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北朝志---第四章---其五十三：大局为上 -- 南北朝大蟑螂

在《北朝志》目前已经发布的几个章节来说，第四章算是很短的了，只有八节而已，不久就要结束了。《北朝》从诞生到现在，真的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很让我感动和惭愧。本来我想的很简单，在网络上搜搜，自己机器上查查，最多看几篇论文，应该一年就能搞定的。可是实际上，从03年到现在，我用了整整五年，却还是只能走出了很小很小的一步，这是当初所没有想到的。今后这项工作，我还是会做下去的，不管花上多少时间，其实写《北朝》的我，也是在不断的认识着北朝，认知着北朝。我的观念也不是不变的，这也就是当初花了不少时间打算修缮《北朝》的关系。不过后来发现这个坑根本就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填补的，也只有先搁着了。

到目前为止，综观拓跋氏的历史，其实要比南渡的晋室要艰难的多。如拓跋珪的复国，拓拔嗣的继承，都不是偏安一隅的东晋小朝廷所能想象的。而北魏初年的风起云涌，也比南朝的死水微澜要凶险上许多。有很多的人推崇刘裕，可是又有几人知道刘裕不过是继承一个朝廷，而拓跋珪却是完整的建立一个王国呢。刘宋忘于二世祖，而北魏兴起与拓拔嗣，有的时候真的很感慨，当然是有点愤青的心理在里面。

《北朝》之与我，其实并不是文章和作者的关系。应该说是老师和学生更加的确切点。在03年前，我是愤青，而现在，看东西我也要故作深沉了许多。其实历史兴亡国家变迁这种东西，真的不能单纯以军力国力能之形容，而这，却是当年的我所为之激昂的。一直留心着《北朝》的朋友们或者会发现，《北朝》越往后面，对政治体制以及文化的描写越多，这虽然是我所不擅长的，却是我所力图能够达到的。现在我所感到无力的是，我对《魏书》的解读还不够，还很不够，其实很多的历史事件，不能单纯的看在局中的中人，有的时候，局外的因素才是关键，而这些，却是我所匮乏的。简单的说吧，中国的史书，解读的困难的并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天，和人。天，是气候和环境，而人，则是制度和文化。这些东西，或者为很多的的研究者们所说烂了，可真正放到局里全盘论证的，又能有多少。

如苻坚南征，大臣们多有认为不可。但如放到全盘上来考虑，又能有多少因素是支持苻坚的出兵呢？北方的气候转冷，导致北疆的少数民族的南下频繁，前秦将无力南下；南方的东晋站稳了脚跟，以后的统一之战难度将大大的加强---对这个不了解的可以对比下南宋和南明的存亡时间；苻坚本人对后即者以及后即政权的担忧；北方以少数民族为主的部队在中原地区军力的急速下滑---想不清楚的可以对比下满清的八旗。

国者，莫大之器。政者，莫重之器。在野者往往无忌无惮畅所欲言，可一旦真的在庙堂之上了，又有几多轻重能与自主。中国历史的局，难就难在只喜欢个果，而淡忘了个因。

题外话多了点，还是回头来看拓拔嗣。

拓拔嗣对于魏国政权的贡献在他当政的时候就已经表露的很明显了。泰常3年（公元418年）雁门（今大陕西雁门），河内（今豫北）一带大水，拓拔嗣的应对是免去当年的年租，同时在国内征收其他州郡的钱粮以做赈灾之用，这个征收幅度为多大呢，《魏书.帝纪第三》对此的记载为“户五十石”，这个数字是相当的庞大的。这里引《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的概念“周秦至汉每斤大致为250克，合今半市斤，新莽时一斤之重略减(226.6克)。南北朝时东魏北齐每斤重量为新莽斤重之倍，南方只南齐每斤重量增加百分之五十，其余都依古(莽制)。”再考虑斤和石的比例关系，“一百二十市斤为一石，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汉书•律历志上》，折合下来一户出粮将近2.7吨…就算不考虑北魏在太和年前的户籍散乱，这样的征收量也是相当的惊人的。参照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486)颁布的征税条文中规定一夫一妇年缴纳租粟二石、调帛一匹，1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分别负担相当于一夫一妇的租调额来看，拓拔嗣这次的征调，可以说是可怕了。以至于这样征收下来的钱粮需要“积于定（今定州市）、相（今安阳）、冀（今翼城县）三州”。

如此规模的征调却在魏国国内没有激起民变，拓拔嗣不可不说是勤政有功。

内政如此，外务上，虽然终拓拔嗣一朝武功并无太盛之举动，但与安定国境而言，却是有莫大的功劳。泰常4年（公元419年），拓拔嗣在东庙主持祭祀，“夏四月庚辰，车驾有事于东庙，远籓助祭者数百国”《魏书.帝纪第三》，这里的东庙，我认为应该从“（泰常4年，公元419年）辛未，幸代，至雁门关，望祀恆岳。后二年九月，幸桥山，遣有司祀黄帝、唐尧庙。明年正月，南巡恆岳，祀以太牢。幸洛阳，遣使以太牢祀嵩高、华岳。还登太行。”《魏书.志第十》，为恒山的道观，即是在北魏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500—512 年)，改建成为今北岳庙的“东庙”。为祭祀北岳恒山之用。这个“数百国”的虽有夸张却也能说明当时的情况，拓拔嗣治下的北魏，的确是达到了国力日上的境界。事实上，北魏自拓拔嗣起，在北疆上除与柔然不睦常有战事之外，和大多数其他民族都能保证极好的睦邻关系，如北魏宗庙所在的“乌洛侯国”，“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魏书.志第十》，似可见北魏外务政策之效果。用《魏书》编者魏收的话来说，“西域虽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来，深得羁縻勿绝之道耳。”《魏书.列传第九十》，诚是言。而考“混一为心，未遑征伐”的由来，则应该起与拓拔嗣的北疆以防卫为主，进攻为辅的战略---关于拓拔嗣的北疆战略，可见《北朝志》的第四章中柔然相关部分。

而同样的对外政策，拓拔嗣也用与南方的东晋/刘宋政权。神瑞2年（公元415年），“（刘裕）溯河伐姚泓，遣其部将王仲德为前锋，从陆道至梁城。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弃州北渡，王仲德遂入滑台。诏将军叔孙建等渡河，耀威滑台，斩尉建于城下。”《魏书.帝纪第三》这是北魏和南方政权的第一次较量，北魏明显是输了一筹。而在此之后，拓拔嗣明显对于南方的政权要小心谨慎上了许多，“（泰常2年，公元417年）辛酉，司马德宗荥阳守将傅洪，遣使诣叔孙建，请以虎牢降，求军赴接。德宗谯王司马文思遣使王良诣阙上书，请军讨刘裕。诏司徒长孙嵩率诸军邀击刘裕，战于畔城，更有负捷。帝诏止诸军，不克。”《魏书.帝纪第三》，---就是在这次的战事中成就了刘裕却月阵的美名，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南北志.南朝篇》的相关段落---虽然从兵力以及给养上来看，魏军还是有相当大的优势，就是在此战之后拓拔嗣并没有妄动考虑报复性的行为而是很明智的对刘裕的势力采取观望的态度，这点，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相当的高妙。

或者有人觉得这是拓拔嗣的胆怯，但是如果结合当时魏国的大局考虑，拓拔嗣按兵不动的做法，我觉得还是很正确的。第一个因素是北疆，其时北方的以九十九泉为主的防御性战略布局刚成，虽然就在前几年（公元409年）拓拔嗣亲征严重的打击了柔然的势力，但与北魏而言，受情报的局限性，柔然的动向还不明朗，在这样的情况下负气南征，将有腹背受敌之患。第二个因素在于国内，以魏国国内情况而言，虽然比邻国诸国如后秦要好上许多，但自西晋亡国以来，北方的天气就极为恶劣，虽然有拓拔嗣的安定农业，藏富于民的政策多为刚刚实行，百业不振且要安置邻国流亡过来的民众，已经给魏国的国力带来了很重的负担，拓拔嗣在神瑞2年的诏书中就这样说道，“顷者以来，频遇霜旱，年谷不登，百姓饥寒不能自存者甚众”《魏书.帝纪第三》。这两点为崔浩所总结，认为是“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发军。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东州复危。”《魏书.列传第二十三》，而上文的事实也证明，拓拔嗣此时不发兵，对内政而言，实在是有莫大的好处，比对前文所引的泰常3年的水灾中的征调数额，如无泰常2年春的这次息战，是绝对不可能做到如此调度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考虑，拓拔嗣此举也可以说是极大的稳定了国内的汉族势力---毕竟，罢兵是出自汉族的官僚而出兵的意见则多为鲜卑族的将领所主张。何况，息战的时间为农耕之始，拓拔嗣此举，实在是相当的正确。

然而拓拔嗣之于魏国的大贡献却不仅于此，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妥善的选择了继承人，也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即将以战神之姿统一了北方正式的将北魏从国升格为帝国---这里是用西方的概念---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这也是很多朋友所提醒我的。

泰常7年（公元422年），拓拔嗣“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焘为泰平王，焘，字佛厘，拜相国，加大将军…五月，诏皇太子临朝听政。是月，泰平王摄政。”《魏书.帝纪第三》，军权，政权，集与拓跋焘一身，不仅从名义上，更加从实质上奠定了拓跋焘的继承人的身份。

关于拓拔嗣生前就决定继承人的原因，在《魏书.帝纪第三》中认为是“初，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机”，而在《魏书.列传第二十三》也就是崔浩传中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太宗恆有微疾，怪异屡见，乃使中贵人密问于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国之君皆将有咎。今兹日蚀于胃昂，尽光赵代之分野，朕疾弥年，疗治无损，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将如之何？其为我设图后之计。’浩曰：‘陛下春秋富盛，圣业方融，德以除灾，幸就平愈。且天道悬远，或消或应。昔宋景见灾修德，荧惑退舍。愿陛下遣诸忧虞，恬神保和，纳御嘉福，无以暗昧之说，致损圣思。必不得已，请陈瞽言。自圣化龙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若此，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此乃万世之令典，塞祸之大备也。今长皇子焘，年渐一周，明睿温和，众情所系，时登储副，则天下幸甚。立子以长，礼之大经。若须并待成人而择，倒错天伦，则生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载籍所记，兴衰存亡，鲜不由此。’太宗纳之。”这里全段录入，以为参对。

拓拔嗣不仅为自己死后的王国留下了国君，最关键的是，他还准备了好了辅佐国君的幕僚，“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 坐西厢东面。百僚总己以听焉。”《魏书.列传第二十三》，这几人确是当世的名臣，这一点，拓拔嗣自己是这样评价的，“长孙嵩宿德旧臣，历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安同晓解俗情，明练于事;穆观达于政要，识吾旨趣;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丘堆虽无大用，然在公专谨。”《魏书.列传第二十三》，而未来也证明，拓拔嗣的这一席话并无为过。

从性格上来看，综合上点考虑，拓拔嗣应该是一个相当稳重的人了，但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拓拔嗣，也会有昏头的情况。泰常7年（公元422年），乘着南方政权的刘裕新死，拓拔嗣亲自领军，南征刘宋。当然，这次的征伐的决议也不是一帆风顺，崔浩就坚决反对，崔浩认为“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魏书.列传第二十三》，从这次战役的结果来看，崔浩之言，确实是相当的明智。但是这样的意见却遭到了拓拔嗣的驳斥。考拓拔嗣的生活习惯，似乎不难为他这次的热血找到答案，“初，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机”，寒食散，又名五石散，效果似乎因人而异，而其中有一种则为 “心加开朗，体力转强”《诸病源候总论.寒食散发候篇》，可见具有类似现今迷幻药之类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拓拔嗣做出不符常性的举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当然，从人情考虑，也有可能拓拔嗣已经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要留点身后名的想法在里面。

拓拔嗣选错了出兵的时间和对象，也选错了统帅的人选，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上，他选用了奚斤为主帅。奚斤，本传认为是“聪辩强识，善于谈论，远说先朝故事，虽未皆是，时有所得。听者叹美之。每议大政，多见从用，朝廷称焉。”《魏书.列传第十七》，再结合拓拔嗣本人的评价“奚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可见其辩才无碍。但说到用兵，考其本传，实在是二流水准，所得的战绩多为攻高车等少数民族所获，唯一一次对上稍稍能称上对手的柔然，也是无功而反且士卒伤亡甚重，可见非将才。而就是如此，拓拔嗣却征用为征南的主将，此次的战事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将才难当，谋士也未必易与。奚斤在对待刘宋的战术上，采用了攻城为主的战略，这是典型的辩士风格，即驳倒对方的主要论题，等待对方在观众的嘲笑下的不攻自破。在这一点上，崔浩却看的很是明白，崔浩认为“南人长于守城，苻氏攻襄阳，经年不拔。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时克，挫损军势，敌得徐严而来。我怠彼锐，危道也。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虎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魏书.列传第二十三》，实在是高妙。可惜不为奚斤所用---用倒是用了，可惜没用彻底，当作没用---，导致北魏的这次南征在开始就陷入了滑台拉锯战的这样一个泥泞中。