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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浅析崇祯二年后金入关兵数兼与Capo商榷 -- 一剑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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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浅析崇祯二年后金入关兵数兼与Capo商榷

  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皇太极率军第一次入关侵明。此次入侵,后金总兵力无确切数字。现当代研究者对此多为估测,有说数万,有说五万,也有说十万;而傅克东、陈佳华在《佐领述略》[1]中引《满文老档》一句“前出兵时,每牛录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认为皇太极那时每牛录定甲六十,第一次入关时只抽调不到三分一甲兵出征。网友Capo在《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兵数略考》[2]一文中与傅克东、陈佳华持相似观点,并详细分析此时满洲有240-250牛录,满洲壮丁5万左右,作战士兵1万5千,皇太极带兵入关不过是5千披甲兵,而以披甲兵与余丁之比60:140,推测劳役民工差夫为11000人,由此确定后金满洲八旗军入关总数为16000左右,加上左右营蒙古兵及外藩蒙古兵,总兵力也不过是2万余。个人认为Capo此文在分析每牛录丁数、抽甲数以及后金军参战兵种等方面时错讹不少,由此推出的后金八旗满洲兵力及构成与实际战况不相符合。同时,该文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商榷地方,下面将结合分析一并提出本人看法。一孔之见,不妥之处,敬请赐教。

  一、天命年间及天聪初年八旗满洲兵源及兵种

  探讨此问题,需先厘清入关前满洲八旗阶级结构问题。满洲即使征服汉人为主体的辽东多年,直至入关前依然带有非常浓厚的奴隶制色彩,如阿哈包衣(奴仆)数比诸申(自由民)数要多很多。入关后的顺治五年(1649年),八旗满洲、八旗蒙古男丁总数为84115,满洲蒙古所辖阿哈包衣数字则为212967,其中,入关后投靠八旗为奴的太监、北京汉人、投充汉人并未计算进来[3]。扣除入关数年内,逃跑的数万奴仆,再扣除不少通过告主、军功、赎买等途径脱离奴籍者,即入关前奴仆数应在26万以上,满蒙主奴比起码为1:3。而八旗入关前,五次掠夺关内汉人到辽东,号称百余万,扣除虚夸、路上逃散死亡,实际打个对折都是高估了,有研究者认为只有2、30万,个人认为,往高里估计约有50万口,按三口一丁算,约有16万男丁,而这些人是半为民、半为奴,实际大约最多只有8万男丁为奴。所以在天聪初年,主奴比起码在1:2之上。但自由民也并非个个都是奴隶主,如遵化、永平首先登城的28名后金兵中有9名家无奴仆[4]。也就是说,满洲男丁中起码三成无奴仆,属自耕农。而大约六成是小奴隶主,有少量奴仆。不到一成(包括全部将领、相当部分护军等)是大奴隶主,每户都有大量奴仆。另外,每牛录还有国有奴仆若干。

  入关前,后金八旗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常备军,无兵饷,兵额不定,兵民合一,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当兵,并自备军械粮食。八旗披甲比例,大致上是三丁抽一,有时也二丁抽一。但后金战兵并不局限于披甲兵。理论上,所有自由民身份的壮丁都可为兵,如果没被抽为披甲兵,以自愿为原则,依然可以作为披甲之外的战兵出战。而入关前,满洲军出战,承担后勤任务的辅兵则基本上由自己奴仆担任,但并非个个战兵都有辅兵,有些战兵可以一人多达4、5名辅兵[5],拥有上百乃至数百名奴仆的大贵族,辅兵就更多了,而有些战兵则家无奴仆,所有后勤任务需自己承担。

  天聪初年,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尚未建立,虽有少量蒙古兵、汉军,包括数千左右营蒙古兵以及千余汉军枪炮手,但在后金军中不占主要地位。后金军主力依然是八旗满洲兵,其中战兵基本以满洲男丁担任,辅兵则基本由奴仆担任,也就是说兵源主要来自八旗满洲自由民和奴仆两部分。

  在记载皇太极第一次入关的清方史料,包括《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等,后金军有不少类型兵种出现,有御前兵、摆牙喇、护军、甲兵、行营兵、步兵、无甲兵、厮役、厮卒等。要理解这些兵种含义,可参看天命年间后金披甲兵的分类,每牛录100甲士分为10名白甲护军(即白摆牙喇)、40名红甲护军(即红摆牙喇)、50名黑营兵(即行营兵)[6]。再看天聪四年,阿敏率兵换防永平时,前未出战的八旗壮丁见归来者抢掠丰富,踊跃要跟随入关,皇太极最后命令“除二十甲兵外,可遣步兵往,未遣护军”[7]。由此可知,天聪初年,自由民身份的丁壮如果参战基本分为护军(摆牙喇)、行营兵(常以甲兵指代)、无甲兵(常以步兵指代)三大类。如天聪三年,皇太极留800兵防守遵化,这800兵实际就是由500甲兵(行营兵)加300无甲兵(步兵)组成的8个战时牛录,每战时牛录100兵[7]。

  护军(满语bayara,音译摆牙喇),分白甲护军(白摆牙喇)、红甲护军(红摆牙喇),为八旗军精锐,战斗时一般跟随在汗、贝勒等大贵族身边,御前兵应为后金汗亲随护军。后来则进一步细分,除汗、贝勒的亲随护军外,还将其他护军以旗为单位,组成护军营,一般以贝勒为统帅。行营兵在天聪三、四年常以甲兵(满语uksin,音译乌克申,又称甲士、披甲)指代,大约包含了披重甲陷阵和披轻甲步射这两种战兵,统帅一般为固山额真。通常意义上的披甲兵包括护军和行营兵两部分。无甲兵在此时常以步兵指代,为自由民身份的参战壮丁,无甲并非说无甲胄兵械,而是指并非披甲兵,参战多以自愿为原则,此时的满洲人往往以“抢西边”为人生目标,征战抢掠欲望较强。同时,每牛录出甲若干,既是义务,也是权利,即后金基本以每牛录出甲数分配抢掠所得,不是想当披甲就一定能成为披甲。无甲兵出战,获得的赏赐也不如披甲兵。厮卒(满语kutule,音译库图勒,也称厮役、跟役),也就是由奴仆担任的辅兵,将领、护军有较多厮卒,但行营兵并非全部都有厮卒,无甲兵则基本无厮卒跟随。但总体而言,厮卒与披甲兵的比例应达1:1。

  因此,天聪初年,后金兵的战兵包括护军、行营兵、无甲兵三部分。但个人认为三丁抽一时存在无甲兵,二丁抽一则应不存在无甲兵。而厮卒也是有战斗力,除负责后勤外,也常在战场厮杀,屡见战死、立功等记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仅仅负责后勤杂役的辅兵,实际上也可归类为战斗人员,自然,后金是不会将其归于诸申(满洲)兵行列,如果以厮卒顶替披甲兵,或者将战死厮卒冒充披甲兵领取恤赏,都会被严厉处罚。

  将皇太极初期八旗军行营兵(甲兵)等同于披甲兵,或将披甲兵等同于战兵,或将辅兵视为非战斗人员,或将辅兵视为均由满洲自由民充任,或认为奴仆不能出征参战等,是不少人的认识误区。

  二、天聪三年牛录丁数及抽甲数

  推算八旗满洲男丁总数,需要知道那时牛录总数。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八旗满洲有230牛录、2半分牛录又995甲[8],按100甲等于一牛录算,约为241牛录。天聪五年(1631年),后金八旗满洲约有250牛录[9]。因此,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八旗满洲牛录数在240-250之间,个人倾向于接近250牛录。分析皇太极第一次入关八旗满洲兵力时,以250牛录为基准计算,与实际情况相差不会很大。

  而天命年间,直至天聪初年,后金每牛录丁数究竟多少呢?傅克东、陈佳华在《八旗建立前满洲牛录和人口初探》[10]中认为努尔哈赤时期各牛录丁数名义上300,实际多寡悬殊,平均丁数应为200丁。并说皇太极即位后即将牛录丁数改为200丁,且每牛录披甲数定为60。Capo也持这一观点。事实上,他们都搞错了皇太极将披甲数定为60甲的时间,这个时间实际在崇德六年(1641年)[11],即天聪三年的十二年后,这十二年间后金(清)屡经大战,男丁损耗严重,虽屡屡补充新满洲到八旗满洲中来,在牛录数增加的情况下,还要支撑每牛录三百丁已不可能,所以到这时才改为每牛录200丁,并按三丁抽一原则,将每牛录披甲数定为60。不过,个人认为后金每三年编审一次丁壮时,会按实际丁数,并随牛录数增多逐步减少牛录平均丁数,而非一步到位,但丁数“均分”这个大原则是一直遵循的,就如天聪四年皇太极所说的“在牛录下壮丁,原系均分。”[12]

  天命年间,每牛录丁数虽然不可能完全按部队编制般彻底整齐划一,但从老档中抽甲数来看,每牛录基本还是保持在300丁左右,相差不会很大。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广宁之战,努尔哈赤率每牛录100甲出战,以每牛录50甲留守辽东城,达到了二丁抽一。战事结束后的第二年,每牛录依然达到每牛录150甲。这些措施都正说明每牛录基本达到三百丁,或者说在这个数字上下微微浮动。否则,如果相差太过悬殊,这样的命令根本没有意义。

  傅克东、陈佳华等人分析天命年间每牛录实际丁数只有200,主要是因为没分清后金初建牛录和厘定牛录的分别。他们只注意到努尔哈赤早期初建牛录时,丁数相差较大,或者各处满洲人来投被编为牛录时人数不一,而忽视了厘定牛录时对各牛录进行整齐划一的厘定。自1615年八旗建立,到天命末年,除少数血缘关系比较牢固、地域色彩较为浓厚的牛录、半分牛录外,其他均划定为300丁的牛录。

  皇太极初期,基本依然保持了老奴的牛录编丁、出甲数,虽然经宁远大战、宁锦大战等战斗损耗,平均起来还是能达到每牛录平均280丁规模,即丁数在7万左右。最有力的证据为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口之战满洲兵总数为3万。在歼灭明援军张春部战斗中,后金吹嘘在歼灭这支精锐明军时,自己兵力并不多,《满文老档》记载其中诸申(满洲)兵只有1万5千余[13],而对照《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可知,此战满洲兵只出动了一半[14]。也就是说,在整个大凌口之战,满洲战兵总出动数为3万,按250牛录计,达到每牛录出甲120,再加上留守的20甲,每牛录出甲已达140甲,即达到每牛录280丁的二丁抽一程度。

  而从下面丁数推演也可知道,八旗满洲在天聪三年应有七万丁而不是只有五万丁。

  天命八年(1623年)八旗满洲有240牛录左右,按每牛录300丁计,男丁数72000左右。入关前夕(1644年)八旗满洲有318牛录,按每牛录200丁计,男丁数63000左右。这里有个分析前提,就是1644年的63000丁是加上新满洲13000余丁[15],实际上入关前旧满洲只有5万。根据这些资料,推测天聪三年(1629年),满洲男丁数应该多少?也就是说,暂不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因素,1623年到1644年净减丁22000,那么求1623-1629净减丁多少?

  1623-1629这6年,主要经历了宁远大战,第一次征朝鲜之战、宁锦大战等。1629-1644这15年,主要经历了五次入关战役、大凌口之战、数次征察哈尔战役、第二次征朝鲜之战、二征东江、宁远抢掠战、松锦战役等,几乎每年都有大战。

  虽然从时间跨度看,后者是前者2.5倍,但从战役战斗规模、次数、持续时间、惨烈程度,后金军损失应该为前者的5、6倍。如第一次征朝鲜之战,对后金而言非常轻松,皇太极马不停蹄接着发动宁锦大战就证明后金兵几乎没有什么损失。而天聪三年至四年,皇太极第一次入关,历经数次大战。天聪五年大凌口之战,这是孙承宗、袁崇焕打造的关宁精兵最后一战[16],后金第一次攻城就伤亡惨重,急得莽古尔泰与皇太极争吵,犯下所谓“御前露刃”之罪,被剥夺大贝勒称号;而在围攻张春部之战中,后金虽然最后获胜,但期间后金左翼兵被明军击败,正白旗旗纛被夺,战后莽古尔泰以下共38名将领被处罚[17],而明军战死数也前所未有,则后金兵战死之数也必然极大。还有天聪七年征察哈尔部因后勤困难,饿死病死不少。最关键的是空前规模的明清大决战——松锦之战,面对十三万明军,清军初战就损失惨重,虽然明军只斩级十余,但清军伤亡极多,支持不住败退下来,皇太极被迫倾国而出进行决战,此战后金伤亡应该也是空前的。

  因此,大略而言,1623-1629这6年约占六分之一减丁数,1629-1644这15年约占六分之五减丁数,即前者约减丁3600(实际主要就是宁远、宁锦两战明军杀敌数),后者减丁18400。由此可推出天聪三年满洲男丁为68400(即72000丁减去3600丁),也就是说依然近7万丁,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完全准确,但应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大。如果认为天聪三年为5万丁,到入关前依然保持5万丁,也就是说,八旗满洲男丁经过十五年无数恶仗、大仗,丁数竟然几乎不增不减,这是极不合理的。

  对此,有人可能提出异议,在天命年间,努尔哈赤征服辽东也几经大战,减丁数应不下1万丁,以天聪三年7万丁为基数往前推演,天命初年起码有8万余丁,而八旗满洲不过200牛录左右,是否说天命初年牛录平均丁数要超过400丁?这里就牵涉到旗下闲散人丁问题,即满洲在征服海西、东海、野人女真以及蒙古诸部时,除了将部分人丁立即编为牛录外,还会将部分人丁先不编为牛录,而是编入八旗行走,称为闲散人员,不计入丁数,也不披甲征战,通过一段时间适应、融入八旗后,才编入牛录[18]。也就是说,努尔哈赤时期征服的诸部女真丁数并非一开始就纳入牛录管理,而是按同化程度逐步编入牛录中去,在很多时期,八旗满洲的实际丁数要大于牛录编制丁数。而后金收编诸部女真、新满洲,在天命初年和皇太极统治中后期各有一次高峰期,这两个高峰期之间,即天命后期到天聪初期,实际丁数和牛录编制丁数大体还是吻合的。

  以上减丁分析,从入关八旗满洲减丁幅度看,也比较相符。顺治五年(1649年)八旗满洲男丁为55320,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旗满洲男丁为49660[16]。也就是说,顺治元年到顺治五年,屡经灭大顺、弘光、隆武、绍武等政权诸多战役,兵员死亡较多,四五年减丁就达8000余,又缺乏新满洲的补充,急剧降低了八旗满洲战斗力,就如顾诚先生在《南明史》所说的,“1644年到1647年(顺治元年至四年)满洲八旗兵所向无敌的场面就像昙花一现似地再也没有出现过”,满清被迫从入关初期以八旗满洲兵为征服主力改为以汉制汉。而顺治五年到顺治十一年是南明抗清高潮期,屡经大同、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西、广东等战事,后金虽然也不时出动八旗满洲,甚至有亲王级别满洲大将被李定国击毙,但因开始重视使用八旗汉军,所以减丁反倒只为5660。有人认为入关后八旗遭遇天花,所以大幅减丁,其实不然。从清方资料看,从努尔哈赤统一诸部女真时期始,满洲就不断与天花打交道,入关后最多是比入关前略微加重,而不会是减丁主因。

  所以,在天聪三年,八旗满洲有250牛录近7万丁,每牛录270-280丁,按三丁抽一标准,每牛录可达90-100甲。而非傅、陈、capo等人文中所认为的,每牛录实际只有200丁,按三丁抽一标准,每牛录只有60甲。

 (续完部分)见如下链接

http://www.talkcc.net/article/149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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