秀全上了一道奏章，大致汇报了自己对战局的部署和计划，“令贼党李寿(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这年年底即石达开赴援江西而驻节抚州期间，“天王以天京被围，数次派员赴抚州求援于石达开”，于是石达开按照前一份奏章中所陈奏的方略，“拟直攻苏杭，以分金陵之势。”

1858年4月，石达开命部份军队留守江西，与杨辅清分兵进取浙江和福建，入浙以后首先攻克江山，然后分兵两支，一支由石达开亲自统率，进攻皖赣三省通途，位于通往杭州要道上的重镇衢州；另一支由石镇吉，陈享容领兵，绕过衢州迅速北进。

石达开在1859年进军湖南宝庆之前，将全军分为五个旗，每旗设宰制统领，清方文书中这一记载出现于1859年初师驻南安期间。但石镇吉在1858年底已经脱离翼王节制，而他在自述中提到了这个情况，并说自己被封为中旗宰制协天燕，时间在入浙之前。但五旗宰制中的另外一位陈享容在入浙期间发布的文书上却未署“宰制”衔，而且中旗宰制应为赖裕新。出现这种状况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五旗制的建立是在太平军从浙江转入福建之后，回师江西之前，石镇吉自述中对封宰制的时间记载错误。另一种是五旗制建于石镇吉脱离翼王部之后，清方官吏篡改自述，故意将他列入五旗宰制之一以夸大他在石达开远征军中的作用。

但石镇吉在入浙之前已经封为“协天燕”是有可能的，概当时和他一同领兵北进的陈享容在永康发布了的安民告示中已有“显天燕”的署衔。按翼殿远征军不设“义安福”爵，“燕”爵为最高爵位，非独当一面的统兵大员不授，纵观六年翼王远征过程，得授“燕”爵的将领可查者前后不过张遂谋，赖裕新，石镇吉，陈享容，李福猷，李文彩等寥寥数人而已。

石镇吉在天京事变前不过任职检点，而1858年授封“燕”爵后，不仅在翼殿中已成为地位最高的将领之一，即使在整个太平天国，其爵位也已仅仅次于极少数人。(其时太平军后期五主将的爵位均为“安”爵或“福”爵)不仅如此，入浙战役是一次报经天王批准的关系全局的重要军事行动，非但有“分金陵之势”，减轻天京压力，协助天京解围的任务，更欲借此开拓闽浙根据地(这一点从太平军坚持衢州攻坚，及在所占地区选举乡官，建立地方政权可以看出)，与天京成犄角之势，扩大天国版图，牵制敌方兵力，使苏，皖，鄂，赣，浙，闽，声气相通，且可将浙江财富之地据为己有。和翼王分兵作战的一军责任与本军同样重大，翼王没有选派麾下宿将张遂谋，赖裕新，余忠扶，傅忠信等人担任主将，却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年仅二十二岁，名不见经传的国宗石镇吉来担当，纵使我们无从考查，但当时围绕着石镇吉的官爵和委任，种种怀疑乃至非议只怕都是在所难免吧！

石镇吉没有辜负翼王的信赖，他出色的战绩足以使所有的疑虑和非议销声匿迹，他在入浙战役中的表现充分证明了翼王对他的破格提拔是大胆而明智决定，是坦坦荡荡的“内举不避亲”而决非私心任用“用人唯亲”！

4月14日，太平军进占浙江江山县，此后，石达开统军进逼衢州，石镇吉率部自龙游越清萌岭袭，5月4日取遂昌，5月6日克松阳，5月10日即攻破处州府。5月17日，与清督办浙江防剿事宜加总督衔周天受，总兵明安泰部副将李嘉万，陶森茂三军合兵于银场，欲图阻挡石镇吉部，5月19日，石镇吉大败清军于银场，斩知府唐宝昌，都司马元镇，秦坤等，周天受身负重伤，退守金华。石镇吉部乘胜追击，5月20日克缙云，5月24日分兵克武义，永康，6月4日进占云和，6月23日克复宜平等地，军锋所指，势如破竹。永康，武义距金华甚近，而当时因为清军主力多数正在衢州城下鏖战，金华驻军不过数千，如果石镇吉部自永康攻金华，以其当时锐不可当的气势，极有可能得手。再加上石达开分兵于6月23日攻克寿昌，距离严州仅60里，严州守军只有数百，亦当不难攻克。如此一来，太平军便将深入浙江最富庶的地带，而且无论从严州还是寿昌，都可顺流直下杭州。正如当时金华一位地主文人在笔记中所记载的：“粤匪石达开由处州攻陷永康、武义，径逼金华。一时佐贰诸君多托故引去，宦舍一空。。。。。。。士民奔走不可禁止，。。。。。。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贼尚乘锐来攻，实无抵御之法。再攻则杭州震动。”如能实现这一目标，太平军便有望提早二三年，在西方侵略者尚未改变中立立场之前在富庶的浙江建立根据地。浙江云和龙泉地区流传着一首提到石镇吉部到当地情形的畲族山歌，歌中唱道：

“登云带兵到云和， 云和“长毛”实是多，

等你登云兵子到，“长毛”来杀闹漕漕。

“长毛”?扫不)怕石来剪，兵马齐齐充(铳)开先，

杀你带兵做两段， 登云元帅亦无见。

。。。。。。

景宁未见讲好汉， 到我云和亦无干，

“长毛”便是天生子， 千里未来就赫散。”

这段唱的是景宁地主徐登瀛带领团练，到云和顽抗太平军，结果徐登瀛在去云和的中途----黄水碓地方(离云和县城五里左右处)，就被太平声一刀砍作两段，全军溃散的史实。歌中还唱道：

“长毛”去了官兵来， 未见官兵打一回，

兵子亦赫“长毛”子， ?扫不)敢近前相斗打。

官兵大人好名声，“长毛”在成(城)?扫不)敢行。

等住“长毛”出城外，一时来到好高兴。

官反又讲好功夫，我今未来“长毛”去，

“长毛”住在月多久，?扫不)知官兵那路去？”

山歌狠狠讽刺了清军见到太平军时狼狈的情况，从侧面反映出石镇吉部太平军的英勇善战令清军闻风丧胆。

不仅如此，石镇吉部每占领一处即出告安民，宣布军纪，并组织当地民众选举乡官，迅速建立起地方政权，以期在浙江建立长期稳固的根据地。

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说：“国宗石镇吉放弃浙江处州府城，焚民居三百余家。”所记未必是事实，石镇吉部直到后来在广西军纪仍然很好(后面再谈)，在处州未必会有焚掠之事。种种迹象显示入浙太平军各部军纪都很好。《寿昌县志》记载，石达开“部将攻克寿昌时，全城一千余户，连一根屋椽也没有被毁过”而且“街上的贸易和平时一样”；与石镇吉协同作战的陈享容在永康公开张贴的告示中所列太平军军纪极为严明，和《太平军规》同出一辙；许瑶光所著《谈浙》一书中记载清总兵明安泰部仁勇“尤为不仁。由兰溪过金华以入缙云，一路掳掠。至铅锡场，乡人大呼贼至，仁勇狂奔，逮拾器械以杀之，并夺其辎重，将官死者马姓、秦姓、唐姓，勇之得免者，不过十之二三，遂不能军，其实不遇一贼也”，同一书中却绝无石镇吉部在缙云处州等地“不仁”“掳掠”的记载。以上所引显示不但入浙太平军严格颁行军纪，而且百姓也以之为仁义之师，所以才有大军入城，贸易如常，及百姓自发骗杀“剿贼”官军的情形。

石达开兵分两路进军浙江，衢州城下险象环生，金华重地危在旦夕，这在清廷上下造成极大恐慌，深怕这片财富之地落入太平军手，先派周天受督办浙江军务，结果，周天受被石镇吉打得大败，身受重伤。后又加派督办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赴浙江主持军务，和春托辞生病，不敢赴任。在此情形下胡林翼、官文等向清帝痛陈浙江战局利害，骆秉章等更加指出：“贼中著名头目能为患者，无过石达开、陈玉成两逆。……逆贼陈玉成一股，尚可无虑。惟石达开率大股窜浙，诸军多系零星杂凑，气势末完，将领无久练之兵，统帅无素习之将，望其指挥如意固已为难。况石逆狡猾凶顽，十倍他贼，无论惯于避贼如福兴者，断难遏其凶；补勇如邓绍良、周天受，恐亦非石逆之敌。”最后清帝无奈，只得调曾国藩主持浙江战事，令其督率湘军主力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部驰赴浙江。曾国藩正定忧在籍，接旨后虽喜出望外，却也不敢轻举妄动，先奔走于湖南，湖北，与胡林翼等商援救浙江的措施，然后才亲自赶到江西，部署入浙，想与石达开在浙江决战。这时石达开忽然从浙江移兵福建，清廷又急命曾国藩入援福建。曾国藩为此疲于奔命，被动应付。

石达开部退出浙江情非得已，其原因如上所述，绝非曾国藩后来在某封信中所说的是军事上“钝于浙”，首先是江西抚州失守，使入浙太平军后顾有忧，而更严重影响入浙作战的是进军福建的杨辅清部突然自福建撤军，使入浙太平军失去侧翼的呼应，成为深入敌人腹地的孤军，为了避免四面受敌的困境，石达开被迫放弃大好形势，7月中旬从衢州撤围，7月底攻占龙泉，全军包括驻守各地的石镇吉军皆向龙泉会集，接着全军自龙泉向福建转移。

尽管此次入浙战役功亏一篑，未竟全功，但极大地减轻了天京外围的压力，打乱了清军围困天京的部署，并为1860年“围魏救赵”解京围的战役提供了参考，这些不属本文探讨范畴，在此从略。在此还要指出的是，石镇吉部的作战还为1861年太平军从江西大规模进军浙江开创力先例，摸索出一条进军路线。此后李世贤进军浙江，初期基本上就是沿着石镇吉当年走过的路前进的。

石镇吉在入浙二个多月征战中表现极为突出，但清军对这位突然升起的将星仍不了解，甚至直到1859年，各方对石镇吉的官职乃至姓名都还不甚了了，除《寇汀纪略》中有“协天燕”一爵的记载外，其余公私文书不少只以“国宗”称之，或称“石国宗聂酋”(因为骆秉章曾说石镇吉本姓聂，改姓为石而冒认国宗)，在更多的记载中，则干脆仍像前次记载福建战事时一般，以“石达开军”笼统称之，或索性记为“石达开”----在石镇吉受翼王节制期间，这样记叙当然不能算错，但却导致石镇吉之名长期埋没，而又使后人每将石镇吉部的活动误为翼王本人。

(待续)

• ※ 西西河电子期刊 第4期 2004年2月20日 ※
• 【原创】【小说】田州恨
• 【定稿】西西河电子杂志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