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3﹑戈茨坦的幻想

至少有一个美国人看出了达赖喇嘛的困境﹐那就是戈茨坦。他在1997年出版的新着《雪狮与龙》中指出﹕达赖喇嘛目前的战略是利用他的个人魅力﹐通过持续不断地攻击中国侵犯人权﹐从美国与欧洲得到尽可能多的支持。他与他的追随者越来越依赖这一点。但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已经表明﹐他们并不想因为人权问题而疏远中国。于是达赖喇嘛就像一个正在输球的足球队（原文如此----引者）﹐虽然因为其出色的表演而赢得满场喝彩﹐却不能改变失败的结果。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成功只能激怒中国﹐使流亡藏人变得更加顽固不化﹐从而使西藏的局势越来越恶化。毫无疑问﹐达赖喇嘛的这种政策建立在指望中共很快像清朝在1911年﹑苏联在1991年那样崩溃﹐这样西藏就可以得到独立。所以达赖喇嘛目前的政策是一种等待政策﹐等待历史来圆满地解决他的两难处境。为此他企图保持国际上对西藏问题的热度﹐然而时间不在达赖喇嘛一边。

戈茨坦忠告达赖喇嘛﹕作为一个62岁的人﹐他必须考虑如何在其余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达赖喇嘛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顾流亡藏人的反对﹐把400万本土藏人的利益放在13万流亡藏人的利益之上﹐向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还有一种是组织恐怖活动﹐迫使中国向他让步。如果恐怖活动真的搞起来了﹐中国政府一定会用铁腕镇压﹐那就会使美国陷入两难处境。如果不支持恐怖活动﹐美国政府就会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如果支持﹐就会损害中美关系。戈茨坦认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未能解决西藏问题或软化中国的西藏政策﹐而只是帮助达赖喇嘛在西方越来越走红。美国的这种参与有害无益﹐因为它使藏人相信美国坚决支持达赖喇嘛在西藏实行民主（独立的代名词----引者）﹐并鼓励藏人继续反对（分裂----引者）中国。

戈茨坦回忆了一件事。他在西藏哲蚌寺从事研究时﹐有个喇嘛悄悄问他﹐美国什么时候把中国赶出西藏﹑让达赖喇嘛回来﹖当戈茨坦告诉他﹐中国是个强国﹐美国不可能做任何切实有力的事时﹐那个喇嘛拒绝听下去。他强调说﹕“不﹐不﹐我知道美国比中国更强大﹐美国会帮助我们的。”戈茨坦继续写道﹕可见北京认为美国正在搅乱西藏﹑威胁中国在西藏的战略利益并非毫无根据。而美国这样做﹐只能使中国政府内部主张对西藏实行温和政策的那一派受到强硬派的批评﹐并使西藏局势更加恶化。戈茨坦认为美国的西藏政策是错误的﹐因为它既未能向中国与达赖两方面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达成妥协﹔又未能预防流亡藏人转向恐怖活动。

戈茨坦随后提出了他自己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对西藏来说﹐政治上的自由（独立的代名词----引者）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保存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与人口的单纯性。在流亡藏人看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办法当然是独立或高度自治（“斯特拉斯堡方案”或“一国两制”）。但既然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是不现实的。达赖喇嘛必须降低要价以求妥协。虽然这对藏人来说很不公平﹐但双方的力量对比实在太悬殊了﹐如果藏人再不让步﹐达赖喇嘛死后独特的西藏将不复存在。

戈茨坦指出﹐关键是在北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即在不改变共产制度的前提下建立一个纯藏人的西藏。他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其方案如下﹕

中国必须让步﹐让西藏自治区成为纯藏人与纯藏语区。政治上﹐这个“新”自治区将保留现有的社会制度﹐但北京必须逐步让藏人出任所有党政官员﹐包括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十年以后﹐藏官的比例将从目前的60-70%上升到85-90%。

在文化上﹐必须保证藏语文的主导地位。西藏各级政府必须用藏语文作为基本工作语言﹐虽然所有藏族高干必须懂得汉语文﹐在西藏大学里也可以教授汉语文。

在宗教上﹐必须取消对僧侣数量的限制﹐并允许国外的僧侣（指流亡藏僧----引者）给予指导。

在人口上﹐北京必须坚决减少在西藏的非藏人﹐从而降低外省人与藏人之间的经济竞争﹐使藏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得益者。北京将继续发展西藏经济（给钱----引者）﹐因为藏人希望经济发展（享受现代物质文明与商业娱乐----引者）﹐但发展的速度可以放慢。在藏非藏人的比例应降低到1959年叛乱前的程度。

这样﹐西藏将恢复为藏人的西藏﹐虽然仍在藏族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这将得到绝大多数藏人的支持。如果中国民主化了﹐实行多党制﹐西藏也可以跟上。这样做的前提是使西藏在现代化的同时又完美地保持其语言﹑文化与宗教﹐这将符合双方的利益。最大的障碍来自流亡藏人要求建立“大西藏”。虽然从文化﹑宗教与人种上说﹐安多与康与西藏相似﹐但历史差异与现实政治使“大西藏”根本不可能。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北京在其它藏区进行与自治区平行的改变。五年或十年后﹐双方建立了信任﹑信心与尊重后﹐再讨论合并问题。

北京当然会担心这一方案会威胁中国在西藏的地位﹐只有达赖喇嘛可以让北京放心。达赖喇嘛必须回中国西藏﹐公开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承认中国认定的十一世班禅﹐说服藏人不要闹事﹑接受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关键在于中国领导人与达赖喇嘛必须发展新的互相信任与尊重的关系。根据达赖喇嘛过去的脾气﹐他似乎很难接受这样的方案﹐双方很可能重新转为对抗。美国可以发挥促进者与保证人的作用。美国将向达赖喇嘛保证﹐如果中国在达赖喇嘛回藏后违约﹐美国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戈茨坦最后说﹐西藏局势正在迅速恶化﹐达赖喇嘛可以继续袖手旁观﹐希望外力推翻他的敌人。但他最好行动起来﹐或者接受上述方案﹐或者组织恐怖活动。就美国的利益而言﹐应该促使达赖喇嘛接受前者而非后者（20）。

戈茨坦是位文化人类学家﹐所以他最关心的是文化问题。他似乎不明白﹐西藏问题之所以闹得如此凶﹐首先是西方（本世纪上半叶主要是英国﹐下半叶正如戈茨坦自己指出的那样主要是美国）干涉的结果。而西方干涉西藏的目的是分裂中国﹐所以西藏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文化不过是个借口。当年英俄两国之所以干涉西藏﹐并非清朝毁灭西藏文化﹐英俄也从来不曾提出保护西藏文化的问题﹐他们干涉西藏纯粹是为了自己的殖民利益。今日美国打着保护西藏文化的旗号干涉西藏问题﹐是为了搞垮中共﹑分裂中国﹐美国何曾热心保护过印第安﹑爱斯基摩与波里尼西亚文化﹖

戈茨坦的方案没有提到如何处置十几万流亡藏人与“西藏流亡政府”﹐似乎是让他们继续留在国外﹐因为他说要允许流亡藏僧指导国内藏僧。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他的方案要求达赖喇嘛回西藏。而只要达赖喇嘛一走﹐人口爆炸的印度﹑尼泊尔与不丹马上就会对流亡藏人下逐客令。1994年4月23日﹐达兰萨拉的一名流亡藏人持刀杀死了一名当地的印度青年。当地居民在当地官员的支持下﹐打砸抢烧了一些藏人的商店﹑学校﹑机关与汽车﹐并在达赖喇嘛住宅前示威﹐要求达赖喇嘛与流亡藏人滚蛋。达赖喇嘛曾打算“迁都”﹐被印度政府“劝阻”（21）。类似的事件多次发生﹐究其因是流亡藏人有西方援助﹐生活比当地居民富裕﹔又仗着有西方支持﹐对当地居民横行霸道。由此可见前引达赖喇嘛对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说流亡藏人何等和平﹑富于同情心﹑绝少谋杀案的言论是何等虚伪。

再说达赖喇嘛也不会甘心回藏当光杆司令﹐同与他格格不入的中共藏官合作。他一定要带他的“流亡政府”回藏。然而这一来问题就大了。“西藏流亡政府”1992年就有1300多人员（22）﹐他们都是西藏独立的大功臣﹐又自恃有西方支持﹐客居印度﹑寄人篱下时尚且敢对当地居民耀武扬威﹐如果他们也跟着达赖喇嘛回到西藏﹐怎会甘心情愿地接受中共藏官的统治﹖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回到西藏后﹐曾血腥镇压亲汉藏官﹑贵族与喇嘛﹐逼走九世班禅﹐迫害其亲属。现世达赖喇嘛的摄政大扎曾杀害其前任热振活佛﹐血腥镇压亲热振的喇嘛。1934年藏军总司令龙厦甚至被剜眼。由于达赖喇嘛迫害流亡藏人内部的金刚派﹐后者在1997年2月刺杀了达赖喇嘛手下的一名重要僧官﹐还企图刺杀达赖喇嘛本人（23）。无论证诸历史与现实﹐藏人一向有党同伐异﹑相互倾轧﹑自相残杀的传统﹐何况还有前述极为棘手的生活﹑工作安置与权力﹑资源重新分配问题。所以在流亡藏官与中共藏官﹑流亡藏人与本土藏人之间一定会发生尖锐的冲突﹐很可能会爆发内战。

退一步说﹐即便印度﹑尼泊尔与不丹允许流亡藏人及其“流亡政府”在达赖喇嘛回藏后留在那里﹐他们又怎会甘心被达赖喇嘛“拋弃”﹖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破坏戈茨坦设计的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进程﹐就像哈玛斯千方百计地破坏巴勒斯坦的和平进程一样。

戈茨坦说西藏的语言﹑文化与宗教正面临毁灭﹐达赖喇嘛死后独特的西藏将不复存在﹐看从什么角度理解。如果只有让西藏像活化石一样停留在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农奴制与近乎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才算保存了独特的西藏﹐那么的确﹐这样的西藏也像中世纪欧洲一样已经灭亡。戈茨坦自己的《西藏现代史》的结论也指出﹐“喇嘛王国”灭亡的原因就是宗教势力顽固拒绝任何现代化的改革。可见戈茨坦自己也认为中世纪西藏是必然要灭亡的﹐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要恢复中世纪西藏﹐岂不自相矛盾﹖

戈茨坦在《西藏现代史》里指出﹐西藏有喇嘛越多越好的传统﹐西藏曾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为僧﹐消耗了社会的大部分财源﹐这也是导致“喇嘛王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可是他的方案却要求取消对僧侣数量的限制﹐不又自相矛盾吗﹖

戈茨坦通晓藏语文﹐曾用英文编过藏语文教科书﹐想必也知道藏文没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等）词汇。然而他一方面要求发展西藏经济﹑使之现代化----这就意味着必须在西藏使用有科技词汇与现代社会科学词汇的非藏语文（诸如汉语文﹑英语文等）﹐否则如何发展西藏经济﹑使之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要求把西藏变成“纯藏语区”﹐不又自相矛盾吗﹖

同样﹐由于藏族专业与管理人员的教育程度与业务水平远不足以担负起发展西藏经济的重任（参见本书第十章的西藏专业与管理人员文化程度统计表）﹐要发展西藏经济﹑使之现代化就必须保留大量汉族专业与管理人员﹐或从国外聘请大量专业与管理人员﹐但戈茨坦又主张把西藏变成“纯藏人区”﹐不又自相矛盾吗﹖

戈茨坦的矛盾反映了文化人类学的矛盾﹐本书在导论里已作过论述。文化人类学家总是希望他们的研究对象越古老越原始越纯朴越好﹐并且像活化石一样永远不变﹐这与某些腻烦了现代文明的西方游客希望他们的鉴赏对象永远古老原始纯朴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人类的本性是贪图物质与感官享受的﹐任何古老原始纯朴的民族都挡不住现代文明的诱惑﹐而且一经尝试便如醉如痴难以自拔﹐本书第十章引用的《天葬》关于藏农为了看电视而与驻军打架的故事就是明证。人们同时又怀恋从小习惯的旧风俗旧习惯旧观念旧文化﹐既喜新厌旧﹐又喜旧厌新。即便在汉族内部﹐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也有既要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又摇头感叹“人心不古”的矛盾现象吗﹖他们认识不到﹐现代物质文明必然要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与语言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早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当西方学者论述欧洲的文化变迁时﹐从来不曾把中世纪文化被现代文化取代叫做“毁灭欧洲文化”﹐而是称之为“发展与进步”。中国汉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确乎有一批国粹派痛心疾首于“国粹沦亡”﹐还有掌权者一再下令“尊孔读经”﹐如今这一切已成笑谈。为什幺西藏文化就无权发展与进步﹐一发展就是“毁灭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权”﹖

在西藏问题上﹐上述人性本身的矛盾（既贪图现代物质享受又怀恋传统文化风俗）又与另外两个矛盾纠缠在一起。一是藏人出于人类本性向往现代化生活与西藏的自然资源不可能提供现代化的矛盾。这就意味着要让藏人享受现代化生活﹐必然要有外力介入﹐要有外人大量进入西藏﹐提供金钱﹑物质﹑技术与管理。本来现代化就必然要改变传统文化﹐外族与外族文化送来的现代化﹐自然更要改变西藏的传统文化。汉族传统文化----还有日本﹑韩国及亚洲其它各国的传统文化----不也是被西方人与西方文化改变得面目全非了吗﹖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不论是亚洲人自己还是西方人权卫士----指责西方改变亚洲各国的传统文化是毁灭亚洲文化﹑侵犯亚洲人权。如果没有西方与冷战的介入﹐那么藏人也会像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与夏威夷的波里尼西亚人平静地接受美国人送去的现代化那样平静地接受汉人送去的现代化。不幸的是﹐西藏的现代化遇到了西方发动的新冷战的旋风----这是由黄种人的中国要发展而白种人的西方害怕中国发展的矛盾引起的----于是在国际舞台上掀起了滔天巨浪。

如前所述﹐西方人权卫士在西藏的现代化问题上为中国政府设置了怪圈22的陷阱。如果中国政府不派人送现代化去﹐他们就指责它让西藏如此贫穷落后﹐是种族歧视﹔如果中国政府派人送现代化去﹐他们就指责它向西藏大量移民﹑用汉人淹没藏人﹔当藏人享受到汉人送去的现代化﹑文化风俗发生变化时﹐他们又指责中国政府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毁灭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与宗教。这的确是一个战无不胜的武器。西方人权卫士为什幺不指责西方改变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它亚洲国家的传统生活方式﹑毁灭亚洲各国的独特文化﹖为什幺不指责美国在阿拉斯加与夏威夷的现代化和英国在苏格兰﹑威尔士与北爱尔兰的现代化改变了当地土著的传统生活方式﹑毁灭了他们的独特文化﹖

曾去西藏考察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莎拉给马丽华的信说﹕“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在寻求。在西藏人寻求帮助以达到进步时﹐也只是在此时﹐如果你想要并能够帮助﹐你的帮助才会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受到欢迎。然后你才能成为帮助者﹐成为身穿铮亮盔甲的骑士﹐成为救星。而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能力﹐所谓的帮助者就会成为反派人物﹐成为压迫者﹐你希望给予的所有帮助﹐你所有的良好动机﹐都会浪费在敌意的环境中。因此帮助必须是他们所寻求的﹐希望的﹐已经提出来的。（24）”

假如藏人从来没有看见过﹑听说过电灯﹑电话﹑电影﹑电视﹑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飞机﹑自来水﹑煤气灶﹑西式医院﹑现代学校﹑西装﹑牛仔裤﹑耐克鞋﹑啤酒﹑可口可乐﹑迪斯科﹑摇滚乐﹑卡拉OK……他们当然不会产生要求汉人帮助他们享受这些东西的念头。然而那时西方人权卫士就会出来帮藏人打抱不平﹐他们会指责中国政府说﹕藏人没有电灯﹑电话﹑电影﹑电视﹑汽车﹑飞机﹑自来水﹑煤气灶﹑西式医院﹑现代学校……其生活水平远远低于中国平均水平﹐这是种族歧视﹗于是中国政府只好派汉人送去。藏人倒是欣然接受﹑欢喜若狂﹐只厌其少﹑不厌其多﹐莎拉却说中国政府是“反派人物”﹑“压迫者”﹐因为它在藏人没有“寻求帮助”时帮助了他们﹐多么高明的逻辑啊。

在西方不遗余力的煽动下﹐藏人也学会了怪圈22。陈若曦去西藏时问过许多藏人“西藏最需要什么﹖”“不约而同的答案都是‘现代化’。若再追问下去﹐有的说‘同时要保持藏族文化’（即只用藏语文不用汉语文﹑只学佛经不学科技﹑寺庙与喇嘛越多越好﹑恢复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体制等等----引者）﹐有的说‘也要高度自治’（即不要汉人在西藏----引者）。（25）”与戈茨坦的“现代化的纯藏人藏语区”的乌托邦方案非常相似﹐这就叫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至于拉萨的某些藏族青年﹐一方面用中国政府给他们的钱大穿其西装﹑牛仔裤与耐克鞋﹐大喝其啤酒﹑咖啡与可口可乐﹐天天去夜总会在摇滚乐伴奏下大跳其迪斯科﹑大看其西方黄色录像﹑对着卡拉OK机大唱其港台流行曲﹐另一方面却学着西方人权卫士的腔调严厉谴责中国政府毁灭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权----其目的只是为了逼迫中国政府给他们更多的钱去狂歌劲舞﹑纵情声色﹐让他们更加起劲地“改变西藏传统生活方式”﹑“毁灭西藏文化”﹑“侵犯西藏人权”----更是虚伪得令人作呕﹐这就叫做“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天葬》指出﹕“西藏却由于‘天’的因素﹐决定了其内部不具备现代化的条件和可能﹐它的现代化只能是外力加于西藏﹑并且由外力维持的。这被外力施加给西藏的现代化﹐与西藏社会的本质并不兼容﹐因此它就不可能完成把西藏传统社会也拉进现代化的任务。西藏社会的二元化状态将长久地存在﹐呈现为文明的一种分裂状态。”“具有本质意义的现代化﹐是通过中共对西藏的占领而强行‘崁入’西藏社会的。我用‘崁入’这个词汇﹐是强调那种现代化并非出于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也没有同西藏的传统社会相融合﹐而是从外部进入并且自成一体的。”“因为西藏的现代化只能是外来的﹐并且是西藏自身所不能供养的﹐因此无论这种现代化在今日西藏凸起到如何显眼的程度﹐我也只将其视为生长在西藏肌体上的肿瘤----它给西藏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病。”（26）

上引王力雄的第一段话是颠扑不灭的真理﹐本书开头论证过了。但他说现代化并非出于西藏社会自身的需要﹐这话与陈若曦发现的藏人的头号需求是“现代化”相矛盾﹐更与拉萨藏族青年如醉如痴地追求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商业娱乐的事实相矛盾﹐颇有“饱人不知饿人饥”的味道﹐本书导论已作过论述。王力雄还忽略了另一种“强行崁入”的外力----西方人权卫士。中共何尝心甘情愿掏出大把钞票来供养西藏的现代化﹖他们是害怕西方人权卫士的攻击与压力﹐不得不掏钱呀。当然﹐他们掏钱后﹐西方人权卫士就换一种罪名﹐更加起劲地攻击他们﹐这就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