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完颜亮的一生（下）十四、南伐 9：兵信 6 上 -- 1001n

　　在古代，“盗贼”的意思与今天我们所习惯认为的还不太一样。

　　首先，字面含义不同。按荀子的说法，“窃货曰盗”、“害良为贼”，言下之意，既偷东西又伤害百姓的人才是盗贼。从这个意义上讲，古时的“盗贼”更近似于杀人越货的“强盗”，而非手疾眼快的“小偷”。

　　其次，真实含义也不同。今天我们看新闻，如果抓了盗贼，其数量往往是一两个；有时整个团伙被打掉，能逮到十来个，已经很不少了。要是抓了几十个，那一定是黑体加粗的大号标题还得上头版，至于一下抓了几百位……如果不是赶上“严打”，简直听都没听说过。但在古代，不要说几百，上千的“盗贼”也一点都不稀奇——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强盗团伙，而是不折不扣的反政府武装！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这些由农民、流民、饥民、平民……构成的反政府武装集团，在历代都被官府称为“盗贼”，而到了如今，则出于种种原因，被习惯性地称为“农民起义军”。

　　而在我个人看来，抛开“农民”不谈，至少“起义军”三个字就值得商榷——起事是无疑的、规模成军也是问题不大的，唯一的不确定性就在那个“义”字上。反抗官府，是不是就必定就“正义”了？这其实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毕竟，“正义”也要看是对什么正义、对谁正义、如何实现正义。在鱼龙混杂的队伍中，既有推翻暴政、改善民生、大得人心的“起义军”，也有打家劫舍、鱼肉一方、杀人如麻的“起义军”；既有慷慨激昂、抗击外侮、绝不低头的“起义军”，也有勾结串通、狐假虎威、挟敌自重的“起义军”。时不同、事不同，境不同、人不同，各种情况都在变化，有时甚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笼统地概括成“义”或“不义”，恐怕都难免失之过简。

　　那么，我们索性去掉带有先断性质的字样，既不说盗贼也不说起义军，而直接称之为“叛乱”武装好了——官军拒绝服从现政府并造反，可以称为叛乱，“民军”拒绝服从现政府并造反，为何就不能称为叛乱呢？毕竟，他们都是以暴力对抗自己所属政权的武装集团，总不能因为不占国家编制、不领国家薪酬就不承认它的反叛意义吧。此外，“叛乱”这个词儿也未必就先天地意味着道德水准低下，关键还是得看他们反叛的对象究竟是个什么德行。

　　如前文所述，完颜亮备战的行动，即“重修南京宫室、备战物资劳役、备战征发新兵”三项，很快就以三座大山的形象，直接砸在了大金百姓的头上。

　　话说回来，如果这些压榨性的任务施行得不那么急迫的话，或许还不会酿成本节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就好像水在慢慢升温时，其中的青蛙也不至于突然开始拼死挣扎。可是，为了伟大的南伐，大金上下顿时“征敛烦急”，而在其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各级官吏，更是“因缘为奸”，“富者用贿以免，贫者破产益困”，再次让“不公平”三个字深深刻在所有大金子民的心中。

　　苛政毕竟猛于华南虎，如此重压，纵是与世无争的平头百姓，也渐渐断了生路：要么病死在工地上；要么累死在作坊里；要么战死在沙场上；要么逃跑，然后穷死、病死或饿死在没有尽头的路上——既然反正都是死，为什么一定还要听你的？

　　顺理成章地，在完颜亮执政初期、中期还很罕见的“叛乱”现象，随着三项备战工作的全面铺开，也迅速升级为燎原之势，波及了大金各地：

　　——山东西路，反了；

　　——山东东路，反了；

　　——河北西路，反了；

　　——京兆府路，反了；

　　——大名府路，反了；

　　——南京路，反了；

　　——就连首都所在的中都路，也反了！

　　仔细分辨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地方距离金源内地都比较远，大部分都位于过去提过的“燕云十六州”及附近一带。前文曾经引用过宋臣马扩的观点，说燕云一带的百姓“契丹至则顺契丹，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如今，就连如此好说话、如此不在乎统治者是谁而只求一活的百姓，居然也被逼得宁可拼死一搏了——至于当时的情况之惨烈、当时的压迫之苛酷，也就不难想见了……

　　细数正隆年代的民间大规模叛乱，一共有三次。其中，首先撼动完颜亮帝国根基的，就是东海叛乱。

　　正隆五年（1160）三月，徐元、张旺等人，在东海县率众叛乱。总体而言，这场叛乱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规模不小、影响很大。

　　当时，叛军先杀县令、再占东海，继而又杀掉上级闻风派来“观贼形势”的使者，乃至东海县的行政上级——益都府和海州——“府、州合兵攻之”都拿不下来，最终甚至惊动了大金朝廷，直到完颜亮亲自派兵才镇压下去，光叛军的脑袋就砍了五千多个——说它“规模不小”，确实不是夸张。

　　说它“影响很大”，则更是事出有因。原来，东海县的地理位置实在是比较特殊，它位于金宋边界，行政隶属关系则是东海县 - 海州 - 益都府 - 山东东路。除了东海县没有什么具体说道以外，它上头的这几级行政建制，每级都有自己的特点：

　　——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为中等刺史州，因为直接与南宋的淮南东路接壤，而成为“边境置兵之州三十八”中之一；

　　——益都府（今山东潍坊市青州市），为上等总管府、山东东路路治所在地，在北宋为镇海军，因其地位重要，成为“置兵于要州者十一”中之一；

　　——山东东路，作为大金最南方的路之一，过去曾为北宋的京东东路。

　　几个特点一罗列，“边境重镇”的形象也就昭然若揭了。实际上，在短短几十年间，东海县先后经历宋、伪齐和金三个政权的统治，人心本来就有点飘摇不定；而正隆五年“会岁饥”，也就是正好赶上了粮食歉收；再加上完颜亮毫无恤悯地大肆榨取物力、征发人力——两厢对比之后大伙开始怀念以前宋王朝的好，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相应地，在这个敏感位置发生大规模叛乱，南宋就是想不介入，也很难，很难……

　　在叛乱之初，徐元、张旺等人便派遣“次首领”李秀，秘密联系对面南宋的淮南东路，表示“愿得归附”。但是南宋生怕再次因为招降纳叛而惹恼大金，明确“却之”。拒绝之后，南宋朝廷依然担心他们闹大以后还是会让自己坐蜡，加上“谍者”回报对方已经跟大金结约，“将大兴师南来”，隐然是个重大阴谋的样子，于是任命原江南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辅为淮南东路副总管，率军镇守在与海州仅有一河（当年黄河从这里流过）之隔的对岸楚州（今江苏淮安），预防各种可能的事变。

　　之后，李秀又派出自己的徒弟越河来到楚州，交上了一封信“求济师”，信里写的比较可怜：“东海饥民，因其科敛苛扰，啸聚海岛，一唱百和，犯死求生”，他们自己也很清楚，假若大金朝廷知道，“则偏师一至，即便扑灭”，根本没有能够幸存的可能，因而请求南宋收留他们。可是，南宋担心收留他们“适足以生边釁（音“信”，通“衅”）”，再次拒绝了这个要求。

　　朝廷拒绝了，而新任的淮南东路副总管刘光辅却没有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反而觉得东海叛军及流亡百姓属于可以团结的力量，因而特意招纳了一些。可就在这些被称为“归明人”的原大金子民中，颇有一些流氓无赖，来到宋境后也丝毫不让当局省心，甚至在楚州三阳县的北神镇聚众持械斗殴，弄得当地“居民为之惊避”。最终，背着朝廷另搞一套的刘光辅，因此被平调到饶州，出任江南东路副总管。

　　前面我们说过，发生这样的事件，近在咫尺的南宋想不介入，也很难很难。但事实证明，除去刘光辅不成气候的个人行为以外，“不介入”这三个字还是被南宋颇有风骨地做到了——由此，东海叛乱失去了来自南方的强大支援，终于变成了完颜亮案板上的鱼肉，最后被他有条不紊地剁成了烂泥。

　　当时，益都府和海州的府州联军已经无法压制叛乱，“累月不下”，告急文书也迅即飞进了大金朝廷。正忙着全力备战南伐，突然冒出这么一件事拖后腿，确实让完颜亮很郁闷——不认真打吧不行，认真打吧既不值得又误事，搞得他非常烦躁，以至于“恶闻其事”。其实，各位如果玩过即时战略游戏、又在全速生产大军时被对手屡屡骚扰后勤补给基地的话，或许也就能理解这种烦躁了吧……

　　烦躁之余，完颜亮任命徐文为统帅，率领张弘信、李老僧（现在他已经被赐名“李惟忠”了）、萧阿窊（音“挖”，低洼的意思）等，带领水军奔赴东海镇压叛乱。

　　其中的主帅徐文，曾经是个在沿海漂来渡去的盐贩子，“勇力过人，挥大刀重五十斤（几乎相当于今天的六十斤）”，人送外号“徐大刀”，被招募进宋军，并步步累升。在宋将降金成风的年代，大宋朝廷不相信他的忠心，而“诸将忌其材勇”，也在背后不遗余力地进行中伤，事态不断恶化，最后发展到朝廷派出军队，专程赶来消灭他。一怒之下，徐文果然就“率战舰数十艘”归北，投奔了伪齐。此后，彻底寒了心的徐文曾经建议刘豫从走海路袭击杭州，而刘豫“不能用”。尔后由齐而金，到了正隆备战的时代，他这个水军内行，已经被任命为“行都水监”，正在通州负责督造战舰呢。

　　事实上，完颜亮挑选徐文为主帅，也正是看中了他的水军指挥能力。面对东海叛乱这样的大规模糟糕事件，完颜亮自信满满，甚至满到了只派了水军九百人前往镇压的程度；以他的说法，“朕意不在一邑，将以试舟师耳”，不过是练练兵而已。

　　值得多说一句的是，完颜亮之所以专门派水军去镇压，除了东海县位于海边之外，更重要的则是检验新组编的水军的战斗力。在金宋交手的经历中，无论骑兵还是步兵，攻城战还是遭遇战，金军的军事技术优势都比较明显；但一到水上，金军就完全傻眼了——这个话题太大，我们后面再说吧。总之，南伐就是攻宋，攻宋就要渡淮，渡淮就有水战；而水军战斗力究竟如何，完颜亮心里其实也不是太有底，这次派水军而不是传统的步兵或骑兵去，已经足够说明这一点了。

　　结果，一路南下的水军不负期望，干净利落地镇压了连府州联军都无法对付的叛乱；这支总共不到一千人的小部队，竟足足斩得敌军首级五千有余，并且活捉了徐元和张旺。在这样犀利的打击下，失去斗志的叛军“余众请降”，由此，东海叛乱迅速归于失败。事后，徐文被升为定海军节度使，而称病偷懒滞留莱州、“日与妓乐饮酒”的军中二把手张弘信，则被赏了二百板子。

　　历史写到这里，又悄悄留下了一个黯淡的线头。能够活捉叛军头领，当然是胜利；至于“斩首五千余级”，毫无疑问也是大胜利——但单就斩首如此之多一事来说，果真只是因为那九百水军的战斗力极为强悍么？

　　一方面，“官军”比“民军”装备更精良、更加训练有素，这是没有疑问的，交手后民军死伤惨重，也并不奇怪；但另一方面，战果呈现如此一边倒的现象，可就有点怪异了。毕竟，当时的府州联军怎么都打不下来的东海，居然会被水军砍瓜切菜一般轻松拿下，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

　　就事论事地说，无论怎么思考，“滥杀”、“冒功”四个字也很难不跳进我们的脑海。大开杀戒，借以震慑当地叛军和百姓、迅速平息叛乱，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古代，“斩杀对手若干首级”永远是过硬的战功，而对于砍头这个活计来说，到底是砍手有兵刃的叛军容易，还是砍手无寸铁的百姓容易，答案也肯定不难得出。之后，只要把人头堆在一起，纵你是及时前来检查的官员、纵你有通天本事，只要自己嘴上把得住门，你还真能分辨出哪个是叛军的、哪个是百姓的不成？

　　而从此举的“反馈”来看，徐文恰恰因此升官，也就理所应当地顺合了历史的“一般规律”。顺便提一句，在晋升徐文等人之后仅仅一个月左右，完颜亮又专门下令，释放东海叛乱中被误抓的百姓。仅此一点我们就能看出，“平定东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明白……

　　总体来看，“东海叛乱”就像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完颜亮时代一个重大转折的到来。

　　在正隆末期以前（大约持续十年），完颜亮对大金的统治，基本上还没有达到官逼民反的程度、基本上也还能够为人民所普遍接受。在这段时间里，虽然“盗贼”现象时有发生，但是规模毕竟有限、次数相对较少、也并没有波及全国乃至达到“天下骚然”的不堪程度。比如正隆初年时，京畿附近“捕得大盗四十余人”就能让“百姓稍安”，那时候的治安情况比起正隆五年以后，肯定是要好得多得多了。

　　即便如此，完颜亮还是痛恨这些叛乱行为，下令抓到“盗贼”就全部“凌迟处死，或锯、灼、去皮、截手足”，意图以最残酷的手段压制人民的反叛。

　　但是，东海叛乱，还恰恰就发生在这道命令下达一个月之后——老百姓连死都不怕了，还会怕什么呢？而东海叛乱也正像打开了潘朵拉魔盒一般，从此以后，四面八方新爆发的叛乱规模便越来越大，甚至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说到底，这个重大转折的来临，并不是因为东海叛乱本身有什么神奇之处，而正是因为正隆五年之后，人民的活路越来越窄而直接引起的。

　　发生于大金边境的东海叛乱，从三月起事至六月被彻底镇压，一共持续了三个月。而在其中夹着的的五月，契丹叛乱又接踵而至了——这次叛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次大规模叛乱中的第二次。

　　镇压东海叛乱，完颜亮花了三个月；

　　镇压契丹叛乱，完颜亮则花了整整五倍的时间，也就是十五个月。

　　三个月之后，东海彻底熄火了；

　　十五个月之后，契丹叛乱却越燃越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