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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原创】篇外之六：金诏遗事 上：一个宋使的漫漫大金路 1

　　张通古这个人，在我们前文中出现过。日后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不同意搞冤案，遭到了同事的指责，“为君所误，今坐死矣”。可他毫不退缩，回答“以正获罪死，贤于生”，堪称铁骨铮铮的好汉子。

　　而现在，正是这么一位视“正”高于生命的金使，在大宋臣民面前却表现出了另一副趾高气扬的“天使”作派——因为，他和萧哲不是别的什么人，正是“诏谕江南使”和“诏谕江南副使”！

　　所谓“诏谕”，当然是君对臣的命令；而“江南”，则是抹去大宋国号之后的称呼。老实说，这也是宋高宗上赶着向金朝称臣的结果；既然你自己要当臣子，那么发去的是“诏谕”、发给并非国家的“江南”，又有什么错呢？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王伦也还要为大宋“强词夺理”一般地力争，说“金使作‘诏谕江南’四字，名目不正”。可是，这个连他自己都未必能自圆其说的理由，终于也没有改变后面发生的一切……

　　金使还是来了。入境时，负责陪同的接伴使范同双膝跪倒，“北向再拜，问金主起居”。如此屈辱的一幕，“军民见者，往往流涕”；而金使沿途所过之处，“必欲使官吏具礼迎其书”，一如“迎天子诏书之礼”。到达首都临安后，他们必然要面见宋高宗；而这，也就意味着更大的危机已经无可避免：宋高宗认为应该让张通古和萧哲“北面而坐”，而自己仍然像往常接见大臣一般面南背北。可贵为大宋皇帝的宋高宗，从张通古那里得到的，居然是这样的回答：

　　　　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天子以河南、陕西赐之宋，宋约奉表称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贬损使者，使者不敢传诏！

　　话音一落，即牛哄哄地“索马欲北归”。如此一来，生怕金人反悔的宋高宗自然是慌了神，赶紧改了主意，不提南北了，咱们还是研究东西吧！于是，“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堂堂大宋之君，就以委屈度仅次于“北面”的“西面”，来和“东面”的使者“平等对话”了……

　　座位问题解决了，诏书问题又出来了——宋高宗该怎么接金熙宗的诏书？老实讲，既然自称为臣，面对君主的诏书当然应该跪接，金使自然也如是坚持。而宋高宗，开始还真准备跪下接算了#@$%，直到朝议汹汹方才罢止。而这个“朝议汹汹”，那可是一点都不夸张，名单加言论随手一列就是几页纸，看起来都让人头皮发麻——而由此，已经可以引出我们篇外的下一篇【飘曳的正气歌】了。

　　到了这个时候，宋高宗的委屈、愤懑终于忍无可忍了，“辞色俱厉”地说：你们这帮爱国的士大夫，“但为身谋！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那时候出海逃命到明州，就算磕一百个头也没见你们多说一句——合着如今不得不磕上一个，你们就都跑出来充当正义的化身了？

　　拜接金诏之争，至此进入高潮：宋高宗一肚子窝囊气，朝臣群起反对，金使依旧不松口——而王伦，由于首通和议，这时候已经成了千夫所指！

　　——都是你，跑到金人那边谈什么和平；

　　——都是你，跑回来告诉我们金人心意诚恳，愿意和谈；

　　——都是你，两边使花招，如今搞得皇帝都要给人家一个使者下跪了；

　　——都是你，丧权辱国、让我们大宋丢人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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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想像不出，此时已经五十五岁、已经是位老人的王伦，又是如何面对这一切已经渐渐失去理智的臭骂的。他所做的一切，哪一件不是秉承宋高宗的意思？辛苦劳碌多年，他的功绩小吗？即便是此时此地，即便是金使悖慢无礼之极，但就在那个张通古的行囊中，依旧装着金熙宗对南宋四项要求的允诺：

　　1、宋金以黄河为界，原刘豫掌控的河南、陕西之地，送还大宋。

　　——甚至是南宋最激进的主战派所能设想的最好结果，也完全达到了；

　　2、南宋向金称臣。

　　——这一条是宋高宗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3、南宋每年的岁贡，定为银绢五十万匹两。

　　——北宋以前岁贡大辽50万匹两，后来岁贡大金150万匹两，北宋灭亡后，这个负担转到伪楚头上，为表示对这个傀儡政权的支持，大金将数字降为30万匹两；而南宋以后，倒还没交过。实际上，宋高宗对岁贡的数额，四年前曾亲口指示宋使“不须与金人计较言语，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问题是当时压根送不出去，金人完全不理这个茬，满心就想灭了南宋。如今愿意接受了，无论怎么看，也确实是一种和平愿望的表示，何况也完全在宋高宗自己的期望之中；

　　4、答应归还宋徽宗及皇后梓宫，并归还宋高宗生母韦氏。

　　——上次王伦出使的时候金人答应的，这回并没有变化。

　　总的来看，通过王伦的努力，金宋关系中四大最关键的条目，如今全部达到了宋高宗事先最高的期望值；而不辞辛苦奔走其间的宋使王伦，究竟是个卖国贼还是个忠心臣子，应该是一目了然了。至于宋高宗自己要跪，他又能有什么办法？

　　扯开说一句，蒋介石在这一点上，就比宋高宗要强的多得多；面对外侮，老蒋宁可抗战到底也绝不“称臣”屈服，境界高下，的确是天壤之别。而奉旨“议和”的王伦，也显然不同于自立伪中央的“主和”的汪精卫，他实在只是个尽心尽力为大宋争取利益的使臣啊……后面我们还会看到，王伦不仅始终戒备着金人，甚至还及时传递警报，主动建议让武将们提前率军进入预定战场，以防止南宋被打个措手不及……

　　事实上，除了宋高宗很满意以外，王伦的表现确实是很出色，也为大宋争取到了所有可能的最优惠待遇——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南宋，还在继续积蓄力量；换句话说，他们手里实际上没有什么拿得出来的筹码——而如果连王伦这样的使臣也是王八蛋的话，我也就不知道过去的时代还有没有人敢去搞“交聘”、今天的世界上还有没有人敢去搞外交了……

　　倒是那些满口忠义的“忠臣”，当起来可真容易啊……

　　在山呼海啸般的强大舆论压力之下，王伦终于崩溃了，“引疾请祠”，却不被批准，而是催他到内殿议事。当时萧哲等人正在表演金使的张狂，而宋高宗该怎么接受金诏，也还没有一个定论。而御史中丞勾龙如渊，到都堂与秦桧商议此事，叫来王伦责问：先生作为使臣，应该为两国通好努力，有什么事情都该在人家那里事先谈好，哪有和人家使者一起回来后再议的？

　　这个“一并返归”，至此终于成为了正人君子们的一柄诛心钢刀！

　　听了这话，风尘仆仆多少路、尽心竭力委曲求全，却换来了几乎所有同僚的不解和攻击、满腹委屈辛酸的王伦，终于再也无法忍受了，泪水潸然而下：

　　　　伦涉万死一生，往来虎口者数四，今日中丞乃责伦如此！

　　秦桧一看不对，赶紧和起了稀泥：“中丞无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那意思，解铃须还系铃人，这事儿，其实勾龙如渊也只是激老兄来做好而已……

　　王伦只好回答：此则不敢不勉。

　　回到驿馆，擦干眼泪的王伦见到张通古，苦心设定计谋打动他，终于说得“通古恐”，于是同意作出重大妥协：按楼炤的主意，宋高宗仍在居丧期间，不方便搞拜接这样的“吉礼”；因此由秦桧代替宋高宗赶赴驿馆，拜接金诏。

　　沸沸扬扬的拜接金诏事件，至此告终。历史没有如果，但是我倒很愿意多想一个“如果”：如果王伦委屈之下，真的什么也不管了，纵有楼炤出的“妙招”，又要靠哪位“忠义”的士大夫来说动张通古改主意呢？第二个“如果”是，如果王伦没去，张通古也“很正常地”没有改主意，这一场闹剧又该怎么收场，而最后的损失，一定会比现在更小吗？……

　　顺便说一句，此次主张“南朝不拜诏”的群臣中，就有我们上一篇提到的张焘。有此一事，张焘的形象当然会非常高大，高大到远在他乡的施宜生心中都有愧意。但是，唉……

　　被骂得狗血喷头、无处说凄凉之余，王伦还得打起精神。仅仅几个月后，他再次衔命出使，成为“迎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与完颜宗弼具体办理交割事宜，并被大宋任命为即将收复的东京汴梁的东京留守兼开封尹，暂时变成了一位未卸使节任务的地方官。

　　我们前面提到过，完颜昌对大宋相对非常友好，此次交割疆土，就是他的主张。而这事情实在是很难说服大金朝廷里的官员，其中，完颜宗弼就非常怀疑完颜昌的动机。交割完毕后，完颜宗弼对金熙宗密奏一本，认为完颜昌和同伙完颜宗磐主张割让河南地，“二人必阴结彼国”——看看，搞外交在哪国都容易出事——“今使（指王伦）已至汴，勿令逾境”。

　　完颜宗弼的意思很明显，等到王伦进入大金地盘后，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去跟那二位卖国贼暗通款曲了。可是，过去王伦在大金滞留多年，颇认识不少人；其中一位当年在云中的熟人，现在正在完颜宗弼手下，听到了这个对王伦很不利的消息，便把这个消息偷偷告诉了王伦。

　　面对凶险莫测的使途，王伦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了迎难而上——他派人返回临安，“具言于朝，乞为备”，提醒朝廷预防金人背盟，并建议朝廷派张俊、韩世忠、岳飞、吴玠、张浚等宿将分守东京、南京、西京、长安等地，做好一切战争准备，自己则在东京继续操持着一个留守所应承担的本职工作。在更加积极主和的秦桧的一再催促下，王伦总算等到了前来继任的东京留守孟庾，交接后便义无反顾地向大金出发了。

　　完颜宗弼听说王伦还是来了，便命令中山府拘捕整个使团，同时请得密令，诛杀了完颜宗磐和完颜昌。由此，政局完全翻盘；对南宋比较友好的完颜昌集团被一网打尽，强硬主战的完颜宗弼终于掌控了朝局——几个月后，金军便对南宋展开了大举进攻……

　　而在被拘押了小半年后，王伦终于被送到了上京，也终于见到了金熙宗。时间过了这么久，金宋情势早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友好的局面已是一去不返，战争即将再次降临。而王伦，却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不管对方怎么想、怎么看，只是尽着自己使节的本分，仿佛时间根本就停留在半年前一般，仍然在一条条地提着迎梓宫、奉还两宫等等大金朝廷上下早就没人关心了的那些问题……

　　而金熙宗根本就懒得回答，索性指定一位翰林问他：

　　知挞懒（完颜昌）罪否？

　　不知。

　　无一言及岁币，反来割地，汝但知有元帅（即完颜昌），岂知有上国邪？

　　王伦从容回答说，自从萧哲等人带着国书来，允诺归还梓宫、太后、高宗生母以及河南等地以来，天下都知道大金当初促立海上之盟、与民休息之举了，我只是奉命出使，通好两国而已。

　　回到驿馆后，金熙宗的圣旨带着质问，跟着也飞了进来：

　　——你当年留在云中，本来就没有回去的可能；等到放你回去，不仅从来没有回报，反过来还要离间我大金君臣之间的关系吗？

　　“曾无以报”、“反间贰我君臣耶”——对那些跳着脚说王伦“卖国”的人来说，这纸来自敌方金熙宗的诏书，实在是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

　　之后，王伦的副使蓝公佐被单独放回去，也向南宋捎去了金人对岁贡、正朔、誓表和册命等事提出的更高要求。其实，金人就是在等待南宋拒绝这些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后，也就自动拥有了对方拒绝和平、进而可以“名正言顺”地动兵的借口。而王伦本人却被继续拘押起来，等待着南宋的回音。之后，他被迁到了河间府地面，而这一迁，就再也没有被放回大宋。

　　春去秋来、寒暑变易，一转眼就到了绍兴十四年（1144年）。六年的光阴不住流转，世界已经改变了太多；当初王伦出使的代表性成就——那些好不容易要回来的河南之地，也早就被完颜宗弼亲自率军夺了回来。一切就像画了一个圆，眨眼间又回到了原点；一切就像一场梦，醒来之后依然是空……

　　这一年，大金终于决定起用这位颇有才干的宋使了，开出的位置也并不低：平滦三路都转运使（似为正三品）。其实，这个位置到底有多高或多低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果说，过去王伦想投奔金人却没有做，是因为“张不开嘴”的话，那么现在，金人已经把台阶垫得足足的、而且主动推送到他的脚前面了！

　　王伦的回答只有七个字：

　　　　奉命而来，非降也！

　　眼见王伦如此不识抬举，金人越发地“胁以威”，甚至派使者来催；而王伦“拒益力”，也就是拒绝得越发坚决。这当然令金人极为难堪，那位被派去做工作的使者因为策反失败，甚至挨了板子——而王伦，也因为这个不辱“使”命的坚定选择，最终被金人用绳子勒死。

　　值得多说几句的是，就在绳子即将绞紧之前，王伦突然对执行的人进行了“厚赂”。我猜，那个行刑的人一定也暗暗松了一口气：啊，原来他也怕死啊；哈哈，这个所谓不卖国、不求荣的宋使，终于也开始怕死了吗？也开始回心转意，愿意当我们大金的官儿了么？早干什么去了……

　　可他肯定想不到，王伦厚赂的目的不是“请你放我一条生路”，而是“请你稍等一下”。尔后，王伦整理衣服，“冠带向南”，遥遥看着那个曾经过河拆桥地羞辱过他、曾经任由他先后两次被拘押达十一年而从未设法营救过他、曾经任由群臣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群起围攻他、曾经的政敌全成了忠臣楷模而各种骂名全归于他……的那个意念中的祖国，“再拜”之后痛哭失声：

　　　　先臣文正公（就是他的那位非直系祖上王旦）以直道辅相两朝，天下所知。臣今将命被留，欲污以伪职，臣敢爱一死以辱命！

　　言毕从容就死，“年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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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被勒死的人，很少有瞑目的。

　　我不知道被勒死的王伦有没有瞑目，有没有看见随后的“河间地震，雨雹三日不止”的异景，有没有看到“人皆哀之”的伤痛；有没有看见他的儿子王述和从兄王遵抄小路进入大金河间府，收敛了自己的尸骨并回到大宋，最终由“官给葬事”；有没有看见自己被追赠通议大夫、谥“愍节”，家里也被赐金千两、帛千匹的身后哀荣。

　　我只知道，《宋史·卷三百七十一》末尾，写了这么一段话：

　　　　王伦虽以无行应使，往来虎口，屡被拘留，及金人胁之以官，竟不受，见迫而死，悲夫！较之（宇文）虚中即受其命，为之定官制、草赦文、享富贵者，大有间矣。

　　那位同为宋使，诱降来临时“即受其命，为之定官制、草赦文、享富贵”的宇文虚中，那位明明登的是大宋进士第，最后却被封为大金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封河内郡开国公的士大夫，写得一手好诗，在文学史上相当有名。比如当年被拘押时的《在金日作三首》其中之一，就挺不错：

　　　　满腹诗书漫古今，频年流落易伤心。

　　　　南冠终日囚军府，北雁何时到上林？

　　　　开口推颓空抱朴，胁肩奔走尚腰金。

　　　　莫邪利剑今安在，不斩奸邪恨最深。

　　文采斐然，大概应该算是很有水准的诗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无论怎么读，我都觉得这位大文化人刮肚绕肠攒出的这八八六十四个字轻飘飘的，远远不如另外一位同样踏过漫漫大金路、曾经只是“无行”的“市井小人”脱口而出的那七个字：

　　　　　　　　　　奉命而来，非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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