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浅析崇祯二年后金入关兵数兼与Capo商榷 -- 一剑南来

　　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皇太极率军第一次入关侵明。此次入侵，后金总兵力无确切数字。现当代研究者对此多为估测，有说数万，有说五万，也有说十万；而傅克东、陈佳华在《佐领述略》[1]中引《满文老档》一句“前出兵时，每牛录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认为皇太极那时每牛录定甲六十，第一次入关时只抽调不到三分一甲兵出征。网友Capo在《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兵数略考》[2]一文中与傅克东、陈佳华持相似观点，并详细分析此时满洲有240-250牛录，满洲壮丁5万左右，作战士兵1万5千，皇太极带兵入关不过是5千披甲兵，而以披甲兵与余丁之比60：140，推测劳役民工差夫为11000人，由此确定后金满洲八旗军入关总数为16000左右，加上左右营蒙古兵及外藩蒙古兵，总兵力也不过是2万余。个人认为Capo此文在分析每牛录丁数、抽甲数以及后金军参战兵种等方面时错讹不少，由此推出的后金八旗满洲兵力及构成与实际战况不相符合。同时，该文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商榷地方，下面将结合分析一并提出本人看法。一孔之见，不妥之处，敬请赐教。

　　一、天命年间及天聪初年八旗满洲兵源及兵种

　　探讨此问题，需先厘清入关前满洲八旗阶级结构问题。满洲即使征服汉人为主体的辽东多年，直至入关前依然带有非常浓厚的奴隶制色彩，如阿哈包衣（奴仆）数比诸申（自由民）数要多很多。入关后的顺治五年（1649年），八旗满洲、八旗蒙古男丁总数为84115，满洲蒙古所辖阿哈包衣数字则为212967，其中，入关后投靠八旗为奴的太监、北京汉人、投充汉人并未计算进来[3]。扣除入关数年内，逃跑的数万奴仆，再扣除不少通过告主、军功、赎买等途径脱离奴籍者，即入关前奴仆数应在26万以上，满蒙主奴比起码为1:3。而八旗入关前，五次掠夺关内汉人到辽东，号称百余万，扣除虚夸、路上逃散死亡，实际打个对折都是高估了，有研究者认为只有2、30万，个人认为，往高里估计约有50万口，按三口一丁算，约有16万男丁，而这些人是半为民、半为奴，实际大约最多只有8万男丁为奴。所以在天聪初年，主奴比起码在1：2之上。但自由民也并非个个都是奴隶主，如遵化、永平首先登城的28名后金兵中有9名家无奴仆[4]。也就是说，满洲男丁中起码三成无奴仆，属自耕农。而大约六成是小奴隶主，有少量奴仆。不到一成（包括全部将领、相当部分护军等）是大奴隶主，每户都有大量奴仆。另外，每牛录还有国有奴仆若干。

　　入关前，后金八旗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常备军，无兵饷，兵额不定，兵民合一，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当兵，并自备军械粮食。八旗披甲比例，大致上是三丁抽一，有时也二丁抽一。但后金战兵并不局限于披甲兵。理论上，所有自由民身份的壮丁都可为兵，如果没被抽为披甲兵，以自愿为原则，依然可以作为披甲之外的战兵出战。而入关前，满洲军出战，承担后勤任务的辅兵则基本上由自己奴仆担任，但并非个个战兵都有辅兵，有些战兵可以一人多达4、5名辅兵[5]，拥有上百乃至数百名奴仆的大贵族，辅兵就更多了，而有些战兵则家无奴仆，所有后勤任务需自己承担。

　　天聪初年，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尚未建立，虽有少量蒙古兵、汉军，包括数千左右营蒙古兵以及千余汉军枪炮手，但在后金军中不占主要地位。后金军主力依然是八旗满洲兵，其中战兵基本以满洲男丁担任，辅兵则基本由奴仆担任，也就是说兵源主要来自八旗满洲自由民和奴仆两部分。

　　在记载皇太极第一次入关的清方史料，包括《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等，后金军有不少类型兵种出现，有御前兵、摆牙喇、护军、甲兵、行营兵、步兵、无甲兵、厮役、厮卒等。要理解这些兵种含义，可参看天命年间后金披甲兵的分类，每牛录100甲士分为10名白甲护军（即白摆牙喇）、40名红甲护军（即红摆牙喇）、50名黑营兵（即行营兵）[6]。再看天聪四年，阿敏率兵换防永平时，前未出战的八旗壮丁见归来者抢掠丰富，踊跃要跟随入关，皇太极最后命令“除二十甲兵外，可遣步兵往，未遣护军”[7]。由此可知，天聪初年，自由民身份的丁壮如果参战基本分为护军（摆牙喇）、行营兵（常以甲兵指代）、无甲兵（常以步兵指代）三大类。如天聪三年，皇太极留800兵防守遵化，这800兵实际就是由500甲兵（行营兵）加300无甲兵（步兵）组成的8个战时牛录，每战时牛录100兵[7]。

　　护军（满语bayara，音译摆牙喇），分白甲护军（白摆牙喇）、红甲护军（红摆牙喇），为八旗军精锐，战斗时一般跟随在汗、贝勒等大贵族身边，御前兵应为后金汗亲随护军。后来则进一步细分，除汗、贝勒的亲随护军外，还将其他护军以旗为单位，组成护军营，一般以贝勒为统帅。行营兵在天聪三、四年常以甲兵（满语uksin，音译乌克申，又称甲士、披甲）指代，大约包含了披重甲陷阵和披轻甲步射这两种战兵，统帅一般为固山额真。通常意义上的披甲兵包括护军和行营兵两部分。无甲兵在此时常以步兵指代，为自由民身份的参战壮丁，无甲并非说无甲胄兵械，而是指并非披甲兵，参战多以自愿为原则，此时的满洲人往往以“抢西边”为人生目标，征战抢掠欲望较强。同时，每牛录出甲若干，既是义务，也是权利，即后金基本以每牛录出甲数分配抢掠所得，不是想当披甲就一定能成为披甲。无甲兵出战，获得的赏赐也不如披甲兵。厮卒（满语kutule，音译库图勒，也称厮役、跟役），也就是由奴仆担任的辅兵，将领、护军有较多厮卒，但行营兵并非全部都有厮卒，无甲兵则基本无厮卒跟随。但总体而言，厮卒与披甲兵的比例应达1：1。

　　因此，天聪初年，后金兵的战兵包括护军、行营兵、无甲兵三部分。但个人认为三丁抽一时存在无甲兵，二丁抽一则应不存在无甲兵。而厮卒也是有战斗力，除负责后勤外，也常在战场厮杀，屡见战死、立功等记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仅仅负责后勤杂役的辅兵，实际上也可归类为战斗人员，自然，后金是不会将其归于诸申（满洲）兵行列，如果以厮卒顶替披甲兵，或者将战死厮卒冒充披甲兵领取恤赏，都会被严厉处罚。

　　将皇太极初期八旗军行营兵（甲兵）等同于披甲兵，或将披甲兵等同于战兵，或将辅兵视为非战斗人员，或将辅兵视为均由满洲自由民充任，或认为奴仆不能出征参战等，是不少人的认识误区。

　　二、天聪三年牛录丁数及抽甲数

　　推算八旗满洲男丁总数，需要知道那时牛录总数。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八旗满洲有230牛录、2半分牛录又995甲[8]，按100甲等于一牛录算，约为241牛录。天聪五年（1631年），后金八旗满洲约有250牛录[9]。因此，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八旗满洲牛录数在240-250之间，个人倾向于接近250牛录。分析皇太极第一次入关八旗满洲兵力时，以250牛录为基准计算，与实际情况相差不会很大。

　　而天命年间，直至天聪初年，后金每牛录丁数究竟多少呢？傅克东、陈佳华在《八旗建立前满洲牛录和人口初探》[10]中认为努尔哈赤时期各牛录丁数名义上300，实际多寡悬殊，平均丁数应为200丁。并说皇太极即位后即将牛录丁数改为200丁，且每牛录披甲数定为60。Capo也持这一观点。事实上，他们都搞错了皇太极将披甲数定为60甲的时间，这个时间实际在崇德六年（1641年）[11]，即天聪三年的十二年后，这十二年间后金（清）屡经大战，男丁损耗严重，虽屡屡补充新满洲到八旗满洲中来，在牛录数增加的情况下，还要支撑每牛录三百丁已不可能，所以到这时才改为每牛录200丁，并按三丁抽一原则，将每牛录披甲数定为60。不过，个人认为后金每三年编审一次丁壮时，会按实际丁数，并随牛录数增多逐步减少牛录平均丁数，而非一步到位，但丁数“均分”这个大原则是一直遵循的，就如天聪四年皇太极所说的“在牛录下壮丁，原系均分。”[12]

　　天命年间，每牛录丁数虽然不可能完全按部队编制般彻底整齐划一，但从老档中抽甲数来看，每牛录基本还是保持在300丁左右，相差不会很大。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广宁之战，努尔哈赤率每牛录100甲出战，以每牛录50甲留守辽东城，达到了二丁抽一。战事结束后的第二年，每牛录依然达到每牛录150甲。这些措施都正说明每牛录基本达到三百丁，或者说在这个数字上下微微浮动。否则，如果相差太过悬殊，这样的命令根本没有意义。

　　傅克东、陈佳华等人分析天命年间每牛录实际丁数只有200，主要是因为没分清后金初建牛录和厘定牛录的分别。他们只注意到努尔哈赤早期初建牛录时，丁数相差较大，或者各处满洲人来投被编为牛录时人数不一，而忽视了厘定牛录时对各牛录进行整齐划一的厘定。自1615年八旗建立，到天命末年，除少数血缘关系比较牢固、地域色彩较为浓厚的牛录、半分牛录外，其他均划定为300丁的牛录。

　　皇太极初期，基本依然保持了老奴的牛录编丁、出甲数，虽然经宁远大战、宁锦大战等战斗损耗，平均起来还是能达到每牛录平均280丁规模，即丁数在7万左右。最有力的证据为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口之战满洲兵总数为3万。在歼灭明援军张春部战斗中，后金吹嘘在歼灭这支精锐明军时，自己兵力并不多，《满文老档》记载其中诸申（满洲）兵只有1万5千余[13]，而对照《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可知，此战满洲兵只出动了一半[14]。也就是说，在整个大凌口之战，满洲战兵总出动数为3万，按250牛录计，达到每牛录出甲120，再加上留守的20甲，每牛录出甲已达140甲，即达到每牛录280丁的二丁抽一程度。

　　而从下面丁数推演也可知道，八旗满洲在天聪三年应有七万丁而不是只有五万丁。

　　天命八年（1623年）八旗满洲有240牛录左右，按每牛录300丁计，男丁数72000左右。入关前夕（1644年）八旗满洲有318牛录，按每牛录200丁计，男丁数63000左右。这里有个分析前提，就是1644年的63000丁是加上新满洲13000余丁[15]，实际上入关前旧满洲只有5万。根据这些资料，推测天聪三年（1629年），满洲男丁数应该多少？也就是说，暂不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因素，1623年到1644年净减丁22000，那么求1623-1629净减丁多少？

　　1623-1629这6年，主要经历了宁远大战，第一次征朝鲜之战、宁锦大战等。1629-1644这15年，主要经历了五次入关战役、大凌口之战、数次征察哈尔战役、第二次征朝鲜之战、二征东江、宁远抢掠战、松锦战役等，几乎每年都有大战。

　　虽然从时间跨度看，后者是前者2.5倍，但从战役战斗规模、次数、持续时间、惨烈程度，后金军损失应该为前者的5、6倍。如第一次征朝鲜之战，对后金而言非常轻松，皇太极马不停蹄接着发动宁锦大战就证明后金兵几乎没有什么损失。而天聪三年至四年，皇太极第一次入关，历经数次大战。天聪五年大凌口之战，这是孙承宗、袁崇焕打造的关宁精兵最后一战[16]，后金第一次攻城就伤亡惨重，急得莽古尔泰与皇太极争吵，犯下所谓“御前露刃”之罪，被剥夺大贝勒称号；而在围攻张春部之战中，后金虽然最后获胜，但期间后金左翼兵被明军击败，正白旗旗纛被夺，战后莽古尔泰以下共38名将领被处罚[17]，而明军战死数也前所未有，则后金兵战死之数也必然极大。还有天聪七年征察哈尔部因后勤困难，饿死病死不少。最关键的是空前规模的明清大决战——松锦之战，面对十三万明军，清军初战就损失惨重，虽然明军只斩级十余，但清军伤亡极多，支持不住败退下来，皇太极被迫倾国而出进行决战，此战后金伤亡应该也是空前的。

　　因此，大略而言，1623-1629这6年约占六分之一减丁数，1629-1644这15年约占六分之五减丁数，即前者约减丁3600（实际主要就是宁远、宁锦两战明军杀敌数），后者减丁18400。由此可推出天聪三年满洲男丁为68400（即72000丁减去3600丁），也就是说依然近7万丁，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完全准确，但应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大。如果认为天聪三年为5万丁，到入关前依然保持5万丁，也就是说，八旗满洲男丁经过十五年无数恶仗、大仗，丁数竟然几乎不增不减，这是极不合理的。

　　对此，有人可能提出异议，在天命年间，努尔哈赤征服辽东也几经大战，减丁数应不下１万丁，以天聪三年7万丁为基数往前推演，天命初年起码有8万余丁，而八旗满洲不过200牛录左右，是否说天命初年牛录平均丁数要超过400丁？这里就牵涉到旗下闲散人丁问题，即满洲在征服海西、东海、野人女真以及蒙古诸部时，除了将部分人丁立即编为牛录外，还会将部分人丁先不编为牛录，而是编入八旗行走，称为闲散人员，不计入丁数，也不披甲征战，通过一段时间适应、融入八旗后，才编入牛录[18]。也就是说，努尔哈赤时期征服的诸部女真丁数并非一开始就纳入牛录管理，而是按同化程度逐步编入牛录中去，在很多时期，八旗满洲的实际丁数要大于牛录编制丁数。而后金收编诸部女真、新满洲，在天命初年和皇太极统治中后期各有一次高峰期，这两个高峰期之间，即天命后期到天聪初期，实际丁数和牛录编制丁数大体还是吻合的。

　　以上减丁分析，从入关八旗满洲减丁幅度看，也比较相符。顺治五年（1649年）八旗满洲男丁为55320，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旗满洲男丁为49660[16]。也就是说，顺治元年到顺治五年，屡经灭大顺、弘光、隆武、绍武等政权诸多战役，兵员死亡较多，四五年减丁就达8000余，又缺乏新满洲的补充，急剧降低了八旗满洲战斗力，就如顾诚先生在《南明史》所说的，“1644年到1647年（顺治元年至四年）满洲八旗兵所向无敌的场面就像昙花一现似地再也没有出现过”，满清被迫从入关初期以八旗满洲兵为征服主力改为以汉制汉。而顺治五年到顺治十一年是南明抗清高潮期，屡经大同、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西、广东等战事，后金虽然也不时出动八旗满洲，甚至有亲王级别满洲大将被李定国击毙，但因开始重视使用八旗汉军，所以减丁反倒只为5660。有人认为入关后八旗遭遇天花，所以大幅减丁，其实不然。从清方资料看，从努尔哈赤统一诸部女真时期始，满洲就不断与天花打交道，入关后最多是比入关前略微加重，而不会是减丁主因。

　　所以，在天聪三年，八旗满洲有250牛录近7万丁，每牛录270-280丁，按三丁抽一标准，每牛录可达90-100甲。而非傅、陈、capo等人文中所认为的，每牛录实际只有200丁，按三丁抽一标准，每牛录只有60甲。

　（续完部分）见如下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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