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7﹑教育与语文

八﹑大力提高教育水平。西藏的藏族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费﹐农牧区中小学推行寄宿制。中国政府还对部分藏族中小学生包吃﹑住﹑穿。1997年西藏有小学4251所﹐在校生300453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78%﹐而旧西藏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中学90所﹐大学四所﹐中专16所﹐西藏青壮年文盲率比1951年前下降41个百分点﹔1997年教育投资占自治区财政预算支出和预算内基建投资总额的18%。从1985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内地一些省市创办西藏初中班﹐在北京﹑天津和成都各建一所西藏中学﹐到1997年内地各类西藏班（校）共招收藏族学生18000人﹐已有5000大中专毕业生回藏工作。西藏所有学校与内地的西藏班（校）都以藏文为主课﹐实行双语教学（60）。由于西藏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西藏目前的教育事业当然无法同内地人烟稠密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相比﹐但与旧西藏不足2%的儿童有机会入学﹑而且只能学语文与佛经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问题出在传统藏文没有科技词汇和现代社会科学词汇﹐无法教授中学数理化生（物）与大学﹑中专理工医农﹑社会科学课程。旧西藏识字的大多是喇嘛﹐只知有佛经﹐不知有数理化生﹑理工医农与现代意义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文艺学﹑美学﹑西方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当然不会创造有关词汇。为此中国政府化了很大的力气创造藏文科技词汇﹐早在197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汉藏对照词汇》中就有大量科技词汇。1982年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员会成立了藏文名词术语规范委员会﹐组织许多专家﹐花了12年时间﹐编篡了有史以来第一套藏语科技词典﹕《藏汉英数学辞典》﹑《藏汉英物理学辞典》与《藏汉英化学辞典》﹐在1994年出版并通过鉴定﹐从而填补了藏文出版史的空白（61）。与此同时﹐1982年成立了五省区（藏﹑川﹑青﹑甘﹑云）藏文教材协作领导小组﹐到九十年代初﹐编成全套中小学各科藏文教材（62）。

西藏自治区人大1987年颁布的《西藏自治区关于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规定﹕在进一步完善小学藏语文教学体系的基础上﹐从1993年的初中新生开始﹐初中阶段藏族班除汉语文与外语课外﹐大部分用藏语文授课﹔从1997年高中﹑中专新生开始﹐大部分课程用藏语文授课。据统计﹐到1992年下半学期为止﹐西藏用藏语文授课的小学在校生达177735人﹐占小学生总数的92.7%﹐小学用藏语文授课的教师7062人﹐占小学教师总数的81.7%﹐全区小学基本实现藏语文授课。从1989年秋季开始﹐拉萨中学﹑拉萨市一中﹐日喀则地区中学和山南地区二中招收首批初中藏语文授课试点班学生﹐这批学生于1992年从初中毕业﹐除部份升入中专﹑技校外﹐其余升入高中藏语文授课试点班。到1993年下半学期为止﹐全区中学有70多个藏语文授课班（包括四个高中试点班）﹐在校生3000多人（63）。

可惜这些藏语文试点班成绩并不理想﹐问题仍出在科技词汇。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员会语文办公室主任﹑青海省藏文名词术语规范委员会副主任﹑藏语文专家程列着文指出﹕

1﹑历史上的藏文化严重存在着重文轻理的倾向。在我们的文化宝库中﹐虽然也有天文﹑历算﹑医学﹑建筑等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知识财富﹐但大量的则是佛学﹑历史﹑文学﹑语言﹑文字等社会科学知识。即使是自然科学范畴的知识﹐仍充满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社会科学知识亦文史不分﹐无现代意义的科学分类。在古代﹐尽管藏族很重视翻译事业﹐但主要出自信仰上的需要﹐重文轻理倾向同样突出。在藏文出版史上﹐虽然卷帙浩繁﹐却未曾有过理科词典﹐很少有人搜集﹑整理﹑规范理科名词。这一切﹐就是人们常说的藏文化的先天不足。

2﹑藏文虽然历史悠久﹐却发展缓慢﹐在表达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更为突出。重文轻理﹐在古代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但近代以来﹐随着新文化运动﹐各种语言文字都注意吸收和反映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知识﹐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地理等各种学科的名词术语及其基础理论知识﹐在民族语文中应运而出。汉语文自五四运动以来﹐一改传统的重文轻理倾向﹐出现新学。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探索科学救国之路﹐积极向西方学习﹐随之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各门学科产生了。时至今日﹐就文字而言﹐用汉语文表达反映一切自然科学知识﹐已毫无困难和问题。国内有自己民族文字的蒙﹑维﹑朝﹑哈等兄弟民族的文化﹐在这方面的发展步伐也很快﹐特别在全国解放后几十年中﹐更有长足的发展。与之相比﹐古老的藏文则远远落后了。从民族教育的教学领域看﹐全国通用的五种少数民族语文﹐除了藏族﹐其它四个民族都用母语进行自然科学授课﹐唯独藏语文至今尚过不了这个“关”。这一难关主要就在于词汇。

3﹑包袱沉重﹐迈步维艰。藏文从创制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往往会成为包袱﹐阻碍前进﹐许多近乎糟粕性东西﹐弃之不甘﹐食又无味﹐甚至可能是绊脚石。藏文与蒙文相比﹐二者在古代可说是无法可比﹐蒙文字母先后两次在藏族学者的协助下设计而成﹐作为一种民族文字﹐到十三世纪才起步﹐比藏文约晚1800多年。蒙医也是由藏医引进发展而成的。这些事实说明﹐古代藏文远比蒙文发达。但现在的事实是藏文赶不上蒙文的发展﹐在科技方面﹑社会交际功能以及文化遗产的继承等各方面蒙古语文早已超过了藏语文。

4﹑用词混乱﹐极待规范。新中国的诞生﹐迎来了藏汉翻译史上的春天﹐翻译事业的兴旺促进了藏语文的繁荣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主要是新词术语的混乱现象﹐具体表现在造词用词上的以旧代新﹑以文代理﹑以积代名﹐造成了词无标准﹐概念混乱﹐词义不明﹐表达不清﹐以及语言污染等严重问题和后果。究其原因﹐在造词用词上只知应付﹐不求质量﹐只想眼前﹐不管将来﹐这是造成混乱的主要原因。而且这种混乱现象主要是藏文界自己造成的﹐原因在于自身。没有理由怨天尤人。

从藏语文的现状看﹐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特别是高科技发展的形势需要﹐在这方面落后于其它少数民族语文﹐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藏民族的主人翁意识在淡化。可以说藏民族是一个主人翁意识不强﹑科技意识很弱的民族﹐不少人看不到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形势﹐看不到自己民族落后的现实﹐满足于以往的成绩﹐沾沾自喜于浩瀚的佛学典籍﹐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从编篡综合性的藏汉对照辞典来说﹐有史以来只有过两部较权威的词典﹐一部是《格西曲扎大辞典》﹐是蒙古学者编写的﹔另一部是《藏汉大辞典》﹐是汉族张怡荪先生从1928年起历时56年完成问世的。两位编篡者都不是藏族﹐仅此可见藏民族主人翁意识之一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教育人们真正认识到﹐藏语文要想赶上现代文化的发展水平﹐就必须吸取历史教训﹐承认自己的弱点。藏语文的发展首先要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要奋起直追﹐倍道兼行﹐其关键在于藏民族自身﹐这正是引起质变的内因（64）。

该文没有举例详述藏文科技词汇的问题﹐让我从另一位藏文专家的文章里找几个例子。其一为一身两任类﹐即把两个不同的术语翻译成同一个藏文名词﹐或者说用同一个藏文名词表达两个不同的概念﹐例如﹕“比重”与“重量”被翻译成同一个藏文名词﹐类似的还有“密度”与“含量”﹑“气候”与“气象”﹑“音波”与“声波”﹑“癌症”与“肿瘤”﹑“遗传”与“繁殖”﹑“光柱”与“光束”﹑“功率”与“能量”﹑“拉力”与“引力”﹑“压力”与“压强”﹑“鲸鱼”与“鳄鱼”﹑“节肢动物”与“无脊椎动物”等（这些词汇都引自民族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汉藏对照词汇》----原注）﹔其二为半生不熟类（即程列所说的“以旧代新”﹑“以文代理”----引者）﹐从原有的旧词汇中借来作科技名词﹐带有浓厚的非术语性的俗气。如将“挥发”翻译成“消失”﹑“水平面”翻译成“水面”﹑“垂直”翻译成“径直”等（引自《汉藏对照词汇》）﹔其三为随意增删类﹐即不忠实于原文﹐任意增删原文的意思﹐如将“天体运行”翻译成“群星运行”﹑“虹吸管”翻译成“虹形管”﹑“导体”翻译成“电导体”﹑“人体解剖学”翻译成“人体构造细探学”﹑“热带”翻译成“炎热带”﹑“亚热带”翻译成“热带”﹑“天然气”翻译成“天然煤气”﹑“页岩”翻译成“油石板”﹑“甲壳类”翻译成“骨壳类”等（引自《汉藏对照词汇》）﹔其四为冗长拗口类﹐有的已经不是词﹐而是词组或句子（即程列所说的“以积代名”----引者）﹐如将“日照”翻译成“太阳照的地方”﹑“染色体”翻译成“吃染料的微物”﹑“地对空导弹”翻译成“从地上往天空中打的导弹”﹑“航空母舰”翻译成“飞机降落的船”﹑“减速运动”翻译成“速度逐渐降下来的运动”﹑“超高压”翻译成“超了高压”﹑“终年积雪”翻译成“整年雪不化”﹑“原始人群”翻译成“远古时代的自然人群”﹑“恒温”翻译成“不变温度”等（引自《汉藏对照词汇》）﹔还有一词多译而又无定名类﹔顾此失彼类与错译类等等。究其因﹐现有的藏文翻译界素质太差﹐不懂自然科学﹔藏学界长期重文轻理﹔强调意译甚于直译（65）。前两点原因与程列说的相似﹐第三点可能与藏族的思维方式有关----如前所述﹐藏族天性倾向神话思维﹐喜欢对事实加以改造发挥﹐上述“随意增删类”就是如此。词汇是语言之本﹐教材是教学之本﹐使用这样的藏文科技词汇编出来的藏文教科书﹐怎能叫藏族学生学好数理化生﹖

关于藏人为何看不到藏语文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原因﹐留待下章分析。上述两文至少说明了﹐西藏的中学之所以难以用藏语文教授数理化生﹐其责任完全在于藏族自己不争气﹐造不出成熟的藏文科技词汇来﹐并不是中共阴谋毁灭西藏文化﹐否则中共为何要花大力拨专款组织人马编写藏文科技辞典和藏文中小学教材﹔为何允许蒙古﹑维吾尔﹑朝鲜﹑哈萨克诸族用母语教授数理化生﹖藏族一向以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喇嘛教）为荣﹐不知是否对蒙古文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及蒙古学者帮藏族填补藏文辞典空白感到惭愧﹖

达赖喇嘛一贯攻击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中学里不得不用汉语教授数理化生是“毁灭西藏文化”﹐然而他自己在印度开办的流亡藏人中学里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课程。达瓦才仁也承认﹕“以儿童村为主的各学校大部分已实现了小学数理化﹑社会科学等课程全部用藏语教学﹐初中以上才开始以英藏两种语言教授。（66）”可见流亡藏人的小学还不能完全用藏语文教学﹐初中开始用英藏两种语言教学﹐想必是用藏语文教授与西藏文化有关的课程﹐用英语文教授数理化﹐其因想必也是没有藏文科技词汇。如果说中国政府在西藏的中学里用汉语文教授数理化生是毁灭西藏文化﹐那么达赖喇嘛在流亡藏人的中学里用英语文教授数理化也是毁灭西藏文化。无怪乎戈伦夫要说﹕“达赖喇嘛经常谴责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学校里用汉语讲课﹐这话听起来令人感到虚伪﹐因为在印度的藏族学校里﹐教学语言是英语。（67）”达赖喇嘛还利用绝大多数西方人不知道藏文没有科技词汇来欺骗西方舆论﹐例如他1996年12月3日接受国际法学家委员会采访时说﹐中国对西藏的“文化绝灭”的例子之一是﹕“在中国的高考中﹐中文成绩比藏文成绩更重要。”（68）既然藏文没有大学理工医农﹑现代社会科学的词汇﹐那么中国的大学里自然只能用汉文授课﹐汉文成绩当然比藏文更重要。为了照顾藏族考生﹐中国政府一贯对藏族降低录取分数线﹐降低率高达50%（下章详述）。如此优待藏人﹐还能叫“文化绝灭”吗﹖达赖喇嘛要求藏族只学藏文﹐不学汉文（否则就是文化绝灭）﹐这意味着他要求藏族永远不学科技知识与现代社会科学﹐永远停留在中世纪﹐这才是对藏族实行现代文化绝灭。

达赖喇嘛如此热爱西藏文化﹐他一贯声称﹐惟有流亡藏人保存与发展了西藏文化﹐然而他们流亡印度40年﹐至今编不出一本藏文科技词典来。中国政府至少编出了三本藏汉英三对照的藏文科技词典﹐由此可见﹐至少从1980年起﹐中国政府比达赖喇嘛更加重视保存与发展西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