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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浅析崇祯二年后金入关兵数兼与Capo商榷 -- 一剑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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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浅析崇祯二年后金入关兵数兼与Capo商榷

      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皇太极率军第一次入关侵明。此次入侵,后金总兵力无确切数字。现当代研究者对此多为估测,有说数万,有说五万,也有说十万;而傅克东、陈佳华在《佐领述略》[1]中引《满文老档》一句“前出兵时,每牛录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认为皇太极那时每牛录定甲六十,第一次入关时只抽调不到三分一甲兵出征。网友Capo在《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兵数略考》[2]一文中与傅克东、陈佳华持相似观点,并详细分析此时满洲有240-250牛录,满洲壮丁5万左右,作战士兵1万5千,皇太极带兵入关不过是5千披甲兵,而以披甲兵与余丁之比60:140,推测劳役民工差夫为11000人,由此确定后金满洲八旗军入关总数为16000左右,加上左右营蒙古兵及外藩蒙古兵,总兵力也不过是2万余。个人认为Capo此文在分析每牛录丁数、抽甲数以及后金军参战兵种等方面时错讹不少,由此推出的后金八旗满洲兵力及构成与实际战况不相符合。同时,该文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商榷地方,下面将结合分析一并提出本人看法。一孔之见,不妥之处,敬请赐教。

      一、天命年间及天聪初年八旗满洲兵源及兵种

      探讨此问题,需先厘清入关前满洲八旗阶级结构问题。满洲即使征服汉人为主体的辽东多年,直至入关前依然带有非常浓厚的奴隶制色彩,如阿哈包衣(奴仆)数比诸申(自由民)数要多很多。入关后的顺治五年(1649年),八旗满洲、八旗蒙古男丁总数为84115,满洲蒙古所辖阿哈包衣数字则为212967,其中,入关后投靠八旗为奴的太监、北京汉人、投充汉人并未计算进来[3]。扣除入关数年内,逃跑的数万奴仆,再扣除不少通过告主、军功、赎买等途径脱离奴籍者,即入关前奴仆数应在26万以上,满蒙主奴比起码为1:3。而八旗入关前,五次掠夺关内汉人到辽东,号称百余万,扣除虚夸、路上逃散死亡,实际打个对折都是高估了,有研究者认为只有2、30万,个人认为,往高里估计约有50万口,按三口一丁算,约有16万男丁,而这些人是半为民、半为奴,实际大约最多只有8万男丁为奴。所以在天聪初年,主奴比起码在1:2之上。但自由民也并非个个都是奴隶主,如遵化、永平首先登城的28名后金兵中有9名家无奴仆[4]。也就是说,满洲男丁中起码三成无奴仆,属自耕农。而大约六成是小奴隶主,有少量奴仆。不到一成(包括全部将领、相当部分护军等)是大奴隶主,每户都有大量奴仆。另外,每牛录还有国有奴仆若干。

      入关前,后金八旗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常备军,无兵饷,兵额不定,兵民合一,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当兵,并自备军械粮食。八旗披甲比例,大致上是三丁抽一,有时也二丁抽一。但后金战兵并不局限于披甲兵。理论上,所有自由民身份的壮丁都可为兵,如果没被抽为披甲兵,以自愿为原则,依然可以作为披甲之外的战兵出战。而入关前,满洲军出战,承担后勤任务的辅兵则基本上由自己奴仆担任,但并非个个战兵都有辅兵,有些战兵可以一人多达4、5名辅兵[5],拥有上百乃至数百名奴仆的大贵族,辅兵就更多了,而有些战兵则家无奴仆,所有后勤任务需自己承担。

      天聪初年,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尚未建立,虽有少量蒙古兵、汉军,包括数千左右营蒙古兵以及千余汉军枪炮手,但在后金军中不占主要地位。后金军主力依然是八旗满洲兵,其中战兵基本以满洲男丁担任,辅兵则基本由奴仆担任,也就是说兵源主要来自八旗满洲自由民和奴仆两部分。

      在记载皇太极第一次入关的清方史料,包括《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等,后金军有不少类型兵种出现,有御前兵、摆牙喇、护军、甲兵、行营兵、步兵、无甲兵、厮役、厮卒等。要理解这些兵种含义,可参看天命年间后金披甲兵的分类,每牛录100甲士分为10名白甲护军(即白摆牙喇)、40名红甲护军(即红摆牙喇)、50名黑营兵(即行营兵)[6]。再看天聪四年,阿敏率兵换防永平时,前未出战的八旗壮丁见归来者抢掠丰富,踊跃要跟随入关,皇太极最后命令“除二十甲兵外,可遣步兵往,未遣护军”[7]。由此可知,天聪初年,自由民身份的丁壮如果参战基本分为护军(摆牙喇)、行营兵(常以甲兵指代)、无甲兵(常以步兵指代)三大类。如天聪三年,皇太极留800兵防守遵化,这800兵实际就是由500甲兵(行营兵)加300无甲兵(步兵)组成的8个战时牛录,每战时牛录100兵[7]。

      护军(满语bayara,音译摆牙喇),分白甲护军(白摆牙喇)、红甲护军(红摆牙喇),为八旗军精锐,战斗时一般跟随在汗、贝勒等大贵族身边,御前兵应为后金汗亲随护军。后来则进一步细分,除汗、贝勒的亲随护军外,还将其他护军以旗为单位,组成护军营,一般以贝勒为统帅。行营兵在天聪三、四年常以甲兵(满语uksin,音译乌克申,又称甲士、披甲)指代,大约包含了披重甲陷阵和披轻甲步射这两种战兵,统帅一般为固山额真。通常意义上的披甲兵包括护军和行营兵两部分。无甲兵在此时常以步兵指代,为自由民身份的参战壮丁,无甲并非说无甲胄兵械,而是指并非披甲兵,参战多以自愿为原则,此时的满洲人往往以“抢西边”为人生目标,征战抢掠欲望较强。同时,每牛录出甲若干,既是义务,也是权利,即后金基本以每牛录出甲数分配抢掠所得,不是想当披甲就一定能成为披甲。无甲兵出战,获得的赏赐也不如披甲兵。厮卒(满语kutule,音译库图勒,也称厮役、跟役),也就是由奴仆担任的辅兵,将领、护军有较多厮卒,但行营兵并非全部都有厮卒,无甲兵则基本无厮卒跟随。但总体而言,厮卒与披甲兵的比例应达1:1。

      因此,天聪初年,后金兵的战兵包括护军、行营兵、无甲兵三部分。但个人认为三丁抽一时存在无甲兵,二丁抽一则应不存在无甲兵。而厮卒也是有战斗力,除负责后勤外,也常在战场厮杀,屡见战死、立功等记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仅仅负责后勤杂役的辅兵,实际上也可归类为战斗人员,自然,后金是不会将其归于诸申(满洲)兵行列,如果以厮卒顶替披甲兵,或者将战死厮卒冒充披甲兵领取恤赏,都会被严厉处罚。

      将皇太极初期八旗军行营兵(甲兵)等同于披甲兵,或将披甲兵等同于战兵,或将辅兵视为非战斗人员,或将辅兵视为均由满洲自由民充任,或认为奴仆不能出征参战等,是不少人的认识误区。

      二、天聪三年牛录丁数及抽甲数

      推算八旗满洲男丁总数,需要知道那时牛录总数。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八旗满洲有230牛录、2半分牛录又995甲[8],按100甲等于一牛录算,约为241牛录。天聪五年(1631年),后金八旗满洲约有250牛录[9]。因此,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八旗满洲牛录数在240-250之间,个人倾向于接近250牛录。分析皇太极第一次入关八旗满洲兵力时,以250牛录为基准计算,与实际情况相差不会很大。

      而天命年间,直至天聪初年,后金每牛录丁数究竟多少呢?傅克东、陈佳华在《八旗建立前满洲牛录和人口初探》[10]中认为努尔哈赤时期各牛录丁数名义上300,实际多寡悬殊,平均丁数应为200丁。并说皇太极即位后即将牛录丁数改为200丁,且每牛录披甲数定为60。Capo也持这一观点。事实上,他们都搞错了皇太极将披甲数定为60甲的时间,这个时间实际在崇德六年(1641年)[11],即天聪三年的十二年后,这十二年间后金(清)屡经大战,男丁损耗严重,虽屡屡补充新满洲到八旗满洲中来,在牛录数增加的情况下,还要支撑每牛录三百丁已不可能,所以到这时才改为每牛录200丁,并按三丁抽一原则,将每牛录披甲数定为60。不过,个人认为后金每三年编审一次丁壮时,会按实际丁数,并随牛录数增多逐步减少牛录平均丁数,而非一步到位,但丁数“均分”这个大原则是一直遵循的,就如天聪四年皇太极所说的“在牛录下壮丁,原系均分。”[12]

      天命年间,每牛录丁数虽然不可能完全按部队编制般彻底整齐划一,但从老档中抽甲数来看,每牛录基本还是保持在300丁左右,相差不会很大。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广宁之战,努尔哈赤率每牛录100甲出战,以每牛录50甲留守辽东城,达到了二丁抽一。战事结束后的第二年,每牛录依然达到每牛录150甲。这些措施都正说明每牛录基本达到三百丁,或者说在这个数字上下微微浮动。否则,如果相差太过悬殊,这样的命令根本没有意义。

      傅克东、陈佳华等人分析天命年间每牛录实际丁数只有200,主要是因为没分清后金初建牛录和厘定牛录的分别。他们只注意到努尔哈赤早期初建牛录时,丁数相差较大,或者各处满洲人来投被编为牛录时人数不一,而忽视了厘定牛录时对各牛录进行整齐划一的厘定。自1615年八旗建立,到天命末年,除少数血缘关系比较牢固、地域色彩较为浓厚的牛录、半分牛录外,其他均划定为300丁的牛录。

      皇太极初期,基本依然保持了老奴的牛录编丁、出甲数,虽然经宁远大战、宁锦大战等战斗损耗,平均起来还是能达到每牛录平均280丁规模,即丁数在7万左右。最有力的证据为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口之战满洲兵总数为3万。在歼灭明援军张春部战斗中,后金吹嘘在歼灭这支精锐明军时,自己兵力并不多,《满文老档》记载其中诸申(满洲)兵只有1万5千余[13],而对照《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可知,此战满洲兵只出动了一半[14]。也就是说,在整个大凌口之战,满洲战兵总出动数为3万,按250牛录计,达到每牛录出甲120,再加上留守的20甲,每牛录出甲已达140甲,即达到每牛录280丁的二丁抽一程度。

      而从下面丁数推演也可知道,八旗满洲在天聪三年应有七万丁而不是只有五万丁。

      天命八年(1623年)八旗满洲有240牛录左右,按每牛录300丁计,男丁数72000左右。入关前夕(1644年)八旗满洲有318牛录,按每牛录200丁计,男丁数63000左右。这里有个分析前提,就是1644年的63000丁是加上新满洲13000余丁[15],实际上入关前旧满洲只有5万。根据这些资料,推测天聪三年(1629年),满洲男丁数应该多少?也就是说,暂不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因素,1623年到1644年净减丁22000,那么求1623-1629净减丁多少?

      1623-1629这6年,主要经历了宁远大战,第一次征朝鲜之战、宁锦大战等。1629-1644这15年,主要经历了五次入关战役、大凌口之战、数次征察哈尔战役、第二次征朝鲜之战、二征东江、宁远抢掠战、松锦战役等,几乎每年都有大战。

      虽然从时间跨度看,后者是前者2.5倍,但从战役战斗规模、次数、持续时间、惨烈程度,后金军损失应该为前者的5、6倍。如第一次征朝鲜之战,对后金而言非常轻松,皇太极马不停蹄接着发动宁锦大战就证明后金兵几乎没有什么损失。而天聪三年至四年,皇太极第一次入关,历经数次大战。天聪五年大凌口之战,这是孙承宗、袁崇焕打造的关宁精兵最后一战[16],后金第一次攻城就伤亡惨重,急得莽古尔泰与皇太极争吵,犯下所谓“御前露刃”之罪,被剥夺大贝勒称号;而在围攻张春部之战中,后金虽然最后获胜,但期间后金左翼兵被明军击败,正白旗旗纛被夺,战后莽古尔泰以下共38名将领被处罚[17],而明军战死数也前所未有,则后金兵战死之数也必然极大。还有天聪七年征察哈尔部因后勤困难,饿死病死不少。最关键的是空前规模的明清大决战——松锦之战,面对十三万明军,清军初战就损失惨重,虽然明军只斩级十余,但清军伤亡极多,支持不住败退下来,皇太极被迫倾国而出进行决战,此战后金伤亡应该也是空前的。

      因此,大略而言,1623-1629这6年约占六分之一减丁数,1629-1644这15年约占六分之五减丁数,即前者约减丁3600(实际主要就是宁远、宁锦两战明军杀敌数),后者减丁18400。由此可推出天聪三年满洲男丁为68400(即72000丁减去3600丁),也就是说依然近7万丁,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完全准确,但应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大。如果认为天聪三年为5万丁,到入关前依然保持5万丁,也就是说,八旗满洲男丁经过十五年无数恶仗、大仗,丁数竟然几乎不增不减,这是极不合理的。

      对此,有人可能提出异议,在天命年间,努尔哈赤征服辽东也几经大战,减丁数应不下1万丁,以天聪三年7万丁为基数往前推演,天命初年起码有8万余丁,而八旗满洲不过200牛录左右,是否说天命初年牛录平均丁数要超过400丁?这里就牵涉到旗下闲散人丁问题,即满洲在征服海西、东海、野人女真以及蒙古诸部时,除了将部分人丁立即编为牛录外,还会将部分人丁先不编为牛录,而是编入八旗行走,称为闲散人员,不计入丁数,也不披甲征战,通过一段时间适应、融入八旗后,才编入牛录[18]。也就是说,努尔哈赤时期征服的诸部女真丁数并非一开始就纳入牛录管理,而是按同化程度逐步编入牛录中去,在很多时期,八旗满洲的实际丁数要大于牛录编制丁数。而后金收编诸部女真、新满洲,在天命初年和皇太极统治中后期各有一次高峰期,这两个高峰期之间,即天命后期到天聪初期,实际丁数和牛录编制丁数大体还是吻合的。

      以上减丁分析,从入关八旗满洲减丁幅度看,也比较相符。顺治五年(1649年)八旗满洲男丁为55320,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旗满洲男丁为49660[16]。也就是说,顺治元年到顺治五年,屡经灭大顺、弘光、隆武、绍武等政权诸多战役,兵员死亡较多,四五年减丁就达8000余,又缺乏新满洲的补充,急剧降低了八旗满洲战斗力,就如顾诚先生在《南明史》所说的,“1644年到1647年(顺治元年至四年)满洲八旗兵所向无敌的场面就像昙花一现似地再也没有出现过”,满清被迫从入关初期以八旗满洲兵为征服主力改为以汉制汉。而顺治五年到顺治十一年是南明抗清高潮期,屡经大同、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西、广东等战事,后金虽然也不时出动八旗满洲,甚至有亲王级别满洲大将被李定国击毙,但因开始重视使用八旗汉军,所以减丁反倒只为5660。有人认为入关后八旗遭遇天花,所以大幅减丁,其实不然。从清方资料看,从努尔哈赤统一诸部女真时期始,满洲就不断与天花打交道,入关后最多是比入关前略微加重,而不会是减丁主因。

      所以,在天聪三年,八旗满洲有250牛录近7万丁,每牛录270-280丁,按三丁抽一标准,每牛录可达90-100甲。而非傅、陈、capo等人文中所认为的,每牛录实际只有200丁,按三丁抽一标准,每牛录只有60甲。

     (续完部分)见如下链接

    http://www.talkcc.net/article/149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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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浅析崇祯二年后金入关兵数兼与Capo商榷(续完)

        三、“每牛录出披甲不到20”的辨析

        而傅克东、陈佳华在《佐领述略》、capo在《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兵数略考》中引用的关键一句:“前我出兵时,每牛录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毁明坚固边墙而入,蒙天眷佑,故克其坚城,其所号天下雄兵,尽斩于各地,天以遵化、永平、滦州、迁安畀我,遂命每牛录遣护军三名、甲兵二十名,驻守其地,兵数较前多。”[19]

        这段话,除了可理解为阿敏所率兵比皇太极所率入关总兵力多外,还可以理解为阿敏所率兵比攻破之先锋军要多。那个“兵数较前为多”,是仅指比破关时多还是包括比后来野战攻城都多呢?破关是15甲到20甲,后来野战攻城是否也是15甲到20甲?但在皇太极高超语言艺术下,说得极其含糊不清,乃至自相矛盾。历史上,皇太极为打击、贬低政治对手,类似不顾事实、颠三倒四的话语并非一例,如天聪五年大凌口之战,莽古尔泰与皇太极争吵后,皇太极别有用心地辱骂莽古尔泰,但前头骂莽古尔泰弑杀亲母,后头又说其母被送到莽古尔泰同母弟德格类处寄养[20]。因此,拿这段很不可靠、富有歧义的话来作为分析后金兵力的主要依据,缺乏说服力。事实上,从实际战况看,后金披甲数绝对不可能是每牛录不到20甲。

        如歼满桂部后,皇太极先派每牛录2护军护送土谢图汗回乡,再派岳托率每牛录5护军、10行营兵共计4000精兵往东南方经香河径围永平,而后让剩余行营兵缓缓向东而来,自己本人率八旗护军加500枪炮手直扑蓟州,并在蓟州城外击破五千明军[21]。也就是说,加上遵化每牛录2甲(500甲兵),清方自己明确记载的每牛录披甲数就已经达到19名。如果后金出兵真是所谓的每牛录15-20甲,那么只能说剩余行营兵和八旗护军都不存在了。

        再有,后金攻克永平后,老档、实录均记济尔哈朗率一万兵留守永平,皇太极率八旗主力攻抚宁、昌黎等城。从清方那段时间记载看,连外藩蒙古兵都不计入兵数,厮卒之类的辅兵更不用说,所以济尔哈朗那一万兵均为战兵,即使有无甲兵存在,按行营兵无甲兵5:3比例计算,永平也有6千余行营兵,而此时遵化还有披甲兵千余(500甲兵加杜度所率一旗护军),不算皇太极所率八旗主力,单只永平、遵化两处披甲兵就起码有7千余,比capo估计的5千披甲多出2千多。而皇太极所率的八旗主力,据《崇祯长编》记载,即守城明军的观察,人数为3万余[22]。按战辅比1:1计算,战兵应有1万5以上,其中满洲披甲兵不下万人。

        分析到此,事实已经很明显。拿清方资料中单独的一条抽甲纪录来推算后金总兵力,要非常谨慎。如果只看其中一条,就不加分析地盲目取信,忽视了清方有阙记或故意省略的可能,则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努尔哈赤时期,《武录》记天命二年攻取抚顺时,每牛录出甲兵二十以备攻克,最后总兵力却高达2万步骑。对照老档更详细的纪录就很清楚,这次出战是每牛录出甲40,《武录》所谓每牛录20甲不过是指专门攻城者,其他已抽甲故意不提[23]。又如《老档》有记天命八年二月,每牛录抽甲一百[24]。是否说那时后金全国每牛录只抽调了100甲兵呢?事实并非如此。之前一月份有个关于征粮的命令就提到当时抽甲已经达到五十甲[25]。所以,后面记载在处理某萨满抱怨抽丁太多时,满洲大臣在审理时提到“一百五十甲兵,乃理应派遣之人也。”[26]也就是说,天命八年,后金每牛录抽甲实际已达150甲。如果没有前后对应的其他记载作佐证,单单凭每牛录抽甲一百的一条记载来理解,很可能以为那时只抽甲一百。又如值月档在大凌口之战前,记载每牛录只抽甲兵60,其中20甲留守,40甲出征。但是否就是说后金此战就只出动了一万披甲兵呢?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从老档吹嘘自己兵很少的时候就暴露了它真实的出兵数——起码3万战兵。事实上,老档、实录散失、故意不记的资料不少,再加清方往往讳败扬胜,为夸耀武功又特别喜欢夸大敌人兵力、缩小自己的兵力,如老档记天聪二年宁锦大战时以80后金兵击败满桂2万援军的神话等,举不胜举,这就更加提醒我们在分析考据时对清方史料要抱极其谨慎的态度。包括值月档、老档等,虽然称第一手资料,但也是经过精心取舍、修改过的,不少还是事后追记。

        四、皇太极第一次入关兵力规模的估计

        否定了所谓每牛录不到20披甲的兵力,那么后金出兵真实规模是多少呢?据老档,攻下遵永四城后,皇太极率主力回师后,留济尔哈朗等率每牛录3护军、全部行营兵防守永平四城[27],后派阿敏率每牛录20甲兵(行营兵)加部分步兵接替济尔哈朗。而从济尔哈朗与阿敏前后战斗表现看,还有皇太极命令阿敏留守四城要补足、补强每牛录20甲兵[28],济尔哈朗兵力应比阿敏多和强。再考虑后金行营兵战斗死伤等因素,故可判断皇太极第一次入关,行营兵出动规模为每牛录30人,由此可按比例推断入关后金护军应有每牛录30人,甚至可能更多。按行营兵无甲兵5:3比例计,这次出动无甲兵(步兵)为每牛录18人。

        也就是说,基本可以确定后金出兵规模为每牛录30护军、30行营兵、18步兵,不到三丁抽一规模。以八旗牛录数250计算,后金这次出动护军7500、行营兵7500,即披甲兵1万5千,另外有4500步兵。再加上左右营蒙古兵3000,汉军枪炮手500,以及与披甲数量相当的1万5千厮卒,八旗全军应在38000左右,其中战兵2万3,辅兵1万5。

        这个估计比较合理,如入关前夕,代善、莽古尔泰曾经有打退堂鼓的念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兵深入敌境,劳师袭远,若不获入明边,则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如果后金全军真的只有一万多,怎么会这么担心后勤困难呢?另外,《明清战争史略》中也提到,在遵化附近,代善率三万精骑将据山而守的明军刘之纶部一万兵击破。暂时没找到“三万精骑”的出处,但《清史稿·代善传》提到此战时说,“代善环山围之,破其七营”,则兵马甚多可以确认。

        而Capo文中认为遵化为后金退出长城一线的重要城池,只留军师范文程这样的重臣率800兵防守,可以佐证后金入关兵力不多。这样的观点也很难成立。范文程当时不过是文馆文员,在努尔哈赤时期及皇太极早期并非什么重臣,努尔哈赤一直轻视汉文人,皇太极即位后开始改变政策,天聪三年设文馆,汉文人地位略有改善,但也说不上高度重视,范文程不过是文馆成员之一,连世职都没有,在第一次入关结束后,才授游击世职。在遵化,范文程上面有参将、游击,还论不到他做主事人。直到天聪十年,设立内三院后,汉文人包括范文程的地位才有显著提高。而皇太极入关,基本上是无后方作战,固守四城的决策是很迟才下的决定,那时用 800战兵守遵化一城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出关的几个主要关隘,皇太极还让投降明军驻守呢。因此,这些都只说明皇太极对自己军队野战能力的自信,相信能攻进来也能打出去,而不在乎关隘城池的得失。

        而与皇太极一起入关的外藩蒙古兵,估计总数约在20000左右(可参考两年后大凌河之战,与这次入关规模相似的外藩蒙古兵达两万余[29]),但攻破长城后,哈喇沁等部被遣回,事实上基本没走,而是继续呆在明边境抢掠,单苏布迪部就有步骑 4000余[30],因此,估计皇太极带到北京的大约只有1万外藩蒙古兵,其中战兵应为5千。而歼灭满桂部后,又送走了土谢图汗一部,则外藩蒙古兵就更少了。

        除遵化留守的约千余人,皇太极带到京师的满蒙兵约为47000左右。那么广渠门战斗,袁崇焕军面对的后金兵是多少呢?

        八旗军部勒严整、军法严酷,攻城野战,讲究整体作战,力求做到在战役中以多胜少。凡野战,八旗各依汛地,并驰而前。一般而言,对仗之时,以八旗固山额真率各旗行营兵在前,八旗贝勒率各旗护军在后作总预备队。同时,八旗常分左翼四旗、右翼四旗两路配合作战。左右营蒙古兵经常分两部配合左右翼八旗满洲作战,有时也直接掌握在后金汗手中作机动兵力。汉军火器兵以及最精锐的白甲护军一般也掌握在后金汗手中。除此之外,八旗满洲兵一般都是跟随本旗贝勒、固山额真一起作战。后金汗有时也会因战役需要,抽调每牛录若干兵组成新的部队,但多为完成临时性作战任务,完成则各归本旗。在天聪初年,皇太极君主权力未完全确立时,抽兵时间稍长,有些主旗贝勒就会有意见。如天聪五年大凌口之战,莽古尔泰因为部下伤亡较多,要求被抽调出去的战兵还归本旗,皇太极不但不理睬这要求,反而指责莽古尔泰差遣之人不得力,由此引发了莽古尔泰的怒火,大吵起来。

        在北京城下,后金军是先扎营再出战。故推测后金应以少量战兵率相当部分辅兵留守营中,约略估计为7、8千,则后金军逼近北京城下当在4万左右,其中包括绝大部分战兵和战力较强的辅兵。当时后金军先发现德胜门满桂、侯世禄等部,皇太极与代善率右翼四旗(应含护军、行营兵、无甲兵、厮卒)以及白甲护军、火器兵、蒙古兵前往德胜门与满桂等军作战,莽古尔泰则率左翼四旗(应含护军、行营兵、无甲兵、厮卒)为预备队。接战前夕,皇太极又发现广渠门袁崇焕军,加上可能发现德胜门有一半明军溃逃,于是将手中的白甲护军、左右营蒙古兵以及部分外藩蒙古兵加强左翼四旗,由莽古尔泰统一率领攻击袁崇焕军。由此可知,莽古尔泰部应比皇太极部略多,也就是说,在广渠门战斗中,后金是以2 万兵战明军9千,而非清方吹嘘的2千战2万。所谓“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见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屯沙窝门外”[31],不过是清方一贯夸大敌方兵力、缩小自己兵力的宣传伎俩而已,不足为信。

        广渠门战斗,袁崇焕军以寡敌众,明方、朝鲜方资料基本都记载此战明军获胜、后金败退。清方虽然夸口击败明军,但也承认蒙古兵失败,并处罚八旗满洲贝勒、固山额真以下多名将领[32]。则此战最后谁胜谁负,毋庸置疑。

      注释:

      [1]《满族史研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见以下链接:

      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_safe.asp?TopicID=1652927&Page=3

      [3]《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历史档案》1988.4

      [4]《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历史档案》2001.1

      [5]《建州闻见录》:“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

      [6] 中华书局1990年版《满文老档》(以下均简称《老档》),p448

      [7]《老档》,p957

      [8]《老档》,p170

      [9]《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 :“议定马兵数:每牛录甲兵六十名,分为三分,两分出征,一分留守。”留守马兵数合计五千,故可确定天聪五年有250牛录。据后来战况,可确定此段记载应为抽调骑兵纪录,而非抽调全部兵马纪录。

      [10]《满族史研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1]《清太宗实录》崇德六年三月甲子,“每牛录满洲三人中许一人披甲,以六十名为常数。其中或多或少,务于三人中选一人。他牛录甲虽有余,亦不许补不足。”

      [12]《清太宗实录》天聪四年九月戊戌:“至牛录下壮丁,原系均分。何以士卒有众寡?马数有羸耗?皆由牛录额真贤否不同之故。”

      [13]《老档》 第1155页记:“是役也,确切言之,明兵四万,诸申兵一万五,观此言无大出入”。《天聪五年值月档》记此战有诸申兵一万。值月档虽为老档来源之一,但老档记载兵力明显另有出处,如记外藩蒙古2万余,以及记载歼张春部后金具体出动部队、兵力,值月档均阙记。故两者虽都是吹嘘满洲兵不多,但老档记载可前后对应,比值月档可信。

      [14] 《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三):“汗率大贝勒、贝勒莽古尔泰、台吉德格类、台吉阿济格、额尔克楚虎尔、阿哥硕托、诸申、汉人、蒙古兵之半,明马兵前来战”,没说后金具体兵数。《老档》第1153页则记为“率诸申、蒙古兵,及西乌里额附兵,共不及2万人”。西乌里额附即佟养性,所率兵为旧汉兵。

      [15] 刘景宪、郭成康、刘建新《清太宗时期的“新满洲”问题》,《历史档案》1981.4,虽然此文说13000余丁的数据还不完整,但女真诸部在努尔哈赤时期就经营三十余年,人力搜刮极为充分,皇太极时期不过是时隔成丁一代的时间再去搜刮,其中连某次数十丁都纪录下来,应该说与新满洲补充进来的实际人数相差不大。

      [16]大凌口之战是孙承宗、袁崇焕打造的关宁精兵主力浴血厮杀、剧终谢幕一战,此战关宁精锐尽丧,后来吴三桂所率的关宁军最多只能算是关宁军残余,与孙袁时期的关宁精兵已经有了很大区别。而对这支军队,即使是屡屡吃亏的皇太极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祖大寿部为“天下善射之精兵”,称歼张春部一战是“仰蒙天眷,尽歼其精兵”。

      [17]《老档》,p1249-1251

      [18] 张晋藩、郭成康在《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第283页中,分析皇太极时期内哈喇沁蒙古、大凌口投降明军等曾长期为八旗闲散人员,事隔多年才编为牛录等现象时,指出“在满洲兴起时,将来归人丁于阵前立即编为牛录的事例确实存在,但通常情形是,需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八旗的生活后,才有可能编为牛录。”按照两位先生的精辟分析,个人推定,努尔哈赤时期收编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以及野人女真的状况也是如此,如叶赫部1万丁壮作为建州女真死敌,大部分丁壮应是先作为八旗闲散人员存在,后来长时间消去敌意逐步融入八旗后才编入或编为牛录;而东海女真、野人女真与建州女真虽同称女真,实际上人种、风俗也并非一致,如索伦族一般认为是契丹遗种,加上文明程度普遍比较落后,要适应军政合一、管理严格的八旗制度,要有颇长的过渡时间。如此,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何努尔哈赤时期牛录数由200逐渐增至240,屡经大战,但牛录丁数一直可以保持在300丁左右,直至广宁之战结束后依然可达每牛录抽甲150。这正是因为以前收编的许多闲散诸部女真男丁,逐渐编入或者编为牛录。而皇太极中后期因为人丁急剧减少,往往直接将大量未同化的新满洲直接补充进牛录,就像顺治入关后某些西方传教士所观察,八旗中除满洲人外还有大量“鱼皮鞑子”等,也就是说,新旧满洲单外观就有明显区别。

      [19]《老档》,p1042

      [20]《老档》,p1138

      [21]《老档》,p969-970

      [22]《崇祯长编》三年正月,后金“复于县西南,添设七营,约兵三万有奇”。昌黎以一县之力,坚守五日,击退后金大军,即使只说后金一万兵,也不减其功。故吹嘘后金兵力的可能很小。

      [2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天命三年四月,前面说“每牛禄作二云梯,派甲兵二十名以备攻克”,后面说“帝将步骑二万征大明”。《老档》第54页就比较老实地纪录为“每牛录五十甲,留十甲守城,四十甲出战。出战之四十甲中,出甲二十制云梯二副,以备攻城”,当然,后面就吹牛说出兵十万。这也是清方资料中极少数夸大自己兵力的一处,其他基本都是憋着劲往少里说。

      [24]《老档》,p420

      [25]《老档》,p402

      [26]《老档》,p433

      [27]《老档》,p1053-1054 ,“在永平留济尔哈朗台吉、阿巴泰台吉、萨哈廉台吉及八大臣,率每牛录三护军、全行营兵镇守”。后来阿敏除每牛录20行营兵外,还有每牛录3护军,即为济尔哈朗回师时留下的。

      [28]《老档》,p1016

      [29]《老档》: “科尔沁、阿鲁、扎鲁特、巴林及敖汉、奈曼、喀喇沁、土默特等八路蒙古骑步兵,两万余人”,p1129-1130

      [3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四年正月己丑:“建昌近处有喀喇沁苏布地马步兵共四千余”。

      [3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三年十一月辛丑。

      [32]《老档》,p964、988;《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三年十一月辛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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