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与班主任有关的一些记忆碎片(三) -- 风尘仆仆

三.大家似乎都是我的班主任

带着一脑袋的肿块和一个双眼皮，我来到了太行山深处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这里虽然有公路，也通长途汽车，但很穷，很闭塞。然而自然风光甚好。山水之间透出的那种纯净的、质朴的美，令我不知所措继而怦然心动。我所崇敬的白求恩大夫的陵墓就在河的上游几公里处。每年的清明会有很多人前去扫墓。但我来的晚，未能躬逢其盛。

这里的人们习惯把山称为“坡”，村西边状似坟头的山叫“西坡”，半山腰有一山洞，据说早年曾有老虎光顾此洞，并一度占为巢穴。村北的山自然就是“北坡”了，站在北坡顶上，可以尽情的观赏奇异、险峻的青虚山，在我眼里那才是真正的燃烧过熊熊抗日烽火的太行山。天气晴朗之时，阳光下的青虚山呈现出的颜色介于翠绿与浅蓝色之间，非常诱人，让人总忍不住想走近他看个仔细。

把我安顿下来后，家母立即着手解决我的入学问题。村里倒是有一所小学，但只有三个老师（其中一位兼任校长），教室的前身是废弃的羊圈，经过草草改建而成为课堂。共有三间：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各占一间（老师上一节课要带两套教案，以便为两个年级的学生分别授课）；五年级（只有十个学生）待遇最好，单独一间教室（最小的一间），毕竟是即将升入中学的高年级学生，校方也认为他们需要好一点的学习条件。过了很久我才明白为什么五年级的学生那么少，其实也很简单：在五年级读书的孩子们大都是60—62年出生的，六十年代初这个村子的出生率低得可怜。用房东王大娘的话说就是：“那时候饿得走不动路，连母鸡都下不出蛋，就算下出来也是比鸽子蛋还小的软蛋，人就更不用说了”。我深感怀疑，那时候她还能养鸡？

经过细致的考察和缜密的研究，家母终于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远离羊圈，直接到区（介于公社与县之间的一级政府）里的中学上初一！费尽周折，校方总算同意了。在“五四”青年节过后的第三天我摇身一变成了中学生。哈哈！有趣！在此之前我只当了一年零七个月的小学生。“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在我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毕竟是区中学，师资力量相当的强大（一共七位老师）。教师队伍成分也很简单：两个出身于师范学校，其余的均为下乡知青或返乡知青经过推荐来校任教。再加上一位校工（这位校工就是我的老房东王大爷，他的小儿子是我的同班同学。那时候家母所在医院的所有同事都分散的住在老乡家里）。李校长是转业军人，大高个，络腮胡子，曾担任过我军某部重要职务：副排长。为了让我尽快记住他的名字，他教我两句顺口溜：“小王八一点挂（玉），大王八到着爬（美）。对了，我们的校长叫李玉美。十分女性化的名字。

学校建在半山腰，有一小块操场，六间教室（每间教室的一头还连着一个小房间———教师宿舍），两间办公室，甚至还有一个厨房。比村里的小学那是气派多了！初中共四个班（初一、初二各两个），高中刚刚建立，只有一个班。剩余的一间教室暂做仓库，里面堆了许多木枪，据说是用来练刺杀的。看来抵挡苏修官兵的重任还压在我们肩头。

上学第一天，我扛着一个板凳跟在“少房东”的身后战战兢兢的（大概班主任恐惧症还在作祟）去拜谒初中一班的“主要”班主任马老师，至于他为什么“主要”，过会儿再说。马老师毕业于“文革”前的师范专科学校，要论货真价实的学历，马老师在本校首屈一指。他家距学校5华里，是一个小小的山村，那个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姓马。行过拜师大礼，发现马老师正在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上上下下的打量我，看的我心里直发毛：莫非这老师开黑店的出身：“看这牛子细皮嫩肉，不似寻常货色，若是肥瘦分开都切做臊子……”。打住！不能再想下去了。还好，很快我被带进教室，安排在最后一排，因为供我使用的课桌还在募捐的路上（第三天我就有课桌了，但学校无力提供板凳，众学生均需自备）。

第一堂课是语文，我没觉得咋地，很好掌握，只是还不习惯用当地方言朗读课文。第二堂课是数学，乖乖不得了！据说讲的那叫“一元一次方程”，大惑不解，目瞪口呆。第三堂课更狠：是什么“工业基础知识”（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物理），一大堆啥啥“力臂”、“力矩”、“省力不省功”等等，听的俺头大如斗，脑子里只剩下了马特维耶夫的一句台词：“电话局的小姐们都昏过去了！”。最惨的是下午的俄语课，一位似乎已经怀了孕的女老师不停的嘟囔着一些我根本听不懂的话语，我的天，难道列宁同志和高尔基老先生也…这个这个…。

好在同学们非常友好，以一种山里人特有的淳朴和直率接纳了我。这让刚从麻子手里逃生的我倍感温暖。班里的学生来自附近的好几个村子，最远的要跑十几里山路才能到家。我在班里仍然是年龄最小的，其他人的出生年代可以从59年上溯到55年。刚开始他们对我十分好奇，甚至包括我的鞋、书包、文具盒等等。但没过多长时间，当我已经能讲一口完全可以乱真的当地方言时（差不多每天都要用当地方言朗诵课文，想不学会这崭新的语言也难），我在他们眼里几乎就算是同乡了。

把班主任分为“主要”和“次要”的大概只限于我个人。因为地处山区，不住本村的老师每逢恶劣天气（比如山洪或大雪）便不可能及时赶到学校，尤其是我们的马老师（身体素质极差），我曾经亲眼看到他满身泥水，一瘸一拐的扛着自行车走进校门，那天他上班迟到了9个小时。这种情况下，一般总会有其他的教师主动跑过来临时充当一下班主任并为他代课，还要惦记需要带饭的同学能不按时热饭，吃饭时能不能喝上一碗热汤。学校并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规章制度，李玉美校长遇到此类情况也从不过问（好像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四处化缘，慢慢的一点一滴的但有效的积累着财富，以保证学校能勉强维持下去，当然还必须保证教师们那低得可怜的工资）。这一切都属于这些教师之间的默契和习惯。在我就读于此的近一年时间里，还没看到过哪个班是因为一、两位老师不在而耽误教学的。大多数老师为此都变成了教学多面手且分身有术。其中最了不起的当属杭州知青王老师。而且他是担任我们的“次要”班主任最频繁的。

王老师是66年插队的知青，据说他在杭州读书时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品学兼优型的，可惜高中毕业时“文革”爆发，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和一帮同学走进了太行山。当区“革委会”决定在知青中招聘中学教师的时候，这位英俊的南国书生终于可以不用为了“工分”而终日躬耕以求吃饱肚子了。王老师看上去就是两个字：潇洒！前些年我国击剑队的绝对主力叶冲同志的模样，大家应该还记得。俺们王老师就是那个样子，甚至比叶冲更有气质。而一口江南普通话又让他倍显文雅。我直到现在都搞不清王老师究竟以教什么课目为主（正常情况下，他是初二一班的“主要”班主任），因为他教过我们数学，教过语文，教过物理（所谓“工业基础知识”），不管他讲什么课，总是好评一片。他甚至还教过我们俄语，我认为他的俄语除了发音以外，比专教俄语的董老师还要好。他的乒乓球技术也很了得，这更加为他增添了几分魅力（那时中国乒乓球队在放弃两届世乒赛后，重返世界乒坛，在名古屋一举夺得四项冠军。举国上下一片乒乓热潮，俺们这山村自然也是从善如流）。

而北京知青冯老师则是另一个类型：活跃、精干，能歌善舞。开口就是标准的京腔京韵。鼻子尖尖的；下巴尖尖的；就连皮鞋也是尖尖的；一条笔直笔直的分发线将他的头发定义成“七分功绩，三分错误”。在乒乓球方面的造诣与王老师堪称一时瑜亮，典型的左推右攻式的中国直板快攻打法。冯老师主要是教我们数学，偶尔客串一下语文和政治。授课方式最为奇特，有一次为了说明方程式中等号两侧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实际上是一回事，他先命名讲台为等号，然后跑到讲台左侧做出一个很夸张的动作———颇类吴琼华单脚着地手搭洪常青的肩膀远眺苏区的芭蕾舞姿———定格片刻后再窜到讲台右侧，蹲下身摆出一个沉思者的poss，最后站起身来宣布：“我还是我，什么都没少也没多，仅仅是两边的身体形态有些不同而已。这是傻子都能看出来的道理，方程式也是一样！”当冯老师临时代理我们的班主任时，每逢自习课就要教大家唱歌（他是唱，我们大家是吼），不停的唱，一节课就可以让大家把嗓子唱哑。“七一”全区汇报演出，冯老师带领十余名弟子搞了一个革命样板戏大联唱（因为事出仓促，准备不足，那联唱里除了“沙家浜”占了一大半，剩下的就是一小部分“智取威虎山”，这都是因为学校里只有这两部戏的唱片），一举拿下二等奖，令众师生刮目相看。

另一个喜欢唱的就是二班的“主要”班主任李老师。但他只会唱河北梆子，据说“文革”头几年他曾参加县城里一个啥啥造反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着实有两下子。除了拉胡琴，唱戏之外，还有点儿武功底子。正因如此，虽然他在教授文化课方面属于一般水平，但却是一个不错的体育教师。教我们刺杀时的那股杀气，很快就会让一帮半大小子豪情万丈，睥睨四方。高兴起来还会表演一些原地连续翻筋斗的拿手好戏。在他辖制的初一二班也颇有几个体育好手，几次和他们比赛篮球，都是打得我们大败亏输（就算李老师吹黑哨我们都不是人家的对手）。不过李老师做事比较粗心，比方说，他居然会将沙坑挖在学校院墙下面，练跳高自然不会有事。但某一天，他教大家跳远，讲解了技术要领后，让我们的班长王登科先来为大家做示范，王登科同学除了功课差点还真没太多毛病，人缘也不错，身体素质一流，就是有点二，没量好步点儿就开始助跑，结果跑过了，竟然在沙坑边缘起跳，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可怜的班长在他惊人的速度和弹跳力的作用下腾空而起，在空中越过不到四米长的沙坑然后整个身体直接贴到了墙上。惨！

其实我们的正宗班主任马老师也是很喜欢戏曲的，经常利用自习时间教我们唱样板戏。但马老师太过痴迷于修改“伟大旗手”审定过的唱词，很让人为他担心。好在他的国文底子十分扎实，经他改过的唱词到也十分生动，有趣。加上那个时候，除了听村里的大喇叭，很少有人能拥有收音机的，不可能像城里人可以反复欣赏样板戏，以致部分同学始终认为马老师唱的就是原版。马老师主要教我们语文和政治，治学严谨，备课十分认真。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嘴馋。

教俄语的董老师除了俄语以外似乎从不教授其它任何课程，当需要她担任“临时代办”时，她会很聪明的拿出自己的一套：只要任课老师缺席，就把空余课时统统拿过来改成俄语课，然后再回去重新安排课程表。最夸张的一次是让我们一上午干了四堂俄语课。可把那伙贾庄的同学害苦了！因为他们与其他两位老师一样，被山洪挡在山的那一边。等山洪退去，他们将千辛万苦的恶补一番俄语。董老师70年毕业于某师范学校（正常情况下应该67年毕业的，只是她和她的同学们在学校多呆了三年，以便切实的投身于“文化革命”运动），她的丈夫是我军基层军官，常年驻守边疆。于是董老师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学校，她的宿舍是女同学们的天堂，整天都能看到一拨一拨的女孩子在她的宿舍里唧唧歪歪。我上学两个月后，董老师的肚子已经非常明显了，在黑板上写完字后笨拙的转过身体面向我们时，可以听到她的喘息声。还是女同学们知道心疼老师，一有空就帮老师做家务。而男孩子们根本不管这一套，只顾着去猜老师的肚子里究竟是男娃还是女娃。再后来董老师就不见了，直到元旦才回来，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我的同桌，张河南村的张新社同学猜对了：董老师生了一个胖儿子。为此我永远的失去了我的铅笔刀。

（待续）

• 【留念】这就要跳了？俺没干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